一心一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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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该用户没有自我介绍
  • 决策理论中的悲观原则是谁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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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的决策理论

    作为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着眼于合理的决策,即研究如何从各种可能的抉择方案中选择一种“令人满意”的行动方案。赫伯特·西蒙是决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该学派吸收了系统理论、行为科学、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管理学派。

    决策理论学派的理论基础是经济理论,特别是消费者抉择理论,即在一定的“合理性”前提下,通过对各种行为的比较和选择,使总效用或边际效用达到最大。因此,它们也是决策理论学派的主要决策对象。

    决策理论学派很重视对决策者本身的行为和质量的研究。西蒙和马奇在《组织》一书中,将“决策人”作为一种独立的管理模式,即认为组织成员都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合理地选择手段的决策者。

    西蒙指出组织中经理人员的重要职能就是做决策。

    1、决策的制定包括四个主要阶段:
    ①找出制定决策的根据,即收集情报;
    ②找到可能的行动方案;
    ③在诸行动方案中进行抉择,即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从各个备择方案中选定一个方案;
    ④对已选择的方案及其实施进行评价。决策过程中的最后一步,对于保证所选定方案的可行性和顺利实施而言,又是关键的一步。经过综合概括,发现在这四个阶段中,公司经理及其职员们用很大部分工作时间来调查经济、技术、政治和社会形势,来判别需要采取新行动的新情况。

    2、决策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所谓程序化决策,就是那些带有常规性、反复性的例行决策,可以制定出一套例行程序来处理的决策。比如,为普通顾客的订货单标价,办公用品的订购,有病职工的工资安排等等。
    所谓非程序化决策,则是指对那些过去尚未发生过,或其确切的性质和结构尚捉摸不定或很复杂,或其作用十分重要而需要用现裁现做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决策。比如,某公司决定在以前没有经营过的国家里建立盈利组织的决策,新产品的研制与发展决策等等。但是这两类决策很难绝对分清楚,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只是像光谱一样的连续统一体。

    3、不同类型的决策需要不同的决策技术。决策技术又分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传统技术是一种古典技术,是从有记载的历史到目前这一代一直为某些经理和组织所使用的工具箱。现代技术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技术。

    **组织设计是组织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西蒙对组织设计理论的新贡献,在于他的组织设计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决策理论基础上的。组织设计要有利于组织决策,以及为决策所必须的信息传递、信息处理工作。为此他认为:

    ①组织结构的设计首先要从建立组织目标体系入手,这既是规定组织结构的重要依据.又是影响组织决策环境的重要因素。

    ②分工。西蒙强调的组织分工不是指业务内容的分工,而是将整个决策系统的组织分解为彼此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以尽量减少子系统之间的依赖性,使其有充分的决策权,以便最大限度地分散决策。

    ③组织的工作重心。西蒙认为现代组织所处的环境是“信息丰富”的环境,然而由于组织成员的能力有限,组织必须把自己的有限能力花在重要决策即工作重心的任务上。

    ④ 组织的权力配置。西蒙认为从组织的决策角度看,集权和分权各有利弊,因此他强调要适当的分权和集便而不应绝对分权和集权,因为组织活动是集体活动,要顺利实现组织目标,必须有一定的集中协调机制。但若过分集权,又会导致决策者负担过重,无法集中精力考虑重大决策问题,还会造成下级人员无所作为和决策脱离实际等问题。

    总之,西蒙的以决策为核心的行政组织研究方法,使行政组织的研究焦点由对制度、法制、结构等静态层面的研究转变到对决策过程的动态研究、目前,这种以决策——政策为主导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潮流已经成为西方行政学的流派之一。
    参考资料:http://q.163.com/nvbao/blog/yuanyuan5580/914557220071114113852575/
    10-03-09 报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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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试述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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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管理
    [编辑本段]学科专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电影、电视、报纸、网络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传媒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传媒业也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朝阳行业,而艺术文化类专业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与传媒业息息相关的又一大高等艺术教育专业。艺术文化类专业被称为继音乐、美术之后兴起的“第三类艺术专业”,俗称“文管专业”、 “影评专业” 、“戏文专业”或“编导专业”,是国家计划内四年制本科,部分院校附设专科,属艺术类提前批录取。
      它广泛地包括如下三类专业:编导类:下设广播电视编导(文艺编导方向)、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方向)、广播电视编导(出镜记者方向)、影视学(影视与传媒方向)、导演、摄影摄像等专业方向;文学类:下设戏剧影视文学(编剧)、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文化与传播方向)、戏剧影视文学(影视剧译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影视媒体理论方向)、戏剧学等专业方向;管理类:下设公共事业管理(文化艺术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文化经济方向)、公共事业管理(影视制片方向)、公共事业管理(艺术教育方向)、国际文化交流等专业方向。
      艺术文化类专业主要面向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影电视制作机构、报刊杂志社等各种影视传媒及文化管理部门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目前我国的许多专业艺术院校和各级综合院校都纷纷开设此类专业,并专门组织相关的艺术专业高考测试,择优录取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入学深造。
      艺术文化类招生院校正以每年一倍的速度增加,招生名额也在不断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开设有此类专业的院校已有二百多所,如: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独立设置的艺术类院校;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沈阳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济南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山东经济学院、暨南大学、西南大学等综合类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师范类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名校分校及二级学院;黄河科技学院、河北影视艺术学院等民办院校。目前,艺术文化类专业作为一类新兴的热门专业正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每年都有不少院校新开设此类专业。
    [编辑本段]文化管理的对象和内涵
      根据现在的认识程度和研究水平,我以为,它大致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国家对于文化艺术发展所制定的大政方针,国家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法律、法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对于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所制定的具体政策、文件、措施;国家对于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方针政策。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内容,但我认为这四个方面是主要的。归结起来,就是国家权力对文化发展的干预顺应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恩格斯在致康• 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着它沿着另一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第483 页)
      我以为,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文化领域,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对于文化发展的干预,也将产生三种后果:当它顺应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时,文化就繁荣昌盛;当它偏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时,文化的发展则缓慢;当它违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时,文化的发展则停滞或遭到破杯。建国三十多年来各个时期对文化的管理及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对文化的管理及结果,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研究国家权力对文化发展的干预过程,进而研究如何使国家权力对文化发展的干预顺应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文化管理学研究不容忽视的一个内容。
      如果我们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作一个大系统,那么,政治、经济、文化便是其中的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相互促进,其健康发展所产生的合力,将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文化管理学则探讨:当三个子系统处于相互促进的最佳点的时候,文化这个子系统将是一种什么状态?而当另外两个子系统有所发展和变化时,文化这个子系统将如何迅速脱离旧的稳定状态,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迅速跟上去?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但也正是文化管理学的根本任务所在。
      从微观方面来讲,文化管理学要研究以下一系列课题:文化艺术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质量管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管理,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立法,文化管理的基本原则,文化艺术工作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管理;文化艺术工作中的后勤管理,等等。
      文化管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与文化学、现代管理学、文艺学、社会学、人才学、心理学等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这些亲缘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将为文化管理学的建立、成长和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文化管理的作用

      
      1.导向作用
      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根本宗旨和目标是什么?企业的根本宗旨和目标构成了员工奋斗的共同理想或愿景,但是企业目标不能仅仅是追求盈利,企业要能够凝聚人,就必须有超越利润的价值观,就需要实施文化管理。
      2.激励作用
       
      对员工的激励,应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物质需要可以用物质去满足,而精神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自尊需要则要靠企业文化。这就是现在很多企业在留住人才的时候,不仅只靠待遇留人,还要靠感情和事业留人。而感情和事业正是文化的一部分。
      3.凝聚作用
      企业应能够团结员工的心,使他深切感到这个事业值得追求,使他感到企业如家,也可以通过企业文化,通过文化的感情诉求实现。
      4.塑造作用
       
      人都是环境影响的产物,一流的员工不仅要有一流的业绩,一流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风貌、作风、敬业精神都应该是一流的。企业文化特别强调,员工之间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
    10-03-09 文化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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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决策理论中的悲观原则是谁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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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的决策理论

    作为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着眼于合理的决策,即研究如何从各种可能的抉择方案中选择一种“令人满意”的行动方案。赫伯特·西蒙是决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该学派吸收了系统理论、行为科学、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管理学派。

    决策理论学派的理论基础是经济理论,特别是消费者抉择理论,即在一定的“合理性”前提下,通过对各种行为的比较和选择,使总效用或边际效用达到最大。因此,它们也是决策理论学派的主要决策对象。

    决策理论学派很重视对决策者本身的行为和质量的研究。西蒙和马奇在《组织》一书中,将“决策人”作为一种独立的管理模式,即认为组织成员都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合理地选择手段的决策者。

    西蒙指出组织中经理人员的重要职能就是做决策。

    1、决策的制定包括四个主要阶段:
    ①找出制定决策的根据,即收集情报;
    ②找到可能的行动方案;
    ③在诸行动方案中进行抉择,即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从各个备择方案中选定一个方案;
    ④对已选择的方案及其实施进行评价。决策过程中的最后一步,对于保证所选定方案的可行性和顺利实施而言,又是关键的一步。经过综合概括,发现在这四个阶段中,公司经理及其职员们用很大部分工作时间来调查经济、技术、政治和社会形势,来判别需要采取新行动的新情况。

    2、决策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所谓程序化决策,就是那些带有常规性、反复性的例行决策,可以制定出一套例行程序来处理的决策。比如,为普通顾客的订货单标价,办公用品的订购,有病职工的工资安排等等。
    所谓非程序化决策,则是指对那些过去尚未发生过,或其确切的性质和结构尚捉摸不定或很复杂,或其作用十分重要而需要用现裁现做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决策。比如,某公司决定在以前没有经营过的国家里建立盈利组织的决策,新产品的研制与发展决策等等。但是这两类决策很难绝对分清楚,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只是像光谱一样的连续统一体。

    3、不同类型的决策需要不同的决策技术。决策技术又分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传统技术是一种古典技术,是从有记载的历史到目前这一代一直为某些经理和组织所使用的工具箱。现代技术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技术。

    **组织设计是组织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西蒙对组织设计理论的新贡献,在于他的组织设计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决策理论基础上的。组织设计要有利于组织决策,以及为决策所必须的信息传递、信息处理工作。为此他认为:

    ①组织结构的设计首先要从建立组织目标体系入手,这既是规定组织结构的重要依据.又是影响组织决策环境的重要因素。

    ②分工。西蒙强调的组织分工不是指业务内容的分工,而是将整个决策系统的组织分解为彼此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以尽量减少子系统之间的依赖性,使其有充分的决策权,以便最大限度地分散决策。

    ③组织的工作重心。西蒙认为现代组织所处的环境是“信息丰富”的环境,然而由于组织成员的能力有限,组织必须把自己的有限能力花在重要决策即工作重心的任务上。

    ④ 组织的权力配置。西蒙认为从组织的决策角度看,集权和分权各有利弊,因此他强调要适当的分权和集便而不应绝对分权和集权,因为组织活动是集体活动,要顺利实现组织目标,必须有一定的集中协调机制。但若过分集权,又会导致决策者负担过重,无法集中精力考虑重大决策问题,还会造成下级人员无所作为和决策脱离实际等问题。

    总之,西蒙的以决策为核心的行政组织研究方法,使行政组织的研究焦点由对制度、法制、结构等静态层面的研究转变到对决策过程的动态研究、目前,这种以决策——政策为主导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潮流已经成为西方行政学的流派之一。
    参考资料:http://q.163.com/nvbao/blog/yuanyuan5580/914557220071114113852575/

      有些编程语言支持多重继承,即一个子类可以同时有多个父类,比如C++编程语言;而在有些编程语言中,一个子类只能继承自一个父类,比如Java编程语言,这时可以利用接口来实现与多重继承相似的效果。
      在c++语言中,一个派生类可以从一个基类派生,也可以从多个基类派生。从一个基类派生的继承称为单继承;从多个基类派生的继承称为多继承。
      派生类的定义格式
      单继承的定义格式如下:
      class <派生类名>:<继承方式><基类名>
      {
      <派生类新定义成员>
      };
      其中,<派生类名>是新定义的一个类的名字,它是从<基类名>中派生的,并且按指定的<继承方式>派生的。<继承方式>常使用如下三种关键字给予表示:
      public 表示公有基类;
      private 表示私有基类;
      protected 表示保护基类;
      多继承的定义格式如下:
      class <派生类名>:<继承方式1><基类名1>,<继承方式2><基类名2>,…
      {
      <派生类新定义成员>
      };
      可见,多继承与单继承的区别从定义格式上看,主要是多继承的基类多于一个。
      派生类的三种继承方式
      公有继承(public)、私有继承(private)、保护继承(protected)是常用的三种继承方式。
      1. 公有继承(public)
      公有继承的特点是基类的公有成员和保护成员作为派生类的成员时,它们都保持原有的状态,而基类的私有成员仍然是私有的。
      2. 私有继承(private)
      私有继承的特点是基类的公有成员和保护成员都作为派生类的私有成员,并且不能被这个派生类的子类所访问。
      3. 保护继承(protected)
      保护继承的特点是基类的所有公有成员和保护成员都成为派生类的保护成员,并且只能被它的派生
    10-03-09 报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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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宪政视角下的我国财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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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财政制度是国家宪政体制的重要组成,其构建离不开宪政思维。文章是从宪法学的视角切入,探寻国家财政应有的精神内涵,反思我国财政体制漏洞,并立足宪法政治范式,对如何改革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几点思考,使财政改革体现宪政理念,形成宪政秩序。
      [关键词]宪政理念;财政精神;财政改革
      
      一个政府的运作总是建立在一定的财政基础之上。科学合理的财政制度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审计风暴”,揭示出了我国财政活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鲜有从宪法学角度对产生问题的根源进行剖析。运用宪法方法分析财政部门法,可以从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一般关系中发现财政的本质属性,在制度本源上把握其基本理念和价值目标。本文试图从宪法学的视角切入,对财政的精神内涵进行分析,在比较中反思我国财政体制上的漏洞,使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体现宪政理念。
      
      一、宪政纬度下的财政
      
      所谓财政,是指国家和其他公共团体为满足公共欲望而取得、使用和管理资财活动的总称心。国家财政制度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相适应。综观西方各国财政制度的发展历史,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始终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性。因此,财政制度的精神内涵要体现宪政的基本价值。
      宪政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核心和宗旨是限制政府权力,保证公权力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也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以保障和实现人权,从而最终达到国家权力回归于人民。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要素作为宪政的基本内涵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现代财政是以实现公共需要和弥补市场失灵为中心展开的,最大可能地体现社会公众的意志。和宪政所指向的目标相一致,财政的核心在于满足“公共欲望”,根本要义在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因此在财政制度设计上,也体现了宪政秩序的精神,通过贯彻民主、法定等原则,保证政府的财政行为受到民众的控制。
      
      二、宪政理念下财政精神诠释
      
      国家取得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过程,直接涉及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公民权利与国家公权力间的相互关系、政府部门间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问题。这些方面涉及国家政治的根本性事项,现代国家的宪政制度通过民主、法治、分权等基本精神和制度构件,作出了有效而充分的规定。因此在财政领域,运用宪法学的视角来阐述财政制度的精神内涵,更有助于把握财政的精髓。
      在宪政的品格诠释下,国家财政制度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宪政理念决定了财政必须遵循民主。宪政的首要原则是“人民主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受制于人民,表现在财政法领域就是财政民主。在现代国家,政府主要是依靠税收而运作治理社会的,其财政权力根本上来源于人民。政府受社会公众的委托,出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从社会公众手中集中一部分财力,以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公共产品。税收在实质上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一种剥夺,因此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会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赤裸裸的侵犯。
      为了防止政府滥用财政权,宪政国家在授予政府征税权的同时,也为限制其权力作了制度设计。财政民主的理念强调财政由人民控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具体到财政制度上,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重大财政事项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这实质就是赋予普通公民和企业参与国家财政事务的权力。
      
      (二)宪政理念决定了财政必须遵循法治。法治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宪政本身是法治的最后与最高阶段。没有法治作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宪政。宪政强调依法治国,国家的财政行为,同样必须遵循法律规范,实现财政法定。
      财政法定是财政民主实现的重要途径。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宪章》《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实质上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旨在保障民主原则在制度上予以实现。
      财政法定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伴随着财政职能的扩张,财政的影响越来越大。除了税收之外,费用征收、国债发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无一不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往,法律保留的范围一般也只限于侵害行政,而与财政支出有关的授益行政大都通过授权立法的形式由政府决定。事实上,财政支出在法律上并不简单地表现为授益行为。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特定主体的授益,其实就是对其他主体的侵害。有鉴于此,财政法定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税收,包括其他财政收入形式,也包括财政支出。制度上,财政法定表现为议会对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并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不仅仅国家的财政权力法定、义务法定,而且财政活动的程序也必须法定。
      
      (三)宪政决定了财政必须遵循分权。法治的核心是“他律”而非“自律”。实现国家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独立和相互制约,历来是宪政密切关注的。出于对权力行使者可能滥用权力的警惕,宪法强调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和政府内各部门间的相互制约,关注国家权力的理性设置和运作。宪法中的分权制度既包括确立国家机关之间横向分权的政权组织制度,又包括纵向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
      控制政府的财政权力是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关键,财政权力监督制度是权力制约宪政体制的核心与关键。国家权力行使者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征税权力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出于对国家可能滥用征税权的警惕,财政制度同样需要通过分权制衡来限制国家财政。
      和国家宪政的分权相一致,财政制度的合理运转同样涉及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分权制衡。横向上,主要是在国家内部建立相对分散与独立的权力中心,以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建立包括立法机构财政监督、司法机构司法审查、审计部门对政府的财政情况审计等在内的权力制衡体制,并从人员、财政、权力等各方面保障其独立性,实现有效的制衡。纵向上,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主要是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力和公共职能,通过法律保障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稳定和相互制衡。
      
      三、我国财政制度的内在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制度都属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国家分配型财政,与现代宪政理念存在脱节。运用财政的精神内涵检视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财政制度向适度分权的公共财政转型过渡。
      
      (一)民主原则没有有效贯彻。由人民代表大会控制财政权,代表人民对我国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决定、管理和监督,是财政民主在我国财政制度上的具体体现。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审查、批准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调整预算的职权。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却没能真正将这个权力落到实处。资料表明,建国以来我国只有两项工程是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一是1956年批准的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二是1992年批准的三峡工程建设项目。而南水北调工程其总投资额约为3500亿元,建设工期达30年,“国家大剧院”50亿元的预算,都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就上马了。
      政府预算是财政收支活动接受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监督的重要途径,理应包含政府的所有收支行为。但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预算资金”外,还存在大量“合法”的“预算外资金”。甚至在这些资金之外,还有许多违法的预算外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导致国家分配秩序极度混乱,财政活动失序的问题大量存在,而且使正当的财政受到很大侵蚀,赤字规模不断扩大,财政危机潜滋暗长法律规范少,效力层次低。财政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因此对于财政支出、收入和管理等方面的重大事项,都应由效力较高的法律来进行规范,这是财政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但目前我国除了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立法法》等基本法律对国家财政制度有零散的规定外,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财政收入领域仅有三部,财政管理领域只有两部,财政支出领域则完全空白;其余的大部分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有的甚至只是财政部或税务总局的内部规范性文件。
      我国在财政制度上法律规定的不足,以及法律责任的缺失,造成了大量财政行为得不到有效规范。依据宪法规定,凡是经过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财政预算,即成为具有效力的法律法规,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任何一级政府违反国家预算,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但由于大量财政管理方面的具体制度都是由行政法规甚至部门规章作出的,法律规范效力低,在实践中约束力不强,容易受到行政部门的干预和调整。
      效力层次低也导致违反财政制度的责任难以落实。我国财政监督部门很难对违反国家财政制度的部门进行实质性问责,全国人大也缺乏有效手段对相关的行政部门追究责任。在历年的“审计风暴”之后,都鲜闻有关部门领导被追究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的情况。而且被审计出大量问题的各大部门,面对社会舆论的质问和监督,更是集体失语,既无领导干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引咎辞职,也无高级领导干部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而受到处分。
      
      (三)财政制度设计缺乏有效制衡。尽管我国在财政制度上设计了多种形式的监督,但并未能有效地起到制衡作用。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我国政府的财政监督机构主要有财政部、审计署、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对财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理。此外,还有立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其中,对政府财政行为进行专门监督的机构是国家审计机关,我国国家审计机关称为审计署。我国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行使职权。这样是将审计作为一种行政控制——政府对自身财政的监控,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
      我国政府预算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再由同属行政部门内的审计署来监督,这有违分权之基本精神。从制度上看,我国审计署的经费由财政部门控制,审计长由政府总理提名,且没有任期上、职务上的保障,很难实现审计独立、确保审计有效和公正。且审计署在国务院机构中排名靠后,很难有足够权威来监督其他部委。
      纵向上,由于缺乏宪法、法律的规制,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大多是以政策、法规等形式加以规定,缺乏稳定性,这导致我国实际上形成了“财政联邦主义”结构和体制。地方政府往往缺乏必要的财政权,因此其财政所得的税收收入无法为其履行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职能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许多地方政府继而转向税收之外的其他财政收人来源寻求资金的支持,大量收取各种名义的行政规费,从而形成了“费大于税、费挤占税”的局面。这样一来,“预算外”和“制度外”等非税收财政收入大规模上升,给我国的财政管理和社会管理带来了混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四、宪政思维下的我国财政改革
      
      我国财政制度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党和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深化财政制度改革。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财政制度的健全与国家宪政的建设休戚相关。只有从改革与完善中国宪政制度的角度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财政存在的问题,使财政改革体现宪政理念,形成宪政秩序。
      
      (一)保障人民代表机关对财政的控制。“一个不受民意和法律约束的政府最终也无法受到民意和法律的保护。”政府从人民手中取得财政收入,就必须让人民充分了解这些钱的具体花费情况,对人民负责。人民代表机关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审议政府财政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上。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政府预算,是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宪政的关键。整个政府的财政从征税始,到预算支出、绩效评估,每一步都应该在民意代表机构的决定与掌控之中。
      在预算的编制上,要通过逐渐改善预算草案,完善预算报告及列支制度,在政府预决算中列出各项开支的具体情况等,使预算案真正体现政府开支;在预算内容上,要完善预算收入制度,通过法律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渠道,逐渐减少并最终杜绝政府的预算外收支;在预算的执行上,落实责任制度,对相关部门采取问责手段,实现对预算的严格管理和有效落实,约束政府对资金分配的恣意性。如此,才能尽可能保持财政平衡,防止赤字过高,防止政府财政危机的出现。
      
      (二)加强法制。实现财政关系的法治化。我国当前以政策代替立法、以法规规章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必须通过严格的授权立法制度予以消弭。法理上称之为“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是指某些立法事项由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染指,或非经授权不得就其立法。
      贯彻法律保留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财政制度的基本内容予以明确、具体的规定。具体包括:在修改宪法时将财政和税收作为专题加以规定,将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财政、税收、规费和公债等内容规定于宪法中;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制定财政基本法律,例如《财政基本法》《财政监督法》《转移支付法》等,并完善《预算法》《政府采购法》,使之更具操作性;对于需要由行政部门制订规则来调整财政关系,也必须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立法法》的要求授权,并在授权的法律中明确授权的目的、内容和范围。
      伴随着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财政责任也必须法定。进一步完善财政责任的追究,将分散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对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的处理规定纳入法律规范,通过落实法律强化对违反财政制度的部门和个人的责任追究。
      
      (三)健全财政上的权力制约体系。我国财政制度已经包括了横向和纵向的分权。但由于审计部门并不独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缺乏法律规定,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制衡。当务之急是在现有国家结构上,进一步深化国家制度改革,理顺权力制约关系。
      西方国家宪法基于“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原则,往往通过设立专门的审计机关,将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及其效益纳入财政监督的范围。与我国不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将审计监督作为代议机关之财政监督权在监督范围上的拓展,因此其审计人员的任免权由议会掌握,对议会负责,并且经费保障独立。
      审计独立是有效、公正审计的前提条件。为了改善我国目前审计部门作用不强的问题,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将审计署从国务院部门中独立出来,在人大下设审计院,与高检院、高法院平行,专门负责审计。通过使审计机关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审计功能从行政功能中分离出来,使之具有相对独立性,专司监督公共财政的功能。审计将问题曝光后,由人大常委会来提起政治性问责,由检察机关启动司法性问责。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及多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上,体现为我国单一财政体制下的有限“分权”。我国应坚持法律保留原则,通过宪法或基本法律的条文作出规定,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和事权,明确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统一。此外,还需要建立能够公正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争端的机制
    10-03-09 报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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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校应如何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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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知识,大量摄取知识让想象力充分发挥。
    不过只靠知识增进想象力是不够的,你必须做到想象力无处不在才行。
    人生感悟,智慧,想法,人生经历等等也可成为想象力。(想象力就是无处不在)

    想象力是可以锻炼的,所谓万事起头难,只要运用的久,想象力就丰富了。至於如何锻炼就视人而定。

    想象力也可靠情绪激发,只要接触到某些事物,或是脑海里想到某些东西,情绪受到感触,想象力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有时还会源源不断)
    不过想象力是不会伴随著烦恼或焦虑出现,这是必须知道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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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09 学校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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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部网信息组织规划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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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交换的信息可能包括:
      (1)、行政信息:如通知、管理指令等;
      (2)、客户信息:客户服务、客户联络,在线服务是即时通讯软件在企业市场大有为的领域;
      (3)、同行信息:商品价格、流量,合同,同行联络等。
      2、群体交换的信息可能包括:
      (1)、成员信息:群体成员个人自己的信息。
      (2)、寻求支持:这个信息在一些社区特别明显,比如软件开发群体中。
      (3)、资源共享:资源共享是很多群体很重要的特征,他们共享的可以是文件形式的资源,也可以是文字形式的资源,比如博客。
      (4)、管理信息:一个群体虽然企业那么正规,但是一些管理性的还是存在的,也需要向成员进行发布。
      3 、个人交换的信息可能包括:
      (1)、私人信息:家人或者亲密朋友之间的联系和信息交换
      (2)、交际信息:结交朋友或者联系信息的保持等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文章~

    [编辑本段]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运行
      城市规划是以发展眼光、科学论证、专家决策为前提,对城市经济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发展进行规划。具有指导和规范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是城市综合管理的前期工作,是城市管理的龙头。城市的复杂巨系统特性决定了城市规划是随城市发展与运行状况长期调整、不断修订,持续改进和完善的复杂的连续决策过程。城市建设是以规划为依据,通过建设工程对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改造,是为管理城市创造良好条件的基础性、阶段性工作,是过程性和周期性比较明显的一种特殊经济工作。城市运行就是指与维持城市正常运作相关的各项事宜,主要包括城市公共设施及其所承载服务的管理。城市规划和建设最终还是为了服务城市运行,服务市民。城市设施在规划、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后方能发挥功能,提供服务,真正为市民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保障市民正常生活。如果说城市规划是一种专业设计及地方立法行为,城市建设是一种以质量竞争、价格竞争、技术竞争为主要手段的市场经济行为[15],参照GBCP和谐三角模型[16],我们认为城市运行是政府、市场与社会围绕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各要素共同作用于城市而产生的所有动态过程,正是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推动了城市发展。
    [编辑本段]我国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1、城市建设资金缺口大,欠帐多,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据统计,近三来,我市用于城市设施建设的资金达7200多万元,而财政投入资金2260万元,资金缺口大,欠帐多,资金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城建事业发展的“瓶颈”。其原因主要是市场观念淡薄,上级政策没有用足用好用活,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倾向。近年来,在老城改造中,虽然采取“以路带房,以房补路,配套建设,综合开发”等办法筹措资金,但从总体上看,筹资的渠道不宽、办法不活。
      2、配套建设跟不上,生态环境差,服务功能不完善。由于城市土地珍贵,所以惜土如金,见缝插房,舍不得拿出土地搞环境绿化和公用设施建设,这种情况在城市中心区的黄金地带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城市绿地太少,“绿意”不浓,缺乏现代气息;另一方面,公用设施太少,服务功能不健全,这已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
      3、城市建筑形式单一,缺乏文化品味和现代气息,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没有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出来。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做到历史风貌与现代文明和谐统一,是摆在我市城市建设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4、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运行三个阶段之间的管理脱节。盲目开发、违背规划、不考虑运行服务的现象时有发生。表现在城市建设有脱离实际“大干快上”、急功近利追求“政绩”的现象,结果带来了至今难以纠正的损失,这方面的教训也是深刻的,群众对此怨声载道,牢骚满腹。例如,钧陶城的开发与建设即属此类情形。
      5、近几年来,由于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原城市规划严重滞后,同时又没有及时制订出控制性规划,使得乱占乱建的现象比较严重,这种现象在城乡结合部尤为突出。
    10-03-09 管理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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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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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赶超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对于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来判断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改造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实现企业改革的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对外开放,逐步地拆除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各种市场藩篱和贸易壁垒,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还使我国的很多企业了解和学会了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国际标准来确立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调控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且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国情来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缓和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破坏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自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特大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破坏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采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多种经济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经济长期繁荣。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各种严密的法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各种配套措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实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不仅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大开放格局。就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在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大开放。所谓大开放,就经济方面来说,不仅东部地区要开放,而且中、西部地区也要对外开放;不仅第一产业要对外开放,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也要对外开放;不仅要采取贸易的形式,而且要采取技术交流、资金往来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不仅要在经济上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要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总之,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放到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和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都各有所长,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在邓小平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各国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避免国民经济受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支配、摆布,确保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以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品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利用外资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为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新世纪到来的新条件下,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还要作进一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吸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管理先进的项目,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要由原来的以地区性差别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差别性优惠为主,重点引导外资流向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通信设施、农业开发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流向汽车、航空、电子、机械、通信设备等支柱产业,流向商贸、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出口贸易战略。首先是以质取胜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国家,人口众多,技术已具一定实力,因此,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价廉质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环节,下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从而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两方面的优势。要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机电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增加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和重要资源的出口,尽快实现出口贸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其次是市场多元化战略。90年代初,我国出口产品市场90%以上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市场过分集中,不仅会增加市场风险,而且还可能导致进出口贸易受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继续巩固西方国家和港澳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市场,力争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对同一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还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是实行均衡开放政策,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地理区位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对外开放中率先起步,进而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梯度开放格局。这种非均衡对外开放战略,在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初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我们的经济政策倾斜重点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扩大和转移,从而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倾斜开放”向“均衡开放”的战略转变。在加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有别东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开放区域,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扶持力度,扩大审批权限,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内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实行均衡开放还要实现对外开放由区域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原先的区域优惠政策容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实施产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支柱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此外,我们还要实现从浅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向深层次参与转变,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过程覆盖和辐射各个部门和更加广阔的地域,实现纵深循环,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  
    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质量的提高。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战略任务。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高度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并且在生产、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都趋向国际化和全球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性问题。我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生产体系,对外经济体系、技术引进和推广体系、外经服务和监督体系以及社会信息体系,还包括为它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生活、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应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出口或合作开发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组建工、贸、技、银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国际市场,如果我们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真正的企业集团称雄于国外,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外向型经济目标就能更快地达到。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应当根据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机制。我们应当尽早实现从外贸企业的审核制度向登记制度的转轨,让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尽早进入国际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地把进口关税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把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 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 58 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 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 7 倍和6. 6 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 %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
      3.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 5 ,早已超过0. 4 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 %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 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
    10-03-08 报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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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及其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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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诚信事实践活动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
      现在无论干什么都讲究诚信,学生要做诚实守信的人,不撒谎,与同学之间要做到一诺千金;商人要做诚实守信的人,商品不掺假,这样才能销售营业额高;老百姓要做诚实守信的人……总之在当今社会没有诚信寸步难行,那大家都做了哪些诚信事呢?是不是真正做到诚实守信呢?因此我针对“身边的诚信事”进行了调查。
    调查人员: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大家所做得诚信事
    调查过程:
      2月12日是节假日,大家基本上都在家中休息,于是我对各个行业的一个代表人物进行了“您所作的诚信事”的调查。下面是我将他们的叙述进行整理后的内容。
    出租车司机: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我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同时也是一个城市的形象,所以我们每位出租车司机都感到身上的责任很重,诚信当然是我们每位出租车司机的必备品格。每当乘客交多了钱,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多的钱还给他,有时会有乘客将物品遗失在车上,我都会交公。记得有一次,我在打扫车子时发现了一个黑钱包,里面有好几千元和两个银行信用卡,我想这肯定有急用,于是马上交给了负责人,通过各种渠道终于联系到了失主,失主十分感激非常给我报酬,我说这是我们出租车司机应尽的责任。
    个体户:记得刚开始做生意时我买的是海米,当时市场上买海米的人很多,他们都在夜里往海米里掺水,来增加分量,而我却将海米中的杂质去掉。用水浸过的海米早晨是鲜亮的,买者众多,到了中午就失去了光泽没人问津。而我的海米一直鲜亮,开始买得不多,后来则供不应求了,算起来我赚得比他们要多得多。这件事一直影响着我,所以我无论卖什么都不投机、占便宜,因此不管卖什么都买者众多。
      另外我还采访了小学生、老奶奶、工人,他们都讲述了自己所做得微不足道的诚信事。
    我的感想:
      通过对这么多居民的调查,我真的感触颇深,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不管是工人还是个体户,总之他们都秉着诚信来做事,因此都得到了回报。作为一名新世纪的小学生,我更应该牢记“诚信”两个人,真正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学生。
    10-03-08 报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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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方法论原则及其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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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方法论原则及其价值取向
     
    [摘要]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实践经验概括出的富有时代精神的四个方法论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落实于领导实践的最基本要求,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迷失政治方向的保证,是新时期领导工作的价值取向。“四性”中原则性是出发点,系统性、预见性是手段,最后都要落实到创造性中。

      [关键词]邓小平;领导工作;方法论;原则;价值取向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工作,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领导原则、价值取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邓小平领导理论的重要特色。1985年,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希望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以下简称“四性”)。“四性”是现代领导者素质的标志,具有丰富的内涵,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四性”是邓小平领导方法和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其领导工作的方法论原则及其价值取向,是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娴熟和巧妙应用,是他科学思维和独特风格的体现。
      
      一、原则性即方向性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毛泽东特别赞赏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毛泽东始终把原则性放到第一位。邓小平在讲“四性”时,也把原则性放到第一位。他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还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1979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出现的错误思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但将其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则是邓小平的贡献。
      四项基本原则,先后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党的十四大把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为我们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就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也赋予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新的时代内容。改善党的领导,包括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抗腐防变的能力,给坚持党的领导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并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达到了崭新的境界。
      
      (二)坚持用“三个有利于”判断是非得失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就是说,“三个有利于”不仅是判断改革开放,也不仅是判断经济建设,而且是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成功经验的概括。
      “三个有利于”是有机的整体,其中三个要素形成合理的结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只有在对生产力、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动态系统中才能科学把握生产力标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发展生产力的终极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综合国力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生产力整体水平的表现,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共同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时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如果没有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受挫,反过来又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全面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强化其自身的科学性,防止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性。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既坚持了实践标准,又为实践标准增添了新内容,它把实践标准中的价值标准鲜明化了,把对理论的科学认识和价值评价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衡量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尺度。它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三)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邓小平说,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取得政权之后都把稳定放在第一位。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都是首要问题。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个阶段将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个阶段,如果搞得不好,就可能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因此,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稳定是邓小平的治国方略。针对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强调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稳定是治国的大道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认为,稳定的基础在于人民。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他指出: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邓小平主张的稳定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包括政治生活稳定,经济生活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但最重要的“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
      稳定同改革、发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以改革促进发展;稳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以改革和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是目标,改革、稳定都为了发展;发展为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二、系统性是现代科学方法
      
      (一)注重系统性是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在邓小平提出的“四性”中,如果说原则性是基础,系统性就是核心。所谓系统性,就是按照整体性原则,从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把握事物整体的特征。它和传统的机械论思维不同,认为整体并不是部分的简单叠加,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的特征的总和,并不能说明整体的特征,而这些要素却受整体活动规律的制约,并在一定方面反映整体的特征。整体的这种非加和性特征要求人们从宏观总体上把握事物,追求系统整体的最佳性能。系统性原则作为辩证法的特征凸现出来,是同当代科学发展相联系的,是20世纪中叶全球范围内形成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科学思想中的一种科学方法。它以其特有的范畴和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它的整体性原则、有序性原则、要素相互作用原则等,对唯物辩证法有着论证和深化的意义。
      邓小平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而且在理论上特别关注了系统性方法。邓小平讲的综合、统筹兼顾、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还有“两手抓”,等等,实质是系统性的运用。
      从思想方法看,邓小平始终坚持从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观点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他从全人类的高度,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来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作出新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远见卓识。邓小平运用系统方法层层深入地剖析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纠正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确立了生产力标准,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把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相统一,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相互组合,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他把富强、民主、文明相统一,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二)邓小平主张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兼顾
      综合是系统整体思维的显著特征,因此,领导者要善于统筹兼顾。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强调统筹兼顾。邓小平把统筹兼顾建立在适应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辩证法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上,从而达到了新的科学境界。他强调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他指出的先富与共富、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东部沿海开放到西部开发等等,都是统筹兼顾实践的范例。
      1983年,邓小平视察苏州市,他不仅关注工农业总产值,而且关注从人民的吃穿用到住房,从就业到人口外流,从公共福利事业到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充分说明邓小平提出的实现小康是全面的,是一个整体。
      
      (三)邓小平主张对系统结构进行优化
      系统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结构不同可以使系统具有不同的功能。求得整体最佳效益关键是建立优化的系统结构。结构不是实物,而是实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是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和排列。邓小平很重视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1978年,他曾至少三次谈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城市结构问题。他说,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肯定有些我们是不要的,但是为工农业服务的,有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没有的。研究社会结构,开辟什么新的领域,与教育很有关系。—…我们现在的结构是工农业技术落后的结构,现代化以后,这个结构肯定就不行了,构成比例肯定要变化。生产率提高了,就逼着我们改变结构的比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结构问题越来越为各级领导所关注。党的十五大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完善分配结构,还有优化进出口结构等等。党的十五大提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质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使之协调和优化。这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作出的重大决策。

    三、预见性是领导决策的前提
      
      (一)预则立,不预则废
      中国古代有着十分丰富的预见文化。“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对预见重要性的精辟概括。预见,是领导决策的本质要求,是正确决策的前提。没有预见的决策是盲目的决策。预见不正确,决策必然失误。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伟大的预见大师。1977年,邓小平预言: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后来又进一步断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1990年,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兴高采烈,邓小平又预言:西方国家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这些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果然证明了邓小平预见的科学与正确。
      邓小平的科学预见告诉我们:第一,科学预见是对常人往往固守的思维定势、思维模式、思维习惯的突破。对新生事物的预见,对形势的重大转折的预见,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预见,就是对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思维定势和惯性的大胆突破。第二,科学预见是一种超前思维。在常人尚未察觉、事物刚出现苗头时就作出了正确判断。早在20年前,知识经济尚未露出端倪时,邓小平就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从而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实际上也就是预见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到了。邓小平说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依照事物各自特有的发展规律,在事物尚未成大势之前,形势刚露出端倪之时,就预见其发展趋向。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主流与支流,从多种可能性中断定现实可能性。第三,科学预见要求高瞻远瞩,远见卓识。这既是领导者的科学素质,又是政治品质和胸怀。邓小平早在恢复中央领导职务开始,就考虑接班人问题,他因此而力排众议,不当党中央主席,着力培养、选拔年轻人。如此才使党兴旺,国昌盛。
      
      (二)抓机遇要求预见
      强调抓住机遇,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重要时代特色,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得以高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邓小平的机遇观,是对当今世界整体走向的正确判断。一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这是极好的机遇;二是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太平洋沿岸,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三是与邻国和睦的周边关系为中国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机遇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邓小平善于从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抢抓机遇。机遇是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机遇是客观的,人人都可以利用,但预见和抓住机遇就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机遇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机遇产生和存在于一定的时空范围。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环境新变化和世界的错综复杂矛盾,明确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机会难得呀!” 邓小平的机遇意识,是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是深刻的忧患意识,是积极奋进精神,也是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邓小平越到晚年,越强烈要求抓住机遇。他告诫中央负责同志: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其紧迫感,跃然纸上!
      
      (三)可持续发展对预见提出新要求
      邓小平在1989年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就强调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关于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不仅要看到近期的需求,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人类开始正视环境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这同邓小平提出的上述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领导人。他很早就摒弃了盲目地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自豪的片面思维模式,指出: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不利的一面,强调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邓小平的发展观,既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又包括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培育“四有”新人,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都很好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精神。
      
      四、领导就是创造
      
      (一)创造性是领导工作的必需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他殷切地希望各级党组织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说,邓小平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领导实践中,谋求发展,少不了创造性;推行改革开放,少不了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少不了创造性;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少不了创造性;维护社会稳定,建构和谐社会,也少不了创造性。总之,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无不要求创造性。原则性、系统性和预见性,归根到底要落实于创造性。邓小平创造性地将时代的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创造性提出领导体制更带有根本性;创造性地设计了中国跨世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等等,这些创造开创了新局面,推动了历史不断前进。
      邓小平的创造性,以理论创新为先导,着重思路创新,价值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政策创新。我们既要学习他的创造理论、品质、精神和方法,又要学习他对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创造性的开发、引导、激励和保护。
      
      (二)创造性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
      邓小平认为,创造性的本质在于“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始终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课题进行创造。邓小平坚信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为此,他不止一次甘愿被打倒的风险,竭尽全力,孜孜以求,进行理论创造。他勇敢地冲破了本本主义的束缚,冲破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僵化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虽然是初步地、却是创造性地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被世界称之为“天才的创造”。邓小平把祖国统一视为自己需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把踏上香港当作一生的最后愿望,把台湾回归祖国当成终身遗愿。理想、信念是独立思考、实现创造性的最根本的激励因素。缺乏理想,无法创造;失去信念,无力创造;迷信权威,不敢创造;思想僵化,无能创造;瞻前顾后,害怕创造;萎靡不振,懒于创造。因此,提高创造的自觉性,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必须自上而下克服体制障碍和社会心理的障碍。
      
      (三)创造性源于实践
      邓小平认为,领导者的创造,从来不是领导者个人凭脑子就能想出来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创造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他说过,改革开放中许多东西,都是群众和基层在实践中发明创造的。领导的创造,是对实践中新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对实践中创造的目标、方向的确立,是对实践的新领域的开拓,是对实践的新鲜经验的概括和升华。
      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创造就是在摸索过程中开拓。任何创造都有其试验、积累、完善的过程。因此,邓小平特别注重试验。试验,是创造性的实践形式。是创造的开始,并贯彻于创造的始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在关于试验的问题上,他主张要“坚决地试”、“大胆地试”。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总是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他主张试验要敢冒风险。“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您就是说,创造,要有受挫折、走弯路、甚至失败的思想准备,不能只想一帆风顺,更不能冀图侥幸。他还主张试验要不拘于一个模式。“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要求思维的多向性。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怎么叫看准?判断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他还主张试验要善于比较,因为比较能够视野宽广。邓小平既进行纵向比较,也就是进行历史地比较,又进行横向比较,还进行综合比较,全方位比较,如在世界范围内,对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文化比较。总之,有比较才有鉴别。他强调比较的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任何创造,都不能只停留于想象,不能只满足于设计。没有实践基础的空想,违背规律的胡思乱想都不是创造,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其成功,才真正称得上创造。
    10-03-08 工作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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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藏学是核心期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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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
    法  学(21种)
    1 法学研究

    2 中国法学

    3 中外法学

    4 政法论坛(07年10月后不再有副题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5 法商研究

    6 法学

    7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8 法制与社会发展

    9 法学评论

    10 现代法学

    11 环球法律评论

    12 比较法研究

    13 知识产权

    14 法学家

    15 法学论坛

    16 行政法学研究

    17 法学杂志

    18 中国刑事法杂志

    19 政治与法律

    20 当代法学

    21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原名:华东政法学院学报,07年更名)

    环境科学(5种)
    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 资源科学

    3 环境保护

    4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5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原名:农村生态环境,06年更名)

    考 古 学(7种)
    1 考古学报

    2 文物

    3 考古

    4 敦煌研究

    5 考古与文物

    6 华夏考古

    7 中国历史文物

    民 族 学(13种)
    1 民族研究

    2 世界民族

    3 中国藏学

    4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西北民族研究

    7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8 广西民族研究

    9 回族研究

    10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11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2 民族教育研究

    13 民俗研究

    体 育 学(10种)
    1 体育科学

    2 中国体育科技

    3 体育与科学

    4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5 体育学刊  

    6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7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8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9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0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外 国 文 学(6种)
    1 外国文学评论

    2 外国文学
    3 外国文学研究

    4 国外文学

    5 当代外国文学

    6 俄罗斯文艺
    艺 术 学(18种)
    1 音乐研究

    2 文艺研究

    3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4 中国音乐学

    5 民族艺术

    6 电影艺术

    7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8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9 当代电影

    10 中国音乐

    11 民族艺术研究

    12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13 人民音乐

    14 中国电视

    15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16 音乐探索

    17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18 交响

    19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政 治 学(39种)
    1 世界经济与政治

    2 欧洲研究

    3 政治学研究

    4 美国研究

    5 现代国际关系

    6 国际问题研究

    7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8 当代亚太

    9 青年研究

    10 求是

    11 国际论坛

    12 日本学刊

    13 国际观察

    14 南洋问题研究

    15 台湾研究集刊

    16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17 太平洋学报

    18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19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 中共党史研究

    21 东北亚论坛

    22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3 新视野

    24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5 东南亚研究

    26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7 德国研究

    28 台湾研究

    29 拉丁美洲研究

    30 国际政治研究

    31 党史研究与教学

    32 妇女研究论丛

    33 党的文献

    34 求实

    35 东南亚纵横

    36 南亚研究季刊

    37 理论与改革

    38 日本研究

    39 西亚非洲

    综合性社科期刊(50种)
    1 中国社会科学

    2 读书

    3 国外社会科学

    4 学术月刊

    5 天津社会科学

    6 浙江社会科学

    7 江海学刊

    8 南京社会科学

    9 社会科学

    10 开放时代

    11 江苏社会科学

    12 文史哲

    13 学术研究

    14 社会科学战线

    15 浙江学刊

    16 社会科学研究

    17 人文杂志

    18 东南学术

    19 河北学刊

    20 学术界

    21 学习与探索

    22 思想战线

    23 北京社会科学

    24 江汉论坛

    25 社会科学辑刊

    26 中州学刊

    27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8 内蒙古社会科学

    29 云南社会科学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31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32 学术论坛

    33 宁夏社会科学

    34 广东社会科学

    35 社会科学家

    36 甘肃社会科学  

    37 东岳论丛

    38 学海

    39 探索与争鸣

    40 中国文化研究

    41 求索

    42 山东社会科学

    43 天府新论

    44 学术交流

    45 江西社会科学

    46 科学•经济•社会

    47 西藏研究

    48 新疆社会科学

    49 青海社会科学

    50 贵州社会科学

    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67种)
    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6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0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3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4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5 求是学刊

    16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8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1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2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3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4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5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6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7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8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9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0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1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2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4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35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6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7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38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9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40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1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3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5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6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7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8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9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0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1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2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3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4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55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6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7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8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9 齐鲁学刊

    60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1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2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3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4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5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6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7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教 育 学(37种)
    1 教育研究

    2 高等教育研究

    3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4 电化教育研究

    5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6 比较教育研究
    7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8 教师教育研究

    9 教育与经济

    10 中国电化教育

    11 教育研究与实验

    12 教育发展研究

    13 教育理论与实践

    14 课程•教材•教法

    15 中国远程教育

    16 全球教育展望

    17 中国高等教育

    18 开放教育研究

    19 教育科学

    20 外国教育研究

    2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2 复旦教育论坛

    23 现代教育技术

    24 中国高教研究

    25 现代大学教育

    26 中国教育学刊

    27 中国特殊教育

    28 江苏高教

    29 教育学报
    30 高教探索

    31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32 中国大学教学

    33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34 远程教育杂志



    35 教育与现代化

    36 教育科学研究

    37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历 史 学(26种)
    1 历史研究

    2 近代史研究

    3 中国史研究

    4 清史研究

    5 史学理论研究

    6 史学月刊

    7 史林

    8 抗日战争研究

    9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0 世界历史

    11 当代中国史研究

    12 史学集刊

    13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4 民国档案

    1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6 历史档案

    17 史学史研究
    18 安徽史学

    19 中华文史论丛

    20 文史

    21 西域研究

    22 历史教学

    23 文献

    24 历史教学问题

    25 中国史研究动态

    26 东南文化

    人文、经济地理(7种)
    1 旅游学刊

    2 城市规划
    3 经济地理

    4 城市规划学刊

    5 人文地理

    6 地域研究与开发

    7 国际城市规划(原名:国外城市规划,07年更名)

    统 计 学(4种)
    1 统计研究

    2 数理统计与管理
    3 统计与决策

    4 统计与信息论坛

    心 理 学(7种)
    1 心理学报

    2 心理发展与教育
    3 心理科学进展

    4 心理科学

    5 心理与行为研究
    6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7 应用心理学

    语 言 学(22种)
    1 外语教学与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

    2 现代外语

    3 当代语言学

    4 中国语文

    5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6 外语界

    7 中国翻译

    8 中国外语

    9 世界汉语教学

    10 方言

    11 语言教学与研究

    12 外语与外语教学

    13 外语电化教学

    14 外语教学

    15 语言研究

    16 语言科学

    17 国外外语教学

    18 民族语文

    19 外语学刊

    20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1 汉语学习

    22 语言文字应用

    中 国 文 学(15种)
    1 文学评论

    2 文学遗产

    3 文艺争鸣

    4 文艺理论研究
    5 当代作家评论

    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7 中国比较文学

    8 文艺理论与批评

    9 小说评论

    10 鲁迅研究月刊

    11 民族文学研究

    12 南方文坛

    13 新文学史料

    14 红楼梦学刊

    15 明清小说研究

    管 理 学(29种)
    1 管理世界

    2 科研管理

    3 中国软科学

    4 科学学研究

    5 外国经济与管理

    6 南开管理评论

    7 管理科学学报

    8 研究与发展管理

    9 中国管理科学

    10 管理工程学报

    11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2 预测

    13 管理科学

    14 科学管理研究

    15 中国科技论坛

    16 中国行政管理

    17 管理评论

    18 经济管理

    19 软科学

    20 公共管理学报

    21 经济体制改革

    22 科技进步与对策

    23 管理现代化

    24 科技管理研究

    25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6 管理学报

    27 宏观经济管理

    28 华东经济管理

    29 现代管理科学

    经 济 学(72种)
    1 经济研究

    2 中国工业经济

    3 世界经济

    4 金融研究

    5 会计研究

    6 中国农村经济

    7 国际经济评论

    8 经济科学

    9 中国农村观察

    10 世界经济文汇

    11 经济学动态

    12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3 农业经济问题

    14 财贸经济

    15 财经研究

    16 国际金融研究

    17 改革

    18 南开经济研究

    19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 经济学家

    21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2 世界经济研究

    23 经济评论

    24 审计研究

    2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6 财经科学

    27 国际贸易问题
    28 上海经济研究

    29 财经问题研究

    30 产业经济研究

    31 当代经济科学
    32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

    33 宏观经济研究
    34 国际贸易
    35 中国农史

    36 中国经济问题

    37 当代财经

    38 当代经济研究

    39 财经理论与实践

    40 农业技术经济

    41 中国土地科学

    42 中国经济史研究

    43 税务研究

    44 证券市场导报

    45 财政研究

    46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47 商业经济与管理

    48 经济纵横

    49 国际经贸探索

    50 国际经济合作

    51 城市问题

    52 经济与管理研究

    53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54 金融论坛

    55 经济问题

    56 城市发展研究

    5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58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59 经济问题探索

    60 调研世界

    61 亚太经济

    62 财贸研究

    63 中国流通经济

    64 投资研究

    65 上海金融

    66 涉外税务

    67 经济经纬

    68 现代经济探讨

    69 商业研究

    70 消费经济

    71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72 中国金融

    马克思主义(12种)
    1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 教学与研究

    3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4 国外理论动态

    5 马克思主义研究

    6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8 科学社会主义

    9 理论前沿

    10 高校理论战线

    11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2 社会主义研究

    社 会 学(9种)
    1 社会学研究

    2 中国人口科学

    3 人口研究

    4 人口与经济

    5 人口学刊

    6 市场与人口分析

    7 社会:社会学丛刊

    8 南方人口

    9 西北人口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0种)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2 大学图书馆学报

    3 情报学报

    4 图书情报工作

    5 情报理论与实践

    6 图书情报知识

    7 图书馆

    8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9 情报资料工作

    10 图书馆建设

    11 情报科学

    12 图书馆论坛

    13 图书馆杂志

    14 国家图书馆学刊

    15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6 情报杂志

    17 图书馆学研究

    18 图书与情报

    19 档案学研究

    20 档案学通讯

    新闻学与传播学(15种)
    1 编辑学报

    2 新闻与传播研究

    3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4 国际新闻界

    5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6 编辑之友

    7 新闻记者

    8 新闻大学

    9 科技与出版

    10 出版科学

    11 出版发行研究

    12 中国出版

    13 当代传播

    14 编辑学刊

    15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哲  学(12种)
    1 哲学研究

    2 世界哲学

    3 自然辩证法研究

    4 自然辩证法通讯

    5 哲学动态

    6 中国哲学史

    7 现代哲学

    8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9 道德与文明

    10 孔子研究

    11 周易研究

    12 伦理学研究

    宗 教 学(4种)
    1 世界宗教研究

    2 宗教学研究

    3 中国宗教

    4 世界宗教文化
    10-03-07 政治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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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肯尼迪案件罗素提出的十六疑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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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兰特·罗素-生平和著作        

    伯兰特·罗素罗素1872年5月18日生于英国辉格党贵族世家。其祖父约翰·罗素勋爵在维多利亚时代两度出任首相。其父安伯力·罗素是一位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热衷于社会改革,因为鼓吹节育而失去国会的议席。罗素4岁时失去双亲,由祖母抚养。他的祖母在道德方面要求极为严格,精神上无所畏惧,敢于蔑视习俗,曾以经文“勿随从人作恶题赠给罗素,这句话成为罗素一生的座右铭。
    罗素的童年是孤独的。祖母没有让他上一般贵族子弟上的公学,而是让他在家接受保姆和家庭教师的教育。罗素在青少年时期先后对数学,历史和文学感兴趣。11岁时他的哥哥教给他欧氏几何学,从此数学成为他一生的爱好。他的叔叔零碎地给他讲过一些科学知识。他很快发现科学和宗教是有矛盾的。他在祖父的书房里阅读了大量历史和文学著作,这对他今后的著述有很大影响。
    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哲学和经济学。他的数学老师怀特海非常赏识他的才能,介绍他与时任剑桥大学哲学讲师麦克塔戈和后来成为大哲学家的穆尔相识。罗素于1893年获得数学学位,而后在第四年转学哲学,并获得伦理科学学位。他对选择以哲学还是经济学为职业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撰写了一篇论述非欧氏几何学研究员资格论文,这篇成功的论文使他在三一学院获得为期六年的的研究员资格。至少在1930年代早期之前,他努力跟踪新物理学的发展。 作品
    1894年,罗素不顾家人反对,与比他年长五岁的美国姑娘阿露丝·波尔萨斯·史密斯结婚。婚后第三年,他和妻子一道去柏林,在那里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来往,还参加工人的集会。罗素这些活动的成果,表现在1896年出版的《德国的社会民主》这本著作中。第二年,他又出版了《论几何学的基础》,这是在他研究员资格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900年7月,罗素在巴黎国际哲学会议上遇到了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在皮亚诺的数学逻辑系统中找到他多年来所寻求的“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从而使他在实现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技术可能性上打开了眼界。罗素对皮亚诺的技术进行改进,而后转到分析数学基本概念工作上。在几个月里,它处于智力上的巅峰状态,灵感有如泉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罗素于该年底完成《数学的原理》(The Principies of Mathematics)的初稿,经过仔细修改于1903年出版,这部著作至今依然是数学基础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之后,罗素和怀特海合作撰写《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罗素主要负责哲学方面内容,怀特海主要负责数学方面内容,他们相互交换草稿,共同订正。其工作的巨大成果分为三大卷分别于1910、1912和1913年出版。这部著作是20世纪科学的重大成果,被誉为是“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之一”,为罗素引得了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荣誉。
      在此期间,罗素并没有忽视哲学的其他方面。他于1905年在《心灵》杂质上发表了《论指谓》这一名文,该文确实出自他对逻辑学的研究并奠定了他著名的摹状词理论基础。他于1911年发表的《亲知的知识和摹状的知识》首次阐明了这两种知识间的重要区别。1912年,他在“家庭大学丛书”中出版了《哲学问题》一书,他对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感到满意,因为它包含了他的许多基本哲学观点。1914年3月,罗素赴美国,在哈佛大学开课,为诺威尔讲座作系列讲演。他的讲演受到了乐烈欢迎,讲演稿以《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为题于1914年8月出版。该书所采取的是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它把罗素置于约翰·洛克、贝克莱、大卫·休谟和穆勒的继承者的行列。
    随着一战的爆发,罗素对哲学的兴趣减弱,而作为和平主义者投身到写作、演说和组织活动中去。1915年初,他写了一本反战的小册子《战争恐惧之源》,颇有影响。1916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政治著作《社会重建原则》,该书对、婚姻教育、教会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与流行看法相左的观点,引起了英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自1914年英国参战到1917年底,他还一直为反战活动而奔波。他组织了“拒服兵役委员会”,并因一张传单而被法院判为有罪,并因此被三一学院解职。1918年,他因撰写一篇反战文章而被判刑入狱,他在狱中完成《数学哲学导论》,并开始撰写《心的分析》。自1916年后,罗素只有相对短期的大学职业,主要依赖写作谋生。这是他以后著述多产的部分原因。
    1920年5月,罗素以非正式成员身份岁工党代表团访问苏维埃共和国,考察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工作。他对列宁朴素可亲的形象印象深刻,但对苏俄政府的统治感到失望。他的看法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得到阐述。同年8月,罗素应邀到中国讲学。他对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极为敬佩,对中国人的教养和幽默感十分欣赏。1921年罗素回到英国,与多拉·布莱克结婚。生有一男一女。父亲的角色使他对教育发生了兴趣,和妻子一道创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在罗素看来,这所学校并不成功,而且运转费用昂贵,使他有必要去美国讲学,筹集钱款。1932年,他与多拉离婚,不再参与学校事务,多拉则自己独自经营,直到1943年。
    从1920s到1930s,罗素撰写了大量有关俄国、中国、相对论、历史、教育、性道德、国际关系、宗教和未来社会的著作,其中较重要的有《心的分析》(1921)、《论教育,尤其是幼儿的教育》(1926)、《物的分析》(1927)、《哲学大纲》(1927)、《怀疑论文集》(1928)、《道德与婚姻》(1929)、《教育与社会秩序》(1932》、《自由和组织》(1934)、《宗教和科学》(1935)、《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1938)。尽管这个活动的许多部分是为了挣钱维持生计,但罗素仍然是经不是也得孜孜不倦的支持者。1930s中期,由于厌倦这种生活和需要支撑两个家庭(他于1936年在次结婚,次年得子),他希望重归大学生活。这并不容易,因为大学职位稀缺,而罗素又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1938年,他在牛津大学演讲,而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州大学获得访问职位,最后纽约市立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永久职位。然而,这个聘任引起了纽约天主教社团的反对,在一场著名的诉讼中被推翻。幸好,哈佛大学仍然坚持原来的邀请,让罗素去作詹姆斯讲座的演讲,为期一年,演讲稿于1940年以《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为书名出版。
    由于保守势力猖獗,罗素的其它讲学和旅行计划纷纷告吹,各家报纸也不感向他约稿,这使罗素差不多完全失去维持生计的手段,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时,费城的百万富翁巴恩斯博士把罗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邀请罗素在邀请罗素在费城的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为期5年).尽管巴恩斯于1942年解雇了罗素,但他永远解决了罗素的财务问题,因为罗素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违约金,而他的演讲成为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哲学史(1945)的基础。
    1944年,罗素回到英国,继续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职位,并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一部重要的《人类的知识》哲学著作《人类的知识》(1948)。他的返回不仅标志着他与三一学院关系的改善,而且标志着他与英国行政机关关系的改善。他对一般的共产主义尤其是苏式共产主义的持续谴责很适合于冷战时期,因此罗素享受了一段不寻常的声誉。
    1949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荣誉院士,1950年英王乔治五世向他颁发“功勋奖章”,这是英国的最高荣誉。1950年,罗素应邀去澳大利亚作巡回讲演,他除了在各地讲演,还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到大学开设课程,并给报纸撰稿。他的讲演稿后来编成《变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一书。接着,他应邀到美国讲授哲学。再去普林斯顿大学作讲演的途中,传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向他颁发文学奖的消息,发奖的原因是罗素的“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做出了贡献”。罗素飞抵瑞典受奖,发表获奖演说《政治上的重要愿望》,他借这个重要讲坛呼吁世界和平。
    斯大林逝世后,罗素对苏联政府的态度趋于缓和,而核战争的威胁开始支配他的思想。他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晚年最为关心的,就是在这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中人类的前途。在1950s,它广泛撰写有关战争危险的文字,但越来越感到需要行动。他于1955年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他还向各国著名科学家征集签名,召开了一次世界性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实际步骤来应对由原子武器出现面临的危机。由于签名的著名科学家很多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该宣言造成了很大影响。
      罗素于1958年促进创立核裁军活动,而后创立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1961年,他因煽动非暴力反抗运动再次入狱。对罗素来说,1960年代是政治上忙乱的年代,他对许多事业给予支持,反对越南战争,1964年,他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为筹集基金而拍卖了他的部分文献档案。他于1967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的最后政治声明是有关中东的,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个声明写于他逝世(1970年2月2日)的前两天,这说明罗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的前途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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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理解列宁对物质的定义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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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简单说下列宁的物质定义及其意义:

    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意义:1,揭示了物质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特点,指出物质的唯一特性,即客观实在性。
    2,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原则,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
    3,把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同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区别开来,并正确解释了他们的关系问题。

    至于它在现实中的指导意义,那就看你对其定义及意义的理解了
    10-03-07 政治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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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上的记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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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貂蝉降生人世,三年间当地桃杏花开即凋;貂蝉午夜拜月,月里嫦娥自愧不如,匆匆隐入云中;貂蝉身姿俏美,细耳碧环,行时风摆杨柳,静时文雅有余,貂蝉之美,蔚为大观。正是因了这种美貌,让弄权作威的董卓、勇而无谋的吕布反目成仇,使得动乱不堪的朝野稍有安宁之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貂蝉以侍婢出现,以死者家属退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只叙列吕布白门楼殒命,便以一句“妻女运回许都”作结,自此,貂蝉生死成了千古之谜。

    貂蝉生于何方?一说临洮,一说米脂,一说忻州。

    临洮之说源于《三国志平话》,貂蝉向王允自 介绍:贱妾本姓任,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关相失……;米脂故里说则因陕北谚谣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貂蝉是忻州木芝村人显然更有说服力,在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中,貂蝉对王允说“您孩儿又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做貂蝉。”忻州民间有云:忻州无好女,定襄无好男,意即自忻州出了貂蝉,定襄出了吕布后,当地风水都被占尽了。除了这些,至今木芝村的老者说,该村外曾立过“貂蝉故里”的石碑,村中还有墓与庙,还有一条以王允命名的街道等。

    白门楼事发后,貂蝉会是怎样的命运呢?有这样几种传说。一说是曹操得知关羽把貂蝉藏在静慈庵,就暗中派人缉拿,貂蝉为绝曹的野心,遂扑剑自杀;一说貂蝉出家为尼,其间写了佚名的《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寿终庵中;一说曹操采纳荀攸之计,为离间桃园三兄弟,而把貂蝉明许关羽,暗应刘备,为绝曹念,关羽杀了貂蝉;还有一说是,关羽把貂蝉送回了木耳村(今木芝村),貂蝉一直未嫁,所以村中便有了貂蝉墓及纪念殿堂,还在后殿供奉了关公。前些时候又添新闻,成都北郊一位曾姓老人曾捡得一块碑,碑文曰: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按此说,貂蝉极有可能流落于蜀中而了结残生。

    由陈凯歌执导的40集电视连续剧《吕布与貂蝉》曾经热播,令人遗憾的是,剧中的貂蝉成了张角转世,巧言辩善武功,活脱脱成了一个世间高人。而其与吕布的爱情长跑也免不了红颜祸水的感觉,实在有损貂蝉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戏说过头往往会扭曲了一个事实。好在该剧之后又被勒令修改,但愿再播之日能给人们留下好的印象。

    以写了500余万言《中国历代演义》而著称于世的蔡东藩先生不仅肯定了貂蝉的存在,而且予以极高的评价:“司徒王允累谋无成,乃遣一无拳无勇之貂蝉,以声色为戈矛,反能致元凶之死命,粉红英雄真可畏哉。”并说:“庸讵知为一身计,则道在守贞,为一国计,则道在通变,普天下之忠臣义士,猛将勇夫不能除一董卓,而貂蝉独能除之,此岂尚得以迂拘之见,蔑视彼姝乎,貂蝉,貂蝉,吾爱之重之!”

    细揣摩又生一憾,貂蝉,元好问、公孙杵臼……忻州人文景观多矣,何以落得红墙圈寂寞,不见游人来的地步呢?

    千百年倏忽,逝者如斯夫,一身娇艳的貂蝉留下了一生的谜团,写就了一段历史,也带给后世一个美好的形象,果遇有心人,关于貂蝉的种种遗憾终将不再有。

    ■一本占星学书籍《开元占经》中曾引用史书所云“刁蝉”其人其事

    据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貂蝉,姓任,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被选入宫中,掌管朝臣戴的貂蝉(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冠,从此更名为貂蝉。汉末宫廷风云骤起,貂蝉出宫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不久董卓专权。王允利用董、吕好色,遂使貂蝉施“连环计”,终于促使吕布杀了董卓,立下功勋。之后,貂蝉为吕布之妾。白门楼吕布殒命,曹操重演“连环计”于桃园兄弟,遂赐与关羽。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被关羽保护逃出,当了尼姑。曹操得知后抓捕貂蝉,貂蝉毅然扑剑身亡。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四川省行政学院胡邦炜认为,在有些稗官野史中称貂蝉乃关羽之妾,但是否如此还需要考证,封建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貂蝉自身“侍妾”的地位决定正史不可能有详载。

    “貂蝉有无其人史无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家洲先是客观陈述了历史学上的定论。他又说:但是在《吕布传》里,的确记载了吕布与董卓侍女有染的史实——“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而董卓怒刺吕布的史实也是见之于《吕布传》的——“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把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由此可知,貂蝉这个人物也可能不是杜撰出来,而是史来有之,由于她的身份地位相当卑贱,所以可能只以“侍婢”一笔带过。



    另有学者周士琦发现,唐代开元年间的一本占星学书籍《开元占经》中曾引用史书所云“刁蝉”其人其事。《开元占经》(此书今尚传世,近年有新的印本)卷三十三:“荧惑犯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遗憾的是《汉书通志》一书今已不存。

    ■木芝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

    西施与范蠡归隐西湖,老有所终;王昭君出塞,为睦邻邦客死他乡,内蒙草原上至今“青冢”犹存;杨贵妃因兵变被唐明皇赐死于马嵬坡,归宿问题在史书上均有根据。除貂蝉之外的三大美人都芳魂虽归,青冢犹存,惟独貂蝉生死两茫茫,一缕香魂不知归附于何处。

    从考古方面来考察,到底能不能获得貂蝉是否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痕迹呢?

    学者孟繁仁先生告诉笔者,他经过考证找到了貂蝉的故里:

    貂蝉故里在忻州市东南三公里的木芝村,位于从太原或忻州去禹王洞的途中。木芝村原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灵芝,遂改名叫木芝村。村中传说,早在貂蝉出生前三年村里的桃杏就不开花了,至今桃杏树依然难以成活,是说貂蝉有羞花之貌的缘故。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

    乡民传说,桃园三兄弟得势后,便把貂蝉送回故里,老死后就埋在这里。又说貂蝉扑剑自戕,关羽得知后将遗体护送回故乡安葬。所以后殿有关羽像,殿前有表示貂蝉演戏的戏台,都是报答关羽拒杀和护送之恩。另在定襄县东南的中霍村是吕布故里,有“霍清泉”、“智擒赤兔马”、“歪脖子树”等民间传说,都与吕布有关。所以民谚有“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是说因为有貂蝉和吕布之故,从此,忻州再也生不出好看的女人,定襄也生不出帅气的男人了。

    ■成都北郊居民、68岁的老人曾兴发据称也曾收藏过貂蝉墓碑

    而由成都市民提供的一条线索更是立时震动史学界——成都北郊曾发现貂蝉墓葬。

    线索提供者是成都北郊某文化站一位姓代的干部。据他介绍,1971年,当地修一条铁路支线时,曾挖出一个很大的墓穴,墓中挖出两块大碑,一块隶书,一块篆书。据碑文记载,这个墓穴的主人就是貂蝉。

    而成都北郊居民、68岁的老人曾兴发据称也曾收藏过貂蝉墓碑。

    他回忆说,1971年5月的一天,成都铁路局某工程队某分队在这一带修路,推土机在工作中突然掉进了一个长约8米、宽约6米、深有4米左右的大坑里。工程队当时来了20多个工人,说把坑挖成斜坡,好把推土机弄出来。挖着挖着,有人惊奇地发现坑四周都是彩色壁画、图画,还有一些像老虎和其它说不出名字的动物图案。接着挖出了两块合在一起的墓碑,有人说这肯定是古墓。工程队就叫人把坑围了起来,重新认真地挖。据他介绍,好像最先挖到了南边的坟头上,坑里有两扇红沙石的石门,约有8厘米厚,分别是闸门和正门。进门后是一个厅,后来坑里还挖出一段人的小腿骨、一绺头发,他老伴还在坑里发现一块33厘米长、两指宽的“铜片片”,在水里擦洗一阵就干净了,很亮。最后由于坑里没有挖出更多的东西,又没有人说要保护,墓坑填满后,铁路就修了起来。两块墓碑挖出来后,曾兴发说自己将隶书的那块推回了家,该碑约80厘米见方,厚约6厘米,碑石青灰色,有50多公斤重,篆书那块后来被村里的娃娃打烂了,几年后隶书那块也被人拿走了。

    曾兴发老人还带领记者们到当年的墓坑原址。在成都火车东站的货场外,一个数条铁路并排延伸的地方,老人告诉记者这是铁路的编组线,他指着其中一段说:“这块地方就是当年挖出碑的地方,现在离地面也只不过有几米深。”曾兴发老人所说的墓坑处,只是几条铁路线中的一条,不时有机头穿梭,对货物进行编组。

    另据成都市38中学的退休历史教师林耀青称,他当年也曾亲眼目睹此碑。他认为此碑可能是貂蝉长女之碑。他记得碑文中写了墓葬地址为“华阳县集贤乡永宁里黄土坡……”。碑上刻着“夫人乃貂蝉之长女也,随先夫人入蜀”以及“貂蝉,王允歌伎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等字样。据林耀青介绍,当年古碑出土时,许多机务段的工人也都围着看,他还给在场的几十个人把碑文念了一遍。后来此碑被曾兴发老人弄回家收藏,也确有其事。

    这些曾经目睹和收藏貂蝉墓碑的成都市民都不相信“貂蝉虚构”说。

    “貂蝉墓葬在成都”的消息传出,立即引起有关研究专家关注。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四川省行政学院胡邦炜教授称这一消息是“石破天惊”。他表示,从考古学的观点出发,实物证据是标准,但从社会学与民俗学的角度去看,人证也是一种证据。貂蝉墓碑在成都出现过,显然不是捏造。他认为历史上应该有貂蝉其人的存在。对貂蝉是暮年入川,还是死后葬于蜀的说法,胡教授认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在有些稗官野史中称貂蝉乃关羽之妾,如果是这样,随关羽入蜀就有可能了。

    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文史杂志》编审李殿元谈起貂蝉时说,“貂蝉既然作为历史人物可能存在,史料记载中又无确切下落,流落四川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她是吕布之妻,吕布被杀后,她不可能在中原再呆下去,最大可能就是找个隐蔽的地方埋名隐姓,当时的四川应是最理想的地方。”





    http://www.hanhuncn.com/html/qxhc/20060505161755498_3.html
    10-03-07 历史 政治
    3回答
  • 试论政治因素及政府政策对中国现代昆虫学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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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貂蝉生于何方?一说临洮,一说米脂,一说忻州。

    临洮之说源于《三国志平话》,貂蝉向王允自 介绍:贱妾本姓任,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关相失……;米脂故里说则因陕北谚谣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貂蝉是忻州木芝村人显然更有说服力,在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中,貂蝉对王允说“您孩儿又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做貂蝉。”忻州民间有云:忻州无好女,定襄无好男,意即自忻州出了貂蝉,定襄出了吕布后,当地风水都被占尽了。除了这些,至今木芝村的老者说,该村外曾立过“貂蝉故里”的石碑,村中还有墓与庙,还有一条以王允命名的街道等。

    白门楼事发后,貂蝉会是怎样的命运呢?有这样几种传说。一说是曹操得知关羽把貂蝉藏在静慈庵,就暗中派人缉拿,貂蝉为绝曹的野心,遂扑剑自杀;一说貂蝉出家为尼,其间写了佚名的《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寿终庵中;一说曹操采纳荀攸之计,为离间桃园三兄弟,而把貂蝉明许关羽,暗应刘备,为绝曹念,关羽杀了貂蝉;还有一说是,关羽把貂蝉送回了木耳村(今木芝村),貂蝉一直未嫁,所以村中便有了貂蝉墓及纪念殿堂,还在后殿供奉了关公。前些时候又添新闻,成都北郊一位曾姓老人曾捡得一块碑,碑文曰: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按此说,貂蝉极有可能流落于蜀中而了结残生。

    由陈凯歌执导的40集电视连续剧《吕布与貂蝉》曾经热播,令人遗憾的是,剧中的貂蝉成了张角转世,巧言辩善武功,活脱脱成了一个世间高人。而其与吕布的爱情长跑也免不了红颜祸水的感觉,实在有损貂蝉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戏说过头往往会扭曲了一个事实。好在该剧之后又被勒令修改,但愿再播之日能给人们留下好的印象。

    以写了500余万言《中国历代演义》而著称于世的蔡东藩先生不仅肯定了貂蝉的存在,而且予以极高的评价:“司徒王允累谋无成,乃遣一无拳无勇之貂蝉,以声色为戈矛,反能致元凶之死命,粉红英雄真可畏哉。”并说:“庸讵知为一身计,则道在守贞,为一国计,则道在通变,普天下之忠臣义士,猛将勇夫不能除一董卓,而貂蝉独能除之,此岂尚得以迂拘之见,蔑视彼姝乎,貂蝉,貂蝉,吾爱之重之!”

    细揣摩又生一憾,貂蝉,元好问、公孙杵臼……忻州人文景观多矣,何以落得红墙圈寂寞,不见游人来的地步呢?

    千百年倏忽,逝者如斯夫,一身娇艳的貂蝉留下了一生的谜团,写就了一段历史,也带给后世一个美好的形象,果遇有心人,关于貂蝉的种种遗憾终将不再有。

    ■一本占星学书籍《开元占经》中曾引用史书所云“刁蝉”其人其事

    据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貂蝉,姓任,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被选入宫中,掌管朝臣戴的貂蝉(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冠,从此更名为貂蝉。汉末宫廷风云骤起,貂蝉出宫被司徒王允收为义女。不久董卓专权。王允利用董、吕好色,遂使貂蝉施“连环计”,终于促使吕布杀了董卓,立下功勋。之后,貂蝉为吕布之妾。白门楼吕布殒命,曹操重演“连环计”于桃园兄弟,遂赐与关羽。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被关羽保护逃出,当了尼姑。曹操得知后抓捕貂蝉,貂蝉毅然扑剑身亡。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四川省行政学院胡邦炜认为,在有些稗官野史中称貂蝉乃关羽之妾,但是否如此还需要考证,封建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貂蝉自身“侍妾”的地位决定正史不可能有详载。

    “貂蝉有无其人史无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家洲先是客观陈述了历史学上的定论。他又说:但是在《吕布传》里,的确记载了吕布与董卓侍女有染的史实——“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而董卓怒刺吕布的史实也是见之于《吕布传》的——“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把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由此可知,貂蝉这个人物也可能不是杜撰出来,而是史来有之,由于她的身份地位相当卑贱,所以可能只以“侍婢”一笔带过。



    另有学者周士琦发现,唐代开元年间的一本占星学书籍《开元占经》中曾引用史书所云“刁蝉”其人其事。《开元占经》(此书今尚传世,近年有新的印本)卷三十三:“荧惑犯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遗憾的是《汉书通志》一书今已不存。

    ■木芝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

    西施与范蠡归隐西湖,老有所终;王昭君出塞,为睦邻邦客死他乡,内蒙草原上至今“青冢”犹存;杨贵妃因兵变被唐明皇赐死于马嵬坡,归宿问题在史书上均有根据。除貂蝉之外的三大美人都芳魂虽归,青冢犹存,惟独貂蝉生死两茫茫,一缕香魂不知归附于何处。

    从考古方面来考察,到底能不能获得貂蝉是否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痕迹呢?

    学者孟繁仁先生告诉笔者,他经过考证找到了貂蝉的故里:

    貂蝉故里在忻州市东南三公里的木芝村,位于从太原或忻州去禹王洞的途中。木芝村原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灵芝,遂改名叫木芝村。村中传说,早在貂蝉出生前三年村里的桃杏就不开花了,至今桃杏树依然难以成活,是说貂蝉有羞花之貌的缘故。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

    乡民传说,桃园三兄弟得势后,便把貂蝉送回故里,老死后就埋在这里。又说貂蝉扑剑自戕,关羽得知后将遗体护送回故乡安葬。所以后殿有关羽像,殿前有表示貂蝉演戏的戏台,都是报答关羽拒杀和护送之恩。另在定襄县东南的中霍村是吕布故里,有“霍清泉”、“智擒赤兔马”、“歪脖子树”等民间传说,都与吕布有关。所以民谚有“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是说因为有貂蝉和吕布之故,从此,忻州再也生不出好看的女人,定襄也生不出帅气的男人了。

    ■成都北郊居民、68岁的老人曾兴发据称也曾收藏过貂蝉墓碑

    而由成都市民提供的一条线索更是立时震动史学界——成都北郊曾发现貂蝉墓葬。

    线索提供者是成都北郊某文化站一位姓代的干部。据他介绍,1971年,当地修一条铁路支线时,曾挖出一个很大的墓穴,墓中挖出两块大碑,一块隶书,一块篆书。据碑文记载,这个墓穴的主人就是貂蝉。

    而成都北郊居民、68岁的老人曾兴发据称也曾收藏过貂蝉墓碑。

    他回忆说,1971年5月的一天,成都铁路局某工程队某分队在这一带修路,推土机在工作中突然掉进了一个长约8米、宽约6米、深有4米左右的大坑里。工程队当时来了20多个工人,说把坑挖成斜坡,好把推土机弄出来。挖着挖着,有人惊奇地发现坑四周都是彩色壁画、图画,还有一些像老虎和其它说不出名字的动物图案。接着挖出了两块合在一起的墓碑,有人说这肯定是古墓。工程队就叫人把坑围了起来,重新认真地挖。据他介绍,好像最先挖到了南边的坟头上,坑里有两扇红沙石的石门,约有8厘米厚,分别是闸门和正门。进门后是一个厅,后来坑里还挖出一段人的小腿骨、一绺头发,他老伴还在坑里发现一块33厘米长、两指宽的“铜片片”,在水里擦洗一阵就干净了,很亮。最后由于坑里没有挖出更多的东西,又没有人说要保护,墓坑填满后,铁路就修了起来。两块墓碑挖出来后,曾兴发说自己将隶书的那块推回了家,该碑约80厘米见方,厚约6厘米,碑石青灰色,有50多公斤重,篆书那块后来被村里的娃娃打烂了,几年后隶书那块也被人拿走了。

    曾兴发老人还带领记者们到当年的墓坑原址。在成都火车东站的货场外,一个数条铁路并排延伸的地方,老人告诉记者这是铁路的编组线,他指着其中一段说:“这块地方就是当年挖出碑的地方,现在离地面也只不过有几米深。”曾兴发老人所说的墓坑处,只是几条铁路线中的一条,不时有机头穿梭,对货物进行编组。

    另据成都市38中学的退休历史教师林耀青称,他当年也曾亲眼目睹此碑。他认为此碑可能是貂蝉长女之碑。他记得碑文中写了墓葬地址为“华阳县集贤乡永宁里黄土坡……”。碑上刻着“夫人乃貂蝉之长女也,随先夫人入蜀”以及“貂蝉,王允歌伎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等字样。据林耀青介绍,当年古碑出土时,许多机务段的工人也都围着看,他还给在场的几十个人把碑文念了一遍。后来此碑被曾兴发老人弄回家收藏,也确有其事。

    这些曾经目睹和收藏貂蝉墓碑的成都市民都不相信“貂蝉虚构”说。

    “貂蝉墓葬在成都”的消息传出,立即引起有关研究专家关注。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四川省行政学院胡邦炜教授称这一消息是“石破天惊”。他表示,从考古学的观点出发,实物证据是标准,但从社会学与民俗学的角度去看,人证也是一种证据。貂蝉墓碑在成都出现过,显然不是捏造。他认为历史上应该有貂蝉其人的存在。对貂蝉是暮年入川,还是死后葬于蜀的说法,胡教授认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在有些稗官野史中称貂蝉乃关羽之妾,如果是这样,随关羽入蜀就有可能了。

    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文史杂志》编审李殿元谈起貂蝉时说,“貂蝉既然作为历史人物可能存在,史料记载中又无确切下落,流落四川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她是吕布之妻,吕布被杀后,她不可能在中原再呆下去,最大可能就是找个隐蔽的地方埋名隐姓,当时的四川应是最理想的地方。”





    http://www.hanhuncn.com/html/qxhc/20060505161755498_3.html
    10-03-07 政治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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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加快政治发展的步伐,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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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着眼于“创建机关服务品牌,争先创优,提升城乡建设规划队伍良好形象”,以局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组织局属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体要求和“科学规划,统筹发展”的主题,坚持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创新,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增强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加深对科学发展观本质和内涵的理解,解决突出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城乡建设规划管理不适应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以全新的思维,扎实的工作,进一步发挥规划的科学指导作用,强化规划编制,加强规划管理,变管理为责任,变实施为服务,树立良好机关形象,完善城乡规划体系,为城乡建设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引导城乡建设健康和谐发展,保障城乡建设规划工作有序、健康发展。
       会议要求局属各单位尽快成立以主要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把当前开展的“周周读书、人人培训”活动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结合起来,认真抓好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各个阶段的工作。


      关键词 多数统治 多数暴政 无限权威 权力制约


    关于民主制度下的统治方式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民主统治是所有人全体参与的公共决策制度,民主的公共决策应该采用全体一致的决策规则。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问题,民主制度往往采用多数决策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占据多数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至少是少数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和裁决。不过,由于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符合理性,他们的利益表达与要求亦并非时时合理,所以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 )的民主可能退化为多数暴政(majoritytyranny )。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应该只是屈从于多数人的意志,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而对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要求视而不见,否则多数人就有可能依照有规律的过程如选举、立法和多数规则而采取行动,剥夺少数人的自然权利,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从而转变为令人恐怖的多数暴政。本文的任务是探讨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多数统治何以退化为多数暴政的逻辑,并探索促使多数善政(good majoritygovernance)的制度建设逻辑。   
     一、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   
     实际运作的民主制度大都是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勿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可以说多数统治是民主的实际制度形态。多数统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体现多数规则的多数裁定或多数裁决,即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由多数做出决定;由人民中的大多数来统治国家。多数统治构成了民主社会公共决策的制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多数统治能够成为多数善政的实际民主制度,有许多理论假设。古代的先贤和当今的思想家们都对此问题进行了不少探讨和研究,如果考诸思想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多数统治主要建基于以下一些理论假设之上。   
     首先,多数统治理论假设集体智慧超过个人的智慧。   
     个人具有更大的智慧还是集体具有更大的智慧,这历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相信前者往往会在政治上导致精英(专制)统治的出现,而相信后者必然在政治上产生多数统治。实际上,这个疑难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过。例如,在民主制度最早实验地的古希腊,当时就存在着是把统治权交给少数好人(贤良、哲学王)还是交给多数平民的争论。最早对政治学进行规范和系统研究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就认为,“ 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 ,并用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为例来说明多数人的智慧超过少数贤良的智慧。[1] 据此,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 平民政体” 就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反之则为“ 寡头政体”。由此可知,统治方式决定于智慧的高低,因为多数人拥有更大的智慧,所以应该由多数人进行统治。   
     其次,多数统治理论假设,正义在多数人一边。  
     “ 正义” 是一个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问题,历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理想,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追求。西方的思想家从各种角度赋予正义以多种含义,如:正义即各人得其所应得、正义即“ 和谐” 、正义即“ 自由” 、正义即“ 安全” 、正义即法治或合法性、正义即“ 共同幸福” ,等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 正义” ,它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某些事物的“ 平等” (均等)观念。[2]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J。 Rawls)可以说是当代正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正义指的是“ 自由与平等”。他将正义系统地分为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三大类。实质正义是关于社会的实体目标和个人的实体性权利与义务的正义,它包括政治正义(或宪法正义)、经济正义(或分配正义)和个人正义,其中政治正义和经济正义又合称社会正义。形式正义又叫“ 作为规则的正义” 或法治,其基本含义是严格地一视同仁地依法办事。程序正义介于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间,要求规则在制定和适用中程序具有正当性,它包括纯粹的、完善的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形式。罗尔斯指出由于在政治事务中不可能获得完善的程序正义,立宪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投票。因此,虽然多数人可能由于缺乏知识和判断力,或者由于偏狭和自私的观点,肯定要犯错误,有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要支持一种正义宪法,某种适当限制的多数裁决规则在实践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被证明是用来保障正义而有效的立法的可行的最佳方法,也是实现由正义原则预定的某些目的的最可行方法。[3] 由此可知,多数统治是确保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手段,是达到某些民主目的的最佳方法。  第三,多数统治? 砺奂偕瑁嗣裰魅ň褪嵌嗍酥魅ā!  ?BR>    人民主权思想是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所竭力提倡的。人民主权理论的提倡者之一卢梭(J。 J。 Rousseau),就将人民的意志或主权的意志称之为公意,认为公意是高于一切的意志,永远是公正的和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因此“ 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 ,受这种公意指导的约束,接受体现公意的多数统治:“ 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 如果共同体的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或者主权,“ 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既然主权来自人民,那就应该由人民掌握,“ 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4]   
     人民主权理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大革命时期的人民主权观念在当时的含义就是多数统治是没有限制的,也是不可限制的。法国人民相信,既然所有的权力已被置于人民之手,一切用来制止滥用这种权力的保障措施就变得不再必要,民主的实现会自动阻止对权力的专断使用。大革命时期信奉人民主权观念的雅各宾分子就认为公意高于纯粹的个人利益,主张既然“ 公意” 是更为民主的原则,是“ 新社会” 的基础,任何破坏新社会有机统一的因素本身就是反民主的。据此,雅各宾分子及其革命的继承者在实践中依靠瞬时的多数来建立共识。由此可知,人民主权观念在导致多数统治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多数统治理论假设,多数规则是简便易行的民主规则。   
     决议规则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所有决议规则中,多数裁定规则可以说是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最普通和最重要的规则,因为它使民主政治变得具有可行性。而在可能选择的多数规则中,简单多数规则又有着一种特殊的好处,即它本身既能防止少数人代表整体采取行动,也能防止少数阻碍整体采取行动,因此多数裁定规则能够集效率与保护作用于一体,常常被选定为最合适的折衷办法。根据洛克(J。 Locke)的自然法学说,人们一旦让渡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共同体,那么个人就有服从大多数的义务,多数也有替少数作出决定的权利。他指出,任何人要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以谋取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唯一的办法就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一旦人们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并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就享有替其余的人作出行动和决定的权利,因为共同体具有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权力,而这必须要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因此,“ 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她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否则他和其他人为结合成一个社会而订立的那个原始契约便毫无意义”。[5] 在洛克看来,个人的同意只对合法的公民政府的最初建立具有关键作用,此后,“ 同意” 就来自于“ 人民” 的代表以多数原则作出的决定,只要这些被治者的代理人遵守起初的社会契约和契约义务来保障“ 生命、自由和财产”。否则,建立新政府的暴动是正义和难免的。   
     二、多数暴政的产生   
     如果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是充分的,那么多数统治就是合理的,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事实是多数人的智慧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一定超过少数人或个人的智慧,正义也不可能只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人民主权也不应该只是多数人的主权。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也表明,多数人有时比少数人更愚蠢,正义也往往不在“ 狂妄” 的多数人一边,以不受限制的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多数统治常常会变成武断的、压迫性的多数暴政:多数人不受制约地肆意滥用公共权力并侵犯少数人的利益。民主制度下的多数暴政的结果与个人专制下的暴政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一样暴虐的。多数统治之所以可能变成多数的暴政,其原因是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是不完全现实的,多数统治的许多方面都容易使多数统治走向多数暴政,而不是走向多数善政。   
     首先,多数人的决策不一定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   


     多数统治理论认为,人越多智慧越高,多数人的决策相对而言会更加理性一些。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多数人的决策有时也是非理性的,难以显示出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如果人民的参与能够常常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某种多数裁定规则或许就是实现公众要求的合理手段。但是多数裁定规则不能作为衡量民主程度的标志,因为它并不能保证人民的参与能够达到满意的广度;另外,即使人民的参与非常广泛,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人民的多数以及他们的代表们并不一定总是具有解决疑难问题的必备知识。同时,多数有超过半数、比较多数、限定多数这样一些分别,有出席者的多数和包括未出席者的多数,因此多数的智慧和知识也是不稳定和充满变数的,多数裁定规则也是可以作多种解释的规则。   
     事实上,多数裁定规则只是实现政治立法和行政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手段而非民主的实质。它与各种各样的决议规则一样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在效率上甚至还不如其它手段更具优势,原因在于多数裁定规则常常不能将权力置于那些最为明智和更具个人理性的精英的手中。英国著名学者哈耶克(F。 A。 von Hayek )就对多数人的智慧一定超过少数人提出了质疑,指出认为多数决策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是没有理由的,因为“ 只有自生自发的社会发展所达致的成就才可能具有这种智慧”[6]。 正因为如此,多数的意见难以完全是有益的或明智的,多数人的统治完全有可能导致多数暴政的出现。例如,在美国,导致多数决定一切的多数的道义观念就假定许多人联合起来总比一个人才智大,因此多数以为自己有权管理社会,其利益应当优于少数人的利益,等等。由此,美国社会的多数不但拥有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而且拥有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多数一旦提出一项动议,那么一般不会遇到阻止通过动议和推迟表决动议的障碍。[7] 这样的多数决定也就难以听到反对者的声音,更不可能关注到少数者的利益,并常常会对少数者做出不公正的决定,对后者来说这无异于实施了事实上的专制和暴政。   
     其次,多数人的交易规则对少数人具有强制作用,少数人无法以退出抗拒多数人的损害行为。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民主过程视作一个多人达成交易的谈判过程,其通行的规则与市场交易规则一样是一致同意。实际上,构成民主社会的根本规则是大家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是认识上的一致同意而不是多数投票,因此民主政治是在一种共识的范围内运行的,这些共识包括关于程序规则、关于政策选择范围、关于政治活动合法范围等方面。这些共识程度越深,民主就越能够得到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其作用甚至大于三权分立这样的制度安排。不过,相对自由的市场交易而言,由于参与民主过程谈判的人数比较多,而多人之间要取得一致同意和完全的共识的实际难度比较大,因此人们被迫采用了前述的多数规则来做出决定,其结果就必然要引起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分歧。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旦任何一方发现对方的最好出价有悖于自己的利益要求时,可以以自由退出市场交易过程来表示抗议,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是,在通过多数投票进行公共选择的民主过程中,每当多数人表决通过一项公共决策时,少数人尽管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投票表示反对,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自由退出这个过程,因为人们退出一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要远远高于退出一个市场的交易成本。   
     因此,多数投票原则可以使多数能够作出对少数具有约束力的决策,这直接意味着政治权威和决策能力在二者之间的配置是不平等的,“ 人数最多的党派,或者换句话说,最有力量的党派当然会占优势”[8]。 如果不适当的多数统治原则一旦在政府体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就难以有任何力量来挑战和打破多数派的统治,这时多数派就完全可以滥用政治特权而牟取私利,并牺牲共同体和他人的利益,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多数投票规则在政治游戏中先发制人,获取共同体的各种收益。而投票程序的合法性使得政府或其他的组织可以正当地使用强制性手段,去执行多数人的决定并压迫他人屈服。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就不得不默默忍受多数人通过的决策对自己造成的损害,并很容易发生多数人损害少数人和个人的权利的多数暴政。   
     第三,不受法律制约的多数的无限权威容易趋向专制。   
     根据人民主权学说,多数人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因为该学说不仅认为少数人应该同意多数人的决定,“ 人民” 的权力是一元的和不受制约的,而且对于多数的范围并未加以限制。然而,不受法律制约的多数人的多数裁决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强烈的倾向性,容易为人们的意志所左右。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在古希腊某些采取多数制的平民政体中,由群众而不是由法律来最后裁决政务,民众在这种政体里往往成为一位集体的君主,他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不以“ 法律” 为依归,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并渐渐趋向于专制。[9] 造成专制的原因在于不受法律制约的多数的无限权威容易趋向于多数暴政,并对少数人和社会带来一系列危害。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A。de Tocqueville)在上个世纪认为美国民主的最大危险来自美国多数的无限权威,因为不关心少数派利益的

    多数派联盟在由大众选举的立法机关、行政官员和法官中占据主导了地位,特别是在州一级政府中更是如此,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多数的名义得以正当化,法律也可以以正义的名义制定出来并得到批准。因此,多数派能够支配不受制约的权力工具,统制公共舆论的运用,并使非主流的舆论鸦雀无声。   
    1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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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没有客观公正评论中国政治经济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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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实际的民主制度是多数人的统治,这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正义原则的体现。但是多数人的统治并不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它并不意味着多数人可以滥用权力,因为集体的智慧是有限的,多数的无限权威容易导致专制,加上多数的交易规则对少数人的强制作用,多数的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常常会产生多数人践踏少数人权益的多数暴政。因此,要使多数统治不退化为多数暴政,而成为多数善政,就要对多数投票决定问题的范围需要加以限定,少数人应当被给予更大程度的自治,司法体系和社会力量要充分利用来对多数的权力加以制衡。这样,民主政治就有了适当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 多数统治 多数暴政 无限权威 权力制约


    关于民主制度下的统治方式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民主统治是所有人全体参与的公共决策制度,民主的公共决策应该采用全体一致的决策规则。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问题,民主制度往往采用多数决策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占据多数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至少是少数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和裁决。不过,由于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符合理性,他们的利益表达与要求亦并非时时合理,所以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 )的民主可能退化为多数暴政(majoritytyranny )。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应该只是屈从于多数人的意志,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而对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要求视而不见,否则多数人就有可能依照有规律的过程如选举、立法和多数规则而采取行动,剥夺少数人的自然权利,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从而转变为令人恐怖的多数暴政。本文的任务是探讨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多数统治何以退化为多数暴政的逻辑,并探索促使多数善政(good majoritygovernance)的制度建设逻辑。   
    一、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   
    实际运作的民主制度大都是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勿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可以说多数统治是民主的实际制度形态。多数统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体现多数规则的多数裁定或多数裁决,即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由多数做出决定;由人民中的大多数来统治国家。多数统治构成了民主社会公共决策的制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多数统治能够成为多数善政的实际民主制度,有许多理论假设。古代的先贤和当今的思想家们都对此问题进行了不少探讨和研究,如果考诸思想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多数统治主要建基于以下一些理论假设之上。   
    首先,多数统治理论假设集体智慧超过个人的智慧。   
    个人具有更大的智慧还是集体具有更大的智慧,这历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相信前者往往会在政治上导致精英(专制)统治的出现,而相信后者必然在政治上产生多数统治。实际上,这个疑难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过。例如,在民主制度最早实验地的古希腊,当时就存在着是把统治权交给少数好人(贤良、哲学王)还是交给多数平民的争论。最早对政治学进行规范和系统研究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就认为,“ 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 ,并用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为例来说明多数人的智慧超过少数贤良的智慧。[1] 据此,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 平民政体” 就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反之则为“ 寡头政体”。由此可知,统治方式决定于智慧的高低,因为多数人拥有更大的智慧,所以应该由多数人进行统治。   
    其次,多数统治理论假设,正义在多数人一边。  
    “ 正义” 是一个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问题,历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理想,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追求。西方的思想家从各种角度赋予正义以多种含义,如:正义即各人得其所应得、正义即“ 和谐” 、正义即“ 自由” 、正义即“ 安全” 、正义即法治或合法性、正义即“ 共同幸福” ,等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 正义” ,它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某些事物的“ 平等” (均等)观念。[2]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J。 Rawls)可以说是当代正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正义指的是“ 自由与平等”。他将正义系统地分为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三大类。实质正义是关于社会的实体目标和个人的实体性权利与义务的正义,它包括政治正义(或宪法正义)、经济正义(或分配正义)和个人正义,其中政治正义和经济正义
    10-03-07 经济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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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代会精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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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代会的概念
      双代会是一个庄严的选举会议,但根据各个场合的不同,所提出的“双代”的代表也不同。例如“团员学生代表大会”、“会员及教工代表大会”及“人民党委代表大会”等。
    [编辑本段]团员学生代表大会
      一般院校学生的双代会全称为“团员、学生代表大会”,是由团员及学生作为代表选举。团员学生代表大会是为了顺利完成团委会以及学生会的学生干部换届选举工作。团员学生代表大会的选举,主要为了加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系,发挥团委、学生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编辑本段]会员及教职工代表大会
      而院校党委或工会提出的双代会一般以党员以及工会会员(一般为教职工)作为代表选举。主要为了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丰富教职工文化生活而进行的选举。为校园的改革、建设、发展以及稳定教职工队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编辑本段]双代会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一般由顾问、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及委员组成,下设秘书、会务、资格审查、记票、监票、音响六个小组,各组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工,积极为大会的召开做好充分的准备。
    [编辑本段]双代会议程
      1、 请领导宣布大会开幕;
      2、 全体起立,奏国歌;
      3、 主持人介绍到会的领导及嘉宾;
      4、 由筹委会委员宣读关于召开双代会的决定;
      5、 由筹委会委员致开幕辞;
      6、 由筹委会委员“双代会”秘书组组长介绍大会筹备情况;
      7、 由筹委会委员作年度工作报告;
      8、 由筹委会委员介绍候选人及代表产生办法;
      9、 候选人按出场顺序进行竞选演讲;
      10、 投票选举新一届团委、学生会委员;
      11、 由代表审议通过年度工作报告
      12、 由筹委会委员宣布选举结果;
      13、 请领导讲话;
      14、 全体肃立,奏团(党)歌;
      15、 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请领导、嘉宾退场。
    [编辑本段]双代会候选人产生办法
      一般由个人自愿填写报名表,经过各方同意推荐后由双代会筹委会对报名者进行初步资格审查。选出具有候选人条件的人进行笔试,双代会筹委会人员根据笔试内容审定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名单将公示一周。然后召开双代会,正式候选人在会上公开演讲。代表对正式候选人进行投票,采取差额选举法确定当选者。
    [编辑本段]双代会代表产生办法
      1、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能模范的遵守并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没有处分记录;
      2、对自己要求严格,以身作则,威信较高;
      3、敢于同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积极维护他人的正当权益,能代表各界反映意见;
      4、日常操行评定良好以上。
      5、代表应是团(党)员。
    1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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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协调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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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医改方案的谏言
    标签:医疗改革 健康    
    仔细学习了新的医疗改革方案,甚觉有很多不足,感觉有点“假、大、空”,可操作性不强,容易把人搞得一头雾水。如果照此执行,可能又成为一个腐败的温床,改革失败的风险很大。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医务人员,在此有几点谏言,能为医改作点贡献的话,幸甚!

    1、必须坚持“医疗服务适当市场化”。市场能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根据我国目前的“人口多、经济文化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只有适度的市场化才能解决我国人民群众的医疗问题。如果按照新的医改方案推行医疗改革,那将是一个“无底洞”,到时候恐怕出现“浪费、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国家也会不堪重负。比如新农合就已经暴露出比较严重的问题,多数乡镇卫生院将许多本可以门诊治疗的疾病收入住院,小病大医,亏了国家和老百姓而肥了某些个人。照现在的医改方案,不知又要新成立多少机构,每多一个机构就是多一座压在百姓头上的大山啊!如果什么都要管,结果什么都会管不好。实际上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只要 “抓好两头、监管到位”,医疗市场就可以良性发展。所谓抓两头指做好基层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妇幼保健、传染疫情等,另一头就是国家投入重大研究、重大项目等,其余就交给市场,做好监管体制的建设。过去的医疗体制改革为什么不成功,实际上是“三不像”造成的、是各级腐败造成的,并不是市场化带来的问题,如果否定市场化道路,可能会导致医疗发展进程受阻或倒退!

    2、实行国家购买医疗服务的机制,既能公平、公正,又能减少国家负担、减少腐败。国家为每位百姓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把钱给到每一个人头上,自己选择商业保险公司,但必须把此钱用于购买医疗保险),这样商业保险公司自然有办法去替国家管理、监管医院和医生的医疗行为(目前的商业保险的操作模式就值得借鉴)。不管公立或私营医院,一律放开,公平竞争,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国家只补贴用于公用医疗事业的费用。

    3、加强医生准入、放开医生的执业许可,取消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改变目前的职称评定方法,允许医疗人员的自由流动。通俗说就是“有本事就挣钱、并且有人让你挣大钱”,那么医生就会加强自我学习,并且自己愿意掏钱去深造。还用得国家来管医生的收入和继续教育的事情吗?也不会或不敢去收受回扣等。医院全部实行主治医师负责制,医院只分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两级。取消副主任和主任医师,设立教授级专家级库。医师诊疗费由医院根据医生的能力自由定价。

    4、国家在目前的公检法部门成立一个专门的医疗法律机构,负责医疗领域的检查、监察和诉讼,负责医疗违章医疗事故及其它违法行为的公诉或诉讼等。但医疗属专业性非常强的行业,必须要由懂医事法律的法律人员来审理,不然会造成像以往法院“指鹿为马”的笑话或冤案。

    5、改革医疗教育培训体系,建立梯度晋级制度,提高执业准入。无论什么学历什么学校,要从事临床工作,毕业后必须先在最基层工作一定年限和完成相应的继续教育并通过相应考试后才能到更高一级的医疗单位求职。如本科毕业后第一年必须在社区、乡镇等一级医院工作,取得执业医生资格后才有资质应聘去二级(如县市级)医院工作,要在二级医院工作2年才有资质去三级医院当住院医生,不许二、三级医院直接接受新的毕业生。下一级医院的医生到上一级医院必须从住院医生做起。这样国家只管准入和资质的评定,不管人事和薪酬,也解决目前基层医疗人员匮乏,而中心城市大医院却挤扁脑袋,同时提高了基层的医疗水平。国家对预防保健、防疫、监管等卫生人员实行公务员分级招考制度,方法可以采用医师的办法。如相应专业毕业生首先只有资格报考乡镇一级的公务员,上一级部门在下一级的公务员中招考。

    6、提高私立医院和个体诊所的准入门槛,实行分级定制。不同级别的医院必须要有一定的基本设备投入和合理的专业人员配置才允许从事医疗服务,不要像目前的某些私立医院和私立诊所找几个退休医生在那里坐堂干坑人之事。个体医疗诊所必须严格规定执业范围,不许卖药,不许进行有创或有风险的医疗活动(如不能输液、不能手术等),在个体诊所行医的人员必须要有二级以上医院工作3年以上的从业经历,并且执业内容不能超出执业证的范围。

    7、医药适当分开。基本药品或医疗器械实行国家定价,这部分费用才能在国家购买的商业保险中支付。基本药物或器械以外的实行市场定价,费用由病人自付或自己购买的其它商业附加险中支付。医院药房由有资质的医药公司或企业竟标,医院药学人员只审查本院的医生处方用药及部分制剂或液体配制,商业药房只能按照医院药剂人员审查后的处方进行发药。凡是在医院就诊的患者用药处方必须经药学人员审查过后才能到有资质的药品经营公司或药店取药和发药,个体诊所不允许私设药房。
    10-03-07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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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洲高校教学与学习会议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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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要把加快经济发展,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忽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惜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片面追求一时的高速度,势必会造成大的起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才真正体现了发展的硬道理。

    2、坚持“五个统筹”
    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五个统筹”,必须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各构成要素的良性互动,在统筹协调中求发展、以发展促进更好的统筹协调,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3、增强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辩证思维能力
    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
    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
    四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辩证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及时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你要的要义应该是第3点可持续发展概念,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它所强调的是,环境与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改善生活质量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它主张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其战略目的主要在于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和区域之间、代际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一理论被世界各国的学者、有识之士和政府首脑的广泛接受和认同,它迅速成为当代主流社会发展的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它试图克服工业化以来的单纯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的旧模式,转向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从以物的发展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从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转向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的内涵不再囿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是把它理解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和促进,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心理层面与价值系统的重建,它既包含了社会各子系统横向展开具有协调性,又包含了社会发展具有可连续性。就经济发展方面而言,由把发展视为数量指标的增大转向注重经济内含量和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培养;就主体方面而言,打破了旧发展观把人视为经济动物,把人的发展等同于生活条件改善的局限,

    从人的全面现代化角度去理解发展,发展意味着人们从体力到智力、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到科学文化知识及道德修养各个方面的质的提升。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意味着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它必将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也产生重要影响。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内涵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忽视自然的社会发展和没有人的自在自然的发展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含义。应该说,可持续发展既是人的发展又是自然的发展,它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以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生态的发展为条件,三者不可偏废,其最终目标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一般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我们从狭义的社会层面来界定可持续发展,它主要是指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是人口趋于稳定、经济稳定、政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的一种社会发展,其基本内涵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这既包括满足人们对各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的需要,又包括满足人们对劳动环境、生活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等的生态需求;既包括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又包括逐步提高生存与生活质量,做到适度消费和生活方式文明,使人、社会与自然保持协调关系和良性循环,从而使社会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共同繁荣。第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它强调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不断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真正把现代发展转移到提高人的素质轨道上来,实现人口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许多社会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因此,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形成社会系统全面进步和不断更新的持续发展能力。第三,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消除贫困与公平分配财富。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不会把现存的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永远继续下去,它当然也不会允许贫穷永远存在。不公平性会助长社会发展的非持续性,只有公平性才能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可持续社会发展应是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以公平分配,消除贫困,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进步过程。可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推动社会整体全面进步,其终极目的是使人得到全面发展。

    马克思早年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针对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相结合。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已主导现代世界发展方向的今天,我们更应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全面发展。

    但是,人的全面发展并非是指人们的每一种能力都同样突出,达到均衡水平,也不意味着一个人是万能型的,没有任何缺陷和不足。它不单指人的生理、心理、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本身的协调发展,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集体、自我与他人、个人自身的各方面发展处于协调一致、同步运行状态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人作为主体,其实践活动、社会关系、人的需要、各种能力、潜能素质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永远追求过程,没有终点。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全面发展主要是针对当今社会过度地、片面地强调人的物质需要的合理性。这种单纯地以效率、物质利益为中心的价值操作系统容易引发社会各方面的不良反应,如法律虚悬、官员腐败、社会不公、贫穷与犯罪、黑色经济等。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它也是一种主体片面性的表现,它把人的发展单向化、简单化为物的发展,从而把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联系、有机统一破坏了。这种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所导致的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必须得到纠正,否则将使人类陷于深刻的生存发展危机之中,既没有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没有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

    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系统发展观。它对发展的诠释可分为如下层次:一是既要当前发展,又要协调永续发展,这是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二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相应的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这是各个发展要素的相互联系与整体的协调;三是既要人和社会的发展,又要自然、环境的相应发展。自然界的平衡、再生也是一种发展,也就是说,把宇宙、地球与人类,把社会经济与科技文化,把物质领域、精神领域与自然领域都置入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寻求达到整个系统的最佳选择和结果,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全面进步。这种社会系统的全方位发展必然要求人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就个体而言,只有人的智力、体力、才能、创造力以及各种潜能得到持久的充分发展,才能推动社会持续发展。从关系角度说,人的全面发展应当体现出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把握和处理,能够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主体在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能够不断意识到自身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自身的片面发展对自然的破坏性,从而能够自觉、能动地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求得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种自我约束和控制既表现在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上,也表现在对人的质量的提升上。一方面要求人们自觉地控制人口数量,以达到人口数量与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促进主体个体的科学、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面发展,提高主体个体全面的实践能力。因此,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全面开展对人的素质教育,全面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审美教育、包括生态道德、生态文化等全方位教育,使人的道德修养、文化水准、行为规范得到全面提高。从中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应重点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变人口压力为人口动力。

    可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求的人不仅要有现代科学技术,而且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任何个体都不是一个仅仅为了物质财富的“经济人”,而是一个为了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努力工作的全面发展的人。
    10-03-07 报告 政治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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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伦理学的概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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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


      现在关于国企退出问题的讨论不少,而国企的退来退去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产权改革的过程,但目前却似乎很少有人来关注产权改革的公正性,或者是认为改革并不需要公正,或者干脆就是打着公正的旗号反改革。对此如果不加以澄清,国企改革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就会未必如改革者所愿。
      中国改革是人类历史、现代化史乃至经济转型史上十分罕见的个案。就先于实现民主化和公共资源控制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进行私有化与市场化这点而言,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越南等少数几国。而在这几国中,中国又有其唯一特殊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在整个转型期(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这一点引起了世界关注。在国际上人们一般从“渐进”还是“激进”来解释这一现象。
      中国也有激进改革。有人说中国改革不搞休克疗法,因而成功了(克鲁格曼);有人则说中国的成功领域恰恰都是那些一步到位的领域,如解散人民公社、开办特区等,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是大大超过东欧的,中国的劳工政策之偏向资方更是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可见中国的成功证明了改革必须激进(萨克斯)。
      还有人以乌克兰、白俄罗斯并未搞“休克疗法”,但经济却比俄罗斯更糟来证明渐进未必有益。一位波兰学者更直言不讳说:中国成功地吸引了除美国之外全球最多的外资,我们比不上,因为我们的工会太强大,吓跑了投资者。哪个老板不想到那有政府撑腰而不许工人讨价还价的地方去设厂呢?
      而在国内,关于“渐进”“激进”之争并不是最重要的视角。关于中国改革成功(至少是就经济而言,到目前为止)的原因,国内的主流意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那时八九刚过,东欧剧变,国内正全力反“和平演变”,对改革极力强调“姓社姓资”之分。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改革”,所以成功了,而东欧搞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失败了,就成了一种主要的解释。
      第二阶段从1992年末到1997年“十五大”。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再次加速,而且邓明确指出,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于是对中国改革成功的解释从“方向”转向了速度与方式。“姓社姓资”之别为“渐进激进”之别所取代。主流的说法是: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顺利过去了;而东欧搞的是“激进改革”,主张“人不能分两步迈过壕沟”,结果一步没迈过就摔惨了。
      在这类说法中还有一种略为不同的解释,即“增量—存量”之说,认为中国与东欧之别并不完全在于速度,中国非国有领域的改革其实也非常激进(如对外资、私企、乡镇企业),在原体制外的“增量”上取得了成功,而国有领域即“存量”则尽量维持。东欧则不然,它忽视了“增量”,一开始就企图改造“存量经济”,结果是费力不讨好。
      1997年“十五大”以来进入了第三阶段。十五大不仅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而且号召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实行“突破”,并把产权重构作为重点,提出了不争论“姓公姓私”的口号。当时舆论称会议精神是“可以,可以,也可以”。这样便摆出了中国也要以激进手段进行“存量”改革的姿态,原有解释模式便显得过时了。
    同时过去改革模式中积累的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社会公正问题。对此政府在90年代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明确了公平不能“优先”的态度。于是新的解释模式逐渐形成。这种模式认为中国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姓社还是姓资”,也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在于中国改革遵循了“不道德的经济学”原则,在公平置后或至少不“优先”的条件下强制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解释模式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种论点上:
      1997年王金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表《俄越改革比较研究》一文,提出“休克疗法”未必是个坏主意,越南实行之大见奇效,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则搞糟了。为什么?因为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物价说上涨就上涨,国有企业想给谁就给谁,工人想解雇就解雇,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很快到位,效果大显。而俄国则不幸搞了“民主”,弄得政府太软,物价一高,失业一多,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休克”半途而废,改革到不了位,以致有今日之难堪。显然,王文含有他对中国的建议或解释。
      1998年,盛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几篇文章,从对公共资产私有化方式的“卖还是分”的问题引出论点:在私有化问题上“公共选择”不如“双方交易”,亦即对公共资产的处理不能强调公共权利,而应当由有权者(卖方)与有钱者(买方)“双方”不受干预地自行解决。因为“公共选择”会增加“交易成本”,只有“双方交易”才能使产权变迁的“成本”变得最小。
      同样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盛洪又提出“交易先于产权”的观点,即认为对于产权不明晰的公共资产,有权者可以先拿去“交易”再说,一“交易”,“产权”也就自然解决了。这就与自由主义伦理学中诺齐克(Nozick)的“低调正义”发生了冲突。因为按诺齐克的说法,“获得的正义”(Principle of acquisition)优先于“交易的正义”(Principle of transfer),亦即人们必先公正地获得产权,然后才谈得上公正地交易。而在中国现有权力配置格局下,“交易先于产权”而且排斥“公共选择”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并不难理解。盛洪却认为他所掌握的“案例”表明,这正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二自由主义的立场

      显然,以上几种论点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否定了经济改革过程的起点公正原则,尤其是否定了进入市场经济时的产权初始分配中的“获得正义”原则。这就使中国改革中的伦理问题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
      在西方,诺齐克提出了最“保守”最“低调”的正义理论:一个所有者,只要他最初的财产来源清白(符合“获得正义”),此后的财富增殖又完全通过自由交易,而没有强制与欺诈,(符合“交易的正义”),则最后即使他富可敌国,那也无可指责,即完全符合“持有的正义”(justice in holdines)。他可以自愿慈善,布施穷人,但国家不能强迫他(例如通过累进税等)与别人共享财富。
      当然,诺齐克强调这种“持有的正义”必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正义,其后的环节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如果所有者最初的本钱来源不清白,则哪怕此后他一直实行公正的自由交易,其结果也不正义,而必须受到诺齐克正义的第三原则即“矫正的原则”(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之干预。
      对诺齐克的说法,罗尔斯(J.Rawls)是不能同意的。他认为即使财富的积累符合“获得正义”与“交易正义”,其结果也必须受到“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of justice)的限制,因此国家应该对清白致富者也实行强制性的二次分配措施。
      但是,罗尔斯讲的只是消费的“分配”,他并没有质疑资产的分配本身。因而比罗尔斯更“激进”更“高调”的批评者大有人在,如以麦金太尔与泰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更不用说社会民主主义各派。他们批评的重点是罗尔斯,而诺齐克已经被认为“保守”得不值一驳。至于比诺齐克更“保守”更“低调”的理论,则人们闻所未闻。
      所谓科斯定理,即“权利的初始分配无关紧要,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交易又充分自由,则经济效率就会实现最优”,这是一种关于效率而不是关于正义与伦理的说法。
      科斯讲的“交易先于产权”,用的是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中产权立法的例子,而18世纪的英国并不存在公共资产的私有化问题,只有私有财产的法律定义从不严格到严格的问题。因此科斯的理论并不是用来挑战诺齐克的,而是用来挑战凯恩斯的。
      科斯在西方有众多的批评者,他们在伦理问题上都持比科斯更“高调”的立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科斯的立场出发看看其学说的伦理意义,这是不会有过于“高调”之嫌的。
      科斯与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的“国家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或福利国家式的干预,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强制。与后者使用政治强权剥夺公民财产、而且归入国库的财产便进入“黑箱”、其管理者既不由公众授权又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不同,前两种“干预”都是在尊重公民财产权的前提下进行的。
      凯恩斯式的干预,主要是政府以无形税(增发通货)方式扩大开支,增加信贷,刺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过剩问题。而福利国家政策则主要是政府以有形税(累进所得税)方式对国民收入进行二次调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惠及大众。
      在西方的条件下,无论无形税还是有形税,公众作为纳税人的权利是受保障的,由他们的纳税所维持的政府要征得他们的认可,要对他们负责,由此形成的资源流向受到民主制下的公民即纳税人的监督。
      对这一切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异议。新自由主义者既没有指责政府强制或剥夺了公民,也不认为国家干预与权贵利益有什么关系。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如缅甸的昂山素季)把国家干预抨击为腐败之源、权贵利薮是不同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干预的指责,主要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而从不涉及公正问题。
      由于同样原因,新自由主义者在建议对这种国家干预进行纠正时,也只涉及效率考虑而无须为公正而操心,对他们来说,放弃“国家干预”并不涉及进入市场经济时的起点问题,而只是对原本已存在的市场经济作规则上的调整。
      他们也在西方国家倡导国营企业“私有化”,但与东欧不同,这种私有化并不涉及产权的初始配置及其合法性问题,也没有“历史欠账”、“还资于民”抑或“从奴役到自由”这类价值考虑——与哈耶克不同,包括科斯在内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尽管不认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干预政策,但从不认为新政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是说新政影响了经济效率而已。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正是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物。效率是科斯一切学问的出发点,而所谓效率,无非是单位产出所花费的成本的最小化。
      古典经济学讲的成本原只是静态的要素成本(资本成本、劳务成本等),后来又发展为动态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而科斯不仅突破了古典成本理论(也是效率理论)的教条,强调了制度运行成本即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尤其是困扰自由主义者的两个问题:
      其一,为何从理论上讲市场机制能最优化地配置资源,但现实中却常常可以看见市场无效率或“市场失灵”的现象?“社会主义者”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之弊,它不能优化配置资源。而科斯则认定,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当然是最高的,但“交易效率”则不尽然。市场的交易需要成本,交易成本太高便导致市场失灵。
      其二,那么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限制(以致消灭)市场,实行国家干预。科斯的回答则是完善市场,减少交易成本,而在他看来,明晰产权是减少交易成本的有效办法。因此,市场经济一定要彻底实行私有化。
      科斯的这套理论不仅自洽地解释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所谓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它提出的以减少交易费用为中心的思路还有可能导致西方企业制度的重大变革。
      例如科斯认为企业内部的集权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关键,而且这甚至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存在的唯一意义。这一想法对流行的企业制度理论,尤其是所有者经营者两权分离、经理、董事会与股东大会互相制约的传统股份制理论无疑会有极大的冲击。
      如果按科斯的思路,则两权合一、经营者控股才是好办法。这是否会导致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历史性变革?许多人都在拭目以待。显然,无论科斯的思路能否实现,他提出的问题在西方条件下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极大的意义。
      科斯理论的特点是只谈“交易成本”而不谈交易权利,这决非因为交易权利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科斯所处的社会已经解决,已不是他们的问题。因此他的问题其实是有自明的前提的。科斯最著名的论证,如“企业的意义”与“牧人与农人”问题及由此导出的如今几成经典的所谓科斯定理,都有这样的背景。
      科斯问道:一个工人为什么宁愿受雇于企业,而不愿直接面向市场出售他的劳务或产品?因为企业这种组织比各个人直接面对市场能明显地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增加的好处即使扣除了企业的“剥削”,落到工人手中的也会比他单干所能挣得的更多。这个论证曾被一些人引申为:独裁比民主更能节约交易成本。
      但是,科斯为什么不问:奴隶制工场是否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工人为什么不愿当一个奴隶?不要以为这不是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便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效率并不比北方的自由经济差。然而科斯不会这样提问题,因为他要比较的,是不同的交易方式之间的成本,而不是交易与抢劫(强制)之间的“成本”大小。
      企业的“独裁”仍然是契约行为,即科斯说的:“企业没有使契约消失,但毕竟使契约大为减少。”工人进厂时签订一次契约,这与他在市场上单干则要与所有客户签订无数契约相比,“谈判”费用无疑要省得多。但这一选择只是节约了交易成本,并没有放弃交易权利。当然,科斯不需要指出这一点,因为这在他们那里是自明的。
      交易与抢劫不能比较“成本”,这当然不仅是个道义问题,即使纯就技术而言,抢劫这种非合意、无规则行为也是无法计算“成本”的。如果AB二人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而终难成交,某A干脆拔刀把B抢了,你说这是否节省了“交易成本”?显然,即使撇开道义问题人们也无法回答,因为这种无规则行为的结果无法预期:倘若B束手任抢,那“成本”自然很小,但若B也拔刀相抗呢?
      在今日发达国家,交易成本理论当然不会引出这样荒唐的问题,但若是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原始积累时代就不同了。那时的人们没有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不是因为他们比科斯笨,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
      在今天处于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绕开交易权利问题大谈交易成本,便可能成为一种为“抢来本钱”辩护的理论。如今我们的确听到许多这样的议论:
      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关起门来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方式;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决不能让老百姓有发言权,因为“公共决策的成本高于双方交易”;民主私有化不如权贵私有化;“分”不如“卖”,“卖”不如“送”,不管白猫黑猫,能把产权明晰了就是好猫;官僚资本、权力资本有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甚至还有人认为,利用目前体制上的集权条件一次性地实现企业领导私人控股或“持大股”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更易达到科斯设想的企业内“独裁”,而西方的股份公司要想集中股权就很难。
      这些说法的经典依据就是科斯定理: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场交易完全自由,就能达到效率的最优化。
      科斯是通过著名的“牧人与农人”问题表述这一后人所称的“定理”的:设若两块地中无栅栏分隔,一块牧牛,另一块种谷。牛越界吃谷,导致牧人增值而农人减产。但初食之时因牛饥,消化好,故牧人所增超过农人所减;及至牛饱而难消化时,牧人所增便不及农人所减了。
      现在问:若从社会的观点看要达到农牧二人总收益最大,应当如何?是由政府出面设计一最佳界限并立栅分隔,还是让农牧二人在完全自由的产权交易中设定这一界限?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结论是:无论吃谷的权利最初属农人还是属牧人,只要这权利可以自由交易,双方还价的结果都可得出这条最佳界限,使牧人所增恰等于农人所减,而双方总收益达到最大。这比政府的设计更有效。
      显然,科斯这里所称的权利初始设定可以属农,也可以属牧,但并不涉及权利的“初始侵夺”问题。他所要表明的道理是政府的设计不如私人的交易,亦即“国有”不如“私有”,但并不涉及由“国”而“私”的方式问题。
      如果换一个提法,假定农牧二人本来各有权利,然而牧人利用国家强权把农人的权利夺来归己,试问此后他们就会“自由交易”而不会冤冤相报地打起来吗?这还有何“交易成本”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初始权利属谁是无关紧要的”吗?
      总之,新制度学派在美国面临的是与我们极不相同的问题。他们是在传统私有制与公民权利社会的基础上反对“国家干预”,而我们是在没有这一基础的条件下走出“国家统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这一基础。
      前者只是个效率问题,因此可以谈“交易成本”,而后者除效率外更是个公正问题,因此首先要确立交易权利。前者只涉及“规则”,而后者尤其关系到“起点”。前者是规范的自由秩序中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问题。
      在科斯而言,“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是一个捍卫自由的命题(在“农—牧问题”中,这一命题意味着无论原产权属农人还是牧人,国家都没有理由,无论道义理由还是效率理由来加以干涉),而在我们这里,“初始权利无关紧要论”却被扭曲为一个为抢劫辩护的命题(即:有权者可以在“明晰产权”的名义下任意把公共资产攫为己有)然而,为抢劫辩护还能称得上“自由主义”吗?
      其实,真正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新制度派学者对权贵资本的态度本来是很清楚的。科斯理论在华人世界最著名的支持者张五常教授便讲过:邓小平说要反对“资产阶级”,如果他说的“资产阶级”是指“四大家族”一类人,相信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与私产制度的拥护者会反对他的说法!然而,内地的一些“交易成本”论者似乎远没有这么清醒。

    三公正的改革还是强盗资本主义?

      因此,如果说2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资姓社”、“渐进激进”来解释,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讲公正来减少交易成本”之说来解释。如果说搞了半截子“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尽管疗效不佳,但比“渐进”的乌克兰境况还是要强,那么在同属“激进改革”的诸国中,更民主也更讲起点平等的波兰、捷克等国又比俄罗斯的效果更好。这表明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不能支持反改革论,也不能支持寡头改革论。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场化而言,那么所谓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起点平等。在这两个方面中国20年的改革都是有经验的。
      在增量方面,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实际超过许多东欧国家,私企发展的空间也日益扩大,虽然仍有官营垄断、外资超国民待遇、劳资关系不平衡(有民间商会而无民间工会)等问题,但“自由的公正”在发展并显示着正面效果是无疑的。
      在存量方面,中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而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也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
      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中国的国企都比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
      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南、波的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中国改革时期工业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
      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中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
      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不为?
      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是比闭塞的乡村更多吗? ),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反过来说,中国改革由于忽视了公正原则而受阻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为例,本来住房作为消费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产资料私有化那样有意识形态障碍,中国改革前没有合法的私营工厂,但私房是一直就有的。从操作来说,住房私有也不像生产资料私有那样涉及到经济过程中要素配置、机制重构的复杂问题。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企私有化困难重重,争议也很大,但他们的住房改革多很顺利,争议也少。如俄罗斯的国企改革泥足深陷,问题不少。但他们以抽肥补瘦、返还欠账为原则搞的住房改革却很成功,早在1993年底仅经过两年的变革就已使私房率达到55%~56%,已达西欧国家水平。而东欧一些国家如保加利亚,早在旧体制下就承认低工资下住房返还原则,规定劳动者工龄积累达到年限后即可拥有所分住宅的产权。
      可见,中国的住房改革久拖不决,关键并不是什么“观念”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公正问题。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在半卖半送的低价下又加之以工龄折扣不按绝对值而按所占房价百分比计,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就这样,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还要把后者抛向已在公款购房潮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垄断性暴利因素双重刺激下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这样的房改能没有“阻力”吗?如今政府提出以补人不补房的“货币分房”来取代“谁占谁有”,正是看到了前一阶段房改中的弊病。如果这一原则能得到公正的执行,“观念”是不会构成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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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6 学术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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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用教育原则手段方法等理论谈谈高校应如何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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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再现、整理、加工。通过作业,可以使学生的知识得以巩固,思维得到锻炼,作业也是师生交流的重要载体。教师怎样科学地设计作业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如果设计得好,既可以为教师减负,更能为学生的发展寻找新路。传统数学作业被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作业内容局限于学科知识范围,封闭僵化,往往远离学生实际。目前教师设计的作业并不尽如人意,表现为:作业量过重,许多老师搞“题海战术”,只图“量”,不求“质”,一味盲目地“强化”训练。其实这种盲目的“题海战术”,导致思维活动空间减小,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更使学生负担过重,与素质教育相违背,使学生作业效果降低,作业抄袭现象严重,造成负面影响;作业设计的形式单一,往往为清一色的计算题。这样单调枯燥的作业形式,让学生得不到学习的乐趣。因此,数学教师要研究作业设计的原则和方法,促进学生的发展。
    一.数学作业的设计原则:
      根据新课程中“自主、合作、探究”的新型学习模式,我认为数学作业的设计要突出以下原则:
     (一) 目的性
    布置什么样的作业教师要心中有数。教师须要把握重点,突出难点,这样才能进行科学安排,合理布置作业。
     (二)针对性
    在数量上要有弹性,难易程度上、数量广度上要合理的调控,给学生自主选择,以适应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发展,既有效缓解差生的心理压力,又提高优等生探求能力。设计作业的目的是巩固新知识并成为拓展、深化知识的基础。
    (三)趣味性
    兴趣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富有情境的作业,才能使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去完成,在练习中感受乐趣。
     (四)层次性
    层次性是指作业内容要由浅入深,具有一定的梯度,体现教学内容的层次,适合思维能力层次不同的学生。
    (五)实践性
    实践性是指作业能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强调学生亲身经历,在观察、操作、实验等一系列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培养学生乐于动手、勤于实践的意识和习惯,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六)探究性
    探究性是指作业内容能吸引学生步步深入,促使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充分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探究性作业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形成一种积极主动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二.数学作业的设计方法
       (一)内容应精练
      在以往的教学中,作业的设计主要以例题仿做的题目为主;另有单纯求解的题目和独立完成的题目等茫茫“题海”,从而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为此,教师要做到:
     1、把握作业的质。教师应根据课堂所讲内容精心筛选,尽量兼顾作业的典型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在作业的选编上既考虑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又能体现出启发性、巩固性的原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数学作业应有的效能。
      2、科学地控制作业的量。一般说来,在每节课后布置10——20分钟左右的作业量较为适宜。作业布置受学生素质、年龄特征和所教具体内容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能一概而论。应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性练习,精心选择辅导资料,为学生布置高质量的,具有典型性的作业题,应达到练一题而通一类的效果。
     3、关注学生个体的差异。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数学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倡导自主性作业;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全面考虑学生差异,自主选择作业,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自觉性,逐步掌握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而实现从“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既能让学生充分展示才艺特长、张扬个性;又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在不同的基础上各有收获。
      (二)形式应多样
      在作业形式上要注意变化,实现多样化,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各种能力。根据教训实际,我是经常设计以下题型:
      1、观察查阅型
    如学完《勾股定理》后,我让学生通过图书馆、电脑自己查阅关于勾股定理的历史文献;观察日常生活中与直角三角形有关的物体及它们的应用。
    2、动手实践型
      如学习了《比和比例》后,让学生以学习小组的形式测量旗杆、大树的高度实际问题。还设计一些相关内容的小实验和小制作给学生去实践,同时也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做别的小实验和小制作。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这样知识与能力不断互动中成长。
     3、探究型
      通过探究性作业,让学生通过合作的方法探究问题,在探究中摸索出适合于自己的获取新知的途径,如让学生自主选择“最愿意探究的问题”,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带着问题到街道、农户、企业等地方访问、调查,或者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数据,写出调查报告。如:利用数学中的样本知识调查庙镇的人口情况等。这种作业记载着同学们开展探究活动、体验幸福和快乐的足迹,是新课程下的数学的特色作业。
    总之,多元化、个性化的开放型作业,使学生都有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施展才华的机会。以课堂为“主阵地”,作业为“分战场”,发展为目标,自主合作为手段,让他们在快乐中进步、成长。
    10-02-06 报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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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区域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实证分析,写一篇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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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救助资金对于很多低收入家庭来说相当于“救命钱”,虽然不多但是十分重要,今年,洮南市审计局社保科把民政部门城乡低保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作为审计工作重点,精心研究制定审计方案,确保“救命钱”拨的公开透明,用得对、用得好。

    一、入户调查实际情况。对乡镇低保对象进行入户调查,查看低保资金发放花名册和城乡困难群众一次性生活补贴发放表,掌握城乡低保资金运行情况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落实情况。

    二、检查档案信息准确程度。对2008年度降低及终止低保待遇的低保对象和新增及提高待遇的低保人员档案资料进行检查,从低保申请、审核、审批、核准、评审环节进行核实,了解和掌握低保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和准确。

    三、跟踪收入查补助标准。根据低保家庭劳动力人数、就业人数、低保家庭的收入构成情况,查清城乡低保户月享受低保金及补贴金额,查实城乡低保户补助标准,人均补助水平。

    四、审计执行发放环节。针对城乡低保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救助方式、农村低保金的发放环节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审计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
    10-02-06 论文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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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乡低保资金的审计方法及存在的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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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 学界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 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但缺乏对该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本研究试图在回顾该领域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系统的分析总结农村社会保障的本质、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以及财政介入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等等。学界在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政府应发挥主体责任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并且各界学者对未来农村社会保障的改革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工作, 引起我们更加关注未来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农村社会救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等问题, 并寻求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关键词] 农村社会保障 土地制度 财政 研究展望
      本文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计划、北京大学985 和211 项目资助。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实践工作和研究探索。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 试图通过建立农村养老、农村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各项制度,保障农民的公民权利, 加强政府的转移支付。但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区域差异大等问题。农村社会保障不能适应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目前, 各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实践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在理论上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概括而言, 这些文献研究的焦点问题包括: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农村社会保障的模式选择及其未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还包括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问题。很多文献还分别探讨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村社会保障形式的发展问题。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 学界主要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①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迈进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②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资金不足。从广大的农村来看, 许多农民的生产生活基本没有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及完善具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在当前提出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为时尚早。③目前, 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因此, 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建设中, 社会救助(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三大基本保障制度的建设是重点。④政府在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主体作用, 如财政投入、社会保障立法和保险资金监管等等。
      下面具体从几个方面来回顾学界的主要研究热点及研究进展, 评述研究缺陷, 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一、对“农村社会保障”本质的认识
      学者对农村社会保障范畴的界定不尽相同, 从最广泛的角度讲, 农村社会保障包括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应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这些保障项目构成了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亟待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学者还对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的定义、特点及其特殊性进行了探讨, 这种探讨主要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有学者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把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概括为小农户的社会保护政策, 通过对中国农村的事实观察发现,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就是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全面保护, 或者称之为可持续生计。农村的社会保障, 是对于以遭受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风险包括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为常态的农民的社会保护。由此, 它必然要求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全面保护(杨团, 2005)。还有学者认为, 现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实质上依然是一种以家庭保障为主的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保障, 如养老、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 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只占极小的比重。〔1〕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有了较大的发展, 如在农村推行医疗保健制度、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计划生育保险等等。但从严格意义上, 它们都不应该归属为社会保障, 而是社区保障。〔2〕这种社区保障的稳定性还是一种短期效应,它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过渡型保障供给形式, 最终将被其他的保障供给所替代。因此, 在建立社区保障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其今后的演变与发展趋势, 尤其是与国民保障体系的接轨。
      综上所述, 目前在农村实施的任何一种社会保障项目都不完全符合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农村医疗保健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是农村计划生育保险都是在一定社区范围内, 以本社区居民为保障对象的一种福利制度, 与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联。它们都不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实行,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保障制度, 也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 更不属于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进程缓慢, 对此学界已达成共识。有学者建议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由家庭保障制度向互助保障、社区保障制度转轨, 最终建立社会化保障制度。〔3〕社会保障金的来源也应考虑其社会性。在拓宽农村社会保障金渠道的前提下,农村社会保障不能完全依靠自愿, 要考虑其社会性,国家应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和资金投入力度, 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 对落后地区也要逐步推行。同时,在经费投入和政策制定上要与城市社会保障一视同仁, 特别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初期, 国家应该更多地反哺农村, 造福于农民。
      二、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学界主要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民被排除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等角度来论述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在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 许多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主流的观点是建议因地制宜地制定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据政府部门和学界的普遍共识,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包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社会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和老人福利) 和社会救济(贫民救助、灾民救助、长期病患农民救助、孤儿孤单老人救助)。〔4〕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迫切需要建立的三大主要保障制度, 〔5〕〔6〕〔7〕并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坚持因地制宜与地方自主发展为主的原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 在地区差距非常明显的情况下, 建立全国性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不现实, 但也不能否定已经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这些工作的积极努力。〔8〕例如, 在几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 他们往往是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 发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会化养老。如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通过对中国苏南地区保障状况的研究提出了“苏南模式”。苏南农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种多形式并存的局面, 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 社区保障为核心, 商业性保险为补充”(彭希哲等, 1996) , 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 集体有能力对社区成员的养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然而, 目前政府和学界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保障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 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是主张农村社会保障应当独自发展。政府和学界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目标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位, 没有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说明。这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目标模糊,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至今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既未形成整体的框架, 也没有渐进推进策略的根本原因。〔9〕此外, 重要的是, 有学者主张, 各项保障制度的实施应该有重点。I1 S1 Falk 和W ilbu r J 1 Cohen结合美国国情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对农民群体的保障最好建立一个覆盖所有工人的统一的保险计划, 并且以强大的救助计划为补充, 来提供社会保险未解决的特殊需要。〔10〕对我国而言, 在确立农村社会保障项目时, 要重点考虑当前农民面临的最无奈、最无助的核心问题。要依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分类设计, 制定和建构多层次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抓难点热点问题, 在部分农村, 当农民正常的生活难以保障、防病治病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 应当把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放在突出位置加以解决, 在保证农民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的基础上, 再来解决其他诸如养老保险等方面的问题。
      三、对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探讨
      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难点所在。社会保障的筹资问题涉及两个问题, 一个是资金的来源, 另一个是缴费的时间平衡。〔11〕社会保障费用应来自雇员和雇主的缴费。目前,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单一, 养老保险名为三方筹资, 实则农民一方出资, 社会保险有名无实, 形同个人储蓄。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 缺医少药的情况相当普遍。从总体上看, 家庭保障仍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模式, 社会保障功能比较脆弱。8 亿农民基本还是处于家庭保障而无社会保障的境况, 未来养老问题堪忧, 健康和基本生活问题不容忽视。〔12〕目前, 学界倡导的筹资渠道有: 财政资金、土地补偿收入、企业雇主缴费和农民个人缴费。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出发, 解决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途径主要有:
      第一, 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筹集资金要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化, 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参保农民本人三方, 但国家要明确三方的合理投资分配比例。同时, 要广开融资渠道, 可考虑将土地补偿费、土地使用费、农业税以及农业产业化经营所得的合理部分纳入法定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渠道。
      第二,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投入力度。要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 改变目前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 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 并明确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农村保障方面。要适当增加集体补助。通过政策扶持、加强管理、深化改革等途径, 增收节支, 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提高村集体对农民的补助能力, 并制定相应的办法规范村集体对农民的补助。
      第三, 要引导和鼓励农民自身积极投入参保。要完善补贴政策, 提高政府和集体对农民参保的补助比例, 通过政策激励, 吸引农民参保。建立农民个人账户, 将政府和集体的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账户上, 按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发放标准, 让农民有安全感和自主性, 充分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四、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以土地为中心的非正规保障, 特别是在那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来源中农业所占份额大的地区。〔13〕随着农村土地对农民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 在客观上要求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建设。这引起了学界对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关注。许多学者认为, 土地长期以来给予农民的生活保障功能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对社会保险的需求以及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也使得政府忽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 从而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严重滞后, 〔14〕〔15〕〔16〕而农村社会保障的名存实亡, 又迫使土地的保障功能被迫强化。〔17〕因此, 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发展途径, 必须首先正确处理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的关系。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主流观点认为, 应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并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 促进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化。这主要是因为土地保障只是一种过渡形式,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必然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的发展逐步向社会保障过渡。
      而这个“制度创新”主要是指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土地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是当前我国农村特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18〕也有学者认为, 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前提是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即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19〕通过土地保障功能的再造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逐步实现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 从而建立城乡一体的全国社会保障制度。〔20〕学界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失地农民的增多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但失地农民的权益并不能因此受到损害。学界一致认为, 解决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关键是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 当前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 对保护农民利益意义重大。具体而言, 可以用经济补偿的一部分或全部, 如利用土地补偿收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险, 即把土地征用或转让的补偿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化的资金来源, 是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种可以称之为“以土地换保障”的思路。
      综上所述, 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相辅相成, 如何使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 是解决三农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也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关键。由于我国农村特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制约, 这将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五、财政介入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
      概括而言, 财政介入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筹资模式、政府的主体责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问题。综观20 世纪90 年代,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筹资模式可以概括为: 农民自愿参保为主, 集体资助为辅, 政府政策扶持或少量资助。实践已证明,这样的筹资模式难以真正为农民建立生活风险保障。学界提出在农村社会保障筹资问题上政府并未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并建议加大政府资金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同时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用一部分财政资金资助社会保障, 是先进国家普遍做法和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财政资助将吸引农民增加个人缴费, 从而使农村社会保障的正常运行获得基本保证。〔21〕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 在其诞生之时, 均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在西方发达国家, 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充当着主导角色, 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各界学者一致建议, 我国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最主要的是要由政府推动和支持, 并由其承担主体责任。而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承担什么责任, 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紧密相关。就我国所实行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而言, 政府应当针对其不同的组成部分, 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22〕概括而言, 政府的主体责任包括以下内容: ①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构建适宜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和原则, 并进行积极地组织和引导; ②加强管理和监督,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 ③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 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④给予政策扶持和必要的财政支持, 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 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起覆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责任, 尤其是中央财政应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政府应该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的权责划分, 从而保证农村社会保障的正常运行和社保制度的完善。〔23〕政府部门尤其要处理好社会保障制度与其他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国家财政可以根据财力状况, 在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一方面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对农村的教育投入, 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 不断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际上, 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样, 政府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工作, 其本身就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
      此外, 一些学者提出, 政府在社会保障的相关领域同样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当高度关注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问题, 采取措施引导农民脱贫致富, 认真解决特困户、五保户等弱势群体的困难,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救济和农户互助制度。
      从根本上说, 要加强和推进农村社会保障, 必须不遗余力地促进农业生产, 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加快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把保障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落脚点。〔24〕
      六、现有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已经尝试了10 余年, 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无论制度模式还是相关政策, 各级政府都在不断努力, 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刚刚起步的局面呈现出一些良好的势头。然而, 我国的经济实力还远不如发达国家, 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总体而言还比较落后。在现有条件下, 为农民这类非雇佣的独立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一个较大的挑战。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中比较关键的有以下几个:
      1. 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模式
      许多研究者都提出应当在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时增加政府扶持的力度。但是, 这个“力度”多大比较合适, 既能充分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政府又能承担得起? 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 都缺乏明确的定量分析,甚至连定量分析的框架也没有, 这样“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便缺乏科学的指导, 难以落实。有学者对政府应承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责任进行了研究, 并对承担的程度做了初步的探讨。〔25〕但是, 仍然缺乏一定的定量分析。
      2. 调查、数据与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专项调查, 由于调查目的所限, 可用的数据比较分散。如2000 年的“中国城乡老龄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涉及到了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 但调查对象仅局限于老年人群体, 而且该调查是一项包括老年人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等内容的综合性调查, 有关社会保障的调查项目比较有限。再如1993 年、1998 年和2003 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对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然而这是一项针对“卫生服务”的调查,因此对其它社会保障项目没有涉及。数据的局限性也带来了研究方法的单一, 且仅限于定性分析。也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如温兴琦在湖北和湖南11 个市县区, 对农村生活保障和农业生产保障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查。问题涉及政府救助、农村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问题以及低保制度的执行情况等等, 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因此,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研究急需进行一些专项调查及典型调查, 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3. 农村社会救助问题研究
      社会救助包括贫民救助、灾民救助、长期病患农民救助和孤儿孤单老人救助等,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形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目前学界对贫困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而这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 深入研究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何确定合适的社会救助水平、救助对象和救助内容? 地方财政投入水平应达到多少? 中央财政应承担什么责任? 等等这些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4.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之一, 也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学界提出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对接的必要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具有包容性, 逐步把离开土地与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吸收进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目标模式应该是高度统一、社会化和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也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建立城乡有机衔接的“三维”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即“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和“附加保障”。〔29〕这是对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力探讨。但是, 各保障项目仍然缺少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 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问题上, 还需要进一步提出具体并且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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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陈姣娥 论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缴费责任[J ]. 人口与经济, 2006, (03)
    10-02-06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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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关于流动人口权益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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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人口城市迁移带来的城市化问题

    80年代以来,从不同学科研究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现。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 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 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 ,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 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 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 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 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 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 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 1994)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 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 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 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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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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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政府政策演变对农村贫困的形成

    从1952到1978年这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继承的是饱经战乱落后的农业经济,当时发达的重工业部门被看作是国力和成就的象征,这种观念被政府中领导人所认同,于是自然而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是构成城乡差异的形成根源,在本质上,这种政策可以认为是通过吸收农业剩余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对城市进行补贴试图达到工业化。国家实行掠夺农民的价格“剪刀差”政策,使本来不景气的农业与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严重地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此时的政府以低价获得农产品,对农民的利益有极大的损坏,极大的损坏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一种聚焦短期利益的短视的发展战略。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到1985年左右的时期内,在亚洲四小龙崛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进行了反思,挑战传统的观点,对农产品市场逐渐放开,劳动力和资本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

    从1986到1993年,城市改革和再分配,政府采取经济发展向东部倾斜的政策,以牺牲中西部经济发展为代价,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差异的扩大,由于城市人口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这种扩大的地区差异就意味着城乡差距的扩大。同时各种制造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就业政策,仍然严重制约着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而城市居民继续享受着住房、教育补贴、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等福利。而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则被排除在这种福利体制之外。这种福利保障的系统性倾斜,阻碍了农村家庭向城市的永久性转移,成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实际上是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城市。无论是国家的财政投入,还是社会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扩大之势
    10-02-06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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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问怎样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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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的建设部分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且提出了体现改革创新精神的总要求和一系列创新举措。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具有与时俱进的远见卓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

    首先,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顺利完成党肩负的执政使命的现实需要。改革创新是当今时代精神的核心,也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靠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来保证。我们党作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党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党的工作必须改革创新。这是新的形势下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关键所在。

    其次,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党正确应对新课题新考验的现实需要。改革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奋斗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党的理论、丰富党的实践、完善党的制度的历史。我们党已经成立86年,在全国执政58年,这使我们党积累了治国理政和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但也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产生惰性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既给党注入巨大活力,也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我们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新党员数量大量增加,新老干部队伍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给党不断增添了新鲜血液,也使党的自身建设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要适应新变化、经受新考验、解决新课题,就必须在党的建设中大力倡导改革创新精神,不断进行党的建设制度、机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第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解决党的建设自身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以改革创新的思路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落实,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我们党的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中,以改革的思路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举措,以创新的精神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和办法。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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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应以什么为重点加强班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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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学习不断深入。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自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大教育培训工作力度,完善理论学习机制,积极探索和实践理论学习的新方法、新途径,理论武装取得了新成效。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带头实践,推动了全市理论学习的深入开展。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开拓创新,勇于探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明显增强。
      宣传工作不断改进。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和谐文化建设,组织开展了“感动哈尔滨”人物(事件)评选、“邻里牵手逛新城”、“打造书香哈尔滨”、《哈尔滨赋》征文等活动,创办了“议论风生哈尔滨”网上论坛,使思想宣传工作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富有实效。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喜人气象。
      党内民主不断完善。进一步健全了市委全委会、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坚持重大问题和重要人事任免集体讨论决定。严格落实市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制度,全委会、常委会委员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在换届选举和日常干部工作中注意扩大民主,严格履行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程序,后备干部民主提名推荐参加人员进一步扩大。继续深化党务、政务公开,人民建议征集活动日益广泛深入。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深入开展创建发展型领导班子活动,一批综合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谋发展、抓发展的整体功能得到提升。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完善民主推荐提名制、票决制、公示制、试用期制、任期制等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提高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在全市党政机关开展了“对标定位、争先创优”活动,涌现出一批工作业绩突出、晋档升级的地区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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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孕妇在怀孕四五个月应注意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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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作风建设整改措施专辑(一)



      全市机关作风建设活动自4月进入组织实施阶段以来,市级机关各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书记在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和**副书记在分管领导及联络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对照“坚持‘三个转变’、强化‘四个服务’、实现‘五个突破’”的总要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深刻查摆机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提出整改的重点内容,扎实制定整改的具体措施,为确保机关作风建设,取得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分期刊登各部门梳理出的主要问题和整改措施,供相互借鉴。







    部门



    (单位)



    存在的主要问题



    整改措施



    市委办公室



    1、在加快培养一专多能、独当一面的干部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2、在切实提高调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3、在全面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履职水平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4、在优化提高工作规范化程度和效率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1、强化理论武装,提高实践能力。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党章;及时学习把握中央、省重大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重要战略决策;坚持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理想信念和优良传统教育;努力营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浓厚氛围,落实学习制度,创新学习形式,建立业务研讨机制,实行内部挂岗锻炼,充分利用“秘书工作论坛”和“综合论坛”平台,加强学习研讨,坚持学以致用,提高服务市委中心工作的能力;



    2、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参谋水平。根据市委领导要求和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主动开展调研,深入基层掌握实情,积极提出对策建议,切实增强调研的深度广度和自主调研能力;



    3、强化九项工作,提高履职水平。一是努力推进秘书工作进一步细致、规范、高效。二是着力提高文稿质量,切实提高参谋助手作用。三是切实提高信息工作的针对性、高效性。四是努力提高督查工作实效性。五是发扬信访工作连续作战的作风,努力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群众的根本利益。六是确保密码通信安全畅通,加快信息化建设。七是加强依法治密,切实发挥保密工作保安全、保发展作用。八是紧紧围绕中心,党史方志工作力求多出成果、出精品。九是提高人性化服务水平,努力提升接待新形象;



    4、完善运行机制,加强内部建设。学习借鉴省委、兄弟地市的有关工作标准、程序和先进经验,进一步科学安排、优化流程。完善“两项制度”;着力建设学习型机关和学习型处室,培养学习型干部;积极创建文明机关,带头落实市级机关文明礼仪,在全市机关作风建设中起带头表率作用;加快信息化建设,创建一个办公室内部信息传递、内部运行、互动学习、资源共享的新平台,提高机关效能;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积极建设节约型机关。







    市人大机关



    1、服务人代会、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服务人大常委会,服务人大代表的水平还不够高;



    2、监督工作的方式方法创新还不够;



    3、机关效能建设的长效机制还不够健全。



    1、坚持求真务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常委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进一步增强服务的主动性、超前性,不断优化为“三会”、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的服务质量;



    3、坚持和完善联系代表、规范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等制度,为代表履职创造良好条件;



    4、采取多种方法,深入开展执法监督;



    5、积极探索创新监督方法,加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



    6、紧紧围绕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监督;



    7、认真总结、梳理本届以来的机关工作制度,汇编成册;



    8、不断强化机关干部教育管理工作;



    9、进一步加强会议、文件和公务接待管理。



    市政府办公室



    1、干部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



    2、处室业务工作的创新创优显得不足,专业处室综合协调、文稿写作和文件起草的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



    3、服务领导的主动性、超前性还不够,为领导决策当参谋和助手还有差距;



    4、服务基层群众不够直接、具体,没有让更多的群众切实得到服务,感受到关爱;



    5、干部队伍的结构不尽合理,干部流动不快。















    1、完善办公室学习制度,科学安排中心组学习、处长例会、“机关学习日”和“每月一书”读书活动,邀请部门领导讲解全市重点工作,定期组织考学;



    2、开展专业处室综合文稿、规范办文和协调工作专题研讨,制定督查考核办法,加大处室办文通报力度,开展办公自动化培训,完善处室ab岗制度;



    3、加大问题类、建议类、指导类信息采编力度,强化超前性、策略性、问题性调研,开展领导秘书工作研讨,积极思考并主动承担一些政府层面的工作;



    4、深化结对帮扶、社区共建等活动,更多地组织慈善捐赠、义务献血、为民服务等公益活动、义务劳动;



    5、积极研究干部工作,多渠道引进人才,加大推优荐贤力度,组织竞聘上岗、轮岗、短期交流等。



    市政协机关







    1、民主监督力度不够大;



    2、委员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3、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仍需加强;



    4、政协自身建设需进一步加强。



    1、加大培训力度,充分发挥特邀监督员的作用;



    2、精心组织好“环境保护与生态市建设”专题议政会;



    3、建立委员学习培训制度;



    4、积极开展活动,为委员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5、创新委员激励机制;



    6、以重点课题为纽带,积极开展与各党派团体的联合调研;



    7、定期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畅通联系渠道;



    8、继续完善机关学习制度;



    9、完善机关工作计划,提高工作计划性;



    10、完善湖州政协网;



    11、提高为委员服务质量。



    市纪委(监察局)



    1、制定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针对性、操作性、有效性仍不够强;



    2、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还不够;



    3、对部门纪检监察组织的关心、帮助还有所欠缺。



    1、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省委《实施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具体办法》,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逐步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同时,将“切实管用、操作性强”的指导思想贯穿于具体制度制定的全过程。制度出台后,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2、发扬求真务实作风,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农村、深入企业,实地走访、调查研究,形成有针对性的、实事求是的、有利于科学决策的调研材料,促进面上工作开展;



    3、在完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年度述职制度的基础上,不定期走访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指导和支持他们开展工作。对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研究并认真加以解决。



    市委组织部



    1、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考准考实难;



    2、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监督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3、人才工作中总量不大、素质提升难;



    4、基层组织建设中党员队伍结构优化、作用发挥难;



    5、机关干部能力素质和组织工作服务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1、结合届末集中考核,综合运用民意调查、实绩分析、新进班子人选集体面谈等新的考评方式,考准考实县局级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



    2、深化完善《重大问题议事规则》,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记实试点工作,对在“两个年”活动中无作为、不作为,不勤政、不优政的干部,采取诫勉谈话等措施;



    3、以“自主创新”为主题开展专业技术人才“三创”活动;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课题调研;



    4、围绕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题,出台相关实施意见,精心指导乡镇换届工作,深化完善党员人才工程,扎实推进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切实加强对基层党建工作的具体指导;



    5、结合创建学习型机关,完善部机关导师帮带制,深化组工业务学习培训,切实提高组工干部能力水平;出台进一步加强组织工作创新的实施意见,制定实施2006-2008年信息化建设规划,进一步完善各项业务工作流程,提高组织工作服务效能。



    市委宣传部(社科联)







    1、理论学习与实际结合上存在不足;



    2、“三深入”、“三贴近”上存在不足;



    3、对宣传工作的指导上存在不足;



    4、执行制度上存在不足;



    5、宣传工作创新上存在不足。



    1、更加注重认真学习,努力提高宣传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坚持每月“周六宣传工作论坛”,结合工作,完成5-8个调研课题。



    2、更加注重服务大局,努力提高宣传工作领导和指导的能力;制定部领导深入县区、新闻文化等单位指导工作制度,完善对宣传文化教育系统重点工作责任分解、年终考核和奖励办法。



    3、更加注重改进作风,努力提高规范和创新宣传工作的能力;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修订岗位职责和《制度汇编》。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实现宣传工作五个方面有新突破。



    4、更加注重机关建设工作,努力提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深化“五型”文明机关创建活动,完善谈心谈话、青年干部进位培养等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和处室及干部职工的考核、奖惩制度。



    5、更加注重发挥表率作用,努力提高部委班子自身建设的能力。深入开展创建“六好班子”活动,明确分工,突出重点,抓好落实。



    市委统战部(民宗局)



    1、基层统战工作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工作抓手不够多;



    2、服务统战成员质量不够高、作风不够实;



    3、统战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不符合、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状况。



    1、开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



    2、实施基层统战工作“心连心工程”,依法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和民族工作,建立健全基层统战工作长效机制;



    3、围绕“项目推进年”,扎实开展海外联谊活动;围绕“企业服务年”,有效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又快又好的发展;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4、争创“六好”班子和创建文明机关;开展中层职位竞争上岗;修订完善机关制度汇编。



    市委政法委











    1、学习的自觉性和系统性不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不够强;



    2、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还不够直接、不够具体;



    3、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湖州及全市政法工作等重大问题调研还不够。



    1、认真落实中心组学习、机关学习日和党支部学习例会制度,每年领导干部不少于2篇、机关干部每人不少于1篇学习体会文章,运用学习成果解决实际问题不少于1个;



    2、大力开展“五进”工作,即:平安进基层、维稳进基层、法律进基层、综治进基层、反邪教进基层;



    3、进一步完善平安建设考评办法;



    4、健全完善维护稳定各项机制;



    5、加大对执法不公、执法不规范及政法队伍违法违纪的查处力度;



    6、在起草有关政法重大政策过程中,凡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主动听取基层的意见,切实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



    7、有关政法重大政策出台后,密切配合新闻媒体做好政策解读,帮助人民群众深入准确理解政策的主要精神和内容,并对政策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反馈;



    8、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对影响全市平安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及突出矛盾积极开展调研,形成有深度的理论分析、有坚实实践基础、有科学解决方法的研究成果,为市委市政府决策做好服务。



    市委政研室(农办)



    1、调研作风不够深入;



    2、激励机制不健全;



    3、部门内部处室之间、干部之间工作交流、探讨少;



    4、对县(区)政研室、农办的工作指导力度不大。



    1、建立健全选题机制、优秀调研成果评选奖励机制、会稿机制;



    2、加强中心组理论学习和学习日学习,开展“精读一本书”活动;



    3、健全绩效考核机制;



    4、健全处室负责人例会制度;



    5、健全县(区)政研室主任例会、县(区)农办主任例会制度。



    市台办



    1、对县区台办指导力度不够;



    2、服务台胞、台商、台属质量不够高,办法不够多;



    3、台办干部队伍还存在着不符合、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现象。



    1、深入基层,加强指导。征求意见,解决难题,进一步完善落实领导干部和相关处室分头联系县区制度,加强对县区台办的指导力度;



    2、按照“两个年”活动的要求,创新工作载体,主动加强与涉台部门的沟通联系,热情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认真筹备和组织好湖州市台胞台属联谊会的换届工作,指导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



    3、认真学习,提高认识,增强素质,改变作风。通过强化学习,完善机关制度等措施,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切实提高台办干部的整体素质。主动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着力在湖台经贸合作、对台交流交往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优势,争创新的业绩。



    市直机关工委















    1、围绕中心、服务发展还不够紧;



    2、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还不够多;



    3、创优争先的意识还不够强;



    4、部分机关干部履行本职的能力水平还不够高。



    1、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做好市作风办的工作,切实履行好市委市政府的参谋和助手职责;组织开展文明机关创建指导考评和社会评议市级机关活动;组织动员市直部门机关党组织和广大机关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建设工作;



    2、不断创新,强化服务。建立健全保持机关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扎实开展“双创”、“双争”、“双示范”活动,落实“双千万结对帮扶”工程;编印下发《机关党组织文件制度汇编》和《机关党支部工作手册》;认真编发《湖州机关党建》;组织举办机关党组织书记和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充分发挥机关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努力提升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的水平;



    3、积极进取,创优争先。深入开展创建“六好”班子活动,进一步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开展争创文明机关活动,增强服务本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争创一流业绩;开展争创“五型”干部活动,组织市县区机关工委干部,积极参加争创“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务实型、廉洁型”干部活动,不断增强机关党员干部的创优争先意识;



    4、健全制度,提高水平。积极参加“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党员”创建活动,坚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双月第一周周六集中学习等制度,建立健全《委机关干部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等制度,努力提高工委机关党员干部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



    市委老干部局







    1、在深入基层方面,与老同志沟通联系还要进一步加强;



    2、在制度建设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有的还要进一步完善;



    3、在抓好老干部“两项”待遇方面,还要进一步全面落实。



    1、加强与老干部联系沟通,认真开展并长期坚持“进支部、进医院,进家庭”“三进”活动;



    2、坚持局领导每月5、15、25日在活动中心接待老同志制度,为老同志提供政策咨询、解疑释惑服务;



    3、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为市委当好参谋助手;



    4、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和政策业务水平;



    5、完善ab岗、首问责任制;



    6、实行工作办结制。对信访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7、认真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加强离退休支部建设,利用专题辅导会、报告会、读书会、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富有成效的学习活动;



    8、在老干部党员中继续开展“两保一坚定”学教活动;



    9、进一步巩固完善离休干部“三个机制”,落实好老干部生活待遇。



    市信访局



    1、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够,处理信访问题能力需进一步提高;



    2、《信访条例》宣传不够深入全面,解决好信访秩序不够规范的问题;



    3、服务群众意识不够强;



    4、局内部处室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工作配合还不够密切;



    5、处理疑难信访事项的能力不强,办法还不够多。



    1、组织和运用多种形式学习相关知识,以提高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



    2、结合信访 “双向规范年活动”,大力加强《信访条例》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实现依法有序上访,努力维护 市稳定和谐的大好局面;



    3、牢固树立服务理念,把“解决问题”作为立足点,最大程度上依法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



    4、要以制度管人,规范办文、办会、办事、办信、接访等各项工作,提高信访工作规范化水平;



    5、进一步加强各处室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合力,资源共享;



    6、加强研究,不断总结处置疑难信访事项的经验,提高处理疑难信访事项的能力。



    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



    1、党校教学科研与市委中心工作贴得还不够紧,为市委中心工作服务的水平还不够高;



    2、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不够强,高质量、高层次的科研成果数量还不够多;



    3、校园基础设施、办学现代化程度还难于完全适应大规模干部培训的需要。



    1、围绕全市工作中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党校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全市大局的能力;



    2、深化教学和科研改革,提高教学针对性,加快推进教学科研一体化;



    3、编制好“十一五”期间党校校园建设规划,并争取市政府支持,加大基本建设力度,改善办学条件,为学员提供优质服务。



    市总工会



    1、在服务企业经济发展方面意识还不强,力度不大;



    2、在服务基层、服务职工方面作风还不实,能力不强;



    3、在为职工群众办实事方面措施还不多,覆盖面不广。



    1、为企业经济发展服务的主要措施:一是今年开始电焊工、缫丝工等10项技能大赛活动。二是广泛组织职工培训,培养一批职工技能带头人。三是大力宣传劳模和各条战线上先进典型事迹;



    2、为基层工会服务的主要措施:一是在全市工会系统中开展“学习陈有德树立工会干部新形象”的主题活动。二是加强机关干部教育培训,提高服务水平。三是转变作风,提高服务质量。深入基层,人人参与调研活动。四是建立健全市总工会机关部室工作职责和有关工作责任;



    3、为职工群众办实事的主要措施:一是开展农民工维权问题的调查。二是开展持《低收入职工优惠证》职工调查。三是加强部门联系,落实劳模待遇问题。四是积极开展对困难职工群众慰问活动。五是为共建社区和居住社区办实事。



    团市委



    1、对照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要求,部分干部工作作风不够实;



    2、对照机关效能建设的要求,部分干部办事效率不够高;



    3、对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要求,部分干部自 要求不够严。



    1、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启动“新农村·新青年”发展计划,举办“1000元, 为新农村节约环保出妙招?”--建设新农村青年创意大赛;



    2、围绕建设文化大市,开展各类青少年文化活动,举办2006年湖州市青少年读书节;



    3、围绕服务“率先崛起”,大力开发青年人才资源,举办“ 为崛起干什么”服务青年创业计划主题实践活动;



    4、着力解决办公效率不高、指导基层开展工作不到位、工作落实不彻底的问题,进一步改进文风会风;



    5、着力解决服务态度有待提高、干部理论学习不够的问题,切实加强机关廉政建设和机关文化建设,积极参与“文明机关”、“六好班子”等创建活动。



    市妇联



    1、创造性运用理论指导妇女工作实践还不够;



    2、妇女工作机制和工作模式还不够新;



    3、服务基层和妇女途径还不够多;



    4妇女宣传工作力度不够大;



    5、工作作风还不够实;



    6、干部能力素质还不够高;



    7、对妇女儿童发展与维权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还不够。



    1、加强理论学习,增强把握大局、服务大局的能力;



    2、整合社会资源,建立服务妇女儿童的长效机制;



    3、创新工作载体,建立服务管理制度,统筹推进城乡妇女发展;



    4、创新宣传教育途径,转变妇女观念,提高妇女素质;



    5、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和宏观指导;



    6、深化“六多型”干部创建活动,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完善绩效考核,加强内部管理,促进工作规范;



    7、加强市妇女研究会与浙江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合作,利用浙江大学高校科研资源,设立“妇女发展研究课题”。



    市科协



    1、观念不够新,主要表现在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不强;



    2、服务不够到位,主要表现在深入基层调研不够,对基层业务指导较少;



    3、上下沟通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市科协与其他部门和社会各界特别是科协组织之间的联系交流不够;



    4、自身建设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有的学会组织不健全、管理不规范,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不够。











    1、积极开展“荣辱观”教育和科协工作职业道德等教育,强化机关干部的责任、质量、奉献意识;



    2、进一步完善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机关党支部和机关干部学习制度,加大制度保障力度,不断增强干部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3、认真组织开展转变观念大讨论、到先进发达地区学习考察等活动;
    10-02-05 怀孕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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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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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迫切需要加以完善。这些问题既有现有体制和分业模式的固有弊端,也有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挑战。主要包括:

      1、随着金融业务不断创新,业务交叉不断增多,以及综合经营试点的推进,严格分业监管的效率在逐渐降低,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并存,监管一致性问题也日渐突出,尤其体现在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上。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大金融业进行监管,不同机构需向不同监管部门申请业务许可,执行不同的监管标准,即使是同一业务,也需获得不同部门的许可,重复监管现象突出。与此同时,银行、信托、证券和保险业务的日渐趋同,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的真空与冲突。在涉及审批权力的地带呈现权力设置的重复和资源控制的重复,在涉及责任追究的地带呈现监控真空和问题处置的真空。

      2、金融业开放缺乏整体战略,单纯的分业监管无法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主要外资金融机构都实行集团化综合经营模式,尽管其在华机构也必须遵循我国的分业经营制度,但其同一主体可分别进入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在华机构通过与总部的前后台配合,以“前台分业,后台混业”模式实现实际上的综合经营,在我国实现跨行业持股、跨行业经营和分销产品的目的。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无法对上述外资金融集团实行有效监管,难以全面把握外资金融集团在我国的发展和风险现状,也难以形成监管合力。

      3、中央银行的职责和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目前承担了多种监管职责,主要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职责,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和维护货币稳定;宏观监管职责,负责金融体系稳定,监管权力覆盖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所有金融领域;最后贷款人职责,负责支付系统稳定。此外,央行实际上仍保留了部分微观监管权,包括:负责银行间同业拆借、银行间债券和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监管;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当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时,经国务院批准,有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
    10-02-04 资讯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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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及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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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而当时的巴塞尔协议机制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第一次建议,决定修订1988年协议,以增强协议规则的风险敏感性。那次建议发出后,该委员会于今年年初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具体的新建议,计划在2001年底出台新巴塞尔协议的最终文本。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从1988年实施它的1988年资本协议以来,十多年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来,一方面,巴塞尔协议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银行业竞争规则和国际惯例,在加强银行业监管、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近些年来,金融创新(经常采取规避资本充足规则方法)层出不穷,新的风险管理技术迅速发展,使巴塞尔协议日益显得乏力和过时。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而巴塞尔协议机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受到人们的责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发布第一次建议,决定修订1988年协议,以增强协议规则的风险敏感性。那次建议发出后,陆续收到不少评论意见。在考虑这些评论意见和征求国际银行界及其监管者建议的基础上,委员会于2001年1月16日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具体的新建议,并在2001年5月31日前向全世界征求意见。收到的评论意见将在BIS(国际清算银行)网站上发布。委员会计划在2001年底出版新巴塞尔协议的最终文本,2004年起正式实施。

      而此新协议的基本精神就是:

      在当今这个十分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金融系统里,如果希望想获得金融的安全和稳定时,只能通过结合有效的银行管理、加强市场约束和监管来实现。

      1988年协议强调银行资本总量的管理,这对于减小银行破产风险和银行倒闭可能给储户造成的损失十分重要。除保留银行资本总量管理要求外,新协议确立的制度框架还通过更多强调银行自身内部管理、加强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以保持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虽然新制度框架的重点主要是国际性主要银行,但是,它的基本原则适用于各级各类银行采用。委员会在制定新规则的过程中咨询全世界的监管者的意见,即是期望在一定时间以后,所有的主要银行都能遵守新协议。

      1988年协议的主要成就,仅仅是提供给国际重点银行计量适度资本的一种选择。然而,管理和减小金融风险的最好方法,在银行与银行之间是不同的。1996年所进行的一个修正针对银行交易风险,第一次允许一些银行使用他们自己的制度,计量他们的市场风险。新制度框架为资本水平决定中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计量,提供了一系列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它提供一个灵活的架构,使银行服从监管检查的要求,采取最适合他们的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方法。这个制度框架也有意成为更强、更精确的风险计量的一部分。

      新制度框架意在提供比1988年协议对风险更为综合、敏感的方法,同时又保持总的管制资本的水平。这种与潜在风险相一致的资本条件,将有利于银行更有效地管理他们的业务。

      委员会相信,银行资本条件被校正,建立更严密的应对风险的机制的收益,将会大大超过其成本。作为其成果,银行系统将更加安全、稳健和富有效率。
    10-02-04 管理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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