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r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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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物信息学进展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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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信息学进展浅论 "[论文摘要]生物信息学是80年代以来新兴的一门边缘学科,信息在其中具有广阔的前景。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胜利完成与生物信息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物信息学的发展为生命科学的发展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对此作了简单的分析。  
           
      一、生物信息学的产生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胜利完成,与此同时,诸如大肠杆菌、结核杆菌、啤酒酵母、线虫、果蝇、小鼠、拟南芥、水稻、玉米等等其它一些模式生物的基因组计划也都相继完成或正在顺利进行。人类基因组以及其它模式生物基因组计划的全面实施,使分子生物数据以爆炸性速度增长。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按照摩尔定律飞速前进的计算机硬件,以及逐步受到各国政府重视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为生物信息资源的研究和应用带来了福音。及时、充分、有效地利用网络上不断增长的生物信息数据库资源,已经成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的必要手段,从而诞生了生物信息学。  
        
      二、生物信息学研究内容  
        
      (一)序列比对  
      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号序列的相似性或不相似性。序列比对是生物信息学的基础。两个序列的比对现在已有较成熟的动态规划算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编写的比对软件包BALST和FASTA,可以免费下载使用。这些软件在数据库查询和搜索中有重要的应用。有时两个序列总体并不很相似,但某些局部片断相似性很高。 Smith-Waterman算法是解决局部比对的好算法,缺点是速度较慢。两个以上序列的多重序列比对目前还缺乏快速而又十分有效的算法。  
        
      (二)结构比对  
      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蛋白质分子空间结构的相似性或不相似性。  
        
      (三)蛋白质结构预测  
      从方法上来看有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途径。前者主要是从一些基本原理或假设出发来预测和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和折叠过程。分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属这一范畴。后者主要是从观察和总结已知结构的蛋白质结构规律出发来预测未知蛋白质的结构。同源模建和指认(Threading)方法属于这一范畴。虽然经过30余年的努力,蛋白结构预测研究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四)计算机辅助基因识别  
      给定基因组序列后,正确识别基因的范围和在基因组序列中的精确位置.这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且越来越重要。经过20余年的努力,提出了数十种算法,有十种左右重要的算法和相应软件上网提供免费服务。原核生物计算机辅助基因识别相对容易些,结果好一些。从具有较多内含子的真核生物基因组序列中正确识别出起始密码子、剪切位点和终止密码子,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研究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五)非编码区分析和DNA语言研究  
      在人类基因组中,编码部分进展总序列的3-5%,其它通常称为“垃圾”DNA,其实一点也不是垃圾,只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其重要的功能。分析非编码区 DNA序列需要大胆的想象和崭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DNA序列作为一种遗传语言,不仅体现在编码序列之中,而且隐含在非编码序列之中。
      三、生物信息学的新技术  
        
      (一)Lipshutz(Affymetrix,Santa clara,CA,USA)  
      描述了一种利用DNA探针阵列进行基因组研究的方法,其原理是通过更有效有作图、表达检测和多态性筛选方法,可以实现对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光介导的化学合成法被应用于制造小型化的高密度寡核苷酸探针的阵列,这种通过软件包件设计的寡核苷酸探针阵列可用于多态性筛查、基因分型和表达检测。然后这些阵列就可以直接用于并行DNA杂交分析,以获得序列、表达和基因分型信息。Milosavljevic(CuraGen, Branford, CT, USA)介绍了一种新的基于专用定量表达分析方法的基因表达检测系统,以及一种发现基因的系统GeneScape。为了有效地抽样表达,特意制作片段模式以了解特定基因的子序列的发生和冗余程度。他在酵母差异基因表达的大规模研究中对该技术的性能进行了验证,并论述了技术在基因的表达、生物学功能以及疾病的基础研究中的应用。


      (二)基因的功能分析  
      Overt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ol of Medicine,Philadelphia,PA,USA)论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下一阶段的任务基因组水平的基因功能分析。这一阶段产生的数据的分析、管理和可视性将毫无疑问地比第一阶段更为复杂。他介绍了一种用于脊椎动物造血系统红系发生的功能分析的原型系统E-poDB,它包括了用于集成数据资源的Kleisli系统和建立in改善灌注后的血液动力学、提高心内膜下血流量和恢复内源性抗氧化网络有关[17]。丙酮酸无毒性,可以通过扩散的方式进入细胞和细胞器内,发挥其功能,较适合作为保存液的添加剂。在ST液体中加入CAPE,首次证明可以提高I/R期大鼠心脏的抗氧化功能,因CAPE可阻止由I/R损伤诱导的脂质过氧化[4]。
    其可能机制为tempol抑制了STAT(signal transductor and activation of transcription,信号转导子及转录激活子)家族的磷酸化。STAT家族是各种信号转导的潜在的转录因子,包括细胞死亡的级联反应。研究心肌在受到缺血再灌注损伤时,STAT1和STAT3的磷酸化水平升高,tempol可以极大地降低STAT1和STAT3的磷酸化[19]。

     6.1.6  黄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 , XO)      缺血再灌注期,黄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 ,XO)活性增高,诱导ROS产生和细胞钙超载。用XO抑制剂别嘌呤预处理,可以降低XO的活性和减少ROS的产生,也可以降低XO活性增高诱导的细胞内 Ca2+浓度的升高。其可能机制为黄嘌呤氧化酶活性的升高导致蛋白激酶C(PKC)和肌浆网Ca2+ATP酶(钙泵)活性降低,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和 p38激酶的磷酸化增高;而别嘌呤增加PKC水平和增高钙泵活性,抑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和p38激酶的磷酸化[20]。而另一项研究显示,XO的激活可以诱导心脏有潜力产生NO的亚硝酸无机盐产生NO,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因此,经这种途径XO的激活效应可能是保护性的而不是损伤[21]。

     6.2  减轻钙超载  Na+ /H+交换蛋白抑制剂减轻氧化应激造成的心肌细胞损伤,提高心肌的收缩功能,抑制心肌细胞质和线粒体Ca2+浓度的升高,降低乳酸脱氢酶的释放,增加组织 ATP、磷酸肌酸和糖原的含量[22~24]。Na+/Ca2+交换蛋白抑制剂可对抗缺血再灌注引起的钙超载,还可以减轻钠超载,减少心肌酶的释放,提高再灌注后的心脏功能,增加再灌注后冠脉血流量,提高再灌注后高能磷酸化合物和ATP的恢复[25, 26]。以上都是不同抑制剂综合的心肌保护作用,但作为添加剂加入器官保存液,需要选择一种副作用小,心肌保护作用强的抑制剂。此外,麻醉预处理也能减轻钙超载,其作用机制与Na+/Ca2+交换蛋白抑制剂不重叠,与Na+/Ca2+交换蛋白抑制剂联合应用时心肌保护作用强于单独应用Na+/Ca2+交换蛋白抑制剂[27]。

     6.2.1  Na+ /H+交换蛋白抑制剂  预处理和再灌注时各自应用Na+ /H+交换蛋白抑制剂卡立泊来德(cariporide),都能明显减轻心肌细胞的损伤,包括自由基损伤,心肌细胞和内皮细胞的损伤(包括减少白细胞黏附和EF-1的释放)[22]。主要机制为减轻氧化应激造成的心肌细胞损伤。另外,卡立泊来德(cariporide)可减轻心肌损伤和缺血诱导的心律失常[22]。再灌注期加入Na+ /H+ 抑制剂HOE-642,提高了心肌的收缩功能。但是,心肌功能的改善不依赖反映心肌活性的指标,如心肌的梗死面积、心肌细胞特异性酶[23]。另一种高选择性的Na+ /H+交换蛋白抑制剂KR-33028,可以极大地抑制低氧诱导的细胞质和线粒体Ca2+浓度的升高和细胞色素C的释放,提高心肌收缩性,降低乳酸脱氢酶的释放,增加组织ATP、磷酸肌酸和糖原的含量,没有产生急性和随后的毒性作用。其可能机制为KR-33028抑制了细胞内钙超载和线粒体诱导细胞死亡的旁路[24]。

     6.2.2  Na+ /Ca2+交换蛋白抑制剂  Na+/Ca2+交换蛋白抑制剂MCC-135可以改善大鼠心脏缺血后,心肌收缩功能的异常。理论上Na+/Ca2+交换蛋白抑制剂可以维持钠超载,抑制钙超载,但是用MCC-135和盐酸阿米洛利(一种Na+/Ca2+交换蛋白抑制剂)同样可以减轻钠超载。抑制钙超载可能的机制为:抑制Na+依赖的 Ca2+流入[25]。急性心肌梗死病人进行了冠脉介入手术后,MCC-135可减少心肌细胞肌酸激酶的(心肌细胞损伤的标志)释放,增加左心室舒张末期的容积,提高左心室的射血分数[25]。另一项研究显示,再灌注期加入一种新型的Na+/Ca2+交换蛋白抑制剂SEA0400,可降低左室舒张末期压,增加再灌注后冠脉血流量,提高再灌注后高能磷酸化合物和ATP的恢复。但是,再灌注期加入SEA0400,未能改善缺血引起的酸中毒,也增加了再灌注后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和持续时间[26]。


     6.2.3  麻醉预处理(Anesthetic preconditioning , APC)  Na+/Ca2+交换蛋白抑制剂(K

    剂量[0.01μg/(kg·min)]时,没有改变心率、全身血压和冠状动脉血流量。这个研究给我们一个启示,可以选择出一种无血管作用的但能有效地减轻再灌注损伤的A2AAR激动剂,测定出合适的剂量作为添加剂加入保存液。A2AAR激动剂还可以抑制再灌注后的炎症反应[12]。A3AAR激动剂IB- MECA减少心肌再灌注损伤是通过减少MPTP(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MPTP,线粒体通透性转化孔)的开放[12]。因为MPTP开放,导致线粒体内的细胞色素C、凋亡蛋白酶激活因子(Apaf)和凋亡诱导因子(AIF)释放,从而诱导心肌细胞的凋亡。进一步阐明腺苷亚型受体介导的心肌保护作用,有望用特异性的腺苷亚型受体激动剂代替腺苷作为添加剂加入器官保存液,以期更好的心肌保护作用。

     4.2  肌苷  肌苷(inosine)为腺苷的代谢产物,过去一直认为肌苷是一种不活泼的代谢产物,但最近发现肌苷对心肌具有保护作用。肌苷可以特异性地抑制 PARS[Poly(ADP-ribose)Polymerase synthetase]激活和调控的细胞死亡[13,14]。在给 Lewis大鼠做腹腔心脏异位移植手术中,供心经历1h缺血保存。结果显示,加入肌苷的保存组,明显提高了再灌注早期心肌和冠脉内皮细胞功能的恢复,移植后还可以持续对抗再灌注诱导的移植心脏冠脉内皮细胞功能的异常[13]。在此实验中肌苷已经显示出了较好的应用前景,但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是否能像腺苷一样作为添加剂,还需进一步的实验。

     5  缺血再灌注损伤机制

     缺血再灌注(ischemia-reperfusion,I/R)损伤是胸部暴露手术中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损伤,尤其是心脏移植手术。I/R损伤的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认为与氧自由基生成和钙超载、白细胞激活有关。

     6  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

     缺血再灌注(ischemia-reperfusion,I/R)损伤是供体心脏要承受的最主要和最严重的损伤,若将以下能减轻I/R损伤的物质作为添加剂加入保存液,很可能延长供体心脏体外停留时间。目前减轻I/R损伤主要研究方面为减少ROS产生和减轻钙超载;此外缺血预处理(ischemia preconditioning, IPC)和多次短暂缺血预处理均能减轻I/R损伤,虽然这两种预处理对心脏移植中几乎不可能应用,但其减轻I/R损伤的机制对器官保存液研究有所提示。

     6.1  减少ROS产生      已有的几种器官保存液中,减少ROS损伤的添加剂大多数为ROS消除剂(UW液中0.922g/L谷胱甘肽,Celsior液中还原型谷胱甘肽、组氨酸和甘露醇)[9]。但在减少ROS损伤方面,减少ROS产生优于清除ROS。

     减少线粒体的氧化作用中ROS生成和中性粒细胞(PMN)ROS生成、提高NAD+的水平和增强心脏抗氧化功能,均能减轻I/R损伤。此外,抗氧化剂可防止I/R诱导的心肌凋亡,减轻I/R损伤,黄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 , XO)抑制剂也可减轻自由基损伤。

     6.1.1  减少线粒体的氧化作用中ROS生成      线粒体是细胞内ATP生成和进行各种生化反应的细胞器,也在缺血再灌注期最容易受到损伤的细胞器。若线粒体在I/R期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将会导致心肌细胞的凋亡。有研究显示 , NNMS(3-硝基-N-甲基-水杨乙酸)可以部分抑制从电子呼吸链复合体Ⅰ和Ⅲ漏出的电子,保护缺血的心肌细胞。其可能机制为:(1)通过减少线粒体 ROS的生成,阻止线粒体钙超载;(2)减少因ROS产生而引起的线粒体PTP的开放,从而减少细胞色素C、凋亡蛋白酶激活因子(Apaf)和凋亡诱导因子(AIF)的释放。这些因子可以激活caspases激酶系统,诱导心肌细胞的凋亡[15]。

     6.1.2  减少中性粒细胞(PMN)I/R期ROS生成        由于缺血造成的损伤产生了具有吸引、激活中性粒细胞的物质,心脏再灌注期心肌重新获得血供,中性粒细胞被吸引、激活,激活的中性粒细胞耗氧量增加,产生大量的ROS。研究显示,潘氟隆乳剂(PFE)是一种全氟化碳(PFCs)(全氟化碳可以溶解氧气,具有抗炎作用和稳定中性粒细胞膜的性质),PFE可减轻PMN产生ROS [16]。再灌注期,由于中性粒细胞的呼吸爆发产生大量的ROS,造成心肌细胞和冠状动脉内皮细胞的损伤,PFE可抑制这一过程。

     6.1.3  增强心脏抗氧化功能  缺血期心肌细胞产生了大量的ROS,消耗了心脏自身的抗氧化物质,降低了心肌的抗氧化损伤的能力。丙酮酸有较好的心肌保护作用,但其起作用的具体机制尚未阐明,



     2.2  高钾对心肌细胞的损害  高K+(UW液,K+138mmol/L)器官保存液在引起心脏停跳的同时,可引起心肌细胞内离子的紊乱[2]。细胞外液K+浓度升高干扰了Ca2+的内流,导致Ca2+的内流延缓,兴奋-收缩耦联受到一定影响。术后再灌注复跳后,可引起心肌收缩功能的异常。再灌注时,高K+还可以引起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严重影响了移植心脏的功能。基于以上原因,临床上一般不用高K+的器官保存液保存心脏。

     2.3  钾通道开放剂在心脏保存液中的应用及机制  在4℃条件下,将二氮嗪(diazoxide,一种线粒体KATP通道开放剂)加入器官保存液,用这种保存液保存离体大鼠心脏10h,复灌注后,实验组心肌细胞明显减少了心肌酶(乳酸脱氢酶、磷酸肌酸激酶及谷草转氨酶) 的漏出量,对心肌细胞超微结构也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再灌注后反映了心功能的指标(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心率、左心室逐渐产生的压力、左心室压力变化率、冠脉流出量)恢复高于对照组[6]。二氮嗪保护心肌的可能机制为:通过降低线粒体外膜的通透性,减少细胞色素C的释放,防止线粒体嵴的变形,保存线粒体结构的完整,从而保护了线粒体的正常功能(如复合体Ⅰ维持线粒体内细胞色素C的隔离,维持心肌细胞内ATP的浓度)[6,7]。雷怕霉素是一种抗真菌药,实验显示它能缺血再灌注后大鼠心肌的梗死面积[8]。雷怕霉素诱导线粒体KATP通道开放的机制可能为:雷怕霉素与mTOR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雷怕霉素结合位点)结合,可以补偿地增加上游激酶如PI-3K(phosphatidylinositol-3 kinase 磷脂酰肌醇-3-激酶)和AKt,这些激酶在激活线粒体KATP通道时是非常重要的[8]。另外,线粒体区域化间隙内的mTOR允许生理性地开放线粒体 KATP通道。雷怕霉素还可以通过上调NO的水平,从而开放线粒体KATP通道[8]。以上研究提示,不论钾离子开放剂,还是通过其他一系列信号转导最终开放线粒体KATP通道的药物(如雷怕霉素开放线粒体KATP通道过程)都具有心肌保护作用。线粒体KATP通道的开放保护心肌可能机制为:通过开放线粒体KATP通道,减少再灌注或再氧合时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产生[6~8]。而其具体机制需进一步阐明,但钾离子开放剂替代高K+加入器官保存液的优点已有很多相关文献报道。然而,加入何种钾离子开放剂、加入剂量为多少,还需进一步的体内外实验和大量的临床实验来确定。 "
    10-03-05 生物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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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中国古代的情感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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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古代的情感教学思想 "摘要: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中包含着丰富的情感教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情感教学的必要性、情感教学的基础、情感教学的具体方法等方面的观点和论述,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情感教学;教育思想;教育史

    所谓情感教学,就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在充分考虑认知因素的同时,充分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以完善教学目标,增强教学效果的教学。[1](2)即运用正向的、积极的情感来促进教学。由于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少年儿童,考虑到年龄特点,在情感教学中所运用的主要应是愉快、好奇、感动等积极的情感和状态。在长期以来的学校教育实践中,由于“应试教育”等教学指导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在教学过程中根深蒂固的重认知、轻情感的现状。这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素质教育的取向背道而驰,而且最终也不利于知识的获得与掌握。有关的研究与实践已证明,只有在教学中做到知情统一、和谐并进,即充分发挥情感因素的作用,才能优化课堂教学,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研究与完善情感教学的理论和具体方法,除密切结合学校的实践进行深入探索外,还应博采众家之长,从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发掘精华,为我所用。纵观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史,包含着较丰富、系统的情感教学思想,并在教育思想史中明显形成了两个“高峰”:一是先秦时期,在孔子、孟子的教育实践活动和著述以及《学记》、《吕氏春秋》等文献中都充分肯定了情感因素在教育中的作用,其中以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活动最具代表性;二是明末清初以王守仁为代表的“王学”派教育家们以对乐学乐教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把古代教育思想史中的情感教学思想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了情感教学的必要性,对忽视情感因素的教学提出了批评

    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们早就看出了不重视教育中的情感因素、粗暴对待学生、一味强调苦学的弊端,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抨击。首先,苦学不符合人的天性,难以维持学习的长久性。《吕氏春秋》对此已有深刻的见解:“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独若劝之;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独不能棵。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2](220)确实,若学习是一件乐事,则任何人都乐意从事,若学习成为一件苦事,则任何人都不乐为,即使为之也不能持久。清代文字学家王筠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是人,不是猪狗,……人皆寻乐,谁肯寻苦?”[3](255)苦学会最终导致学习的半途而废。其次,苦学导致学生的厌学、畏学情绪,使教育目的难以实现,甚至获得与教育者的初衷适得其反的结果。王守仁描述当时学校教育的现状是:“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结果只能使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4](226)既然苦学有如此恶果,那么,就必须在教学中渗入积极情感,使学生在愉快中学。因为只有乐学乐教才符合儿童的天性,才能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情感教学的最终意义也体现于此。从学习效果上看,“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5](95)从学习动力上看,乐学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热情:“大抵童子之情,乐戏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条,日就枯槁矣。”[4](226)以及“乐则生矣。学至乐则不自己,故进也。”[6](2)乐学能使人在学习中达到“不自己”的程度,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反观当前的学校教育现状,依然存在着一味重智轻情、强调苦学、对学生“若待拘囚”的现象,其最终效果如何,以及如何改进,从古代教育家的论著中也不难找出答案。

    二、提出了情感教学的基础:学习本应是一件快乐的事

    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可知,较高等的动物都有探究、了解周围环境的本能,这在人类就表现为对外部世界及自身的好奇心、兴趣感和求知欲。因此,学习,作为一种了解客观世界和自身的过程,客观上提供了满足人类这一需要的手段,所以应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而教学与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苦学”、“厌学”的现象,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教法与学法不当的问题。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们虽不能从此高度认清这一道理,但已认识到学习本身应是一件快乐的事,这一认识是实施情感教学的基础。《论语》开篇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5](44)朱熹注解道:“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7](55)孟子在谈到认识万物之理时也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8](460)明代思想家王守仁认为教育目的就在于“致良知”,达到了致良知就是得道,就达到了真乐:“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引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4](278)《淮南子》中把因学习而得到的快乐分为“以外乐内”和“以内乐外”两种,并认为从内心发出的“以内乐外”的乐才能达到真乐。[9](32)除此之外,在古代文献中所载的关于学习、读书是人生最大乐趣的内容,真是数不胜数。“学习本身是快乐的”这一观点在王守仁的弟子、明朝学者王心斋的思想中达到了极致:他认为不仅真正的学习是快乐的,而且快乐应贯穿学习过程的始终,更是学习与教学的主要目的和根本任务:“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4](226)这无疑是在宣布:情感教学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目的,学习与教学的实质就在于快乐。这对于当前我们对“情感教育”、“素质教育”乃至教育目的、过程和实质的研究都是很有启发的。

    三、提出了情感教学的具体方法

    既然学习本身应是快乐的,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应以此为基础,实施让学生快乐地学的情感教学。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们由此出发,提出了情感教学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1.选择教学内容,促进情感教学。

    选择那些符合学生兴趣的内容使学生乐学、好学,是古代教育家们实施情感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首先是以音乐、诗歌的教学内容促进积极情感。由于音乐和诗歌是古代人们抒发情感的主要形式,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因素,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它们既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用以进行情感教学的主要方法、手段。荀子认为音乐的作用在于“入人也深”、“化人也速”,[10](187)主张以“诗”和“乐”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孔子也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114)的教育过程的设想。而有关诗歌促进情感的论述也很多,如:“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歌咏,喧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4](226)由于诗歌教育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年龄特点,特别适合于激发儿童乐学的情感。其次,教学内容要丰富多样,张弛交替,达到在愉快中学的目的。《学记》中说道:“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返也。”即要将紧张的学习与游息结合,在快乐中达到亲师信道的信念。前文的王筠在谈到阅读教学时认为,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一讲到底,而是必须“使有空闲时间”,以便向学生讲述一些有趣味的话题(“告以活典故”),这样就可使“弟子大喜”、“心思长进”。王守仁也提到教学不可紧张过度:“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4](228)可见,“满堂灌”不符合情感教学的原则,这是古代教育家们所早已认识到的。

    2.改进教学形式,促进情感教学。

    古代教育家们重视以适当的教学形式创造出一个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增强教学效果。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启发引导的教学形式。从《学记》和孔子开始,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就不乏在教学中对学生启发引导、与学生交流互动的论述。从认知角度看,教师的启发引导能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与思考,促进学生积极思维;从情感角度看,这种方法又是激发情感、促进乐学的重要手段。孔子主要运用谈话法和提问法来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在教学过程中,他有时故意使学生陷入困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又循循善诱,启发思维,最终让学生豁然开朗,欲罢不能。这样的教学能真正让学生达到乐学、好学的境界。朱熹在谈到他的教学法时说道:“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探究,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11](99)

    二是平等交流的教学形式。教师与学生的平等交流能创造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是情感教学实施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要做到平等交流,首先要爱学生,因为只有热爱学生,才能缩短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孔子说道:“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5](172)《吕氏春秋》中要求教师“视徒如己,反以己教”,[2](221)相反,对学生漠不关心,很难想像能有以情动人的教学效果。如孔子在教学中就并非是一位让学生害怕、感到不可接近的教师,而是感慨时“喟然而叹”,在轻松时“莞尔而笑”,有时严肃认真,不苟言笑,对犯错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有时则诙谐幽默,轻松地与学生开开玩笑。

    三是身教感化的教学形式。中国古代有着身教重于言教的正确教育观。从情感教学的角度看,教师若能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高尚行为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动学生,能达到单纯的言语难以达到的以情动人的效果。如墨子以吃苦耐劳的行动对学生进行鼓舞示范,使学生大都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8](1156)的勇敢精神;王夫之也要求教师要“躬行倡导”,他本人就常年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教学活动,【摘要】很多现代企业都把成本管理当作企业成熟阶段中一项关键工作来研究。本文在分析传统成本管理局限性的基础上,引入价值链管理思想,就开展价值链管理和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论述。
      
      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活动,也是企业发掘各种潜力,提高综合实力的重要手段。他们认识到,一个企业如没有有效的成本管理,生产过程和经营活动中出现大量成本失控环节,即使有再好的战略目标,再好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抱负,恐怕都难以实现。
      
      一、传统的成本管理
      
      成本领先战略已经在竞争中成为企业的杀手锏。但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在很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
       创新则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方法要求企业在市场调查、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对产品规划、设计、供应、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阶段发生的足以影响成本的诸因素进行科学、严格的计算,制定并分解目标成本;对实际发生的耗费进行限制和管理;并将实际耗费与目标成本进行比较,找出差异,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保证完成预定的目标成本。其显著特点在于成本控制的战略性、系统性、科学性、主动性和全面性。价值链管理的方法克服了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诸多不足。它站在战略管理的角度,注意关注企业长期发展的宏观层面,避免为了短期效应而产生的短期行为;它不仅关注节源,更成本的各项价值活动,根据重要性原则选择占总成本比重大的价值活动,控制或改变影响它们的结构性因素来获得成本优势;二是再造原有的价值链,采用效率更高的方式来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
      对价值链中不能增加价值的环节,要通过减少浪费来节约成本,包括时间、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如对采购活动来说,采购价值可以说是基于时间和质量的一种竞争。真正创造采购活动价值的是选择供应商和收货入库。因此控制采购成本的焦点问题之一是来源管理,即发展新的可靠的供应商;之二是供给管理和物料管理系统。对这些重要环节的管理应体现在日常的采购活动中,而不是等采购计划下来以后才开始这一步。与供应商的关系是采购工作的核心,集中体现在供应商数据库、供应商的发展和评价、谈判策略和能力、因供应商而异的采购技术、与供应商的合作及相互参与共同开发等,这一部分应是采购活动的重点。物料管理系统要解决经济库存与订货提前期的关系、仓库的合理布点、物品的合理放置和保管等问题,为提高采购活动质量和效率提供需要的准确数据信息。采购部门在每一次采购活动进行时应描绘出实际的价值链,并记录下整个价值链的总成本及成本变化分配情况,找出变化的原因,提出改进意见。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较科学地获得采购成本产生的根源,找出控制成本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系统数据库、信息的传递和共享、从事价值活动人员的素质等都能为节约成本提供机会。同理,其他价值活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业务,进行分析,最后可以得到整个价值链的实际成本信息。
      
      四、注意的问题
      
      价值链管理的分析方法为企业的成本控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目前在实施过程中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需要在各方面做好价值链管理的支持工作。
      
      (一)价值链管理要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通过平台实现价值链全程人员统一管理和认识,实现各个价值系统的集中和统一入口。通过控制内部、单元技术,实现个性化的系统定制,形成一个统一的用户交互界面,实现数据交换的“枢纽”功能。根据管理和分析的需要,通过信息平台来实现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抽取和整合。同时,在统一的信息平台基础上,实现价值链上所有价值单位的信息发布与共享、日常办公、决策支持、绩效管理等应用功能,构建企业办公管理平台。
      
      (二)为适应价值链管理机制,对现存的组织机构要进行必要的变革,以创造良好的支持系统。要精简和关闭原有影响企业效益(含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业务,使组织机构趋于扁平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精于核心业务、成立急需的机构和进行业务研究创新。
      
      (三)集成与优化企业内部价值链要建立与价值链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如建立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标准制度,建立以现金流量为基础、以经济增加值(EVA)为内容的绩效评价体系等等。
      
      (四)价值链管理实施的另一个问题是数据的收集。现在会计系统建立的基础不是基于价值链这种活动与流程的思想,因此不能为其提供所需要的数据。所以,为了支持价值链管理的实施,必须基于价值链管理的思想对基础会计系统进行改革,按照价值管理的要求重新建立规则和数据,以提供必要和准确的数据。注重哪些价值活动在价值链中增值;通过对企业价值链中每一项价值活动的分析,不仅可以确定和发现每项价值活动对于企业价值增长有无贡献,还可以计算出贡献的大小;运用价值链管理的方法,企业将不再单单盯住那些标准成本的核算和控制,而是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整个价值链的整个过程,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
      
      三、价值链管理的开展
      
      (一)通过对外部价值链的分析,了解企业在整个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探索利用上、下游价值链管理成本的可能性
      企业在整个行业价值链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上游和下游价值链,如何维护、利用和管理这一层价值链,对于企业来说是成本管理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了解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努力消除不增值作业,减少浪费
      1.运用价值链分析法确定与成本管理有关的价值活动
      加工制造企业的价值活动可以分解为九项与战略相关的价值活动:采购、运输、加工制造、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内部后勤、外部后勤、市场营销、辅助活动(包括企业基础设施)。企业每项价值活动的成本包括:(1)外购经营投入成本:为生产而投入的原材料、储备物资、低值易耗品;(2)人力资源成本:企业为获得或重置人力资源而发生的支出,如人力资源取得的成本(招聘、录用、安置等),人力资源发展成本(在职教育、岗位培训、脱产培训、进修等),人力资源保持成本(工资、奖金、福利、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等),人力资源离职成本(退休人员工资福利、职位空缺损失、职位交替前后效率损失;(3)资本化费用:指受益期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支出。如固定资产(建筑物、机器设备、劳动工具、运输工具等),无形资产(专利、商标等),递延资产(企业开办注册费等前期费用、装潢费、租借设备的改良支出)等。
      2.在成本管理中,企业必须将以上成本分摊到价值链的各项价值活动中去
      分摊的目的是产生一个反映成本分布的价值链。比较各价值活动的成本分布,从而找出可以改善成本的突破口。管理者能抓住企业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那些目前所占比例较小,但正处于增长状态,并且最终能改变企业成本结构的价值活动却容易被忽视,把价值链分析方法应用于成本管理,可能会克服这一弱点。
      如何分摊成本?总的原则是:外购经营投入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应分摊到它们发生的活动中去;资本化费用分摊到使用、控制它们或者对其使用影响较大的活动中去。通常采用三种分摊方法:(1)当成本与企业价值活动的因果关系可以直接认定时,可直接分摊,如生产成本;(2)虽不能认定直接关系,但可确认会产生未来收益时,可以根据资产特性分摊,如固定资产按受益期计提折旧,无形资产计提摊销金额等;(3)既无因果关系,又不能预计其效益,则成本在当期立即确认为费用,如利息、业务招待费、诉讼费等立即计算为当期费用。
      通过成本归集和分摊,可以发现过去未被重视的间接活动成本和质量保证活动成本之和占总成本的比例,远远超过管理者原先的估计,而且随着现代企业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会加大,网络系统、自动化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建立,使得非直接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三)是要了解企业竞争对手的价值链,明确企业自身的强势和弱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从行业、市场、战略这三维来确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采取的策略,并制定相应的成本优势策略。企业获得成本优势的战略途径有两条:一是针对以上提出的影响
      (一)传统成本管理过多地关注于微观层面
      传统成本管理是在许多既定条件下,比如厂房已经造好,产品已经设计出来了等等情况下做管理。这样对那些从一开始就已经产生差错的企业行为是无法进行控制的。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开销加大,使许多加工制造企业感到头疼,他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加强成本管理。但是,按照传统思路和方法来操作成本管理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降低了成本的同时,企业也降低了竞争力。
      
      (二)传统成本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方法降低费用,节约开支
      这种方法固然非常重要,但却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方式。传统成本管理往往较少考虑降低成本到底是为什么,单纯地为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发生成本支出的环节很多,但并不是随便降低哪一项成本都行。比如盲目缩减研发开支,那么很可能也损害了企业的技术先进性;再如片面地把质量控制成本降低了,有可能产生质量下降、退货率增加的后果,产品销售将受到影响。
      
      (三)传统成本控制方法在区分价值活动方面存在不足
      企业是为顾客创造价值,但企业的有些作业却并不创造价值。比如产品库存不创造价值,生产出来的废品还要减少价值。成本管理应该对企业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传统成本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而对企业的供应与销售环节、对企业外部的价值链、对竞争对手的成本状况考虑不多。
      
      (四)传统的成本管理较多关注成本的核算和分析
      特别是标准成本,它很大程度上都在集中关注成本的准确性,尤其关注制造过程的成本归集及分配,对成本的控制管理相对较弱。我们说一个加工制造企业的成本中,制造过程的成本占据了很大的摊销,但并不是全部,企业还需对其它活动有更多地控制管理。
      
      二、价值链管理
      
      针对传统成本管理方法存在的不足,美国哈佛商学院MBA课程中就企业资源分析提出一个新理论——价值链分析法,即运用系统性方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和相互关系,从而找寻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企业成本管理的本质目标应该是通过企业行为取得低于其竞争者的累积成本,从而赢得竞争优势,而不仅仅是成本优势。所以本文欲借助价值链理论,从企业行为的角度而非会计方法角度来考察企业成本。
      价值链思想认为企业的价值增值过程按照经济和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可以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多个价值活动,这些价值活动形成一个独特的价值链。价值活动是企业所从事的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各项活动。不同企业的价值活动划分与构成不同,价值链也不同。对加工制造业来说,价值链的基本活动包括采购、运输、加工制造、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内部后勤、外部后勤和市场营销;辅助活动包括企业基础设施(企业运营中各种保证措施的总称)。每一种活动都包括直接创造价值的活动、间接创造价值的活动和质量保证活动三部分。企业内部某一个活动是否创造价值,要看它是否提供了后续活动所需要的东西、是否降低了后续活动的成本、是否改善了后续活动的质量。每项活动对企业创造价值的贡献大小不同,对企业降低成本的贡献也不同。每一个价值活动的成本是由各种不同的驱动因素决定的。价值链的各种联系成为降低单个价值活动成本及最终成本的重要因素。而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与弟子们一起“昼共食蕨,夜共燃藜”,深深地感动了学生。3.实施正向评价,促进情感教学。中国古代教育家对教学中的惩罚论述不少,对奖励却论述不多。[12](150)尽管如此,一些教育家仍能看到表扬鼓励对激发学生乐学好学的作用。《学记》中有“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教学原则,在这里“强”即鼓舞、激励的意思;另据统计,《论语》中关于孔子对学生的表扬与批评的记录大约有23处,其中属于表扬的居多,有17处,属于批评的有6处。[12](150)王筠在《教童子法》中主张对学生特别是“笨拙执拗”的学生,不仅要想方设法地予以启发诱导,更要善于把握教育的时机,多加鼓励,以便使他们“欢欣鼓舞,侈谈学问”,而不要动辄批评。在谈到写作教学时,他认为作文批改要以鼓励为主,“少改易之,以圈为主”,即尽可能保留学生所写文字,以鼓励性的批改来激起学生的兴趣。这些都与现代教育心理学中关于表扬有利于激发兴趣、其对学习的促进效果一般要好于处罚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以上粗略地论述了中国古代情感教学的思想。应当看到的是,在秦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是独尊法家,后又独尊儒术,并没有形成丰富多彩、百家争鸣的教育思想流派,亦未自觉形成完整的教育心理思想的结构体系,[12](7)而由于对教育规律认识的局限以及情

    感本身的复杂性等原因,有关情感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更未有充分的提倡与阐发。与古代教育思想中较为丰富、系统的从认知角度所揭示的学习的本质、学习过程的规律及学习的原则和方法相比,对情感教学的阐释只存在于少数教育家的真知灼见之中。但由于这些情感教学的思想是建立在古代教育家们对教育规律的深刻认识和长期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所以仍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性和概括性水平,即使从当代教育科学的角度看,这些思想仍闪烁着科学和理性的光辉,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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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05 情感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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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科学研究对象自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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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科学研究对象自然的研究 "论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 """"自然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文探讨了西方自然概念的语源和演化,日本和中国自然概念的嬗变,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所具有的某些特性,自然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键词:自然 自然概念的演化 自然和科学 自然和人

    一、“自然”的语源和涵义
    顾名思义,自然科学(简称科学)研究的对象当然是自然了。英语中的nature(自然)一词(法语为nature,德语为Natur)源于拉丁词 natura,而该拉丁词则是希腊词φυσιs(拉丁文写法是 physis,phuein)的译名。有一本辞书这样说:不论在希腊文还是在拉丁文中,nature(physis,natura)就其词源来说都含有起源或诞生之意。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自然”本来的含义都没有得到保持,而是以双重形式发展。它指的是:某种事物的本质或性质,或事物的类型;泛指世界,尤其是物质世界或自然世界。这两种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都曾经使用过。这两种意思都预先假定了由于“自然”而存在(即“自然地”地存在)的事物与非自然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对立,后者有时是偶然的、超自然的或人为的。自然的第一种意思在古代和中世纪经常使用,第二种意思在文艺复兴以后得到广泛使用。表示“本质”之意的nature并不指某一事物的最为人熟知的“性质”,而是指它的一种或多种基本的、不变的、从其原始状态就固有的特性,并把该特性看做是它的其他各种性质和能力的根源。作为物质世界的nature有时指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的总和,但不包括人类有意识的活动的产物。不过,nature也可以指基本的自然力或规律,并用以解释自然界中发生的现象。另一本辞书说:nature源自希腊词phuein(意指“生成”或“诞生”),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是“论自然”。自然与人为的事物截然不同,亚里士多德把自然定义为事物变化的内在起源或事物的稳定性。这样的本原包括事物由以形成的材料和该事物的结构。因此,质料和形式二者是自然,尽管亚里士多德坚持形式比质料更自然。“自然”也被用来表示宇宙万物的整体。我们关于这个自然界的知识是是随科学的发展而变化的。自然在在这个意义上有时与人对立,因为自然被人的理性视为可掠夺的,但是这种态度近来受到环境哲学的某些方面的挑战,按照这些方面,必须把人看作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穆勒说:“自然一词的基本含义有二:一是表示事物的整个系统,包括它们的所有特性的集合体在内;二是表示事物成其所然,不受人类干预。” 柯林伍德则明确指出,源于希腊词Φυσιs(自然或本性)的nature一词在古希腊时亦有这些方面的应用,并且在古希腊中两种含义的关系同英文中两种含义的关系是一样的。他说:
    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自然”一词总的来说是更经常地在集合的意义上用于事物的总和或聚集。当然,这还不是这个词常常用于现代语言的惟一意义,还有另一个意义,我们认为是它的原义,严格地说是它的准确意义,即当它指的不是一个集合而是一种原则时,它是一个 principium,αρχη,或者说本原(souce)。……这里nature一词属于某种使它的持有者像它所标志的那样行为的东西,它行为的这种根源是其自身之内的某种东西:如果根源在它之外,那么它的行为就不是本性的,而是被迫的。
    以上纲要式的素描已经大体勾勒出“自然”涵义的演化图景:从生长、生成、诞生、起源,到本性、本质、本原、原则以及宇宙万物之整体、自然物的集合、自然力、规律等等。不过,这些涵义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不同罢了。要知道,自从nature(自然)一词在14世纪进入英语,它的意蕴愈来愈丰富,但是我们关心的还是它与我们人类、尤其是与科学相关的涵义。在这方面,皮奇曼的梳理是值得称道的,他列举了由六个步骤组成的关于自然概念的连续统。(1)“自然”是空间和时间中的物质。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科学知识的对象,因此描述、说明和预言是可能的。(2)“自然”是人关与被给予的实在的概念。与先前的物质图景相比,这个自然概念也许与量子力学的物质图景更为密切地相关,恰如在量子力学中,我们的描述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边界条件。换句话说,有多少理解流入这一描述,依赖于我们的“被给予的实在”的概念以及我们选择把这个概念的边界推进得多么远。(3)“自然”是人类在其中发展的环境。应该很清楚,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对自然热情依恋的领域,同时限定自然的合理性的概念。(4)“自然”是人类的环境的概念。尽管各种关于我们的环境的概念很容易发生冲突,但是我们的自然概念在生活的意义上变得活跃起来。(5)“自然”是人关于围绕我们的东西的建构。由于人类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产物,所以在自然和人类之间(或更确切地讲,在自然和文化之间)存在辨证的关系。如果这一点在辨证的过程中被引入综合,那么对自然的真正理解便可以达到。(6)“自然”是养育人类的母亲。在这种人类与自然相当热情的关系中,真正的理解也许是可能的,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丧失了合理性的描述和在自然中的预言能力。我们在世界中可能感到安适,但是我们却倒退到相当无助的状态,由于我们不再能认为自然是我们能够借助科学支配的我们的环境。理解只能终结于力图把各种表面上矛盾的概念结合起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应该否认科学方法的巨大成就,也不应该否认对自然的终极理解的需要。在此处,我们更关注的是作为自然实在之自然和作为自然规律之自然,因为这是科学主要研究的直接对象。
    在汉语的固有词汇中,似乎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尤其是作为自然实在之“自然”和作为自然规律之 “自然”的概念。这从《汉语大词典》对古代汉语的“自然”释义不难看出。据说,“自然”一词是道家用来指原始本来状态。最早出自《老子》。除了众所周知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外,《老子》中还有“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等。《庄子?田子方篇》亦有:“无为而才自然矣”。后来王充讲过“天道自然”,郭象也说过“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庄子?逍遥游注》)。由此可见,
    古代汉语中的“自然”一词主要指一种天然的、非人为干预的、自主自在的状态,似乎没有或鲜有近代西方语境中的“自然界”、“自然物”、“自然力”、“自然规律”、“自然本性”之类的意思。当然,现代汉语中的“自然”已有自然界等客观对象的涵义,但是这是出自对nature的翻译,而且是借用nature的日译名“自然” 。
    伊东俊太郎考证了“自然”概念在日本的嬗变:弘法大师(空海)在《十住心论》最早引用、解释了从中国传来的“自然”概念(至少也是引用这个概念的日本论著之一)。按照空海的说法,“自然”一词虽然按中国音训读为 ziran,在这里却是用来翻译梵文svahava(自性、自我),不过它也相当于老庄所说的“自然”。他说:“在佛经里,所谓自然,即不计外道,功在自然,非人所为。……古代中国喻之为道;道者,自然也。”也就是说,空海最早以佛教为媒介,引入老庄的自然概念。此外,在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著作里,也出现过“自然”这个词。例如,在《源氏物语》中就有:“怀才傲世者,耳目所濡,莫非自然。”由此可见,“自然”是可以是用来描述自在状态的形容词或副词。最初用“自然”表示“自为状态”的,大概是亲鸾。他在解释“自然法尔”时说:“自者,自我发生,与外人无关,谓之法尔可也;然者,自我发生之结果也,亦与他人无关,且近于如来佛祖。是谓自然。法尔者,以近于如来佛祖故,亦自为状态之所谓也。”(《未灯抄》“自然法尔”章)自然的这种意义与老庄和后来的道家和佛教各派的解释一致,都是意指“排除人为作用的自为状态”。“自然”的词义从“自为状态”转为表示“万物”,最早大概出现在儒家的著作中。在日本,山鹿素行在《圣教要录》写道:“天地人物之中,顺自然之理是理也。”在这里,“自然”还是用来形容自然状态,还没有发展为包罗万象的天地万物。后来,安藤昌益才大大发展了自然概念:他把人生论的自然概念发展成自然学的自然概念,使它由一个形容词术语发展为名词术语。他在《自然真营道》这部著作里,提出泛指天地万物的自然。他认为,自然是不依附于外物的“活真”(有生命的真实存在),是自然而然地自我发生、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是一种积极的主体的运动。他还指出:“ 夫自然者,无始无终,自我运行,无求于它物之谓也。”(《统道真传》“儒夫之部”一)显然,他已经把“自然”当作一个名词术语来使用,强调天地万物的这种无限的、自律的、自主的运动变化。这是一个令人注目的发展。
    然而,把nature这个概念译为“自然”,却是西洋学研究的功劳。稻村三伯在 1796年编了一部日本最早的荷日词典《波留麻和解》,开始把荷兰语的natura译作“自然”。接着,通过藤林普三编辑的比较普及的简缩版辞典《译键》,“自然”就比较正式地被公认是nature的对等语了。值得说明的是,当时欧洲的自然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完全失去了natura或 physis原来的有生命的、自我发展的意味,即追随笛卡儿从拟人化的或有机论的自然观转向机械论的自然观。尽管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狄德罗)和浪漫派一度力图使有机论的自然观复活,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时针模型的、他律的、决定论的自然观完全掩盖了“自然而然”的、自律的、自我生成的自然观。可惜稻村没有在他的翻译中说明这一点。在日语中作为nature译名的“自然”,后又反过来传到中国。至于中国人是怎样借鉴和采用这个日译名的,似乎未见有人下工夫考察过。

    二、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自然的特性
    自然与科学最为密切的方面是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自然,这种认识的结果就形成名副其实的“自然科学”或“科学”。这种对象化的自然具有某些特性,它们或隐或显地呈露在科学研究者的眼前,成为他们有意或无意的科学预设——这是科学研究赖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这些特性有哪些呢?我们不妨择其要者而举之。
    实在性。自然具有实在性,不论这种实在性以物质、能量、信息的形式显示出来,还是作为实体实在或关系实在为人们把握。自然在其实在性的意义上常常是与宇宙、外部世界、外部存在同义或近义的。在常识上,自然的实在性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在思辨或直观中,自然的实在性等同于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在科学中,自然的实在性则以理论实在的面目出现在科学理论中,如牛顿力学中的质点、电磁理论中的场以及现代物理学理论中的原电子、夸克、波函数、超弦等等。如果自然不是实在的而是虚构的,科学就失去了直面的对象,科学概念失去了模特,甚至科学家会失去探索的动机和动力——彭加勒不是说科学家因为自然之美才研究自然吗?爱因斯坦不是说科学家想勾画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才研究自然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自然,根本不会有自然科学的。
    客观性。科学(理论)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它的客观性,尽管这种客观性是主体间意义上的客观性。科学的客观性固然是由基本的科学方法的共同性保证的,但是其深刻的本体论根源却在于自然的客观性或客观存在性。假如自然没有客观性,假如自然不是一种客观实在或独立存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客观性又何从谈起呢?假如自然及其规律不是相对独立于人的客体,而是与作为认识主体的科学家混沌一体,以分析见长的科学又何以着手分门别类地研究自然,并对探究的对象进行精确的分析?爱因斯坦在提及自然的客观性时说得好:“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象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 ”
    有序性。理解任何客观事物就是找到其中的秩序或序(order),或找出其中的某些规律,理解自然也不例外。自然当然有混沌和偶然性的一面,但肯定也是有秩序或规律的——古人从天上繁星的有序排列、地上四季的规则交替的表象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近代以来的科学更是深刻地揭示了诸多自然规律。假若自然是无序的或不是有序的,以追求自然的普遍规律为己任的科学岂不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怀特海说得不错:“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近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默顿在引用了这段话后评论说:这种信念、这种信仰是近代科学的前提条件,是决定性的,具有绝对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性假设,即认为自然界构成一种可以理解的秩序,那么实验概念就会被一笔勾销,也就无近代科学可言。
    一般而言,科学家都坚信自然的有序性,并把追求有序的科学定律——这是自然有序性的真实反映——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例如,迪昂就秉持本体论意义上的秩序实在论思想,认为越完备的科学理论是越倾向于自然分类的理论。他说:“理论用来使实验定律秩序化的逻辑秩序是本体论秩序的反映”,“它在观察资料之间建立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实在关系” 。雷泽尔进一步把自然序明确分为两大类:
    自然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了解潜藏在现象背后的定律,另一个是了解塑造这个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过程。此外,还有一个统一的使命,这是一个与基本定律的统一不同的统一。两个目标涉及到两类自然序。我将把第一类序称为无时间序或毕达哥拉斯序。它存在于一切自然现象背后的不变的数学定律之中(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相信,数、几何图形、数学上的和谐构成现象世界的基础)。第二类序存在于生成、演化、最终消亡的结构中。我将把它称为时间序或赫拉克利特序(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世界观集中体现在他所说的“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强调变化和流动)。
    戴维斯则把自然序区分为简单序和复杂序。他说:计算机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世界在算法可压缩的意义上和在具有层次的意义上是有序的。cosmos(宇宙)的有序比纯粹严密组织的规则性更多,它也是被组织的复杂性,正是从后者,universe(宇宙)得到它的开放性,并容许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存在。三百年间,科学被前者统治着:对自然中的简单模式的追求。近年,随着高速电子计算机的进展,真正根本的复杂性受到重视。于是我们看到,物理学定律具有双重工作。它们必须提供构成物理现象基础的简单式样,它们也必须具有能使层次(有组织的复杂性)出现的形式。我们的universe定律具有这种决定性的二元性质,这是一个cosmos在字面上有意义的事实。
    不变性。无庸置疑,自然有它的演化的历史,而且至今仍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自然规律是否变化呢?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出现,在此后的两百亿年它们是否有所变化。但是,自从人类对自然规律有意识地追寻以来,自然规律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可以预期,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恐怕也不可能变化 ——这就是自然的不变性的含义,不管是自然规律实际不变,还是我们觉察不出它们的变化,或是我们认定它们具有相对的不变性。要是没有这种不变性,自然就是不可捉摸的和不可理解的了,科学也就没有反映自然现象的不变的定律了,当然自身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自然的不变性体现在科学上,就表现为反映自然规律的科学定律之数学方程的形式在任何参照系中都是不变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十分钟爱的物理学方程的不变性或协变性。佩奇尔斯揭橥,自然的不变秩序被表示成宇宙的密码,实际上物质世界是按它组织起来的。然而我们的理论由心智发明,不变性不但显示出经验的条理性,也反映了自然的实际物质构造。或者说,不变性就存在于自然界中。我主张(不是证明!):首先,这个自然不变秩序是宇宙惟一有条理的秩序;其次,在科学理论上,任何事物能合理地期望存活下去,就是那个不变秩序的结果。
    和谐性。自然的和谐性即是自然的统一性,不管这种和谐最终是统一于物质、能量还是信息,拟或统一于实体或关系。从古希腊自然哲学追求宇宙始基的不懈努力中,从现代科学对基本粒子、夸克、遗传密码的探寻以及对自然规律相互关联的揭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然和谐性的体现和人类追求自然统一性的思想轨迹。许多科学大家对自然的和谐性或统一性深信不疑。彭加勒认为,“人类理智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和谐”,“才是惟一的客观实在,才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惟一真理”,“世界的普遍和谐是众美之源” 。他还讨论了“自然界的统一”:“每一种概括在某种程度上都隐含着对自然界的统一性和简单性的信念。至于统一性,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宇宙的各部分不像一物的各部件,它们就不会相互作用,它们就不会彼此了解;尤其是,我们只能知其一部分。” 爱因斯坦十分推崇莱布尼兹的“先定的和谐”思想,并对“我们出生于其中的自然界的神秘的和谐”怀有“赞赏和敬仰的感情”。他进而明确表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把握世界,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
    非价值性和非道德性。自然作为相对于人的无精神和无意识的客观存在,本身是非价值和非道德的,因为自然没有自由意志和自我选择的能力,无法充当价值和道德的承担者。无心的自然世界与人身处其中的有意义生活世界判若鸿沟:后者充满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而前者则不然。柏拉图的天贵地贱说以及自然知识和价值的融合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充满价值要素的物理学概念(如固有位置、天地峻别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某种程度上融合知识和价值(不过价值是凌驾于自然的感性知识知识之上的),这一切或者多少都赋予自然以价值性和道德性,或者将这种负荷转移到科学知识之中。这种观念和做法给自然强加了莫须有的承载,给科学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近代科学之所以能阔步前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伴随着自然的祛价值化和祛道德化以及事实与价值、知识与道德的分离。
    可理解性。从自然科学孕育和诞生的时候起,乃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这样一种思想传统就绵延不绝:自然是一本打开的书,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是能够被人的理性解读的 。对于自然的这种可理解性,爱因斯坦给出了绝妙的总结:
    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
    在爱因斯坦看来,自然的可理解性是一个“永久的秘密”,甚至是一个“奇迹”。他对此的表达像是在讲绕口令: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事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不用说,爱因斯坦十分清楚,自然可理解性的根源在于自然的有序性。波普尔和薛定谔也这样认为:对自然的可理解性的信念是科学家信仰的实质性要素,而自然的可理解性依赖于它具有客观的秩序,我们有能力察觉这种秩序。自从人类摆脱蒙昧后,就力图理解自己周围的自然,神话、宗教、自然哲学就是人们设法理解自然的尝试。可是,只有在科学出现之后,人们才真正掌握了理解自然的强大工具。戴维斯说得对:“在所有时代,所有文化都赞颂物理宇宙的美丽、宏伟和精巧。然而,只有近代科学文化,才做出系统尝试,以探究宇宙的本性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布朗也注意到这一点:“在科学的信条中,主要信念之一是:世界是这样构成的,以致它能够被人的精神所认识。要弄清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是一项巨大的冒险活动,我们把这种冒险活动称为科学。” 至于人的思维的逻辑为何正好与自然的逻辑一致,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猜测和探讨的有趣问题 。"
    10-03-05 论文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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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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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 "范·弗拉森的科学哲学,在当今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不仅影响着科学实在论从“正统”走向“修正”,而且促成了科学哲学的第三条道路——后现代科学哲学。本文将就此问题作出论述,并指明和解决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论。
    一、范·弗拉森与当代科学哲学转向
    科学实在论的发展,是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但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科学实践的实际状况不断与科学实在论的科学观相分离,因而其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方面,科学实在论纷纷转向修正的实在论;另方面,在反实在论的强劲冲击下,形成了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众所周知,较为正统的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学说是:“科学关于事物本质的说明为真,那些事物的本质是真实存在的”[1];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唯一说明是科学预见的成功;后继理论是典型地建立在前驱理论的观察知识和理论知识之上的;从关于可观察现象的论断之真理性可以推出关于不可观察现象的论断之真理性;如此等等。
    然而,当代科学实践却提供了许多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事实。第一,在当代科学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现代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领域时,并没有确定的本体论承诺,他们所说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经常改变的,或者说,“物理学家本体论承诺的性质似乎是随着他们集中注意于他的理论而变化的”;任何观察也只能给含糊的本体论图景提供量上的丰富性,“当一个物理学家用一个理论从事于某一方面的研究时,或者集中于某一层次的理论之仔细说明和详尽阐述时,他的言谈像个实在论者;而在和另一层次有特别联系的本体论承诺方面,则不太像个实在论者”。[2]当代物理学中的本体论承诺有着大量的结构,这些结构来自于经常转变的表述、解释和理想化的范围,来自于物理学家所从事的不同种类的活动、不同水平的表述和不同的理论运用,来自于物理学家活动的变化从而改变本体论的特征。
    第二,由于当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当代物理学,已经涉及了一些非充分决定论的领域,所以,虽然科学认识的本质要求得出决定论的结论,但量子领域的随机性现象与低概率特征、量子测量的相互作用性质的明显化,使人们无法以往日的科学认识本质来要求量子力学。在这些科学领域,理论的理想化程度比任何以往的科学都要高,我们既无法证明其真理性,更无法确证它所指称的实体的本质是否客观地存在。在量子力学中所产生的不同的多种解释,突破了以往的科学以一个模式或某些普遍规律囊括一切的框架。
    鉴此,反实在论者对科学实在论发起了攻击。前后说来,有库恩、劳丹、施太格缪勒、范·弗拉森等。相比之下,范·弗拉森则是较为容易被人接受的反实在论者。
    范· 弗拉森对科学实在论作了如下反驳:(1)“不存在任何提供证据的说明之成功的问题”[3],我们当作证据的东西本身不是无可置疑的”[4]。(2)“没有任何根据使我们相信所接受的理论为真,因为它不是一个认识论的原则”[5],“理论具有不可观察的含义,证据并不保证得出理论为真的结论”[6],真理是科学认识的产物,而相信则是一种心理作用。(3)“科学家的目的是发现关于世界的事实[7],而“做一个经验论者就是要抑制置于超越实际可观察现象之上的信念,认识到自然界没有任何客观的形态”[8];“科学活动是……适合于现象的模型建构,而非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真理”[9]。因此,任何断定科学理论与实际世界的一致性、断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作法都是形而上学的,与科学的实际是不相容的。范·弗拉森对科学实在论的反驳,其实质在于:其一,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其二,从语用学角度理解科学理论的接受运用。这两个方面也是范·弗拉森对当代科学哲学的杰出贡献。
    范·弗拉森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要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解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这两个问题也就是科学理论是什么与做什么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涉及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做什么”涉及理论与其运用者之间的科学活动关系。他指出:“科学哲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基础研究,关心理论的内容和结构;另一类是一方面解决理论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解决理论与其应用者之间的关系。”[10]前者属于认识论领域,后者则属于非认知的领域。范·弗拉森作出这种区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科学是由语言构成的,理解科学就是理解科学语言,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就是科学语言的不断创造与丰富。但是,语言一方面具有所指,另方面它又起交流作用,两者都与理解相关。由于人们在理解或交流中存在不同的语境,因而就具有不同的意义。范·弗拉森把科学理论区分为语义的和语用的方面,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有了新的进展。
    根据范·弗拉森的见解,理论与世界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理论只是大致地反映了实在世界。语义方法的重要性之一,就是能用比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处理意义问题,因而形成一种前景可观的经验论意义理论。范·弗拉森坚持认为:“我们的观点就是:在自然语言和科学语言中,那些不仅仅具有外延关系的术语之间有着意义关系,……并且,这种意义结构是根据模型(始终是数学结构,最通常的是某种数学空间)而得到表述的。”[11]在《科学理论的语义探讨》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指导科学理论意义结构的模型可以包容大量与实在的任何要素不相一致的结构。因此,在语言和实在之间的联系是以数学模型为中介的,它也许是一个极不完全的联系,哪怕是最好的理论,也是如此。这说明了人类在认识物理世界时所起的建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经验的意义是同模型的概念结构相联系的。
    由于范·弗拉森使用了语义方法来理解科学理论,因此,真理仅仅属于语义学,而不属于科学实践的评价。在科学实践中,理论之真或假,是受语境影响的,即受到语用因素的制约。换言之,在科学实践中,理论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与先入之见的污染。
    范· 弗拉森认为,“就命题而言,真是最重要的语义性质。如果实际世界适合于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但是,如果某些词或在语法安排中,命题具有依赖语境的语义作用,那么真理就绝对没有意义。我们必须向着语用学再进一步。”[12]语用的因素是与科学语言的使用相关的,任何与说话者或听众相关联的因素都是语用的因素。
    科学的语用学是探讨科学理论的运用者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关系即理解与说明的关系。范氏认为,运用科学理论与论证理论是有重要区别的:第一,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关于实在世界的大概模型,当我们论证科学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真或假,但在运用理论时则不然。正因理论是个模型,所以它不可能完全按照某种模式说明具体现象。况且,说明现象时,是与使用理论的人相关的。正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一样,这是一个类似语言游戏的问题。第二,理论作为模型,包含着对可能世界的认识,而说明则要针对具体的现象。第三,如果理论使用规范的语言或逻辑,把实在世界作为其摹本,那么,理论的运用则是使用自然语言的,是与使用这种语言的场所、语境等因素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范·弗拉森的这种见解,已经给当今的科学哲学指明了另一道路。自从逻辑经验主义产生以来,科学哲学一直徘徊在客观性问题上,沉湎于证实。而自汉森、图尔敏之后的历史主义学派则揭示了科学的主观性。科学的本质是客观抑或主观?自古以来这都是一个难解之谜。建构主义在这个谜上亮出了一个谜底:没有纯粹的客观,只有通过主观的建构。那么,究竟如何建构科学理论呢?范·弗拉森已经向我们表明:必须从两方面来丰富和补充科学这部巨著,一方面,是依赖于可观察现象建构关于实在世界的模型:另方面是依赖于使用者别出心裁的理解与解释。这样,古老的科学哲学问题就转变成了我们如何丰富、理解科学语言的问题了。这恰恰是当代科学哲学语言转向的显著特征,即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显著特征。
    二、范·弗拉森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推进
    从总体上说,范·弗拉森实现了当代科学哲学的语言转向;而具体说来,范·弗拉森又制订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初步纲领,从而推进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纵观今天的范·弗拉森的思想,他的这种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范·弗拉森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坚持要摆脱传统经验论的束缚。他认为,基础主义是一种认识论“幽灵”,应当摒弃。他说:“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而当代哲学则广泛地把这种探求作为错误加以摒弃”;“上一代哲学的错误是缠绵于证实,总的说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13]。在范·弗拉森看来,基础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今天,基础主义仍是一个时刻骚扰我们的幽灵,特别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是一种新的基础主义形式。他批判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坚持认识论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他主张:“只要可能,就把这些问题明确地与科学联系起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关注科学的某些实用方面,并认为科学是给我们提供模型的。”[14]
    然而,范·弗拉森并非要完全放弃认识的基础,他需要一定的认识基础,需要经验论。所不同的是他拒绝基础主义的极端性、素朴性,而主张科学理论是建构,一方面,这种建构要有可观察现象为基础,另方面,它又需要概念框架的推动。不仅理论是建构的,而且实验也是建构的。因此,科学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第二,范·弗拉森反对科学的目的是求真,提倡以理论在经验上的适当性、理论在实践中的履行情况来代替对真理的论证。否认真理,是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直接结果。亚瑟·法因曾说:“如果我们中止相信真理是那些与实质性事物相适合的理论、解释或图景,那么,我们就能中止基础主义”[15]。与之有别,范·弗拉森对真理的否定则基于以下根据:首先,从总体上要求科学理论为真是没有根据的。科学理论如同一部巨著,它是关于自然的,每代人都在对这部巨著作修正或补充,“科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文本,是有分歧的解释——即理论把现象描绘成什么,这本身不是一种硬证据。 ”[16]其次,真理属于语义学范畴,而科学理论并不只限于语义学分析,纯科学是可以向应用科学转化的。在应用科学中,应用者可以在理解、解释与说明现象时大展雄姿,就如同进入语言游戏一般,其理论的意义是由习惯形成的游戏规则和游戏者各自的语境来决定的。因此,承认科学理论是真理,这是一种赌博与冒险。实际上,人们承认一个理论,只是觉得这个理论是好的、适当的、有用的,具有很多优点而已。
    第三,范·弗拉森极力主张拒斥形而上学,放弃传统的科学哲学范畴,认为抛弃旧科学哲学就是对当代科学哲学的贡献。拒斥形而上学,是早年逻辑经验主义的口号。然而到今天,范·弗拉森把所有假定科学是真理、假定理论的指称是实在的等科学哲学都称为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这种形而上学科学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从关于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推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八十年代初,范·弗拉森一再声明自己的建构经验论是在批判形而上学科学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是对形而上学科学哲学的替代。到最近几年,他则极力主张摒弃形而上学,认为科学哲学家应该携起手来,对形而上学科学哲学范畴弃之不用。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寻求理论的经验适当性,这样的态度不仅涉及科学是什么,也涉及了对科学实践的辩护。1985年,在科学哲学家们讨论他的《科学的形象》一书时,他针对一些人的见解,在发言中号召科学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共同抛弃旧科学哲学的范畴。他说:“三位一体、灵魂、殊相、共相、第一物质、潜能等这些概念使你困惑是吗?它们在封闭的时空的不可想象的他性、事件界面、EPR关联和自主的模型旁边显得苍白无力。让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一样,把他们的认识论、本体论的承诺悬置起来,对这些概念之谜的理解作出贡献吧!”[17]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说,范·弗拉森对后现代科学哲学作出了积极的论证。虽然,在许多方面,他不是一个彻底完全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但他的观点是和后现代科学哲学大致相容的。范·弗拉森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代表法因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他在谈到法因的观点时,明显地表露出他对法因的赞同。他说: “法因企图找到介于实在论和经验论之间的观点,他把这种观点称为 NOA。NOA是这两个阵营都应当能够接受的,每一方都可以理解超越它之后的错误。正如现在所阐述的那样,NOA与建构的经验论不可比较,但却与我愿意作出少量修正的观点可以相容。”[18]而法因也认为,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对真理的解释等观点,避免了早期经验论企图把所有真理都基于感觉证据和现象论基础的还原论与基础主义倾向,也避免了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理论意义的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认识论区别。法因虽不完全满意范氏的“经验适当性”概念,但他毕竟是受到范·弗拉森的启发。法因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代表,其思想与范氏是有区别的,法因诉诸科学实践、祈求科学家来解决科学的目的与本质等,主张放弃哲学的紧箍咒。而范氏则试图通过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方法来理解科学的本质与科学知识的增长,把科学理论的内部的研究与外部的理解结合起来。
    由此可见,范·弗拉森虽未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后现代科学哲学,但却充满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思想,是一个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代表人和推进者。
    三、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论及其解决
    传统科学哲学探讨最一般本质的总体性、统一性框架,已与当今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征日益相悖。改造传统的科学哲学,重建适合科学实际的新科学哲学观,准确地理解科学哲学的本质,推进科学知识的增长,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的根本任务。
    但是,对科学哲学的改造涉及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一方面,科学哲学以概括性、统一性为特征,没有概括性、统一性就没有科学哲学;另方面,当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在自然界、在科学理论中,并没有一个囊括一切的统一模式。这种两难正是当代科学哲学出现激烈争论、派别林立的根源。
    范· 弗拉森对科学哲学的改造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悖论:一方面,范氏要把基础主义作为错误加以摒弃,另方面,他又想强调可观察性作为其理论的基础;一方面,他想摒弃真理概念,另方面,他又提出了一个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来代替;一方面,他主张摒弃形而上学,另方面,他又试图重建一个经验论科学哲学体系。
    对于这些悖论,法因通过他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来解决,把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置之不顾。尽管他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他完全抛弃哲学的做法则是消极的。理查德·胥拉格尔曾批评法因的NOA说:“我并没有发现它(NOA)给科学的说明增添更多的东西”[19]。在此,我不想对法因横加指责,而是充分地肯定: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形式探讨与方法研究上的失败,它意味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必然要以无结果而告终,并且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科学哲学观的孕育与萌发。
    如何解决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论?如何形成一种适合科学实际的新科学哲学观呢?要建立一种适合于当今变化着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哲学似乎已不可能。因为,要重建与科学的实际形象相一致的科学哲学,就是要建构一种无统一模式的科学哲学。当前的科学发展状况表明,科学哲学正围绕形形色色的科学实践这个中心,形成了语义学的理论观与语用学的科学说明观、运用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这两个方面,范·弗拉森与萨普已经作了很大努力。
    笔者认为,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下,我们可以对以往的科学哲学作出两个方面的改进,并因此来解决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论。
    第一,从分类研究出发,建立“多个世界”的科学哲学模式。迄今为止,自然科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从目前看,我们至少可以将科学所认识的实在世界分类为决定论的世界、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和可能世界三大类。科学的世界是实在世界与可能世界,实在世界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关于真实世界理论的结构,科学实验和科学推理则构成了可能世界的理论结构。由此,我们可以把理论分成关于决定论的必然现象、关于决定论的或然现象、关于非充分决定论现象和关于可能世界第四类。而理论的真理性不仅是由客观实在世界的内容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所决定的。于是,我们就可以把真理分类为:关于决定论世界的必然真理、关于决定论世界的或然真理、关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真理、关于可能世界的真理与语用的真理等。以此类推,我们也可对规律作相应的分类,从而上升到对科学哲学的分类研究,建立关于决定论世界的科学哲学、关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科学哲学、关于可能世界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实际运用的科学哲学等模式。"
    10-03-05 哲学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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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建国六十周年文化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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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建国六十周年文化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我国文化建设的新航程,文化事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革”期间,文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万马齐喑,一片凋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化领域深入推进改革,实现全面开放,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各项文化建设成就斐然,我国文化建设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文艺创作日益繁荣,精品佳作不断涌现。各级文化部门不断加强对艺术创作的扶持和引导,组织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等活动,开展文华奖、群星奖评奖,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和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为艺术创造搭建展示舞台,营造良好环境。广大艺术工作者积极响应时代的呼唤,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昂扬的状态、创新的精神投入艺术创作活动,创作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小说《青春万岁》、电影《上甘岭》、话剧《茶馆》、舞剧《丝路花雨》、歌剧《原野》、京剧《曹操与杨修》、油画《父亲》等精品佳作,文艺百花园姹紫嫣红,异彩纷呈。文艺批评深入开展,《中华艺术通史》等理论研究成果完善了艺术学科体系。昆曲、京剧等艺术的专项振兴规划相继实施,传统艺术焕发了新姿。“文化下乡”、“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坚持不断,活跃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青少年的艺术修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进一步维护。随着工作理念的不断深化,社会文化工作逐步从“唱唱跳跳”的一般性活动组织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转变。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加大,逐步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19个,文化馆(含群艺馆)3217个,文化站37938个,村(社区)文化室247332个,公共博物馆1893座。创建文化先进县活动、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知识工程、蒲公英计划、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文化工程相继实施,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2004年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逐步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开放。城乡群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

      文化市场繁荣有序,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由娱乐、演出、音像、电影、网络文化、艺术品等市场组成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逐渐形成。近几年,全国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在17%以上,比同期GDP增速高6—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以综合行政执法、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技术监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国有文化单位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民营文化企业不断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传统文化产业重新焕发生机,动漫、网络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显著,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弘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逐渐拓宽,保护体系日臻完善。普查建档工作深入开展,中国民族民间10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收集资料多达100亿字,第三次文物普查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0多万处。国家、省、地市、县四级遗产保护名录体系逐渐形成,国务院先后公布6批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批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09座历史名城,251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布达拉宫等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成效显著,三峡水库等国家重点工程的考古工作深入开展。长城等大遗址保护稳步实施,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的保护逐渐提到工作议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命名活动广泛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取得突破,我国拥有世界遗产38处,居世界第三,4个项目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活动有声有色,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我国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与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格局。“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等大型交流活动影响深远,文化外交的优势不断凸显。海外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加强,目前已在82个国家设立96个使领馆文化处(组),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7个、孔子学院140多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在海外传播能力显著增强。对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积极活跃,“艺海流金”、“情系长安”等文化活动增进了港澳台同胞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文化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根据中央提出的改革目标和任务,文化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推动改革走向深入。一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完成转企改制,焕发了生机。国有院团改革步伐日益加快,增强了活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改革不断深化,激发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成效显著,文化市场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60年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全党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只有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把它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使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共同发展,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要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切实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检验、评价文化建设成效的根本尺度。

      必须坚持以繁荣发展为主题,重建设,不折腾,为人民群众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只有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地推动思想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设施建设和业务建设,才能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抓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抓壮大文化产业;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必须坚持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动力,加快文化领域创新体系建设,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运用高新技术,积极推进文化内容和形式、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创新,抢占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要加快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在影响和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上实现重点突破。

      必须坚持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人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努力实现文化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要按照文化艺术自身的客观规律组织艺术生产,减少乃至废止在艺术领域里的行政干预。必须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关系。

      必须坚持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必须正确处理民族化与国际化、“走出去”与“守得住”、“走出去”与“引进来”、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的关系,统筹协调国内国际大局。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改革开放,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以解放思想促转变观念,以转变观念促改革创新,以改革创新促文化发展。

      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各项任务。

      回望征程,岁月如歌;展望未来,豪情满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化建设的任务重大,使命神圣。广大文化工作者将继续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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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8 历史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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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工程地面维修工程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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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地面维修工程施工方法 "准备工作  
    首先对要施工地作好考察,把地面的起砂状况的严重程度不同区分开来,地面只是起尘或灰大为一类;地面有灰和砂粒的混合脱离为二类;大量灰砂并有骨料脱落为三类。准备如下工具:羊毛滚筒、刮板、分料用的器皿(如塑料盆或小塑料桶等)。
    施工方法
    1、先对地面作完全的清理,把地面上的尘土清理干净,尽量作到不留积灰。如果要用水作冲刷处理的,一定要隔天施工,并确保地面没有积水或过湿。
    2、把地面起砂处理剂分盛。搅拌均匀,批刮或滚涂于地面,重复施工两遍间隔2小时施工一次*这里要注意的是局部起沙严重情况需要补刷,补刷的次数与补刷的量根据现场情况而定,对于有严重材料脱离现象或渗透很快的地方,一定要及时补料,以保证它的渗透与浸润。一般是表面密度大的地方渗得少,表面密度小的地方渗得多,在施工中要区别处置。要点就是:第一遍:披挂,第二遍:滚涂,第三或第四遍补刷。
    3、养护:地面起砂处理剂施工完毕24小时后,方可使用。
    4、对于地面有损毁情况的修补处理  有的地面由于前期破损做过修补而又出现剥离并进行铲除处理后造成的凹凸不平,或其它原因造成不平现象要进行修补的,等以上工序施工完后,再进行处理。
    地坪修补具体施工方法是:用地面起砂固化剂,高标号水泥和沙子。按1:5的比例配制,对不平整区域填补轧实并批刮平整,待其干硬后,再用地面起砂处理剂进行处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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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8 工程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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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奇迹已消失了。”“这个奇迹”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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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奇迹已消失了。”“这个奇迹”指什么? “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意思是圆明园这个奇迹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烧光殆尽。
    10-02-28 网络游戏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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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背景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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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背景和特征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 )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 )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 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 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 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 )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 )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 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 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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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学科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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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的社会与现代的四种分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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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社会与现代的四种分析角度 "  我们可以把近代以来的欧洲称作资本主义社会,而把近代以前的欧洲则称为前资本主义
    社会。确实,近代以前和近代以后的欧洲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但是,使用“资本主
    义”这一概念只是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近代以前和以后的两种欧洲社会形态的不同。这两
    种社会形态的不同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如果从生产方式来看,古罗马社会和欧洲
    中世纪是农业文明,而近现代的西方社会则是工商业文明;如果从政治体制看,前者相
    对专制,后者相对民主;还有其他的角度。所以,为了较为全面地概括近现代欧洲的社
    会属性,学者们经常将其称为“现代社会”。这里的“现代社会”,就不是一个历史分
    期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类型概念。
    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结合本论文系列以前的论述,再加上本文所要谈论的内容
    ,我们可以说:近现代欧洲所呈现出来的“现代社会”,大概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
    的、民主化的、福利主义的、Gesellschaft的、城市化的、有机团结的、工商业的、科
    学思维流行的、多元化的这么一种社会形态。显然,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并不是近现代
    欧洲的专利,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社会体从早晚不等的年代开始,也属于“现代社会
    ”。因此,就这个概念所对应的事实来说,“现代社会”既对应近现代欧洲,也对应处
    于某些年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某些社会体。由于我们先已经把“现代社会”这个概念的
    大致含义确定下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概念去对照各个现实存在的社会体。让我们假设
    一些比方,比如我们可以说:公元1000年时,全世界属于“现代社会”的国家为零;公
    元1900年时,属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有20个;公元2000年时,这样的国家则有70个。

    和“现代社会”相对的概念是“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属性是:自然经济的、坐
    寇性国家的、官僚权威的、缺乏社会福利的、Gemeinschaft的、乡村性的、机械团结
    的、农业的、信仰性思维流行的、一元化的这么一种社会形态。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概念
    去对照各个现实存在的社会体,比如根据比照结果我们可能说:公元1000年时,全世界
    属于“传统社会”的国家有120个;公元1900年时,这样的国家为95个;公元2000年时
    ,这样的国家为70个。
    当然,还有的社会体是属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混合体。
    因此,在这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完全是经验认知概念。
    本研究系列就是试图说明:这两大社会发展阶段,或者说,这两大社会形态,各有什么
    属性,互相之间有什么区别,又是如何从前一个阶段演化到后一个阶段的。
    以下我们介绍4位社会学家对这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论述。应该知道,这些论述都只是分
    别描述了传统和现代社会的一个侧面,只有把它们综合起来看,才能获得一个对这两种
    社会形态稍为全面的了解。

    一、滕尼斯:Gemeinschaft到Gesellschaft。

    中文中很难找到准确的词和这两个专用名词对应,而且一旦译出来,一定会产生理解上
    的歧义;其实,是否把它们译成中文并不重要,通过下面的介绍我们自然会明白它们的
    含义,这两个名词正相应对应着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关系类型。
    滕尼斯是在他的名著《Gema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这一理论的。简单地
    说:“在乡村生活方式被肯定赞许的地方,Gemeinschaft就非常强大和有旺盛的生命力
    ;而在城市文化盛行的地方,则是Gesellschaft占主要地位。”1
    第一,在乡村的生产生活中,Gemeinschaft的人际关系类型占优势。它主要指血缘关系
    和地缘关系。
    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拥有共同的财产,以情感、共同的习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回忆作为
    纽带;其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因为任何社会关系都必须有一个权威,父亲正是家庭
    中的权威,他对子女负有生产生活上的指导指挥的责任。
    地缘关系是由居住的相近产生的,它是乡村中家家户户间的关系。仅仅是居住的相邻、
    公地以及各家土地的相连就使得他们必须有一些联系,而且各家各户之间会有详尽的了
    解。而为了强化这种关系,会有一些被特别确定和神圣化的村庄习俗。
    在这种Gemeinschaft的关系中,人们之间十分了解熟识,而且说着相同的语言,有着相
    同的生活方式。权威者(父亲、村长等)和服从者的关系是:一方是全面的指导,一方
    是全面的依从,权威者具有更大的自由和荣耀,而服从者的自由和荣耀则相对较少,因
    此存在着不平等。另外,这种社会关系是自然形成的,在这种关系中,人的地位和权利
    义务已基本上被先天决定,因此是不自由的,滕尼斯说:“人们离这种关系越远,他们
    就越作为相互独立的具有自由意志和能力的人相互联系和作用。”2费孝通在《乡土中
    国》中详论的人际关系就是这种类型;只是说,这种类型不是中国社会的专利,而是在
    欧洲、乃至全世界曾经或者正在存在的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状态。
    第二,在城市生活以及商品经济中,Gesellschaft的人际关系类型占优势。
    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作为一个独立而且孤立的个人存在;而且任何物品或产品也都
    被认为是各属于其所有者的,因而也是互相分离的。滕尼斯说:“如果不是为了交换回
    某种物品或劳动,一个人是不会为另一个人制造一个产品或者把自己的产品给别人,也
    不会为另一个人提供劳动;而且只有当相比较于自己的产品或劳动,自己更想得到想交
    换回的产品或劳动时,这种交换才可能发生。”3
    当交换发生时,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个交换的发生乃至成功,意味着那个物
    品成为了一个公共物品、具有了一种社会价值,在交换中两个人的意愿因为互利性结合
    在一起,因此,交换的意愿是一种社会性的意愿。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人
    们在交换上能够有一种公共一致性的意愿和行动(使用暴力乃至军事手段也是人们为了
    自己的意愿而能够采取的行动,但在两个正在打架甚至打仗的人或人群之间,是不存在
    公共一致性意愿和行动的),现在,人们之间通过交换逐渐发明了一种公共一致性人格
    和意志,每个人只有服从这种公共一致性人格和意志,才能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
    各人的劳动同样可以通过交换结合起来,只要有人需要这种劳动。进入交换的劳动可以
    是当下的、也可以是承诺在以后做的。劳动可以和商品交换,也可以和另一人的劳动交
    换。若干承诺相互交换各自劳动的人可以组成一个公司、一个集团、乃至一个社会。比
    如现代社会中一位卫生部长和一位清洁工就是一种劳动交换的关系,而一位中世纪英国
    的贵族地主和他领地上的一位农奴就不是劳动交换的关系。
    因为从一开始个人就是独立而且孤立的,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愿而相互交换,因
    此,交换是自愿的;在交换中接受就意味着给予,所以说,交换是平等的。另外,交换
    这种社会关系只发生在交换过程中,交换一结束,这种社会关系也就消逝;要使这种社
    会关系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就要使尽量多的人进行尽量多的交换。历史事实已经证
    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具有交换所要求的公共一致性意愿、对产品价值的共同一致性的
    判断,因此,交换及其代表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上一种普遍的现象。在Gesellschaft性
    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奔忙但又同时是在为他人乃至社会的利益奔
    忙。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关系但又可以保持相互独立和互不熟悉的状态。
    今天的中国正大力发展着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就是
    Gesellschaft式的关系。
    滕尼斯将这两种社会关系进行了对比。
    前者是乡村的,后者是城市的;前者是封建的,后者是工业化的;前者是亲朋好友式的
    ,后者是生意式的、不讲私人关系的;前者是简单的劳动分工,后者是复杂的劳动分工
    ;前者中权威指导与服从是最重要特征之一,后者中人人由于自愿结合而平等;前者中
    权威者是目的,服从者是手段,后者中人们互为手段;前者中个人能动性发挥的空间较
    小,后者中则空间较大,个人可以在仔细的选择、计划、反复考虑后进行人与人的结合
    (比如成立公司),以及有选择地在某一方面和某人接触。
    前者的关系是长久的、固定的、封闭的,各人的权利义务由一系列先在的规则确定。后
    者的关系是相对短暂的、自由灵活的、开放的,各人的权利义务由一系列双方约定的合
    同确定。
    前者的关系是一般性的,比如父子之间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关系都是权威者指导者与
    服从者的关系,而且两人关系在所有方面的一致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虽然各种具体的
    规则和行动是为了处理各种具体的生产生活需要,但同时又都是一种态度的表达,如果
    儿子在某一件事情上不服从父亲,这会被看作儿子在整个态度上不尊重父亲,这就是大
    逆不道的。而后者的关系则是具体的,两人的关系通过某种合同形成,它只确定两人在
    生产生活的某一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只局限在这一方面而不蔓延到两人
    关系的其他方面。
    在前者中活跃着的是一个个具体完全的人,一个人所交往的人数量很少,但对每一个所
    交往的人都很熟悉。在后者中活跃着的则是一个个单面的人,甚至是匿名的人,一个人
    所交往的人数量很多,但对其中大多数人都不熟悉。
    前者的关系是先定的、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从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因而不是十分独立
    的,人人看起来都在而且也应该经常考虑别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人仍然要为自己考虑
    ,而当他们希望能获得更多利益和更高地位时,他们仍要通过交换,只是在商品交换还
    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交换其他东西:动听的语言、谦恭的态度、对某人的服务
    和奉承、送礼等,而在给出这些之前,他们会估计好这些能否给自己带来至少不低于它
    们的价值。非正式的合同实际上经常在做,虽然有时会被少数幸运者或强人违反。”4
    后者的关系是人们后天的、有选择的、自愿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十分独立,人人看起来
    都在而且也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十分发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只
    交换商品和劳务,而且人们认为只有商品和劳务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人们更倾向于
    物质交换的关系,而认为那些包含语言、态度、奉承和送礼的关系是不真实的。” 5
    在前者中,血缘和地缘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占主导地位,超出这两种关系的人际交
    往是很少的,人际交往的范围也是很小的,因此人们头脑中关于人际关系的观念也只有
    这两种关系,如果某些人想在这两种关系之外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仍然只能以这两种关
    系(特别是血缘关系)为模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斯·韦伯认为父权主义是传统社会两
    个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和权威模式之一(另一个是奇理士玛型)6 ,这也是为什么君臣关
    系就相当于父子关系,同伙或小集团关系相当于兄弟关系。在后者中,交换关系占主导
    地位,而且以这种关系为主导的人际交往的范围可以很大,因为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关
    系的观念已广泛地占有主导地位,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关系在很大的范围内寻找合
    作伙伴、建立各种组织。而且人们会把“交换”的观念运用到经济活动以外的其他社会
    领域。
    以上分析是静态的,是对两种分别成熟地存在着的两种社会关系类型的描述。就历史发
    展的实际过程来说,人类总是先有血缘和地缘关系;而一旦人们开始了较大范围的交往
    时,就可能建立起交换关系,它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一个
    Gesellschaft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并不是在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出现后就马上出现,
    交换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在社会上取代血缘、地缘、有组织
    的暴力征服等社会关系而成为社会成员们普遍具有的意愿和理性,“它是一种发散蔓延
    ,它在这样一些人的脑海中生长出来:他们迫切地要超越一切距离、自然和社会的限制
    等携起手来,进行交换。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以往那些原初的、自然的关系都必须被排
    除。”7这种社会关系所适用的范围是无限的,无限多的人可以在这种关系下组织起来
    ,它不断地打破所有对它的阻碍。

    二、涂尔干: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首先须说明的是,滕尼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团结是有机团结,因为在那里人们之间的关系
    是自然形成的,而且人与人十分熟悉。但在涂尔干看来,传统社会是机械团结,因为社
    会缺乏令每个人相互依赖的纽带,人们只靠相似性团结起来;现代社会则是有机团结,
    因为在这里人们通过分工协作而互相依赖地团结起来。以下探讨的涂尔干的思想,出自
    他的《社会分工论》。
    第一,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人们以相似性团结起来;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人们以分工合
    作团结起来。
    机械团结的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社会越是原始,构成它的个体之间就越具有
    相似性。”8而且“在低级社会里,相似性所导致的团结是独一无二的。”9另一方面,
    “原始人的行为方式是很容易形成传统惯例的,而且在他们看来,传统力量简直是法力
    无边。既然祖先的习俗受到人们如此敬重,那么违反它的行为将不能不受到惩处。”10
    相似性占主导的社会一般都是血缘关系占主导的社会,一个氏族往往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各个成员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亲属,而且实际上他们大多数都有着血缘关系。从血
    缘中产生的亲和力便是维系他们相互结合的主要力量,这种家族关系经常表现为集体复
    仇、集体责任等。 ······氏族不仅以血亲关系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而且同一
    民族中的不同氏族也相互视为亲属。易洛魁人就根据不同的情境把对方称作兄弟或表兄
    弟,犹太人······的每个氏族的祖先都被看作是部落创始人的后裔。(正如汉族
    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的子孙一样――作者)······这种组织除了具有通过相似性
    产生的团结以外,并无其他特征。这是因为,这个社会只是由相似的环节构成的。”11
    因此,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社会是由所有成员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共同感
    情和共同信仰形成的,而且其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劳动分工以及交换协作都非常少而
    且简单。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写照。
    而有机团结的社会则以工商业为主,劳动分工以及交换协作都非常多而且复杂,社会是
    由一些特别而又不同的职能通过相互间的确定关系结合而成的。
    分工的产生,在于它能使参与其中的各方都能各自发展出自己的专长并且通过交换结合
    起来,从而能增进整体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非但每个人、每个社会集团,而且
    每个民族都日益加入了分工的行列,它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谐和社会团结。
    工商业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一种自发和自觉的团结,但又必须有一整套相互协作
    的规范,这些规范是从分工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分工带来的是各种功能,即在
    特定环境中固定重复着的各种明确的行为方式。······它们不仅以确定的方式相
    互作用,并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变成了习惯。当这些习惯变得十分强有力时,就会转变
    为行为规范,当它们确立了各种权利和责任的分配方式以后,它就变成强制性的了。·
    ·····社会就是这样渐渐编织自己的网络,永久地确立了有机团结。”12
    在机械团结的社会关系下, 当共同的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了我们的整个意识,并在所有
    方面都与我们息息相通时,我们的个性丧失殆尽;而有机团结则是以个人的差异为前提
    的,每个个人个性的发展都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反过来,社会为了自身的发
    展就会鼓励个人个性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传统中国,社会舆论强调的是一致性
    ;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舆论则提倡个性。
    第二,机械团结如何发展到有机团结。
    人类在早期阶段只能是机械团结,只有随着人们之间的分工交换协作日益发展,才有可
    能使有机团结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性关系。涂尔干认为:“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
    地追求幸福的愿望,工作越是分化,产品就越多。······因为,人们似乎只有在
    占有更多财富的时候,才觉得更加幸福。······因此,人们当然会尽可能扩大分
    工的范围,努力去获得最大的利益。”13但是,以前的社会团结方式仍在起作用,以相
    似性和传统性为特征的社会观念仍在控制着人们,但是,“人们不再局限在他们的故土
    ,远处的自由天地在时刻吸引着他们,儿女们不再留念他们的故乡和父母,而是撒向四
    面八方,追寻自己的命运去了。······城镇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 14
    人们交往的地域和人数都扩大了,分工交换协作的生产方式迅猛地发展起来。“在军事
    主义逐渐衰落,工业主义不断繁荣的时候,国家的权利范围就相应地缩小了,契约关系
    变成了很普遍的关系,最后,在完全工业化的社会形态里,有机团结的关系最终获得了
    普遍性。”15
    长期以来,人类就有世界大通的理想:战争不再决定着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的关
    系应该象一国之内的国民一样得到和平的规定,所有人都能够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地生
    活在地球上,而“要想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就必须以分工的发展为前提。如果社
    会功能没有在更大的规模上产生分化(比如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性的服装、玩具生产中心
    ,而美国成为世界性的电影生产中心――作者),社会就维持不了自己的平衡状态,·
    ·····如果劳动分工没有得到发展,人类博爱的理想就不可能得到实现。”16

    三、孔德:神学的、军事的社会到实证科学的、工业化的社会

    在孔德看来,社会主要通过两大线索划分成两大发展阶段:由传统社会的神学性思维,
    发展到现代社会的实证科学性思维;由传统社会的人们经常使用暴力及军事征服手段来
    满足自己的需要,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人们主要使用工商业生产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
    要。以下探讨的孔德这方面的思想,出自他的《实证主义哲学》。
    第一,神学性思维到实证科学性思维。
    孔德认为,在人类的早期阶段,人们只了解自己,只知道自己的特性,知道自己是有意
    愿、能行动的,对外在事物却所知甚少;但他们又要解释和说明外在事物,于是便认为
    世间万物都是和人们自己的特性相似,因此人们就用自己的特性去解释世间万物,神学
    性思维由此开始。这种思维方式或者认为万物本身都各是一个活物、各有一个灵魂(泛
    神论);或者认为虽然万物本身没有灵魂,但有一个最高的神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并控
    制万物(一神论)。这样,既然万物受一神或多神控制,人们就可以通过影响神的意愿
    来改造万物,人们希望并相信这样就可以获得马上就可以得到的、或在遥远的将来可以
    得到的好处,比如希望并相信菩萨保佑自己或上帝拯救自己。
    神学性思维是难以验证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它是一种信仰;因此
    各种神学体系之间便是难以沟通以致统一的,它们无法形成一个象物理学那样的全球统
    一的体系,从而传统社会的各个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宗教。
    这种思维方式最大的社会功能,在于它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团结某一个社会群体。孔德说
    :“神学性思维的首要功能在于组织社会。······(在传统社会里)各家各户的
    联系是脆弱的,没有一致性的利益,这时如果再没有思维上的一致,社会的分裂就是不
    可避免的了。······这时社会就必须要求一个关于自然和人类的共同意见,这是
    一个政治上(团结)的必需,特别是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虽然我们今天对
    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意见已经习以为常,但在以前的社会中,共同意见却有着最突出
    的政治功能。”17比如30年前的中国还十分强调思想统一,以保持社会团结;而到了今
    天,虽然人们的思想五花八门,社会依然团结。
    在这一点上,他和涂尔干的观点有契合之处,涂尔干认为传统社会的相似性团结在宗教
    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说:“那时候,宗教是囊括一切的、波及一切的。······
    宗教除了包括宗教信仰之外,还包括了伦理、法律、政治组织原则、甚至科学――至少
    可以说是科学的替代品。可以说,宗教对私人生活的细枝末节都作出了规定。因此,那
    个时期(一个社会中所有人)的宗教意识是同一的。”18
    而当时的法律作为维护共同意识的压制性法律,最反对的就是对该社会宗教的违反。涂
    尔干说:“我们只需看一看《圣经》和《摩奴法典》残存下来的古埃及法典,就会发现
    ······那些有关亵渎各种神圣,违反各种宗教法规和仪式规定等行为的压制法非
    常发达。······在犹太民族那里,最被人切齿痛恨的就是对宗教的反叛。而对于
    古代日耳曼人来说,塔西佗认为只有两种犯罪必须处以死刑:一是背叛宗教,二是脱离
    宗教。······在罗马,犯罪的最高级别就是背叛宗教罪。”19这也就是为什么欧
    洲中世纪成千上万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各个军事集团大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宗教作为号
    召、团结性符号和正当性证明,基督教对于十字军就是典型例证。
    但是,随着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知道世间万物是有着自身的特
    征和规律的,是完全不同于人的特性的。实证科学从物理学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领
    域。在实证科学中,人们按照观察和经验到的事实、按照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去解释它
    们,并进而利用自然规律改造外界、制造产品,为人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
    于是,两种思维方式越来越冲突,但随着实证科学获得的证明以及给人带来的实际成果
    和财富越来越多,它在社会上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而神学性思维则越来越失去其地
    盘。同时,原来由神学思维承担的社会团结功能则由工商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交换来承
    担。
    在各个学科的发展中,自然科学最早运用实证性思维,社会科学则运用较迟,这是因为
    在研究社会和人群时研究者很容易把自己的立场、倾向、情感带进研究中,从而或多或
    少地损害研究的客观性。
    第二,军事时代到工业化时代。
    正如本书开始处所言,传统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军事征服十分频繁,从中国的历代
    王朝到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等等,它们都是通过军事征服形
    成的。也正如前面所引述过的孔德的话:“所有理性的对政治的研究都证明人类具有一
    种原始性的对军事生活的倾向。” 20 “军事活动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最简
    单最便利的手段。军事手段持久地、广泛地被传统社会的人们使用,说明它对于当时一
    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功用。”21正因为当时的人们把暴力和军事作为生存
    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手段,因而暴力冲突乃至大小战争较多。
    而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征服形成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军事集团的各级成员便会成为社会
    上特权阶层的各级成员,这个集团便成为社会上的强势控制性集团,因为他们是军事征
    服的胜利者。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官员、地主、贵族和农民、佃农、农奴、手工业者
    之间的关系,既非Gemainschaft和Gesellschaft的关系,也非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关
    系,而是一种建立在暴力强制基础上的压迫压榨关系,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话说
    ,叫作“强横关系”,当然他是指中国而非欧洲的专制王朝的情况。
    遍观世界历史,没有一个处于农业文明的民族或国家能做到:既保持社会和平,又有平
    等、自由和民主。这一点只有一个处于工商业文明的民族或国家才有可能做到。我们中
    国也不能免俗。
    但随着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人们找到了另一种团结方式――人们因为分工协作
    而互相依赖。这种情况在农业社会不曾出现,因为农业生产是分散进行的,人们之间在
    生产上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而在工商业生产中,人们必须互相往来乃至互相需
    要和依赖。因此,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就国家的对国内的职能来说,人们逐渐不再需要
    它强制性地维持国内和平了,因为这时和平已成为大多数国民的自发自觉的需要;人们
    现在更需要它来维持工商业生产的秩序,维持契约。平等的交换成为社会主流,贵族的
    特权日见削弱。孔德说:“虽然军事王国(在人类历史上)是必须必然的,它也是暂时
    性的。当工业行为最终在所有人和国家中得到了最大力度的扩展,同时又没有造成人与
    "
    10-02-26 传统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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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极权之下的现代性人文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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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权之下的现代性人文颠覆 "  现代性对个人的系统化介入和干预,使得专业分工和电子资讯的高效“节能”能够帮助人们突破各种客观现实和物理局限,将人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让人们通过虚拟想象抹平各种有差异的处境和特质,未经审察不用实践即可上天入地穷尽人生各种“可能性”。在现代性之下,高度概括的问候,凝固而简略的语词,修辞得体的文法、以及格式化的表情渗合着金属属性的冷漠,将所有动人心魄的场境和人间情事都置换成必须依赖“防腐剂”才能保鲜的空心感受,因为人生变得进退失据从而无需“瞻前顾后”的意义求证;社会失去了历史积淀的丰富性和重量感,所以让人们有理由“将真事隐去”、将记忆删除并省略掉所有的细节,仅仅为了轻松方便一次性消费或“过把隐就死”。由此,人性贪图安逸的品质一再被激活被教唆并完全依赖于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媒体资讯传输和复制,谁还会痴心于神祗的召唤作浪漫的神游呢?世界在简约化,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面对汹汹而来的技术清场和“权力市场化”对人的瓦解重置,个人的抗争显得势单力薄且无济于事,个人自主的表达因缺乏“结合力”而被集体意志所遗弃,一切都不可改变,似乎只有认同公共标准并积极接受极权者翻制的“现代化”改造,与时俱进绕着权商合谋策划的“主旋律”跳舞,异质的个人才能融入主流,才能获得公共认可的评价和命名。  

    如此,人们便可以事不躬行、足不出户,画家无需独对造化采天地之灵,诗人不必感时忧世穷年忆黎元,甚至哲学、宗教等一切植根于人的命运处境、熔铸了人的心智并内涵着人生忧患和心灵憧憬的精神乡土,也被现代性之下的“效率迷狂”四处围猎然后论价开发!在市场与科学原教旨主义的蛊惑与裹挟之下,没有了人性自给自足、可以恬然退守的家园,当然也就不会有灵魂的栖居之所,连思想、语言、乃至情绪表达都被纳入同一性的体制范式进行“货币化”定量分析,哲学不再有直抵生命堂奥的意义阐发,宗教不再关注有限性焦虑从而失去了内在的救赎功能,人们也还在求神拜佛而且不无端肃虔敬的表情,但大多不是基于人生困厄的心灵慰藉,而是异质化的另类利害权衡和颇具波普意味的“信仰秀”。这时候,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势能强大的公权意志大面积浸蚀剥离,鲜活灵动的个人被整饬、被分解重构,然后一个个被按符号或概念编程设置,成为便于行政权力中枢分级操控、率性拿捏的“无机物”。总之,个人既不必作判断当然也就无所谓选择;既无需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作符合切身体验的意义诠释,也不必对个人化的未来作某种价值预期,因为一切都有组织替你着想、有单位帮你谋划,你只需将自己按社会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各路得胜者的趣味和意图裁剪组装,成为符合专权意图和市场化收购的标准材质,将个人自主的功能消解灭失从而完全托身于“代表公众”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的权力与经济组织,你便可以作到生存无虞、有“活路”可走有富贵可享。  

    在现代性与极权“结盟”之下,传统赓续的信仰体系和文化机制纷纷解构碎裂,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人们便只能收缩目光只顾当下,再加上有如此功率强大的技术助阵,一切都是触手可及而且现成高效的,这正好投合了人性耽于现货收购和不劳而获的怠惰品质。至此,人们不再低眉信首作凝视状,不再临渊遐想听水鸣峡,人间没有了离愁别绪和上下求索,甚至关于青春叙事和男欢女爱的勉力咏唱,也因渗入了精明的交易算计而被拆解为声情分离的口技秀。总之,人们只习惯于灯红酒绿之下的身体休闲和名利场的争吵,只习惯于通过电子读数和视频消费获取现成的人生经验,因而导致感觉疲惫肢体慵懒,缺乏内省的心魂被无所不能的现代传媒牵引着与昆德拉式的“媚俗”共舞时,个人化的经验和生命本应有的神彩便失去了审美的意蕴和可以深究的价值,从而让空心化的犬儒主义将人们进行转基因式的精神移植。  

    这时候,人们只管用眼晴读图用耳朵听事,人云亦云、无需格物致理做分析作判断,感觉变得粗糙,心灵因不能承受的生活之“俗”而越显晦暗,从而将人性中的爱与激情尽数蒸发。至此,麻木的神经既无意于人世物哀情愁,也不再乎天上云卷云舒,我只管专心去活,端赖骨体肌理之愉悦和肠胃之所好,然后无所事事地混迹于人头涌动的市井,你不必有向外的痴心注目,也无需内在的性灵抒写,甚至也不必有明确的目标和始终如一的信念执守。总之,在个人无法掌控的现代环境里,你只需面对自己的当下策略性地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尺度,确认你的体温尚存理智清醒,习惯于与寡廉鲜耻的鄙俗风尚和平共处,并将这种认知作为你生活境遇的全部要务精心操练,就算是对个人的看顾,就算是对个人于现实困迫中唯一有意义的救赎,所以,卢梭一言成谶:“现代生活给人一个破碎的灵魂,每一个现代人都在经历着精神分裂,人们无路可逃”!  

    阿德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种罪”,而现代性之下人类则不需要诗,不需要有对正义和良知有所关注,当然也就不需要用“普世之爱”去驯服权力之剑,用信仰救赎化解现实的迷误、去抵御对生死寂灭的恐惧。由于对技术的过度倚重,暴力和罪恶也经由媒质的过滤性选择并注入了喜剧式、玩意式的游戏性质,然后按浅薄的市井趣味和时尚的消费观念批零经营,使得人们由于见惯不怪,从而将残酷当表演把冷血当理性,日久之后遂将人性属灵的悲悯之心冷却硬化,从而衍生成视一切痛苦和灾难都无动于衷的冷酷和麻木。除此之外,由于沉迷于客观理性的偏执和传媒的误导,人们总是无原则地宽恕社会原欲“利必多”恣意妄为,纵容名利场中寡廉鲜耻、明目张胆的劫掠,并将不对称赌局中被淘汰、被遗弃的弱势者逐出主流然后名之曰市场化博弈的“正向”结果,从而煽惑公众无原则、无禁忌地向外侵犯和拓殖,把自然、社会和一切“他在”的人物情事都当作专属自己、可供利用的赋敛对象,由此激发的征服性想象不仅使人们无法谦卑克制,反而将人心中利他的道德自律和平等互助的交往伦理颠覆败坏,促使人们更加迷信“幸福”系于发展就是 “硬道理”的简单判断;认定光荣来自“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草莽逻辑。  

    至此,无止境的征服和开发裹挟着人性本质“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荀子语)的“幸福”诉求,只要能为我所用、有利可图,即使灭天理也要存人欲而且无所顾忌。正是根源于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质总是最易被挑衅、被利用这一事实,现代性之下秉承国家意志的极权者们总是能顺应时势,将这一认知作为“新时代”权利整合的不二法门,随机应变将其不断放大为政治动员的攻心术,以投合公众不知厌足的“罪性”期待为其治乱之道,从而将人心变坏、将人性导向自戕自毁的渊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既不是基于人的荣誉和尊严的自足而将人的善性激活,然后引向互利共生的文明之域;也不是出于人心同然、推己及人直抵人性自私的“软肋”以引起集体的警惕和检讨,从而据此合成出具有反思性的建政理论将人的“恶欲”从法理制度上套牢,而是不择手段投其所好、相机行事将人的自然属性全面展开,然后导向族群社会从事你死我活的罪性倾轧,以此满足个人或政团私欲的权力换班和利益分割,从而使人们基于利害比较和生存的常识理性,跟风投入到权商合伙经营的社会工程,以此灭失个人的主体认知和权利自觉然后心甘情愿服从“大局需要”,最终异质为没有灵魂和实证意义的“人民”,从而使分散而不具粘合力的原子化庸庸大众,尽数沦为非法国家构制系统中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和材质,让极权之下的政治功利主义 “因势利导”将人们收入专制编织的权利网络,任由秉权者主导将人的生存诉求压缩在形而下区间率性把玩,最终培育出一种泛滥于社会公共空间,一切都仅仅是基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争讼的交往伦理和鄙俗的价值范式。  

    在现代性之下,人们由于常常被欲望所挟持,所以总是太焦虑太急切、太笈笈于名利的点滴盘算,因而不该也不会再有诗性的默念和玄想,不会有超越现实存在的精神远游。生命的外延在收缩,神采变得灰暗,身体被过度地关注并将灵魂紧紧套牢,即使间或有鲜活的热情,也被权力意志和商业牵引而被投向利益场域作予取予夺的交易游戏。由于总是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个人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只贪恋权势迷信科学,只认定一切可以实证的物事,然后才能妥贴地把握和经营好当下的存在维度。所以,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人类的文化想象力是蹒跚的、小心翼翼的,那么现代性之下个人的叙事和表达则是吊诡而娇情的,市侩而见利忘义的;既缺乏内省的价值内涵,也没有原生田野语境中自娱的功能;既失去了普罗文化置身于乡俗伦理中的陶醉与忘情,也不能抵御现实的荒谬“将人性导向光明的前景”(基尔凯郭尔语)。更多的是格式化的语调,纤巧做派的肢体秀渗合着现代人无着无落、虚张声势的意志谵妄。  

    是的,现代性之下人们总是避重就轻、讲求策略,功利化的价值服从迫使人们总是沉湎于浮华艳俗的趣味,因为快捷、简单而又实际的生活不需要靠近永恒,不需要扼腕咏叹,不需要慎独怀远俯仰古今,所以,对于“乱轰轰你方门唱罢我登台”的周遭情事,人们只要记住名姓脸象和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说词并略作修饰,即可作出不负责任的意义阐释,所有人在处境中的况味都不必经过大脑,也无需历史的回望和心灵的过滤就直接反映在表情肌上,于是,哲学、艺术、宗教以及一切立足于有关人的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追究,都因不切实用、不具效率而被冷落并从人心中放逐。这时候人们谈芳芳论绵绵,臆想木子美芙蓉姐姐,眼球跟定超级女声,更多不是基于命运顿挫的现实慰藉,也无涉审美感知和心灵倾诉,而是下半身叙事激发出的庸人自扰和肉感抒情。故此,人们尽管也还有阅读的欲望,但其所关注的既不是写作者的心智所透析出的生命律动,也不在乎个人自在状态中的独特经验,而是当中蕴涵的生存智能和处变机巧,是财富、机会和成功的激素催化出的现实光鲜和荣辱得失,

    既已如此,原本出于敦促社会趋向良性运作,以构建与“每个人都活得好”相关的文明制度的建设性努力,也因受众“逃逸”而几成绝响,即使偶或为之的道德与正义诉求,也仅仅满足于社会心理救济以超度无助之魂而已,对于“正在阔气”的弄权政团而言,除了作为安抚不具抗辩力的败北者因祈求“明天会更好”,从而不致于绝望然后“放胆犯横”造反之外,社会本身已无所谓“德治仁政”,也不在乎民主裁决和人权表达,由于有“活着”当属不易的身体需要护理和顾惜,有当下侥幸得来的“幸福”需要消化,因而只要没有刀枪打劫和监狱管制,所谓尊严、自信以及主体的觉醒和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延伸与定位,则都因其不具利益效应和可指认的价值实体,从而被人们罔顾和弃置。至此,人们只相信力量和权势,只服从效率原教旨主义和各路权利博击中的优胜者。因为个人品质对于社会普遍伦理建构已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所以道德可以缺席、人格可以分裂,人们既无需修身正性颐养德行,也就不会拘泥于人的品质评价然后去争论是非曲直,更不在乎公共舆论无关痛痒的褒贬臧否。正是由于现代性之下人们对公共选择和评价的过度依赖,对传媒资讯供给的过度迷信,公权才可以肆无忌惮对个人自为领域进行全面侵犯,“弱肉强食”才再度成为人们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所依赖的“市场化”选择路径。    
     现代性对个人的系统化介入和干预,使得专业分工和电子资讯的高效“节能”能够帮助人们突破各种客观现实和物理局限,将人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让人们通过虚拟想象抹平各种有差异的处境和特质,未经审察不用实践即可上天入地穷尽人生各种“可能性”。在现代性之下,高度概括的问候,凝固而简略的语词,修辞得体的文法、以及格式化的表情渗合着金属属性的冷漠,将所有动人心魄的场境和人间情事都置换成必须依赖“防腐剂”才能保鲜的空心感受,因为人生变得进退失据从而无需“瞻前顾后”的意义求证;社会失去了历史积淀的丰富性和重量感,所以让人们有理由“将真事隐去”、将记忆删除并省略掉所有的细节,仅仅为了轻松方便一次性消费或“过把隐就死”。由此,人性贪图安逸的品质一再被激活被教唆并完全依赖于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媒体资讯传输和复制,谁还会痴心于神祗的召唤作浪漫的神游呢?世界在简约化,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面对汹汹而来的技术清场和“权力市场化”对人的瓦解重置,个人的抗争显得势单力薄且无济于事,个人自主的表达因缺乏“结合力”而被集体意志所遗弃,一切都不可改变,似乎只有认同公共标准并积极接受极权者翻制的“现代化”改造,与时俱进绕着权商合谋策划的“主旋律”跳舞,异质的个人才能融入主流,才能获得公共认可的评价和命名。  

    如此,人们便可以事不躬行、足不出户,画家无需独对造化采天地之灵,诗人不必感时忧世穷年忆黎元,甚至哲学、宗教等一切植根于人的命运处境、熔铸了人的心智并内涵着人生忧患和心灵憧憬的精神乡土,也被现代性之下的“效率迷狂”四处围猎然后论价开发!在市场与科学原教旨主义的蛊惑与裹挟之下,没有了人性自给自足、可以恬然退守的家园,当然也就不会有灵魂的栖居之所,连思想、语言、乃至情绪表达都被纳入同一性的体制范式进行“货币化”定量分析,哲学不再有直抵生命堂奥的意义阐发,宗教不再关注有限性焦虑从而失去了内在的救赎功能,人们也还在求神拜佛而且不无端肃虔敬的表情,但大多不是基于人生困厄的心灵慰藉,而是异质化的另类利害权衡和颇具波普意味的“信仰秀”。这时候,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势能强大的公权意志大面积浸蚀剥离,鲜活灵动的个人被整饬、被分解重构,然后一个个被按符号或概念编程设置,成为便于行政权力中枢分级操控、率性拿捏的“无机物”。总之,个人既不必作判断当然也就无所谓选择;既无需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作符合切身体验的意义诠释,也不必对个人化的未来作某种价值预期,因为一切都有组织替你着想、有单位帮你谋划,你只需将自己按社会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各路得胜者的趣味和意图裁剪组装,成为符合专权意图和市场化收购的标准材质,将个人自主的功能消解灭失从而完全托身于“代表公众”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的权力与经济组织,你便可以作到生存无虞、有“活路”可走有富贵可享。  

    在现代性与极权“结盟”之下,传统赓续的信仰体系和文化机制纷纷解构碎裂,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人们便只能收缩目光只顾当下,再加上有如此功率强大的技术助阵,一切都是触手可及而且现成高效的,这正好投合了人性耽于现货收购和不劳而获的怠惰品质。至此,人们不再低眉信首作凝视状,不再临渊遐想听水鸣峡,人间没有了离愁别绪和上下求索,甚至关于青春叙事和男欢女爱的勉力咏唱,也因渗入了精明的交易算计而被拆解为声情分离的口技秀。总之,人们只习惯于灯红酒绿之下的身体休闲和名利场的争吵,只习惯于通过电子读数和视频消费获取现成的人生经验,因而导致感觉疲惫肢体慵懒,缺乏内省的心魂被无所不能的现代传媒牵引着与昆德拉式的“媚俗”共舞时,个人化的经验和生命本应有的神彩便失去了审美的意蕴和可以深究的价值,从而让空心化的犬儒主义将人们进行转基因式的精神移植。  

    这时候,人们只管用眼晴读图用耳朵听事,人云亦云、无需格物致理做分析作判断,感觉变得粗糙,心灵因不能承受的生活之“俗”而越显晦暗,从而将人性中的爱与激情尽数蒸发。至此,麻木的神经既无意于人世物哀情愁,也不再乎天上云卷云舒,我只管专心去活,端赖骨体肌理之愉悦和肠胃之所好,然后无所事事地混迹于人头涌动的市井,你不必有向外的痴心注目,也无需内在的性灵抒写,甚至也不必有明确的目标和始终如一的信念执守。总之,在个人无法掌控的现代环境里,你只需面对自己的当下策略性地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尺度,确认你的体温尚存理智清醒,习惯于与寡廉鲜耻的鄙俗风尚和平共处,并将这种认知作为你生活境遇的全部要务精心操练,就算是对个人的看顾,就算是对个人于现实困迫中唯一有意义的救赎,所以,卢梭一言成谶:“现代生活给人一个破碎的灵魂,每一个现代人都在经历着精神分裂,人们无路可逃”!  

    阿德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种罪”,而现代性之下人类则不需要诗,不需要有对正义和良知有所关注,当然也就不需要用“普世之爱”去驯服权力之剑,用信仰救赎化解现实的迷误、去抵御对生死寂灭的恐惧。由于对技术的过度倚重,暴力和罪恶也经由媒质的过滤性选择并注入了喜剧式、玩意式的游戏性质,然后按浅薄的市井趣味和时尚的消费观念批零经营,使得人们由于见惯不怪,从而将残酷当表演把冷血当理性,日久之后遂将人性属灵的悲悯之心冷却硬化,从而衍生成视一切痛苦和灾难都无动于衷的冷酷和麻木。除此之外,由于沉迷于客观理性的偏执和传媒的误导,人们总是无原则地宽恕社会原欲“利必多”恣意妄为,纵容名利场中寡廉鲜耻、明目张胆的劫掠,并将不对称赌局中被淘汰、被遗弃的弱势者逐出主流然后名之曰市场化博弈的“正向”结果,从而煽惑公众无原则、无禁忌地向外侵犯和拓殖,把自然、社会和一切“他在”的人物情事都当作专属自己、可供利用的赋敛对象,由此激发的征服性想象不仅使人们无法谦卑克制,反而将人心中利他的道德自律和平等互助的交往伦理颠覆败坏,促使人们更加迷信“幸福”系于发展就是 “硬道理”的简单判断;认定光荣来自“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草莽逻辑。  

    至此,无止境的征服和开发裹挟着人性本质“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荀子语)的“幸福”诉求,只要能为我所用、有利可图,即使灭天理也要存人欲而且无所顾忌。正是根源于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质总是最易被挑衅、被利用这一事实,现代性之下秉承国家意志的极权者们总是能顺应时势,将这一认知作为“新时代”权利整合的不二法门,随机应变将其不断放大为政治动员的攻心术,以投合公众不知厌足的“罪性”期待为其治乱之道,从而将人心变坏、将人性导向自戕自毁的渊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既不是基于人的荣誉和尊严的自足而将人的善性激活,然后引向互利共生的文明之域;也不是出于人心同然、推己及人直抵人性自私的“软肋”以引起集体的警惕和检讨,从而据此合成出具有反思性的建政理论将人的“恶欲”从法理制度上套牢,而是不择手段投其所好、相机行事将人的自然属性全面展开,然后导向族群社会从事你死我活的罪性倾轧,以此满足个人或政团私欲的权力换班和利益分割,从而使人们基于利害比较和生存的常识理性,跟风投入到权商合伙经营的社会工程,以此灭失个人的主体认知和权利自觉然后心甘情愿服从“大局需要”,最终异质为没有灵魂和实证意义的“人民”,从而使分散而不具粘合力的原子化庸庸大众,尽数沦为非法国家构制系统中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和材质,让极权之下的政治功利主义 “因势利导”将人们收入专制编织的权利网络,任由秉权者主导将人的生存诉求压缩在形而下区间率性把玩,最终培育出一种泛滥于社会公共空间,一切都仅仅是基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争讼的交往伦理和鄙俗的价值范式。  

    在现代性之下,人们由于常常被欲望所挟持,所以总是太焦虑太急切、太笈笈于名利的点滴盘算,因而不该也不会再有诗性的默念和玄想,不会有超越现实存在的精神远游。生命的外延在收缩,神采变得灰暗,身体被过度地关注并将灵魂紧紧套牢,即使间或有鲜活的热情,也被权力意志和商业牵引而被投向利益场域作予取予夺的交易游戏。由于总是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个人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只贪恋权势迷信科学,只认定一切可以实证的物事,然后才能妥贴地把握和经营好当下的存在维度。所以,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人类的文化想象力是蹒跚的、小心翼翼的,那么现代性之下个人的叙事和表达则是吊诡而娇情的,市侩而见利忘义的;既缺乏内省的价值内涵,也没有原生田野语境中自娱的功能;既失去了普罗文化置身于乡俗伦理中的陶醉与忘情,也不能抵御现实的荒谬“将人性导向光明的前景”(基尔凯郭尔语)。更多的是格式化的语调,纤巧做派的肢体秀渗合着现代人无着无落、虚张声势的意志谵妄。  

    是的,现代性之下人们总是避重就轻、讲求策略,功利化的价值服从迫使人们总是沉湎于浮华艳俗的趣味,因为快捷、简单而又实际的生活不需要靠近永恒,不需要扼腕咏叹,不需要慎独怀远俯仰古今,所以,对于“乱轰轰你方门唱罢我登台”的周遭情事,人们只要记住名姓脸象和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说词并略作修饰,即可作出不负责任的意义阐释,所有人在处境中的况味都不必经过大脑,也无需历史的回望和心灵的过滤就直接反映在表情肌上,于是,哲学、艺术、宗教以及一切立足于有关人的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追究,都因不切实用、不具效率而被冷落并从人心中放逐。这时候人们谈芳芳论绵绵,臆想木子美芙蓉姐姐,眼球跟定超级女声,更多不是基于命运顿挫的现实慰藉,也无涉审美感知和心灵倾诉,而是下半身叙事激发出的庸人自扰和肉感抒情。故此,人们尽管也还有阅读的欲望,但其所关注的既不是写作者的心智所透析出的生命律动,也不在乎个人自在状态中的独特经验,而是当中蕴涵的生存智能和处变机巧,是财富、机会和成功的激素催化出的现实光鲜和荣辱得失,

    既已如此,原本出于敦促社会趋向良性运作,以构建与“每个人都活得好”相关的文明制度的建设性努力,也因受众“逃逸”而几成绝响,即使偶或为之的道德与正义诉求,也仅仅满足于社会心理救济以超度无助之魂而已,对于“正在阔气”的弄权政团而言,除了作为安抚不具抗辩力的败北者因祈求“明天会更好”,从而不致于绝望然后“放胆犯横”造反之外,社会本身已无所谓“德治仁政”,也不在乎民主裁决和人权表达,由于有“活着”当属不易的身体需要护理和顾惜,有当下侥幸得来的“幸福”需要消化,因而只要没有刀枪打劫和监狱管制,所谓尊严、自信以及主体的觉醒和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延伸与定位,则都因其不具利益效应和可指认的价值实体,从而被人们罔顾和弃置。至此,人们只相信力量和权势,只服从效率原教旨主义和各路权利博击中的优胜者。因为个人品质对于社会普遍伦理建构已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所以道德可以缺席、人格可以分裂,人们既无需修身正性颐养德行,也就不会拘泥于人的品质评价然后去争论是非曲直,更不在乎公共舆论无关痛痒的褒贬臧否。正是由于现代性之下人们对公共选择和评价的过度依赖,对传媒资讯供给的过度迷信,公权才可以肆无忌惮对个人自为领域进行全面侵犯,“弱肉强食”才再度成为人们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所依赖的“市场化”选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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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历史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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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质与元间的对立统一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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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与元间的对立统一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 "
    尽管试图提出新的本体论方案很可能被视为令人厌倦的唐突之举,但是神圣庄严的物理学、生物学、数学… …也没有能像人们所期待那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找出贯穿始终的一条一般线索。至今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像样的理论可以把从宇宙起源到生命现象、股票市场、计算机网络、忧郁症、海湾战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看待,各种专门学科的发展并没有拉近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显然,期待产生一门一般性的科学或者靠具体科学提出和完成世界一般原理的任务还为时尚早。用哲学的猜想和推论探寻本体论问题仍然是一种适用的方法和途径,轻言放弃是草率的。
    本体论研究的沉寂并不是因为这种方法的荒谬,而是两千多年前就确立了的唯一物质主义和唯一精神主义本体论体系其解释能力在现代科学的挑战下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已经逐渐丧失了作为本体论的地位,不再具备一般性了。本体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在于站在现代科学革命性的成果之上,用科学的视野扩展哲学的视野,不断提出更加近似的新方案,积极参与到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去,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否则,哲学就将沦为训诂学和哲学学。

    辩证本体论及其定义域
    如果说已经有一条贯穿一切科学理论和自然现象的公共原则的话,这就是进化论,人类目前最伟大的思想成就正在于可以把从大爆炸开始到信息时代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待,一切都是进化来的。任何学科的理论都可以在这个唯一的时间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的有效性范围。同样,本体论的任务和实质不仅是要指出这个进化过程的主体是谁,是什么东西在进化,同时,必须在全尺度范围里有效,否则,就不能算是完整的本体论。
    如果唯心主义的    心    是指人的精神存在,那么人作为进化的产物显然只是进化长河中的一个微小片段,这样的本体论不具备足够的一般性。
    如果    心    是指柏拉图、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理念,在世界产生之前先决地存在着一套程序,显然,物理学和进化论都不支持这样的假设。
    如果    心    是指物质的结构,那么,任何结构都依附于具体的物质载体,不是唯一的,也不能单独作为本体。
    再来看唯物主义。现代物理学已经表明,物质在不同的尺度下和能量、力、时间、空间等处于相对关系之中,可以相互转化,因而物质相对于过程和事件。任何具体的物质都是有结构可言的,不是唯一的,或者说仅用物质这一个概念不可能解释这一切。特别是当人们更加关注过程和事件时,    信息    就成了突出的现象,作为载体的物质退居于次要地位,这时,再用唯一的物质来解释就十分牵强了,物质之间的的差别不能用物质本身来取代。

    差别和元间
    差别是什么?    差,贰也,差不相值也。        别,分解也    。(《说文》)差别是指至少两个以上的实体之间存在着的不一致、不等同、不统一的情形和状态。
    首先,    有    差别存在时就同时指出了差别者的存在,差别者可以是两个以上的不同物体,也可以是差别的差别,既差别本身构成的第二个层次的差别者。事实上,任何差别都以具体的差别者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载体,没有对象的差别只是一个关于差别的抽象,并不成其为差别。
    其次,有了差别还不可避免地提出了    有什么样的    差别的问题,因为任何差别都有具体的形式,没有内容的差别也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此外,任何差别都是具体的。    有什么样    的问题就是    是什么    的问题。
       有    和    是    都是本体论的基本范畴。任何事、物存在的前提是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属于差别者的差别或者差别的差别者,因而,差别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是我们这个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现象。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看成是某种物质或实体的差别的形式,就连物质、时间、空间、能量、信息、思想、精神、关系、结构等等都不能例外,离开了差别都无从谈起。
    为了描述的方便,这里把差别及差别的形式定义为    元间    。    元    有起源、开始、本源的意思,    间    有维度、区别的意思,元间作为和物质对立统一的一个范畴具有这个世界最基本存在方式的本体论意义。
    尽管差别的差别有资格成为差别者,但归根结底最基本层次的差别者仍然是物质。

    物质
       物质    是分歧很大的一个概念,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哲学流派在进化坐标轴上选择了不同的定义域。比如,从人的天然的观察能力出发和从量子物理知识出发就可以得到对物质极为不同的理解;单纯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曾经得出了    世界只是人的意识的表象    这样极端的想法;不限制定义域,还经常导致    什么是最终物质    的永恒的    恶无限    。
    具备有限和确定定义域的概念才是可能定义和讨论的。辩证本体论中的物质概念的定义域是    物质是结构的    。符合这个原则的东西才可能是物质,没有结构的东西不是物质。从物理角度上可以划一条界线,在结构没有产生之前物质也没有产生,物质是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去讨论结构出现之前的世界是不是物质世界,那是另外的世界,这也是辩证本体论的极限。
    在物质概念有效的范围里,任何物质都是由其他物质以一定的结构方式组成的。因此,物质这个词可以分析为    物    和    质    这样两部分,    物    指作为素材的物质以及由这些素材共同构成的新物质整体。    质    就是指这些素材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关系才形成这个新物质的本质和性质。
    假如结构是静止的,物质就是永恒的。否则,物质就不可避免地和过程、事件这样变化中的结构联系在一起。
    任何物质都是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这样,任何物质又都是一个事件,这个物质的    质    是由一连串变化中的不同性质和特征共同组成的,某个物质独特的性质是指这个过程中的哪一部分呢?通常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过程中相对稳定和持久的那一个小小的段落,或者是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那一部分。显然,物质只有相对的意义。我们很难得到关于物质的一个单纯的定义。

    对立统一
    谈物质时必须讨论素材和素材之间的关系;谈差别时必须涉及差别方式和差别者。这两个概念都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定义前提,离开元间单独讨论物质或者离开物质单独讨论元间同样没有意义。物质和元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和实体,也是世界一切事物的基本关系和存在方式。
    下面的推导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关于对立统一的理解。
    论题: 对立统一是一种关系,而且是最基本的关系。
    前提: 所谓    关系    ,是指结构中的要素相互之间时、空分布的秩序和样态,是要素之间相对的意义。
    因此: 1、只有要素之间相对时才有关系可言。比如    力    ,任何力都是至少两个以上的要素相互之间作用的现象,没有对象就没有力。
    2、单独的    素材    不能作为素材和存在,也无关系可言。
    如果: 1、素材之间的关系无限紧密,使得素材之间的差别趋于消失,就可能变成单独的    素材    ,就回到了无关系和无素材状态。
    2、素材之间的关系无限松散和微弱,以至到了关系变得无意义的程度,    素材     也就不再作为素材了。
    结论:所以,关系仅存在于上述两种极端状态所限定的边界范围之内,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中间状态中。只有对立统一才构成关系。任何具体的关系都必然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现象。
    推广: 1、由于    存在    被定义在相互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又必然地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存在的都是对立统一的。
    2、新物质产生于原来对立统一关系的破裂以及新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形成。

    对立统一关系首先是存在,其次才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我们对于物质与元间对立统一关系本身的研究。
    恩格斯在他著名的《自然辩证法》里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十卷第598页)    注意: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是把他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    
    用抽象方法建立物质的概念时,用撇开     质的差异    的方法只能获得片面的物质概念和范畴,只得到了作为素材的物以及由素材汇聚成的整体的物,忽略了素材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体的性质和特点。这只能是人对物质的一种认识和理解方法,并不意味这就是对象世界实际的存在方式,只是对复杂存在方式的一种概要的描述。用这种简化了的范畴,只能对世界作简化了的描述,只能在世界发展史的某一个阶段里有效,在人类知识不是很充分,活动范围不是很广泛的领域中有效,当然不可能具有全尺度本体论的意义。把这种片面的范畴作为本体论的出发点只能产生对世界更加片面的理解和认识,得出这个世界上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的误解。
    还可以撇开各种有形无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所有的物质性,撇开作为载体的物,仅仅从物质之间    质的差异    入手,就会抽象出差异和差异的形式这样的范畴,得到世界的结构性和元间性。也有人试图把这个范畴推广为世界的本体,在他们看来世界是由抽象的理念和程序构成的,是上帝的意志,是绝对的精神,或者是人自己头脑中的一个观念和看法。这就是所谓唯心主义的基本思路。显然,这同样是一种片面的抽象,只能说明一些物质高度进化状态时才有的特殊现象,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本体论层次上的意义。
    沿着恩格斯的思路可以既不撇开物质也不撇开差异,获得一个更为全面的抽象吗?当然可以,就如作多项式代数时,我们保留的项数越多,获得的结果就越精确,当然运算也越复杂。
    不撇开物质也不撇开差别的抽象是对立统一的抽象,只有对立统一的抽象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客观世界本源的、真实的存在状态,获得以质的差异的方式实际存在着的物质以及以物质的方式实际存在着的质的差异,才能获得对客观世界全面、深刻的理解。这样获得的范畴才和客观世界实际状态更接近、更相似。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排斥和对立,都企图代替对方,都企图独立地解释世界。事实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合理的局部理论,都不具备全尺度上的意义。
    任何物质都是结构的,任何结构也都是物质的。正如没有物质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物质同样不可想象一样,由于运动只是变化中的结构,那么,没有物质的结构和没有结构的物质也同样不可想象。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例外的话,这就是个一般原则,是辩证本体论的基本原则。
    物质和元间(结构)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关系,任何物体和事件只能以这种方式存在。全部进化史就是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和实体的进化史,物质与元间的对立统一是全部进化史的主体。
    辩正本体论是不是有限理论?是的!这个理论只能在    任何物质都是结构的,任何结构都是物质的    这个范围里有效,超出了这个限度,到达没有结构的    纯粹物质    或者没有物质的    纯粹结构    的情况,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了。这样,辩证本体论的定义域就有了两条边界。从起源上看应是大爆炸开始后的0+时刻,从远逝的方向看可能是    热寂时刻    和宇宙彻底收缩,还或许可能是当结构绝对优于物质载体的极端条件下。除此之外,在整个进化史中普遍有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辩证本体论的两个特例。(关于纯粹物质或纯粹差别如何过渡到对立统一状态的问题参看作者《物质与元间的世界》.湖北辞书出版社)
    物质和元间在对立统一中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特点:物质是相互作用的主体,元间是相互作用的方式,元间不单独参与相互作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

    相互作用与存在
    既然一切物质都是由其他物质以一定方式组织而成的,那么任何物质就必然处于和其他物质的关联之中,不和其他物质相关联的东西就不符合我们的前提,也就不成其为物质。任何物质都不能脱离和其他物质的关联,因而,这个世界是统一的。
    世界的统一性表现为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内容都处在必然的相互关联之中,如果这种关联是以    相互作用    来实现的,那任何物质都处于相互作用之中。这样,世界中任何局部的、微小的运动和变化都是整个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任何一个事件和物体都不是单独和孤立的,都是这个世界全体中的内容,都将对整个世界发生作用和影响。这是相互作用的绝对性。
    同时,由于作用传播的速度是有限的,不可能在一瞬间把一个个别的、局部的变化传遍整个世界,变成整个世界全体的变化和动作;另外,由于每个个别事物的能量有限,传播时经常以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速率衰减,所以,局部的事物不可能把自己的作用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其他局部,这种差别导致了这个世界必定是丰富多彩的。这种现象反映了相互作用的相对性。
    任何具体事物都是在绝对相互作用框架内具有相对性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和特征,都必定是一个经历从孕育生成到相对稳定成熟再到衰老消亡的完整过程,我们说某个物体或事件是    存在    的,是指一些素材被以特定的样态组织成特定的时空结构,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单位参与相互作用,处于普遍的相互作用之中。当这种组成形式----这个事物的    质    变化和瓦解之后,不再以原来的样态和形式参与相互作用了,这个事物也就不存在了。
    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个关于存在范畴的新理解。    存在    是指那些正处于普遍相关和普遍相互作用之中的质以及因这个质才凝聚和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素材物。一切存在(包括世界本身)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势态与规律
    一些素材能否聚合成一个新物质不仅取决于每个要素自身的结构和性能,还要取决于各要素所处的初始环境和条件, 取决于局势赋与自己的形势和条件。总之,物质的形成和延续、事件的发生和演变是由更高一层次的物理局势中种种相互作用的形势以及更低一层次的物质结构状态共同促成的。我们把这种可能促使一个物质和事件产生,并对其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各种条件的综合称为    势态    。
    势态是普遍相关和总过程中的一个局部;是影响物质和事件过程的环境;是可以涵盖该物质和事件的有决定意义的领域;是物质分布中相互作用方式的综合形势。总之,势态是一种物质的系统关系和结构,属于元间的范畴。
    一个在势态作用下产生的事件和物质是被预先存在的各种条件制约和导向下的过程,是被事先规定了的过程。因此,这个事件和物质的结局也是可以预期和被规定了的,它将产生由势态所决定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必然性。
    在特定势态下发生的事件将产生特定的结果,这就是规律性。
    一个事物之所以产生出特定的性状和结果是由特定的势态所强制形成的,这就是因果关系。
    先生成的物质成为以后物质的素材,先生成的势态成为新势态的条件,它们限制了随机运动、为随机运动设置了障碍,同时为发展方向提供了可以利用的选择条件和趋势。迫使后来的运动不得不以已经存在的势态和物质材料作为出发点,作为自己必须遵守的规则,形成了某些事物产生的必然性和决定性。因此,规律是相互作用的一种限制性的先决条件;是形势中对其他过程发生了强制制约作用的那些势态;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时空分布的状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自然规律是一种外在的、绝对的、神的力量,甚至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指导和控制世界运行的以抽象方式存在着的绝对理念。因此,决定性的规律是神圣的、不可改变的、支配一切的永恒力量。我们只能发现它、认识理解它、服从它、遵循它,根本不可能影响它、改变它、甚至创造它。
    现在看来规律只是自然世界发展到目前的实际存在状态,是世界的一种具体的存在方式。不是超自然的力量在决定我们,是自然状态自己决定着自己。马路中间一辆车抛锚了,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这就是规律性。
    正如没有一只液化气钢瓶可以做到绝对不漏气一样,势态对于相互作用结果的限制无法做到完美无缺,而是必然存在着缺陷。
    固然,相同的势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这只能是大体上的相同,没有绝对的相同。因为绝对的相同意味着差别的消失,而两个并列的物质本身就意味着差别,意味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完全一致,每一个物质、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势态都是唯一的。层次越多,结构越复杂,唯一性就越突出,出现缺陷的机会就越多,差别就越显著。
    势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决定条件,它处在全宇宙无限相关中的一个局部里,有无限多的变量在影响它,所有层次、所有局部的扰动都会改变这个局部的势态。因此,势态并不能保证由此而决定的每一个结果都是确定的结果。它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结果的取向和趋势,不能保证每一次的结果完全精确地一致。
    势态的不完整性和缺陷性使势态不可能彻底限制和规定局势发展的趋势,为不确定性留下了余地。
    以不确定的势态产生的新势态就是不确定的结果,基本相同的势态只能产生基本相同的结果;势态越动荡、越复杂,它的制品就越多样化,可供新势态产生的余地就越大。这种不稳定和复杂性使得势态无法限制新势态的唯一形式的情况被称为偶然性。势态的不完全性就是可能性和偶然性存在的基础,是多样性产生的条件。

    规律的发展性和相对性
    如果势态是静止的,没有破缺,最终导致的一定是必然性和决定论意义上的结果,没有偶然性可言。但势态本质上是一个运动、改变、发育着的结构,在势态中运动着的物质已经意味着势态本身是改变着的。每个具体的物质都在一个先决的环境中运动,这种运动改变着环境,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每一刻都有新的势态和环境产生、变化出来,如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就意味着这种产品的市场越小,后出的产品和先出的产品面临着被自己改变了的不同市场环境,市场反过来制约了生产线上的产量。
    世界是由差别产生的,而差别又是产生差别的原因,于是,差别便以正反馈的方式不断积累起来,差别的积累就是进化。
    恰好满足势态限制条件的事物才能产生和存在,只有不断改变自己使之跟随事态发展的事物才能在变化发展的势态中继续存在,这就是选择和适应。
    总之,势态是变化和发展着的,势态的势态直到所有层次上的物质和元间都处在这种变化之中。对于必然性来讲,只是相对于某一个层次、某一范围、某一确定的时空区域才有意义。必然性更适应于这个物质自己所处的势态层次,也就是说,层次越多、结构越复杂必然性就越少,一个物体保持自身稳定并且可以预见发展结果的机会就会越低,破缺就越多。
    由于这种发展性、运动性使每一层次的势态都不能保持永恒不变,而且每一个层次的发展也不保持一致的步骤,所以势态的演化性使得必然性只有相对意义。
    尽管如此,偶然性也难以取得决定意义上的特权。因为已经形成的局面和事态是事物演化发展的出发点,这些既成事实限制和制约了演化的方向,限制和剥夺了任意发展的权力和自由,只能从这些势态留下的空隙中寻找出路。
    既然必然性和偶然性都可以追溯为势态和势态的破缺,而势态的破缺只是另一种势态,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性就无从谈起,必然性和偶然性都应该有程度可言。所以应该用确定性或随机性取代必然性和偶然性概念。重要的区别在于确定性有了程度可言,不是绝对的必然性,随机性也不是绝对的偶然性,确定性程度是介于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一个度量。是依据不同条件变化的一个变量。

    相互作用与元间的可转移性
    辩证本体论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已经不能是那种被简化为两个理想质点之间的碰撞,因为任何物质都是结构的,都处在普遍的相互关系当中,当两个事物相互作用时实际上是两个由不同素材以不同结构方式构成的实体之间的较量,产生和维持这两个实体的周边势态也是这次相互作用的参与者,每一次相互作用都是一个内涵丰富、极为复杂的新的事件。
    从作用者只是通过作用轻微地、对被作用者不发生明显影响的情形,直到作用者相互之间直接地、深刻地冲突和碰撞,使双方都产生本质的改变,产生出新的物质,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之间是一个广大的区域,有无数种作用的形式和可能的结果。在这无限多样和复杂的相互作用现象中在保持自己本性的同时迫使对方依照自己的元间而改变,是一切相互作用中每个作用者遵循的基本原则。作用参与者都必须保持自己元间的完整和稳定,减少和避免在相互作用中被改变、被破坏,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质的存在。
    一个儿童赤足在沙滩上奔跑,他的脚印被留在了沙滩上。
    当脚没有踏上沙滩之前,脚和沙滩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而且是各自物质和元间统一的具体物质和完整体系。因此,脚踏上沙踏滩之后,脚和沙滩都不是作为简单的、物理学意义上的质点相互碰撞,而是两个物质体系的相互作用。两个物体都力图在保持自己原有形态不被改变的前提下改变对方,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形态重新布局。那么,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使作用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发生改变,而各自改变的程度和结局取决于双方各自本来的性质和相互作用的条件。
    这个模型是无数相互作用情形中一类常见的类型,这一类型的特点在于:一方比较稳定和坚固,改变较少,另一方比较松散,更容易被改变;被改变的一方在改变之后能较长时间地保持被改变的模样。
    在脚和沙滩的较量中,脚强迫沙滩表面按照自己的模样重新布局,形成了一个和脚底形状相似的痕迹,当儿童离开之后,脚印留在了沙滩上。这个沙子做成的脚印是一个新的具体物质,对沙滩而言则是一种新的物质形态。它的物质成份依然是沙子,但沙子排列分布的方式却是脚的形状,是脚的一部分元间,也是人的一部分元间,脚和人的元间就从肉体转移到了沙子上。
    同样,我们可以用摄影器材拍摄这些脚印,把脚的形状变成胶片上的银粒排列、变成磁盘上的磁畴、变成银幕上的发光点、变成铜板纸上的彩色油墨……。总之,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平常但很重要的特点:
    元间可以超越具体物质形态的限制,从一种物质转移到另外一些其他物质上,这就是元间的可转移性。
    元间的理想转移是在这一类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对于更一般的情况来说,相互作用本质上是对作用双方原有元间的破坏,是产生新元间的过程。原有的元间在新物质和新元间中只保留了残迹,能保留多少,是新的成份多,还是旧的成份多,取决于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否使双方造成了质的改变。有没有破坏其作为这种物质的质的差异形式,使其转变为新的物质。
    所以,元间转移是相互作用中的普遍现象,完美的元间转移只是一种典型和特别的现象。

    信息是实现了转移的元间
    一种元间比较多地残留在另一种物质上,实现了从一种物质到另一种物质的转移, 这种转移超越了不同物质差别的限制,表现出元间相对于物质的独立性。
    在物质和元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每一方都把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始终处于对等的地位,而是经常表现出此消彼长的侧重点变化。在相互作用中,物质和元间同时被改变,但变化的重点可能不同,有时以物质方面为主,有时以元间方面为主,这种主次差别常常很突出以至于出现元间成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更突出地表现了元间相对独立于物质的倾向。换言之,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元间不能最终脱离物质形态独立存在,作为纯粹元间而存在,但具体物质己经退居到不对元间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另一层次。因而,不仅同一个元间可以由不同种类的物质作为表达的媒体,而且,同一种物质也可能用来表达所有其他物质的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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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报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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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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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摘 要〕财务报告是会计核算的终极输出信息,在现行企业财务报告中,存在着信息含量不完整、反映不准确、披露不及时、项目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则;就必须扩展信息披露范围,适当增加报表附注内容,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创新会计确认、计量标准,缩短报告时间间隔,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调整财务报表结构,改进财务业绩报表。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为报表使用者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各种信息。
      〔关键词〕现代企业;财务报告;问题;对策

      一、引言

      会计系统的基本目的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会计信息,而财务报告是会计系统的最终输出信息,它的目的是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资料。因此,财务报告的目的与会计核算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快速到来和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对会计信息的期望与要求不断提高,会计信息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会计信息的质量问题也日趋为企业所顾虑、为社会所关注。2001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中规定,企业的财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企业财务报告的“三表体系”遵循着特定的会计准则,采用通用格式进行编制;具有综合性、可操作性等特点。但是,由于财务报告是由利益对立各方中的一方或其代理者所编制,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和财务报告本身所能反映的客观经济状况的局限,现行财务报告滞后于环境变化所显现出它的缺陷与不足,越来越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本文拟从我国现行企业财务报告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谈谈企业财务报告的改进对策。

      二、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

      会计一般原则中的客观性,要求“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在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企业财务报告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正在逐步失去其相关性。

      (一)财务报告信息含量不够完整

      首先,完整性缺乏是现行财务会计模式的固有弊病。以交易为基础的现行财务会计模式势必会对某些与交易无联系但却十分重要的期间价值变化不反映。可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企业对经营业绩的反映和控制难以令人满意。例如企业经营过程之中造就的竞争优势,因为不与企业的交易活动直接相关,因此在财务报表上得不到反映,但是这类事项或情况却对企业日后的经营业绩意义深远。

      其次,现行财务报告的不完整性还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通用格式的报表,它提供给不同使用者以相同的会计信息,并将不同企业的财务报表予以程式化。然而,随着新环境下财务分析职业的兴起,市场和会计信息使用者正在呼唤通用格式财务报表以外的、有利于特殊信息需要的“专用”财务报表。且由于使用者的目的和方法不同、被估价的资产不同、报告公司的环境不同、使用者的信息偏好不同,所以使用者具有不同的信息需求。而程式化的通用格式的报表,实在难以满足上述需求。

      再次,现行财务报告的核心是企业的有形资产,而对企业内生的人力资源状况和各种软资产如商誉、知识产权、企业文化等未能得到真实而公允的反映,一些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也在财务报告中长期被忽视。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些软资产才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和市场价值的动力所在,其重要性日益凸现。据统计,1995年美国很多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高达60%,特别是根据1997年中国品牌价值报告,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高达479.78亿美元,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的品牌价值也达353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在一些高技术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及所起的作用已不容忽视。然而传统的财务报告对此却无法充分反映,以至于导致当今类似英特尔、微软之类的股票上市后,其市场价值通常比账面价值要高出3—8倍,从而不能有效满足信息使用者基于无形资产的决策需求。

      (二)财务报告信息反映不够准确

      不可否认,在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中,估计和判断客观存在,“不确定性”贯穿着整个会计处理过程。事实上,只要现行财务会计模式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为主,那么财务会计处理过程之中的估计和判断就不可避免。例如,坏账准备的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年限和残值确定,无形资产经济寿命认定,职工退休金和递延所得税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再有,在会计处理过程中,不可掩盖地存在以下几种现象:

      1 重法律形式而轻经济实质。要使会计资料反映如实, 那就必须根据其经济实质,而不是依据法律形式进行反映和核算。因此,当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发生背离时,会计核算应根据经济实质进行会计处理。尽管现代财务会计模式中不乏“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运用的典型例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形式”取代“经济实质”在会计处理中很有市场。例如,按现行财务会计理论,资产被定义为未来的经济利益,但是,究竟有多少资产是按照现值去计量?有多少历史成本属性对资产计量的结果与经济事实相符?再如,在进行有退款权的产品销售处理时,会计人员往往在交易发生时就完全确认为收入,但经济事实却是与该商品相联系的风险并未完全转移或排除。

      2 重成本而轻价值。成本、价格和价值是经济学中的三个重要概念,但具体到会计核算,要真正理解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却并不容易。譬如,对特定的会计主体而言,若以一定价格购进一台固定资产,当固定资产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后,原来支付的价格就体现为固定资产成本的一部分,在会计学之中,这时价格就转化为成本。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代表资产的存量特征,价值则代表了资产的流量特征,现行财务会计模式重成本轻价值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近些年来会计学者提倡重价值却是站在提高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立场或角度上的。因此,现行财务报告重成本轻价值是不适宜的。

      3 重利润核算而轻现金流量。现行财务报告力争体现资产负债观,而非收入费用观,但在财务报告中却并末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一思想。例如:过分注重盈利的核算;过分强求收入、费用的配比而忽视资产计价;过分注意最终的利润数据。而对代表企业实际支付能力的现金流量状况长期忽视。但是,会计信息使用者所关心的是企业现金流入、流出的时间,金额以及概率分布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有助于评估企业支付股利的能力、偿债能力,并通过分析企业盈利数字和现金净流量的差异来调整投资策略。

      (三)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不够及时

      1 重定期报告轻实时披露。信息的最大特点在于时效性。随着竞争的加剧;科技的进步和金融工具的日新月异,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企业的经营类型和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会随时转换。会计信息使用者要求会计能够提供“实时”信息。为了向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管理者提供企业的经营情况,现行财务报告采取了定期报告的制度。然而,现行财务报告的披露无法达到会计信息质量的及时性要求,披露的周期、时限过长,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过时的信息往往无助于决策甚至有害于决策。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一案就是最好例证。因此,满足用户信息需求,提供更短期间的财务报告就成为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共同心愿。

      2 重历史经济活动记录而轻对未来经济活动的及时预测。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财务报表基本上是一张历史会计数据的汇总表。会计要素的定义应该包含现在和未来这两个时间点的交易和事项,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经济环境变化不显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反映企业过去经营结果财务报告及其因果联系去推测企业的未来,但在经济环境剧烈变化的条件下,不可能直接用过去的财务报告去及时推测企业未来,这就导致财务报告的相关性大大降低。

      (四)财务报告项目结构不甚合理财务报表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损益表上:

      第一、损益表中未列出销货退回、折让和折扣。而销货退回、折让金额的多少可以反映客户对企业商品质量、规格的满意情况。由于未列出它们,管理者不能从表中了解客户对企业商品的评价。未列出销售折扣额,管理者就难以知道企业为扩大销售和减少坏账风险所用经营策略的实施情况。第二、未将非常损益与正常损益分开。非常损益是指非管理当局所能控制的损益项目,其性质特殊、具有偶发性,表内的营业外收支包含较广,非常损益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由于未将非常损益与正常损益分开,这就使人们对企业财务成果难以分清哪些是经营决策的结果,哪些不是企业所能控制情况下非经常发生的结果。从而不利对企业绩效进行正确评价和对现金流量作出正确预测。第三、缺乏极为重要的每股盈余项目。第四、将投资收益单列一项缺乏一定逻辑性。

      此外,附注内容简单粗糙,财务情况说明书形式单一,缺失重要信息披露等等,也是现行企业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三、解决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问题的对策

      社会经济环境和会计信息使用需求的变化是推动会计发展的两大动力。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企业内外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已摆在重要位置。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对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已势在必行。笔者认为,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的改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扩展信息披露范围,适当增加报表附注内容。

      按照财务报告的充分揭示原则,凡是为达到公正表达企业经济事项所必要的信息均应完整提供,并使用户易于理解,亦即财务报告应揭示所有对用户的理解及决策有用的重要信息。因此应在现行财务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适当扩展信息披露的内容。不仅要有财务信息,还要披露非财务信息;不仅要有定量信息,还要披露定性信息;不仅要有确定的信息,还要披露不确定的信息;不仅要有历史信息,还要披露预测信息;不仅要有整体信息,还要披露分部信息。因此,财务报告的内容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要增加对衍生金融工具所产生的收益和风险信息的揭示,将金融衍生工具纳入表内,充分披露它的价值变动、报酬与风险的转移、潜在风险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配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第二、要注重知识资本、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软资产信息的披露。

      第三、要重视对企业未来价值预测信息的披露。在保持有用历史信息的同时,要披露企业未来价值趋势,诸如企业投资、产品市场占有率、材料成本升降、新产品开发、上市公司提供每股收益的预测数据等。

      第四、要重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信息的披露。如因环境因素而产生的或有负债、治理污染的成本以及其他环境风险损失等影响企业发展的相关信息。

      第五、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股东权益稀释方面的信息。否则公司经营者易通过权益交换方式来降低利息费用,虚增企业利润,可能诱导投资者作出有损经济利益的决策。

      第六、增加财务报表附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行财务报告仍停留在以报表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而发达国家会计报表附注长度几乎是报表本身的5倍,因而适当增加报表附注,增加有用信息的披露,是符合国际会计惯例的,也是充分体现会计信息全面性、相关性的有效手段。

      (二)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创新会计确认、计量标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会计确认和计量必须创新,才能解决内容复杂,而纳入报告进行确认、计量有困难的难题。一是会计确认的范围要扩大,确认的标准要更新。二是计量属性须重新解释。要从广义上理解货币量度,不以货币量度为限,鼓励使用其他量度,作为货币量度的补充。例如:衡量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前景,可以用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度量:(1)市场占有率可用百分比来量化;(2)顾客满意度可用“很满意”、“满意”、“不满意”等概念量化;(3)企业风险可用概率来量化。可见,会计在计量问题上若不跳出货币度量的框框,就很难在确认和披露上有所改进。三是要适当拓展计量标准的范围。由单一计价模式向多元计价模式转变,由历史成本计量向现行价值计量转变,同时要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解决诸如自创商誉等项目如何确认和计量的问题。

      (三)缩短报告时间间隔,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当前,企业面临的现实是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衍生工具不断涌现,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日益显著,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期大大缩短。而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在时效上不能很好地满足报表使用者的需要。因此,首先必须建立一套能提供实时信息的财务报告制度。一方面,定期报告仍要存在,作为财务成果分配的依据;另一方面,编制实时报告作为有效决策的依据。为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的及时性,我国中期财务报告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在时间上采用季报编制形式,在内容上要重点突出,避免“小而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会计数据能通过计算机进行实时的处理与反映,会计人员账务处理一完成,计算机就可以自动生成报表。这就大大缩短了报告输出的时间间隔。其次,必须建立和完善实时财务报告系统。通过互联网发布企业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企业与用户沟通的重要手段。网络会计使会计信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得到了大大拓宽,减少了会计信息产生、传播与利用的时间间隔。我们可要求需要外送财务报告的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实时财务报告系统,这样不仅给使用者获取企业财务报告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可以遏制一家企业两套帐甚至多套帐的做法。再有,职能部门可将查处的虚假财务报告问题在网站上公布,能以最快的速度将问题揭露,使会计信息的用户早做防范。

      (四)调整财务报表结构,改进财务业绩报表

      第一,调整财务报表结构。我们应该继承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核心部分———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应将这三张报表结构进行调整,将披露的会计信息划分为核心信息和非核心信息两部分。企业的核心业务,是指正常的或经常的交易或事项。例如,正常或经常性的经营活动以及经常性的非经营利得或损失。而非核心业务是针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是非典型的经济业务或偶发性的交易或事项。当然,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的划分是相对的, 也是因企业而不同的。将企业的经营业务划分为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可以力保集中资源向使用者提供最能够反映企业经营趋势的会计信息。

      第二,改进财务业绩报表。在改进财务业绩报告时,可以充分借鉴英国、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两张财务业绩报表的观点,即在保留现行利润表的前提下,增加一张与之同等重要的全面收益表,来更有组织地列示那些已经得到确认但直接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中进行报告的末实现利得项目。这种处理方法有以下优点:一是可以保留使用者熟悉的利润表格式,避免因报告全面收益使现行实务发生太大的改变;二是增加了末实现利得项目对使用者的透明度,有助于提高财务报表的可理解性和公司间报表的可比性;三是全面收益表根据现行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加工而成,编制成本可降至最低。在我国推行全面收益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是因为:

      首先,在现阶段推行全面收益表,对于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促使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十分必要。

      其次,推行全面收益表有助于解决我国已经出现和未来可能出现的会计难题。我国目前已有不少利得项目绕过利润表直接进入资产负债中所有者权益部分,如外币折算差额、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利得等。随着我国金融业务的发展,政府部门也在抓紧制定衍生金融工具准则,如果以公允价值作为衍生工具的计量属性,那么就必须解决公允价值变动的确认和报告问题。可行的解决办法还是在现行财务体系中增加全面收益表。

      再次,推行全面收益表还是会计国际化的需要。我国已经加入WTO,根据现有WTO协定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条款,在“合理、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我国将逐步开放国内会计市场。另外,国内有些企业不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筹资,他们也要求缩小与国际惯例之间的现实差异,降低公司的筹资成本。

      总而言之,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在新经济条件下受到了诸多冲击,必须改革,但改革中我们一定要坚持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则,一定要考虑财务会计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一定要在会计准则的规范内进行。只有这样,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的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高校财务管理模式的再思考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高校原有的财务管理体制已显现不适应形势的弊端。文章提出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别核算、集中开户、代理记账”的财务管理新模式,并就财务管理体制改革中强化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国库集中支付体制改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财务管理模式 部门预算 支收两条线 国库集中支付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高等教育改革至今,尤其是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学科建设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持续增长。200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到1900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高校的办学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校的财务活动呈现新的特点。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我国要逐步建立起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校办产业投入、社会捐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筹资渠道多元化打破了原来单一的财政拨款的筹资模式,高校内的经济活动除教学、科研等保障要求外,还要面对后勤社会化等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因而对高校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一、建立适应高校发展的财务管理模式

      1998年1月1日起施行财政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规定:高等学校应该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规模较大的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前一种模式是在学校校长的领导下,由财务处对全校财经工作和财务活动进行集中管理、统筹安排各使用单位的各项经费,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其弊端是不利于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后一种模式是在学校校长的领导下,根据财权划分,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由学校内部各单位(即二级单位)进行的分级管理。分级管理虽给各基层单位带来了活力,但如果不加强统一领导,很容易导致各自为政,自成一体,使学校事业发展计划得不到保障。因此,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实施、高校经费来源的多样化以及高校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行,建立更加适应高校发展的财务管理模式十分必要。我们认为,在规模比较大的高校可采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别核算、集中开户、代理记账”的财务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

      1.统一领导。即在学校校长的统一领导下,由学校财务对全校的各类资金从源头上实施统一安排、协调、规划。包括财政拨款、各种专项经费、学校的各项事业性收入、校外捐赠资金及其它渠道筹集的资金都要全部纳入校级财务统一管理和核算,并实施监控,从而确保学校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利用。

      2.分级管理。就是要明确校级财务与二级财务的职责和权限,建立权责分明、管理高效的运行机制,从而达到集中领导,精简高效的目的。对二级单位的财务人员应由校级财务委派,以便加强学校对二级财务的领导;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应以财权下放院(系)等二级单位、财力集中学校为理财模式,从而既充分调动二级单位的积极性,又能保证学校财力的相对集中。

      3.分别核算。即学校作为主体的校级核算由学校财务处负责,各二级单位则分别实施单独核算,从而实现校级和二级单位的两级核算体系。对二级单位进行的核算则必须依据各类单位的性质来进行,如对教学科研类和行政管理类实行“事业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核定收支、节余留用、超支不补;对后勤服务类和校办产业类实行“企业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成本核算、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4.集中开户。规模较大的高校设立内部资金结算中心,校内各二级单位分别在资金结算中心开设账户,进行资金结算;资金结算中心在银行开户,对外结算。这种结算模式为各二级单位资金运作的合法性、安全性提供了保障,使学校能够有效控制各二级单位的财务收支,及时掌握各二级单位的资金状况;同时也有利于学校集中财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5.代理记账。即由学校向各二级单位委派财务人员,由他们为二级单位办理:审核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等业务,财务处通过网络实行远程管理。同时,委派人员需对校财务处负责,并接受所在单位和学校财务处的双重领导。

      二、继续加强与新的财务管理模式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二级院(系)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与此相适应,高校二级财务的责权范围也不断扩大,因而多数高校院(系)财务管理实行“分级管理”体制。这是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活力的客观需要,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务管理的需要。但二级财务责权的扩大也容易造成有的院(系)财务管理混乱、财务监督失灵和学校财力过于分散,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同时,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高校的推行,现有的财务管理制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因此,我们认为,在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别核算、集中开户、代理记账”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还应该:

      1.强化部门预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颁布实施,把预算管理工作纳入了法制的轨道,突出预算管理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新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也把预算管理作为高校财务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因此,预算管理在高等学校财务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学校经济活动的前提和依据,关系到学校的财务状况和持续发展能力。目前,国家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各高校资金短缺与学校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相矛盾,通过预算管理以体现经费使用的计划性,反映高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及当年计划,可使学校内部各部门的工作有机地协调起来,保障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促进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全面预算管理实质上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客观要求和具体体现,是现代财务管理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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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报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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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外饭店企业财务管理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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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饭店企业财务管理比较研究 "要:本文首先论述了现金流量表的性质与作用,进而引伸企业化管理的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同时从地勘单位的核算性质、可采用的编报方法以及地勘单位的行业特点及某些特殊问题的处理,都提出了具体可操作性的意见。
      关键词:地勘单位;现金流量表;绩效考核

      一、现金流量表的性质与作用

      现金流量表,是财政部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呢?对此,笔者提一些粗浅意见,供地勘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参考。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是策划经营与开发的必要。地勘单位历来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改革开放前,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化管理,传统的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事业费拨款,较多的是考虑事业经费的合理安排,以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地勘单位不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地质市场,积极承担社会地质勘查工作,广泛开展多种经营项目,多渠道扩大社会创收力度;因此,已具有较大的社会化经营程度,一般地勘单位吸收国家地勘费拨款额度与社会创收额度(毛收入)的比例关系,可达到1∶4,甚之有的达到1∶8的程度。除了地质项目承包应当得到的地勘费(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营收入)外,地勘费拨款已相当于“补贴收入”的性质。说明地勘单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不断增强,企业化经营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地勘单位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推进,并考虑其进一步开发和发展取向,地勘单位的经营者、主管部门的管理者,就必然需求以现金净流量———这一现实可信的会计信息,去评估其支付能力、周转能力、偿债能力、投资能力、开发能力、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运营,并为未来的经营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

      2.地勘单位为正确地进行绩效考核,排除权责发生制计算基础固有的某些风险因素和估计因素的缺陷。为此有必要融入现金流量的考核指标,所以,也需要编报现金流量表。近年来地勘单位主管部门每年对地勘单位要进行绩效考核,虽然考核内容比较丰富,但是存在比较侧重的是对其所实现的“经济总量”(按权责发生制计算基础所计算的各项收入总量)和“节余与收益”的实现程度,而缺少现金流量指标的考核、制约与牵动。所以,不难发现一些地勘单位“经济总量”完成的可观,“节余与收益”也符合考核要求,可是却发不出工资、报不了药费、还不了债务、缺少应有的资金周转能力,甚至隐亏现象严重。虽然资金十分紧张,却说不清明晰理由。如果编报现金流量表,就可以从现金流量的分类、分项的具体内容上进一步得知:究竟是对外创收利润率太小;还是应收款项回收率过低;是否某项投出资金不当,或是存货积压沉淀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出比较直观、明晰、量化的会计信息。所以,融入现金流量考核指标,不但得以正确进行地勘单位的绩效考核,特别是还可以“挤出”某些收支指标中的“水分”;并能找出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进一步改进经营管理。

    中外饭店企业财务管理比较研究
    摘 要:文章主要从财务管理方面,对中外饭店企业的财务组织结构设置、财务调控管理手段和财务报表种类等三方面进行了具体详尽的比较分析,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以提高国有饭店的竞争能力。
      关键词:中外饭店 财务管理 组织结构 财务报表

      目前,我国国有饭店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与外资酒店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对中外饭店企业的财务管理进行了具体详尽的比较分析,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旨在能够使我国饭店业同国际接轨,在比较中吸取经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饭店业发展的道路。财务管理在饭店管理中举足轻重。在西方发达国家,财务工作在其发展和运作中,通过反复的磨合和运转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严谨的、合理的体系。并经实践证明切合实际,行之有效。本文主要从饭店的财务组织结构设置、财务调控管理手段和财务报表种类等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

      一、财务组织结构设置比较

      国外饭店财务部和国内饭店财务部的设置有很大差异。

      1.国外大饭店设立成本总监职位,国内饭店财务一般不设立成本总监。成本总监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它直属财务总监领导,对于整个饭店的成本控制,毛利率的调整,成本核算,合理库存量的调整等,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成本总监又负责管理食品控制员,饮料、烟酒控制员,物料用品控制员。使他们对自己分管的项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层层把关,以利于酒店总成本的控制。

      2.国外饭店中,一般不单独设立采购部,只设置采购代理,并将其直接隶属财务部。这样做的好处有:其一有利于成本控制。成本总监可以随时掌握采购情况,任何物品的采购,都应经成本总监的审核批准,避免盲目采购现象的发生。其二,有利于调整成本率的上升。成本总监负责监督,任何高报价,吃回扣的行为都会受到制裁。因为成本总监手中有一张“酒店市场价格表”,表中详细记载各种食品、蔬菜、肉类、调料等物品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而且还有市场调研价格对比栏目,每月至少进行两次市场调研,以调节价格表,便于控制掌握,防止失控现象的发生。其三,避免因部门分散,互相扯皮的情况发生。如采购的食品、物品积压过多,造成库存、保养成本上升,占用流动资金,如因食品腐败变质还会带来更大的浪费。当然,采购不及时,也会影响酒店的效益和声誉。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务部设成本总监很有必要。

      3.国外的饭店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设置收入稽核员岗位和夜审监督员岗位,这在国内酒店是不常见的。许多饭店的客人在住宿期间用现金埋单或购买其他商品,虽然使用信用卡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每天仍有大量现金交易,而且饭店业许多岗位属于非技术熟练型工作,工资较低,社会地位也较低,员工的流动性较大,因此饭店业较容易“遭窃”。内部控制系统有助于保护饭店的资产,保证其会计记录准确可靠,提高业务经营效率及促进管理政策落实。一座规模较大的涉外饭店,其营业部门很多,营业收入也很高。这就要求收入稽核员每天必须仔细审核各个部门的营业收入是否如实上缴,有无遗漏现象?对于夜审送达的各种报表是否真实可靠?要逐笔审查核对。同时还要审核各种原始单据和报表的一致性,各种审批手续是否符合程序,有无不符合程序的情况。夜审监督员,长期从事夜班工作,专门负责审计汇总当日的营业收入情况,根据各收银点上交来的营业报表和各种凭证单据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编制当日的营业收入报表,对于有收银机系统和计算机系统的,还要负责机器的清整和回零工作,以便于第二天正常营业运转。


     我国国内有些饭店不进行夜审工作,只设立日审核算员,负责前一天的营业收入汇总工作,已不能适应经营管理的需要。需要在机构设置上,遵循科学化、规范化、市场化的要求,不断改进。当然,饭店的管理部门还需要考虑内部控制的成本与效益。一项完善的制度应既能保证资产的安全性又应该比较经济实用。

      二、财务调控管理手段比较

      国外的饭店有一套完整的调控体系。因为没有严格的监控管理,就不会有良好的财务状况,也就谈不上搞好整个饭店的经营与管理。所以,国外的饭店财务总监不仅介入各个部门的事务,有时甚至超过总经理权限,监管饭店的财务工作。因此,现代化的饭店要有一名出色的财务总监,才能强化财务调控管理。目前,国内饭店的财务管理一般侧重于核算管理,而忽视了财务的调控管理。例如,有的财务经理常常是总经理签字同意的就全力办理,很少考虑正确与否。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有限,不可能每个决策都正确,必须有相关部门当好参谋,为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所以一张采购单,必须先经过部门经理、成本总监、财务总监审核签字后总经理才能最后签发,缺一不可,以避免决策中失误的发生。而国外饭店强调财务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会计的核算,更重要的是财务的控制作用。对食品、物品的进货价格进行严格控制,成本总监需搞好经常性市场调研,没有成本总监的批准不准随意采购,不象国内有些饭店,仅是“生米煮成熟饭”后的核算工作。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饭店的财务管理水平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饭店的财务部机构设置还不够完善,还没有从粗放型经济体制中转变过来。所以容易造成财务上的混乱,不利于成本的控制和掌握。

      三、财务报表比较

      财务报表既要为外部使用者(债权人、所有者等)使用,使它们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依据;同时也为内部使用者(管理部门)进行预测、决策等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依据。国际上饭店的会计报表门类齐全,详细明了,具体科学。除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会计报表外,还有以下一些报表,使会计管理工作更加细致具体,我国饭店企业也应该根据需要,采用其中的一些报表,克服以前大出大进的粗线条管理方法,防止漏洞的出现,使我们的会计管理工作各个环节能环环相连,做到以经济主体运行的有序性来应对市场经济环境的非确定性。

      1.周预测表:预测未来一周内出租的客房数及出租率,用于人员安排计划和促销;

      2.现金流量分析表:以不断循环的12个月为基础,分析每个月现金的收入和支出,用于预测经营所需现金的可获性,提供期间内财务所需要的信息;

      3.劳动生产率分析表:每周(月)一次计算劳动力的每小时费用及与提供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小时数,同经营计划中承诺的小时数进行比较,用于通过预先设定的人员安排情况控制劳动力成本,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4.顾客历史资料分析表:每月(季度)末对公司业务、旅行社和团队预订情况的历史记录做出分析,为销售部门在市场拓展方面提供指导;

      5.投资回报率报告:在预测的基础上,每半年计算以所有者权益的百分率表示的盈余,用于分析预期目标能否实现。

      以上从饭店的财务组织结构设置、财务调控管理手段和财务报表种类三方面进行中外饭店企业财务管理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饭店的内部管理虽然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很快,但是同外国先进的酒店管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应借鉴国外饭店的先进管理手段和管理制度,提高国有饭店的竞争实力。

    21世纪财务管理问题分析及对策
    摘 要:实现知识经济下的财务管理创新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文章对21世纪财务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作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指出企业财务管理要转变理财观念,强化风险管理,调整财务管理的内容,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财务管理 问题 对策

      知识经济时代,给现代财务管理带来了许多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形成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在许多方面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已显示出不适应,并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笔者从知识经济的角度,分析了21世纪财务管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新对策。

      一、财务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1.原有的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加剧了股东、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冲突。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它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变为以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而我们现有的产权理论和制度仍然维护“业主产权论”,忽视了人力资本对公司发展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掌握知识技术的员工在企业财富的创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期,现代企业已不再仅仅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实际上是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合契约”,是“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合作。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产权理论及制度只注重有形资产和投入资本的配置,忽视知识资本的有效配置,只注重出资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排斥智力劳动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对企业的剩余分配权,从而,会使得所有者(股东)、经营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财务人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应该以谁的利益最大化为企业的理财目标。

      2.财务管理中“风险”的涵义趋于复杂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会面临更多的风险:(1)由于经济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的传播、处理和反馈速度将会大大加快,倘若企业内部和外部对信息的披露不充分、不及时,或者企业当局不能及时有效地选择利用内部或外部信息,会加大企业的决策风险。(2)由于知识积累和革新的速度加快,倘若企业及其员工不能及时作出反应那就不能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进一步加大企业的风险。(3)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这不仅加大了存货风险,而且加大了产品设计、开发风险。(4)由于“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以及“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的运用,使得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加快,由此使货币风险进一步加剧。(5)在追求高收益驱动下,企业将大量资金投放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无形资产上,使投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此,如何有效防范、抵御各种风险,使企业更好地追求创新与发展,已是目前企业财务管理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投资决策需要。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厂房、机器、资金等有形资产;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计算机软件、人才素质、产品创新等无形资产所占比重将大大提高。无形资产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投资对象。但现今财务管理的理论与内容对无形资产涉及较少,没有予以充分地重视;在现实财务管理活动中,许多企业往往低估无形资产价值,不善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投资决策的需要。

      4.现有的财务机构设置与财务人员素质严重妨碍着信息化、知识化理财。企业财务机构的设置应是管理层次及中间管理人员少,并具有灵敏、高效、快速的特征,我国现有企业财务机构的设置是中间层次多、效率低下,缺乏创新和灵活性;财务管理人员的理财观念滞后、理财知识欠缺、理财方法落后,习惯地一切听从领导,缺乏掌握知识的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没有能力做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这一切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去甚远,严重妨碍了信息化、知识化理财的进程。

    二、采取的新对策

      1.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充分协调好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一是建立多元化的财务主体。按照“利益相关者合作产权”理论,企业的理财主体应进一步细分和多元化。这里所说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与某企业有一种或多种经济利益的个体或群体,包括财务资本所有者(股东)、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政府、顾客等;另一类包括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所在社区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财务要求都应被看成是企业理财的重要内容,但这一类是最主要的。二是重新确立财务管理目标。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定位的产权基础是“业主产权论”,考虑的只是财务资本的产权所有者(股东)的利益。从“利益相关者合作产权”的观点出发,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重新确立。第一,财务目标多元化;第二,财务责任社会化。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企业既要考虑资本投入者的财务要求,又要兼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财务要求。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纳入财务目标体系是“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必然选择。这样,既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也有助于其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更有助于其自身和社会的发展。三是树立知识效益和人才价值观念。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信息网络来发展经济的,附着于人力资源的和以知识、信息等形态独立存在的知识资源,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经济资源。企业要牢固地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理念,财务管理要把“人”作为核心,加大对人才的投入,加强对人才价值的计量与信息反馈。

      2.强化风险管理,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市场经济使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着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知识经济时代更大。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必须有正确的风险观,善于捕捉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有预见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把可能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3.创新和调整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把无形资产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点。知识经济时代使无形资产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投资对象,因此,要创新财务管理理论,改进和调整财务管理中忽视无形资产投资及其决策评价的内容,建立切实反映无形资产状况及其结果的决策指标体系。投资决策的重点应以无形资产为主,并以是否给企业带来人力资源积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及持续发展动力作为效益评价的标准。

      4.改革财务机构,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增强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对财务机构高效灵活的要求,改革现有财务机构、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财务人员已是当务之急。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对高素质财务人员的要求,首先要深化改革高等教育,对学生实施创新教育,既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其次,改革现有企业管理体制,分设财务与会计机构,使现有的财务人员明确自己的职责,有参与竞争适应新形势的紧迫感,促使他们充实、调整现有的知识结构,并使重设的财务机构有利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

      参考文献:

      1.洪智敏。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经济研究,1998(6)

      2.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经济研究,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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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现金流量表的性质与作用,进而引伸企业化管理的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同时从地勘单位的核算性质、可采用的编报方法以及地勘单位的行业特点及某些特殊问题的处理,都提出了具体可操作性的意见。
      关键词:地勘单位;现金流量表;绩效考核

      一、现金流量表的性质与作用

      现金流量表,是财政部于1998年3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所规定的(2001年1月18日进行修订),适用于所有企业单位,并要求至少按年度编报。据此,现金流量表已经成为现行企业会计报表的“三大主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之一。企业现金流量表中所反映的“现金”是广义的现金概念,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所反映的会计信息是以权责发生制为计算基础的,侧重考虑配比原则和“权、责”是否发生为前提,因此,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财务风险(如应收款项是否能按期如数收回和其他各项资产的减值或损失因素等)以及某些资金沉淀现象。而现金流量表的特点是以收付实现制为计算基础的,以现金实际流入和流出为前提,所提供现金流量的会计信息具有现实的使用价值;而且,现金流量表的内容,是要求按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分类,以及按各类的分项具体内容分别反映现金流量的。根据现金流量表提供的会计信息,还可以做出现金流量指标的多种分析,如:现金流量结构分析、现金流量趋势分析、净利润现金比率分析等等,对企业改进经营管理都具有积极作用。现金流量表是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最有实际意义的补充,使企业会计报表,既有权责发生制,又有收付实现制的两种计算基础提供的会计信息,从而,更具完整性和实用性。

      现金流量,特别是现金净流入量,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关键要素,企业的支付能力、偿债能力、周转能力、投资能力、筹资状况以及盈利水平的可信度等,最终都体现在现金净流入量之中。编报现金流量表,是为会计报表的使用者,特别是企业的主管部门和决策层,提供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内的现金流人量和现金流出量的信息,以便会计报表的使用者正确了解和评价企业在经营过程获取各类现金流入量的能力和相关信息;同时也便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趋势动态,便于做出切合实际的经营决策。

      二、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

      现行《地质勘查会计制度》是1996年由财政部发布实施的,虽然主要依据是1993年发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而《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具体准则)是1998年发布的;显然,制定地勘会计制度的当时,没有考虑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前提条件;《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发布后,地勘单位正处在属地化管理的隶属关系变革过程,在此期间有关部门大概也无暇顾及一份会计报表的取舍问题。那么现在的地勘单位有没有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呢?对此,笔者提一些粗浅意见,供地勘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参考。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是策划经营与开发的必要。地勘单位历来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改革开放前,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化管理,传统的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事业费拨款,较多的是考虑事业经费的合理安排,以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地勘单位不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地质市场,积极承担社会地质勘查工作,广泛开展多种经营项目,多渠道扩大社会创收力度;因此,已具有较大的社会化经营程度,一般地勘单位吸收国家地勘费拨款额度与社会创收额度(毛收入)的比例关系,可达到1∶4,甚之有的达到1∶8的程度。除了地质项目承包应当得到的地勘费(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营收入)外,地勘费拨款已相当于“补贴收入”的性质。说明地勘单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不断增强,企业化经营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地勘单位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推进,并考虑其进一步开发和发展取向,地勘单位的经营者、主管部门的管理者,就必然需求以现金净流量———这一现实可信的会计信息,去评估其支付能力、周转能力、偿债能力、投资能力、开发能力、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运营,并为未来的经营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

      2.地勘单位为正确地进行绩效考核,排除权责发生制计算基础固有的某些风险因素和估计因素的缺陷。为此有必要融入现金流量的考核指标,所以,也需要编报现金流量表。近年来地勘单位主管部门每年对地勘单位要进行绩效考核,虽然考核内容比较丰富,但是存在比较侧重的是对其所实现的“经济总量”(按权责发生制计算基础所计算的各项收入总量)和“节余与收益”的实现程度,而缺少现金流量指标的考核、制约与牵动。所以,不难发现一些地勘单位“经济总量”完成的可观,“节余与收益”也符合考核要求,可是却发不出工资、报不了药费、还不了债务、缺少应有的资金周转能力,甚至隐亏现象严重。虽然资金十分紧张,却说不清明晰理由。如果编报现金流量表,就可以从现金流量的分类、分项的具体内容上进一步得知:究竟是对外创收利润率太小;还是应收款项回收率过低;是否某项投出资金不当,或是存货积压沉淀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出比较直观、明晰、量化的会计信息。所以,融入现金流量考核指标,不但得以正确进行地勘单位的绩效考核,特别是还可以“挤出”某些收支指标中的“水分”;并能找出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进一步改进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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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管理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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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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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体性与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对人格权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则的修正与限制。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扬弃,是人类朝着纯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辩证法的色彩,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自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民法以其自身逻辑获得发展。总的来说,依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近代民法,即指经过16、17、18世纪的发展,于19世纪西欧各国编纂民法典而获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的体系,在范围上包括法、德、奥、日本及旧中国民法等大陆法系民法和英美法系民法。现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发展与修正,与近代民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1]本文阐述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并力争指出这一发展背后的力量和启示。

    一.什么是民法的人文精神?

    一部民法史,就是市民社会、民法、人文精神互动的关系史,一部弘扬民法的人文精神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在民法文明这一个历史形态中,人终于或多或少地发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及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虽然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文明会因历史传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地理环境等诸因素影响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是只要人文精神是它的精神和追求,那么它引导人民走提升主体性及高扬自由平等精神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否则它不成其为民法。因此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所抽象的  民法人  ,一方面具有历史局限性,他要反映并记录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历史进步性,他要弘扬和实现民法的人文精神,这是人类认识非至上性与至上性、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在民法文明中的矛盾表现。民法的崇高正在于它以人文精神唤醒人去做一个  民法人  ,从而使他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所以耶林说:  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罗马法律对世界的征服之所以最为持久,既在于其私法制度的相对完备,更在于其私法精神对人的权利的肯定、对人的关怀已蕴涵了近代、现代民法人文精神的胚胎。

    我们认为,民法的人文精神是民法文明内在、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是民法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民法的最高原则。一方面,它旨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肯定人-物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另一方面,它旨在弘扬自由的精髓,肯定有限制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肯定人-人关系中的自由与平等,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简言之,民法的人文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与自由精神。

    我们可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市民社会及哲学革命矛盾运动的产物。首先,近代民法肯定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权利写进了法典,承认了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使人从等级、身份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它是以尊重人、肯定人、解放人为己任的;但另一方面,它对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的关怀又是形式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这导致了近代民法关注形式正义、整体正义而忽视实质正义、个别正义和重物轻人、重客体轻主体的现象,使民法降格为单纯的财产法。其次,近代民法以唯理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其灵魂,奉  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  为圭臬,与此同时它的革命性又把辩证法的另一面丢掉了,缺少应有的相对的一面和节制精神。所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矛盾的统一,它具有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学的色彩。一言以蔽之,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片面主体性与绝对自由主义,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近代民法正是这一矛盾在制度上的展开。

    二.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体性与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对人格权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则的修正与限制。所以说,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扬弃,是人类朝着纯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辩证法的色彩,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一)  现代民法人文精神之全面主体性

    1.实质正义

    缔造近代民法的先驱们曾在理性主义耀眼的光环下满怀信心地为打造无所不包、能充分预见未来的民法机器而努力。他们相信  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  ,法官只是一台自动售货机,他的任务就是单纯地运用已制定好的毫无漏洞的法律规则。这种认为法律无所不包的立法理念是法律形式理性发达的表现之一,而这往往伤害了实质正义和个别正义。随着哲学史上对科学主义、唯理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科学与人文再度联姻以及现实法律生活中对形式正义、法典化运动的反思与批判,一场民法学者、立法者和法官们抛弃绝对规则主义、法律无漏洞之说而寻求将理性与人文、理性与经验在民法中统一起来的运动开始了。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扬弃的表现之一便在于认识到对人的关怀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人文的,虽然理性也为人文开辟道路,但过度至上的理性显然割断了民法的终极关怀与民法制度之间的脐带。现代民法正在逐渐摆脱近代民法中单面的一般正义,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而努力将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结合起来,它既肯定所有人平等、自由的价值,又肯定单个人尊严、自由的价值,反对牺牲任何一方。从而努力使民法所关怀的人在制度面前不再被异化,相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句话,现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础上使人从单面人走向完整人,从理性人、经济人走向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结合,从而使人的主体性由片面走向全面。现代民法的这一努力通过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两大法系的合流趋势、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等等,但是纵观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这两点最能反映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和人文关怀:一是  从具体到抽象  ,表现为现代民法中一般条款的出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二是  从一般到个别  ,表现为现代民法在扬弃近代民法  抽象的人格  的基础之上对  具体的人格  的规定。现代民法的这两大趋势从侧面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初步融合。

    对于个人法律权利伦理化、人文化的关怀,民法典那种逻辑严密的规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可能,于是在法典中出现了一些  强调相对的社会责任的倾向  。其中一般条款的规定特别引人注目,它作为安全阀的作用众所周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规定应是现代民法范畴的,无论是在其认识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该法条规定:  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  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著名的一般条款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是契约关系伦理化的突破口。这一条款规定了   情势变更原则  ,  交易基础丧失  ,  滥用权利  等原则性规定一起修正了民法典契约法中最初的个人主义的僵硬性。[2]因此一般条款被证明是契约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伦理观念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法律与伦理由分化走向统一的标志之一。瑞士民法典曾被人看作是20世纪第一部民法典,是民法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一块里程碑。在这部20世纪的民法典中,欧根·胡贝尔将这样两条规定写在了法典的最前面:第1条第2款:如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根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第2条: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这也是大陆法系第一次正式地、旗帜鲜明地承认法官立法,因此具有重大意义。徐国栋先生曾说:  瑞士民法典第1、2条的理论意义在于,在大陆法系的历史中,它第一次公然地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司法过程中来,以补规则因素之不足,因而第一次采用了以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法律局限性的模糊。  [3]这实在是对将价值关怀作为中立和无足轻重的东西而造成司法中削足适履,牺牲个别正义,排除民法与伦理联系的实证主义的一次嘲笑和反动,这意味着现代民法将人,特别是个别的人放在了制度之上。现代民法的这种设计,具有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追求,是对人的物化的一次克服,正是在这一扬弃过程中,民法和人一起螺旋式上升了。

    伴随着  从身份到契约  的社会进程以及启蒙运动对平等、自由的推崇和信仰,近代民法承认并规定了所有人完全平等的法律人格。人首先被从交换价值层面,私法上权利义务主体的层面来把握,在这一点上,近代民法否定和摧毁了等级的不平等的身份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和人。但是由于它是不考虑当事人知识、社会及经济方面的力量之差异性的一种抽象性的人,因此,近代民法所调整、保护、关切的对象是抽象的人,它对于民事主体仅作抽象的规定,而不分年龄、性别、职业等之区分。这样,它把各人的具体情况,如男女老幼,富贫强弱等等都抽象掉了而造成许多不幸的后果。因此,星野英一教授说:  在近代民法典中,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能力的个人并且是以平等的自由意思行动的主体被对待。这种处理致使在各种情况下从人与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贫富差距中产生的诸问题表面化,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  [4]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地位上强者对经济地位上弱者实质上的不公支配。反之,  现代民法在维持民法典关于抽象的人格的规定的同时,又从抽象的法人格中,分化出若干具体的法人格  。[5]这主要表现有:首先,在涉及劳动合同或者说雇佣契约的劳动法上,形成具体人格,由雇佣契约的主体成为服从团体法理的劳动法的主体,它正面承认了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企图纠正从那些不平等而产生的不正当结果,换句话说,是将人按照雇主和劳动者这一具体类型来处理。其次,为阻止大企业垄断独占的弊端,经济法、反垄断法也成为重要的独立法域。再次,在社会关系中往往居于被动者和弱者地位的消费者和公害的受害者,也作为一定的具体人格,出现在特别法上。总之,  对于个法律权利的社会伦理相对化,民法典那种严密交错的规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论据,于是便导致了法典以外法律领域的相继出现。如竞争法和卡特尔法、法房建筑法、农地租赁法、特别是劳工法。  [6]

    这一转变表明:民法正在实现从抽象的平等、形式的正义向具体的平等、实质的正义的转移。西方有学者对这一现象曾进行描述:  我们必须给法律上抽象人(例如所有权人、债权人、债务人)以及为进行论证而架空了的人(例如甲、乙)穿上西服和工作服,看清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究竟是什么。  他们甚至主张:  在民事法律上是不能允许将一切权利主体、一视同仁地对待的。  [7]由对身份不平等的否定进入形式上的平等,再由对形式上的平等的否定到实质上的平等,这其中的民事主体在现代民法中似乎又恢复了  身份  ,但我们说,古代民法的  身份  与现代民法的  身份  有质的区别,前者是完全的、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强者、有权阶层的特权,而后者是在平等保护所有人的基础之上,强调保护少数弱者的利益。这种从身份到契约,又从契约到  身份  ,从实质不平等到形式平等,从形式平等再到实质平等的运动,显示了民法和人在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不断螺旋式上升的必然规律。

    2.人格权优先

     人在从事主体的活动中,不仅把世界两重化为属人世界和自然界,而且两重化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人的活动中世界被二元化,然后再去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8]主体性的上升之路既是成为客观世界、自然界的自由主宰,又是成为主观世界、属人世界的自由主宰的过程,因此,人既是物之主体,也是自身的主体。就民事权利而言,人除了对物的支配权之外,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前者是财产权制度的范畴,后者是人格权制度的范畴。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  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人的族类性的一部分,完善人性的一部分。  [9]从罗马法确认  抽象人的权利  以来,人格利益曾分别受到刑法和行政法的保护而未得到民法的充分保护。近代法典化运动以来,民法典大多缺乏完整、严密、独立成编的人格权制度,在号称  人法  、  权利法  的民法里,人格权并未被充分的类型化、独立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法制度一直上是欠完备的,民法对人的关怀实际上也一直是片面的。  本世纪以来,人类终于有机会进入对自我的反省与反思的调整。人格权制度的创立,既代表了人类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财产权进行规制,更说明民法理念的进步。  [10]现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础上,对人所必备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精神性权利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关怀。相对于财产权而言,人格权被置于优先地位,  一步步夺回桂冠  ,人性的另外一面被民法所发现和珍惜,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从片面正在走向全面。

    在法国,虽然早在19世纪初便开始了通过扩大对民法典第1382条的解释,来保护公民的名誉、姓名、通信秘密等权益的努力。但将人格权统一地予以理论上的承认也是本世纪初之后的事情,作为其成果,民法典修正委员会确立的民法典草案第一编第一章题为人格权,从第148条到165条的18个条文中,第164条和第165条与人格权相关。尤其是二战以来,法国的学说和判例已普遍接受了人格权的概念。

    在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中,第823条规定:  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赔偿的义务。  第12条规定:  有权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争夺该姓名的使用权,或因无权使用同一姓名的人使用此姓名,使其利益受损害,得请求除去对此的损害。  基于这一规定,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得不到该条款的保护。二战之后,基于对纳粹轻视人的强烈反思和人权意识的加强,德国公众强烈要求加强对人格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围绕着除个别的人格权之外,  一般人格权  是否应该被承认而展开热烈的讨论,法院顺应这一潮流,于1954年撤销了早期的判例,并根据新《宪法》第1条和第2条,确认人身的一般权利属于受民法第823条第一款保护的绝对权利,因此德国民法典虽仅对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逐渐承认一般人格权的存在。

    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是第一部确认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它也是近、现代诸法典中对人格权的保护最为充备的法典之一,从而显示出其现代民法的某些特性。该法典第28条规定:  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  、  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慰抚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  此外,《瑞士债务法典》第48条还规定:  因过失侵害他人人格关系,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人格关系受侵害时,以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为限,得请求慰抚金。  这样,依瑞士民法典和债务法典,人格权遭受侵害时,就所生财产上的损害,原则上均得请求赔偿,就所生精神上的损害,除法定情形外,原则上亦均得请求慰抚金。[11]由此看来,瑞士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广泛的,具有现代气息。其特点在于:  不象其他国家,在总则编只对姓名的保护略予规定,而是规定于'人格权'一章之内,且在该章标题之旁,法云:'人格之保护'。这种革新实为瑞士法律与其他各国法律不同之点。  [12]

    相对而言,英美侵权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与大陆法相比要具体一些。特别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要求保护人格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英美侵权法逐渐放松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人格权的保护也获得发展与重视。

    (二)现代民法人文精神之严格自由主义

    1.所有权绝对之限制

    20世纪以来,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日渐从分离走向融合,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以及理性至上主义衰微、科学与人文逐步融合,近代民法三原则的绝对性一面日渐得到修正和限制,形成民法原则新的发展,这直接影响了现代民法的观念、模式与制度。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为对近代民法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4项规定:  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社会公益。  换句话说,财产所有权人行使其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时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必须履行从公共利益出发的对所有人所强加的义务。1947年日本修改民法时,在第1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  私权必遵守公共福利是一项基本原则,所有权发挥着营造社会共用生活的作用,与其他权利完全相同。  

    对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被学者称为  所有权的社会化  ,  变主观的所有权为社会的功能  。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狄骥认为:  所有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社会职务。所有者,换言而就是财富的持有者,因持有该财富的事实,而有完成社会职务的义务。当他完成了这个职务,他的所有主之行为就被保护。  [13]耶林亦曾在其《法律目的论》中特别强调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仅应为个人利益同时亦应为社会利益,因而主张以社会的所有权替代个人的所有权。这反映了民法从近代到现代由绝对走向相对,由个人本位走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结合,由绝对自由主义到严格自由主义的历史必然趋势。  各国大抵公法方面例如实行国家征收、征用及各种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则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  [14]

    前已述及,人是能动-受动的存在,同样民法中的人也是权利-义务的存在,绝对-相对的存在,对自由的限制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近代民法中,因为市民社会对绝对主义政治国家反抗之必要,亦因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学说之盛行,在对人的财产权的保护中,其所有权保护和运用的绝对一面获得了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也确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在现代民法中,民法因为经济、思想观念本身的否定而自我否定了,所有权行使相对的一面被予以了关注与发展,这是对所有权绝对性的一次扬弃。正是在这一扬弃过程中,民法制度更趋完善,同时也使得所有权背后的人更加理性、完整与全面。换句话说,它从一个方面促进了近代民法中的人由功利的  经济人  走向全面的  经济人  与  伦理人  的统一,只有在后者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到了马克思所说的  全面的  、  自由的  人的雏型。

    2.契约自由之限制

    作为近代契约法基础的古典契约理论是在当时理性、自由至上主义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绝对的契约自由与当事人意思自治是近代契约法的根本原则,从而使当事人的契约责任减轻到了最低限度。但是20世纪以来,契约法中曾经盛行一时的契约自由原则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与之相关的唯意志论、对价中心论和绝对自由主义也遭到抵制,契约自由原则发生了危机,甚至有学者在契约自由原则屡受限制和批判时惊呼  契约死亡  了。

    1907年通过的《瑞士民法典》具有十分明显的现代性,正是在其带动下,很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在其民法典中规定或补充规定了作为一般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依照这一规定,当事人在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必须从诚信原则出发,这要求一般义务(或称前契约义务、信赖义务)成为契约法的实体要求,而缔约过失责任也就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被广泛接受,从而为二十世纪契约法打破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中心的封闭的契约法体系奠定了基础,而且,诚实信用还和  情事变更  、  交易基础消灭  、  权利滥用  等一系列一般条款一起使一般条款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的因素、利益衡量原则、相对性带入信奉绝对性、形式正义的私法理论与实践之中,对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契约法方面,从这些一般条款出发而产生的衡量当事人公平参与交易的实质正义、自由和平等对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雇佣契约中强者的有利地位产生了限制和冲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第四十一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打破随着商业的高度发达、资本不断集中,卡特尔、辛迪加的出现而出现的经济中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者及消费者之间在签订契约中实质上的非自由、非正义;打破随着娱乐、服务等领域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明显的无选择与任意选择的实质非自由、非平等反映了这一契约自由之限制的变化。这种对交易双方的真实利益、社会地位、资源控制和信息占有能力等进行真实衡量从而扬弃形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民法的一个进步。为此,国家也不得不介入到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之中,从而帮助实现当事人之间公平的交易。因此有学者认为:根据人权的要素,必须对近代异化的契约自由进行限制。而所谓契约自由的限制,不应表面化理解为就是限制契约自由,而应理解为是对那种异化的契约自由的限制,亦即限制优者强者胜者的单方面的契约自由,限制他们支配劣者弱者败者的自由。[15]

    总之,现代民法契约自由之限制实对近代民法形式上契约自由、正义注入实质自由、正义的一次超越,  契约法并不是契约本身,它更应关注的是人们通过契约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人们通过契约所要得到的权利和权益。  [16]进而言之,现代民法主张契约自由之限制并非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而是在形式上关注人的自由同时强调实质上人的自由。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在契约法领域的真谛在于:形式与实质统一的自由,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自由。

    3、过失责任之补正

    在近代民法中,依据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私法自治原则,自由平等的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通过民事法律行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如果因此发生损害,亦应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即过失责任。过失责任被认为是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被认为具有逻辑力量、道德观念、社会价值及人类尊严四个价值,[17]对于淳化道德风尚、确定行为标准、预防损害发生、协调利益冲突从而推动近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8]但是,近代民法的这一原则在19世纪末期便由于意外灾害的大量出现,填补损害的必要性增加,特别是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及近代民法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的动摇,而开始遭受压力和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若刻意追求当事人之主观可责性,那么利益的分配肯定要失去平衡,因此,要体现对弱者的保护,体现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无过失责任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19]从而出现了为弥补过失责任的不足而出现的无过失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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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人文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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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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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路径选择 "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路径选择
    [摘要]经过几年的超常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完成了量的扩张的历史使命。今后一个时期,内涵提升将上升为高校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高校的财务工作,一手抓培植财源,一手抓提速增效,建立人尽其才、财尽其力、物尽其用的发展动力机制,是高校构建以办学效益为中心的事业发展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路径选择。
      [关键词]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办学效益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提出了全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为高校各项改革的稳步推进和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高校理财环境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高校财务工作怎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及时转变工作理念,主动适应“转型”要求,一手抓投入,一手抓产出,着力构建以办学效益为中心的事业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着力培植财源是学校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

      财务管理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因而,高校财务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为学校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财源建设将不可避免地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1.对财力投入的依赖性增大。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成本递增的行业。一方面,教育成本持续上升趋势的不可逆转,导致对财力投入的依赖性日益强化。另一方面,资金需求的某种无限性和财力资源的相对有限性矛盾的长期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加之高校正处在高速发展的特殊阶段,外延发展势头不减,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提升学科优势和科研水平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和迫切,各类支出刚性越来越强:人员支出增势明显;公用经费易增不易减;建设资金投入大幅增加。在财务收支规模持续在高位上运行的同时,校级财务财力回旋余地却相对减少,平衡预算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2.收入结构的不稳定性增强。一般认为,高校较为现实的资金来源渠道有:财———财政拨款、税———用于教育的税费和税收减免、费———收费、产———校办产业收入、社———社会捐赠、基———教育基金、科———各类科研经费、贷———教育贷款、息———利息收入等九个方面,其中唯有贷款这一资金渠道是有偿使用并须按期偿还的。而有关数据显示,财、费、贷等三种资金来源渠道,在不少高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收入结构来看,在一些高校的总经费中,学费收入已上升为主渠道地位,各块资金所占份额的排序已由原来的财政拨款、自筹收入、银行贷款演变为自筹收入、财政拨款、银行贷款,表明高校办学经费的投资主体和来源渠道已呈多元化的格局。按照公共财政理论,以及财政拨款模式已由“基数+增长”改为“定额+专项”等情况,今后几年内,财政拨款总量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高校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在校人数的多少。如果某一时期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规模是基本稳定的,则意味着高校能从国家财政取得的补助收入将是一个常数。与此同时,事业收入增速将会趋缓;银行贷款增幅将会上升。这样的收入结构和增长态势隐含着相当的不稳定性:在无偿性的收入增量中,政策性增收因素仍将起主导作用,尤其是按民办新机制运作的独立学院,在成功地实现量的扩张的同时,直接推动了高校“蛋糕”的扩大。至于其他收入渠道,限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有的有渠少水;有的渠道甚至长期处于有渠无水的境地;有的办学形式,也由于受到宏观政策调整、市场竞争加剧、办班成本攀升的影响,导致对学校综合财力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3.筹资成本增加。高校近些年的跨越式发展,大多以其办学规模的急剧扩张为主要标志。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外延发展为主的方式,并呈现国家号召、政府引导、银行参与、高校联动的格局。银行业不失时机地向高校提供空前、优惠的信用贷款支持,为高校在短期内迅速实现量的扩张铺平了道路。高校自身谋求扩张的强烈愿望与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质量的有机结合,成功地推动了银校之间的“双赢”合作,有力地拉动了高校办学规模的快速增长。面临这样的筹资环境和融资机会,高校不仅能借用明天的钱打通今天的“瓶颈”,而且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低成本扩张、高投资回报的新路子。然而,举债办学纵然有说不完的好处,只要还有其他的无偿性的资金渠道可供选择,按常理,高校就不可能选择贷款作为加速扩容的资金来源。获取贷款,对高校来说,既不是唯一的最好的筹资方式,更不是多多益善,它只是高校长期存在的资金紧张状况的暂时释放和后延。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银行信贷投向的调整,贷款贴息政策的名存实亡,高校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不仅如此,随着高校举债办学倾向的继续增强,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大,中长期贷款比重的逐步增加,利息负担势必日益加重,还贷压力有增无减,尽管偿还建设性负债的终极风险并不在高校。

      因此,在宏观投资格局确定,国拨经费一定的背景下,加强财源建设,寻求并逐步形成新的稳定的财力增长点是高校财经领域今后几年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不少高校来说,在确保财政拨款主渠道地位的前提下,其重要着力点应当在于,一是大力办好独立学院。独立学院这种办学模式,管理机制新,共享资源多,办学效益好,积累速度快,直接推动了高校财务运行规模的迅速扩大。在不少高校的总经费中,财政拨款、事业性收费、独立学院收入已是“三分天下”。因此,严格按照教育部的“六独立”要求,尽快使独立学院的硬件达标、软件升级,进而做大做强,对于高校财力的壮大,实力的增强,教职工福利待遇的改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是加速发展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大幅增长,不仅将成为高校又一新的更具潜力的财力增长点,而且是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标志之一, 对于加快学校的“转型”,具有更加积极的战略意义。三是全面提升科研实力。科研基础的夯实,科研工作的突破性进展,科技创新优势的充分发挥,不仅会带来科研经费的大幅增加,提高科研经费收入占总经费收入的比重,而且可以真正实现与教学的双轮驱动,有效增强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二、推进提速增效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增加投入与提高效益是高校财务管理的永恒主题。在基本完成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和成功实现量的扩张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效益将上升为高校办学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其迫切性将日益凸现出来。因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尽快从追求办学的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办学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全面提高人力、财力和物力等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建立人尽其才、财尽其力、物尽其用的发展动力机制,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大力构建人尽其才的动力机制

      教育,就其产业属性而言,属于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成本特征是人员经费支出占教育成本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高等教育当然也不例外。高校人力资源是高校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化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充分挖掘人力资源潜力,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对于扩大办学规模效益,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从高校支出结构的变动趋势来看,人员经费占教育事业费的比例持续上升。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高校人员经费约占事业支出的40%左右,最高不超过45%;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校人员经费所占比例升至50~55%之间,个别年份接近60%;本世纪头几年,高校人员经费比重增势依然强劲,达到60%,并仍将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公用经费比重则呈下降趋势。


    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路径选择

      高校人员经费比重的持续较快增长,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集中反映,也是对高校教职工个人可支配收入长期处于严重偏低状况的一种矫正。另一方面,也与高校近年自筹收入的迅速增大,校内津贴制度改革的启动紧密相联。客观地看,随着高校办学规模效益的日益显现,保持人员经费比重的适度、稳定增长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毋庸讳言,有的高校在冗员严重、队伍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不顾实际提高津贴标准,盲目攀比个人收入水平,导致消费基金增势过强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存,直接推动了人员经费比重的过快增长。因此,大力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适当控制、稳定高校消费基金的支出规模,改善和优化事业支出结构,应当成为高校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首先,要大力加快高校用人机制的实质性改革步伐。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高校对用人机制进行了多轮改革,在机构精简、人员转岗分流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减轻了人员经费的沉重压力,提高了办学规模效益。但由于用人机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一些高校,因人设庙,因人设事,人员流而不动,聘任制度流于形式,激励机制失灵,急需人才引留难度加大,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并存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可见,高校用人机制的深层次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人员编制管理,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生师比指标,加大力度引进、配足必需的师资力量,增加教学第一线的人员经费投入。同时,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严格控制行政机构的设立,压缩超编人员,降低行政成本,实现减员增效。总之,尽快形成一个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进能出、激励与约束并举、效率与公平兼顾的人尽其才的平台,将有助于建立一支总量适当、结构优良、更具活力的教职工队伍。

      其次,要继续深化校内津贴制度改革。随着高校近年来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大,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格局的基本形成,高校自筹收入总量大幅增加,为推动高校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在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初期,高校大多采用“加法”,即在教职工既得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调整个人收入增量,这对于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尽快启动分配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只加不减、只奖不罚的单向分配制度一旦固化,对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也有违分配制度改革的初衷。为了引导和调节高校内部津贴政策,适当控制高校人员经费比重,有的省份已开始尝试总量控制的办法。如我省教育部门最近作出规定:“各校自定的校内津贴政策(包括超工作量酬金,不包括科研提成),不得在财政拨款中列支,总额不超过学校自筹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不包括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的22%,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不得超过5倍。支出在‘津贴———校内岗位津贴’科目中反映”。这无疑有利于引导高校的内部津贴制度改革朝着控制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的方向发展,并与事业发展的速度和办学规模效益的增长幅度保持一个大体相当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校际间过度的人才竞争,并未带来我国人才总量的大幅度增加,反而直接拉动了高校引进和留住人才成本的节节攀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抓紧出台相关规定加以引导和调控。

      当然,对高校人员经费比重保持适度增长的问题进行讨论,旨在强调适度控制人员经费支出,相对增加公用经费支出的现实意义,并不意味着高校人员经费比例越低越好。恰恰相反,如果高校人员经费比重过低,则会导致人才流失,极大地影响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行。

      (二)努力提高财尽其力的配置效率

      需求超过满足需求的手段是社会基本的普遍问题。相对于需求而言,财力资源总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稀缺的,这就更加需要对财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预算是对纳入预算管理的所有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有效载体,是用货币形式表示的用于控制未来经济活动的财务收支计划,是学校各项事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编制合理,投向明确,重点突出,统筹兼顾的预算盘子,不仅要与学校总体发展规划的分步实施相协调,而且要与学校现实财力状况相适应;不但要统筹资金运动中的数量和时间上的动态平衡,而且要兼顾因经济活动引起的内、外部各种利益关系的相对稳定。在高校从外延发展为主转向内涵提升为主的“转型”阶段,财务预算的安排、财力资源的配置,既要坚持量力而行,更要强调尽力而为,着眼于各项改革的推进,着眼于办学层次的提升,着眼于学校发展的未来。要按照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坚持存量保稳定、增量促发展的原则,整合财力资源,优化配置结构。必需的人员支出优先安排,教学科研投入重点保证,建设项目投资适度超前,一般性公用经费力求节俭,并逐步实行严格的绩效预算。学校预算一经确定,即成为全校财经工作的“指挥棒”,就必须按管理层次将组织收入、控制支出的权利和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非经规定程序,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无权调整预算,以增强预算的刚性,克服预算软约束的通病。

      预算控制是高校财务管理的基本特征。建立一个有效的预算控制系统,对于维护预算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在预算控制实践中,要推行分类管理办法,即对日常公用经费实行定额管理;对专项及增量投入实行项目管理;对科研经费实行差别管理,但对后两类管理办法仍需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既是预算管理改革的方向,也是日常预算控制的难点。它不象日常公用经费,可以实行定额包干;又难以准确地把握完成项目所必需耗费的成本,故对项目经费的安排,一般遵循按需原则。因而,项目经费在日常使用中往往出现“搭车”、挤占等现象,又不易被确认或剔除。因此,有必要对项目管理办法进行改进,逐步试行追综问效、成本—效益分析和专项审计等制度,以促进项目经费使用效益的提高。至于科研经费,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并非属于学校的现实可支配财力,一般也不至于影响学校总体财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如何规范科研经费的支出范围,优化科研经费的支出结构仍然是高校财务部门应当给予充分关注的现实问题。总之,通过有效的预算控制系统,可以及时发现预算与实绩之间的差异,并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进行综合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以减少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之间的不利差异,提高财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着力创新物尽其用的评价体系

      近年来,随着办学条件的加速改善,高校物力资源大幅增加,怎样提高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高校物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集中表现为办学效益的优劣。办学效益一般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长期以来,高校对社会效益给予了充分关注,而对经济效益的关注程度似乎要低得多。所谓高校的经济效益,是指高校教育要素的投入与这些投入所得到的各种符合社会需要的教育产品的比较。它包含两层含义: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的对比关系,教育产出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它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致的,都是对投入产出对比关系的反映。但高校作为以教育科研为中心的事业单位,不象企业那样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等有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因而,对高校经济效益的衡量,尚缺乏围绕成本和收益等可计量的标准化因素;加上对高校投入产出测算的复杂性、教育产出的迟效性及其关系的模糊性,一时还难以对高校经济效益进行公允的量化考核。尽管对这一课题的可行性研究尚需时日,但教育领域的现实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将会越来越自觉地关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1.确立教育成本观念。高等教育既是社会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既然是产业,就必然具有产业的基本特征,就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的办学经费由政府统一供给,资金投向也由政府统一决策,国家实际上包揽了高校的财务收支,因而高校基本上只需计算收支余额,不可能也无需计算办学成本。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已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如何摆脱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方式,高效益地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降低办学成本就成为高校面临的十分迫切的课题。当然,教育成本并非越低越好,它有一定的区间限制。成本过高则表明存在资源闲置或浪费现象,成本过低则说明投入仍然不足,也会影响办学质量的提高和发展后劲的增强。因此,确立成本观念,讲求成本管理,既要考虑成本核算的实际需要,又要衡量成本投入的产出效益。

      2.创新绩效评价体系。对教育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必要的考核评价,是资源配置阶段的必要延伸,且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绩效评价体系缺失,将会刺激人们更多地占有本已稀缺的资源的冲动,加剧资源配置上的紧张状况。

      衡量高校的产出要比投入困难得多,创新绩效评价体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由于评价目标的多元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贯彻由简到繁、动态完善的原则,涵盖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建立一套既各有侧重,又具有一定的关联度;既有定性规定,又有量化指标,包括一些经济指标的多指标体系。绩效评价指标是采取行动的信号或指导,评价结果要与资金投入紧密挂钩。绩效评价优良的必保领域,要在资源配置上给予重点倾斜,以体现财务政策扶优扶强的导向;反之,则应削减、暂停直至取消相关投入,以发挥财务政策的调节约束功能。

      3.适度运用经济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并非市场机制完全失灵的地方。当行政手段难以奏效时,适时引入、启动某些经济杠杆,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试行物力资源的有偿占用制度。存量资源的占用并非“免费午餐”,高校长期存在的无偿占用资源的状况应当得到改变,并逐步建立和完善物力资源的有偿占用机制,加强对物力资源占用者的经济责任约束,以促进物尽其用目标的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杨周复,等。大学财务综合评价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范先佐。教育财务与成本管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陈敬良。高等教育成本管理论[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高校贷款规模的财务约束

    作者:彭久麒     文章出处:论文网     发布时间:200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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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贷款规模的财务约束
    [摘要]高校大规模扩招引致了大量征地建设新校区,同时形成巨额贷款,财务风险骤然凸现。鉴于高校财务风险决策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何控制贷款规模已是当务之急。本文从高校的特殊财务体制和财务结构出发,借助企业投资分析工具给出极具现实意义与操作性的贷款约束条件。
      [关键词]效率损失;衰减系数;留存收益;贷款规模约束

      一、高校大规模贷款的成因

      我国制定了加速发展教育的战略目标,高校经过连续五年的扩大招生量(以下简称“扩招”),很多人认为已经完成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任务。扩招需要新增大量的基础设施,增加大批合格师资。但是,政府对高校的投资本来就严重不足,扩招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没有明显增长(除教育部属高校和个别地方属的高校外),大多数地方属高校的生均拨款还大幅度下降。准公共产品没有投入也能得到丰裕的产出,肯定隐藏着其他问题和风险。

      教育主管官员也承认:“从1998年至今,中国高教毛入学率从9.8%增加到17%,如此迅速的增加,办学资金肯定有缺口。”[1]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缴费制”向学生收费,实际上就是为了弥补生均拨款不足采取的措施,或者更宏观说是为了缓解教育发展需求超过了经济发展现实水平的矛盾。[2]这是引致“乱收费”现象的根本原因。师资数量不足与平均质量下降则成为整个高等教育质量降低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我们关注的是扩招所需投入的来源及其引致的风险。全国公立高校近年来普遍扩展校园或建设新校区,保守估计的贷款总额不低于2000亿元。巨额的扩校费用显然不能来自学生缴费,也不是来自政府投资,而基本是来自贷款。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即使没有扩招,公立高校也必然甚至必需适度负债。[3]但是,尽管教育用地是低价征收甚至无效划拨,一个高校(甚至城市重点中学)动辄征地数百亩甚至三五千亩,新增建筑面积几十万平方米,投资数亿至数十亿元,即使不论由此带来的农业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这么大的投资最终如何消化,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扩校从根本上说是政府行为,教育主管部门实际上正是通过“办学条件评估”,规定高校学生的生均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下达远超过学校承担能力的“招生计划”等方式,诱导和迫使高校扩校。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会最终为教育投资的巨额沉没成本“埋单”,一旦偿债风险凸现,政府和高校将面临极其复杂的尴尬局面。风险估计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进行贷款规模控制,本文即探讨贷款的财务约束条件。

      二、扩招前的高校财务成本结构

      管理会计以量本利分析为中心,其重点是分析成本结构。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是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低于完全成本但高于变动成本时

    几乎没有哪个学校的国家生均拨款加上学费,能够达到或补偿这么高的(完全)成本,但是没有哪个学校破产,甚至还在拼命扩招,秘密就在于固定成本不需要进行成本分摊。

      高校的固定成本内涵为何?某些学校有上百年的历史,国家投入和社会注入的各种存量性质的资源,包括校园及其基础设施、建筑物、图书仪器设备等,按照现行的高校财务制度,不必进行成本分摊,都属于固定成本,且通常以“专项经费”形式拨款。与企业不同的是,虽然高校的固定成本看起来很高,但既然无须折旧,也就无须补偿。

      与企业相比,水电费、交通通讯费、实验材料费、教具费、招生费、出版印刷等刚性支出,以及图书设备费、维修费、绿化费、招待费、办公费等半刚性支出,明显属于变动成本(大约占学校总支出10%—20%左右),可以称为基本支出。按国家统一标准发放的工资、津贴、社保、引进人才、住房补贴、科研补贴、学生事务支出等人事费用,也是刚性支出(虽然短期内,学校可以使教师大量缺编和冻结经费),但大体上应视为变动成本。这样,高校的变动成本由基本支出和基本人事费用两部分组成。

      高校是非赢利组织,“股东”只有一个即国家。扩招前的高校普遍现象是教职工收入低,办学条件差,也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所以按当时的预算会计制度,高校的学校收入仅限于政府拨款,而财务结余应当为零。要注意的是,虽然有指定用途的专项经费也包括在学校账面收入中,但一般情况下这类经费不能挪用,所以应从学校收入中剔除。

      用W0和P0分别表示学校收入与变动成本,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假设I:高校扩招前的学校收入等于变动成本,即:W0=P0.

      三、扩招后收入与支出的结构变动

      拓展校园或建新校区应以满足完成学制为限(例如大学本科一般为四年学制,则每年增加等额学生,四年后拓展校园或建新校区刚
    "
    10-02-26 论文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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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代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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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家人] "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宏恩寺僧明心讲述的一个故事:

      上天竺有老僧,尝入冥,见狰狞鬼卒驱数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缚。有官南面坐,吏执簿唱名,一一选择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见一吏去官稍远,是旧檀越,因合掌问讯:“是悉何人?”吏曰:“诸天魔众,皆以人为粮。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伙,叛服不常,皆曰自无始以来,魔众食人,如人食谷;佛能断人食谷,我即不食人。如此哓哓,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沦不返,无间地狱,已不能容,乃牒下阎罗,欲移此狱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灵。十王共议: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惟是种种冤愆,多非自作;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其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惟此四种恶业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汤鼎……。[1]

      这个故事的荒诞性是显而易见的。纪昀在此故事之后即说道:“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而,这个故事又有其真实性,其“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云云,正是清代社会的客观现实。纪昀记此故事,乃神道设教,也正是针对上述“四种人”的。
      本文要讨论的是上述“四种人”中的第四种人——“官之仆隶”。所谓“官之仆隶”,在清代正式的称谓叫做“长随”,俗称“家丁”或“家人”。“家人”云者,或以为是官之家属。这种按照今天的意义所作的字面理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些人在当时的官员看来,不同于吏和役这些“公人”,而是他们家里的人。但是,这些官员的“家里人”,是“官之仆隶”,不是官员的家属。官员的家属,是上文提到的第三种人,即所谓“官亲”。“仆隶”的意思很清楚,是仆人或者奴仆的意思。清代社会,大户人家使用奴仆是一种普遍现象。乡居和城居的地主,使用仆人耕地种田管理家事;读书士子去赶考,也使用仆人照顾其生活。清朝的地方官使用仆人,与这两种情况同出一辄,但由于地方官与地主不同,所业不同,使用的仆人也就有所不同。清朝的地方官大多是“学而优则仕”,原来一介书生时所使用的一二仆人,做了官不妨沿用,但情况如果仅仅如此,也许就排不进上述四种人的行列。需要指出,清代所谓“家人”,一般就指“官之仆隶”。也就是说,“家人”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它的内涵就是官员的仆人。正如纪昀所言,他们与吏役一样,虽“无官之责”,但“有官之权”。他们事实上成了地方行政运作中的有机组成要素。

    “官之仆隶”

      《偏途论》云:“‘长随’二字,乃堂官之别名。一二品文官家人名曰‘堂官’,又曰‘内使’。一二品武官家人名〔曰〕‘家将’,又曰‘内丁’。昔宋太祖雪夜访(赵)普,见有堂官一人跟随左右,恭敬至诚,故赐曰‘长随’。后为指挥之职。因此云‘宰相家人七品官’,由此而说。”[2]“长随”之名,是否起于宋太祖之赐,待考。明代有“长随”,但它既不是指挥之职,也不是官员的家人,而是宫中的宦官。赵翼《廿二史札记》云:“长随本中官之次等、受役于大珰者。”又云:“今俗所谓‘长随’,则官场中雇用之仆人,前明谓之‘参随’。《明史·宦官传》:高淮监税辽东,有参随杨永恩婪贿事发,几激军变;又税监陈奉在武昌肆毒,众欲杀奉,逃而免,乃投其参随十六人于江。又《何景明传》:太监廖銮镇关中,横甚,其参随遇三司不下马,景明执而挞之。[3]清代的“长随”与明代矿监税使的“参随”确有相同之处,但其渊源不在于此。 从“家丁”这一称谓,似可看到其直接的渊源。所谓“家丁”,原指将帅的亲兵。明代中后期,将帅镇边御寇,多用家丁。[4]此风清代承之。从康熙年间限制地方官员多带家丁的情况看,清代初期官员蓄用家丁之风极盛。康熙二十五年(1686),御史刘子章条奏外官禁止多带家口。下部议。议准:“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督抚带家人五十名,……汉督抚有管兵之责,如有多带者,令其自行陈请。至旗员有边疆差遣之事,非民官可比,督抚所带家口,不许过五百名”。[5]这是清代首次对官员携带家丁作出限制。然而,即以五百名为最高限额,[6]督抚家丁的队伍已然庞大。
      与明代相比,清代官员带用家丁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普遍化。不仅肩负军政之职的封疆大吏如总督、巡抚者带用家丁,司、道、府、州、县等所谓“民官”也都带用家丁。在康熙二十五年的“议准”中,这些“民官”都有相应的家丁名额。其中“藩臬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带三十名,同知、通判、州县带二十名,州同、县丞以下官员带十名;……(旗员)司道以下等官所带家口,照汉官加一倍”。[7]二是行政化。将帅的家丁,在战乱之时,与将帅“协力并心”,乃至“与寇搏战”;而“承平之世,将领皆雍容裘带,岂复招练壮勇而为家丁?即其所选用亲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给使令”。[8]这是将帅使用家丁的一般情况。而当承平之世,职在军民两政的督抚,日常的职责则主要侧重于“民政”,其所用家丁也就随之转变职能。司道以下的“民官”,其职责本在治民,所用之家丁也就以协助其治民之事为主。动乱之时,也有“民官”率民壮以至于家丁,抵御“寇盗”的情况,但这是因事而起,非其常规。地方之官以征收一方之钱粮和维持一方之治安为职责,其家丁的作用也就在其中。王植说:“长随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乃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也。”[9]其所司“皆在官之事”,故其为州县衙门的行政人员;其系“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故其为官员与吏役之间的一个行政环节。
      清代州县官多引用亲戚朋友入署办事,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养家糊口的就业机会。因此 ,官员之戚友是长随的一个来源。但长随的主要来源不是官员的亲友,而是在官场中以长随为业的人。
      《长随须知》云:长随主要由三种人充当。其一,“原系世家,或因家计淡泊,又无事业可做,自问学术尚堪应试,不得已远奔他乡,充作长随,以图出身立业”;其二,“原系买卖出身,因命远折本,以糊口奔走江湖,广见多闻,生有苏、张之舌,充作长随”;其三,“自幼无力,不使学业,及至成人,不能自给,免强充作长随”。此外,还有“自幼不学手艺,不务本业,游手好闲,行心污秽,不惜颜面,不顾廉耻,胡言乱语,不达时务,口是心非,恨上怨下,明去暗来,见利忘义;自幼不听父兄管束,任意胡行,结党成群,终日游戏,日夜醉赌,卖弄风骚,求人举荐,混充长随”者。《偏途论》则根据上述三种人材来源以及他们的素质、品格状况和最后归宿,而将长随分为三等:“超等长随”、“特等长随”和“次等长随”。“超等长随,曰祖父本系士宦,后嗣因家寒,读书不能上进,欲改经营,手乏资本,又属外行;亦有身列生、监者,运蹇之际,一时难以高发,只得奔走他乡,谋当长随。其人胸中本有智识,品性端方,能替官府办事,善察上人之意,奉公守法,始终如一,不作卑污之事,朝时来运至,得遇明主,睹其人而重用,渐财源而骤至。有时志由偏途捐班出仕,仍可荣宗耀祖。此等长随名曰‘暂随’。特等长随,曰父兄经买卖为商,已娶亲生子,己身懒于生涯,直到父兄故后,手又缺资本,命过乖张,日渐萧条,无可位置,只得觅作长随。其人自幼奔走江湖,历练老诚,颇有苏、张舌辩之势,官府见其才能,必当重用,稍为得手,仍旧为商为客,居心本分,不负初业。俗云:‘衙门银钱,酒色如烟’。又云:‘识时务者,呼为俊杰’。此等人不愿终身长随,名曰‘且随’。次等长随,曰父母名下不受管束,未学营业,专喜结交朋友,吹弹歌舞,嫖赌逍遥,父母恶其不肖孝,置之不教;或是父母亡故,产尽家倾,无所可依,见跟官一道,衣履齐整,气概轩昂,由此立志跟官,痛改前非,奔走他乡,充当长随。其人久惯风月,见眼生情,心性自然,巧答更有机变;阅历衙门,且识进退,官见辛勤,委以大事,行止有方,调有法度,从此发迹。官久自富,暮年不至受苦,即子好亦得根基之福。”[10]显然,长随在清代是一种职业。虽然《偏途论》说“长随非正业,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内,故曰‘偏途’”,[11]因而有所谓“暂随”、“且随”者,但它在清代不仅为所有地方衙门所不可或缺,并与清代政治相始终,而且一些人终身其业,乃至于世代其业。
      长随系“官之仆隶”,其社会地位卑下,但其“与契买家奴不同”。“奴婢一经契买,则终身服役,饮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12]而“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忽去忽来,事无常主”。[13]因此,其地位与身分与当时社会下的“雇工人”相同。“雇工只为生计,受雇佣工,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经工满,去留得以自由。留之则为主仆,去之则无名分”,所以,“雇工与奴婢名分虽同,而恩义有别”。[14]由于恩义有别,二者与“家长”之间的纠纷,在法律上也有明确区分,即一以奴婢科断,一以雇工人科断。长随在受雇于主人期间,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此种上下之分是当时社会通行的主人与奴仆的关系。然而,正如俗语所云:“打狗须看主人面”。虽然长随和“家奴”与主人的之间都是“仆”与“主”的关系,但是由于关系对象的不同,即使上是社会上豪富之家的家奴,与官员的长随也不可相提并论。长随系官之仆隶,而且是帮助主官行政的人员,其在内衙固然是仆役,但在外署和衙门之外,却是地方官的代表,因而其于六房三班吏役相比,往往显得高人一等;于里民百姓(包括社会上一般的豪富之家在内),更是势焰熏人。简言之,人们的社会地位要视其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定。三百六十行,行与行之间存在高下的差别;同行之内,人与人之间也有高下的不同。官之仆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于“契买家奴”。同样,上司的仆隶与州县官的仆隶也存在高下的差别。同在一衙门中充当长随,也因其与主人之关系的亲疏,或所从事的工作及其收入等等方面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别。正因如此,在清代,被视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之人,可以寄迹于官之仆隶之中,商人折本也可以转充于其中,官员的亲戚朋友更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由于家人系官员私人所雇佣,业长随者往往利用官场之中的各种关系来引荐。黄六鸿《福惠全书》记载:“选官之后,亲知遂有送家丁伺候者,或自央属长班、管家至本官前怂恿收录者。”[15]方宗诚《鄂吏约》(同治二年代严中丞作)说:“凡州县委署,同寅莫不共荐家丁,甚至辗转相托。”[16]汪辉祖《学治臆说》也说:“得缺之日,亲友属托;到省之初,同官说荐”,而不得不“周全情面”。[17]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述他在浙江做知县时情况也说:“浙省弊俗,一奉委牌,荐家丁,荐幕友,不能计数”。[18]长白守砚主人在《知府须知》“酌带家丁”一节中则如此说:“此一事最难。每遇缺分一露消息,荐者纷纭,竟有万难摆脱之势,而多年旧仆无不愿往。若辈存心所为此去发财耳。”[19]乾隆以后,由于捐纳盛行,仕宦之途变得更为错踪复杂。官员从候选,到候补,再到实任,往往遥遥无期。尤其是候补阶段,候补官员的生活往往陷于债台高筑的境地。他们借债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专门从事长随行当的人。这就形成了所谓“带肚子”现象。方大湜《平平言》云:“借用长随银钱,携之赴署,派以重任,俗名‘带驮子’,又名‘带肚子’。”[20]这种现象,在乾隆时期已经出现。汪辉祖《学治臆说》云:“选官初至省城,及简县调繁,间遇资斧告匮,辄向幕友、长随假贷子钱,挈以到官,分司职事。”[21]其中因为向长随假代子钱而挈以到官分司职事的情况,就是后来所谓的“带肚子”。清代中期之后,由于军功竞进、捐例广开,由吏部分发各省的候补官员有数百数千计。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八年的《条陈办戒因循疏》中说:“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 同、 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22]这就是说,分发各省候补州县官在实任或署事之前,非借贷不可。欧阳昱《见闻琐录》记同、光间候补官情形:“余见近日候补州县,贫至饔飧不级,饿死在旦夕,不得已借重债以救目前,苟延性命,他日何如,在所不计。于是有放官债者,谓之‘赌子’。言以此为赌子也。赌子探知其名次在前,三、五年可署事,然后放之,非是则不放。……其在仆人,则名目甚多。有放银三、四百两,议为稿案门上,管一县讼狱者;议为钱漕门上,管一县征税者。其次放银一、二百两,议为签押门上,管一县案卷者;议为办差门上,管一县杂役者。亦书议字,别立借票,其自较重,在三分上下。及委署到任后,彼辈皆如议而来。需次久而借债多者,则署中皆赌子。”此所谓“赌子”,即上述所谓“肚子”。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清代州县衙门的家丁人数往往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之多。清代州县官随带长随虽然有二十的限额,而且有“如违定数多带者,降一级调用”的规定,但事实上这条禁令并未起多少作用。阮葵生《茶余客话》云:“州县二十人,女口不在此数,违者降级。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23]王侃《放言》也说:“今州县署杂处数十百人,终日扰扰。……汉制诸侯王奴俾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三十人。今州县长随,多者过于汉之列侯,少亦过于关内侯。”[24]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议准:“凡州县多带家人。该上司不行详参者,降一级留任;或系失于查察,罚俸一年。”[25]这种在法令上将违制处分由州县官本人而“株连”到上司官员,也正说明州县官多带家人的现象有禁无止。清代政府于乾隆元年(1736)始,对州县长随进行行政管理。是年议准:“州县收用长随,照旗员例,于到任后,限三月内,将长随姓名、籍贯、年貌,并管何项执事,一一开明,造具清册印结,分报该之上司存案;有辞退回籍及驱逐者,亦即开具事由,申报上司查核。倘本官以以劣绩赃款被参,即将长随一并看守,审明完结。至现在州县之长随,亦令一并据实开报,以便稽核。如该州县官,将所用长随册报不实,经上司查出指参,即将该州县官,照遗漏造册例,罚俸三月;各上司未经查出、据册转报者,罚俸一月。”[26]然而,限额既无法实行,上述册报也就不可能详实。在清代有关地方行政的政书中,大抵在“用人”一项之下,都提到家人长随,但没有“册报”的记载。所以,“册报”云云,往往权一时之宜,久之不过具文而已。乾隆十四年(1749)议准:“各省督抚,务令将州县长随按季查核,出具并无册报不实印结,申送督抚衙门存案。如督抚以及上司不实力稽查,别经发觉,将该管上司,照失于觉察例议处;该督抚照不行详察例议处。”[27]可见,至少这项册报的政策,没有发生持久的效力。嘉庆五年(1800)定:“州县官所用长随册报不实者,降一级留任。”[28]比之康熙二十五年对多用长随之州县官以“降一级调用”,其处分反而为轻;道光四年(1824),则取消了乾隆十四年对督抚不实力稽查的处分规定。[29]这说明对于州县长随的行政管理最终不得不因为州县不实报、督抚不能详察,而予以放弃。因此,清代的长随,尤其是州县衙门的长随,始终是地方官员私自雇佣的一种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一种行政力量而存在的。
      与长随相关,衙门中还有一种参与行政的人员,即称之为“三小子”的人。这可以说是长随的长随。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云:“再就衙门里的人说,县衙门里边住的是县官和家属,以及由县官带来的幕僚和家人……,还有伺候家人的人,衙门里称为‘三小子’。”[30]长随是主人老爷的仆人,“行二以呼二爷”;[31]长随的仆人,行辈在三,所以有“三小子”、“三使”等名目。“三小子”由长随带来,为长随服务,自然要听长随的差遣。除照顾日常生活之外,也代替长随在衙门内“跑腿”。方大湜《平平言》云:“本官有事吩咐书差,例有门丁传谕,……知各房书办、各班差役,均归看门之差役传唤,门丁初不亲自传唤也,不过令三小子站立门房之外呼把门人役,令唤某房书办某某、某班差役某某即刻进署听候谕话而已。”[32]书吏进入内衙,也由三小子陪领。[33]这是门上的情况。长随雇佣仆人,大抵限于上了年纪的长随。长随受雇于官府,不能象官员那样随带家眷,生活需要自己料理;上了年纪,也就往往将年幼子弟带在身边,以为生活上的照应。公事方面如传唤找人等事,也往往“大人差小孩”,让腿脚灵便的“小三子”去。从清代的情况看,三小子不仅限于门上,签押、差总等长随也有“三使”。[34]三小子的作用一般限于传唤找人。裘慎甫《游宦述怀》云:“百里的公文来调,插翼的内札相招,端只为案情中供看多潦草,没奈何打叠行装上省跑。茶号房嚎,小三行找,只这禀到时吵得个昏头搭脑,禀见时吓得个魄散魂消。”[35]所云“小三行”,即指三小子。裘慎甫在曲中注云:“各衙门执事人夫,为小三行。”这系概言,并非衙门中所有执事人夫皆称“小三行”。“三小子”也称之为“行”,说明替长随在衙门内奔走,也成为一种行当。


    “假门上”


      清代地方官的长随,因其职能不同,大体可分为五个种类:(一)门上;(二)签押;(三)管事;(四)办差;(五)跟班。
      “门上”是衙门中看管宅门长随的称谓,意思是在门上当值之人。又称“门丁”、“司阍”和“门房”等等。
    清代地方衙门的布局,有“内署”和“外署”之分。“外署”指“大堂”及厢房。“大堂”为地方官处理重大事件的地方;两边厢房是六房书吏和三班差役办公的地方。“内署”指“二堂”、“花厅”、“签押房”及两边厢房。“二堂”是地方县官处理普通事件的地方。通常所谓“升堂”,指地方官在“大堂”和“二堂”理事。具体在“大堂”或者在“二堂”,要视事件之性质而定。通常,地方官升堂理事在“二堂”。“大堂”则非重大或关紧要之事不升。与此相应,地方官升二堂与升大堂在体制上也有所区别。升二堂一般穿戴公服,使唤之吏役一般也限于值堂书吏和经承差役,与事件无关之吏役不与;升大堂则州县官必须穿戴朝服,六房三班吏役都要齐集排衙。“花厅”是州县官接待宾客和商议政事的场所,具体地点一般在二堂之侧,但也有在内宅者。“签押房”是印官日常办公的处所,地点在二堂之侧。两边厢房或者书房是幕友的居所,也是他们办公的地方。在“内署”和“外署”之间,有一门相通,是为“宅门”。这就是“门上”看管的所在。此门之内,包括二堂、签押房及厢房和官员家眷、官亲、家人等居住之内宅,通称“宅内”。这就是官员、官亲、幕友、家人日常活动的地方。外署之吏役,没有使唤之令,不得入内。公文传送也以此为交接的枢纽。所以,宅门是“官长耳目咽喉之所”。[36]
      由于宅门“乃咽喉之要道”,门房事务也就特别繁杂。方大湜《平平言》说:门丁所司之事,约有五端:一曰传唤书差;一曰出纳稿签;一曰访察情形;一曰商量公事;一曰为官代劳。[37]就日常工作而言,门上所管之事如下:
      一、发梆传点,启闭宅门,以及维持衙署安全。
      衙门中有“梆鼓”,为官吏人等作息而设,即所谓“为各官禀见拜见、收发公文签稿套而设”。[38]据何耿绳《学治述略》记载:“春、冬二季,每日卯正一刻发头梆,辰正一刻发二梆,申初三刻发晚梆,酉正三刻宅门上锁。夏、秋二季,卯初一刻发头梆,辰初一刻发二梆,申正三刻发晚梆,戊初三刻宅门上锁。管门家人派有专司启闭者。”[39]与发梆相配合,还要传点。黎明发头梆,打点七下。发二梆,打点五下,[40]发晚梆也传点五下。41每日发头梆,门上开启宅门;发钥匙,放守署人役出署。[42]其时,六房三班内外人等,“尽行起身”。[43]“俟官起榻,下内签押房,发二梆”。[44]“二梆即发签稿,呈禀公文等件,或送进送出,即其时也”。但亦有早二梆送稿,晚二梆送签的。[45]“三更之后,发锁封锁宅门,点上宿人进署;吩咐厨房、茶炉、剃头、幕随、门印、跟班房、帐房、上房各处,均令小心火烛,各处守门户。”[46]同时,门上要“查守仓库、监狱民壮兵丁人等,以重防范”。[47]值得指出,当时衙门中发梆传点,不仅仅是作息的信号,它同时是官员办事公事的“仪注”。[48]
      二、收发来往公文,在内署与外署之间的传递稿案,以及发出差票。
      外来公私文件由把门差役接到之后,立即送达门房,门上接收,并登记,再送进签押房;外送之公私文件也由此登记发出。《各行事件》记载:“一切事宜,总要根寻,存写号簿,名曰‘日记’。有投递荐函,要问清住址来历;辞行问何日起程,至何地方,有何公事,总要登记,防备官问,以便答应”。“收平移文通缉事,俱要验明封外件数,将封拆看,是何公事,看毕送交签押房,呈官阅判到期。如文书错落、不对件数者,即唤把门差役,扣问来差,即备移文回复”;“至平常往来包封书信,切莫拆开,仍原封呈官”。“发上宪文书,及详文、一切禀报,而平常事务,总宜细心过目。字无错落,点明件数,方可再封口发出”。[49]衙门之内,一应公事由门上传交给外署之承发房;六房书吏所办稿案则由承发房送到门上,再由门上送到签押房。稿套的进出,都要亲自检点。[50]“每日所办之事,及发承行差票,必要亲手挂记,问明经承:某房姓名,原差某人;原、被告某人,某人具控某人,诉案词由,方好催案追差”。[51]
      三、禀报命盗案件,传集吏役,维持衙署秩序,以及接待过往人犯。
      “遇报命案者,必须看明词情由,令他协同地保,及房族邻人,前来告状。将报案之人,交差带往,随即将词呈官阅判日期,一面传齐刑、招房、仵作及站堂差役等,齐即请官坐堂”;“遇喊冤击鼓等事,即锅值日头目,问明情由。先看案之轻重,有词无词。若无词,吩咐值日头〔目〕带去做词。而后将词送进,呈官看过,判写日期下来,带交签稿”;“原差将凶犯人证如带齐者,即吩咐差役细心管押,随即请官坐堂问供收监”。[52]平时则于“二梆以后,门上查点本日案件数目,传唤书差,饬齐各案人证,伺候听审。如本日案件较多,晚梆以后,亦如早梆伺候”。[53]“凡官升堂,毋许书差交头嬉笑,插语高声。每晚堂,更要小心支更梭巡,更鼓务要严紧”。[54]“解来人犯,面谕差照票验明斗箕,标牌收监后,再拆来文,核对无错,方发刑房;照缮短文解票,送签押盖印挂号。次早,请官升堂点解,吩咐沿途小心;并发回照,交前站差领。如遇该犯带病,当取来解甘结。配军流徒,须要查其火牌文件,恐沿途错递。”[55]
      四、传唤询问赋税征解事宜。这是内署官、幕与外署户粮房,以及仓库各房之间传递信息的工作。
      据《各行事件》记载,这项工作的情况大致如下:“官到时,速传粮房查问钱漕、粮米、地丁、屯粮、渔租、杂税若干,前任已征若干,已解若干,务要查明批回,令他开出清单查核”;“问每年可有多少契税,现在有无瞒税者,问明详叙,回官出示,严禁瞒税;查问前任现在契尾存余有若干”;“唤仓房,查问常平、社仓积谷额数若干,现存仓中若干,查明斗级甘结、前官有无亏欠谷项,问现存何处,务要开呈清单”;“问户粮房,此地有无请帖承充牙行,杂税额规每年征收若干,此地有无领帖承充者,并问盐店当规若干”;“问户粮房经承,前官签点银匠何人,如妥送规礼,可回官另点别人”;“问户粮房有无民欠,有民欠即回官出票催追”;“问屯粮兵房,有无正副镶丁军家,务要查明,防备上宪提丁追费”——以上系官到任之初的工作。此后,“平日钱粮柜上征收之钱,签差下乡:追收之钱,必严令每日缴进。钱粮、地丁、屯粮、渔租、"
    10-02-26 文学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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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宗教改革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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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改革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 "
    十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出现的教会革新运动,也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旗帜下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反对西欧当时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即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并导致基督教新教会的诞生,形成路德的信义宗,加尔文和兹温利的归正宗,英国的安立甘宗及欧洲各国出现民族教会的新局面,由此促进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之风在近代欧洲流行。长久以来,史学界对这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着墨较重,而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的探讨则论述较少,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浅析。
    (一)
    十六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表征,资本主义萌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由简单的手工协作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然要求挣脱为封建经济服务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则正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场以宗教为形式的社会变革,它给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十五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东欧的波兰、俄国都已普遍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仅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但整个欧洲制度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封建制度又不同于东方的封建制度。
    东方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一元一体”制的,封建皇权自始至终都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势力长期臣服于皇权,虽偶尔能弄潮一时,却从未在政治、经济、思想诸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世俗王权是封建制度的唯一总代表;西方的封建制度则可以说是“二元一体”制的,这多出的“一元”就是教会封建主义,这样欧洲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大体就由世俗封建主义和教会封建主义两部分构成。二者势均力敌,彼此交替消长,既相互区别排斥而自成体系,又相互交融渗透。在西欧,提到封建主义就不能不提到教会封建主义,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封建主义其实主要是指罗马天主教会,称其为封建主义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封建主义形态。
    首先,在政治上,罗马教廷实行以教皇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教皇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决定教区的划分;教皇还通过教职任命在建立了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组成的封建教阶等级制,遍布欧洲各国的大小教区,实际是听命于教皇的封建行政区;教廷拥有法庭、监狱,可以更改国家法的判决,同时也不断粗暴干涉各国的内政;其次,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罗马的教廷及其教会更是欧洲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因而也是最大的封建主,天主教会至少拥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教会土地上的农民不但要受名目众多的赋税徭役的剥削,而且还受到什一税和高利贷的盘剥;最后教会神学思想更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主体,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正是由于中世纪欧洲教会的特殊形态,罗马天主教会成为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欧洲“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西欧(尽管有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他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①因此反封建就必须要反对罗马天主教。因此,当时的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以反对天主教为形式的反封建运动。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首先爆发于德国,随后迅速向周边蔓延并逐渐从一种地方性的斗争转为全民族的甚至全欧洲的规模斗争。它与天主教的斗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思想上与天主教三大理论支柱的斗争。
    罗马教皇维护封建制及其地位的神学理论支柱主要有三点即教皇最高权威论,“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教士特权论。正是这三根支柱禁锢了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让人们终日活在对“原罪”的恐惧里,活在对“救赎”的追求中,使人失去了进取之心。而宗教改革时产生的新的宗教观则让人重新又获得自由。
    首先,针对教皇最高权威论,路德提出了新的教皇观。他认为基督教的首领是基督而不是教皇,教皇仅仅是罗马的主教和牧师。“教会在世界上不能有一个头,世上也没有人能统治它,主教和教皇不能统治它,只有在天上的基督是头,也只有他统治。”②这一观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另外,加尔文也说:“我们所谓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旨意,也就是上帝自己决定了世界上每个人的成就。”③“上帝创世以前,他已藉着基督拣选了我们。”④这里加尔文也把人的一切直接归于上帝,他以上帝的绝对权威论就否定了教皇的权威。
    其次,针对“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路德指出了圣礼观,主张减少和简化圣礼,至于圣礼的作用他则认为:“我们教会教导人,设立圣礼不单是要作为上帝恩赐我们旨意的标志和见证,为要激励并坚定领受圣礼之人的信心……因此,我们教会弃绝那些人说,圣礼的本身使人称义,而不说相信罪得赦免的信仍是为领受圣礼所必要。”⑤而对“善功”赎罪论,路德则说:“你唯有因信才能得救,即令你无法行别的,也能得救。”⑥在路德眼中“信”才是最重要的,而并非“圣礼”,并非“善功”。
    最后,针对教士特权论,路德又提出了“平信徒皆为祭司”的理论。他说:“让每一个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确知: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彼此没有分别,即是说,我们对圣道和一切圣礼都有同等的权。”⑦由此,路德就剥下了教士神圣的外衣,否认了他们的特权,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
    这样,宗教改革就首先从思想上解除了当时人们的禁锢,而思想的解放则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使人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并从思想上为人们接受新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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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页
    ②马丁.路德《罗马教皇权》《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 第124页
    ③加尔文《基督教原理》费城版 第926页
    ④《以弗所书》《圣经》现代中文译本1982年香港版 第295页
    ⑤《奥格斯堡信条》第十三条《历代基督信条》基督教辅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⑥马丁.路德《教会被虏于巴比伦》《路德选集》上册 第289页
    ⑦《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二 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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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经济上的斗争。当时的天主教拥有大量的土地,为此,宗教改革时期,许多人倡导将土地收归国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外宗教改革家们还坚决反对教延出售赎罪券,反对高利贷等,从各个方面来打击教延在经济上的种种特权。
    第三,政治上,首先否定了教权至上。路德指出世俗政权亦是上帝所赐,同属“属灵等级”宣称世俗国家并不依附于天主教会,并提出要取消教会在司法、出卖圣职、施行特恩等方面的特权;其次,他又倡导政教分离,他主张政府不干涉信仰,教会也不干涉政治,他说:“教皇和主教应真正做主教,宣扬上帝之道,但他们却放弃了这个责任,变成了世俗的君主,用那专管生命财产的法律施行治理。他们是如此彻底地把事情颠倒了!”①
    这样,通过宗教改革时所传播的一系列新观念必然打击了天主教,而打击了天主教就是打击了当时的封建制度。首先,否定天主教和教皇的无上权威就是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中世纪西欧的等级制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西欧封建等级制的第一等级就是教会等级。而神职以外的世俗人则都低于这个等级。对此新兴的市民阶级极为不满。路德就认为教俗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所谓差别,只是职务和工作上的差别,而不是等级上的差别”,②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世俗的平等,贵族与市民、农民一样也无贵贱之分。他说:“不管他是男是女,是王侯、农民,是修道士和平信徒,”“在基督徒中间,除基督以外,没有尊长,大家都是平等的,有同样的权利、禀赋与荣誉……”“世俗掌权者也是一样,他们不过是受委托,拿刀和杖,惩罚恶人,保护善人,一个皮匠、农民各有各的工作和职务,他们也都是受了圣职的神甫和主教……”③在此基础上,加尔文教会所具有的民主共和性质又为世俗政权的民主共和化奠定了基础。加尔文把教会称为“上帝之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他看来,上帝极推崇教会的权威,但他坚持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从而避免了像在天主教会中所存在的那种专制色彩。在加尔文教会中,教牧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差别,而被统称为“监督”。牧职是完全根据《圣经》设立的。加尔文称:“《圣经》设立了三种牧职,同样古代教会将教牧分为三种职务,他们从长老中选立牧师和教师,其他长老主持训戒和纠正的事。执事受任照管穷人,处理周济。”而这种职权分明的教会组织是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按立长老的方法,就是由会众投票选举”;“监督必须由人选立和委任,才算为合法的选召”。④这里,一方面是教会权威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是教会组织的民主共和,这二者的结合便决定了整个国家政权性质的转变。对此恩格斯说:“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和领主吗?”⑤另外,加尔文的“天命说”更是强调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其意志体现于全部空间与时间之中,他提出:“万事均由上帝的秘旨所统括……无一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⑥他将人的得救与否也完全归于上帝的拣选预定,这就从新角度解除了人们对天主教会的依赖,否定了教皇及其神职人员的特权,同时又借助上帝的意志肯定了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思,在人类历史上“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在上帝的新的特殊旨意管理下”。⑦从而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蒙上了一层了神圣的外衣,为反对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些都是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封建制度的打击,而除此之外的又一重要的表现就是由宗教改
    革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运动与革命,这系列运动与革命也给了西欧封建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
    首先是德国的农民战争。当宗教改革一在德国爆发时,农民们就把这当作解除其自身苦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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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三 第254-255 卷二 第69页 卷三 第353页
    ④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香港版 卷四 第54-58页
    ⑤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页
    ⑥⑦加尔文《基督教原理》费城版 卷十一 第199页 卷一 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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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宗教改革过程中一系列的思想也给当时德国农民的思想带来冲击。路德在运动一开始就曾大声疾呼:“为什么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则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君,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①他还说道:“上帝的语言就是剑,就是战争,改革迷途和毒药。”②这些都给德国的民众带来很大影响。虽然路德本人在后期思想发生了转变,反对使用暴力,并害怕农民战争,以至后来对农民战争深恶痛绝,但是形势的发展并非他所能控制的。1524年6月,德国南部的农民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几乎席卷了整个德国。虽然这场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给教俗封建主以沉重的打击。
    其次是在宗教改革思想影响下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日内瓦,1536年加尔文开始在此传教,并创建了共和化、民主化的加尔文教,在它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力图将反教权和反俗权结合起来,开始对世俗封建制度实行大反叛,并在日内瓦建立了神权共和国。在尼德兰,宗教改革运动不断深化,并演变成更大的变革世俗封建制度的革命风暴,经过数十年战争终于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了资产阶级的荷兰国。在英国,加尔文的预定论与共和主义思想为清教徒所继承,最终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废除了日暮途穷的封建所有制,在预定论思想的鼓励下,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唱着圣诗,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和革命的正义性,向封建王朝开火,于1649年将英王处死,宣告资产阶级共和的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以宗教改革为形式的社会变革运动已彻底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在思想,在制度等各个方面,将中世纪笼罩在欧洲上空的封建制度彻底地掀了去。给人们以自由地呼吸,同时由于这一改革运动而产生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也促进了当时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
    宗教改革运动不仅瓦解了欧洲封建制度,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发展与资产阶级的产生,从而加速了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
    在“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神学。”③当时欧洲封建社会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政治、法学等都合并到神学中去,宗教神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要求人们禁欲,不注意个人的价值等等,这些都与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完全相背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发展就必须要先打破这种思想上的束缚,而宗教改革则正是对思想领域的一次解放运动。
    路德为了反对罗马教廷的思想禁锢和精神专制,提出了信仰自由的主张,他认为人们信仰完全应由个人决定,反对任何以暴力干涉、强迫命令、压制信仰自由的行动,他说:“要用暴力命令或强迫任何人信这信那,不但无益,而且是不可能的,这必须用别的方法达到,不能用暴力去完成。”④此外路德还宣扬“因信称义”说。他认为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切,人只要有信仰,无须任何中介或代祷者,就可以获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信仰是使得人与上帝面对面,“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居于其间”,⑤信仰使人摆脱了一切外在的束缚,在上帝面前,只要求个人的心、灵魂,个人的信仰在场,人就可以靠自己的信仰来解救自己。这样人就从中世纪天主教所宣传的一系列教义中慢慢走了出来,思想的解放使得近代科技得以发展,这样就加速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为了适应市民资产阶级的需要,路德又提出宗教信仰应从时间上和金钱上厉行节约,即推行廉俭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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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 第406-407页
    ②朱寰《世界古代史》第573页
    ③马丁.路德《罗马教皇权》《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 第469页
    ④《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三 第235页
    ⑤《路德选集》香港版 上册 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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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天主教会的节日繁多,危害极大, “一般人在节日除受精神上的损害之外,还要受两种物质上损害,既荒废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花钱比平常更多,甚至损害身体,使之不宜于工作”。①为此,他宣布除礼拜日外所有的节日都应废除,并建议把一些较为重大的圣徒节日也归并到礼拜日,或仅在节日当天举行一个早弥撒,把该日的其余时间仍作为工作的时间。这样既缩短了圣礼所占用的时间,又节省了开支,这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很重要的。加尔文也在其预定论中提出选民要具有高尚的品德,其中之一就是“节约、俭朴”。他认为不应该把财富视为罪恶,主张人们顺从上帝的呼召,在各自的职业中追求与获取财富,此为上帝所允许并加以支持的。但对财富的使用,应加以节制,不应有“过份的贪欲和无度的浪费……奢侈和享乐”,②反对“过份享受美酒,以致脑满肠肥”。③这里加尔文通过宣扬有节制的生活和限制浪费而建立起了新的道德观念,使财富的积累成为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这也正符合了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的需要,加速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
    除此之外,在上文也提到过,加尔文通过宣扬“天命说”来强调上帝的意志决定一切,以此来肯定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加尔文还把现世的奋斗和事业的成功与得救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的一生,有的飞黄腾达,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却抑居卑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上帝的拣选,被上帝选中的即为“选民”,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支持与保护;而未被选中的即为“弃民”,这样的人将受到永罚。与此同时,加尔文又通过“呼召说”将上帝这种“选民”与“弃民”不可探知的神圣加以显像化。他说:“上帝的特别拣选本来是隐藏着的,却由呼召而表明出来,因而呼召可称之为拣选的证据。”④而呼召的具体征兆有三,其中一条就是要能够勇于斗争,百折不挠,去争取事业的成功。他认为:“凡欲求来世在天国得到光荣的,在今世必须斗争,而斗争之胜利必须经历无数困难及克敌制胜始能获得。”⑤这样经过斗争获得事业上成功者,不仅死后升天堂,而且在现世又可以理所当然地获得财富,过着优裕的生活,因为“一个人所享有的财富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上帝的分配”,⑥而对于未积极斗争、缺乏勇气或在竞争中失败的人,不仅死后被定罪,而且现世也要生活于苦难之中。依此说教,今生事业的成功,财富之获得,既是上帝之呼召,又是获得上帝拣选之明证,既可在现世过优越生活,又可获得天国的入门券。所以,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加尔文教徒无一甘愿自暴自弃而当弃民,都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事业上得到上帝的帮助与肯定,在激烈竞争中奋起拼搏,百折不回,全力以赴,在挫折中增强信心,在失败中鼓起勇气,力求最终获得成功,以最后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就顺应了当时历史的潮流,完全推翻了中世纪天主教宣传的教徒要轻视今生的财富,安于贫困,反对经商致富的说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⑦
    由此可见,宗教改革时所涌现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加尔文的宗教观,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要求一种符合自身发展的大的政治环境。他们越发展,可以说封建制度就越岌岌可危,所以说宗教改革加速了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
    (三)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地区同时爆发,也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革命
    形式、程度都相同,其原因尽管有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差异,但与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也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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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二 第127页
    ②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十九 第210页
    ③④⑤⑥加尔文《基督教原理》费城版 第724、964、714、408页
    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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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看最先爆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德国。在德国,新教徒们主要信奉的是路德新教。早期路德确曾倡导要使用暴力,但其矛头主要是指向天主教会,而并非直接指向封建政权,所以,当农民战争爆发时,他退缩了,转而攻击农民战争,与封建诸侯站到了一起,因为农民战争已危及到了封建政权的统治。路德先针对农民起义的纲领鼓吹农民只能以和平方式呼吁改革,决不能反抗领主,并利用《圣经》宣称“动刀的必死于刀下”。1525年4——5月间,他又在撒克逊选侯辖境各地进行反革命的宣传,发表了《反对杀越贷的农民暴徒书》,叫嚣要“戳碎、扼死、刺杀”农民,谁为镇压革命而死就成为“殉道圣徒”。①路德新教已成为了诸侯们加强统治的工具。虽然在此后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确定的“教随国定”的原则,使路德教正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可说是当时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大胜利,但德国的封建制度并未被推翻,并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其中路德教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主要是由于路德在否定教权的同时他肯定了封建诸侯的政权,这是其保守的一面。他以君主至上的观点来否定教权至上之说,指出世俗政权也是上帝所赐,同属“属灵等级”,并据此由进一步论证了教权应服从俗权,对此威尔.杜兰特这样写道:“各地诸侯对新教均表示欢迎,因为他发现,新教不但是高举国家,而且服从国家,由于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的象征,因此,他们接受新教即无异于使他们在其领域内变成精神上及尘世上之双重领袖。”②与此同时,完全受路德教影响的北欧诸国,丹麦和瑞典国也先后支持并建立起路德派的国家教会,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沿续着封建制度。
    而在宗教改革时期同样传播于许多国家的加尔文教则与路德教不同,在加尔文教的影响下爆发了一列的以宗教为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比起德国的农民战争来要深入许多。
    加尔文教首先在日内瓦取得统治地位,1541年以加尔文为首的宗教改革激进派在日内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式的长老制教会。它有力地维护与巩固了日内瓦的资产阶级政权,并成功地主持了西欧第一个资产阶级神圣共和国,并以此为基地,多方派员宣传其教义,使加尔文教迅速传播于尼德兰、法国、苏格兰、英格兰等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区。
    在尼德兰,加尔文教迅速传播着,从1566年起,尼德兰加尔文教信徒掀起反天主教会的破坏圣像运动,遭到了西班牙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之后1572年爆发更大规模的北方起义,北方的革命又推动了南方,革命进入高潮,这期间由加尔文宗精神统治的18人委员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获得了胜利,而这场革命的胜利,加尔文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英国,其资产阶级革命也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英国的清教徒们将加尔文教教义与其政治目的相结合,经过激烈的斗争,国王查理.斯图亚特被送上了断头台,新成立的独立派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废除了贵族院,规定了一院制国会为全国最高立法机关,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国务会议掌握了行政权,国会正式宣布英格兰为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这两次革命虽然都打出了加尔文宗的旗帜,但尼德兰只是局部性的胜利,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封建统治,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这主要是由于,在英国,加尔文宗精神渗入了国教会,并扩大至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中间,最后又从封建王权把持的国教会中分化出了清教,清教比尼德兰革命中的加尔文教更高出了一筹,它不是在民族独立、反对天主教会的圈子里原地踏步,而是不断以血与火的斗争去赢得资产阶级的政权。
    综上所述,在宗教改革时期,各家各派思想的不同,对当时欧洲各处国家与地区的革命方式与程度有着深浅不一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影响的又一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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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宗教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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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适学术成就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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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学术成就探因 "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国学基础的奠定
    胡适的“破蒙”教育是比较早的。在他还不到三岁时,他父亲便亲自当起老师,一边教妻子冯顺弟认字,一边教小胡适认字。在父亲忙时,他的母亲便当起了代理教师继续教他认字,她自己也借此温习熟字。就在这样的温馨团居生活中,在其母亲认得近千字的时候,小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亲胡传去世后,其母亲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适身上,谨尊亡夫“糜儿天资聪明”应“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亲自把不到四岁的胡适,送到私塾读书。由于小胡适此时已识得近千字,故不须念《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一类“破蒙”的读本。他最先读的书,则是他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体现儒家人伦和程朱理学精神的《学为人诗》、《原学》二本。他父亲所秉承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随之遗留了下来。为了使先生能够尽心尽力的教,使小胡适受到更好的教育,别人家教两元的学费,其母亲都是加倍的给,并叮嘱先生:“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开揉碎,由浅入深的讲解,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一生最得力的讲书正是他“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3]
    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  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  “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与丰富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  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四、社会需要的推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五四运动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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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文学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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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衡财政政策中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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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财政政策中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分析及对策 "

    (一)加快财政监督立法进程,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研究制订《财政监督法》以及完善各项财政、预算、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财税法律框架和财政监督法律体系,把财政监督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使财政监督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二)监督方式要有所创新。改变单一的事后检查型的监督方式,采取事前预警、事中监管、事后评价、跟踪反馈等多种监督方法,形成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并存的新格局。

    一是事前预警。对项目立项的合理性进行论征。在财政资金使用中,项目前期准备不足的现象大量存在:有的项目工程概预算与实际资金需要差别很大,资金缺口无从解决;有些地方反映拿到资金感到措手不及,来了钱不知道是干什么,来了钱不知道是给谁的。因此,财政监督机构要参与项目立项工作,对项目的论证过程的可行性提出合理化建议。二是对项目借款的偿还能力进行论证。财政监督部门要落实还贷资金是否有可靠来源,督促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对还贷资金作出具体规划,测算各方面的财力和资金来源,制订出具体的还贷计划。

    二是事中监管。财政工作要一手抓好分钱,一手抓好管钱,两手都不能软。财政部门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着不可推卸的监督职责,必须睁大监督的眼睛,监督跟着资金走,财政资金分配到什么地方,财政就必须监督到什么地方,建立跟踪监督机制,随时掌握预算单位资金增减变动情况,对资金的去向和使用实行有效的监督检查。财政监督要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范违规违纪与损失浪费的屏障,以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运行与高效使用。

    三是事后评价。建立资金使用效果或效益评价制度,以利于调整政策,改进工作。

    (三)建立灵敏的财政监督信息反馈系统。财政监督机构要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通过软件开发,计算机联网手段,收集并储存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情况,实行财务数据信息共享,便于财政监督部门运用预测和分析的方法,排列监督重点,查找存在问题,对带有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的意见或建议,有针对性地完善有关法律政策,保证国民经济在法制的规范下健康运行。

    (四)监督的内容也要有所改变。财政监督要从偏重微观监督向强化宏观监督转变,应从过去对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检查转向对预算执行情况、财政收入的征管情况、政府采购、转移支付以及财税政策的执行情况和财政运行状态进行反映和监控。 平衡财政政策中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分析及对策
    摘 要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几年,税收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在政府实施平衡财政政策的条件下,应总结税收政策的成功经验,消除税收认识上的误区。深化税制改革,以利于国民经济步人良性循环轨道。
      关键词 积极财政 宏观税收负担 现状分析 政策建议

    1 宏观税负率的界定
      宏观税负水平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水平,是用相对数表示的税收量的规定性。通常用一定时期内国家税收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除税收外,各种形式的收费、预算外资金、制度外资金还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这些资金实际处于政府财政的控制之外,并没有形成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因此,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可全面反映政府从微观经济主体获取收入的状况,说明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及企业的负担水平;而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小口径宏观税负,则可真正说明政府的财政能力的强弱。
    2 我国现有的宏观税负率水平
    2.1 小口径宏观税负
      近10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经历了一个由降到升的过程。近年来,我国基本建立了持续、稳定增长的税收机制。税收收入呈现高速增长,年均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长幅度。2002年和2003年全国的税收收入先后突破1.5万亿元和2万亿元,2004年则突破了2.5万亿元(如表1)。
    2.2 大口径宏观税负
      各种形式的收费、预算外资金、制度外资金难以控制和计量,并且其收入范围变化较大。但有学者对部分年份的数据做过详细的测算,如2000年预算外收入占GDP的14.43%,各类收费、罚款占GDP的5%,并且预算外收入的增长幅度均大于GDP的增长速度,比重不断上升。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有了较大增加,也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如表2)。
      综上所述,在总体税收收入规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其他收入规模未见减少,同样快速增长,使得我国政府整体收入占GDP比重约为35%左右。
    3 现有税负状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3.1 两种口径宏观税负差异造成的危害
      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膨胀,必然增加纳税人的成本,同时加剧了涉税违法行为的产生,侵蚀税基,降低税收收入。首先财政分配是国家集中性规模化的分配,预算外收入由于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被分割在不同的部门、行业,难以发挥资金的规模效应。其次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监督,大大削弱了财政的调控能力,必然造成公共分配秩序混乱,为政府机关公职人员产生“寻租”行为提供了腐败的社会土壤。不同地区的收费项目、数额存在较大的差别,造成了经济主体负担上的不公平。也给企业财务上的分配造成混乱,干扰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和管理,增加了社会整体的运行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率。
      总之,大量在财政预算外分散和不规范的政府收入,扰乱了公共分配秩序,造成财政困难。既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又破坏了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经营的正常外部环境,已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要消极因素,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规范。
    3.2 税负过重和不同行业、地区、所有制企业的税负不平衡造成的危害
      按照世界银行对30个国家的税收负担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设定税负压力指数,指数越高,企业主的税收压力越大。中国的税负压力指数为154.5点,税收负担仅低于法国和比利时,排在第三位,属于税负较重的国家。发达国家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约为40%~60%,但这其中包括高水平的国家和个人医疗、养老保险基金,比例约为15%~25%。而我国的社会医疗、养老保险还处于初级阶段,实际税负比重还相当低(见表2)。综合而言,我国的实际税负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而远高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我国的税负结构也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税负重于非国有企业,内资企业重于外资企业,内地企业重于沿海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重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状况同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4 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
      政府在社会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征收多少,即适宜的宏观税负率,在不同的国家、制度下,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4.1 价标准
      在拉弗曲线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应存在一个最佳的宏观税率。这个宏观税率应该是纳税人能承受的、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有利于政府职能顺利实现的尽可能低的税率。
      具体衡量、判断一国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的标准有:能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基本上与GDP保持同步或略高的增长;能否保证政府实现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基本财力需求;是否被社会普遍认可、接受,要体现税收效率与公平原则;不应高于国际上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宏观税负。
    平衡财政政策中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分析及对策


    4.2 合理税负水平
      从最佳宏观税负率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明显偏高。政府收入是政府活动的成本,政府在保证其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质量,不因税负水平下降或减少的条件下,应将企业和居民为消费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尽可能的降低,提高政府的活动效率。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与该国的年人均GDP正相关(见表3)。
      从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人均GDP达到1 100美元,小口径税负水平应在27%左右比较适宜。但由于我国前期积极财政政策中,较多的支出投入基础项目建设中,以拉动经济快速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范围有所不同,宏观税负率适当得到提高。但现在我国经济已出现局部过热,通货膨胀抬头现象。应尽快转入平衡财政政策,减缓税收高速上升势头,逐步降低整体税负负担。
      通过分析表明,现阶段在平衡财政政策下,我国35%左右的宏观税负率明显太高。因此,我国需要尽快改革现有的税收体制,把大量各种形式的收费、预算外资金、制度外资金纳入到正常税收收入中来。减少财政中基础项目建设的投入,同时应大幅度提升社会医疗、养老保险基金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的控制目标,应该是税收收入占GDP的22%,预算外资金收入不超过GDP的5%,合计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保持在27%左右。
    5 调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对策
      由于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较重。当前宜采取降低税率、扩大税基,达到增加税收的措施。
    5.1 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框架,提高财政效率
      遏制非税负担,改变税费并重的畸形财政体制。逐步取消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提供普遍性各类服务收取的管理费,所需经费通过财政预算统筹安排。优化公共支出职能结构,合理使用财政资源总量,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确定经济建设支出结构中各类的支出额度,监督、跟踪、落实各类资金的支出绩效。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监督。在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和规范的法制约束下,建立科学的支出管理机制,有效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改革财政资金的拨付方式,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并强化部门预算制。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以公开、公正、规范、透明的方式代替现有的分散采购方式,抑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5.2 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种运行机制
      从总体上对税收制度做整体考虑,对各税种的地位、作用和税种之间的关系加以协调,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合并性质相近、征收交叉的税种,对征收某些特定目的的税的必要性和其效果重新论证,权衡利弊后进行调整。可以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以大幅度提升社会医疗、养老保险基金的税收收入。
    5.3 适度的减税政策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实行的平衡财政政策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应充分发挥税结构,适度减税非常必要而且可行。因为与国际主要国家相比较,虽然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不大,且以刺激效应相对较小的流转税(主要为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偏高,内外资企业税收负担不均,而且我国税前扣除项目少,企业经济效益低,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就显更重。减税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政策明显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对流转税减税的扩张效应主要体现在供给方面,而对所得税减税的扩张效应主要体现在需求方面。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减税方式:
    (1)积极推进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消和谐财政政策的抉择原则及其评价框架
    摘 要 和谐财政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谐财政政策的抉择应该实现“两只手”的和谐,实现价值观的和谐,实现短期和谐与长期和谐的统一,实现局部和谐与整体和谐的统一,实现内部和谐与外部功效和谐的有机统一。对财政政策的和谐性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是最大程度发挥和谐财政政策功效的保证。
       关键词 和谐财政政策 内部和谐性 外部功效和谐性 抉择原则 评价框架

    1 和谐财政政策的内涵
      和谐财政政策,是指能够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而财政体系自身又能够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和谐财政政策要求既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又不至于损害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和财政自身的和谐循环,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和谐财政政策至少应该从两个角度进行诠释:第一、内部和谐性。和谐财政政策的内部和谐是指各项财政收入政策之间具有和谐性,形成科学协调的财政收入体系;各项财政支出政策之间具有和谐性,形成科学协调的财政支出体系;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之间有效协调,实现和谐。第二、外部功效和谐性。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任何财政政策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调控功效。和谐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谐是指各项财政政策的调控目的是统一协调的,在调控中发挥着配套作用,应该防止出现功效矛盾甚至完全抵消的情况;同时各项财政政策均应该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
      和谐财政政策的内部和谐性与外部和谐性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和谐财政政策的内部和谐性是和谐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是外部功效和谐性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部和谐的财政政策体系,就不可能实现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谐,也就不可能长久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和谐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谐性是和谐财政政策的本质内容和根本目的。和谐财政政策是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因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和谐财政政策的根本目的。
    2 和谐财政政策的抉择原则
      树立科学明确的抉择原则是和谐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前提要求,也是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财政政策的抉择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为依据,以实情为基础,采用正确合理的方法对各项财政政策进行科学比较择优的过程。总体方向上和谐财政政策应该遵循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原则,具体来说主要应该遵循以下根本性原则:
    2.1 遵循市场优先原则,实现“两只手”的和谐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中必然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发挥主导调控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但是政府主导绝不是政府主宰,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而不依照市场规律办事;也不是政府主财或政府主干,不发挥市场活力;政府主导不是要求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进行全方位的干预,而是要求市场自身能够解决好的尽量由市场解决。总的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政府调控(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实现“两只手”的和谐。
    2.2 遵循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我国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和原则。这些要求和原则在和谐财政政策中就是要注意处理好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合理的效益观价值观。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表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财政政策应该注重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实现价值观的和谐。
    2.3 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注重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追求的是长期和谐。而一项具体的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相对来说具有时效性和短期性。如果为了追求短期的和谐而损失效率,实质是对长期和谐的损害。因此和谐财政政策必须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短期和谐必须服从长期和谐而实现统一。


    .4 遵循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和谐财政政策的外部功效是相当广泛的,在抉择过程中必须根据科学的价值观对其在不同时段、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外部功效进行判断权衡。只注重某一方面和谐而损害整体和谐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和谐财政政策应该综合考虑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实现局部和谐与整体和谐的统一。
    2.5 明确主次和先后
      财政力量相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发展的需要是有限的,急功近利思想不仅不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发展,相反会危害财政政策的内部和谐性,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谐以及整体性和谐。和谐财政政策只有明确主次和先后,在实现内部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发展。
    3 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框架
      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和体现。为最大程度的发挥和谐财政政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功效,对其和谐性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是客观要求。
    3.1 评价的价值取向
      在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中,首要环节是判断的价值标准,即要求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谐财政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因此在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中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一切财政政策都要以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功效判断其价值,并做出相应的取舍。
    3.2 评价方法
      任何具体的评价方法都难免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为保证评价的科学性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方法至少要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评价方法多样性。只注重量化指标的做法很可能导致南辕北辙的后果,只有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才可以既保证准确的方向,又能够做出精确的判断。其次,评价时机全面化。既要注重事前评价(政策出台前的评价),还要注重事中和事后评价(即政策实施过程评价和政策实施后效果评价),加强对政策的跟踪监控才能持久保证其科学性。最后,评价角度多样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多方面的,仅仅在某一方面进行评价,难以对财政政策的和谐性形成正确认识。
    3.3 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框架
      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需要一系列的量化指标。而具体指标的选择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同一指标体系评价不同具体政策是不科学的。但根据和谐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可以构建统一的评价框架体系,如图1所示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
    4 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框架的应用
      和谐财政政策的评价框架的建立,至少可以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通过该框架可以明确和谐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内容,指导和谐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在该框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设计出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下面将对后一方面进行说明。
    4.1 关于和谐财政政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根据评价框架,指标体系首先分为三个一级指标体系,即内部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外部功效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内外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每个一级指标体系再次分为相应的二级子指标体系,如内部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再分为收入政策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支出政策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收支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根据具体情况对每一个二级指标体系设计出具体的评价指标,如收入政策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可以采用以下具体指标,具体包括财政收入的各种比例结构、财政收入依存度(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财政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等。
    4.2 关于和谐财政政策评价模型的构建
      根据评价框架以及和谐财政政策的内在本质,可以从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方法建立多个可用评价模型。较为容易的是建立线性规划模型,通过对各项具体指标打分加权汇总,得出总的目标函数,同时根据一定的价值观设定出一些基本的约束条件。这种评价模型的优点是可操作性强,适用于多种评价要求且难度不大;缺陷在于评价结果受评价人员主观性影响较大,精确性不高,但通过人员素质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克服。
    参考文献
    1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武汉:湖北人
    民出版社,1997
    2 邓子基.现代西方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94
    3 向宏桥.恩施州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财政
      政策的抉择与评价[J].生态经济,2005(5)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财政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就为财政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为此,如何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财政监督机制,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现行财政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监督内容和方式仍以直接检查为主,针对事后的财务会计结果进行处理,缺乏事前事中监督。由于缺乏事前监督,单位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以争投资、上项目为目的,只注重争取建设资金,对于项目立项可行性、投资收益、偿债能力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因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预算不足等问题,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监督滞后于财政管理,不能对整个资金使用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督,因此使财政管理中许多不应发生的问题发生了,而且有些违纪问题触目惊心:截留、挪用、支出效益不高、损失浪费等问题诸多,有的甚者连人民的“保命钱”社会保障资金也敢挪用。

    (二)财政监督偏重微观监督,忽视宏观监督,已与现行的财政职能转变不相适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主要通过税收来调整,财政将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对企业财务收支管得过死的状况应该改变,对企业财务决算的审核要逐步交给中介机构来完成,今后财政监督工作应主要强化对预算执行、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宏观监督。这就要求我们的财政监督的思路、方式、手段也要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行政事业单位违纪类型为例,真正属于财务会计处理上的问题属于少数,而违纪的实质在于部门、单位领导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的违纪,如:擅自立项收取基金,挪用专项资金等,而对这种行政违纪,再采用经济处罚手段,就难以发挥监督制约作用。

    (三)财政监督绩效的考核指标弊端严重。长期以来,对财政监督机构的考核指标是以组织收入为主,也就是以入库额多少为评价指标,这样造成了现行财政监督存在着重检查,轻整改,重罚缴,轻堵漏,监督检查与规范管理相脱离。一方面监督机构认为处罚数额越大,监督成效就越突出,从而把查处违纪行为作为财政监督唯一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被查单位感到监督检查只是罚款了事,这就促使被查单位在违纪风险与成本和违纪“收益”之间权衡得失,认为查着了是你的,查不着是我的,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这也是出现边查边犯,屡查屡犯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监督与管理相脱节。目前,财政职能部门尚未与监督机构建立规范、畅通的沟通方式和制度,致使监督机构不能准确掌握各项财政资金的拨付情况及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使监督检查工作经常处于被动地位,降低了检查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权威性。

    (五)财政监督立法严重滞后。建国以未,财政立法取得了显著成绩,相继颁布了《预算法》、《会计法》、《税收征管法》等财政法律、法规,使财政运行中一些重大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财政立法严重滞后,迄今尚无一部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对财政监督职能、内容和手段等方面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开展财政监督工作时,至今还是依照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和财政部于1998年制发的《财政检查工作规则》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由于没有将财政监督提到足够的立法高度,因而财政监督地位得不到法律保障,在执法上存在着尺度偏松、手段偏软等问题,严重影响着财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成效。

    二、建立新型的财政监督机制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财政监督机制是一项涉及多方面工作的制度创新。回顾财政监督工作的实践历程,我们认为,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建立新型财政监督机制,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 除对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问题,鼓励企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2)减免对支柱产业及已经变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税,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促进私人消费。
      (3)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所得税政策的国民待遇,增加供给活力,启动企业投资。
      (4)彻底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参考文献
    1 张青.从宏观税负率看减负[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
    2 安福仁.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经济变量[J].财经问题研究,2003(5)
    3 洪兆平.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看减税的必要性[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1)
    4 王淑杰,高奎明.关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思考[J].湖北财税,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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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经济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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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魏的内河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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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的内河航运 "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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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 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1〕(《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1〕(《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1〕(《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1〕(《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 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2〕(《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二 航道的疏通

      北魏的内河航运得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得力于其境内有着便利的水运通道。但是并非所有的航道都是可以通船的,为了航运的便利,北魏中央政府对于一些可以通航,但航道并不畅通的河道进行了治理。这其中较为有代表的人物是孝文帝。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1〕(《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在举行修凿河道开工仪式的太和二十年九月“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显宗传》也载韩显宗上书云:“今因迁徙······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史称“高祖颇纳之。”可以这样认为,孝文帝修凿运渠的行动实际上与韩显宗的思想不谋而合。这种修凿渠道以通漕运的现象在北魏与南方作战中也曾运用。孝文帝进攻钟离未能占领,将于淮南修故城而设置镇戍,以安抚新附之民,向高闾征求意见,高闾对曰:“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1〕(《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这是高闾假设之语,其意是言若于淮南修建镇戍后患无穷。魏世宗时,崔亮为度支尚书,“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其目的正是为了漕运战略物资到东南前线。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魏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在外巡游时多次打算在黄河上经水路而至洛阳,有时还付诸实践。太和十九年,“高祖幸徐州,敕(成)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这可以说是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而亲临一线进行考察,孝文帝的话也道出了北魏迁都洛阳有物资供应便利方面的原因。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孝文帝巡游至长安,“己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这也反映了孝文帝多次走水路是为了探索水运通道。然而,孝文帝的探索水道之举并非人人理解,后高祖将自小平泛舟石济,穆亮劝谏曰:“臣闻垂堂之诲,振古成规,于安思危,著于《周易》。是以凭险弗防,没而不吊。匹夫之贱,犹不自轻,况万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处则深宫广厦,行则万骑千乘。昔汉帝欲乘舟渡渭,广德将以首血污车轮,帝乃感而就桥。夫一渡小水,犹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测之虑。且车乘由人,犹有奔逸致败之害,况水之缓急,非人所制,脱难出虑表,其如宗庙何!”也许穆亮是出于对孝文帝安全的考虑,才有此言。孝文帝也不得不说:“司空言是也。”〔1〕(《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附亮传》)而没有沿黄河探寻水路。
      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这由黄河两岸所留存下来的磨崖题刻即可得以证实。三门峡人门栈道人Ⅵ段T7:“景明四年三月十六日。”人Ⅵ段T8:“景明······”人Ⅵ段T10:“景□年三月廿六日。”〔3〕(P44)这段材料说明虽然北魏时期黄河水运通道的西部并未彻底畅通,但是仍有疏通河道的举措。

    三 内河航运的进行

      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是,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内河航运即达到一定的规模。太平真君七年,针对北魏向北方军镇运粮的艰阻情况,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费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陆路运输,耗时费力,且运量极小,有鉴于此,刁雍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费田。”刁雍的建议,因省时省力,而备受太武帝赞赏,因而下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费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1〕(《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由此段史料可知太武帝拓跋焘采纳了刁雍的建议,并且让统万镇派兵协助漕运粮食,令刁雍主持此事,北方军镇的粮荒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随着北魏势力的向南推进,彭城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尉元在天安元年与刘宋张永作战时,在吕梁东大破宋军,缴获其船车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尉元上表献文帝曰:“彭城仓廪虚罄,人有饥色,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致,可以救济新民。”显祖从之。〔1〕(《魏书》卷五十《尉元传》)这是利用敌方留存的船只进行漕运的例证。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太和十九年二月戊申,孝文帝沿淮河向东巡视,看到“民皆安堵,租运属路。”〔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曾有文描写黄河水运繁忙的景象,《初学记》卷六引后魏孝文帝《祭河文》云:“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克纂乾文,腾鸾淮方,旋鹢河濆,龙舲御渎,风旆乘云。泛泛棹舟,翾翾沂津,宴我皇游,光余夷滨。肇开水利,漕典载新,千舻桓桓,万艘斌斌。保我大仪,惟尔作神。”说明在孝文帝心目中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关键之所在。
      由于这一时期北魏的主战场在南方,因对江南的齐、梁用兵的需要,北魏政府往往漕运大量的军用物资到南方前线。迁都洛阳不久,孝文帝就计划对萧齐用兵,卢渊上表曰:“若大驾南巡,必左衽革面,闽越倒戈,其犹运山压卵,有征无战。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针对卢渊的说法,孝文帝下诏曰:“又水旱之运,未必由兵。”〔1〕(《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渊传》)意即无论是否对江南用兵,漕运粮食到江南前线都是必须的。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孝文帝至彭城,“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此诏的颁行完全是考虑到从事漕运船工的艰苦。随着此后战事的惨烈,漕运粮食到南方作战前线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世宗景明初卢昶上奏云:“然比年以来,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运丁转运。”〔1〕(《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昶传》)这反映了战争使服务于支援前线的漕运业发达。《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为了支援东南前线,北魏中央政府采取了在沿河设置转蕴仓的方法,当前线急需粮食时,可以立即调拨,减轻了长途漕运的耗费。
      水运通道除了漕运粮食以外,还作为运送兵士和达官贵人往来之用,宣武帝时“萧宝卷将陈伯之侵逼寿春,沿淮为寇。时司徒、彭城王勰,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台援不至,深以为忧。”在此情况下,宣武帝派遣傅永为统军,“领汝阴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总勒士卒,水陆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余里,牵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趋淮,下船便渡。”〔1〕(《魏书》卷七十《傅永传》)正因为北方的军队熟悉了水战,故能在作战中间掌握主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因洛阳城正在兴建,“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邺,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高道悦上表劝谏曰:“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冶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舻。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又欲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意。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孝文帝回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乘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此则卿之失辞矣。”〔1〕(《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可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奢靡之物的修造还是普遍的。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1〕(《魏书》卷九十一《术艺·徐謇传》)一日一夜可行数百里,足见水路的便捷。“(鹿) 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太师、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役,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 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 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返。”〔1〕(《魏书》卷七十九《鹿 传》)水路行走成了当时达官贵人乐于采用的方法。而有的商人则凭借着水路运行的便利从事长途贩运。宦官刘腾掌权后,“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1〕(《魏书》卷九十四《宦官·刘腾传》)洛阳因处于全国水陆交通的特殊地位,故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之说。〔4〕(卷三)温子升在《从驾幸金墉城诗》中描写北魏时洛阳城的水陆交通形势时写到:“御沟属清洛,驰道通丹屏。”〔5〕(卷二十四)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北魏作为由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汉族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使本民族迅速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从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内河航道的疏通以及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的漕运业的发展,充分说明北魏的内河航运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 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 ),男,河南灵宝人,历史学博士,副编审,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洛阳工学院学报》(社科版)副主编,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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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M〕.中华书局,1974.
      〔2〕李延寿.北史〔M〕.中华书局,1974.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M〕.科学出版社,1959.
      〔4〕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中华书局.1963.
      〔5〕徐坚.初学记〔M〕.中华书局.1962.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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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 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1〕(《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1〕(《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1〕(《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1〕(《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 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2〕(《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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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资讯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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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浅议新形势下中国财政支农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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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议新形势下中国财政支农政策选择 "浅议新形势下中国财政支农政策选择
    摘 要:随着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和公共财政政策框架的逐步建立,财政支农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针对中国现行财政支农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国外财政支农的成功经验,对完善中国的财政支农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财政;财政支农;财政补贴;政策选择

      1 中国现行财政支农工作的主要问题分析

      1 1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不足,不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

      改革以来,尽管财政支农总量有所提高,但农业投入特别是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足,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78年、200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分别为1132.26亿元、13395.23亿元,增长了10.8倍,而国家同期财政农业投入分别为150.0亿元,1237.5亿元,只增长了7.2倍,财政收入增幅是财政农业投入增幅的1.5倍。从总量上看,国家财政农业投入不符合《农业法》中关于“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得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的要求。加入WTO后,中国农业面对的是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按照WTO《农业协议》,中国农业综合支持率可以达到农业生产总值的8.5%,而目前仅为3.3%,“绿箱”政策12项支出(其中10项农业补贴)内容中中国有6项空白。因此,财政农业投入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1 2 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各级政府更偏重于将财政资源投向投资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硬性”公共产品,而不愿投向期限长、具有战略意义的“软性”公共产品。在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中,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比重上升,且在农业事业费比重上升的同时,其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人员机构经费增长较快,业务经费增长缓慢,农业事业的发展面临资金的困扰。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保障能力明显不足。国民的基础教育是纯粹的公共产品,是国家财政应首先保障的支出,但是,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明显不足。以1998年为例,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达到1.23亿人,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65%,但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仅占全国基础教育投入的56%.农村基础教育的人均经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在投入渠道上,来自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投入仅占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量的34%,66%的教育投入是靠集资、收取学费和社会捐款解决的。

      1 3 财政支农方式不合理,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

      财政支农方式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农业补贴过多地用于流通环节。1996~2000年,每年用于粮、棉、油、糖流通的补贴在300亿~800亿元,占农业支持总量的30%左右,占国家政策性补贴支出的70%左右,年均增幅为27.16%.然而,如此巨额的补贴主要都是补在流通环节,补在价格上。根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专家分析:国家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的补贴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太小。

      1 4 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

      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涉农部门多,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实施效益不理想。从1997年到2000年的4a时间里,财政对农业生产性投入以每年7%的速度递增,而同期限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由1997年的4.6%分别下降为4.3%、3.8%、2.5%.

      2 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及启示

      2 1 巨额的财政投入对国家的农业生产起到明显的支持作用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伴随一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各国政府普遍实施农业保护和农业支持政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农业财政支出相当于农业GDP的45%~95%;即使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也相当于农业GDP的10%.在20世纪,日本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实行农产品保护政策,韩国也于60年代末开始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中国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水平已大致相当于日、韩经济转型时期的水平,因此有必要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浅议新形势下中国财政支农政策选择

      2 2 高度重视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较大,农业增长的科技贡献率为70%~80%,农业科技转化率达到80%~85%.中国农业科技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20a,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40%,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如果中国的农业科技储备增加,成果转化率提高,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而言,农业潜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2 3 注重财政补贴的运用,提高农业补贴水平

      财政补贴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据统计,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2001年的农业补贴为3000亿美元以上,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占农户收入的比重达31%.其中,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20%左右,欧盟为35%,日本、挪威、瑞士、韩国等高达60%以上。美国准备继续加大对农产品支持计划的资助力度,拟在今后10a内增加资金490亿美元,增幅高达63%.日本则规定,凡是农民集体和公共团体购买农用机械和设施所需费用,30%~40%由政府补助金承担。

      2 4 多种财政支农政策工具协调使用

      美国除了采用常规的农业直接补贴、价格支持、税收减免、优惠税率、出口补贴等微观政策工具扶持农业发展外,还非常重视财政投融资工具的使用,如联邦财政拨款建立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或资助其它农业信贷机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农业基础价格补贴、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农业经营者的收入补贴、出口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措施。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有些财政支农措施已经开始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产品质量控制等要求挂钩。

      3 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支农政策

      3 1 逐步加大国家财政支农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

      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农的界定是以市场是否失灵为依据,而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和农产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农业是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为此,应根据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适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 适当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遏制其占GDP、财政总支出、财政收入等比重的持续下滑,保持投入的稳定性与长期性;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中“黄箱政策”保留支持空间(8.5%)和“绿箱政策”条款对农业进行保护和补贴。

      3 2 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

      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推动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有关研究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因此,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显得尤为重要。根据WTO的规则和公共财政的要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可考虑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力争由现在的11%提高到本世纪末的15%,农业科技推广投入比重由目前的30%~40%提高至50%以上;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比重可提高到8%,基本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压缩农业事业费支出,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

      3 3 调整财政支农方式,灵活运用多种财政支农政策工具

      根据国际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取向,改进补贴方式,减少对中间环节的间接补贴,增加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提高财政政策效率;农业补贴同农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挂钩,鼓励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方式;注重对农业保险业务亏损的补贴,强化农业保险防灾补损职能,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展开。

      注重财政支农政策工具和方式的多样化和灵活性。除价格补贴保护外,利用财政贴息、投资补助等多种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业税收杠杆的利用,通过启动免征农业税政策和其它税收优惠政策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利用财政投资融资手段优化农业信贷体系,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于国安 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农业财政工作[J] 财政研究,2004,(5):18-20

      [2] 胡德仁,刘 亮 加入WTO后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目标定位及政策选择[J] 财政与税务,2002,(7):8-10

      [3] 朱海洋 “入世”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取向的思考[J] 财政与税务,2002,(9):69-74

      [4] 刘 斌,张兆钢,霍 功 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239-344

      [5] 高 峰,王学真,羊文辉 农业支持和补贴政策的国际比较[J] 经济纵横,2004,(6):48-52


    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作者:罗宏斌     文章出处:论文网     发布时间:200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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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新战略方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党的个六大明确指出:“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这为地方工业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实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范围远远超过调节平衡,在地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大有可为。
      一、当前地方工业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及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面临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地区相当多的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从普遍情况看,我国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技术手段落后;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仍是结构性矛盾,“十五”计划也指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重点要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全面优化的结构调整。这构成当前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要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需要对其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有较清晰的认识。

      1.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具备诸多的有利条件。一是基础设施制约因素的缓解。曾经制约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已从不适应转变为基本适应,并在逐步完善;二是生产要素聚集作用增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技术瓶颈和市场瓶颈,完全可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三是主导产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目前,区域性支柱产业地位开始显现,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展,优势产业正在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吸收外商和民营资本,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也面临着以下制约因素。一是产业制约。地方经济竞争力的强弱,与该地区的产业聚集规模、产业链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各区域虽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诸如纺织服装、制鞋产业集群,但多数企业尚未形成分工与协作链,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运行效率低,运行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二是人才和技术制约。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导致企业技术创新力不强,高、尖、新技术企业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偏少,这已成为扩大开放、吸引国内外资金、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三是市场制约。发达国家工业化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而我国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面临着经济腹地狭小、拓展国内市场难度大以及技术层次低、拓展国际市场难度大的问题。同时,由于某些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的存在,也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拓展。

      因此,面对地方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财政政策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有所作为。

      二、地方工业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进一步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立足地方实际情况,理清思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大力实施“四大战略”。

      1.工业强省战略。工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和服务业就缺少拉动作用,就没有后劲,地方经济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对工业经济的认识,大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一是以农业产业化推进工业化。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大省必须立足实际,选准突破口,以农业产业化起步,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催生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催生一批涉农工业,壮大工业群体,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逐步实现工业化。二是以深化企业改革推进工业化。深化企业改革是发挥自身优势、充分挖掘老企业潜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措施。必须以明晰产权、转换机制为重点,立足企业实际,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加快国有工商企业改制步伐,改出活力,改出效益。三是以重点企业推进工业化。大的骨干企业在地方工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带动作用,是工业税收的主要来源,又是地方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必须给予支持和保护。

      2.生态立省战略。我国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是农业大省,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全力推进生态立省战略。发展生态经济是农业大省应对入世挑战、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出路,是现阶段解决农民生产生活质量不高、增收缓慢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代表着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抓住境内污染源较少、自然生态良好的有利条件,做生态文章,求民富省强。
    4.项目带动战略。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足够的投入作保证,项目建设是增加投入的重要载体。因此,必须把项目建设作为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以项目建设带动经济增长,以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一是扩大开放引项目。实施对外开放是扩大项目投资的战略重点,也是加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必须走好以开放引项目、以项目引资金、以项目换技术、以项目招人才、以项目打市场、以项目促发展之路,扩充项目总量,凝聚发展后劲。二是利用政策争项目。目前,国家产业正由东向西梯次推进,投资继续向农村、向结构调整、向生态农业等方面倾斜,加大基础建设投入,为项目争取提供了政策机遇。因此,地方政府必须立足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实际,研究国家投资政策,把握投资方向,拓宽项目渠道,对本地优势资源和项目进行论证立项,加强项目的编制、储备、申报和发布工作,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和国家投资项目资金,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项目。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多元化的投资作保证。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引导民间资本投入项目建设,是扩充项目总量、增加项目投资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今后,民营经济将是最具活力的增长点。有关研究表明,民营经济所占份额越大的地方,GDP增长越快。因此,在抓好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发挥自身优势,向内挖潜,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投资。

      三、促进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的若干财政政策选择

      促进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必须针对地方工业化发展中的现实状况,合理选择相应的财政政策。

      1.精心筛选和确定重点扶持的产品和重点财源建设项目,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对有市场、利税含量高、管理基础好的重点扶持的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继续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启动工业企业的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可考虑从挖潜改造支出总额中单列部分资金或在财源建设项目奖励资金中集中一部分资金来设立工业技改引导贴息基金,支持重点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进行技术改造,连续操作几年后,有望使工业产品的水平上一个台阶。

      2.介入风险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投入的力度。风险投资被人们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方要实现传统产业和产品的提升、更新换代,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也要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离不开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财政支持高科技风险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过财政适当投入,创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创造局部优化环境,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二是集中财政科技资金和高新技术引导资金大力支持高新技术项目;三是通过适度的财政资金引导,提高民间风险投资者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四是采取财政全额贴息或部分贴息的方式为风险创业企业寻找银行贷款提供支持。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疏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拓宽地方企业融资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一直是资金结余者,而且结余额越来越高。其原因: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储蓄以备未来生活保障预期的影响;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因此,财政在这方面应有所作为。一是切实提高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改变居民消费预期,从而消除居民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后顾之忧。二是在财政预算中专项列支注入地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的资本金,提高担保公司的信誉度,通过担保公司的担保或对企业发债利息进行财政补贴等方式,推动产品适销对路、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企业的公司债券适量发行。三是对有希望通过股票上市融资的企业,给予更多更大的优惠政策支持,为其创造条件争取早日上市。

      4.允许和鼓励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多渠道、多方式筹集中小企业改革成本。一方面,允许和鼓励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促进其尽快完成经济寿命周期,并让其提完折旧的固定资产进入资产交易市场进行拍卖、租赁等,以满足企业设备更新和安置下岗职工和富余人员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产权可采取存量转让、长期租赁(30年至50年)和股份重组等方式来加大改革力度,为私人资本直接投资企业开辟多种渠道。从财政在这方面不是直接去操作如何转让重组,而主要是筹集改革成本。财政筹集改革成本可以考虑的渠道有:从财政预算安排中挤出一点;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纳入到财政管理,建立地方国有经济改制专项资金,把国有股权减持变现收入作为政府支持企业改革的成本;在适当的条件下,把国有股分红收入、财源建设企业地方税收增收部分作为财政的企业改革成本;把经营城市所增加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政府的企业改革成本。

      5.改善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民营经济是地方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亮点。但大部分地方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还普遍存在着“小、低、散”的特点,管理家族化、融资困难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政府财政部门应从以下几方面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是对民营经济可比照国有工业经济的模式,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二是支持民营经济拓宽融资渠道,探索建立方式灵活、接近基层、容易与民营企业建立信任关系的民间银行和合作金融组织;三是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参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民营资本进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四是加强对民营经济服务,提高民营经济自身的管理水平,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应规范和调整其它财政政策,如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政策和小城镇产业发展政策、取消农业税和建立地方产业发展基金、重视义务教育和农民技能培训的财政支持等,同时还要在税收分成、财政收缴、财政包干上做适当调整,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给各级地方政府更多的调控余地,以促进地方工业化的发展。

    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各项制度正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各项制度也存在诸多弊端。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处于不完善阶段,许多问题都需要尽快解决。本文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一些积极财政对策:加大对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支持力度、建立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机制、加强保险基金征缴,提高征缴率、扩大社会保障资金的覆盖面,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切实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做好保障工作至关重要。

      [关键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财政政策

      财政与社会保障有密切关系,财政部已明确社会保障预算是国家预算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与支付,都会直接影响财政的收支。在社会保障体制尚未理顺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担负着为政府综合考虑、协调、处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使用、管理和政策研究等重要任务,所以,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积极推进就业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在财政促进就业、参与、支持社会保障方面,要从国情省情出发,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力争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经济财政到公共财政、从效率财政到公平财政、从面面俱到财政到重点突出财政的转变,确立社会保障优先的财政发展战略,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要求实行基本保障。

      一、政府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条件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并进一步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责任是政府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条件。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公共财政是为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分配行为,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用的财政模式,它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定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内,不能超出这一领域而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推动财政管理不断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实现依法理财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廉政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建设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一是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其职能范围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二是立足于非盈利性,其收支安排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三是收支行为规范化,即收支运作要建立在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的基础上。其基本标志是,以法制为基础;全部政府收支进行预算;财政税务部门总揽政府收支。所以说,深化财政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是政府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条件。

      

      3.科教兴省战略。“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发展观,其基本思想内涵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经济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劳动者素质的高低是科技教育水平的客观反映,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要围绕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因此,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农业大省实施科教兴省要突出抓好“一个优先”,即优先发展教育,做好“两个重点”,即科教兴农和科教兴企,完善“三个机制”,即科技推广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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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6 经济 匿名
    1回答
  • 高句丽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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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句丽与中国 "  高句丽与中国的关系,或许可用“叛服不常”四字带过,其实高句丽的战略意图还是很清楚的。打开地图,高句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四面皆敌:西面为汉辽东、玄菟〔注:第二玄菟郡〕二郡,南为乐浪、带方二郡,北面是夫余,东边有沃沮。因此,除了对周边小邦和夫余、沃沮进行吞并、打击外,对中国历代王朝采取了时战时和的态度,但中心是围绕着蚕食、兼并上述四郡进行的。一旦中原王朝强大时采取称臣纳贡的恭顺态度;中原一旦有事或国家分裂,即乘机入寇侵掠,以收渔人之利。中间虽几经反复,有几次还因受到中原或地方朝廷的报复性讨伐而几乎亡国,但在五世纪初还是完全达到了其战略目标:上述四郡先后入其囊中,夫余等也先后征服,西至辽河,东、北已无强敌,东南与百济、新罗接壤。其后鉴于北魏已兴,向中原内地进取的可能性不大,长寿王于427年从丸都城迁都平壤,致力于向朝鲜半岛南部发展,以打击百济、新罗为主;对中国则以辽河为界,采取守势。当中国再次统一起来后,高句丽以其倔强,击败了隋炀帝大军的进讨。后来又与唐朝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二十余年的战争,最后终于在内部分裂,外部强敌压境的局面下灭亡。


    1、高句丽与东汉:打打停停

    高句丽立国之初,主要精力在于吞并周边小国以及应付象夫余这样的大国,还没有力量敢向天朝叫板。高句丽建国称王后,西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也承认其高句丽王号,并令玄菟郡管理。事情还是从王莽同志那里搞糟的,这个王皇帝一来比较讲究礼仪规矩,象高句丽这样的小国怎么好僭越称王?于是降一级为侯;二者还有给别人改名字的喜好,比如“匈奴单于”改作“降奴服于”,等等。待匈奴反了,就集三十万大军准备讨击,并征发高句丽人助攻。高句丽人不愿和匈奴打仗,派去的兵纷纷逃亡塞外为盗寇,还打死了辽西大尹田谭。这还了得,王皇帝派大将严尤来讨,严尤摆了个鸿门宴,斩了高句丽边将延丕,大获全胜。王皇帝大悦,又发挥了一下自己的嗜好:下旨贬高句丽为“下句丽”,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高句丽从此以后就成为东北的一大边患。公元14年高句丽人占领了属于玄菟郡的高句丽县〔注:高句丽既是族国名,也是县名〕,这是第一次攻陷了汉家的郡县。

    公元28年,东汉辽东郡太守发兵讨伐高句丽。大武神王高无恤坚壁清野,退入国都〔注:时国都为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县〕附近的丸都山城〔注:今集安县西之山城子〕据守。汉军围困了三个月,高句丽人粮食将尽,大武神王急中生智,以犒军为名,派人给辽东太守送去了酒和捉到的鲤鱼。太守以为城里粮草充足,只好退兵。高句丽躲过了第一次几乎亡国的厄运。四年后,汉光武帝因偃武修文,重新册封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但高句丽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东汉的侵扰,公元37年大武神王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七年后,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并划定朝鲜半岛上的萨水〔注:今清川江〕以南地区归东汉直辖,以北属高句丽统领。从此时起,高句丽的触角开始伸入了朝鲜半岛。

    此后高句丽与东汉中间维持了六十余年的和平,高句丽太祖王高宫在一世纪的下半期一直频频出击,周边小国陆续纳入其麾下。待周围统一,内部的王权经整合而大大增强后,于二世纪时重新寇边。至146年太祖王传为于弟次大王时〔注:太祖王在位91年传位于弟,又活了近二十年才死,寿命之长真是罕见!〕,高句丽与东汉发生了以下的几次较大的冲突:
    105年春,高句丽人寇略辽东六县,被太守耿夔击破,斩其渠帅;
    118年,高句丽与秽貊联合寇汉玄菟郡,攻华丽城;
    121年春,汉幽州刺史冯焕等击高句丽,被高句丽用诈降计打败,死伤二千余人;
    同年夏,太祖王合鲜卑共八千人侵辽东,太守蔡讽以下百余人战死;
    同年冬,太祖王合马韩、秽貊共万余攻玄菟郡,汉军得到两万夫余军的援助,击退之;
    146年 袭扰汉乐浪郡,杀带方县令,掠太守妻子。

    太祖王之后,次大王、新大王、故国川王三代,对东汉采取了顺服的态度,除偶尔小冲突外,基本上罢兵休战,达半个多世纪。



    2、高句丽与公孙氏:远交近攻

    东汉末年,公孙氏雄踞辽东,远近戎夷咸服。高句丽与公孙氏的关系初时较睦,还曾出兵帮助其剿灭山贼。但196年高句丽新大王初即位时,王兄拔奇曾得到公孙度之助,起兵争位,旋败死。从此高句丽与公孙氏就结下了墚子。公孙氏欲入中原争锋,必须要先解决高句丽这个后顾之忧;高句丽要想实现独霸辽东的预想,也必须要排除掉公孙氏这个障碍。二者都心怀鬼胎,互相提防。但高句丽毕竟力弱,主要采取保境安民的守势,待机而动。公孙康时曾给高句丽以重击,并焚毁其国都国内城,高句丽被迫迁都山城丸都(吉林集安以西之山城子)。

    高句丽在外交上对待公孙氏的一招就是远交近攻,分别与吴、魏建立了关系。233年,东吴曾派使者出使辽东公孙渊处,后来公孙渊反目,杀死为首的两使者。使者团中有几个逃亡到高句丽,假称奉孙权之命而来。从此高句丽与东吴一度打得火热,东吴还赐予高句丽东川王为“单于”的称号。但好景不长,曹魏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关系继续发展下去,频频派人出使高句丽,促其与东吴断交。几年后高句丽迫于魏国压力,与吴绝交,斩吴使胡卫等,送首级与幽州。

    形势发展很快,随着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国西南战线压力减轻,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桀骜不训的公孙渊。237年,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征辽东,并要求高句丽出兵相助。高句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派出主簿大加率数千精兵帮助魏军作战。几个月后,襄平城破,公孙渊走死于梁水,公孙氏在辽东的势力土崩瓦解。魏军随即潜军浮海,又收乐浪、带方二郡。魏在原公孙氏所辖地区设平州,辖辽东、昌黎、玄菟、乐浪、带方五郡,并置东夷校尉于襄平以统管之。


    3、高句丽与曹魏:毋丘东征

    公孙氏败亡后,辽东诸郡尽入魏手。当时魏正忙于与吴、蜀的战争,内部司马氏与曹氏又斗得正欢,无暇回顾。高句丽故态复萌,东川王又开始频频入寇,攻打辽东几个小城,获得一些小胜,便自以为兵强马壮,大吹大擂。有大臣沛者得来绝食死谏,劝国王不要惹恼大魏,招来亡国之运,东川王哪里听得进去。

    果然,不久吴蜀方面战事稍息,魏国派毋丘俭东征,以报高句丽侵寇之仇。公元246年,毋丘俭带领魏军步骑万人,东出玄菟郡,向高句丽进发。高句丽东川王亲自率领步骑2万余人迎敌至沸流水,战魏军于梁口(注:今通化市江口村)。两军对阵,以死相搏,魏军以方阵迎敌。东川王被打得大败,魏军斩首数千级。东川王率少数残军狼狈逃回,据守坚固的丸都城。毋丘俭围城后,见山城的西北面山体陡峭,上面的守兵也不多,就采用避实就虚,正面佯攻,西北偷袭的战法,选派一些身强体壮善于攀登的士兵,带着兵器长绳,偷偷地顺着山崖爬上去,先杀死上面的守兵,“束马悬车”,攻破了丸都山城。据《三国志》所载,魏兵“屠丸都”,采取了烧光杀光的策略,唯独对当初劝说国王不要侵犯魏国的沛者得来一家网开一面,“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不久,毋丘俭再征高句丽,东川王奔买沟(注:今朝鲜咸北会宁)。毋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紧追东川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还〔注:1904年毋丘俭刻石记功碑在吉林辑安被发现,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东川王在逃亡中抑郁死去。〔注: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以诈降计刺杀王颀,打败魏追兵。此事不见于中国史籍,应为其吹嘘之语。〕魏军两次征讨,每次均俘获高句丽人口数千,将他们迁入内地。

    毋丘俭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魏之势力远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原属高句丽统辖的朝鲜半岛岭东秽貊地区,也归入了乐浪、带方二郡。高句丽几遭灭顶之灾,侥幸苟延残喘了下来。以后四十余年,高句丽不敢再向辽东入寇,并频频向魏、晋纳表称臣,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


    4、高句丽与前燕:千钧压顶

    斗转星移,到了西晋末年,国内狼烟四起,高句丽也欲借中原衰微之机东山再起,并先后蚕食吞并了朝鲜半岛上的乐浪和带方二郡。不料,一个强大的对手――汉化的鲜卑慕容氏政权在辽西崛起了。慕容氏本为东部鲜卑三大部之一,时其首领慕容廆受晋封为“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封辽东郡公”。使慕容氏取得统辖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带方五郡的合法权力。333年,慕容廆死后,第三子皝继立,337年称燕王,正式建立前燕政权。

    慕容氏立国前后,与高句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据记载,从293年至320年,高句丽先后七次入寇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诸郡;慕容廆也还以颜色,两次进攻高句丽腹地,还掘了西川王的王陵。及慕容皝称燕王后,为进图中原,准备先一劳永逸地解决后方的高句丽问题。建威将军慕容翰指出:通向高句丽有南、北两道,南路险狭,北路平阔。建议佯攻北路,以精锐出南道直捣丸都。此建议为慕容皝采纳。

    342年十一月,慕容皝先派遣长史王寓率兵1.5万从北道大张旗鼓进发。高句丽故国原王果然中计,派王弟武帅精兵5万把守北道的关马山城,自己率部分老弱守南道。不料慕容皝亲领精兵4万,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先锋,偃旗息鼓,从南路掩杀过来。结果不言而喻,高句丽军大败,两员大将被斩。燕军一鼓作气,杀进了丸都城,故国原王落荒而逃。燕军还抓获了国王的母亲和王妃。慕容皝本准备追击,但北路的王寓因力弱战败阵亡,遂决定班师。燕军将丸都劫掠一空,虏走了高句丽百姓五万多口,还挖了国王父亲美川王的墓,带走了王父尸体。最后燕军一把火焚毁了丸都,然后班师回国。

    故国原王返回后只好重建家园,这次不敢再和燕人抬杠,而是收集了各种珍宝和虎皮、人参、鹿茸等特产,派王弟到燕国称臣纳贡。慕容皝只把国王父亲的尸体还给了高句丽。过了十三年后,慕容皝看到高句丽还算俯首听命,又接到送来了大量贡品,才把国王的母亲送回了高句丽,并封故国原王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乐浪公、高句丽王”。

    又过了十几年,前燕被前秦所灭。高句丽将逃亡而来的燕太傅慕容评执送前秦,并向苻坚称臣。高句丽与前秦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372年前秦送僧人、佛像、佛经与高句丽,从此佛教传入高句丽。


    5、高句丽与后燕:攫取辽东

    长期以来,高句丽一直没有忘记向辽东的扩张。然而一直没有如愿,还多次遭到中原王朝和辽东地方政权的大规模讨伐,几次使其邑落残破,王都被毁,濒临灭亡。因此在那个时期,高句丽的疆域很不稳定,经常是得而复失。

    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到了东晋末年,高句丽第十九代广开土王时,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高句丽向外扩张的变化。中原地区的东晋政权已衰败不堪,早已失去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能力;各割据势力纷纷拥兵称雄;慕容氏的后燕政权也因内讧叠起,失去了对高句丽争雄的资本;北魏政权刚刚建立,其势力还达不到辽东;南面的百济政权也因天灾人祸,呈现衰败之象。此时,历史为广开土王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

    广开土王,又称好太王,名谈德。中国古籍中称其为高句丽王安。他生于公元374年,公元391年18岁时即位,公元412年39岁卒,其谥号全称为“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 在高句丽历史上,广开土王以武功显赫而获得赞颂。在好太王碑碑文中,称他雄伟有奇才,“思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是高句丽各王中比较突出的人物。他即位后,先后打败契丹、百济、夫余,并出兵帮助新罗驱逐了盘据半岛南部任那的倭人,声威大震。

    然而,广开土王的最大业绩,是使高句丽终于占据辽东,称雄东北。在广开土王执政的前期,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征伐百济的战争中,还腾不出力量进攻辽东,又加上当时控制辽东的慕容氏政权(后燕)还很强大,高句丽人还无力战胜慕容氏,不得不对慕容氏采取臣附朝贡,接受封王的策略。如公元396年,慕容宝嗣位后,曾封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400年,后燕以广开土王“事燕礼慢”为借口,发起进攻,慕容盛亲统3万人马前来讨伐,高句丽不能敌,连失新城、南苏两邑,仅此一役,慕容氏拓地700余里,掠得高句丽5000户。当时,高句丽和后燕相比,后燕还占有一定的优势。

    好太王在顺利打败了百济以后,把主要力量转移到了辽东。公元404年,好大王一反臣服后燕的方针,与慕容氏进行了殊死的争斗,几经反复,终于将辽东地区据为已有。燕王慕容熙两次出兵反击,力图夺回辽东地区,均未达到目的,辽东自此牢牢地掌握在高句丽手中。从太祖王首次进攻辽东,到好太王最后占据辽东,整整经历了300年,此间,经过了大小数十次战役战斗,高句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现了十几代国王的梦想。

    不久,后燕灭亡,北燕据有辽西。待北魏兴起,北燕灭亡时,高句丽迎北燕末主冯弘及北燕遗民至辽东。后因冯弘欲去刘宋,被高句丽长寿王(广开土王之子)遣人杀害。高句丽乘机兼并了北燕一部分遗民,并稳固了在辽东的地位,从中原内战中渔利。

    到长寿王末年时,高句丽疆域空前扩大,其南境自牙山湾经鸟岭、竹岭到平海与百济、新罗相接,扩大到今朝鲜大同江、载宁江、临津江、汉江沿岸,为高句丽全盛时期。据《魏书·高句丽列传》载,其“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即东临日本海,西滨黄海,南到汉江流域,北抵辽河为界,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王国之一。


    6、高句丽与南北朝:封贡不绝

    公元412年广开土王死后,其子长寿王即位。长寿王是高句丽诸王中精于分析形势,善于掌握全局,敢作敢为,颇为难得的人才。面对高句丽疆域扩大的新形势,他头脑特别冷静,采取了北和中原诸朝,南侵新罗、百济的策略。其时,北魏咄咄逼人,中国北方即将统一,高句丽向中原内地扩张的可能性已经不大。长寿王于427年将首都迁往平壤,这一举措具有两方面的好处:1)为抵御北部中原诸朝的进攻提供了弹性,保证了王都的安全,不会再轻易出现以前都城多次被毁那样的情况了;2)为推进南进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的事态发展,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从长寿王起,高句丽采取了南进的方针,重点打击百济、新罗;对中原诸朝采取事大纳贡的策略。从五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将近两个世纪,高句丽与中原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朝贡的次数大大增加,从东汉到十六国近四百年,史书记载的高句丽入贡只有12次;而整个南北朝不到二百年,记载的入贡次数却高达109次。是高句丽诸王接受南、北朝册封的记载不绝于史:
    413年,晋安帝册封长寿王乐浪郡公,高句丽王;
    420年,宋武帝封长寿王征东大将军;
    422年,宋武帝加封长寿王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
    435年,北魏世祖册封长寿王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63年,宋孝武帝册封长寿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79年,齐高帝册封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
    491年,北魏孝文帝册封长寿王为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2年,北魏孝文帝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朗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4年,南齐郁林王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96年,齐明帝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将军;
    502年,梁武帝萧衍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大将车;
    508年,梁武帝加封文咨明王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518年,北魏孝明帝册封安藏王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20年,梁武帝册封安藏王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26年,梁武帝令安藏王之子安原王延袭其父爵,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45年,阳原王嗣位,梁武帝其袭父爵位;
    550年,北齐文宣帝册封阳原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宁东将军、高丽王;
    559年,陈文帝诏授平原王为宁东将军;
    559年,北周高祖封平原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60年,北齐废帝册封平原王使持节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
    562年,陈文帝授平原王宁东将军。

    上述诸多册封中,值得注意的是领护东夷校尉一官职,本是为加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管辖而设立,原由中原王朝派人担任,后改由少数民族首领兼任,仍为中原政权的官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北魏与东晋南朝诸政权有些区别,北魏视高句丽为属国,故封此官;而东晋南朝诸政权以高句丽为藩属国,故在高句丽王前加“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等称号。从公元520年起,中原各王朝不再称其为高句丽王,而称高丽王,这都是由册封诏令而起。但是在《三国史记》中,始终称高句丽,就连中原册封之号,均记做“高句丽王”。可见,“高丽王”是中原王朝所加之号。



    7、高句丽与隋朝:炀帝三征

    隋代周后,又于589年灭陈而统一中原。然而,高句丽在隋灭陈作战时,就担心祸将临头,积极备武积粮,“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引起隋文帝极大不满,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很不客气地威胁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灭陈的次年,高句丽的婴阳王高元即位,隋文帝册封其为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公、高丽王。

    598年,高句丽王率靺鞨骑兵万余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十分恼怒,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并下诏黜除高丽王高元官爵。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临渝关(注:今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但已无力投入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高丽王慑于隋军威,亦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于是罢兵。

    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炀帝以高丽本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皆为所辖的郡县,命使者转告高丽国王高元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高句丽王闻报甚为恐惧,一直未前来。结果611年(大业七年),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于明年春天到涿郡集中。次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炀帝将军队分成左、右12军,史称全军队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这年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隋先头渡河的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等战死。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每当城池将陷时,守军便用缓兵之计,诸将为炀帝训令束缚,不敢专擅,致使辽东城久攻不下,数十万大军困顿于一坚城之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宇文述军一日七胜,很快渡过萨水(注:今朝鲜清川江),进至距平壤30里处。乙支文德佯为请和,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殿后的左屯卫大将军辛世雄战死,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浿水(注:今朝鲜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退屯海边。及闻宇文述兵败,亦引军还。八月底,炀帝下令撤军,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再次御驾亲征高句丽。此次出征炀帝接受上次教训,允许诸将“便宜从事”。隋军包围辽东城,昼夜不停地连续攻城20余日。正当辽东岌岌可危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炀帝大惊,不得不密令撤军,军资、器械、攻具及营垒等皆弃之而去。第二次征高句丽又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大业十年,隋炀帝发动第三次攻高句丽之战。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在毕奢城(注:即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大败高句丽军,并乘胜向平壤进发。时高句丽因连年作战,已困弊不堪,无力再战,乃遣使请降,并将去年叛隋奔高句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炀帝见已挽回两败之辱,遂班师还朝。



    8、高句丽与唐朝:最终败亡

    唐朝建立后,时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为缓和与中原关系,接连遣使入唐朝朝贡,积极与唐朝修好。唐高祖以国家初立,也对其采取了安抚政策,如册封荣留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并放回隋时虏获的高句丽人;高句丽也放还华人万余,并毁了由战死隋军尸体筑成的纪念物“京观”,让唐收敛安葬隋军骸骨等。双方使者来往频繁,高句丽曾派人11次入贡,甚至还曾派世子朝唐,一时表现出和平的景象。但背后,双方都明白最终不免一战。高句丽花费了巨大人工物力,在沿唐边境修筑了长城,自夫余城(注:今吉林四平市以西)至海,长千余里,十六年修成。

    唐太宗贞观后期,大唐已空前强盛,东突厥也被消灭了,四夷威服,下面就开始着手收拾高句丽了,用太宗的话就是“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贞观十七年(**3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丽。次年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勣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丽的预期目的。唐太宗此次出征,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

    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采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
    **7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勣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
    **8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丽军;
    655年,因高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丽;
    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
    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丽军。

    公元660年,唐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契苾何力于鸭绿水大败盖苏文之子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于662年二月命唐军自高句丽班师。退军时,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在蛇水战败,庞孝泰和他的13个儿子(何其多也!)皆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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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9 文化 匿名
    1回答
  • 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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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与借鉴 "  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融资主要有两大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 。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对 英美模式、日本的主银行模式和德国全能银行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借鉴国外的做法,并考 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选择可以分两步走:一是近期过渡式 的融资模式,即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二是未来目标融资模式,即证券融资 与银行贷款并重、市场约束性强的多元化融资模式。
      
      任何企业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的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背景下进行的。在特定的经济和 金融市场环境中,单个企业选择的具体融资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大多数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 却具有某种共性,即经常以某种融资方式为主,如以银行贷款筹资为主或以发行证券筹资为 主,这就是企业融资的模式问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不同特别是经济证券化程度不同,不同类型国家企业 融资的模式是不同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目前发达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 两大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证券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 55%以上;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 ,银行贷款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80%以上①。不过尽管日韩等东亚国家与德国的企业 均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但东亚国家与德国在银企关系、企业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市场 约束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我们将对第二种融资模式再进行细分研究。为此,下面我们将 对这几种融资模式分别进行探讨,并力图找出一些可供我国企业融资得以借鉴的经验。
       1 英美企业以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
       1.1 英美企业融资的一般模式及其特点
      由于英结构比较(%) 年份 资金来源
       内源融资 外源融资
       新增债务融资 新增股权融资
      料来源:方晓霞,《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第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 99.4。
      再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企业资金来源结构的横向对比中也可以发现证券融资在美国企业资 金来源中的份量。
      
      表2 美、日、德三国企业资金来源结构对比(占融 资总额的%) 国别 美国 日本 德国
      内源资金 75 34 62
      外源资金 25 66 26
      得自金融市场 13 7 3
      得自金融机构 12 59 23
      其他 0 0 12
      外源资金合计 25 66 38
      注:美国为1944—1990年的平均数,日本和德国为1970—1985年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李扬,“我国资本市场的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证券报》1997.12.15。
      
      从美、日、德三国企业融资结构对比表中可以看出,美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内源融资, 在其外源融资中,证券融资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与美国证券市场极为发达有着相关的原因; 德国企业的内源融资比重较高,这与美国企业类似,但在其外源融资结构中,德国企业外部 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日本企业外源融资的比重高达66%,而在其外源融资中,主要是 来自银行的贷款,其证券融资的比重只有7%,银行贷款在企业总资金来源中占到了59%的份 额。可见,从外部资金来源来看,美国企业主要依靠证券融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也占了 不小的比重,而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
       1.2 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
      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美国企业的持股主体经历了由个人股东完全持股到个人股东与法人 股东共同持股的历史演进。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主体是私有经济,这种经济是以个人产权 制度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早期,美国的企业几乎全部是由个人股东持股的 ,但近二十年来,美国机构持股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在总量上约占美国全部上市公司股本的 50%,其总资产已由1950年的107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5.8万亿美元③,主要的机构投 资者是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把众多、分散的小额 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分散风险的组合投资,应该说,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发展,为美 国个人投资于企业开辟了交易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中介机制。尽管美国机构投资者快速发 展,但由于这些机构都是实行分散投资,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单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比重并 不高,因而使得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高度分散,许多企业往往有成千上万个股东,而且最大 股东持有的股份多在5%以下。
      高度分散化的企业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融资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其一, 明确清晰的资本所有权关系是实现现代公司资本有效配置的基础,因为不管企业是以个人持 股为主还是以机构持股为主,企业的终极所有权或所有者始终是清晰可见的,所有者均有明 确的产权份额以及追求相应权益的权利与承担一定风险的责任;其二,高度分散化的个人产 权制度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资本市场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润滑剂,因为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 构意味着作为企业所有权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很多,当股票的买卖者数量越多,股票的交投 就越活跃,股票的转让就越容易,股市的规模发展就越快,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投融资就越便 捷④。
      这种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是,投资者作为所有者(委托方)难以真正对企业 经理人员(代理人)起到监督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占有股权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有“搭 便车”(free riding)的倾向,他们既不关心、也无力左右企业经理人员的工作;另一方 面,由于机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只是机构性的代理人,代理基金的受益人运作 基金,他们是“被动的投资者”(passive investor),主要关心企业能付给他们多少的红利 ,而不是企业经营的好坏和投资项目的运营情况,当机构投资者发现所持股票收益率下降时 ,就会立即抛出所持股票套现退出,而根本无意介入改组企业经理人员。因此,由于美国企 业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企业所有者无力、也不愿意采用投票选择的方式约束或改组企业的 经理人员,换言之,通过“用手投票”机制来约束经理人员,借以改善企业治理结构的作用 是很小的,对企业经理人员的约束主要来自于市场的力量和作用。
      市场力量的作用包括股票市场、商品市场、经理人市场等多种形式。这些市场机制都能对企 业经理人员施加影响,使其目标行为有利于所有者。这些市场力量中,数股票市场对经理人 员的约束作用最强,也最直接。
      股票市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脚投票”机制对经理人员的约束 。由于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发达,股票交易成本较低,当企业股东对企业经营状况不满意或对 现任管理层不信任时,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上抛售所持的股票,股东在股票市场上大量抛售股 票的结果,使得该企业股票价格下跌,而股价的大幅下跌往往会使企业面临一系列困难和危 机,如企业形象不佳、产品销售受阻、市场份额下降、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甚至提前收贷, 财务状况恶化。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往往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等,通常,当企业股价大幅 下跌时,董事会便会认为经理表现不佳,从而很可能直接将其撤换,这就是“用脚投票”对 企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二是兼并接管机制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在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经 营业绩下滑时,其股票价格将会随之下跌,当股票下跌到远远低于企业的资产价值以下时, 由于股票价格较低,其多数股权极易被其他战略投资者收购,然后这些收购者凭借所掌握的 股权,提议召开新的股东大会并接管了公司,将原来的经理层撤换,这就是兼并接管机制对 企业经理人的约束,即企业经理人时时存在着被“恶意收购”的风险。企业经理人为了避免 企业被接管以致于使自己失业,就会尽力经营好企业,使企业保持良好的业绩,这样就可以 使企业股票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不易被收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企业兼并接管市场是 美国企业治理的基本约束机制,尤其是80年代兴起的杠杆收购方式,使得美国企业出现恶意 收购的狂潮,据统计,在接管活动达到高峰的1988年,美国企业接管交易的总价值达到3411 亿元,为当年世界收购总额的70%以上⑤。
       1.3 法律对金融机构持有企业股份的限制
      从法规和监管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法律一般禁止金融机构持有企业的股份。对于银行而言, 1933年的格拉斯—斯廷格尔法几乎完全禁止银行拥有公司股份,例如,该法案不允许银行拥 有任何一个单个公司5%以上的股份,就是持有少数的股份也不得参与股利分配,银行信托部 门虽然可以代客户(受益人)持有股份,但是不能把其受托资金的10%以上投资于任意单个 公司,并且有其它的法律鼓励信托机构持股进一步分散;除银行以外,其他金融机构在公司 股份方面的投资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纽约州保险法规定,任一人寿保险公司可以投资 于其它公司股份的资产不得超过本公司总资产的20%,并且投资于单个公司的股份资产不得 超过本公司资产的2%⑥;此外美国法律也限制非金融企业持有其它企业的股份。
       2 日本及东亚国家企业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 资模式
       2.1 日本企业融资的一般模式与特点
      相对于英美等国家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外源融资模式,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外部资金来 源主要是从银行获取贷款。在这种融资模式中,以日本的主银行融资模式最为典型和突出。
      据青木昌彦的研究,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包括三个相互补充的部分⑦:(1)银行与企业建 立关系型契约;(2)银行之间形成相互委托监管的特殊关系;(3)监管当局采取一整套特 别的监管手段,如市场准入管制、“金融约束”、存款担保及对市场融资的限制等。以主银 行为首的信用贷款几乎成为日本企业唯一的外源融资渠道。日本主银行融资模式是在经济高 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战后,日本所需的重建资金主要来自银行,随着经济的增长,所需资金 越来越多,来自银行资金的比例不断增长,相对应的是股权融资迅速减少,企业对银行贷款 的依存度不断提高。1957年到1974年间,在日本企业的资金构成中,内源融资(折旧和利润 留成)所占的比重仅为25.6%—37.7%,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 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很高,一直在40%左右,而股票和 债券融资所占的比重则从1957年—1959年的18.5%下降到1970年—197 4年的8.3%⑧,呈下降趋势。正是在这种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低,而证券市场又不 发达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而且日本银行与企业的这种关 系是比较稳定的,一旦结合就很难变动,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主 银行体制这种独特的融资模式。主银行体制融合了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以及银行与监 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日本,几乎每一个企业都与某个银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 系常常被称为系列(Keiretsu)⑨融资,包括长、短期贷款,但也涉及债券发行支持、股 权投资、支付结算以及各种不同信息和管理方面的服务等。
      值得注意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企业经营战略的转 变和日本股票市场的发展,日本企业逐渐增加证券融资的比重,但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资 格局并未改变。
       2.2 企业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
      从企业股权结构来看,与英美国家企业不同的是,日本的企业产权制度主要是以法人为基础 的,即日本企业法人持股占有绝对的比重,据统计,1989年日本个人股东持有的股票只占22 .6%,如果按股票时价金额计算只占20.5%⑩,而70%以上的股份是由各种法人机构即银 行、保险公司和大企业所持有。与英美等国企业之间单向持股不同,日本的企业之间往往相 互持股,若干相互持股的公司形成了一个较为密切的关系网,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形成了 所谓的“企业集团”。产生这种持股结构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一可能是与日本1945年以前的 财阀传统相关,其二是日本法律与英美等国的法律不同,对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几乎没有限 制,其三同日本的东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有一定关联,这种东方文化体现在企业控制机制 方面,就是日本企业之间的兼并接管活动很少发生。
      从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由于企业股权结构的原因,日本企业之间的接管交易很少发生,类 似于英美企业之间的恶性收购活动就更少了,因此,日本企业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监督主要 不是来自于股票市场,而是来自于银行体系。由于以主银行为首的银行贷款几乎成为日本企 业资金来源的唯一渠道,且银行往往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主银行就牵头对企业实施相互控 制。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支付正常,则主要由各有关企业依相关持股关系进行,基本上 是 被动的监督;而一旦企业经营出现异常,财务危机显现出来,整个治理结构马上就转入由主 银行牵头的积极干预状态。一般地,如果某个企业不能对其某一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 人就会将所拥有的债权转让给银行,由银行决定采用何种干预方式。当然,主银行体制与相 关公司是一种动态的监督关系,对于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相机控制几乎毫无作用,但对出 现财务危机的企业,控制权常常会落入主银行手中。需要指出的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主银 行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
       2.3 法规对银行持股的限制和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
      与英美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对金融机构持有其它企业股份管制较少,反垄断法可能是 其唯一的约束。一般地,日本并不禁止商业银行持有公司股份,尽管这些银行受到反垄断监 管,直到1987年,单个银行持有单个公司的股份才被限制到10%(后来为5%)。同样,保险 公司持有单个公司的股份被约束在不超过10%。并且,日本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并不象美国那 样的严厉。
      但是,与英美等市场经济高度自由化的国家不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存在着严重 的“金融抑制”。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政府对非银行金融采取了严格压制的 政策,日本直到80年代中期,法律和管制环境一直限制企业从银行以外的金融源融资,例如 ,直到8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仍然难以直接从外部金融市场筹资,国内债券市场只对少数政 府拥有的公司或电力等公用事业开放,1987年以前,日本完全禁止企业发行商业票据,直到 1987年政府才允许企业发行商业票据,对股票的交易虽然没有直接的限制,但对股票交易课 以重税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88年;其二是政府的利率管制。在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政府一 直实行严厉的利率管制政策,政府以官定利率的形式人为地压低存贷款利率。通过保持低储 蓄利率,银行可以以低市场利率贷出资金并仍然获利,这样就可以使非银行金融逐渐丧失竞 争力。
      韩国的企业融资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并辅助以政策性金融的融资模式,具体不再细述。
       3 德国企业的全能银行融资模式
       3.1 融资的一般模式与特点
      德国企业的融资模式基本上与日本相同,都是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不过,德国实行 的是一种全能银行融资体制。顾名思义,德国的全能银行是“全能的”,可以自主地从事从 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的广泛业务,也就是说,银行既可以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 也可以直接进行证券投资;并且,全能银行可以持有任何非金融企业任何数量的股票。
      与英美等国的融资模式相比,德国企业制度体现的是其社会市场经济精神。由于德国企业许 多都是由家族企业转化而来的,许多家族思想对企业的影响一直很大。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 德国企业普遍推崇追求长期价值,由此产生的融资方式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再投资和银行贷款 。与日本相似,德国的证券市场不够发达,规模较小,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最 小的,例如11,1990年末整个德国市场资本化总额只有5610亿马克,而同期美国纽 约交易所为3万亿美元;1988年,德国的股票交易量为84.5万股,而纽约证券交易所1989年 的交易量为4100.7万股。从上市企业来看,德国的上市公司数量也较少,如1990年底上市 公司不到德国股份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从个人投资者来看,德国持有股票的家庭只有7%, 而美国则高达30%以上。1989年,德国家庭的储蓄率为12.2%,而美国为5.6%,这反映了德 美两国企业资金来源的差异。
       3.2 企业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
      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由于个人对企业的直接投资甚少,德国企业的持股结构多为 法人持股,这与日本企业相类似。德国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度很高,持股者主要为银行、创业 家族、基金会、其他公司和政府等。虽然德国银行一般并不是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它持有的 股份只占德国国内所有上市公司股份的9%,但是,银行除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外,还能代表其 所托管的许多个人股份参加每年召开的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例如12,在1988年末 ,德国银行中储存的客户的股票就达到4115亿马克,约占国内股市总值的40%,再加上银行 自己持有的股票,银行直接管理的股票就占到德国上市公司股票的50%,并且,一些全能大 银行常常从债权人开始发展成为企业的大股东。这样,银行在许多公司监事会中占有席位, 并直接影响着管理层,因此,德国的全能银行对企业具有很大的有效投票权利,德国银行已 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3.3 法规对银行持股的限制和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
      德国对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持股没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如前文所说,德国实行全能银行制度 ,全能银行实质是一种垄断银行制度,银行既可以从事存贷款等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又可 以从事证券投资等投资银行业务,还可以从事信托业务等,并且,银行可以持有任何比例的 公司股份,仅有许多谨慎的法规来限制银行对企业的持股,但是这些谨慎性的法规约束力并 不太强,在持股的集中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但是,德国政府对非银行金融也采取了严格压制的政策,这一点也与日本相类似。一直到90 年代以前,德国的非银行金融都受到政府的约束。德国政府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主要通过两 个手段,一是严格而烦琐的发行审批制度,二是对证券交易课以重税。当局一般要求企业发 行申请必须得到德国经济部的批准,这样,企业往往不能在所选择的最佳时间发行证券,及 时得到所需的资本,因此,相对于银行贷款融资而言,发行债券的实际成本较高,并且,证 券交易税还会给二级市场加上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两个因素,德国企业发行商业票据和长期 债券长期受到阻碍,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同样受到各种税赋的制约,结果是,客观上使得发行 股票和发行债券作为一种外部融资形式与银行贷款相比缺乏竞争力。
       4 国外模式的比较和借鉴:我国企业融资模式 的现实选择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特别是企业制度等社会环境的不同 ,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模式是不一样的。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有两种比较具有 代表性的融资模式:一种是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的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也就是青 木昌彦所说的保持距离型(arm's length financing)的融资制度13,在这种融资 模式下,企业所需要的外源资金,主要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来筹集,银行则处于一个 相对次要的地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因此,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主要 不是来自银行而是来自发达的证券市场,确切地说,是来自证券市场中的兼并与接管机制和 “用脚投票”机制;另一种是以日、德等国家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在日本和德 国分别称为“主银行制度”和“全能银行”融资制度,也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关系型融资(r elational financing)制度14,在这种融资模式中,银行与企业关系密切,一家企 业一般都与自己的主办银行有着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主银行几乎“包办了”这家企业所有 的融资需求,但是,银行对于企业的监督与控制也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在企业财务状况不 佳时更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融资模式都是这两种模式中的一种或改良,例如,东亚国家的融 资模式就类似于日本和德国的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这包括亚洲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 韩国和泰国等,而中国的融资模式也有类似的性质,因为中国曾模仿日本要求国有企业建立 主办银行制度的变革。
      但这两种融资模式究竟哪一种更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应该说,这两种融资模式都有自 己的优势,因为它们都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是所适用的环境不同而已。以证券为 主导的融资模式要求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完备的法律法规与之配套; 而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则适应于庞大的银行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较强干预。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有助于形成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集 团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复苏和崛起的支柱,可以为政府实施“赶超型”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载 体,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地增长,如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均在战后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经 济复苏和持续增长;而相比而言,英美的证券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模式难以形成长期而又稳定 的银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从经济与金融稳定的 角度来看,日德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由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而排斥了市场竞争 ,容易掩盖财务危机与各种矛盾,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聚和爆发,而以证券为主的融资模式 能够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和法律监管的作用,证券市场又易于分散、释放和化解金融风险, 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会引起整个经济金融领域的动荡。例如,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 济也暴露了企业过分依赖银行,政府通过大银行保护大企业,形成所谓保护舰队的后果,可 以说,透明度低、制约力差和不良贷款加剧了经济泡沫和日本银行业的危机。
      从我国过去的实践来看,实际上我国一直实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15,八十 年代初,在制定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时,我国金融管理层学习和研究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 验,一种是欧美强化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作用,另一种是日本强化银行和间接融资的作用 。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多地借鉴了日本的模式,注重银行贷款融资的作用,忽视 并限制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我国以银行贷款为核心的间接融资,在集中资金支持经 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对我国实施“赶超”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极大地推进 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连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主要表现在:(1)政府可以通过银行 集中大量资金,投入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在增量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节;(2)银行 贷款弥补了政府无力拨补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不足;(3)政府通过控制贷款和货币发行,结 合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速度快、效果明显16。但是,中国经过20 多年的经济改革,单一的银行贷款式间接融资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这表现为,首先,透 明度低,按照政府意图贷款,按照国有企业的需要贷款,政策性强,效益差,不良贷款有增 无减;其次,约束力弱,由于透明度低,再加上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大锅饭”关系,贷 款的制约力差,人情关系在起作用,有的借款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想还贷,成了典型的关系型 融资;最后,震动力大。政府通过变动贷款规模调控经济,速度快,一个命令下达后,全国 立即可以收紧贷款或放松贷款,但往往“一刀切”,缺乏弹性,效益好的企业首先受到影响 ,效益差的企业已经占用了贷款,也归还不了,而且,不能通过市场随时进行微调,只能是 到了问题严重时才发现,不得不从上到下用行政手段调控,对经济震动大,损失也大。 "
    10-02-09 融资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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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表外融资的合理运用和正确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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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表外融资的合理运用和正确监管 "谈表外融资的合理运用和正确监管主动性。通过股票吸引外资,筹资国可运用法律和政策性手段约束投资者的购买方式、购买种类、资金进出的方式、税率等,并做出相应的规定,筹资国还可以自主决定哪些行业、企业允许外商投资,哪些不行,从而正确引导投资方向。 (3) 高效性。国际股票融资有利于对外发行股票的企业在更高层次上走向世界。国外股票持有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十分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而企业因股票向外发行,无行中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和信誉,有利于企业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 3.海外投资基金融资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的作用在于使社会闲散的资金聚合起来,并在一定较长的期间维系在一起,这对融资者来说相当有益。此外,稳健经营是投资基金的一般投资策略,因而投资基金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也相当有益。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1)海外投资基金的共同特点是,以开放型为主,且上市销售,并追求成长性,这就有利于具有持续赢利能力和高成长潜力的企业获得资金,得到快速的发展。 (2)投资基金不能够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就避免了投融资双方利益失衡,融资方资产流失及丧失控股权等弊端。 4.外国直接投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国际直接投资超越了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联系中更主要的载体;其二、国际直接投资超过了国际银行间贷款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结构中更重要的构成形式。 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达到了16.1%,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了39.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趋势却又急转直下,发达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非常活跃。1995-1999年,美国和西欧的相互投资由840亿美元增加到2863亿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488亿美元增加到582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投资由351亿美元增加到2281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国和欧盟间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按对内直接投资额计),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谈表外融资的合理运用和正确监管
    企业表外融资是指不需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企业筹资行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愈来愈多地采用复杂而巧妙的表外融资方式来融通资金,特别是最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以表外业务为主的金融工具创新浪潮,而这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上大多不需反映。但是,作为一种积极、灵活的融资渠道,表外融资已成为一种可能欺骗公众、威胁企业所有者及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安然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本文在分析表外融资的主要方式、企业动因、企业各利益关系人的反应的基础上,提出如何合理运用表外融资,正确监管表外融资的建议。


    一、企业表外融资的主要方式


    1.租赁。租赁是一种传统的表外融资方式。由于租赁分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两类,其中只有经营租赁被视为一种合理合法的表外融资方式。因此,承租人往往会绞尽脑汁地与出租人缔结租赁协议,想方设法地进行规避,使得实质上是融资租赁的合同被视为经营租赁进行会计处理,以获得表外融资的好处。


    2.合资经营。合资经营是指一个企业持有其他企业相当数量,但未达到控股程度的经营方式,后者被称为未合并企业。人们通过在未合并企业中安排投资结构,从事表外业务,尽可能地获得完全控股的好处,而又不至于涉及合并问题,不必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未合并企业的债务。还有一种流行的形式叫特殊目的实体(SPE),即一个企业作为发起人成立一个新企业,后者被称为特殊目的实体,其经营活动基本上是为了服务于发起人的利益而进行的。通常,SPE的负债相当高,所有者权益尽可能地低,发起人尽管在其中只拥有很小甚至没有所有者权益,但承担着所有的风险。安然公司正是利用SPE,在1997~ 2000年累计高估利润5.91亿美元,累计隐瞒负债25.85亿美元。


    3.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进而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证券化融资业务通常是对银行的信贷资产、企业的交易或服务应收款这类金融资产进行证券化的业务。比如,出售有追索权的应收账款,本质上它是一种以应收账款为抵押的借款,但在现行会计实务中,企业对售出的应收账款作为资产转让,而不确认负债。证券化作为企业的一种有效的表外融资方式,最近几年在美国非常流行,并且无论是在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种类上还是在价值量上都得到了发展。安然公司“盘活”资产的方法之一就是能源商品证券化。


    4.创新金融工具。当前是创新金融工具大爆炸时期,这些金融工具包括掉期、嵌入期权、复合期权、上限期权、下限期权、上下取胜权等。由于环境的急剧变化及其引起的对风险控制的需要、竞争的加剧、分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这一势头一直不减,并将持续下去。然而,会计准则的制定并没有跟上创新金融工具发展的步伐,因此按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创新金融工具在财务报表上大都得不到体现,企业通过创新金融工具进行融资所产生的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自然也没有反映。安然公司在1995年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富创新能力”的公司,它的创新成就主要就是对金融工具的“创造性运用”,如开辟能源商品的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金融工具。


    此外,代销商品、来料加工、产品筹资协议、应收票据贴现等也是常见的表外融资方式。


    二、企业表外融资的动因


    1.优化企业财务状况。企业通过表外融资,甚至将表内融资转移到表外,将优化企业的财务状况,使资产负债表的质量得到明显改观。这时,根据资产负债表计算出来的有关财务比率,如负债权益比率将会相对降低,至少从表面上改善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增加了企业的偿债能力,使借款人处于有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防止那些不利于借款人的财务比率出现,从而避免形成其他更为不利的发展趋向,例如信用等级下降、借款成本提高等。当然,更有甚者通过表外融资将财务比率控制在其所期望的范围内,从而达到粉饰企业财务状况、筹集所需资金的目的。


    2.扩大企业经营成果。表外融资筹措的资金以及形成的资产并不在资产负债表内直接反映,而其所形成的费用及所取得的经营成果却在损益表中反映出来,扩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果。当企业未来投资利润率高于举债成本率时,表外融资加大了财务杠杆作用,提高了自有资金利润率;另外一些反映盈利能力的比率,如总资产利润率、固定费用利润率等看起来也更乐观。不过,也有企业通过“假销售真借款”的形式进行表外融资,以达到掩盖亏损、美化企业经营成果的目的。


    3.规避借款合同限制。一方面,借款合同往往对借款人增添债务明确规定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得突破某一负债权益比率。于是,借款人便通过将某些债务置于资产负债表之外,来规避借款合同的限制。另一方面,拟定借款合同的债权人也会越来越精明,他们可能在判断是否履行了特定的借款合同时,将某些表外债务(如租赁)与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同等对待,而这种压力同时又将进一步催生新的更富于创新精神的表外融资方式。


    4.应付通货膨胀压力。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很可能造成资产负债表上的许多项目被严重低估。当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及相应的资产被严重低估时,企业的举债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因此,作为对这类资产被低估价值的抵销,可通过表外融资,将部分债务置于财务报表之外,以应付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状况和举债能力造成的压力。


    企业经营者之所以热衷于表外融资通常来自于以上四个动因。现行会计准则也使得企业表外融资成为可能,如安然公司利用SPE高估利润、低估负债,就是因为按照美国现行会计惯例,如果非关联方在一个SPE权益性资本的投资中超过3%,即使该SPE的风险主要由上市公司承担,上市公司也可以不将该SPE纳入合并报表的编制范围。

    三、企业各利益关系人对表外融资的反应


    对所有者而言,当企业投资收益率高于举债成本率时,表外融资可以提高企业自有资金利润率或每股收益,从这点来说,企业所有者可以从企业表外融资中得到利益。然而,表外融资的隐蔽性,可能使所有者无从了解企业实际投资收益率,难以辨清企业经营状况。由于表外融资对所有者的双重影响,导致所有者的双重反应,当所有者能够明确预见企业未来投资收益率高于举债成本率时,所有者对表外融资会采取支持态度;反之,则持反对态度。


    对企业债权人而言,表外融资带来的主要是危害。首先,债权人受资本的保护作用降低。表外融资加大了企业实际负债比率,使得企业资本负债比率相对加大,所有者投资对债权人投资的保护作用降低。其次,表内债权人利益受到表外债权人利益的侵害。表外债权人本金受法律保护的程度低、风险大,因而表外债权人往往通过提高资金使用费来补偿风险,加大了表内债权人收回本息的风险。因此,债权人对表外融资主要持反对态度。


    表外融资对潜在投资者也是不利的。由于表外融资不能提供企业的实际财务状况,对市场的潜在投资者会产生误导作用。因此,潜在投资者对表外融资也持反对态度。


    四、合理运用表外融资,正确监管表外融资


    1.合理运用表外融资。表外融资所筹集到的资金无需编列在资产负债表中,从而使得企业在获得借入资金的同时,又保持着会计法规所要求的资产负债率,规避了会计准则及公认会计惯例的限制,向人们展示了较为宽广的融资渠道。


    2.完善立法监管指导。通过立法,建立对表外融资的有效监管制度,将危害较大的表外融资纳入表内管理,限制其发展。监管部门通过引导企业正确采用表外融资,将表外融资限制于降低融资成本、调整资产结构等方面,并与企业的自身承受能力相适应,以真正起到改善企业财务状况、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
    一、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1.民营中小企业尚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不规范。
    民营企业大多是以家族经营、合伙经营等方式发展起来的。许多民营中小企业(以下简称“中小企业”)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单一,企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经营行为短期化以及负债多、积累少,投资规模与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低,容易遭到市场的淘汰;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不规范。据调查,有80%的中小企业会计报表不真实或没有会计报表。此外,由于一些中小企业存在逃避银行债务、多头抵押等情况,因而其资信等级不高。由于银行对其缺乏足够的信心,为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银行不愿冒险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2.中小企业板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作用有限。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在此精神的指导下,2004年5月27日中小企业板在深圳证交所正式启动。建立中小企业板,可以避免中小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为中小企业创造了直接融资方式,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小企业板固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条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途径,但并不会成为上千万家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访问时指出,发展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资本市场的方案,实际上只能部分地解决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我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资源禀赋结构的特点都将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将始终在我国中小企业中占据主要部分。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自身特点,多数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很难像高科技型中小企业那样成为高收益、高成长型的企业,因此,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方案,对这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3.国有银行惜贷严重。
    国有银行(以下简称“银行”)惜贷的原因,可以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的角度来分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确定性,借款人拥有信息优势,贷款人很难收集到有关借款人的全部信息,或者收集、鉴别这些信息需要花费巨额成本。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期,不仅数量多、规模小,而且单个企业需要资金量少、财务管理透明度差,这就造成中小企业信用水平极低。此外,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竞争性领域,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淘汰率高,融资风险大,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此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将可能成为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信贷,而中小企业也不愿按银行的要求提供相关会计信息。为了降低贷款风险,银行必须大规模搜集中小企业信息,如此一来,致使银行的贷款成本和监督成本上升。银行由于缺乏有关中小企业客户风险的足够信息,不能做出适宜的风险评价。此外,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抵押条件上的差别,以及银行追求规模效应等原因,大型金融机构通常更愿意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愿为资金需求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4.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不完善。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自1998年开始。2000年8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截至2001年底,全国已组建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类担保机构360多个,省市两级信用担保体系和商业担保机构覆盖了约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个地市,已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100多亿元。我国的担保体系是以政策性融资担保为主体,以政府出资为主,民间资本介入很少。政策性担保机构无需自负盈亏,追求的是社会效益,不符合担保的高风险性质,有可能使担保规模过大,使担保变为福利。当银行考虑到一旦出现代偿额过大或集中代偿的情况,担保机构无力代偿时,反而会不愿意向中小企业贷款。此外,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信贷抵押折扣率过高。一般来说,中小企业规模小,可抵押物少,但现行的金融制度对信贷抵押物的折扣率规定过高,使得许多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
    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1.加强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建设。
    我国很多的中小企业还具有明显的家族特色,用人方面任人唯亲,家族成员占据重要管理岗位,决策上独断专行。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中小企业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不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降低了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导致银行和投资者不愿向其贷款和投资。鉴于此,中小企业应走产权主体多元化的道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公司制改造,解除家族制对其发展的束缚,进行所有权结构调整,引入优秀的管理人才,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风险。这样才能提高信用水平,增强融资能力。
    2.发展融资租赁融资。
    融资租赁融资的优点在于:①限制条件少,能迅速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能使中小企业保持技术及设备的先进性,提高产品竞争力;与发行股票、债券或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相比,受到体制、企业规模、信用等级、负债比率、担保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较少。②融资风险小,中小企业有权选择自己最需要的设备,掌握设备及时更新的主动权。由于租赁期内设备所有权属于出租人,租赁期届满时承租人有购买或归还租赁设备的选择权,设备过时的风险就由出租人承担了,有效规避了设备的无形损耗风险。中小企业出现经营不善无力交付租金时,出租人只能收回设备。与债务融资下的破产清算相比,融资租赁融资的财务风险更小。③保持中小企业财务的合理性与安全性。一方面,避免了流动资金的一次性过多占用,增强了中小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与股权融资相比,融资租赁融资可避免对股权的稀释。④能够产生节税效应。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租赁设备的折旧由承租人提取,承租人支付的租金中所包含的利息和手续费均可从税前扣除,从而使承租人得到了减税的好处。3.大力发展互助性担保制度。
    互助性担保的优势来自于民间担保的产权结构、社区性和互助、互督、互保机制。当面临风险时,政策性担保机构通常的做法是将风险转移给政府,而互助性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最终由会员分担,容易被潜在的被担保者接受,担保审批人与担保申请人相互较为了解,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互助性担保将银行或政府担保组织的外部监督转化为互助性担保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提高了监督的有效性;处于劣势的中小企业通过互助性担保联系起来,在和银行谈判时可以争取到较优惠的贷款条件;互助性担保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可以为政府与中小企业沟通创造新的渠道,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为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宜构建以互助性担保机构为主、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为补充的担保机构为基础,以地区和市级、省级、全国三级再担保机构为支撑的结构体系。
    4.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
    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地方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和地方性风险投资公司。中小金融机构拥有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信息优势:中小金融机构一般是地方性金融机构,通过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小金融机构对地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逐渐增加,有助于解决存在于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了使中小金融机构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应做好以下工作:①重构中小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小金融机构要按各自的优势进行正确的市场定位,把主要服务对象定位于广大的中小企业,全心全意为中小企业服务;②金融业是个风险极大、容易发生欺诈行为的行业,必须改善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加强监督力度,控制市场风险,将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纳入整个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中,监管的重点落在对其高层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和资产负债管理、贷款风险管理等风险监管上;③逐步解决贷款市场的垄断问题,允许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允许有实力的企业出资兴办地方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建立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导向,政府只起协调发展和指导监督的作用;④为了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可使利率调节具有一定弹性,在适当情况下允许部分中小企业以低于或高于市场利率的利率获得贷款,适当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幅度;⑤创建科学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估体系,根据中小企业经营者素质、风险保障能力、经营状况、偿债能力及信用记录、发展前景等主要指标,综合评出不同等级,作为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决策和重点扶持的依据。内容摘要]:目前,国际融资已成为一国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主要的融资方式包括国际债券融资,国际股票融资,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外国政府贷款,金融组织贷款等,我国不仅在国内广泛筹集资金,也将国际融资作为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我国应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债的管理。 [关键词]:国际债券 国际股票 海外投资基金 外国政府贷款金融组织贷款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   国际融资是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运用各种金融手段,通过各种相应的金融机构而进行的资金融通。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的加快,对资金需求的增加,国际融资越来越成为一国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融资的种类特点及其绩效进行探讨,进而对国际融资在我国运用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国际融资的主要方式及其特点 根据国际融资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层次来分类,有存在双重债权债务关系的间接融资,还有只含单一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融资。 (一)直接融资 1.国际债券融资 国际债券即发行国外债券,是指一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企业、私人公司、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等在国际债券市场上以外国货币面值发行的债券。国际债券主要分为欧洲债券和外国债券两种。 欧洲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 管制松散。欧洲债券市场的所在货币当局,对银行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管制都很松。如果在美国纽约市场发行美元债券,美国对此审查相当严格很难获准;而在欧洲货币市场发行美元债券,手续则较为简单,不需评级机构评级,也不必向任何机构登记注册,而债券注册则只向当地证券交易所提交说明书即可。 (2) 币种多样化。欧洲债券可以有更多的货币种类选择,而且当一些借款人想展期筹集较大金额的资金时,欧洲货币市场都能满足这些需要,满足货币种类和数量的需要。 (3) 交易集中。欧洲债券市场的交易全部在证券交易所里成交,没有场外市场,要接受证券交易所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监督。 (4) 资金调拨方便。欧洲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存在限制和标准。加上在欧洲的一些金融中心,银行林立,业务经验丰富,融资类型多,电讯联系发达,银行遍布世界各地,资金的调拨非常方便,若融资后需调换成各种所需货币,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调换并调拨到世界各地。 外国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 发行外国债券首先要对借款者进行评级。借款者涉及许多机构或公司企业,其信誉程度决定了能否发行债券及借款的数额,资信高的可以获准发行,且发行限额较高。如日本政府规定,发行日元债券,属政府级即AAA级,贷款数额可不受限制;AA级的限定只可发行300亿日元;未评级的只能发行100亿日元。 (2) 外国债券发行额较大且筹资多国化、多样化。美国就规定在美国发行美元债券,规模至少5000万美元,从世界发行境外债券筹资数额来看,相当可观约占国际筹资总额的60%。 (3) 资金使用无严格限制,但不得干扰债权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发行外国债

    3.加强会计准则规范。表外融资自产生以来,方法不断翻新。然而,会计准则的制定并没有跟上这一步伐,迄今为止还较少有会计准则涉及对表外融资的会计处理问题,因此,应该加强会计理论的研究工作,加速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并且在对会计要素界定和确认时,尽可能地具体、明确,减少可供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和弹性解释范围。会计准则应发挥指导作用,具有超前性。


    4.严格财务报表揭示。表外融资作为企业重要的理财活动,所引起的资产和负债虽然不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但根据充分揭示原则,这些融资活动所引起的约定义务和或有负债应该在报表附注中加以说明。严格财务报表的揭示,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表外融资对报表信息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影响,有利于企业不同利益主体对报表的使用。"
    10-02-09 经济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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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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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  1915年袁世凯要作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觉得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在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造成的,有的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有才子之名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书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祖父在湘军中积功升为哨官后战死,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其父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作了个小武官,后来因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父亲早亡,杨度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之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也不是象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学的“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怎么下笔都想不出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
    要避祸、又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跑到日本留学,当时也没有护照、签证之类,杨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个重要的契机。他是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他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主张君主立宪,但是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却请他捉刀代笔,为清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过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清政府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从此,他与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对付了的。当袁世凯的许多朋友都不敢与他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之一。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的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是在谋图自己的发展。
    辛亥以后,袁世凯建立洪宪王朝的过程中,杨度表现非常积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谈。
    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被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比起来是有点冤,但是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说,把杨度视为第一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
    虽然,杨度自称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时失意的政客几乎是个个如此。即使在杨度参禅论道时期内,也没有忘记在各种各样的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有时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杨度还是有种特殊能力,使得一些很蛮横的军阀也听他的话。那个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杨度是言听计从。例如在枪毙新闻记者林白水时,为林求情者很多,张宗昌一概不接受。杨度前去说,才答应下来。可惜的是当张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绑赴天桥了。
    杨度的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很多,而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依附他们为耻,与他们往来的人不多,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依附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前一件知道的人很多,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直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人们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都是为了“救国”。我想这也是一种偏颇。
    
    

    
    
    《洪宪纪事诗》真是一部有趣的书。连本世纪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谈到它都赞不绝口。董必武同志在六十年代初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作序中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所见刊
    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
    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其词瑰玮可观,后之作史者
    可资摭拾。
    
    实际上这也是董必武对《洪宪纪事诗》的看法。其纪事除个别细节外,大多可信。洪宪前后,刘禺生正在北京,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老乡,常能见面,对于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与杨度是“大同乡”(当时湖北湖南同属湖广),二人共过事,有一定的交谊,对杨度的为人有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宪纪事诗》中的评论不仅有深度,而且,颇有诛心之论。
    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是很卖力气的。当然,杨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个人打算的。杨度对袁世凯是有知遇之感的,是袁的推荐,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跃而成为“四品京堂”。这样,在摄政王下诏要杀袁世凯时,奉命草诏的杨度才会奋力搭救,后来在与袁世凯的往来过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许多秘密。从此杨度把自己与袁世凯绑在了一起。因此,当袁要当皇帝、需要人们拥戴时,杨度从内心里就会发出 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而且,杨度与袁世凯的老部下、老袍泽不同,他手中没有兵。他靠的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事关系。这些都是软性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而那些北洋系的军人们手中掌握的可是硬帮帮的枪杆子。与他们比起来,杨度不能不分外出些气力。另外杨度自视甚高,他要作洪宪第一功臣,这样才有可能圆的宰相或总理的梦。可是,我们检查一下杨度与筹安会的表演,人们会感觉到那真是够“丑”的,但还谈不到“恶”,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杨度的同乡熊希龄在组织“人才内阁”时,曾想请杨度担任一个次要部长的职务,杨度说“我帮忙不帮闲”。可是我们从洪宪期间杨度和筹安会所做的事情来看都是帮闲性质的。这对杨度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
    在这方面,《洪宪纪事诗》中都有记载,有些细节也很有趣。筹安会曾经悬赏征求论文,论述国体问题。另外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刷了十万册。我想,这些书大约也要靠公款购买,否则,要都堆在筹安会的仓库里的。印了这么多的书,现在是很难看到了。孙中山先生最为袁世凯所恨,在书中对他肆意诬蔑还不够,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新华宫里演出。实际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些主意的就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这就是《新安天会》。《安天会》本来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前几回改编的,写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被收伏的故事。因为孙先生的姓氏的关系,这些洪宪文士便忽发奇想,把《安天会》改为影射孙先生的《新安天会》,并加紧由“第一舞台”的演员排练,庆祝袁世凯生日的中南海的宴会上,首次演出。《洪宪纪事诗》有两首记载这件“盛事”。
     誓言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忘却袁家天子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
    
    《新安天会》中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逃回了水帘洞,天兵天将,十二金甲神人,围困水帘洞孙悟空又纵一跟斗云逃往东胜神洲,扰乱中国,号称天府大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状态,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其中军官为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俨然化装之黄克强也。其先锋官为独木将军,满头戴李花白面少年,容貌俊秀,与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是二,难为分别。前锋左右二将,一为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为古怪刁钻,白鼻黑头。当日李协和守九江、马当之二将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见东胜神洲之震旦古国,杀气腾腾,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视,归奏红云殿前,请弼马瘟逃逸下界,又调集喽罗,霸占该土,努力作乱。玉皇大怒,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恶魔,降生陈州府(这是影射袁世凯),顺天应人,君临诸夏。其部下名将有大树将军冯异(影射冯国璋)、桓侯张飞(影射张勋)、通臂猿李广(影射李纯)、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锟)。他们在广德星君的指挥下大败孙悟空,班师回朝,受降献俘。这时文武百官齐呼《圣天子平南颂》,歌美颂德。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现实中来。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海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孙逸仙坐东瀛自思自叹,……”。这种紧密联系“现实”和“为政治服务的”的剧作古今真不多见。“四人帮”掌管文艺期间,那么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没有搞成这个样子。筹安会和杨度搞的这些东西,就是从袁世凯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能帮他们什么“忙”?而此时,袁世凯还不到需要人来帮闲的时候。这些事情只能在“洪宪”帝国史留下笑柄,对孙中山先生的形象毫无损伤。这个《新安天会》的演出还有个插曲。当时北京京剧是“无腔不谭”,所以最理想的是谭鑫培来演主角,可是谭老板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外号叫“老乡亲”的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我想,这些老艺术家们一看到《新安天会》这个本子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什么玩艺儿!”谭、孙不肯演这是极正常的。后来以唱功闻名的刘鸿声接了这个差事。刘鸿声(据说田汉名剧《名优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刘鸿声为模特的)唱到“到月怀乡自叹”时,因为这是影射孙中山落拓,所以袁世凯很高兴。他看到刘鸿声身上穿的龙袍太旧,于是,把登基大典筹备处为自己准备的龙袍赐给了刘鸿声。这件龙袍上面绣了九条龙,蜿蜒全身,。袁世凯不喜欢这件龙袍,认为它“气不团聚”,便给了刘鸿声。所以诗中有“龙袍传赏李龟年”之句。当然,这是个小插曲了。
    不仅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变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严复那么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凯进奉。另外,他从西文有阴阳性之分受到启发,又在《汉书》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时,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更申共和国家属女性之说”,而女性软弱;“帝政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这些辨析不仅无聊,更显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因为关系太密切,又尽人皆知,所以议建筹安会之初,袁世凯不想由杨度来办,而是希望与袁关系不深的徐佛苏来办。而杨度要为新朝建立第一功,要作“开国元勋”,才非常积极地走到前台。杨度本来可以直接与袁世凯往来,参与机密。可是,迷信枪杆子的袁世凯的心目中更重要的乃是北洋老袍泽对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党可能出现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在那些方面,因而对于筹安会中的头面人物(有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笼络来的)就冷淡了一些。筹安会最初闹得沸沸扬扬,出足了风头,挨够了骂,而在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是处在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的状态下的。自视颇高的杨度心中怎么想呢?他的诗中不无怨气地写道:“吹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楼与接天。”本来已经是到手的第一功勋,现在袁世凯对于这些拥戴者又有了新的要求。
    考察杨度在洪宪活动中的行踪,仿佛他与“皇太子”袁克定往来更多一些似的。从对帝制的积极性来说,袁克定比“乃翁”更胜一筹,因为他把自己政治前途全押在未来的洪宪王朝的成败上,因此他对帝制活动表现出超常的积极,而袁世凯则显得有点谨慎,或说畏首畏尾。袁自从作了终身大总统之后,实际上他已经是没有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鸡不成蚀把米。袁克定则完全没有这些顾忌,他一心一意地希望老子赶快做皇帝,自己好当“皇太子”。因此,他想尽办法剪除一切可能影响到洪宪帝制进程的消极因素。例如克定的弟弟袁克文对父亲称帝不太积极,赋诗言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被克定密告袁世凯,拘禁于北海,禁止其出入。又如当时袁世凯只看日本人开办的《顺天时报》,但就连这份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文章。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专门印了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看的《顺天时报》,满篇都是拥护洪宪帝制的文字。后来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亲,从家里带回一张《顺天时报》用以包东西,才发现它与新华宫中的《顺天时报》不同。这一类事情都是通过筹安会杨度等共同筹划的。每当袁世凯有点动摇时,袁克定都要与杨度密商,给袁世凯打气,坚定其信心。杨度本来是立志帮老子的,却帮了儿子。自降其等。
    杨度领导下的筹安会的操作方式也不对。1915年4月,杨度写好了《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看了很高兴,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本年8月14日杨度及严复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因为《君宪救国论》一文是打着探讨学理旗号的。此时办筹安会,杨度便把旗号当做事情本身去做,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
    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成立,并立即通知各省会员说本会“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这种宣传,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杨度以为他们对帝制推动已经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筹安会马上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筹安会从一个“研究团体”变成了表决团体。它还准备策动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职责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并鼓动各省驻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要求恢复帝制。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组织请愿,好象特别看重民意似的。但这已经让袁世凯、袁克定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把杨度看成是迂阔、不中用的书呆子。杨度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毕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民意还在他的心中有一定的位置。这就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能像那些大老粗军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杨度的老师王壬秋讲的“帝王术”“王霸之道”也不是这个做法。《洪宪纪事诗》引王壬秋《湘绮楼说诗》云:
    
    洪宪改元,余方辍讲东洲,不问世事。而京使复来,将以大师位上公强起之,笑谢不遑。使留三日不去,乃与书项城,有曰:闻殿墀饰事,已通知外间。传云,四出忠告,须出情理之外。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转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又与杨皙子(杨度)书曰: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而杨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处。王氏问得好:“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专制本身是对民意、民主的剥夺,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这本身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杨度和筹安会所采取的操作手段就是对所追求实现目的的一个嘲弄。杨度一生服膺的是他老师的“帝王术”,可是拥戴他人为帝为王时,恰恰没有用好“帝王术”,他老师耳提面命也没有用。无怪王壬秋说他是“书痴,自谓不痴”。杨度与王壬秋毕竟是时代不同的人,面对的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杨度想如他老师那样对各种各样野心家应付裕如、游戏人间是不可能的了。
    
     三
    
    1916年王壬秋逝世时,杨度为其师撰写的挽联是: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谈到他老师王壬秋时总爱提到他的“帝王之学”,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学到家。1931年,杨度病将不起时,为自己写的挽联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所谓“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学”。可见杨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学”。王壬秋是湘学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学”在湘学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但是,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的。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神秘的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DNA)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最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征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亚弗里主义。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胁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也以游民为主。可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像杨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游民生活状态之中。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却和他们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往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文人士大夫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有一致之处呢?
    我们了解“帝王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与思想意识及其在这些指导下的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剧烈转型期间,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像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唯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佳出"
    10-02-09 文化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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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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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 "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  神明崇拜指由官方和民间组织、个人举行的对神明的崇把、礼拜等仪式行为。对于神明崇拜象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研究者多从历时、共时的角度强调这种仪式行为及相关神话、象征在时(不同时期)、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方面展现的不连续的形态。他们强调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崇拜诸神的实用功利动机不同,对诸神象征的没释也不同。华琛(James L.Watson)对天后的研究,即认为女神天后貌似统一的象征性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不同社会组织之崇拜天后的重大差异。。过分强调崇拜者的实用功利,有将宗教史研究减化、归结为心理学研究的危险。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 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关羽的最初形象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二、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 —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明清时期的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普及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四、结 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史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1792—1832年间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出现,是对政治经济压力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对统治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而是受到一个更长远的“道德文化”或者“小传统”的影响的。⑥笔者引出汤氏的观点,并不是要重申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本文对关羽崇拜发展过程的分析,也并非想强调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象宋元民间文化塑造的关羽形象,虽然对于明清时期的官方崇拜有很大的影响,但假如宋元讲史和演戏传统在塑造关羽形象时没有吸收正统的忠义观,那么它的影响力或许会大打折扣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或者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单向的流动,正如俄国中古史学家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对欧洲中古前期和盛期民间文化所作的精辟分析和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Carlo Ginzburg)对一桩异端审判的研究中显示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实际上有循环往复、互相影响的关系。

    由官方、民间的关羽崇拜和民间文化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我们还注意到传统创造的问题。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或快或慢的创造过程,不同时代都有自身创造的传统。不同的传统,变化的节奏不尽相同。有的节奏较快,阶段性较明显(如官方的关羽崇拜),有的则比较缓慢,并且在交替过程中出现交叉,阶段性不明确(如关羽的民间形象)。正如关羽形象的发展中显示的,在传统创造、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连续性,亦有变异性,传统本身往往就是由新旧因素层层累积叠加而成。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正统文化与地方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将文化传统视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要在动态的过程和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各种文化关系。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四、结 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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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9 传统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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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行为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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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行为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单一的融资体制和低效的内源融资能力导致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并成为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融资功能的增强,企业注重股票融资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过度依赖股票融资也将对公司本身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引言

    不同资金来源的组合配置产生不同的资本结构,并导致不同的资金成本、利益冲突及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市场价值。如何通过融资行为使负债和股东权益保持合理比例,形成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不但是股东和债权人的共同目标,也是长久以来金融理论研究的焦点。

    1958年,莫迪利亚尼和米勒(Modigliani & Miller)发表了《资金成本、公司融资和投资理论》这一著名论文,指出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当公司税和个人税不存在时,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无关(即MM定理)。此后,金融学家们纷纷放宽MM定理中过于简化的理论假设,尝试从破产成本、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等不同的理论基础来研究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蓬勃兴起,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现实世界中,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营风险等因素对于资本结构的决定有着重要影响。

    而布罗姆(Browne,F.X,1994)和兰杰(Rajan,R.G,1995)等人对各国企业资本结构的比较研究更是极大地拓展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内涵,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结构不仅是公司自身的决策问题,而且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体系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等外部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过度负债的不合理资本结构越来越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障碍,并因而成为许多国企改制上市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最根本的政策动因。在上述背景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以及政策环境和管理动机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推动国企股份制改造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点分析
    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上市公司历年财务报告。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来分析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资金来源的总体状况。

    一、资产负债比率水平偏低
    本文根据1996、1997、1998和1999年这四年的财务报告,计算出上市公司历年的资产负债率,并和全国5000家工业生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行比较。从表1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历年均低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且呈逐年降低的趋势,1999年底,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43.35%;相比之下,全国企业平均的资产负债率为61.67%,而国家统计局对14923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底国有企业的帐面平均负债率为65%,其中有6054家企业的负债率高于80%。

    表1:上市公司与全国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
    1996 1997 1998 1999
    上市公司 49.64 48.69 46.54 43.35
    全国企业 62.99 61.07 61.14 61.67
    资料来源:全国企业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显然,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化融资体制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增加了国企还款付息压力和出现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而企业经过股份制改组并获得上市资格后,可以通过发行新股和后续的配股活动获得大量资本金,从而直接降低资产负债比率。然而,目前过低的负债比率也反映出上市公司没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一步举债的潜力很强。

    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存在正相关性,与公司业绩存在负相关性
    在经营实践中,上市公司必须配合自身的资产规模、经营周期与竞争环境来决定资本结构,因此不同特征的上市公司在资产负债率上应存在较大差别。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首先根据总资产额将样本公司分成四组,以了解公司资产负债率是否随规模不同而变化。表2所列的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其资产负债率也越高。这主要是因为规模越大的公司破产概率和经营风险也越低,负债担保能力和资信能力较佳,从而可使用较多的负债作为资金来源,因此会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表3分析了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和盈利能力的关系,显然,所有样本组别的资产负债率都较明显地呈现随净资产收益率升高而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可由经营活动产生足够的保留盈余来满足大部分的资金需求;此外,盈利能力强的公司也较容易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从而使公司有较低的负债比率。表2:资产负债比率与公司规模的关系
    样本1 样本2 样本3 样本4
    规模区间(亿元) 270-17 17-10 10-6 6-1.4
    样本数 123 119 124 117
    平均资产负债率(%) 47.03 43.91 43.68 40.85

    表3:资产负债比率与公司盈利能力的关系
    样本1 样本2 样本3 样本4
    净资产收益率区间(%) 64.5-12.0 12.0-9.0 9.0-6.0 6.0-(-)50.0
    样本数 125 120 123 115
    平均资产负债率(%) 44.22 43.57 41.83 49.51

    三、负债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水平偏高
    负债结构是公司资本结构的另一重要方面,表4对上市公司和全国5000家企业的负债结构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发现,上市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高达78%以上,约比全国企业高出12个百分点。因此,虽然上市公司总的资产负债比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流动负债对总资产的比率已和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较为接近。这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的净现金流量不足,导致公司使用过量的短期债务。一般而言,短期负债占总负债一半的水平较为合理,偏高的流动负债水平将使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如利率上调、银根紧缩时,资金周转将出现困难,从而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表4:上市公司和全国企业债务结构比较 单位:%
    上市公司平均 全国企业平均
    1998 1999 1998 1999
    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 77.38 78.89 65.92 66.72
    流动负债占总资产比重 38.22 36.97 40.30 40.40
    资料来源:全国企业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四、长期资金来源以配股融资为主
    企业经过改制并上市后,将享有留存收益、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公司债券和银行信贷等多样化的融资方式。从现有融资环境来看,上市公司长期资金来源有利润留存、长期负债以及股权融资三种渠道,其中前者属于内部融资,后两者为外部融资。

    这里以1998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438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其1998年和1999年度财务报告,首先计算出1999年内样本公司股东权益和长期负债的增加额,再将股东权益增加额减去配股和增发新股所筹资金额,就得到上市公司1999年的利润留存额,由此计算出长期负债、利润留存和股权融资这三种融资方式在公司长期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内部筹资比例甚少,而外部筹资的比重占绝对优势。其中,长期负债融资仅占长期资金来源的6.2%,并且主要来自于长期借款和应付款,1999年内没有一家公司发行企业债券;而股权融资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长期资金来源,其比重高达52.6%。上述事实与发达国家上市公司主要依赖内部资金(约占资金来源的50%-97%),其次是负债(约占11%-57%),最后才是发行新股(约占3.3%-9%)的融资顺序行为(C.Mayer,1994)有着截然的不同。

    表5:1999年度沪市上市公司长期资金来源比重
    形式 金额(亿元) 比重(%)
    利润留存 未分配利润、送股、盈余公积金、公益金 177.6 41.2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未偿付债券、长期应付款 26.7 6.2
    股权融资 配股、增发新股 227.2 52.6
    其中 配股
    增发新股 190.86
    36.33 44.2
    8.4
    长期资金增加额 431.5 100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行为上存在较显著的“配股偏好”现象,股权融资是上市公司资产增长的最主要来源,从而导致资产负债率逐年降低,而债务结构又以流动负债为主。下面我们分别从宏观的外部制度成因和微观的内部管理动机来探讨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制度成因
    从1996年至今,我国已七次大幅度降低了存贷款利率,目前一年期贷款利率仅为5.85%。另一方面,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上市公司申请配股的前提条件是“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且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但任何一年均不得低于6%”。因此,对于符合配股条件的上市公司公司而言,理论上应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效应,增加债务融资的比重,但为何现实中上市公司的行为却与此相反,资产负债比率不升反降,并且仍偏好使用外部配股融资呢?资本结构理论认为,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受到资金成本、公司控制和融资工具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强烈影响。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也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市场环境下,对上述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一、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是公司融资行为的最根本决定因素。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融资方式,债务融资的主要成本是必须在预定的期限内支付利息,而且到期必须偿还本金;而股权融资的主要成本则是目前的股息支付和投资者预期的未来股息增长。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证券市场的过小规模与投资者巨大需求间存在反差,以及非流通股的大量存在,证券市场市盈率和股价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与之相比的公司派息水平则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投资者并不指望通过获取公司的派息来得到投资回报,而是希望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中获得资本利得。因而,投资者也偏好以股本扩张进行分配的公司。

    可见,与债务融资必须还本付息的“硬约束”相比,配股融资具有“软约束”的特点,其资金成本实际上只是一种机会成本,并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自然将股权融资作为一种长期的无需还本付息的低成本资金来源。这是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根本原因。

    二、公司控制
    融资方式的选择对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股权融资引致的治理结构为“干预型治理”,即投资者通过董事会来选择、监督经营者,或者通过市场上股票的买卖构成对管理层的间接约束;而与债权融资方式相联系的治理结构具有“目标型治理”的特点,企业必须定期向债权人支付一个数额确定的报酬,而当企业不能履行其支付义务时,债权人对企业的特定资产或现金流量具有所有权。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由于国家股控制了股权的绝大部分并且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转让,因而削弱了证券市场敌意购并和代理权争夺对管理者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所有权主体尚未明确界定,上市公司在实践中形成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因此,股权融资并不能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构成强有力的治理约束。与之相反,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的主要依据是公司新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率,其对项目的审查较严格,对资金投向的约束具有较强的刚性。而且银行具有对其贷款使用监督的规模效益,从而构成对企业行为经常性和制度性的约束。在上述情况下,上市公司管理层显然愿意通过配股,而不是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此外,由于国家股的绝对控股地位,很多情况下企业行为只是国有大股东行为的影子,在自身基本上都放弃配股的前提下,国有大股东显然乐意分享因向社会股东溢价配股带来的净资产增值收益。

    三、融资工具
    广义或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包括长期借贷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如果资本市场上具有多样化的融资工具,那么企业可通过多种融资方式来优化资本结构。如果资本市场的发育不够完善,融资工具缺乏,那么企业的融资渠道就会遭遇阻滞,从而导致融资行为的结构性缺陷。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存在着结构失衡现象。一方面,在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迅速发展和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徘徊不前,而且企业债券发行市场的计划管理色彩过浓,发行规模过小,导致企业缺乏发行债券的动力和积极性,也使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功能尚未完善,而长期贷款的风险又较大,使得金融机构并不偏好长期贷款。这两个因素导致债权融资的渠道不畅,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只有选择配股的方式进行融资活动,从而影响其融资能力的发挥和资本结构的优化。

    上市公司配股筹资的管理动机
    通过配股筹集资金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长期资金来源,在进行配股筹资决策时,公司管理层具有决定配股价和配股数量(即配股筹资额)的自主权。为了分析上市公司配股融资的管理动机和微观影响因素,我们以1999年内实施配股的60家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公司配股筹资额占长期资金来源的比重(下称配股融资比率)为因变量,对以下三个假设进行实证分析。配股融资的时效假设:不管公司出于何种目的进行配股筹资,管理层应选择最佳时刻尽可能多地筹集资金,即配股融资比率与股价有关,股价越高,配股融资比率将越高。时效假设可验证上市公司管理层是否倾向在高股价时期进行配股融资。
    配股融资的用途假设: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公司的资金需求大致可分为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和增加投资这三项。其中,流动资金需求可能发生于流动资金水平降低时,长期性资本支出和偿债需求资金用途则具体表现为企业总资产增加和长期负债的减少。一般而言,公司对资金需求越高则配股融资比率也越高。用途假设可了解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用途的具体表现,在运营、投资与偿债资金需求中寻找公司的融资动机。

    配股融资的信心假设:在现实中,管理层对经营业绩的预期可反映出公司管理层的经营信心,从而影响到公司的筹资决策和配股融资比率。如果管理层对于未来的业绩越乐观,则其配股融资比率应越高。信心假设可分析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进行配股融资时是否对未来经营业绩具有信心。

    基于上述三项实证假设,本文以配股融资比率为因变量,并以代表各管理动机的指标为自变量进行横截面回归分析。
    S=α0+α1P +α2 CF+α3 IF +α4SF+α5EP+μ
    其中αi为回归系数,i=0,…,5
    μ为残差项
    上式中各变量的定义、预期符号和实证结果见表6。
    表6:配股筹资的管理动机与预期符号
    分析
    变量 定义 预期
    符号 实证
    结果
    自变量
    1.股价(P) 配股实施前一个月的日平均价 + 0.007(1.347)
    2.资金需求
    流动资金需求(CF) 1999年初现金/1999年初流动负债 - -0.031(2.368*)
    投资资金需求(IF) 1999年度总资产增量/年初现金 + 0.045(2.274*)
    偿债资金需求(SF) 1999年度长期负债变化/年初现金 - 0.029(1.142)
    3.来业绩的预期(EP) 1999年每股收益增长率 + -0.024(0.785)
    因变量:配股融资比率(S) 配股筹资额/长期资金来源总额 R2=0.373
    注:第四栏括号内为回归参数的t检验值,*号表示回归参数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我们可得到如下结论:
    1. 上市公司倾向于在股价较高时进行配股,股价高低确实是决定上市公司配股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和现实中诸多公司都以尽可能高的配股价以及尽可能大的比例进行配股筹资是相一致的。
    2. 流动资金需求和投资资金需求是促使上市公司进行配股筹资的两大影响因素。一方面,尽管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0%,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却不甚理想,1999年其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仅为0.26元,具有内部信息优势的经营者显然更愿意选择股权融资而不是负债融资。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强烈的扩张冲动,公司配股所筹资金一般用于扩大现有生产规模和技术改造项目。

    3. 上市公司对未来盈利的预期不能影响公司的融资比率,统计上的效果也不显著。
    相关建议
    长期以来,单一的融资体制和低效的内源融资能力导致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成为困扰国企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融资功能的增强,企业注重股票融资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过度依赖股票融资也将对公司本身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是配股融资的低成本和软约束严重扭曲了公司的融资行为,导致相当一部分公司的融资行为是由清偿债务或投资需求所驱动的低成本“圈钱”,以股权融资的“软约束”代替银行信贷的“软约束”。长此以往,证券市场只能是数量型扩张满足企业的“资金饥渴症”,其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发挥将受到极大抑制。

    其次,以配股为主的单一融资方式导致企业融资结构单一、约束机制不健全和治理功能缺陷,如缺少债权融资的激励机制、信息传递功能和破产控制机制。此外,忽视股东资金成本的融资方式还将影响上市公司对新投资项目的正确决策,导致管理层可能选择投资收益率低于实际加权资金成本的投资项目。

    科学、合理的资本结构和融资方式对提高公司经营效益、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全性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现实出发,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优化上市公司融资结构
    应通过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减少对企业债券市场运行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及完善法规体系等多个方面来促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以此推动资本市场的均衡发展,优化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在目前上市公司“软约束”的特殊情况下,发债融资将迫使企业增加经营压力,增强资金成本意识,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

    2.严格配股审批制度,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
    鉴于上市公司在配股融资方面存在着无序现象,因此需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配股融资的市场监管,如可考虑将目前配股审批的单点控制改为全过程监管,即严格跟踪审查公司配股之后的相关行为,如配股资金使用是否严格按照原计划进行,项目收益情况是否与预期一致等。跟踪审查的结论应作为公司配股资金的首要条件,从而加强对配股公司资金使用上的约束,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控制
    为强化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股权融资成本意识,可通过引入外部董事,改变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状况、大力培育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建立市场化的、动态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管理层的股权融资成本意识,约束其“过度圈钱”寻求扩张的倾向和冲动。 [内容摘要]:目前,国际融资已成为一国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主要的融资方式包括国际债券融资,国际股票融资,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外国政府贷款,金融组织贷款等,我国不仅在国内广泛筹集资金,也将国际融资作为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我国应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债的管理。
    [关键词]:国际债券 国际股票 海外投资基金 外国政府贷款金融组织贷款 国外商业银行贷款

    国际融资是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运用各种金融手段,通过各种相应的金融机构而进行的资金融通。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的加快,对资金需求的增加,国际融资越来越成为一国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融资的种类特点及其绩效进行探讨,进而对国际融资在我国运用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国际融资的主要方式及其特点
    根据国际融资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层次来分类,有存在双重债权债务关系的间接融资,还有只含单一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融资。
    (一)直接融资
    1.国际债券融资
    国际债券即发行国外债券,是指一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企业、私人公司、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等在国际债券市场上以外国货币面值发行的债券。国际债券主要分为欧洲债券和外国债券两种。
    欧洲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 管制松散。欧洲债券市场的所在货币当局,对银行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管制都很松。如果在美国纽约市场发行美元债券,美国对此审查相当严格很难获准;而在欧洲货币市场发行美元债券,手续则较为简单,不需评级机构评级,也不必向任何机构登记注册,而债券注册则只向当地证券交易所提交说明书即可。
    (2) 币种多样化。欧洲债券可以有更多的货币种类选择,而且当一些借款人想展期筹集较大金额的资金时,欧洲货币市场都能满足这些需要,满足货币种类和数量的需要。
    (3) 交易集中。欧洲债券市场的交易全部在证券交易所里成交,没有场外市场,要接受证券交易所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监督。
    (4) 资金调拨方便。欧洲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存在限制和标准。加上在欧洲的一些金融中心,银行林立,业务经验丰富,融资类型多,电讯联系发达,银行遍布世界各地,资金的调拨非常方便,若融资后需调换成各种所需货币,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调换并调拨到世界各地。
    外国债券融资主要有如下特点:
    (1) 发行外国债券首先要对借款者进行评级。借款者涉及许多机构或公司企业,其信誉程度决定了能否发行债券及借款的数额,资信高的可以获准发行,且发行限额较高。如日本政府规定,发行日元债券,属政府级即AAA级,贷款数额可不受限制;AA级的限定只可发行300亿日元;未评级的只能发行100亿日元。
    (2) 外国债券发行额较大且筹资多国化、多样化。美国就规定在美国发行美元债券,规模至少5000万美元,从世界发行境外债券筹资数额来看,相当可观约占国际筹资总额的60%。
    (3) 资金使用无严格限制,但不得干扰债权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发行外国债券筹到的资金,其具体的用途及使用进度,债权国一般没有特殊要求,但债券毕竟是在外国发行,各国的经济、金融、税收等政策和法令又各异,在发行过程中要熟悉掌握和注意执行当地的法律。
    (4) 外国债券要受外国当地有关金融当局的管理,因此筹资手续相当复杂。比如,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要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而且,外国债券融资对资信评级、申请手续和报送的资料都要求较严较细,非常复杂。
    2.国际股票融资
    国际股票即境外发行股票,是指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向国际投资者发行股票并在国内外交易所上市。
       国际股票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1) 永久性。这是由股票融资这一方式决定的,由于股票没有期限的限定,股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要求退股,因此,引进的外资能够成为永久的生产性资金留在企业内,而不至象一般合资或合作企业一样,会因合同到期或意外变故,外方抽回资金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特别是通过发行B股融资,筹资国吸引的外资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B股只能在外国投资者之间进行交易而不能卖给国内投资者,因此筹资国所筹外资就较为稳定,该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也不会受到游资的冲击。
       (2) 主动性。通过股票吸引外资,筹资国可运用法律和政策性手段约束投资者的购买方式、购买种类、资金进出的方式、税率等,并做出相应的规定,筹资国还可以自主决定哪些行业、企业允许外商投资,哪些不行,从而正确引导投资方向。
    (3) 高效性。国际股票融资有利于对外发行股票的企业在更高层次上走向世界。国外股票持有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十分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而企业因股票向外发行,无行中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和信誉,有利于企业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
    3.海外投资基金融资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的作用在于使社会闲散的资金聚合起来,并在一定较长的期间维系在一起,这对融资者来说相当有益。此外,稳健经营是投资基金的一般投资策略,因而投资基金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也相当有益。
    海外投资基金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
    10-02-09 经济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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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化财政投融资体制 促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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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财政投融资体制 促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强化财政投融资体制 促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摘要 :在目前通货紧缩 ,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强化财政投融资体制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对于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进一步稳定、持续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分析 ,提出了今后如何强化与完善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的看法。

      财政投融资是在一般财政预算无偿分配以外 ,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和调控 ,按照信用原则有偿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活动。自 80年代我国开始发行生产建设性国债 ,政策性银行投入运转以来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财政投融资体制 ,对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体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主要是财政投资日益弱化 ,财政投融资渠道单一 ,财政信用与商业信用界限不清 ,财政投资重复、低效等。面临新形势的需要 ,旧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亟需强化、完善。

    一、财政投融资的特点、作用和必要性

    (一 )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 ,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 ,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进入中级阶段之后 ,公共部门投资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而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市场失灵 ,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进行宏观调节。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的年代又不长 ,市场失灵的现象还相当突出 ,因而财政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不可少。

    (二 )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 ,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 ,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 ,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 ,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 ,供给不足 ;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 ,银行融资 ,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 ,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 ,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 ,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三 )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 ,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 ,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 ,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 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 ,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 ,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 ,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 ,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四 )在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加强财政投融资又与反经济周期目标相吻合1998年中央银行六次降息 ,货币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由于真实利率高于名义利率 ,居民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 ,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以及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 ,货币政策的效力一时还不能显现。而财政扩张作用直接、力度大 ,特别适合在经济全面萧条时采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 ,不外乎两种手段 ,一是减税 ,二是增支。减税在 1 998年上半年已经启动 ,但我国财政的困境使减税的空间不大 ,增加财政投资是必然选择。就启动内需的两大支柱消费推动和投资拉动来说 ,投资拉动也是现实选择。 1 997年我国经济增长 8. 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 ,投资约占 2 . 2个百分点 ,消费约占 4. 9个百分点 ,净出口约占1 . 7个百分点。 1 998年以来 ,消费市场持续低迷 ,从需求走势看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在这种情况下 , 1 998年下半年增发 1 0 0 0亿国债融资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能直接增加需求 ,还能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 ,拉动相关产业 ,间接增加社会需求。

    (五 )财政投融资体制还能平衡资金在国民经济三大部门间的分配 ,调节储蓄、投资结构 ,促进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三大部门中 ,居民是盈余部门 ,企业是短缺部门 ,财政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 ,居民最终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 ,居民部门储蓄占到社会总储蓄的 6 0 %以上 ,而财政日见拮据 , 1 995年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总投资仅 3 .1 %。在这种不平衡状况下 ,通过国债等财政投融资手段将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 ,有利于调节储蓄与投资结构的不对称 ,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二、我国旧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分析

    (一 )国家财政投资日益弱化 ,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正处在经济转型期 ,不仅要实现经济体制市场化 ,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由此决定政府在强化、引导投资方面负有比发达国家更多的责任。但当前我国财力不足 ,财政的经济建设性投资呈现出弱化态势 ,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求相去甚远。据世界银行对 1 2个发展中国家和 1 3个工业国抽样调查表明 , 1 980—1 995年财政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43 %,工业发达国家 3 7%,而我国 80年代以来财政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断降低 , 1 981年两个比重分别为 2 0 . 5%和 2 8. 1 %, 1 990年降为1 0 . 1和 8. 7,到 1 995年只有 7. 7%和 3 . 1 %。财政投资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履行。

    (二 )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 ,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 ,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通过财政投融资 ,扭曲了资金结构 ,损害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 ,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 ,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 ,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还将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行国债相比 ,国债的透明度相对较高 ,易受到关注 ,而银行的不良资产较隐蔽 ,就这一点来说 ,财政投融资比之金融投资也有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 ,财政融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 ,是银行信贷所不能替代的。

    (三 )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 ,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仍然普遍 ,贯彻产业政策不力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 ,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上就是有偿资金无偿使用 ,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项目结束后不进行评估 ,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 ,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四 )财政融资渠道单一 ,资金不足也是制约财政投融资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因国家财力制约 ,资本金部分投入就不足 ,对政策性银行拨款难以保证。除资本金以外 ,财政融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债 ,很少的部分来源于金融债券等 ,加上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不高 ,资本金增值少 ,形成国债独当一面的局面 ,加大了财政本已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 ,国债风险增大。

    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强化和完善

    财政投融资的特点是融资、投资紧密结合 ,资金投入直接。针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完善 :

    (一 )融资环节

    应该说 ,国债因其规模大、信誉高、发行较容易 ,仍是主要融资渠道。发行国债既产生总量效应 ,增加总需求和总供给 ,又产生结构效应 ,引导投资和消费。增发国债还能带动商业银行配套贷款的增加 ,推动社会投资 ,形成乘数效应 ,更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据测算 , 1 998年增发 1 0 0 0亿国债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 1 0 0 0亿元 ,总数约 2 0 0 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可以拉动GDP增长约 2个百分点。而且在目前我国经济紧缩的情况下 ,供给对价格和利率的弹性很小 ,增发国债还较少引起价格和利率的上涨 ,因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对私人的挤出效应。通过国债融资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

    1 .国债的发行权。只要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 ,分级财政体制未能真正建立之前 ,地方政府就不能拥有发债权 ,地方财政预算也不能打赤字。但在国债投资建设项目中 ,有很多项目是属于地方性的 ,根据收益原则 ,这部分项目的融资应由地方负担。在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较多、资金较紧张的情况下 ,可发行中央特许、担保 ,地方负责还本付息的专项债券 ,有效地分解中央财政的债务风险。同时 ,又因一些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利益会扩散到其他地区 ,中央财政应对这部分“外溢利益”予以补贴 ,具体作法可由中央发债转借地方使用并由各地配套一部分公共资金。2 .国债的规模和期限结构。目前银行利率下调、国债筹资成本较低 ,正是增发国债的有利契机 ,此时发行中长期国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大量建设资金。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居民收入下降和预期未来支出增加 ,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增大 ,这也为国债的发行创造了认购对象。为满足商业银行资金流动的需要 ,这种国债可为定向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周转性国债。目前我国国债主要集中在三年期的中期国债 ,期限结构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是还本付息期集中 ,长期建设资金不足 ,短期筹资不易 ,今后应逐步增加短期周转性国债和长期投资性国债 ,充实国债期限结构。

    3 .国债的透明度。我国居民和机构购买国债 ,长期来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行政压力 ,就算以国债作为金融资产投资 ,吸引投资者的也只是国债的稳定可靠性 ,而不是其投资生产建设带来的收益。这种现象与国债宣传定位不当有关 ,国债透明度不高 ,国债发行后居民不了解自己资金的用途和实际效益。这一方面造成居民投资国债积极性不高 ,一方面使财政部门发行国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议财政部门在发行及运用国债资金投资的各个环节 ,定期披露国债资金投向、工程进度和财务状况 ,以体现国债财政投融资工具的特征。除继续稳定国债融资外 ,我国应进一步拓宽财政融资渠道。日本已实行 40多年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可资借鉴。日本的财政投融资计划是以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为中心 ,以财政储蓄、各种保险和年金等形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通过有关公共金融机构 ,以投资、贷款和认购债券等方式进行公共投资 ,对于日本经济起飞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通过财政投融资所筹集的资金极为可观 , 1 991年占到当年财政总资金 (财政预算资金与投融资资金之和 )的 56 . 5%,成为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第二预算”。

    我国目前正进行清费改税、清理预算外资金的改革 ,笔者认为探索发展财政投融资制度 ,在预算体系中建立专门的财政投融资预算不失为规范财政预算、提高资金运用效益的一条思路。就资金来源看 ,我国也有拓宽财政融资的潜力。我国目前仅有向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发放的特种定向国债 ,今后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可扩大特种定向国债的发放对象 ,既拓宽了财政融资 ,又为各类保险基金、资金找到一条安全的投资途径。现行邮政储蓄制度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在期限品种、还本付息方式上实行多样化 ,以吸引更多的储户。财政投融资的支撑点是国家信用 ,今后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的借款制度 ,既充分又有度地运用国家信用。

    (二 )投资环节

    1 .投资项目的选择。公共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和市场活动竞争 ,而是补充和支持市场活动。如果财政投融资资金用于国有企业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项目 ,不仅会使财政陷入对国企补贴的深坑 ,还会助长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和政府干预的不当性 ,对经济增长作用却不大。现阶段我国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非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及农业。

    2 .项目开工前的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公共投资不仅在经济上必须是有吸引力的 ,在技术、管理和财务上也应该是可行的。在选择和实施投资时必须全盘考虑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对比 ,其他经济变量的反应 ,对其他部门的冲击和影响等。与一般经营性项目不同 ,公共投资的非经营性使公共投资的成本和效益分析要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考虑 ,即代表对一国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机会成本 (“影子”) ,而不是特定部门的成本效益。具体地说 ,项目的纯经济收益率、对就业的影响、对国家债务负担的影响、财政的承受能力、对贸易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影响等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成本”不仅包括初期基建费用 ,也包括完成和经营项目工程所需的一切经常性支出 ,后者往往是数量很大却常被忽视的一笔开支。为防止钓鱼工程 ,要求项目在动工前必须呈交全面清晰的成本预算和收益估算。3 .项目施工的全程监控和项目完工的评估。

    针对我国财政投资重投入、轻管理的倾向 ,在项目施工全程中应建立包括工程质量、资本投入、费用支出的监控 ,尤其是经济审计。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与工程施工中财会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今后应大力提高工程财会人员素质 ,使财政投资置于严格的会计系统控制中 ,体现“经济制约”而不是“政治驱动”。项目完工后还应对工程预期目标、预期收益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 ,保持工程监控的完整性 ,对后续投资也具有启示作用。

    (三 )密切投融资环节联系 ,革新财政投融资体制
    1 .建立财政投融资预算。今后我国财政预算可包括四部分 :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社会保障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财政投融资预算在预算中单列可以使财政投融资与财政无偿投资、商业投融资界限更清晰 ,财政投融资有了法律依据 ,筹资渠道可以进一步拓宽 ,同时受到预算约束又可保证投资效益。

    2 .构造财政投融资的组织体系。财政投融资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公共金融机构。前者我国已经建立 ,下一步应重点研究其职责范围及活动领域 ,后者可由现有的各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改组而成。因为公共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利益直接关联 ,还可考虑在地方建立城市开发基金组织 ,这种组织作为隶属于中央银行的地方公共金融机构 ,一方面可以较灵活地筹资 ,包括地方政府投入、中央拨款、发行债券等 ;另一方面还承担对市政当局提供技术或财务咨询、服务的职责。与一般的金融机构不同 ,地方城市开发基金组织兼有经济审查和工程监控职能 ,因而需积聚大量金融、会计人员、工程专家 ,这也是与其财政投融资机构的性质相适应的。

    3 .财政投融资预算应在收支自求平衡的基础上 ,努力实现资金保值增值。这就要求融资、投资按项目直接挂钩 ,各项目应自求平衡 ,项目的还本付息由该项目收益负担 ,同时对于投资收益应有部分处置权。以国债为例 ,允许每年将部分国债资金建成的企业或项目中的国有资产转让出售 ,以收回投资资金 ,利用资金收益而不是发新债来偿还债务。而对国债的认购方来说 ,国债收益与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挂钩 ,可考虑生产建设性国债实行浮动利率或部分固定、部分浮动利率 ,并根据工程进度调整付息方式、还本期限和方式。既增加国债透明度 ,真正体现其生产建设性质 ,又可增加国债灵活性 ,吸引认购者 ,还可强化对国债资金使用项目的预算约束。

    参考文献 :
    [1 ]苏明 .我国中长期财政支出政策的未来取向 [J].国债市场专刊 , 1 99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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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袁东 .论债务、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J].财政研究 ,1 998, (1 1 ) .
    [4]贾康 . 98财政政策述评 [J].中国财政 , 1 998, (1 2 ) .
    [5]曹立瀛 .西方财政理论与政策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1 997.


    长期以来,单一的融资体制和低效的内源融资能力导致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并成为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和融资功能的增强,企业注重股票融资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过度依赖股票融资也将对公司本身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引言

    不同资金来源的组合配置产生不同的资本结构,并导致不同的资金成本、利益冲突及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市场价值。如何通过融资行为使负债和股东权益保持合理比例,形成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不但是股东和债权人的共同目标,也是长久以来金融理论研究的焦点。

    1958年,莫迪利亚尼和米勒(Modigliani & Miller)发表了《资金成本、公司融资和投资理论》这一著名论文,指出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当公司税和个人税不存在时,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无关(即MM定理)。此后,金融学家们纷纷放宽MM定理中过于简化的理论假设,尝试从破产成本、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等不同的理论基础来研究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蓬勃兴起,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现实世界中,公司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营风险等因素对于资本结构的决定有着重要影响。

    而布罗姆(Browne,F.X,1994)和兰杰(Rajan,R.G,1995)等人对各国企业资本结构的比较研究更是极大地拓展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内涵,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结构不仅是公司自身的决策问题,而且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体系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等外部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过度负债的不合理资本结构越来越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障碍,并因而成为许多国企改制上市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最根本的政策动因。在上述背景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以及政策环境和管理动机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推动国企股份制改造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点分析
    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上市公司历年财务报告。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来分析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资金来源的总体状况。

    一、资产负债比率水平偏低
    本文根据1996、1997、1998和1999年这四年的财务报告,计算出上市公司历年的资产负债率,并和全国5000家工业生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行比较。从表1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历年均低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且呈逐年降低的趋势,1999年底,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43.35%;相比之下,全国企业平均的资产负债率为61.67%,而国家统计局对14923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底国有企业的帐面平均负债率为65%,其中有6054家企业的负债率高于80%。

    表1:上市公司与全国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
    1996 1997 1998 1999
    上市公司 49.64 48.69 46.54 43.35
    全国企业 62.99 61.07 61.14 61.67
    资料来源:全国企业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显然,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化融资体制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增加了国企还款付息压力和出现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而企业经过股份制改组并获得上市资格后,可以通过发行新股和后续的配股活动获得大量资本金,从而直接降低资产负债比率。然而,目前过低的负债比率也反映出上市公司没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一步举债的潜力很强。

    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存在正相关性,与公司业绩存在负相关性
    在经营实践中,上市公司必须配合自身的资产规模、经营周期与竞争环境来决定资本结构,因此不同特征的上市公司在资产负债率上应存在较大差别。
    表2:资产负债比率与公司规模的关系
    样本1 样本2 样本3 样本4
    规模区间(亿元) 270-17 17-10 10-6 6-1.4
    样本数 123 119 124 117
    平均资产负债率(%) 47.03 43.91 43.68 40.85

    表3:资产负债比率与公司盈利能力的关系
    样本1 样本2 样本3 样本4
    净资产收益率区间(%) 64.5-12.0 12.0-9.0 9.0-6.0 6.0-(-)50.0
    样本数 125 120 123 115
    平均资产负债率(%) 44.22 43.57 41.83 49.51

    三、负债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水平偏高
    负债结构是公司资本结构的另一重要方面,表4对上市公司和全国5000家企业的负债结构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发现,上市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高达78%以上,约比全国企业高出12个百分点。因此,虽然上市公司总的资产负债比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流动负债对总资产的比率已和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较为接近。这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的净现金流量不足,导致公司使用过量的短期债务。一般而言,短期负债占总负债一半的水平较为合理,偏高的流动负债水平将使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如利率上调、银根紧缩时,资金周转将出现困难,从而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表4:上市公司和全国企业债务结构比较 单位:%
    上市公司平均 全国企业平均
    1998 1999 1998 1999
    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 77.38 78.89 65.92 66.72
    流动负债占总资产比重 38.22 36.97 40.30 40.40
    资料来源:全国企业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四、长期资金来源以配股融资为主
    企业经过改制并上市后,将享有留存收益、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公司债券和银行信贷等多样化的融资方式。从现有融资环境来看,上市公司长期资金来源有利润留存、长期负债以及股权融资三种渠道,其中前者属于内部融资,后两者为外部融资。

    这里以1998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438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其1998年和1999年度财务报告,首先计算出1999年内样本公司股东权益和长期负债的增加额,再将股东权益增加额减去配股和增发新股所筹资金额,就得到上市公司1999年的利润留存额,由此计算出长期负债、利润留存和股权融资这三种融资方式在公司长期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内部筹资比例甚少,而外部筹资的比重占绝对优势。其中,长期负债融资仅占长期资金来源的6.2%,并且主要来自于长期借款和应付款,1999年内没有一家公司发行企业债券;而股权融资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长期资金来源,其比重高达52.6%。上述事实与发达国家上市公司主要依赖内部资金(约占资金来源的50%-97%),其次是负债(约占11%-57%),最后才是发行新股(约占3.3%-9%)的融资顺序行为(C.Mayer,1994)有着截然的不同。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首先根据总资产额将样本公司分成四组,以了解公司资产负债率是否随规模不同而变化。表2所列的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其资产负债率也越高。这主要是因为规模越大的公司破产概率和经营风险也越低,负债担保能力和资信能力较佳,从而可使用较多的负债作为资金来源,因此会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表3分析了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和盈利能力的关系,显然,所有样本组别的资产负债率都较明显地呈现随净资产收益率升高而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可由经营活动产生足够的保留盈余来满足大部分的资金需求;此外,盈利能力强的公司也较容易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从而使公司有较低的负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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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9 经济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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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改革:历史与伦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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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历史与伦理的评价 "  一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


      现在关于国企退出问题的讨论不少,而国企的退来退去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产权改革的过程,但目前却似乎很少有人来关注产权改革的公正性,或者是认为改革并不需要公正,或者干脆就是打着公正的旗号反改革。对此如果不加以澄清,国企改革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就会未必如改革者所愿。
      中国改革是人类历史、现代化史乃至经济转型史上十分罕见的个案。就先于实现民主化和公共资源控制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进行私有化与市场化这点而言,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越南等少数几国。而在这几国中,中国又有其唯一特殊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在整个转型期(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这一点引起了世界关注。在国际上人们一般从“渐进”还是“激进”来解释这一现象。
      中国也有激进改革。有人说中国改革不搞休克疗法,因而成功了(克鲁格曼);有人则说中国的成功领域恰恰都是那些一步到位的领域,如解散人民公社、开办特区等,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是大大超过东欧的,中国的劳工政策之偏向资方更是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可见中国的成功证明了改革必须激进(萨克斯)。
      还有人以乌克兰、白俄罗斯并未搞“休克疗法”,但经济却比俄罗斯更糟来证明渐进未必有益。一位波兰学者更直言不讳说:中国成功地吸引了除美国之外全球最多的外资,我们比不上,因为我们的工会太强大,吓跑了投资者。哪个老板不想到那有政府撑腰而不许工人讨价还价的地方去设厂呢?
      而在国内,关于“渐进”“激进”之争并不是最重要的视角。关于中国改革成功(至少是就经济而言,到目前为止)的原因,国内的主流意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那时八九刚过,东欧剧变,国内正全力反“和平演变”,对改革极力强调“姓社姓资”之分。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改革”,所以成功了,而东欧搞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失败了,就成了一种主要的解释。
      第二阶段从1992年末到1997年“十五大”。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再次加速,而且邓明确指出,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于是对中国改革成功的解释从“方向”转向了速度与方式。“姓社姓资”之别为“渐进激进”之别所取代。主流的说法是: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顺利过去了;而东欧搞的是“激进改革”,主张“人不能分两步迈过壕沟”,结果一步没迈过就摔惨了。
      在这类说法中还有一种略为不同的解释,即“增量—存量”之说,认为中国与东欧之别并不完全在于速度,中国非国有领域的改革其实也非常激进(如对外资、私企、乡镇企业),在原体制外的“增量”上取得了成功,而国有领域即“存量”则尽量维持。东欧则不然,它忽视了“增量”,一开始就企图改造“存量经济”,结果是费力不讨好。
      1997年“十五大”以来进入了第三阶段。十五大不仅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而且号召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实行“突破”,并把产权重构作为重点,提出了不争论“姓公姓私”的口号。当时舆论称会议精神是“可以,可以,也可以”。这样便摆出了中国也要以激进手段进行“存量”改革的姿态,原有解释模式便显得过时了。
    同时过去改革模式中积累的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社会公正问题。对此政府在90年代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明确了公平不能“优先”的态度。于是新的解释模式逐渐形成。这种模式认为中国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姓社还是姓资”,也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在于中国改革遵循了“不道德的经济学”原则,在公平置后或至少不“优先”的条件下强制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解释模式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种论点上:
      1997年王金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表《俄越改革比较研究》一文,提出“休克疗法”未必是个坏主意,越南实行之大见奇效,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则搞糟了。为什么?因为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物价说上涨就上涨,国有企业想给谁就给谁,工人想解雇就解雇,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很快到位,效果大显。而俄国则不幸搞了“民主”,弄得政府太软,物价一高,失业一多,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休克”半途而废,改革到不了位,以致有今日之难堪。显然,王文含有他对中国的建议或解释。
      1998年,盛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几篇文章,从对公共资产私有化方式的“卖还是分”的问题引出论点:在私有化问题上“公共选择”不如“双方交易”,亦即对公共资产的处理不能强调公共权利,而应当由有权者(卖方)与有钱者(买方)“双方”不受干预地自行解决。因为“公共选择”会增加“交易成本”,只有“双方交易”才能使产权变迁的“成本”变得最小。
      同样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盛洪又提出“交易先于产权”的观点,即认为对于产权不明晰的公共资产,有权者可以先拿去“交易”再说,一“交易”,“产权”也就自然解决了。这就与自由主义伦理学中诺齐克(Nozick)的“低调正义”发生了冲突。因为按诺齐克的说法,“获得的正义”(Principle of acquisition)优先于“交易的正义”(Principle of transfer),亦即人们必先公正地获得产权,然后才谈得上公正地交易。而在中国现有权力配置格局下,“交易先于产权”而且排斥“公共选择”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并不难理解。盛洪却认为他所掌握的“案例”表明,这正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二自由主义的立场

      显然,以上几种论点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否定了经济改革过程的起点公正原则,尤其是否定了进入市场经济时的产权初始分配中的“获得正义”原则。这就使中国改革中的伦理问题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
      在西方,诺齐克提出了最“保守”最“低调”的正义理论:一个所有者,只要他最初的财产来源清白(符合“获得正义”),此后的财富增殖又完全通过自由交易,而没有强制与欺诈,(符合“交易的正义”),则最后即使他富可敌国,那也无可指责,即完全符合“持有的正义”(justice in holdines)。他可以自愿慈善,布施穷人,但国家不能强迫他(例如通过累进税等)与别人共享财富。
      当然,诺齐克强调这种“持有的正义”必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正义,其后的环节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如果所有者最初的本钱来源不清白,则哪怕此后他一直实行公正的自由交易,其结果也不正义,而必须受到诺齐克正义的第三原则即“矫正的原则”(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之干预。
      对诺齐克的说法,罗尔斯(J.Rawls)是不能同意的。他认为即使财富的积累符合“获得正义”与“交易正义”,其结果也必须受到“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of justice)的限制,因此国家应该对清白致富者也实行强制性的二次分配措施。
      但是,罗尔斯讲的只是消费的“分配”,他并没有质疑资产的分配本身。因而比罗尔斯更“激进”更“高调”的批评者大有人在,如以麦金太尔与泰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更不用说社会民主主义各派。他们批评的重点是罗尔斯,而诺齐克已经被认为“保守”得不值一驳。至于比诺齐克更“保守”更“低调”的理论,则人们闻所未闻。
      所谓科斯定理,即“权利的初始分配无关紧要,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交易又充分自由,则经济效率就会实现最优”,这是一种关于效率而不是关于正义与伦理的说法。
      科斯讲的“交易先于产权”,用的是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中产权立法的例子,而18世纪的英国并不存在公共资产的私有化问题,只有私有财产的法律定义从不严格到严格的问题。因此科斯的理论并不是用来挑战诺齐克的,而是用来挑战凯恩斯的。
      科斯在西方有众多的批评者,他们在伦理问题上都持比科斯更“高调”的立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科斯的立场出发看看其学说的伦理意义,这是不会有过于“高调”之嫌的。
      科斯与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的“国家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或福利国家式的干预,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强制。与后者使用政治强权剥夺公民财产、而且归入国库的财产便进入“黑箱”、其管理者既不由公众授权又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不同,前两种“干预”都是在尊重公民财产权的前提下进行的。
      凯恩斯式的干预,主要是政府以无形税(增发通货)方式扩大开支,增加信贷,刺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过剩问题。而福利国家政策则主要是政府以有形税(累进所得税)方式对国民收入进行二次调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惠及大众。
      在西方的条件下,无论无形税还是有形税,公众作为纳税人的权利是受保障的,由他们的纳税所维持的政府要征得他们的认可,要对他们负责,由此形成的资源流向受到民主制下的公民即纳税人的监督。
      对这一切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异议。新自由主义者既没有指责政府强制或剥夺了公民,也不认为国家干预与权贵利益有什么关系。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如缅甸的昂山素季)把国家干预抨击为腐败之源、权贵利薮是不同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干预的指责,主要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而从不涉及公正问题。
      由于同样原因,新自由主义者在建议对这种国家干预进行纠正时,也只涉及效率考虑而无须为公正而操心,对他们来说,放弃“国家干预”并不涉及进入市场经济时的起点问题,而只是对原本已存在的市场经济作规则上的调整。
      他们也在西方国家倡导国营企业“私有化”,但与东欧不同,这种私有化并不涉及产权的初始配置及其合法性问题,也没有“历史欠账”、“还资于民”抑或“从奴役到自由”这类价值考虑——与哈耶克不同,包括科斯在内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尽管不认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干预政策,但从不认为新政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是说新政影响了经济效率而已。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正是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物。效率是科斯一切学问的出发点,而所谓效率,无非是单位产出所花费的成本的最小化。
      古典经济学讲的成本原只是静态的要素成本(资本成本、劳务成本等),后来又发展为动态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而科斯不仅突破了古典成本理论(也是效率理论)的教条,强调了制度运行成本即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尤其是困扰自由主义者的两个问题:
      其一,为何从理论上讲市场机制能最优化地配置资源,但现实中却常常可以看见市场无效率或“市场失灵”的现象?“社会主义者”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之弊,它不能优化配置资源。而科斯则认定,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当然是最高的,但“交易效率”则不尽然。市场的交易需要成本,交易成本太高便导致市场失灵。
      其二,那么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限制(以致消灭)市场,实行国家干预。科斯的回答则是完善市场,减少交易成本,而在他看来,明晰产权是减少交易成本的有效办法。因此,市场经济一定要彻底实行私有化。
      科斯的这套理论不仅自洽地解释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所谓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它提出的以减少交易费用为中心的思路还有可能导致西方企业制度的重大变革。
      例如科斯认为企业内部的集权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关键,而且这甚至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存在的唯一意义。这一想法对流行的企业制度理论,尤其是所有者经营者两权分离、经理、董事会与股东大会互相制约的传统股份制理论无疑会有极大的冲击。
      如果按科斯的思路,则两权合一、经营者控股才是好办法。这是否会导致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历史性变革?许多人都在拭目以待。显然,无论科斯的思路能否实现,他提出的问题在西方条件下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极大的意义。
      科斯理论的特点是只谈“交易成本”而不谈交易权利,这决非因为交易权利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科斯所处的社会已经解决,已不是他们的问题。因此他的问题其实是有自明的前提的。科斯最著名的论证,如“企业的意义”与“牧人与农人”问题及由此导出的如今几成经典的所谓科斯定理,都有这样的背景。
      科斯问道:一个工人为什么宁愿受雇于企业,而不愿直接面向市场出售他的劳务或产品?因为企业这种组织比各个人直接面对市场能明显地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增加的好处即使扣除了企业的“剥削”,落到工人手中的也会比他单干所能挣得的更多。这个论证曾被一些人引申为:独裁比民主更能节约交易成本。
      但是,科斯为什么不问:奴隶制工场是否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工人为什么不愿当一个奴隶?不要以为这不是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便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效率并不比北方的自由经济差。然而科斯不会这样提问题,因为他要比较的,是不同的交易方式之间的成本,而不是交易与抢劫(强制)之间的“成本”大小。
      企业的“独裁”仍然是契约行为,即科斯说的:“企业没有使契约消失,但毕竟使契约大为减少。”工人进厂时签订一次契约,这与他在市场上单干则要与所有客户签订无数契约相比,“谈判”费用无疑要省得多。但这一选择只是节约了交易成本,并没有放弃交易权利。当然,科斯不需要指出这一点,因为这在他们那里是自明的。
      交易与抢劫不能比较“成本”,这当然不仅是个道义问题,即使纯就技术而言,抢劫这种非合意、无规则行为也是无法计算“成本”的。如果AB二人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而终难成交,某A干脆拔刀把B抢了,你说这是否节省了“交易成本”?显然,即使撇开道义问题人们也无法回答,因为这种无规则行为的结果无法预期:倘若B束手任抢,那“成本”自然很小,但若B也拔刀相抗呢?
      在今日发达国家,交易成本理论当然不会引出这样荒唐的问题,但若是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原始积累时代就不同了。那时的人们没有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不是因为他们比科斯笨,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
      在今天处于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绕开交易权利问题大谈交易成本,便可能成为一种为“抢来本钱”辩护的理论。如今我们的确听到许多这样的议论:
      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关起门来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方式;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决不能让老百姓有发言权,因为“公共决策的成本高于双方交易”;民主私有化不如权贵私有化;“分”不如“卖”,“卖”不如“送”,不管白猫黑猫,能把产权明晰了就是好猫;官僚资本、权力资本有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甚至还有人认为,利用目前体制上的集权条件一次性地实现企业领导私人控股或“持大股”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更易达到科斯设想的企业内“独裁”,而西方的股份公司要想集中股权就很难。
      这些说法的经典依据就是科斯定理: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场交易完全自由,就能达到效率的最优化。
      科斯是通过著名的“牧人与农人”问题表述这一后人所称的“定理”的:设若两块地中无栅栏分隔,一块牧牛,另一块种谷。牛越界吃谷,导致牧人增值而农人减产。但初食之时因牛饥,消化好,故牧人所增超过农人所减;及至牛饱而难消化时,牧人所增便不及农人所减了。
      现在问:若从社会的观点看要达到农牧二人总收益最大,应当如何?是由政府出面设计一最佳界限并立栅分隔,还是让农牧二人在完全自由的产权交易中设定这一界限?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结论是:无论吃谷的权利最初属农人还是属牧人,只要这权利可以自由交易,双方还价的结果都可得出这条最佳界限,使牧人所增恰等于农人所减,而双方总收益达到最大。这比政府的设计更有效。
      显然,科斯这里所称的权利初始设定可以属农,也可以属牧,但并不涉及权利的“初始侵夺”问题。他所要表明的道理是政府的设计不如私人的交易,亦即“国有”不如“私有”,但并不涉及由“国”而“私”的方式问题。
      如果换一个提法,假定农牧二人本来各有权利,然而牧人利用国家强权把农人的权利夺来归己,试问此后他们就会“自由交易”而不会冤冤相报地打起来吗?这还有何“交易成本”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初始权利属谁是无关紧要的”吗?
      总之,新制度学派在美国面临的是与我们极不相同的问题。他们是在传统私有制与公民权利社会的基础上反对“国家干预”,而我们是在没有这一基础的条件下走出“国家统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这一基础。
      前者只是个效率问题,因此可以谈“交易成本”,而后者除效率外更是个公正问题,因此首先要确立交易权利。前者只涉及“规则”,而后者尤其关系到“起点”。前者是规范的自由秩序中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问题。
      在科斯而言,“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是一个捍卫自由的命题(在“农—牧问题”中,这一命题意味着无论原产权属农人还是牧人,国家都没有理由,无论道义理由还是效率理由来加以干涉),而在我们这里,“初始权利无关紧要论”却被扭曲为一个为抢劫辩护的命题(即:有权者可以在“明晰产权”的名义下任意把公共资产攫为己有)然而,为抢劫辩护还能称得上“自由主义”吗?
      其实,真正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新制度派学者对权贵资本的态度本来是很清楚的。科斯理论在华人世界最著名的支持者张五常教授便讲过:邓小平说要反对“资产阶级”,如果他说的“资产阶级”是指“四大家族”一类人,相信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与私产制度的拥护者会反对他的说法!然而,内地的一些“交易成本”论者似乎远没有这么清醒。

    三公正的改革还是强盗资本主义?

      因此,如果说2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资姓社”、“渐进激进”来解释,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讲公正来减少交易成本”之说来解释。如果说搞了半截子“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尽管疗效不佳,但比“渐进”的乌克兰境况还是要强,那么在同属“激进改革”的诸国中,更民主也更讲起点平等的波兰、捷克等国又比俄罗斯的效果更好。这表明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不能支持反改革论,也不能支持寡头改革论。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场化而言,那么所谓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起点平等。在这两个方面中国20年的改革都是有经验的。
      在增量方面,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实际超过许多东欧国家,私企发展的空间也日益扩大,虽然仍有官营垄断、外资超国民待遇、劳资关系不平衡(有民间商会而无民间工会)等问题,但“自由的公正”在发展并显示着正面效果是无疑的。
      在存量方面,中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而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也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
      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中国的国企都比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
      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南、波的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中国改革时期工业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
      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中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
      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不为?
      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是比闭塞的乡村更多吗? ),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反过来说,中国改革由于忽视了公正原则而受阻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为例,本来住房作为消费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产资料私有化那样有意识形态障碍,中国改革前没有合法的私营工厂,但私房是一直就有的。从操作来说,住房私有也不像生产资料私有那样涉及到经济过程中要素配置、机制重构的复杂问题。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企私有化困难重重,争议也很大,但他们的住房改革多很顺利,争议也少。如俄罗斯的国企改革泥足深陷,问题不少。但他们以抽肥补瘦、返还欠账为原则搞的住房改革却很成功,早在1993年底仅经过两年的变革就已使私房率达到55%~56%,已达西欧国家水平。而东欧一些国家如保加利亚,早在旧体制下就承认低工资下住房返还原则,规定劳动者工龄积累达到年限后即可拥有所分住宅的产权。
      可见,中国的住房改革久拖不决,关键并不是什么“观念”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公正问题。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在半卖半送的低价下又加之以工龄折扣不按绝对值而按所占房价百分比计,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就这样,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还要把后者抛向已在公款购房潮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垄断性暴利因素双重刺激下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这样的房改能没有“阻力”吗?如今政府提出以补人不补房的“货币分房”来取代“谁占谁有”,正是看到了前一阶段房改中的弊病。如果这一原则能得到公正的执行,“观念”是不会构成障碍的。
      "
    10-02-09 历史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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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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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研究 "证监会宣布启动融资融券试点。

      2008年04月25日:

      国务院正式出台《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08年6月1日起实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

      2008年04月08日:

      证监会就《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营业网点若干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证券公司分公司监管规定(试行)》公开征求意见。

      2006年09月05日:

      证券业协会制定并公布《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和《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

      2006年08月29日:

      中证登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2006年08月21日:

      沪深交易所发布《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

      2006年06月30日:

      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管理办法》(2006年8月1日起施行)。一是投资者从事普通证券交易,买入证券时,必须事先有足额资金;卖出证券时,则必须有足额证券。而从事融资融券交易则不同,投资者预测证券价格将要上涨而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时,可以向证券公司借入资金买入证券;预测证券价格将要下跌而手头没有证券时,则可以向证券公司借入证券卖出。

    二是投资者从事普通证券交易时,其与证券公司之间只存在委托买卖的关系,因此不需要向证券公司提供担保;而从事融资融券交易时,其与证券公司之间不仅存在委托买卖的关系,还存在资金或证券的借贷关系,因此还要事先以现金或证券的形式向证券公司交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并将融资买入的证券和融券卖出所得资金交付证券公司,作为担保物。

    三是投资者从事普通证券交易时,风险完全由其自行承担,可以买卖所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而从事融资融券交易时,如不能按时、足额偿还资金或证券,还会给证券公司带来风险,所以投资者只能在与证券公司约定的范围内买卖证券。


    这种信用账户不能用来做普通证券交易。
    融资融券有保证金制度,不小于50%。
    融资买入证券,并卖出后,在交纳融资款项之前不得动用账户资金,融券类似。
    有强制平仓的可能。
    分红派息更加可观了。  ""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行为的实证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行为的实证研究
    (摘要]配股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上市公司配股资格与配股融资
    统计结果显示,符合条件的28家上市公司中,有21家实现了达到配股资格所需要的净资产收益率,7家没有达到,21家达到条件的公司中有16家公司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在30%一33%之间,而在33%一36%之间的公司仅1家。这一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之和有向30%一33%之间区域靠拢的趋向。我们对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处于30%一33%区间的17家公司的199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有12家在2000年提出了配股要求。另外,没有达到30%的7家公司申,有5家在1999年实施了配股,2000年本来就不具备配股资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符合配股条件的公司大多会提出配股要求;配股条件修改后,从总体来看,过度包装净资产收益率以达到配股资格要求的现象有所减缓,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而且形式发生了变化,即年净资产收益率保6%与三年合计保30%的情况替代了原来保10%的现象。
    三、配股价格制司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其 1999年末的每股净资产值、公布配股方案时的每股市价、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量及实际公布的配股价格,并构建回归模型,以配股价格作为因变量,以每股净资产、每股市价和投资项目所需资金量为自变量,检验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 (配股价格)的影响程度。
    表3对样本总体77家公司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得到了样本的极差、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
    利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下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数学模型:
    y=b+b1x1+b2x2+……+e
    因变量配股价格用y表示;自变量每股净资产用村表示,每股市价用X1表示,投资项目所需资金量用b表示;常数项用b表示,系数项用bl,b2,……bn表示,e表示残差。
    表 3 描述性统计中,有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很大,有些影响较小,一般的多元回归分析往往很难确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但是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间题,逐步回归的结果在回归方程中仅留下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本研究考虑的是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可以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检验。我们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包对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处理后得到了分析结果。
    逐步回归过程显示,自变量问(每股净资产)无法通过F检验,该自变量被剔除。自变量利被剔除后,对因变量y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只剩下均和X2和X3模型成为一个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如表4。
    表4 系数分析表

    说明:因变量:y
    通过系数分析表得到回归方程:
    y=3.194+0.358x2+0.048x3
    表5 模型综述表


    说明 、解释变量:(常数项),Xl,X3 b因变量:y
    模型综述表显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53,能够较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系数通过了T检验,模型本身也通过了F检验和D-W检验。回归分析表明,配股价格制定与每股市价和资金需要量较高呈正相关关系,假设4和5通过了检验;而每股净资产只是制定配股价格的一个约束条件 (保护下限),与配股价格及其数量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
    四、转配股、放弃配股与股本结构变动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转配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无力配股或不愿参配。198年转配股取消后,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放弃配股权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转配和放弃配股权,在流通股股东全部参配的条件下,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的比例相对降低,流通股所占比例相对上升。但转配和放弃配股权二者之间导致股权结构变化的速率究竟怎样?也值得我们探讨。
    我们对%家有转配股的沪市上市公司由于转配而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动进行的统计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在研究中,我们对96家上市公司转配之前非流通股份占总股本的比率与转配股上市之后非流通股份占总股本的比率进行了配对的T统计检验,以分析这些公司在转配之前与转配股上市后(这里假设转配股在一定时期内均可上市流通)股本结构变动的显著程度。
    表6 转配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检验
    公司数 极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转配之前非流通股份占比例 96 0.52 0.45 0.97 0.68 0.13
    转配上市后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 96 0.61 0.32 0.93 0.59 0.13
    T值(双尾检验) 1099
    显著性水平 0.00
    统计结果表明,由于持有非流通股份的股东放弃配股权,使得这些上市公司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相对上升,平均上升了5%,相应的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平均下降了5%,而且配对样本检验结果显示配股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显著 (显著性水平为0·001,双尾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200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配股融资热潮并无降温趋势。从配股融资行为选择来看,上市公司配股动机无减弱迹象;从净资产收益率的操纵程度来看,虽然D叨年政策出台后有所减缓,但也还存在新的净资产收益率操纵行为 (如6%现象);从配股价格制定方面来看,上市公司为了能够多筹集资金,已使配股价格逐渐脱离每股净资产值,而与市场价格接轨;从转配股、放弃配股与股权结构变动的关系来看,由于持有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放弃配股权的现象普遍存在,已经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动。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必须慎重考虑,认真对待。
    (一)上市公司再融资应该向理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作为外部股权融资的配股是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选方式,几乎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国外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股权融资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1981年 -1991年,美国公司新投资的74·7%来自于内部融资,这一时期,股权融资的比例下降了11%,上市公司平均每18·5年才配股一次。那么,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为何特别看重股权融资呢?我们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股东对上市公司经理层的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使得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过低,上市公司经理层过分追求资本的控制权,而非专注于企业投资的回报。2001年新的配股政策显然也针对这一间题提出了监管要求,新政策规定上市公司配股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末达到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担任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业务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应当在股东大会及指定报刊上公开作出解释;如无合理解释,上述人员应当在指定报刊公开道歉。这条措施的实施能否对上市公司随意配股不注重配股资金使用效率的现状有所遏制,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通过证券市场显现出来。
    总的来看,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式向多样化发展应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重大课题,发展债券市场,鼓励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以及增发新股,都有利于改善当前上市公司主要依靠配股进行再融资的局面。其道理为,多样化的方式,多样化的市场选择,好的公司自然会有人愿意出资,不好的公司老股东也未必愿意出钱追加投资;市场化的程度越高,对再融资行为的约束也就越理性。因此,我们认为,发展多元化的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是我国资本市场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也是使配股趋于理性化的必要保证。
    (二)应当寻求上市公司配股价格的合理确定方法
    配股价格较多地受到股票市价和上市公司资金需要量的影响,这两个因素成为决定配股价格的主要依据,这种依据是否合理呢?在有效资本市场中,配股价格与市场价格相近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公司配股资金的用途及将来效益等信息己能通过股价体现,股票价格是未来收益的贴现,所以配股价格与市场价格接轨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问题客观存在。流通股股东按市价转让股票,非流通股股东一般按净资产价转让,对于配股价格如何确定,献出现了两难的选择。另外,我国资本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价能否反映股票的内在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可忽视的另一间题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还揭示出配股价格亦与配股公司的资金需要量有关,这也就等于对我们发出了信号:公司有无在配股之前对外发布不实信息、或对股票市价进行恶意炒作,以提高股票市场价格而抬高配股价格的行为,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我们认为:考虑到配股之后对公司股本的稀释,配股价格最好按一定比例低于市场价格;考虑公司配股后的未来发展,也可考虑利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股票的内在价值)模型折算得出;还可二者兼之,在具体的定价过程中结合使用。总之,对此问题要展开深入的探讨和多方实践,以求在我国逐步形成合理的配股价格制定方式,使其在既保证市场稳定、又保证股东利益不受侵犯方面发挥作用。
    (三)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放弃的配股权应当允许转配
    一般认为,国有股、法人股控股股东难以参加配股的主要原因是其控股比例过高,每次参配对资金规模要求过大,控股股东难以有充足的优质资产进行持续性的投入; 也有许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设立之初几乎将全部资产投入,使得控股股东无力再用资产参加配股。放弃配股、转配,都可归为公司改变其股权结构的方式,只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转配比放弃配股变化得更快,容易造成股市的震荡。但从近期情况来看,转配股上市流通的政策出台,对股票市场的冲击并不很大。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虽然转配时股权结构变化迅速,但没有即刻改变其性质。按照我国公司现有的股权结构,国有股占较大比率的公司应能经得起两次以上这样的“冲击”。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比例相对降低,亦即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无疑对上市公司改善股权结构,实现国有股、法人股的相对减持是有利的;伴随转配股上市日程的排定与实施,通过转配股的上市流通而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想法也会变为现实。因此我们认为,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放弃的配股权,仍应允许转配,甚至可以考虑将配股权以配股价格定向转让给其他法人机构。我们提出定向转让配股权的理由是:这样可以使上市公司引进新的机构投资者,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趋于合理,解决国有股股权过于集中的弊病,从而有利于建立较为完善的制衡机制和较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其他法人机构参配,上市公司可获得货币资产或引进已具较高生产能力、已形成规模的其他优质资产,实行有实质意义的资产重组,这对于上市公司改善资产结构,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水平都极为有利。
    配股融资涉及资本市场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所述内容有普遍意义,但所提意见是否能为业界人士认可,还要看资本市场今后的运作实践。

    近一段时期以来,股市震荡运行,上市公司“变脸""""""""增多,募集资金变更投向时有出现,猴王、郑百文、银广夏等一些重大案件逐渐曝光,由此引发市场人士及社会传媒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热烈讨论。令人关注的是,公募增发这种国际通行的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受到了较多的批评。市场批评主要集中在增发公司质量较差、融资门槛过低和监管部门把关不严等三个方面。某些人士甚至将指数涨跌与拟增发公司数量多少联系在一起,借此否定发行机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我们认为,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增发的融资方式,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目前经济转轨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上市公司增发方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批评是符合实际的,有利于改进工作。但是,不能对上市公司增发方式给予根本的否定。上市公司增发符合发行机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我们不能因为遇到暂时的困难,就退回到老路上去。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定不移地推动发行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增发融资方式的发展,同时不断总结经验,克服增发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做些初步的探讨。

      实施情况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融资的基本方式有配股和增发两种,其中配股在1999年7月以前是主要方式。为推进发行机制市场化的改革,从1999年下半年起,中国证监会开始进行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试点,2000年以前,实施增发的企业主要局限于高科技、已发行外资股(B股及H股)、社会公众股不足25%及重大资产重组等四种类型的上市公司。今年3月2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颁布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取消了增发公司范围的限制,并明确实行主承销商推荐制度,这样就加大了主承销商的责任,让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再次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入到资本市场。《办法》实施以来,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得以进一步规范。截止今年10月底,共有49家上市公司完成了增发工作,其中在2001年实施增发的有20家。

      业绩状况

      总的来说,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是稳中有升。上市公司 2000年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203元,与1999年基本持平,近63%的公司的净利润在200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已实施增发的49家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295元,是整个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的1.45倍。

      从单个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来看,2000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为1454万元,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753万元;而1088家上市公司平均盈利水平为9259万元,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的 6.4倍,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5.3倍。与此相比,已实施增发的49家上市公司的平均盈利水平为16800万元,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的11.55倍,是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9.58倍,是全部上市公司平均盈利水平的1.8倍。

      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来看,2000年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66%,已实施增发的49家上市公司近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3.48%,是前者的1.76倍。

      从2001年中期业绩“变脸""""""""公司的统计数据来看,自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8月31日进行过首发、增发和配股后发生“变脸""""""""的65家中,首发为21家,占同期发行家数的10.4%;配股为41家,占同期发行家数的16%;增发为3家,占同期发行家数的9%。而且,3家增发后“变脸""""""""的上市公司分别是吉林化工、风华高科和深康佳,其中,吉林化工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其划归中石油集团后应集团要求报废亏损装置、原油价格上升和市场销售价格下跌;风华高科和深康佳则是因为国内家电行业竞争加剧、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周期调整所致。

      由此可见,实行增发的上市公司,是相对优秀的一个群体,其经营业绩在上市公司中处于中上游水平。增发公司的门槛问题

      《办法》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增发,其门槛数据线应当满足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且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的要求。如果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低于6%,也可以实施增发,但该类企业须符合三项规定:一是公司及主承销商应当充分说明公司具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和发展前景,新股发行时,主承销商应向投资者提供分析报告;二是公司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应不低于发行前一年的水平,并应在招股文件中进行分析论证;三是公司在招股文件中应当认真做好管理层关于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

      从直观上看,上市公司增发的门槛数据线与配股是一致的,但增发条件有适当的弹性,允许那些净资产收益率低于6%、有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融资。理论上说,三年连续盈利的上市公司都可以申请增发,增发的主体范围似乎扩大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起证券发行采用了主承销商推荐制,发现、推荐上市公司融资的权力从监管部门转移到主承销商和市场。过去,监管部门为了把好上市公司融资质量关,设置相关数据线,试图把那些业绩差、不符合融资条件的公司拒之门外,结果,每条数据线附近都出现了利润调节等规避行为。统计分析显示,在相关数据线附近,上市公司存在财务资料显著失真现象。同时,这些人为的数据线也把一些真正有潜力、而没有达到数据线要求的公司排除在融资的门槛之外。现在监管部门对数据线作一定程度的调整,给主承销商更多的挑选余地,当然也将相应的责任交给了主承销商和市场。以主承销商为例,主承销商为了提高承销业务的经济效率,降低发行风险和执业风险,必然从众多的上市公司中挑选出经营业绩好、管理规范、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推荐其申请融资。经过主承销商的筛选,申请增发的上市公司,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均有一定的保障。这就意味着,对于增发融资,监管部门设定的有形门槛有所降低,上市公司相对容易跨越,但是,上市公司将面临更高的、跨越难度更大的、由市场设定的无形门槛。

      从已实施增发的49家上市公司来看,它们发行前的近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3.48%,只有吉林化工、青岛啤酒、上菱电器、经纬纺机四家公司发行前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6%以下(即低于“配股线""""""""),但这些公司均是国家重点企业或承担国家大型重点项目的建设。其中,吉林化工是我国最大的基本化工产品和化工原料生产商,其股票在深圳、香港、纽约三地上市,2000年初发行后被划归中石油集团,应集团要求报废亏损装置,加之原油价格上涨,导致当年亏损879万元;经纬纺机是我国纺织机械业的龙头企业,96年先后发行H股和A股并上市,2000年公司增发后,当年实现净利润1.34亿元,比1999年增长50%;上菱电器是上海市主要产业控股公司-电气集团的核心企业,也属于上海市政府重点支持的企业,1999年作为首家增发试点企业实施增发后,当年实现净利润2.40亿元,比1998年增长73倍;青岛啤酒则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啤酒生产企业,且是我国啤酒行业唯一拥有国际性声誉的品牌,股票同时在香港和境内挂牌,其2001年增发资金主要用于收购中外合资啤酒生产企业的外方股权和对国内啤酒行业进行重组,预计2001年将实现净利润17,051万元,较2000年增长79% 。

      从增发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看,一方面,增发融资的门槛并不象部分人认为的那样低,市场设定的门槛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监管部门设定的门槛。另一方面,增发条件形式上比配股条件略为宽松,是为了减少发行审核的行政色彩,使政策更加灵活,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行政审批往往与一刀切的硬杠杠连在一起,而市场约束则更多地需要监管部门“放权"""""""",减少机械的硬杠杠,减少事前监管,增加事后的监督和处罚。在市场化的发行机制下,对上市公司融资的监督,更多地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内在约束。这些约束来自于股东的“用脚投票""""""""、证券的发行风险、主承销商、注册会计师和律师等中介机构的尽责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等等。因此,简单地下结论说增发门槛高或低,是不全面的。监管部门的职责定位

      随着审批制向核准制过渡,我国的发行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由原来的政府推荐企业转变为现在的由市场选择企业,由原来的发行人向监管部门直接提交申请转变为现在的由主承销商负责推荐,由原来的以行政手段确定发行价格转变为现在的由发行人和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发行价格。这一系列的转变带来了一个突出问题,即如何正确看待监管部门在把好上市公司融资“入门关""""""""时所起的作用及其职责定位。

      从境外成熟市场的监管经验来看,监管部门审核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申请文件强调的是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的商业行为和日常经营决策不作实质性判断,也不直接干预;对于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强调的是事后的处罚和查处,并辅以健全的法律和诉讼手段,使其违规成本较高。因此,境外对增发公司的审核相对宽松,具体体现为如下特点:对信息披露要求严格,重点关注招股说明书和其他法律文件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准确性,并在审核中要求主承销商和律师及时补充各种资料;要求公司的内部法律程序必须完整,股东大会、类别股东大会等通过本次发行的决议;若募集资金涉及收购母公司资产的,还要审核本次收购的法律程序、收购价格的确定是否合规等等。

      从今年3月起,新股发行核准制开始实施。参照国际上的经验,根据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能转变为根据“三公""""""""原则制定和完善市场运行的标准和规则,促进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完善,监督这些标准和规则的实施,保障信息披露的充分、准确和完整,强化对上市公司的法律约束机制,加大对欺诈、内幕交易和重大隐瞒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以维护市场的公平、透明、高效和有序。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发行股票的公司董事承担信息披露的诚信责任和尽责义务,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任何与股票发行有关的重要信息,并负责地履行其承担的责任和兑现其承诺。为""
    "
    10-02-09 融资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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