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oey10

  • 0个提问
  • 18个回答
  • 0个收藏
  • 0个赞成
简介: 该用户没有自我介绍
  • 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0
    0
    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  提要:本文从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出发,总结了形式模型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发展及应用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观点:1. 经验事实与其他理论不能是形式模型的评判基础,同样,形式模型也不能用来解释或预测经验现象特别是复杂的经验现象;2. 评判一个形式模型的基础只能是模型的前提假设与逻辑结构,而一个形式模型重要与否,则在于该模型是否揭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该模型的出发点和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抓住了人类活动的核心——对公共物品的普遍追求,以及决定这一追求成功与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量——群体规模。成功的形式模型一般都是一些对于历史上长期流传下来的成语或民间智慧的数学或逻辑总结,而绝大多数已发表的形式模型因不得此要领而流于数学游戏。  

    关键词:集体行动 搭便车理论 形式方法 公共物品 博弈论  


      1966 年奥尔森发表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该书一经发表,即刻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它不但成了美国社会运动研究中正在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发展基础,而且大大推动了形式社会学建模方法(formal modeling)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发展(如Chong , 2000 ;Kim &Bearman ,1997 ;Lichbach ,1998 ;Marwell &Oliver ,1984、1993 ;Marwellet al . ,1988 ;Oliver et al . ,1985) 。本文将从奥尔森提出的搭便车理论出发,对形式方法在集体行动与社会学其他领域中的发展和应用前景、建立形式模型和评判形式模型质量的要领,以及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一、搭便车理论  

         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困境。由于存在以下机制,奥尔森认为搭便车困境会随着一个群体中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加剧:1. 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会减少。2. 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一个集体行动中能做出的相对贡献减少(如果只有两个人时你能提供1/2 的贡献的话,在一个100 人的群体中你只能提供1/100 的贡献) 。这样,因参与集体行动而产生的自豪感、荣誉感、成就感等就会降低。3. 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会降低。也就是说,在大群体内,一个人是否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往往无人知道。4. 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把该群体成员组织起来参加一个集体行动的成本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大群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发起一场集体行动。因此,在一个大群体中,虽然每一个人都想获取一个公共物品,但每个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这就是搭便车困境。  

           搭便车困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在该书刚发表时,它对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学者的震动却很大。因为当时的大多数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逻辑与搭便车理论正好相反。比如,马克思就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会增多,发生工人运动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指出,随着人数的增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会越来越大,每个人会越来越激动,他们发起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但是,奥尔森的理论却告诉我们:群体中的人越多,每个人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  

           奥尔森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其基本思路是,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所提供的只是一种集体性激励(collective incentive) ,既然集体性激励不足以让一个理性的人为了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 那么选择性激励( selective incentive) 就很有必要。所谓选择性激励就是,如果你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能得到或将失去东西。奥尔森所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有三种。  

           其一可概括为“小组织原理”。当一个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较少时,其中某一成员是否加入对集体行动的成败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不多,大家对某个成员是否参加了某一行动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一个成员没有参加该集体行动,那么他就不能获得该组织或网络向那些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人提供的种种奖励,甚至会在该组织中被边缘化。  

           其二可称为“组织结构原理”。该原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组织如果很大,那就必须分层;就像党组织一样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总支再到支部,一层层地分,到最后的支部一级,成员数量就很有限了。这样,在每个基层组织中,成员就能相互监督,是否参加集体行动与个人利益也能较好地挂钩。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前面的“小组织原理”。  

           第三可概括为“不平等原理”。简单地说就是,组织内部在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上都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一个人在组织中所获的权力和荣誉就有可能成为促使其为组织多做贡献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一个人如果能够独立为某组织取得某一公共物品提供一笔关键的资金并从中获取荣誉,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独自为某一事业做出贡献。中国大学中随处可见的邵逸夫楼、李嘉诚基金、光华学院等等就是例子。  

           奥尔森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三个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方法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角度入手的。奥尔森告诉我们,如果要获取公共物品的话,我们必须有组织并且必须使该组织中有些成员享有更大的权力和荣誉;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该组织内部还必须分层分工,以使组织内部的每个分支结构都符合小组织原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搭便车理论就是一种组织理论。奥尔森的这些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方法背后有着很强的精英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理论印证了米歇尔在《政党》(Michels ,1962) 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型组织一般会形成复杂的结构以及根据地位高低和利益多寡而划分的等级,只不过奥尔森更强调这种精英组织的合理性,认为只有这种形式的精英组织才能解决搭便车困境。  

           奥尔森的理论一经发表,立刻在许多研究领域造成很大的轰动。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造成这轰动的背后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奥尔森的理论假设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新一代带有左派倾向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者如获至宝,把它作为理论武器,用来批判强调非理性和情感因素的传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注1) 其二是奥尔森的理论实际上强调了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重要性。新一代学者正好用作批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及其他社会崩溃论(the breakdown theory) 的武器。但是与此同时,奥尔森的理论也遭到了各方的批判。  

    二、对搭便车理论的评论  

           反对奥尔森理论的人一般都从这样一个直观事实开始,即,如果奥尔森是对的,那么,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既看不到社会运动也看不到各种为获取公共物品而发起的集体行动。然而事实是,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以及人们为获取各种公共物品而做的努力所在皆是。在这些直观常识的推动下,人们对搭便车理论进行了各种批判和修正。此类文章和书籍多如牛毛,但基本上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的——任何形式的批判差不多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奥尔森理论的种种假设上做文章,指出有些假设是有误的。比如,奥尔森的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四个机制中,有一个是“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将会减少”。对于这一机制,马威尔和奥立弗(Marwell & Oliver ,1993) 就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公共物品。第一种公共物品,如公路、公共图书馆、公园等,在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它们的好处的确会减少。不难想见,如果一条公路被车堵得寸步难行,开车甚至会比走路都慢。他们把这类公共物品称为“零和型公共物品”。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非零和型公共物品”。顾名思义,所谓“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就是当享用这些公共物品的人数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中能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和平、民主、法制就是这样的公共物品。比如和平,我们并不会因为有更多的人享受和平就觉得和平的好处减少了。马威尔和奥立弗认为,对于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第二,指出其他社会机制,特别是一些能抵消搭便车困境影响的社会机制,在形成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如马威尔和奥立弗就指出,在集体行动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临界点机制(threshold) ,即当加入某一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时,人们对加入此行动的顾虑越小,而不加入这一行动所需承受的压力则越大。因此,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奥尔森的公共物品困境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为此, 他们提出了关键群体( critical mass) 理论(Marwell & Oliver , 1993) 。费尔曼和甘姆森( Fireman & Gamson ,1979 :8 - 44) 则进一步把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把奥尔森理论中的那些以组织大小、结构和权利分配为前提的选择性激励称为外在选择性激励,而把人们内心存在的团结感和忠诚感称为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认为,奥尔森的理论过分强调外在选择性激励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内在选择性激励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一旦有了团结感和忠诚感,不但不会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而且做出的牺牲越大,社会运动目标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越大,目标实现后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也就越大。因此,内在选择性激励也是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之一。  

           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来自经验事实。美国政治学学会前主席奥斯特洛姆所著的《公共物品管理》可算是一部比较经典的著作(Ostrom ,1990) 。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中许多土地,特别是山地是公有的。人们在这些土地上放羊、砍柴或进行其他维持生计的活动。奥斯特洛姆推理说,按照奥尔森的逻辑,人们很可能会滥用这些公共土地上的资源,但他对世界上各类传统社会进行了研究后发现,滥用公共资源的现象并不普遍。在那些社会中,如果家里要烧柴,人们都知道什么季节能砍柴什么季节不能砍,并且人们一般也不会多砍,够用就行了,大家都非常遵守规则。这是为什么呢? 奥斯特洛姆发现,传统社会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有许多惩罚手段。比如,在春天,还没有到砍柴季节就有人去砍柴的话,村里的人就会把这些人的行为看作是中邪了,甚至把这些人看作是巫婆而赶出村子。从这些发现出发,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我们应当怎么评价对奥尔森理论的这些批判呢? 我想指出的是,以上三类批判,除第一类外,后面两类批判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奥尔森的理论不是一个经验理论,而是一个形式理论。(注2)奥尔森对人的行为作了理性选择的假设,并且在众多的社会结构中排除了其他结构因素的影响而仅仅选择了群体大小这一基本维度。奥尔森想知道的是,当这一群理性的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获得某一公共物品时,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到群体大小这一因素的影响的。他的结论是,当群体越大时,这群人中的每一个人就越有可能想让人家为获取公共物品奋斗而自己则坐享其成,结果就造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种建模和推理方法是典型的形式模型方法。  

           我们知道,对一个理论的批判一般可以从四个角度入手:一是指出该理论在推导结论时所遵循的逻辑有误;二是指出该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或者有误或者很不重要;三是指出经验现象与该理论的结论不符;四是提出比该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某一经验现象的其他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对一个经验理论的批判往往会集中在第三、四点上。在美国,只要是在比较好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明显的逻辑错误一般很少见。因为经验理论较少强调前提假设,因此也很少有人会从假设条件出发来批判一个经验理论。但是对于一个形式理论的批判和评价,我们却只能集中在前两点上。从经验或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形式理论是驳不倒这些理论的。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就是从经验出发的。奥斯特洛姆的工作实际上是支持而不是否定了奥尔森的理论,因为她的工作通篇都是讲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一般不会做出违反传统的事情(即当一个搭便车者) ,因为传统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社会和组织力量(选择性激励) ,迫使人们遵守传统。  

           马威尔和奥立弗的关键群体理论,以及费尔曼和甘姆森的内在选择性激励概念也是在向奥尔森乱打炮。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两种理论不过是指出,奥尔森所提出的种种组织原则并不是防止搭便车困境的惟一机制,但奥尔森从来没有说过那些组织原则是防止搭便车困境的惟一机制。  

           费尔曼和甘姆森强调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因素在吸引人们加入一个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虽然这些因素的确在社会运动中有很大作用,但在使用团结感、忠诚感和认同感等概念时,不是已经不自觉地假设存在某种社会组织或网络力量了吗? 否则,一盘散沙,向谁表示团结和忠诚? 此外,团结感和忠诚感即使已经存在,仍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支持。一旦失去组织支持,忠诚感和团结感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中国人常说“树倒猢狲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解决搭便车问题来说,忠诚感和认同感与奥尔森提出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  

           最后,即使费尔曼和甘姆森的内在选择性激励概念完全能够成立,也与马威尔和奥立弗的关键群体理论一样,他们指出的仅仅是防止搭便车困境的另外一种机制。而事实上,我们还能举出产生集体行动的许多其他机制,比如剥夺感、意识形态、情感,等等。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运动的领导者和普通参加者加入运动背后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可以假设在社会运动的初期,有些人非但不搭便车,反而会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情率先加入社会运动。需要指出的是,讨论社会运动动员的种种机制本身是不无益处的,但用它们来批判奥尔森的理论却是找错了对象,因为用其他理论或经验事实是否定不了一个形式理论的。  

           综上,在众多针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中,只有马威尔和奥立弗针对奥尔森理论中的一个假设的批判是合理的。的确,奥尔森的理论忽视了零和型公共物品和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之间的区别,这为马威尔和奥立弗提出关键群体理论提供了机会。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共有四个机制,对其中第一个机制的部分否定并不能否定其理论的总体逻辑。  

           既然不能从经验事实,也不能从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形式理论,那么,如果把一些在前提假设、机制设定和推理过程上均没有问题的形式模型放在一起,我们怎么才能判别这些形式模型之间的优劣呢?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及,判定一个形式模型优劣的重要依据在于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活动结构的若干关键本质;模型的假设越关键,该模型就越重要。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变量,即人群的数量,以及一个重要的因变量,即获取公共物品的可能性。提供或获取公共物品是许多社会赖以存在的关键,而人群数量的上升则为公共物品的获取增大了难度。奥尔森理论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此。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人类能够组织起来为公共物品而奋斗。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由于人类组织能力和获取公共物品能力的提高。这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文明发展的关键就是组织能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搭便车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正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搭便车现象并不十分严重。因为正常的组织发展机制已经排除了搭便车现象普遍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奥尔森在建构其理论时用的主要是逻辑推理而不是经验归纳的原因所在。但是,当人们放弃或背离社会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重要组织要素时,搭便车困境就会变得普遍起来。例如,斯大林模式下的计划经济,由于劳动与分配脱节,干多干少一个样,生产任务成了公共物品,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搭便车现象,即所谓的“吃大锅饭”。奥尔森的理论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之所以特别受到重视,也是因为搭便车现象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比较普遍。许多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从社会的边缘生长起来的,主流社会中的组织有时很难为革命和社会运动所用,加上来自当权者的反对和镇压,参加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代价往往会比其他社会活动高出许多,搭便车现象因此而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三、博弈论与社会行动者模型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出版时,博弈论还没有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微分方程于是就成了奥尔森的主要数学手段。20世纪80 年代,随着博弈论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人们对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用博弈论进行重建和发展。整个过程大大推动了形式模型在集体行动研究中的发展, 其中的开创性工作是由哈丁完成的(Hardin ,1982) 。  

           博弈论的基础是所谓的“囚徒悖论”。“囚徒悖论”的内容是,有两个人共同犯罪,但警察对他们的犯罪情况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于是警察就把他们分别关押在两个独立的房间里,叫他们各自交代罪行。两个囚徒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由于警察并没有掌握他们犯罪情况的确凿证据,如果二人合作都不交代的话,警察也只能将他们无罪开释。假设这两个囚徒都是小偷,并且偷的东西共有40 个单位的价值,那么两个小偷各获取20 个单位价值的财物却没有遭到法办,这种结局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叫两个囚徒均选择了合作(见图1) 。但这两个囚徒心里也清楚,如果一个人坦白而另一个人不坦白,那么,不坦白的一方(假设是A) 就要被判20 个单位时间的徒刑,而坦白的一方(B) 就会被赦免。在这种情况下,A 在博弈中所获得的是- 20 ,而B 获得的则是+ 20(假设被偷的东西已无法追回) 。同理,如果是B 不交代而A 交代,那么B 在这场博弈中所获的则是- 20 ,而A 获得的是+ 20。还有一种情况是A 和B 都坦白,坦白对于警察的意义就下降了,于是对A 和B 各给予10 个单位时间的徒刑,或者说他们在博弈中的收获都是- 10。在这种情况下,对两个囚徒来说,最大的效益应该是二人都坚持不坦白,但实际生活中的结果却往往是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因为两个人都会想,如果我不坦白而对方坦白的话,我就倒大霉了,但是如果我坦白而对方不坦白的话,我就会获得很大的好处。也就是说,两个囚徒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了坦白这一策略,最后却获得了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是经典的“囚徒悖论”。也许正是因为谙熟囚徒悖论的逻辑,中国人才会有这么一句俗语:“两个人偷一头牛不如一个人偷一只鸡”。  




           在博弈论中,这种囚徒博弈被称为“二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two-person one-shot prisoner dilemma game) 。以此为基础,哈丁把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表述为一个囚徒博弈模型。我们假定一个社会运动(比如是一次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 有n 个人参加。假定这n 个人全都参加了这次罢工,结果人多势众,罢工成功,大家工资都上涨10 个单位( + 10) 。但是,罢工期间是没有工资的,参加罢工还要冒其他风险,所以可能会有一个人不想参加罢工,企图坐享其成,这就形成了一人不参加而其他人都参加的情况。但是,当参加罢工人数很多时,一个人参加与否无关大局,因此这场罢工最终还是会取得胜利。胜利后,不管参加还是没有参加罢工,所有人的工资都会增加。这时,参加罢工的人的收获是10 个单位( + 10) ,而没有参加罢工的人因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涨了工资,我们假定他的收益为15 个单位( + 15) 。既然这样,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大多数人都想搭便车,让人家去奋斗而自己坐享其成,以达到最大收益。结果,大家都选择不去参加罢工,并因此而什么也得不到(0) 。或者说,因为每个人都想得到15 个单位的收益,结果每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从囚徒博弈模型来看,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囚徒博弈模型,即“n 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  

      相对于传统的数学方法,我们能够较为容易地改变囚徒博弈模型的结构,并在模型中加入不同的变量和假设。这样,关于公共物品问题的分析就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近年来,以囚徒博弈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机模拟模型(simulation modeling) 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很大发展。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模型中加入各种社会结构变量以研究各种假设条件下人的行为的改变,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限制性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哈丁本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人的行为模式上做文章,依这条路径发展起来的就是目前在美国逐渐走红的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 agent-based simulationmodeling) 。在这方面,一个最为出色的开创性著作是阿克塞罗德的《合作行为的发生》(Axelrod ,1984) 。  

      阿克塞罗德是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其全书的论点都是以下面这个试验为基础的:他邀请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一个竞赛,参赛者需要与他人玩一个多次博弈的游戏,每一个参赛者在每次博弈时可选择与对方合作或者不合作。在二人博弈的情况下,每一次游戏结果的得失矩阵与图1 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在这个例子中,图1 中的囚徒A 和囚徒B 需改成参赛者A 和B ,不坦白须改成合作,坦白须改成背叛。由于阿克塞罗德把哈丁的n 人一次性模型改成了一个2 人m 次模型,所以参赛者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知识背景来设计整个博弈过程的行为策略。有人可能在m 次博弈中每次都选择合作,有人可能会每次都选择背叛,有人甚至会让计算机帮他(她) 随机选择策略,不一而足。阿克塞罗德想知道比赛结束后,采取哪一类策略的人总得分最高。结果是,当博弈次数很大(或者说博弈链很长) 时,总得分最高的策略并不是我以上所列举的那些策略,而是一种被称为“一报还一报”(tit-for-tat) 的策略。这种策略很简单,就是第一次总是采取合作,以后就跟着对方的上一次策略走。如果对方上一次采取的是合作,那么我这一次仍然采取合作;如果对方上一次采取的是不合作,那么我这一次就采取不合作。可以看出, “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与做一个有原则的好人的原则差不多,即做人首先要与人为善,如果对方对你做了坏事你绝不能姑息养奸;但对方一旦承认错误,你就应该原谅他。  

      得到这一结果后,阿克塞罗德把它公布了出来,并邀请各学科的学者再次参加同样一个比赛。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家都知道“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在上一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于是专门针对这种策略去设计策略,就像打擂台一样,想办法打败它。尽管如此,第二次比赛的结果还是“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总得分最高。于是阿克塞罗德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一报还一报”这一策略显然是一个最优策略,因此,当博弈次数很大时,只要博弈的一方有理性学习能力,或者说虽然博弈的一方没有理性学习能力,但其“总得分”的高低能够""
    "
    10-03-03 论文 匿名
    1回答
  • 现代企业的财务异化 

    0
    0
    现代企业的财务异化 "现代企业的财务异化 3.企业管理的信息化

      长期以来,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财务上有一个一直困扰财政主管部门、会计和企业界的难题,即如何加强企业整体的内部会计控制和实现有效管理。特别对于那些子公司和下属机构多,并且子公司和下属机构从事多样化行业的集团企业来说,更是一个突出问题,所以迫切需要能解决诸如合并会计报表、分析财务状况等这些具有处理远程数据、分析存储数据功能的财务系统。

      此外,现代企业的管理,各部门之间、各种业务之间在分工上进一步细致的同时,相互之间的关联却是越来越紧密,运作也是更加精密,企业管理系统正向着对企业“人、财、物、产、供、销,时间、空间”各个方面综合的方向发展。

      而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往往将财务作为切入点,因为财务部门是企业的“心脏”,财务信息化程度完善了,才能带动其他部门顺利地实现信息化。但要实现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就要求网络技术不能单独片面地针对于各个单一部门,即企业所选择的网络方案中财务系统能和其他各业务部门管理系统做到“无缝连接”,以实现企业财务、业务的一体化。这是企业选择网络方案的基本前提。

      4.大力培养全方位、复合型网络财务人才

      电子商务是一个社会系统,这个系统的中心是人。由于电子商务是信息现代化与商贸的有机结合,所以能掌握并运用电子商务技术与财务理论的人必然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现代商贸理论与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否培养出大批的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就成为该国、该地区网络财务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营造出一个全社会普及网络财务的社会氛围,从深度和广度上加强对网络财务理论的认识、理解、培训。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应用人才。具体说来:第一,网络化会计信息的传递与处理均要通过对计算机的操作来完成,这就要求会计人员既是一名出色的计算机操作员,又是一名高水准的会计师,并能熟练掌握各种会计软件的操作;第二,Inter-net上的公司多数是国际企业间的相互合作,涉及不同的语言、商务、会计处理方法和社会文化背景,这同样要求网络会计人员必须熟悉国际会计和商务惯例,并具有较为广博的国际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第三,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实施需要管理人员具备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管理人员的素质决定了网络会计信息系统应用的质量和效率,为此,企业应培养自己的软件开发和维护力量,使应用系统更加适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并使之更趋完善,也使企业可以在应用网络系统中不过分依赖软件商。

      5.建立健全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措施

      既然网络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源与信息的共享,那么企业的商业机密的安全及系统安全的可控性是网络建设中的重点。在当今黑客猖獗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文件加密是不能有效地避免信息泄露的,所以,如何做到财务数据在网络上安全传递,是软件商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用户倍加关注的。怎样运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趋利避害,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建立全方位的安全保护措施:(1)强化内部控制。完善的内部控制可有效地减轻由于内部人员道德风险、系统资源风险和计算机病毒所造成的危害。但就目前的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实施内部控制的情况来看,许多企业对内部控制认识不足,控制措施不力,致使应用系统中安全隐患较多。在网络环境下,由于其开放性,它的系统风险比目前的电算化会计系统更大,因此尤其需要加强内部控制。(2)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以防范。技术是保证系统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当前常用的方法有:防火墙,旨在防范黑客入侵和非关联方侵害;加密技术,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安全措施,企业可根据需要在会计信息的披露阶段使用,可有效地防止关联方和非关联的道德风险;数字签名,通过数字签名能够实现对原始信息和关联方身份的鉴别,有一定的公正性。(3)完善和积极实施安全协议。安全协议是指国际组织为保证互联网运行安全而制定的相关安全规范,这些安全协议规范了关联双方行为,促进了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

      对于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安全性问题,除了采取上述的措施之外,还应积极引导和推动该问题的研究。安全问题的研究应立足国情、解决急需问题,一方面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加速研究人才的培养,辅之政府的宏观管理和引导,则能推动该项事业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6.加大网络财务软件的开发力度,加强网络财务的网络建设

      财会软件是实施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构件,也是实施的关键所在。因为作为网络化财会软件具有投资大、风险大的特点,一旦系统运行不畅,将使企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另外,网络化财务是通过网络对企业各部门、各环节进行全面细致的管理,将企业整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如果软件质量性能低下或不稳定,将影响电子商务的正常运作,甚至会使整个企业运营陷入瘫痪,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只有加大对会计软件的开发、评审、验收力度,使网络财务软件系统更安全、更可靠、运算更准确,编报更及时、更清晰,才会被广大财务人员所接受。在软件系统开发中,应注重开发管理功能和防病毒破坏,防止黑客袭击、侵入、篡改数据的功能。在管理上,网络财务软件要能实现企业整体管理、业务协同的管理能力。在财务上,实现桌面财务软件所有账务功能,如数据远程处理、远程报表、查账、监控等。在集成上,实现网上报税、网上传递数据信息、网上专家会诊等。

      
    现代企业的财务异化
    [摘 要]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财务异化是多种形式的:首先是企业财物被公司大股东左右;其次是被经营者左右;再次是被国有股代理者所左右。财务异化是产权主体分化的结果。治理财务异化的对策是:确定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寻求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建立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财务异化;产权主体分化;经济理性;利益平衡;财务共生关系

      现代企业的财务造假似乎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小的不谈,著名的案例已经足够我们“消化”,前有“琼民源”,近有“银广夏”:“安然”刚去,“世通”又现。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弄得专家、教授大跌眼镜。表面上看是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制度缺失,或者是中介机构缺乏诚信等原因,其实质是现代企业财务已经发生异化。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异化成企业掩盖问题、粉饰太平,甚至是欺骗、坑害投资者的一种工具。

      一、企业财务异化的诠释

      经典的财务管理教科书把财务管理的目标归结为利润最大化,或是每股盈余最大化,或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些目标尽管有所区别,但基本方向是一致,即都是从所有者的利益出发,而且财务管理的一切活动也以此目标而开始演绎。但现实生活中的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却远非如此,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散”就是对国有企业财务现状的最好描述。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各项制度比较先进与完善,财务管理活动也常常背离经典教科书中的“财务管理”,并不能实现财务管理的经典目标。这是否是财务管理的一种没落,尚需时间的考验,但可以肯定企业财务管理已经异化。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这种财务异化是多形式的。

      (一)企业财务被公司大股东左右

      在现代股份公司里既然有众多的股东,就有大小股东的分别,而大股东利用其绝对的控制权,弃其他股东利益于不顾,玩弄财务管理这一“工具”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就有ST猴王和三九医药这两个典型。ST猴王,上市7年以来一直扮演着从证券市场中“拿钱”的简单角色,而拿回来的钱都交给了在其上市半年多后才组建的猴王集团,据估算,与ST猴王“浑然一体”的猴王集团近年来从上市公司提款的“额度”在13亿元以上,通过猴王集团之手,猴王股份变成了提款机,并最终被“玩”死。同样,三九医药的大股东三九药业及关联公司占用三九医药资金约25亿元,被占用的资金甚至包括了三九医药未使用的及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5亿元欠款相当于三九医药当时26.5亿元净资产的96%,达到了三九医药上市实际募集资金16.7亿元的1.5倍。通过财务处理,使这些行为得到掩盖,而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小股东,乃至经营者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

      (二)企业财务被经营者左右

      现代企业股权要么高度分散,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中的股份制企业,要么股权高度集中,像我国的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一股独大。但不管哪种情况,似乎都患了“流行病”,即资本所有者主体地位缺失或控制乏力,从而导致经营者控制企业财务,并“充分”利用财务工具使经营者利益达到最大化。美国世界通信公司把投资者蒙在鼓里,在2001年和2002年的头3个月里,该公司的资本开支分别达到30多亿美元和7.97亿美元,但是这些开支在阶段收入核算中没有反映出来,隐瞒开支从而虚增利润达38亿美元。法国媒体巨子———维旺迪集团企图在该公司2001年的账目上“增加”已经出手的15亿欧元股票交易额,但在这一取巧手段被法国有关财务管理机构及时发现并下令制止后,不得不放弃了“做假帐”的阴谋。而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绩优股”蓝田股份是这样被经营者造出来的:1999主营业务收入年实际是2千4百多万元,虚构为18亿5千多万元,净利润是负的2千2百多万元,虚构为5亿1千多万元,每股收益是负的0.0049元,虚构为1.15元;2000年主营业务收入实际不到4千万元,虚构为18亿4千多万元,净利润实际是负的1千多万元,虚构为4亿3千多万元,每股收益实际为负的0.0239元,虚构为0.97元。通过财务这一灵活工具,蓝田股份在资本市场上大肆圈得巨额资金,坑害了无数的投资者,可以说是其双手沾满了投资者的“鲜血”。诸如此类还有:桂林集琦披露的2000年中报包含虚假利润和未披露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ST鑫光公司未予披露存在的大量可能形成呆、坏账损失的应收款项和大量的关联方担保,在审计报告中未作说明与评价。即便在制度非常完备和先进的西方国家,这些事例也不是鲜见。总之,这些例子不胜枚举,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经营者的控制之下,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使经营者的利益得到最大化,而股东的利益早已被弃之如敝屣。

      (三)企业财务被国有股的代理者所左右

      国有股一般是通过委托代理人经营的,而代理人通过控制企业财务来达到代理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琼民源”的原任董事长马玉和伙同公司聘用会计班文昭欺骗股东和社会公众,通过财务“运作”,在公开披露的1996年年度报告中虚构收入和虚增资本公积共计10余亿元,从而达到操纵其股票涨跌并获取私利的目的。在我国很多国有企业中,像“琼民源”把国有企业当成最后的晚餐,一下子把企业搞跨的还不多,更多的是讲究策略的,让国有企业资产细水长流,使大量国有资产神不知鬼不觉的流向个人腰包。

      总之,企业财务不管为谁控制,财务管理都已异化,而且已经系统化,这可从ST黎明造假案例中略见一斑:首先,公司的造假系统工程从年初开始启动,造假项目在年初就有了准备,然后再一一推出,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其次,财务造假系统工程的手续齐全,如假购销合同、假货物入库单、假出库单、假保管帐、假成本计算单等原始凭证一应俱全;第三,造假系统工程点多面广,覆盖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各个方面;第四,公司对于会计核算,以假原始凭证为依据,按照规范的核算程序,认真进行核算,假帐真算,一丝不苟;第五,造假系统工程突出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以取得显著“成效”。

      二、企业财务异化是产权主体分化的结果

      (一)现代企业产权主体分化

      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围绕企业财产权出现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分别,亦即企业财产权主体分化出所有者与经营者。企业财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分权和剩余索取权等,其中剩余索取权是所有权所派生的,经营权与处分权是使用权所派生的,因此,产权的核心内容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产权主体分化之后,所有者掌握所有权,包括剩余索取权,而经营者掌握使用权,包括经营权与处分权等,其实质是二者对企业财产权的分割。当然,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意味必然出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相互分离,董事长仍然可以兼任总经理,特别在中小企业里,所有者与经营者多为一个人。但随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经理阶层的逐步形成,现代企业产权主体分化的趋势已非常明显。我国现阶段,一方面家族型企业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所有者与经营者也不断出现分化。


    (二)不同产权主体对企业财务的不同要求

      一旦所有者与经营者分化,并且确立了各自对产权分割的内容,各自经营的目标也会出现分化,从而对企业财务的要求也不同。对于所有者,掌握着企业产权的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必然要在财务上体现其对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要求。依据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所有者在财务上要求获得最大的企业剩余,即要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或每股收益最大化。依据经营权和处分权,经营者在财务上要求获得最大的经营和操纵能力,并使经营者的福利达到最大化。因此,不同的产权主体在财务管理活动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

      (三)财务异化是产权主体分化的结果

      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企业的财务活动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所以企业财务活动必然在财务管理的目标、职能和内容等方面产生分化。在实际经营中,由于无视这种财务分化,要么忽视所有者在财务上的要求,导致财务管理完全为经营者控制,使得所有者的权益在财务上得不到保障;要么忽视经营者在财务上的要求,导致财务管理完全为所有者或少数大股东控制,使得小股东和经营者的权益在财务上得不到保证。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导致企业财务的异化。

      三、企业财务异化的对策

      (一)确认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

      现代股份公司的产权结构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财产最终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董事会)结构;第二层次是法人财产权(董事会)与和公司经营权(经营者)结构。在这两个层次中产生三个主体,即出资人、董事会和经营者。一般条件下,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出资人,因此董事会与出资人都归为所有者,所以产权主体一般只有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别。但在国有股的经营中,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不构成对国有股的占有,因此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所以就有出资人、董事会和经营者的分别。

      出资人、董事会和经营者这三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出资人与董事会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而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又是委托-代理关系,但三者又各自形成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者都具有经济理性,有各自的经济目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认识与处理这三者的经济理性和经济目标时往往顾此失彼,这实际是对部分产权主体地位的否定,因而是对产权主体分化的现实的歪曲。由于不能明确这三者的经济利益边界,往往导致产权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侵蚀,财务异化也就不可避免。因此确认各主体的经济理性和各自的经济目标,从而肯定其经济利益的所在是避免财务管理异化的关键。

      (二)寻求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

      1.所有者利益的调整。在传统条件下,所有者利益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标完全体现于所有者利益。而随产权主体的分化,根据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其利益也必然被分割。继续强调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不可侵犯是无视其它主体的利益,甚至是对其它主体利益的侵犯,其结果是所有者本身的利益也变得不可靠。因此,所有者利益的调整是对产权分割现实的认可。

      2.企业家利益的实现。企业家利益是企业家精神在价值上的实现,企业家精神则通过对其经营权和处分权的行使而得到体现。因此,企业家利益的实现是产权主体分化的内在要求。

      3.代理人利益的规范。现代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等,都可能是代理人。代理人和委托人(所有者)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因此解决代理人利益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动态过程。只有通过不断的规范,才能确保各种主体之间保持合理的利益边界。

      (三)建立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的共生关系

      由于产权主体出现分化,导致财务管理活动分野,并出现相应的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但这两种财务活动又统一于企业整体财务活动。如果产权主体之间发生权力失衡,财务管理活动就会发生偏差,最终出现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形成相克关系,并出现异化问题。因此,首先要建立和完善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产权主体之间的权力均衡;其次要强化财务管理的外部校正机制、特别是财务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的共生。

      [参考文献]

      [1] 干胜道。所有者财务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1)。

      [2] 周吉。关于出资人财务管理的几个问题[J].财会通讯,2001,(2)。

      [3] 于长春。弥补国有企业出资人财务监督缺位的几个问题[J/OL].中华会计网校

      [4] 胡霞。出资者财务浅论[J].财会月刊,1999,(7)。

      [5] 李芳芳,彭岚。出资者财务风险和经营者财务风险比较分析

      [6] 陆国庆。上市公司“富不过三年”的深层原因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J].当代财经,2003,(1)。

    一、制约我国网络财务发展的相关问题

      1.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现阶段,我国有关电子商务活动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难以完全解决电子商务活动中出现的所有的新问题、新纠纷,再加上新颁布的会计法中,也未就网络财务处理中出现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为会计人员正确记录和反映电子商务交易的实质、及时提供准确的财务报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也大大地增加了网络财务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2.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

      电子商务是人和电子工具结合的有机系统,人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目前在我国既懂电子商务知识,又精通财会理论,而且还熟悉网络财务软件的开发、设计、维护、保养的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无法满足网络财务发展的客观需求。

      3.财务会计软件尚不成熟

      网络是网络财务的载体,而财务软件则是财务人员进行账务处理的工具。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财务软件,无论是从性能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都与网络财务发展的客观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网络财务应用财会软件开发研制过程中,由于开发人员有限理性或客观经济活动异常复杂,使其考虑问题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因而,造成开发出的财会软件适应性差、应变能力不强、相互兼容性不好、抗病毒能力差。网络财务软件的不成熟,严重地阻滞了网络财务的充分发展。

      4.安全保密性措施不完善

      目前,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安全性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由于计算机自身的脆弱性(如易感染病毒)与财务人员的误操作频繁发生,以及黑客恶意袭击电子商务网站,篡改、破坏会计数据乃至整个系统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给广大经营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黑客袭击电子商务网站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它可能破坏财务数据,使得整个财务管理系统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尤其是当一些重要的会计信息资料被入侵者非法窃取后,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

      二、发展我国网络财务系统的对策

      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是以节约整个企业内部的财务资源为出发点,以充分实现整个企业内部的、全面及时的管理以及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无缝连接为目标,从而使企业实现财务管理信息化的电算化系统。但是,要实施这样一个系统需要一个良好的、规范的经济环境与市场环境,需要企业内、外部各方面的支持。

     1.加强电子商务立法措施,为网络财务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环境

      电子商务与信息化相比是一个小系统,但就其内容、内涵和涉及的方方面面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而且是当今社会的龙头系统。所以,加快电子商务立法非常重要。首先,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应解决电子商务中出现的各类综合性问题,规范电子商务活动,使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鼓励竞争,防止垄断;其次,电子商务的安全、保密也必须有法律保障,对计算机犯罪、计算机泄密、窃取商业与金融机密等都要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如英国政府分别于1984年和1990年颁布实施了《计算机滥用法》和《数据保护法》,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也应结合我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电子商务活动的进行和企业的数据信息的传输、使用有法可依,规范进行。

      2.以电子商务为标志的网络经济的普及是企业财务管理网络化实现的基础

      当今,网络经济作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上并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已逐渐展现出不同凡响的前景。统计资料表明,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有高技术含量的经济形态,有别于传统金融与房地产经济,尽管有时可能在账面上出现巨额亏损,却同时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的效益和财富。比如,1998-1998年,美国GDP增长了4%,但能源消耗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这说明了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发展有助于节约能源。正因为如此,网络经济正处于规模效益递增时期,形成了资源、资金、人才向网络经济的转移,进而产生了使网络经济规模效益增长加速、再加速的效应。这便是网络时代的“梅特卡夫规律”——— 网络经济的收益与网络上的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这就是说,当传统经济以匀速增长的时候,网络经济正在加速增长,其形成的规模效益远远超过传统经济。

      鉴于网络经济是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经济,是端到端的、开放的、网络化的直接经济模式,它将导致市场与行业的重构。网络经济中将会有更多的网上企业、网际企业以及虚拟企业出现,在网络经济下,电子商务将成为企业的基本运作模式。由于电子商务需要企业有基于网络的财务系统,即采用网络财务来经营管理,因此,电子商务的迅速普及必然推动网络会计信息系统的出现和发展。

    "
    10-03-03 管理 匿名
    1回答
  • 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0
    0
    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摘 要〕财务报告是会计核算的终极输出信息,在现行企业财务报告中,存在着信息含量不完整、反映不准确、披露不及时、项目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则;就必须扩展信息披露范围,适当增加报表附注内容,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创新会计确认、计量标准,缩短报告时间间隔,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调整财务报表结构,改进财务业绩报表。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为报表使用者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各种信息。
      〔关键词〕现代企业;财务报告;问题;对策

      一、引言

      会计系统的基本目的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会计信息,而财务报告是会计系统的最终输出信息,它的目的是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资料。因此,财务报告的目的与会计核算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快速到来和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对会计信息的期望与要求不断提高,会计信息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会计信息的质量问题也日趋为企业所顾虑、为社会所关注。2001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中规定,企业的财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企业财务报告的“三表体系”遵循着特定的会计准则,采用通用格式进行编制;具有综合性、可操作性等特点。但是,由于财务报告是由利益对立各方中的一方或其代理者所编制,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和财务报告本身所能反映的客观经济状况的局限,现行财务报告滞后于环境变化所显现出它的缺陷与不足,越来越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本文拟从我国现行企业财务报告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谈谈企业财务报告的改进对策。

      二、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

      会计一般原则中的客观性,要求“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在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企业财务报告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正在逐步失去其相关性。

      (一)财务报告信息含量不够完整

      首先,完整性缺乏是现行财务会计模式的固有弊病。以交易为基础的现行财务会计模式势必会对某些与交易无联系但却十分重要的期间价值变化不反映。可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企业对经营业绩的反映和控制难以令人满意。例如企业经营过程之中造就的竞争优势,因为不与企业的交易活动直接相关,因此在财务报表上得不到反映,但是这类事项或情况却对企业日后的经营业绩意义深远。

      其次,现行财务报告的不完整性还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通用格式的报表,它提供给不同使用者以相同的会计信息,并将不同企业的财务报表予以程式化。然而,随着新环境下财务分析职业的兴起,市场和会计信息使用者正在呼唤通用格式财务报表以外的、有利于特殊信息需要的“专用”财务报表。且由于使用者的目的和方法不同、被估价的资产不同、报告公司的环境不同、使用者的信息偏好不同,所以使用者具有不同的信息需求。而程式化的通用格式的报表,实在难以满足上述需求。

      再次,现行财务报告的核心是企业的有形资产,而对企业内生的人力资源状况和各种软资产如商誉、知识产权、企业文化等未能得到真实而公允的反映,一些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也在财务报告中长期被忽视。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些软资产才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和市场价值的动力所在,其重要性日益凸现。据统计,1995年美国很多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高达60%,特别是根据1997年中国品牌价值报告,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高达479.78亿美元,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的品牌价值也达353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在一些高技术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及所起的作用已不容忽视。然而传统的财务报告对此却无法充分反映,以至于导致当今类似英特尔、微软之类的股票上市后,其市场价值通常比账面价值要高出3—8倍,从而不能有效满足信息使用者基于无形资产的决策需求。

      (二)财务报告信息反映不够准确

      不可否认,在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中,估计和判断客观存在,“不确定性”贯穿着整个会计处理过程。事实上,只要现行财务会计模式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为主,那么财务会计处理过程之中的估计和判断就不可避免。例如,坏账准备的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年限和残值确定,无形资产经济寿命认定,职工退休金和递延所得税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再有,在会计处理过程中,不可掩盖地存在以下几种现象:

      1 重法律形式而轻经济实质。要使会计资料反映如实, 那就必须根据其经济实质,而不是依据法律形式进行反映和核算。因此,当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发生背离时,会计核算应根据经济实质进行会计处理。尽管现代财务会计模式中不乏“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运用的典型例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形式”取代“经济实质”在会计处理中很有市场。例如,按现行财务会计理论,资产被定义为未来的经济利益,但是,究竟有多少资产是按照现值去计量?有多少历史成本属性对资产计量的结果与经济事实相符?再如,在进行有退款权的产品销售处理时,会计人员往往在交易发生时就完全确认为收入,但经济事实却是与该商品相联系的风险并未完全转移或排除。

      2 重成本而轻价值。成本、价格和价值是经济学中的三个重要概念,但具体到会计核算,要真正理解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却并不容易。譬如,对特定的会计主体而言,若以一定价格购进一台固定资产,当固定资产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后,原来支付的价格就体现为固定资产成本的一部分,在会计学之中,这时价格就转化为成本。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代表资产的存量特征,价值则代表了资产的流量特征,现行财务会计模式重成本轻价值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近些年来会计学者提倡重价值却是站在提高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立场或角度上的。因此,现行财务报告重成本轻价值是不适宜的。

      3 重利润核算而轻现金流量。现行财务报告力争体现资产负债观,而非收入费用观,但在财务报告中却并末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一思想。例如:过分注重盈利的核算;过分强求收入、费用的配比而忽视资产计价;过分注意最终的利润数据。而对代表企业实际支付能力的现金流量状况长期忽视。但是,会计信息使用者所关心的是企业现金流入、流出的时间,金额以及概率分布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有助于评估企业支付股利的能力、偿债能力,并通过分析企业盈利数字和现金净流量的差异来调整投资策略。

      (三)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不够及时

      1 重定期报告轻实时披露。信息的最大特点在于时效性。随着竞争的加剧;科技的进步和金融工具的日新月异,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企业的经营类型和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会随时转换。会计信息使用者要求会计能够提供“实时”信息。为了向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管理者提供企业的经营情况,现行财务报告采取了定期报告的制度。然而,现行财务报告的披露无法达到会计信息质量的及时性要求,披露的周期、时限过长,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过时的信息往往无助于决策甚至有害于决策。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一案就是最好例证。因此,满足用户信息需求,提供更短期间的财务报告就成为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共同心愿。

      2 重历史经济活动记录而轻对未来经济活动的及时预测。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财务报表基本上是一张历史会计数据的汇总表。会计要素的定义应该包含现在和未来这两个时间点的交易和事项,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经济环境变化不显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反映企业过去经营结果财务报告及其因果联系去推测企业的未来,但在经济环境剧烈变化的条件下,不可能直接用过去的财务报告去及时推测企业未来,这就导致财务报告的相关性大大降低。

      (四)财务报告项目结构不甚合理财务报表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损益表上:

      第一、损益表中未列出销货退回、折让和折扣。而销货退回、折让金额的多少可以反映客户对企业商品质量、规格的满意情况。由于未列出它们,管理者不能从表中了解客户对企业商品的评价。未列出销售折扣额,管理者就难以知道企业为扩大销售和减少坏账风险所用经营策略的实施情况。第二、未将非常损益与正常损益分开。非常损益是指非管理当局所能控制的损益项目,其性质特殊、具有偶发性,表内的营业外收支包含较广,非常损益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由于未将非常损益与正常损益分开,这就使人们对企业财务成果难以分清哪些是经营决策的结果,哪些不是企业所能控制情况下非经常发生的结果。从而不利对企业绩效进行正确评价和对现金流量作出正确预测。第三、缺乏极为重要的每股盈余项目。第四、将投资收益单列一项缺乏一定逻辑性。

      此外,附注内容简单粗糙,财务情况说明书形式单一,缺失重要信息披露等等,也是现行企业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三、解决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问题的对策

      社会经济环境和会计信息使用需求的变化是推动会计发展的两大动力。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企业内外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已摆在重要位置。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对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已势在必行。笔者认为,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的改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扩展信息披露范围,适当增加报表附注内容。

      按照财务报告的充分揭示原则,凡是为达到公正表达企业经济事项所必要的信息均应完整提供,并使用户易于理解,亦即财务报告应揭示所有对用户的理解及决策有用的重要信息。因此应在现行财务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适当扩展信息披露的内容。不仅要有财务信息,还要披露非财务信息;不仅要有定量信息,还要披露定性信息;不仅要有确定的信息,还要披露不确定的信息;不仅要有历史信息,还要披露预测信息;不仅要有整体信息,还要披露分部信息。因此,财务报告的内容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要增加对衍生金融工具所产生的收益和风险信息的揭示,将金融衍生工具纳入表内,充分披露它的价值变动、报酬与风险的转移、潜在风险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配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第二、要注重知识资本、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软资产信息的披露。

      第三、要重视对企业未来价值预测信息的披露。在保持有用历史信息的同时,要披露企业未来价值趋势,诸如企业投资、产品市场占有率、材料成本升降、新产品开发、上市公司提供每股收益的预测数据等。

      第四、要重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信息的披露。如因环境因素而产生的或有负债、治理污染的成本以及其他环境风险损失等影响企业发展的相关信息。

      第五、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股东权益稀释方面的信息。否则公司经营者易通过权益交换方式来降低利息费用,虚增企业利润,可能诱导投资者作出有损经济利益的决策。

      第六、增加财务报表附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行财务报告仍停留在以报表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而发达国家会计报表附注长度几乎是报表本身的5倍,因而适当增加报表附注,增加有用信息的披露,是符合国际会计惯例的,也是充分体现会计信息全面性、相关性的有效手段。

      (二)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创新会计确认、计量标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会计确认和计量必须创新,才能解决内容复杂,而纳入报告进行确认、计量有困难的难题。一是会计确认的范围要扩大,确认的标准要更新。二是计量属性须重新解释。要从广义上理解货币量度,不以货币量度为限,鼓励使用其他量度,作为货币量度的补充。例如:衡量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前景,可以用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度量:(1)市场占有率可用百分比来量化;(2)顾客满意度可用“很满意”、“满意”、“不满意”等概念量化;(3)企业风险可用概率来量化。可见,会计在计量问题上若不跳出货币度量的框框,就很难在确认和披露上有所改进。三是要适当拓展计量标准的范围。由单一计价模式向多元计价模式转变,由历史成本计量向现行价值计量转变,同时要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解决诸如自创商誉等项目如何确认和计量的问题。

      (三)缩短报告时间间隔,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当前,企业面临的现实是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衍生工具不断涌现,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日益显著,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期大大缩短。而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在时效上不能很好地满足报表使用者的需要。因此,首先必须建立一套能提供实时信息的财务报告制度。一方面,定期报告仍要存在,作为财务成果分配的依据;另一方面,编制实时报告作为有效决策的依据。为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的及时性,我国中期财务报告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在时间上采用季报编制形式,在内容上要重点突出,避免“小而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会计数据能通过计算机进行实时的处理与反映,会计人员账务处理一完成,计算机就可以自动生成报表。这就大大缩短了报告输出的时间间隔。其次,必须建立和完善实时财务报告系统。通过互联网发布企业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企业与用户沟通的重要手段。网络会计使会计信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得到了大大拓宽,减少了会计信息产生、传播与利用的时间间隔。我们可要求需要外送财务报告的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实时财务报告系统,这样不仅给使用者获取企业财务报告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可以遏制一家企业两套帐甚至多套帐的做法。再有,职能部门可将查处的虚假财务报告问题在网站上公布,能以最快的速度将问题揭露,使会计信息的用户早做防范。

      (四)调整财务报表结构,改进财务业绩报表

      第一,调整财务报表结构。我们应该继承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核心部分———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应将这三张报表结构进行调整,将披露的会计信息划分为核心信息和非核心信息两部分。企业的核心业务,是指正常的或经常的交易或事项。例如,正常或经常性的经营活动以及经常性的非经营利得或损失。而非核心业务是针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是非典型的经济业务或偶发性的交易或事项。当然,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的划分是相对的, 也是因企业而不同的。将企业的经营业务划分为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可以力保集中资源向使用者提供最能够反映企业经营趋势的会计信息。

      第二,改进财务业绩报表。在改进财务业绩报告时,可以充分借鉴英国、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两张财务业绩报表的观点,即在保留现行利润表的前提下,增加一张与之同等重要的全面收益表,来更有组织地列示那些已经得到确认但直接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中进行报告的末实现利得项目。这种处理方法有以下优点:一是可以保留使用者熟悉的利润表格式,避免因报告全面收益使现行实务发生太大的改变;二是增加了末实现利得项目对使用者的透明度,有助于提高财务报表的可理解性和公司间报表的可比性;三是全面收益表根据现行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加工而成,编制成本可降至最低。在我国推行全面收益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是因为:

      首先,在现阶段推行全面收益表,对于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促使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十分必要。

      其次,推行全面收益表有助于解决我国已经出现和未来可能出现的会计难题。我国目前已有不少利得项目绕过利润表直接进入资产负债中所有者权益部分,如外币折算差额、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利得等。随着我国金融业务的发展,政府部门也在抓紧制定衍生金融工具准则,如果以公允价值作为衍生工具的计量属性,那么就必须解决公允价值变动的确认和报告问题。可行的解决办法还是在现行财务体系中增加全面收益表。

      再次,推行全面收益表还是会计国际化的需要。我国已经加入WTO,根据现有WTO协定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条款,在“合理、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我国将逐步开放国内会计市场。另外,国内有些企业不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筹资,他们也要求缩小与国际惯例之间的现实差异,降低公司的筹资成本。

      总而言之,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在新经济条件下受到了诸多冲击,必须改革,但改革中我们一定要坚持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则,一定要考虑财务会计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一定要在会计准则的规范内进行。只有这样,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的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高校财务管理模式的再思考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高校原有的财务管理体制已显现不适应形势的弊端。文章提出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别核算、集中开户、代理记账”的财务管理新模式,并就财务管理体制改革中强化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国库集中支付体制改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财务管理模式 部门预算 支收两条线 国库集中支付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高等教育改革至今,尤其是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学科建设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持续增长。200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到1900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高校的办学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校的财务活动呈现新的特点。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我国要逐步建立起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校办产业投入、社会捐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筹资渠道多元化打破了原来单一的财政拨款的筹资模式,高校内的经济活动除教学、科研等保障要求外,还要面对后勤社会化等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因而对高校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一、建立适应高校发展的财务管理模式

      1998年1月1日起施行财政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规定:高等学校应该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规模较大的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前一种模式是在学校校长的领导下,由财务处对全校财经工作和财务活动进行集中管理、统筹安排各使用单位的各项经费,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其弊端是不利于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后一种模式是在学校校长的领导下,根据财权划分,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由学校内部各单位(即二级单位)进行的分级管理。分级管理虽给各基层单位带来了活力,但如果不加强统一领导,很容易导致各自为政,自成一体,使学校事业发展计划得不到保障。因此,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实施、高校经费来源的多样化以及高校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行,建立更加适应高校发展的财务管理模式十分必要。我们认为,在规模比较大的高校可采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别核算、集中开户、代理记账”的财务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

      1.统一领导。即在学校校长的统一领导下,由学校财务对全校的各类资金从源头上实施统一安排、协调、规划。包括财政拨款、各种专项经费、学校的各项事业性收入、校外捐赠资金及其它渠道筹集的资金都要全部纳入校级财务统一管理和核算,并实施监控,从而确保学校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利用。

      2.分级管理。就是要明确校级财务与二级财务的职责和权限,建立权责分明、管理高效的运行机制,从而达到集中领导,精简高效的目的。对二级单位的财务人员应由校级财务委派,以便加强学校对二级财务的领导;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应以财权下放院(系)等二级单位、财力集中学校为理财模式,从而既充分调动二级单位的积极性,又能保证学校财力的相对集中。

      3.分别核算。即学校作为主体的校级核算由学校财务处负责,各二级单位则分别实施单独核算,从而实现校级和二级单位的两级核算体系。对二级单位进行的核算则必须依据各类单位的性质来进行,如对教学科研类和行政管理类实行“事业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核定收支、节余留用、超支不补;对后勤服务类和校办产业类实行“企业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成本核算、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4.集中开户。规模较大的高校设立内部资金结算中心,校内各二级单位分别在资金结算中心开设账户,进行资金结算;资金结算中心在银行开户,对外结算。这种结算模式为各二级单位资金运作的合法性、安全性提供了保障,使学校能够有效控制各二级单位的财务收支,及时掌握各二级单位的资金状况;同时也有利于学校集中财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5.代理记账。即由学校向各二级单位委派财务人员,由他们为二级单位办理:审核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等业务,财务处通过网络实行远程管理。同时,委派人员需对校财务处负责,并接受所在单位和学校财务处的双重领导。

      二、继续加强与新的财务管理模式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二级院(系)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与此相适应,高校二级财务的责权范围也不断扩大,因而多数高校院(系)财务管理实行“分级管理”体制。这是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活力的客观需要,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务管理的需要。但二级财务责权的扩大也容易造成有的院(系)财务管理混乱、财务监督失灵和学校财力过于分散,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同时,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高校的推行,现有的财务管理制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因此,我们认为,在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别核算、集中开户、代理记账”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还应该:

      1.强化部门预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颁布实施,把预算管理工作纳入了法制的轨道,突出预算管理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新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也把预算管理作为高校财务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因此,预算管理在高等学校财务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学校经济活动的前提和依据,关系到学校的财务状况和持续发展能力。目前,国家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各高校资金短缺与学校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相矛盾,通过预算管理以体现经费使用的计划性,反映高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及当年计划,可使学校内部各部门的工作有机地协调起来,保障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促进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全面预算管理实质上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客观要求和具体体现,是现代财务管理的重要标志。


    "
    10-03-03 报告 匿名
    1回答
  • 中外饭店企业财务管理比较研究 

    0
    0
    中外饭店企业财务管理比较研究 "要:本文首先论述了现金流量表的性质与作用,进而引伸企业化管理的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同时从地勘单位的核算性质、可采用的编报方法以及地勘单位的行业特点及某些特殊问题的处理,都提出了具体可操作性的意见。
      关键词:地勘单位;现金流量表;绩效考核

      一、现金流量表的性质与作用

      现金流量表,是财政部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呢?对此,笔者提一些粗浅意见,供地勘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参考。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是策划经营与开发的必要。地勘单位历来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改革开放前,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化管理,传统的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事业费拨款,较多的是考虑事业经费的合理安排,以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地勘单位不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地质市场,积极承担社会地质勘查工作,广泛开展多种经营项目,多渠道扩大社会创收力度;因此,已具有较大的社会化经营程度,一般地勘单位吸收国家地勘费拨款额度与社会创收额度(毛收入)的比例关系,可达到1∶4,甚之有的达到1∶8的程度。除了地质项目承包应当得到的地勘费(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营收入)外,地勘费拨款已相当于“补贴收入”的性质。说明地勘单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不断增强,企业化经营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地勘单位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推进,并考虑其进一步开发和发展取向,地勘单位的经营者、主管部门的管理者,就必然需求以现金净流量———这一现实可信的会计信息,去评估其支付能力、周转能力、偿债能力、投资能力、开发能力、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运营,并为未来的经营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

      2.地勘单位为正确地进行绩效考核,排除权责发生制计算基础固有的某些风险因素和估计因素的缺陷。为此有必要融入现金流量的考核指标,所以,也需要编报现金流量表。近年来地勘单位主管部门每年对地勘单位要进行绩效考核,虽然考核内容比较丰富,但是存在比较侧重的是对其所实现的“经济总量”(按权责发生制计算基础所计算的各项收入总量)和“节余与收益”的实现程度,而缺少现金流量指标的考核、制约与牵动。所以,不难发现一些地勘单位“经济总量”完成的可观,“节余与收益”也符合考核要求,可是却发不出工资、报不了药费、还不了债务、缺少应有的资金周转能力,甚至隐亏现象严重。虽然资金十分紧张,却说不清明晰理由。如果编报现金流量表,就可以从现金流量的分类、分项的具体内容上进一步得知:究竟是对外创收利润率太小;还是应收款项回收率过低;是否某项投出资金不当,或是存货积压沉淀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出比较直观、明晰、量化的会计信息。所以,融入现金流量考核指标,不但得以正确进行地勘单位的绩效考核,特别是还可以“挤出”某些收支指标中的“水分”;并能找出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进一步改进经营管理。

    中外饭店企业财务管理比较研究
    摘 要:文章主要从财务管理方面,对中外饭店企业的财务组织结构设置、财务调控管理手段和财务报表种类等三方面进行了具体详尽的比较分析,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以提高国有饭店的竞争能力。
      关键词:中外饭店 财务管理 组织结构 财务报表

      目前,我国国有饭店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与外资酒店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对中外饭店企业的财务管理进行了具体详尽的比较分析,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旨在能够使我国饭店业同国际接轨,在比较中吸取经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饭店业发展的道路。财务管理在饭店管理中举足轻重。在西方发达国家,财务工作在其发展和运作中,通过反复的磨合和运转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严谨的、合理的体系。并经实践证明切合实际,行之有效。本文主要从饭店的财务组织结构设置、财务调控管理手段和财务报表种类等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

      一、财务组织结构设置比较

      国外饭店财务部和国内饭店财务部的设置有很大差异。

      1.国外大饭店设立成本总监职位,国内饭店财务一般不设立成本总监。成本总监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它直属财务总监领导,对于整个饭店的成本控制,毛利率的调整,成本核算,合理库存量的调整等,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成本总监又负责管理食品控制员,饮料、烟酒控制员,物料用品控制员。使他们对自己分管的项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层层把关,以利于酒店总成本的控制。

      2.国外饭店中,一般不单独设立采购部,只设置采购代理,并将其直接隶属财务部。这样做的好处有:其一有利于成本控制。成本总监可以随时掌握采购情况,任何物品的采购,都应经成本总监的审核批准,避免盲目采购现象的发生。其二,有利于调整成本率的上升。成本总监负责监督,任何高报价,吃回扣的行为都会受到制裁。因为成本总监手中有一张“酒店市场价格表”,表中详细记载各种食品、蔬菜、肉类、调料等物品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而且还有市场调研价格对比栏目,每月至少进行两次市场调研,以调节价格表,便于控制掌握,防止失控现象的发生。其三,避免因部门分散,互相扯皮的情况发生。如采购的食品、物品积压过多,造成库存、保养成本上升,占用流动资金,如因食品腐败变质还会带来更大的浪费。当然,采购不及时,也会影响酒店的效益和声誉。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务部设成本总监很有必要。

      3.国外的饭店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设置收入稽核员岗位和夜审监督员岗位,这在国内酒店是不常见的。许多饭店的客人在住宿期间用现金埋单或购买其他商品,虽然使用信用卡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每天仍有大量现金交易,而且饭店业许多岗位属于非技术熟练型工作,工资较低,社会地位也较低,员工的流动性较大,因此饭店业较容易“遭窃”。内部控制系统有助于保护饭店的资产,保证其会计记录准确可靠,提高业务经营效率及促进管理政策落实。一座规模较大的涉外饭店,其营业部门很多,营业收入也很高。这就要求收入稽核员每天必须仔细审核各个部门的营业收入是否如实上缴,有无遗漏现象?对于夜审送达的各种报表是否真实可靠?要逐笔审查核对。同时还要审核各种原始单据和报表的一致性,各种审批手续是否符合程序,有无不符合程序的情况。夜审监督员,长期从事夜班工作,专门负责审计汇总当日的营业收入情况,根据各收银点上交来的营业报表和各种凭证单据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编制当日的营业收入报表,对于有收银机系统和计算机系统的,还要负责机器的清整和回零工作,以便于第二天正常营业运转。


     我国国内有些饭店不进行夜审工作,只设立日审核算员,负责前一天的营业收入汇总工作,已不能适应经营管理的需要。需要在机构设置上,遵循科学化、规范化、市场化的要求,不断改进。当然,饭店的管理部门还需要考虑内部控制的成本与效益。一项完善的制度应既能保证资产的安全性又应该比较经济实用。

      二、财务调控管理手段比较

      国外的饭店有一套完整的调控体系。因为没有严格的监控管理,就不会有良好的财务状况,也就谈不上搞好整个饭店的经营与管理。所以,国外的饭店财务总监不仅介入各个部门的事务,有时甚至超过总经理权限,监管饭店的财务工作。因此,现代化的饭店要有一名出色的财务总监,才能强化财务调控管理。目前,国内饭店的财务管理一般侧重于核算管理,而忽视了财务的调控管理。例如,有的财务经理常常是总经理签字同意的就全力办理,很少考虑正确与否。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有限,不可能每个决策都正确,必须有相关部门当好参谋,为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所以一张采购单,必须先经过部门经理、成本总监、财务总监审核签字后总经理才能最后签发,缺一不可,以避免决策中失误的发生。而国外饭店强调财务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会计的核算,更重要的是财务的控制作用。对食品、物品的进货价格进行严格控制,成本总监需搞好经常性市场调研,没有成本总监的批准不准随意采购,不象国内有些饭店,仅是“生米煮成熟饭”后的核算工作。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饭店的财务管理水平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饭店的财务部机构设置还不够完善,还没有从粗放型经济体制中转变过来。所以容易造成财务上的混乱,不利于成本的控制和掌握。

      三、财务报表比较

      财务报表既要为外部使用者(债权人、所有者等)使用,使它们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依据;同时也为内部使用者(管理部门)进行预测、决策等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依据。国际上饭店的会计报表门类齐全,详细明了,具体科学。除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会计报表外,还有以下一些报表,使会计管理工作更加细致具体,我国饭店企业也应该根据需要,采用其中的一些报表,克服以前大出大进的粗线条管理方法,防止漏洞的出现,使我们的会计管理工作各个环节能环环相连,做到以经济主体运行的有序性来应对市场经济环境的非确定性。

      1.周预测表:预测未来一周内出租的客房数及出租率,用于人员安排计划和促销;

      2.现金流量分析表:以不断循环的12个月为基础,分析每个月现金的收入和支出,用于预测经营所需现金的可获性,提供期间内财务所需要的信息;

      3.劳动生产率分析表:每周(月)一次计算劳动力的每小时费用及与提供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小时数,同经营计划中承诺的小时数进行比较,用于通过预先设定的人员安排情况控制劳动力成本,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4.顾客历史资料分析表:每月(季度)末对公司业务、旅行社和团队预订情况的历史记录做出分析,为销售部门在市场拓展方面提供指导;

      5.投资回报率报告:在预测的基础上,每半年计算以所有者权益的百分率表示的盈余,用于分析预期目标能否实现。

      以上从饭店的财务组织结构设置、财务调控管理手段和财务报表种类三方面进行中外饭店企业财务管理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饭店的内部管理虽然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很快,但是同外国先进的酒店管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应借鉴国外饭店的先进管理手段和管理制度,提高国有饭店的竞争实力。

    21世纪财务管理问题分析及对策
    摘 要:实现知识经济下的财务管理创新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文章对21世纪财务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作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指出企业财务管理要转变理财观念,强化风险管理,调整财务管理的内容,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财务管理 问题 对策

      知识经济时代,给现代财务管理带来了许多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形成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在许多方面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已显示出不适应,并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笔者从知识经济的角度,分析了21世纪财务管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新对策。

      一、财务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1.原有的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加剧了股东、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冲突。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它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变为以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而我们现有的产权理论和制度仍然维护“业主产权论”,忽视了人力资本对公司发展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掌握知识技术的员工在企业财富的创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期,现代企业已不再仅仅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实际上是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合契约”,是“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合作。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产权理论及制度只注重有形资产和投入资本的配置,忽视知识资本的有效配置,只注重出资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排斥智力劳动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对企业的剩余分配权,从而,会使得所有者(股东)、经营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财务人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应该以谁的利益最大化为企业的理财目标。

      2.财务管理中“风险”的涵义趋于复杂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会面临更多的风险:(1)由于经济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的传播、处理和反馈速度将会大大加快,倘若企业内部和外部对信息的披露不充分、不及时,或者企业当局不能及时有效地选择利用内部或外部信息,会加大企业的决策风险。(2)由于知识积累和革新的速度加快,倘若企业及其员工不能及时作出反应那就不能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进一步加大企业的风险。(3)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这不仅加大了存货风险,而且加大了产品设计、开发风险。(4)由于“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以及“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的运用,使得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加快,由此使货币风险进一步加剧。(5)在追求高收益驱动下,企业将大量资金投放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无形资产上,使投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此,如何有效防范、抵御各种风险,使企业更好地追求创新与发展,已是目前企业财务管理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投资决策需要。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厂房、机器、资金等有形资产;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计算机软件、人才素质、产品创新等无形资产所占比重将大大提高。无形资产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投资对象。但现今财务管理的理论与内容对无形资产涉及较少,没有予以充分地重视;在现实财务管理活动中,许多企业往往低估无形资产价值,不善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投资决策的需要。

      4.现有的财务机构设置与财务人员素质严重妨碍着信息化、知识化理财。企业财务机构的设置应是管理层次及中间管理人员少,并具有灵敏、高效、快速的特征,我国现有企业财务机构的设置是中间层次多、效率低下,缺乏创新和灵活性;财务管理人员的理财观念滞后、理财知识欠缺、理财方法落后,习惯地一切听从领导,缺乏掌握知识的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没有能力做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这一切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去甚远,严重妨碍了信息化、知识化理财的进程。

    二、采取的新对策

      1.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充分协调好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一是建立多元化的财务主体。按照“利益相关者合作产权”理论,企业的理财主体应进一步细分和多元化。这里所说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与某企业有一种或多种经济利益的个体或群体,包括财务资本所有者(股东)、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政府、顾客等;另一类包括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所在社区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财务要求都应被看成是企业理财的重要内容,但这一类是最主要的。二是重新确立财务管理目标。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定位的产权基础是“业主产权论”,考虑的只是财务资本的产权所有者(股东)的利益。从“利益相关者合作产权”的观点出发,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重新确立。第一,财务目标多元化;第二,财务责任社会化。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企业既要考虑资本投入者的财务要求,又要兼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财务要求。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纳入财务目标体系是“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必然选择。这样,既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也有助于其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更有助于其自身和社会的发展。三是树立知识效益和人才价值观念。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信息网络来发展经济的,附着于人力资源的和以知识、信息等形态独立存在的知识资源,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经济资源。企业要牢固地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理念,财务管理要把“人”作为核心,加大对人才的投入,加强对人才价值的计量与信息反馈。

      2.强化风险管理,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市场经济使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着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知识经济时代更大。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必须有正确的风险观,善于捕捉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有预见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把可能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3.创新和调整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把无形资产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点。知识经济时代使无形资产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投资对象,因此,要创新财务管理理论,改进和调整财务管理中忽视无形资产投资及其决策评价的内容,建立切实反映无形资产状况及其结果的决策指标体系。投资决策的重点应以无形资产为主,并以是否给企业带来人力资源积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及持续发展动力作为效益评价的标准。

      4.改革财务机构,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增强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对财务机构高效灵活的要求,改革现有财务机构、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财务人员已是当务之急。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对高素质财务人员的要求,首先要深化改革高等教育,对学生实施创新教育,既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其次,改革现有企业管理体制,分设财务与会计机构,使现有的财务人员明确自己的职责,有参与竞争适应新形势的紧迫感,促使他们充实、调整现有的知识结构,并使重设的财务机构有利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

      参考文献:

      1.洪智敏。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经济研究,1998(6)

      2.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经济研究,1997(6)


    上一页  [1] [2]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现金流量表的性质与作用,进而引伸企业化管理的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同时从地勘单位的核算性质、可采用的编报方法以及地勘单位的行业特点及某些特殊问题的处理,都提出了具体可操作性的意见。
      关键词:地勘单位;现金流量表;绩效考核

      一、现金流量表的性质与作用

      现金流量表,是财政部于1998年3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所规定的(2001年1月18日进行修订),适用于所有企业单位,并要求至少按年度编报。据此,现金流量表已经成为现行企业会计报表的“三大主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之一。企业现金流量表中所反映的“现金”是广义的现金概念,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所反映的会计信息是以权责发生制为计算基础的,侧重考虑配比原则和“权、责”是否发生为前提,因此,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财务风险(如应收款项是否能按期如数收回和其他各项资产的减值或损失因素等)以及某些资金沉淀现象。而现金流量表的特点是以收付实现制为计算基础的,以现金实际流入和流出为前提,所提供现金流量的会计信息具有现实的使用价值;而且,现金流量表的内容,是要求按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分类,以及按各类的分项具体内容分别反映现金流量的。根据现金流量表提供的会计信息,还可以做出现金流量指标的多种分析,如:现金流量结构分析、现金流量趋势分析、净利润现金比率分析等等,对企业改进经营管理都具有积极作用。现金流量表是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最有实际意义的补充,使企业会计报表,既有权责发生制,又有收付实现制的两种计算基础提供的会计信息,从而,更具完整性和实用性。

      现金流量,特别是现金净流入量,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关键要素,企业的支付能力、偿债能力、周转能力、投资能力、筹资状况以及盈利水平的可信度等,最终都体现在现金净流入量之中。编报现金流量表,是为会计报表的使用者,特别是企业的主管部门和决策层,提供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内的现金流人量和现金流出量的信息,以便会计报表的使用者正确了解和评价企业在经营过程获取各类现金流入量的能力和相关信息;同时也便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趋势动态,便于做出切合实际的经营决策。

      二、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

      现行《地质勘查会计制度》是1996年由财政部发布实施的,虽然主要依据是1993年发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而《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具体准则)是1998年发布的;显然,制定地勘会计制度的当时,没有考虑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前提条件;《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发布后,地勘单位正处在属地化管理的隶属关系变革过程,在此期间有关部门大概也无暇顾及一份会计报表的取舍问题。那么现在的地勘单位有没有编报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呢?对此,笔者提一些粗浅意见,供地勘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参考。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勘单位编报现金流量表是策划经营与开发的必要。地勘单位历来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改革开放前,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化管理,传统的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事业费拨款,较多的是考虑事业经费的合理安排,以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地勘单位不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地质市场,积极承担社会地质勘查工作,广泛开展多种经营项目,多渠道扩大社会创收力度;因此,已具有较大的社会化经营程度,一般地勘单位吸收国家地勘费拨款额度与社会创收额度(毛收入)的比例关系,可达到1∶4,甚之有的达到1∶8的程度。除了地质项目承包应当得到的地勘费(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营收入)外,地勘费拨款已相当于“补贴收入”的性质。说明地勘单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不断增强,企业化经营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地勘单位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推进,并考虑其进一步开发和发展取向,地勘单位的经营者、主管部门的管理者,就必然需求以现金净流量———这一现实可信的会计信息,去评估其支付能力、周转能力、偿债能力、投资能力、开发能力、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运营,并为未来的经营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

      2.地勘单位为正确地进行绩效考核,排除权责发生制计算基础固有的某些风险因素和估计因素的缺陷。为此有必要融入现金流量的考核指标,所以,也需要编报现金流量表。近年来地勘单位主管部门每年对地勘单位要进行绩效考核,虽然考核内容比较丰富,但是存在比较侧重的是对其所实现的“经济总量”(按权责发生制计算基础所计算的各项收入总量)和“节余与收益”的实现程度,而缺少现金流量指标的考核、制约与牵动。所以,不难发现一些地勘单位“经济总量”完成的可观,“节余与收益”也符合考核要求,可是却发不出工资、报不了药费、还不了债务、缺少应有的资金周转能力,甚至隐亏现象严重。虽然资金十分紧张,却说不清明晰理由。如果编报现金流量表,就可以从现金流量的分类、分项的具体内容上进一步得知:究竟是对外创收利润率太小;还是应收款项回收率过低;是否某项投出资金不当,或是存货积压沉淀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出比较直观、明晰、量化的会计信息。所以,融入现金流量考核指标,不但得以正确进行地勘单位的绩效考核,特别是还可以“挤出”某些收支指标中的“水分”;并能找出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进一步改进经营管理。
    "
    10-03-03 管理 匿名
    1回答
  •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0
    0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体性与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对人格权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则的修正与限制。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扬弃,是人类朝着纯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辩证法的色彩,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自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民法以其自身逻辑获得发展。总的来说,依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近代民法,即指经过16、17、18世纪的发展,于19世纪西欧各国编纂民法典而获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的体系,在范围上包括法、德、奥、日本及旧中国民法等大陆法系民法和英美法系民法。现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发展与修正,与近代民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1]本文阐述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并力争指出这一发展背后的力量和启示。

    一.什么是民法的人文精神?

    一部民法史,就是市民社会、民法、人文精神互动的关系史,一部弘扬民法的人文精神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在民法文明这一个历史形态中,人终于或多或少地发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及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虽然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文明会因历史传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地理环境等诸因素影响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是只要人文精神是它的精神和追求,那么它引导人民走提升主体性及高扬自由平等精神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否则它不成其为民法。因此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所抽象的  民法人  ,一方面具有历史局限性,他要反映并记录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历史进步性,他要弘扬和实现民法的人文精神,这是人类认识非至上性与至上性、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在民法文明中的矛盾表现。民法的崇高正在于它以人文精神唤醒人去做一个  民法人  ,从而使他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所以耶林说:  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罗马法律对世界的征服之所以最为持久,既在于其私法制度的相对完备,更在于其私法精神对人的权利的肯定、对人的关怀已蕴涵了近代、现代民法人文精神的胚胎。

    我们认为,民法的人文精神是民法文明内在、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是民法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民法的最高原则。一方面,它旨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肯定人-物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另一方面,它旨在弘扬自由的精髓,肯定有限制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肯定人-人关系中的自由与平等,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简言之,民法的人文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与自由精神。

    我们可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市民社会及哲学革命矛盾运动的产物。首先,近代民法肯定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权利写进了法典,承认了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使人从等级、身份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它是以尊重人、肯定人、解放人为己任的;但另一方面,它对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的关怀又是形式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这导致了近代民法关注形式正义、整体正义而忽视实质正义、个别正义和重物轻人、重客体轻主体的现象,使民法降格为单纯的财产法。其次,近代民法以唯理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其灵魂,奉  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  为圭臬,与此同时它的革命性又把辩证法的另一面丢掉了,缺少应有的相对的一面和节制精神。所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矛盾的统一,它具有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学的色彩。一言以蔽之,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片面主体性与绝对自由主义,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近代民法正是这一矛盾在制度上的展开。

    二.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体性与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对人格权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则的修正与限制。所以说,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扬弃,是人类朝着纯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辩证法的色彩,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一)  现代民法人文精神之全面主体性

    1.实质正义

    缔造近代民法的先驱们曾在理性主义耀眼的光环下满怀信心地为打造无所不包、能充分预见未来的民法机器而努力。他们相信  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  ,法官只是一台自动售货机,他的任务就是单纯地运用已制定好的毫无漏洞的法律规则。这种认为法律无所不包的立法理念是法律形式理性发达的表现之一,而这往往伤害了实质正义和个别正义。随着哲学史上对科学主义、唯理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科学与人文再度联姻以及现实法律生活中对形式正义、法典化运动的反思与批判,一场民法学者、立法者和法官们抛弃绝对规则主义、法律无漏洞之说而寻求将理性与人文、理性与经验在民法中统一起来的运动开始了。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扬弃的表现之一便在于认识到对人的关怀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人文的,虽然理性也为人文开辟道路,但过度至上的理性显然割断了民法的终极关怀与民法制度之间的脐带。现代民法正在逐渐摆脱近代民法中单面的一般正义,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而努力将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结合起来,它既肯定所有人平等、自由的价值,又肯定单个人尊严、自由的价值,反对牺牲任何一方。从而努力使民法所关怀的人在制度面前不再被异化,相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句话,现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础上使人从单面人走向完整人,从理性人、经济人走向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结合,从而使人的主体性由片面走向全面。现代民法的这一努力通过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两大法系的合流趋势、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等等,但是纵观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这两点最能反映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和人文关怀:一是  从具体到抽象  ,表现为现代民法中一般条款的出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二是  从一般到个别  ,表现为现代民法在扬弃近代民法  抽象的人格  的基础之上对  具体的人格  的规定。现代民法的这两大趋势从侧面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初步融合。

    对于个人法律权利伦理化、人文化的关怀,民法典那种逻辑严密的规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可能,于是在法典中出现了一些  强调相对的社会责任的倾向  。其中一般条款的规定特别引人注目,它作为安全阀的作用众所周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规定应是现代民法范畴的,无论是在其认识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该法条规定:  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  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著名的一般条款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是契约关系伦理化的突破口。这一条款规定了   情势变更原则  ,  交易基础丧失  ,  滥用权利  等原则性规定一起修正了民法典契约法中最初的个人主义的僵硬性。[2]因此一般条款被证明是契约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伦理观念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法律与伦理由分化走向统一的标志之一。瑞士民法典曾被人看作是20世纪第一部民法典,是民法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一块里程碑。在这部20世纪的民法典中,欧根·胡贝尔将这样两条规定写在了法典的最前面:第1条第2款:如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根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第2条: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这也是大陆法系第一次正式地、旗帜鲜明地承认法官立法,因此具有重大意义。徐国栋先生曾说:  瑞士民法典第1、2条的理论意义在于,在大陆法系的历史中,它第一次公然地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司法过程中来,以补规则因素之不足,因而第一次采用了以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法律局限性的模糊。  [3]这实在是对将价值关怀作为中立和无足轻重的东西而造成司法中削足适履,牺牲个别正义,排除民法与伦理联系的实证主义的一次嘲笑和反动,这意味着现代民法将人,特别是个别的人放在了制度之上。现代民法的这种设计,具有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追求,是对人的物化的一次克服,正是在这一扬弃过程中,民法和人一起螺旋式上升了。

    伴随着  从身份到契约  的社会进程以及启蒙运动对平等、自由的推崇和信仰,近代民法承认并规定了所有人完全平等的法律人格。人首先被从交换价值层面,私法上权利义务主体的层面来把握,在这一点上,近代民法否定和摧毁了等级的不平等的身份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和人。但是由于它是不考虑当事人知识、社会及经济方面的力量之差异性的一种抽象性的人,因此,近代民法所调整、保护、关切的对象是抽象的人,它对于民事主体仅作抽象的规定,而不分年龄、性别、职业等之区分。这样,它把各人的具体情况,如男女老幼,富贫强弱等等都抽象掉了而造成许多不幸的后果。因此,星野英一教授说:  在近代民法典中,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能力的个人并且是以平等的自由意思行动的主体被对待。这种处理致使在各种情况下从人与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贫富差距中产生的诸问题表面化,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  [4]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地位上强者对经济地位上弱者实质上的不公支配。反之,  现代民法在维持民法典关于抽象的人格的规定的同时,又从抽象的法人格中,分化出若干具体的法人格  。[5]这主要表现有:首先,在涉及劳动合同或者说雇佣契约的劳动法上,形成具体人格,由雇佣契约的主体成为服从团体法理的劳动法的主体,它正面承认了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企图纠正从那些不平等而产生的不正当结果,换句话说,是将人按照雇主和劳动者这一具体类型来处理。其次,为阻止大企业垄断独占的弊端,经济法、反垄断法也成为重要的独立法域。再次,在社会关系中往往居于被动者和弱者地位的消费者和公害的受害者,也作为一定的具体人格,出现在特别法上。总之,  对于个法律权利的社会伦理相对化,民法典那种严密交错的规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论据,于是便导致了法典以外法律领域的相继出现。如竞争法和卡特尔法、法房建筑法、农地租赁法、特别是劳工法。  [6]

    这一转变表明:民法正在实现从抽象的平等、形式的正义向具体的平等、实质的正义的转移。西方有学者对这一现象曾进行描述:  我们必须给法律上抽象人(例如所有权人、债权人、债务人)以及为进行论证而架空了的人(例如甲、乙)穿上西服和工作服,看清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究竟是什么。  他们甚至主张:  在民事法律上是不能允许将一切权利主体、一视同仁地对待的。  [7]由对身份不平等的否定进入形式上的平等,再由对形式上的平等的否定到实质上的平等,这其中的民事主体在现代民法中似乎又恢复了  身份  ,但我们说,古代民法的  身份  与现代民法的  身份  有质的区别,前者是完全的、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强者、有权阶层的特权,而后者是在平等保护所有人的基础之上,强调保护少数弱者的利益。这种从身份到契约,又从契约到  身份  ,从实质不平等到形式平等,从形式平等再到实质平等的运动,显示了民法和人在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不断螺旋式上升的必然规律。

    2.人格权优先

     人在从事主体的活动中,不仅把世界两重化为属人世界和自然界,而且两重化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人的活动中世界被二元化,然后再去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8]主体性的上升之路既是成为客观世界、自然界的自由主宰,又是成为主观世界、属人世界的自由主宰的过程,因此,人既是物之主体,也是自身的主体。就民事权利而言,人除了对物的支配权之外,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前者是财产权制度的范畴,后者是人格权制度的范畴。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  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人的族类性的一部分,完善人性的一部分。  [9]从罗马法确认  抽象人的权利  以来,人格利益曾分别受到刑法和行政法的保护而未得到民法的充分保护。近代法典化运动以来,民法典大多缺乏完整、严密、独立成编的人格权制度,在号称  人法  、  权利法  的民法里,人格权并未被充分的类型化、独立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法制度一直上是欠完备的,民法对人的关怀实际上也一直是片面的。  本世纪以来,人类终于有机会进入对自我的反省与反思的调整。人格权制度的创立,既代表了人类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财产权进行规制,更说明民法理念的进步。  [10]现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础上,对人所必备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精神性权利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关怀。相对于财产权而言,人格权被置于优先地位,  一步步夺回桂冠  ,人性的另外一面被民法所发现和珍惜,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从片面正在走向全面。

    在法国,虽然早在19世纪初便开始了通过扩大对民法典第1382条的解释,来保护公民的名誉、姓名、通信秘密等权益的努力。但将人格权统一地予以理论上的承认也是本世纪初之后的事情,作为其成果,民法典修正委员会确立的民法典草案第一编第一章题为人格权,从第148条到165条的18个条文中,第164条和第165条与人格权相关。尤其是二战以来,法国的学说和判例已普遍接受了人格权的概念。

    在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中,第823条规定:  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赔偿的义务。  第12条规定:  有权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争夺该姓名的使用权,或因无权使用同一姓名的人使用此姓名,使其利益受损害,得请求除去对此的损害。  基于这一规定,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得不到该条款的保护。二战之后,基于对纳粹轻视人的强烈反思和人权意识的加强,德国公众强烈要求加强对人格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围绕着除个别的人格权之外,  一般人格权  是否应该被承认而展开热烈的讨论,法院顺应这一潮流,于1954年撤销了早期的判例,并根据新《宪法》第1条和第2条,确认人身的一般权利属于受民法第823条第一款保护的绝对权利,因此德国民法典虽仅对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逐渐承认一般人格权的存在。

    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是第一部确认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它也是近、现代诸法典中对人格权的保护最为充备的法典之一,从而显示出其现代民法的某些特性。该法典第28条规定:  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  、  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慰抚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  此外,《瑞士债务法典》第48条还规定:  因过失侵害他人人格关系,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人格关系受侵害时,以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为限,得请求慰抚金。  这样,依瑞士民法典和债务法典,人格权遭受侵害时,就所生财产上的损害,原则上均得请求赔偿,就所生精神上的损害,除法定情形外,原则上亦均得请求慰抚金。[11]由此看来,瑞士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广泛的,具有现代气息。其特点在于:  不象其他国家,在总则编只对姓名的保护略予规定,而是规定于'人格权'一章之内,且在该章标题之旁,法云:'人格之保护'。这种革新实为瑞士法律与其他各国法律不同之点。  [12]

    相对而言,英美侵权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与大陆法相比要具体一些。特别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要求保护人格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英美侵权法逐渐放松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人格权的保护也获得发展与重视。

    (二)现代民法人文精神之严格自由主义

    1.所有权绝对之限制

    20世纪以来,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日渐从分离走向融合,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以及理性至上主义衰微、科学与人文逐步融合,近代民法三原则的绝对性一面日渐得到修正和限制,形成民法原则新的发展,这直接影响了现代民法的观念、模式与制度。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为对近代民法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4项规定:  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社会公益。  换句话说,财产所有权人行使其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时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必须履行从公共利益出发的对所有人所强加的义务。1947年日本修改民法时,在第1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  私权必遵守公共福利是一项基本原则,所有权发挥着营造社会共用生活的作用,与其他权利完全相同。  

    对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被学者称为  所有权的社会化  ,  变主观的所有权为社会的功能  。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狄骥认为:  所有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社会职务。所有者,换言而就是财富的持有者,因持有该财富的事实,而有完成社会职务的义务。当他完成了这个职务,他的所有主之行为就被保护。  [13]耶林亦曾在其《法律目的论》中特别强调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仅应为个人利益同时亦应为社会利益,因而主张以社会的所有权替代个人的所有权。这反映了民法从近代到现代由绝对走向相对,由个人本位走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结合,由绝对自由主义到严格自由主义的历史必然趋势。  各国大抵公法方面例如实行国家征收、征用及各种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则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  [14]

    前已述及,人是能动-受动的存在,同样民法中的人也是权利-义务的存在,绝对-相对的存在,对自由的限制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近代民法中,因为市民社会对绝对主义政治国家反抗之必要,亦因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学说之盛行,在对人的财产权的保护中,其所有权保护和运用的绝对一面获得了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也确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在现代民法中,民法因为经济、思想观念本身的否定而自我否定了,所有权行使相对的一面被予以了关注与发展,这是对所有权绝对性的一次扬弃。正是在这一扬弃过程中,民法制度更趋完善,同时也使得所有权背后的人更加理性、完整与全面。换句话说,它从一个方面促进了近代民法中的人由功利的  经济人  走向全面的  经济人  与  伦理人  的统一,只有在后者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到了马克思所说的  全面的  、  自由的  人的雏型。

    2.契约自由之限制

    作为近代契约法基础的古典契约理论是在当时理性、自由至上主义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绝对的契约自由与当事人意思自治是近代契约法的根本原则,从而使当事人的契约责任减轻到了最低限度。但是20世纪以来,契约法中曾经盛行一时的契约自由原则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与之相关的唯意志论、对价中心论和绝对自由主义也遭到抵制,契约自由原则发生了危机,甚至有学者在契约自由原则屡受限制和批判时惊呼  契约死亡  了。

    1907年通过的《瑞士民法典》具有十分明显的现代性,正是在其带动下,很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在其民法典中规定或补充规定了作为一般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依照这一规定,当事人在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必须从诚信原则出发,这要求一般义务(或称前契约义务、信赖义务)成为契约法的实体要求,而缔约过失责任也就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被广泛接受,从而为二十世纪契约法打破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中心的封闭的契约法体系奠定了基础,而且,诚实信用还和  情事变更  、  交易基础消灭  、  权利滥用  等一系列一般条款一起使一般条款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的因素、利益衡量原则、相对性带入信奉绝对性、形式正义的私法理论与实践之中,对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契约法方面,从这些一般条款出发而产生的衡量当事人公平参与交易的实质正义、自由和平等对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雇佣契约中强者的有利地位产生了限制和冲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第四十一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打破随着商业的高度发达、资本不断集中,卡特尔、辛迪加的出现而出现的经济中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者及消费者之间在签订契约中实质上的非自由、非正义;打破随着娱乐、服务等领域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明显的无选择与任意选择的实质非自由、非平等反映了这一契约自由之限制的变化。这种对交易双方的真实利益、社会地位、资源控制和信息占有能力等进行真实衡量从而扬弃形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民法的一个进步。为此,国家也不得不介入到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之中,从而帮助实现当事人之间公平的交易。因此有学者认为:根据人权的要素,必须对近代异化的契约自由进行限制。而所谓契约自由的限制,不应表面化理解为就是限制契约自由,而应理解为是对那种异化的契约自由的限制,亦即限制优者强者胜者的单方面的契约自由,限制他们支配劣者弱者败者的自由。[15]

    总之,现代民法契约自由之限制实对近代民法形式上契约自由、正义注入实质自由、正义的一次超越,  契约法并不是契约本身,它更应关注的是人们通过契约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人们通过契约所要得到的权利和权益。  [16]进而言之,现代民法主张契约自由之限制并非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而是在形式上关注人的自由同时强调实质上人的自由。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在契约法领域的真谛在于:形式与实质统一的自由,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自由。

    3、过失责任之补正

    在近代民法中,依据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私法自治原则,自由平等的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通过民事法律行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如果因此发生损害,亦应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即过失责任。过失责任被认为是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被认为具有逻辑力量、道德观念、社会价值及人类尊严四个价值,[17]对于淳化道德风尚、确定行为标准、预防损害发生、协调利益冲突从而推动近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8]但是,近代民法的这一原则在19世纪末期便由于意外灾害的大量出现,填补损害的必要性增加,特别是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及近代民法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的动摇,而开始遭受压力和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若刻意追求当事人之主观可责性,那么利益的分配肯定要失去平衡,因此,要体现对弱者的保护,体现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无过失责任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19]从而出现了为弥补过失责任的不足而出现的无过失责任制度。
    "
    10-03-03 人文 匿名
    2回答
  • 浅议财务成本结构安排新视角 

    0
    0
    浅议财务成本结构安排新视角 "浅议财务成本结构安排新视角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的目标是生存、发展、赢利。这个目标要求财务管理合理安排股权资本与负债资本的比例,并有效的投放和合理使用资本。
      关键词:资本结构;自由现金流量

      财务危机包括了从技术性失败到破产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情况。由于资金管理技术性失败而引发的支付能力不足,一般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补救,如通过协商,求得债权人让步,延长偿债期限,或采取其他债务重组形式;或举新债偿旧债。这样虽然可以避免破产但企业已经走向终端,但公司也要为此付出因债务展期而导致利率提高、因资产抵押而增加经营风险的代价,即最终将增加债务成本,这将使公司的价值降低。财务危机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通常是指破产成本,一般指公司破产时直接的现金流出,有时在一些高科技公司也包括公司破产而引致的无形资产损失,如公司的技术优势、发展机会、人力资源等随之丧失。财务危机间接成本主要是指公司被察觉陷人财务困境后而产生的后果。

    摘要:随着营销战略从生产导向到市场导向再到顾客导向的深刻转变,企业经营的核心也将经历从产品经营阶段演变到资本经营阶段,再发展到顾客经营阶段的过程,使得顾客资产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资产。大量事实证明,将顾客作为企业的战略资产进行经营和管理,是真正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运用顾客盈利能力、顾客终身价值、顾客资产来制定战略,它将对财务管理乃至企业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顾客资产;顾客价值;顾客盈利能力

      中国市场已开始由幼稚走向成熟、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这种转变将使部分理性的消费者享受到物有所值,也使部分认知浅薄的企业品尝到失败的苦果。只有深刻了解顾客,建立发展与顾客的长期关系,培养和强化顾客忠诚,将顾客作为企业的战略资产进行经营和管理,才可能真正获得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之相适应,财务管理也应随之变革,对顾客资产进行确认、计量、报告与分析,寻求企业获得真正竞争优势之途径。

      一、顾客资产的组成及其各自地位

      所谓顾客资产,就是企业所有顾客终身价值折现现值的总和,即顾客的价值不仅仅是当前通过顾客而具有的盈利能力,也包括企业将从顾客一生中获得的贡献流的折现净值,把企业所有顾客的这些价值加总起来,称之为顾客资产(CustomerEquity)。对大多数企业来说,顾客资产是企业价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企业的顾客资产价值不是企业价值的全部,但是,企业现有顾客资产是企业未来收益主要的可靠来源。

      为了更好地驾驭顾客资产,作为企业必须首先应弄清顾客资产的内容。一般而言,顾客资产由三个部分组成:价值资产、品牌资产和维系资产。价值资产(ValueEquity)是指通过从顾客价值感觉获得的顾客资产,这些感觉更多是一种认识、客观的评价或理性的判断;品牌资产(BrandEquity)是指通过对品牌的主观评价而获得的顾客资产,这些感觉更多是一种情感、主观的评价或非理性的判断,它受顾客的消费体验和顾客与品牌的关系的影响;维系资产(RetentionEquity)是通过维系活动和关系培养活动而获得的顾客资产,对于重复购买的顾客而言,维系活动和关系培养活动能提高这些顾客再次与企业做生意的机会。当企业明确了顾客资产的组成内容后,还应根据自身所处的行业及其自身的特点,确定哪种顾客资产对企业最具影响力,以便把管理重心放置其上。如在电信服务行业,价值资产也许是最关键的推动要素;而在以交易为导向的行业中(如包装消费品),品牌资产也许是最重要的;在一些以关系为导向的行业里(如银行业),维系资产也许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如果企业处于建立顾客的基础阶段,最大可能的推动要素是品牌资产。如果企业处于市场成熟阶段,最大可能的推动要素是维系资产。顾客资产及其推动要素是企业制定有效战略的基础,它能找出对企业长期盈利能力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活动,这些活动才应作为今后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关注点。

      二、顾客资产的界定与计量

      1.顾客资产的界定

      顾客资产的属性应作为无形资产予以确认与计量。财务上对资产是这样定义的,“资产是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而“顾客资产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可以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顾客资源”。由二者的定义不难看出,顾客资产属于资产的范畴。

      按价值动态模型可以将企业拥有的资产区分为五类,分别为实体资产(Physical,指土地、厂房、设备及库存等)、财务资产(Financial,指现金、应收账款、投资等)、员工及供应商资产(Employee&Supplier,员工、上下游供应商及合伙人等)、顾客资产(Customer,指价值资产、品牌资产、维系资产等)以及组织资产(Organization,包括领导力、策略、组织架构、文化、创新能力、智慧财产、系统、作业流程等)。实体资产及财务资产是属于有形的传统资产,一般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都看得出来。至于员工及供应商、顾客、组织等三项,则属于无形资产,在传统的企业组织中常被忽略。然而,这些无形资产却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角。因为,作为有形的资源,在形态发生变化时,其价值也发生转移,比如原材料变为半成品再变为产品,但最终有形资源的价值可汇入顾客资产的总价值,因为所有产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销售,从顾客那里获得收入,最终实现企业的增长。而对于无形的资源而言,它是企业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非物质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其价值在转移和创造的过程中一般不易被测量和评估,但可以清楚地反映到顾客资产的增长上。事实表明,顾客资产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又不具备实物形态,属无形资产,应作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与管理。

      2.顾客资产的计量

      经营顾客资产的实质是确定顾客的价值,建立顾客资产评估机制。顾客之所以能成为资产而并非仅为资源,就在于其不但稀缺而且能创造价值。企业要明确现有哪些顾客,他们有哪些价值,价值是多少,在对现有顾客资产的价值进行量化评估后,才可能对顾客资产实施投资和运营,而且经营顾客资产的效果,也需要从具体方案实施后顾客价值的变化来测量和评判。首先应确立哪些是对企业有价值的顾客(即忠诚顾客),因为只有明晰了这些顾客,企业才能有的放矢,充分把握顾客的终身价值,并从对顾客资产的经营中获利。应当指出,营销专家BobStone曾提出的RFM模型可能对我们有用,即通过指数近期、频率、货币来识别最有价值的顾客:是最近刚购买过的顾客,还是购买较为频繁的顾客,抑或花钱最多的顾客。此外,由于不同顾客的口碑价值不同,如“理想群体”是消费者向往的群体,该群体成员的选择标准和行为规范会成为消费者行为的指南,因此在评估中加入社会阶层、生活形态等参数以区分“理想顾客群体”很有必要。

      如果按实际成本对顾客资产价值进行计量,损益表反映的经营成果只是一般的利润,对于处于创业或继续创业阶段的企业而言,往往是一个很大的亏损额。这样一来,企业为现实顾客群的经营所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仅仅被视为一种资产形式的转换,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绩都没有得到合理的确认,损益表恰恰又不能客观反映企业的经营努力和经营业绩。这就要求在企业的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中,必须引进战略管理会计,包括顾客资本化、顾客资产价值计量采用评估价和广义经营成果概念等,企业应定期对现实顾客群的价值进行评估,以确定期末顾客资产的价值,并计算出本期顾客资产增加值,即:

      本期顾客资产增加值=期末顾客资产评估价-本期经营现实顾客群支出-期初顾客资产评估价

      本期利润和本期顾客资产增加值构成企业的本期经营成果。

      本期顾客资产价值评估价=本期对现实顾客群的销售收入×nΣAiPi

      其中:Ai为第i期的贡献毛益率,Pi为第i期的现值系数,n为剩余经营期限。

      为了保证顾客资产价值评估的公允性,顾客资产价值评估应由专业化评估机构来进行。

    三、顾客资产的披露

      顾客资产应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披露。企业在初创阶段尤其是继续创业阶段,构建、巩固和扩张现实顾客群的人力、物力投入普遍较大,呈加速递增趋势,而收入额则呈平缓递增趋势。企业在发展阶段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拥有一个优质的顾客群,顾客就是“上帝”,那么,会计对企业现实的顾客群也应以“上帝”相待,连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给予相当的“地位”。若不将经营现实顾客群的支出资本化,而是作为收益性支出处理,就会人为地恶化财务状况和贬低企业的经营成果,对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不但没有相关性,反而会引起误导作用。对企业创业者、风险投资者和员工来说,长远利益远远要比眼前利益重要得多,对过程中战略评价远远要比对结果反映得重要。因此,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应引入顾客资产。顾客资产价值的计量采用评估价和广义经营成果概念,在会计核算时予以确认,在财务报告中予以反映。它不仅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努力程度,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企业非常重要的未来收益和未来收益变化的信息。这将使企业会计报表披露的信息更全面,较好地满足各方面主体的需要。

      四、顾客资产盈利能力应成为财务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顾客资产是从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企业盈利能力的,并以此来审视企业的财务战略。至今为止,差不多每家企业都在仔细盘算产品的盈利能力,即从产品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之相适应,财务报表也应详细披露与每个产品或地区分部相关的收入和成本的情况,以及每个产品或地区分部对企业利润的贡献(如利润分部报表)。企业会继续生产有利可图的产品,甚至附带生产多个相关产品,不能带来利润的产品则会被企业放弃。这个结论潜在的假设前提是“产品是利润产生之源”———这个前提很少受到人们的怀疑。那么产品真是利润之源吗?这一长期被人们不容置疑的观点正在受到质疑。以银行零售业为例。一位顾客最初申请了一个活期存款账户,对银行零售业而言,恶意透支大多是活期存款账户,因而银行倾向于认为活期存款账户是不赚钱的金融产品。然而,如果这位顾客与银行建立了某种关系后又申请了一个定期存款账户,或者申请了汽车消费贷款,或者购房贷款以及购买的证券存款,甚至办理了房产抵押业务,那情况就有所不同。如果这些业务与活期存款账户相关,那么,最终活期存款账户也就不会被弃之如履。显然,是长期的顾客关系产生利润,利润更像是来自几种产品组合形成的稳固而有利可图的顾客关系。由此可见,由于企业的利润来源于顾客,因此顾客在财务战略上潜在地成了企业最重要的现金保管员。如果对顾客支付现金的驱动力因素有了较好的理解,便有助于企业在盈利能力方面更有效地实现预期的利润目标。在目前以“顾客至上”为导向的市场环境中,顾客对企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反企业产品所占的位置将为次要。因此,按产品编写的财务报表用以反映长远的经营观点将遭到质疑,而按顾客来编写的详细的财务报表也许更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企业的长期价值。企业如果努力经营且卓有成效,顾客资产价值就会大幅度提高;反之,顾客资产价值就可能降低,以致抵消利润或加大亏损。一般来说,在企业创业阶段和继续创业阶段,顾客资产价值呈递增趋势,顾客资产增加值一般是一个正数, 说明企业长远价值在增加;在企业发展的中后期,顾客资产价值呈递减趋势,顾客资产增加值是一个负数,说明企业以前形成的顾客资产价值在向现实利润转化。顾客资产价值的实质是未来收益的本期化,顾客资产增加值则是未来收益变化的本期化。因传统的财务制度对企业的业绩进行评价通常采用统一的指标体系进行衡量,往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在企业盈利的评价体系中,引入顾客资产盈利能力分析指标更具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

      首先,将顾客资产引入盈利分析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孕育着巨大商机的多方位顾客需求,顾客所表现的不光是对现有忠诚品牌的执著,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构成了其他产品的目标市场。因此,企业除了强调对不同的顾客采取不同的营销与沟通方式外,还要善于针对不同顾客的需求,把需求相似的不同顾客资产进行组合,通过自身产品创新、与供应商或经销商结盟、转卖(买)等方式开发和利用顾客潜在需求,以扩充顾客资产,增强盈利能力。

      其次,将顾客资产引入盈利分析的价值还在于企业可以对顾客资产进行有效的投资和运营,实现顾客资产的保值增值。顾客需求差异化的发展,推动了一对一营销模式。未来市场不仅要求企业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更要求企业将有限的营销费用直接花费到每一个不同的个体身上。因此企业要根据顾客价值的不同,确定给不同的顾客资产投资多少,怎样投资,又需要通过什么方式从顾客身上把价值收回。顾客资产的保值增值,一方面是培养忠诚顾客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顾客价值的过程。

      再次,将顾客资产引入盈利分析的价值还在于能使企业了解是否具备顾客资产的规模经济性、转移成本、顾客资产的结构等方面的信息。顾客资产的规模经济性表现为:顾客资产的规模越大,企业的维持成本和经营成本就越低,它迫使进入者一开始就面临着成本方面的劣势。顾客资产的价值递增能力,在于顾客资源的共享性,顾客资产能降低企业的整合成本,使企业从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获取增量收益。Griffin(1995)提出了用顾客份额代替市场份额作为衡量企业业绩水平的指标,即企业要重视其产品和服务在单个顾客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通过提供满足顾客的关联需要的商品来提高利润率,以创造最大的顾客终身价值。转移成本会使优质的顾客资产具有对企业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构成了顾客资产的移动壁垒。竞争对手仅仅依靠低价策略往往不会导致企业这一部分顾客资产的大幅度减少,而需要从产品、服务、价格、促销组合等各方面支付大量的转移成本。在顾客资产的结构和顾客资产中,忠诚顾客的比重越高、顾客资产的规模越大,企业的平均服务成本就越低,并且由于学习和经验曲线,能以等量费用较竞争对手为顾客提供更高的服务价值,从而使企业可能在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前提下,通过培养和增加顾客忠诚度,加强顾客对企业的依附性,提高顾客的转移成本,建立顾客高维持率。有效利用顾客的口碑效应和学习效应来实现顾客量和质的延伸,变潜在的顾客为现实的顾客,变现实顾客为老顾客,变老顾客为忠诚顾客,可使顾客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

      总之,认真评价与分析顾客资产是企业制定有效战略的基础,它能找出企业长期盈利能力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活动,这些活动才应是今后企业财务管理与分析的主要关注点。

      参考文献:

      [1]汪涛,徐岚。顾客资产的构成与测量[J].企业经营与管理,2002(24)。

      [2]刘义,万迪昉,张鹏。基于购买行为的客户细分方法比较研究[J].管理科学,2003,(2)。

      [3]马克·詹金斯。以顾客为中心的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4]王成。全面客户体验[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摘 要:文章探讨了企业集团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的构建。采用“八大中心”的模式来进行框架设计,强化落实机制来保证有效运行,并提出了在构建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集权式 财务管理体制 构建 机制保证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些企业集团在财务上越来越趋向于集权管理,对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进行财务集中控制。企业集团要在外部竞争中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必须根据战略要求对其资源合理配置,强调总部资源调配的权威性。实行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是多数企业集团的必然选择。

      企业集团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的核心,是集团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财务集中控制,它是以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产权、资本关系为基础,以母公司对子公司财务活动的约束、检查或纠偏为手段,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财务控制体系。不同的企业集团对于财务管理控制有不同的具体做法,本文拟对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的构建问题作些粗浅探讨。

      一、企业集团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构建的框架设计

      在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下,母公司凭借其原始资本的权力,将子公司的重大财权集中到母公司,并把母公司的财务管理权力渗透和延伸到子公司。根据财权的不同种类,笔者认为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可以采用“八大中心”的模式。

      (一)投资管理中心

      集团投资和子公司投资应纳入集团整体战略规划,并通过财务预算管理对各类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进行控制。母公司应牢牢控制对集团发展与控制结构产生直接或潜在影响的决策管理权以及例外投资事项的处置权。母公司投资管理的主要职责有:建立健全母子公司投资立项、审批、控制、检查和监督制度;汇编全集团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预算,参与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方案的制定;监督子公司自行决策的投资项目及子公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性资产的变动情况;协同规划发展部门制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方案。

      (二)融资管理中心

      在集权式的融资管理模式下,子公司不得擅自对外举债和吸收外部资本,母公司高度集中对外融资管理权。母公司应承担的管理职责具体如下:提出发行债券、发行股票、吸收外部投资等重大融资事项的方案,严密监控集团资产负债率和借款风险;制定集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审核子公司授权范围内的对外融资申请,审核子公司融资活动的现金流量预算;汇总编制全集团融资活动的现金流量预算,实施负债总量控制和资本结构调整优化。

      (三)资金结算中心

      如何把母子公司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降低资金持有水平,保证集团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是集团资金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资金结算中心集中统一管理整个集团的资金,具体工作主要有:集中管理各公司的现金收入;统一拨付因业务需要所需要的货币资金,监控货币资金的使用方向;统一对外筹资,确保整个企业集团的资金需要;办理各公司的往来结算;控制全集团流动资金存量和应收账款总量等。

      (四)资本运营监控中心

      集团公司领导层行使集团资本变动及资本经营活动的决策权,资本运营管理部门具体负责管理和监控集团资本运营过程。其主要工作如下:拟订子公司资产重组方案;审批子公司重要资产的处置方案;制定母公司的税后利润分配方案;落实集团内各单位的集团资本保值增值的责任;依法审定子公司税后利润分配方案;对资本运营过程实施跟踪监控。

      (五)税费管理中心

      实行税费的统一缴纳和集中管理,有利于集团整体的税负最小化,也有利于改善集团与征缴机关的关系,提高集团统一调度和运作资金的效率。税费管理部门对集团内各种税金、计提的费用与基金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征缴。其主要工作为:分析研究国家税法、费用征管规定与基金管理制度;协调并处理好集团与税务、社会保障等机构的征缴关系;制定集团税费管理制度;拟定税费筹划方案和年度纳税费用计划;指导和督促子公司各种税金、费用、基金的计缴。

      (六)财务预算控制中心

      预算是母公司对子公司实施有效财务控制的重要手段。集团财务预算管理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状况和发展潜力,依托网络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全面预算规划,保障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实时、动态、全面的控制。母公司在财务预算控制体系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制定预算编制规程,指导各公司编制年度财务预算,汇总编制全集团财务预算;检查和监控预算执行过程情况,对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提出处理建议;审核预算执行单位提出的预算目标调整申请;组织财务预算完成情况的年度考评工作,提交财务考核与评价报告。

      (七)财务信息系统中心

      建立集团统一的财务信息系统,运用网络技术实现数据系统化,进行实时财务控制,实现现时报告和远程在线处理,便于集团迅速整合财务资源,有效地作出经营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对市场迅速反应的能力。母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为:制定集团财务系统发展规划;推进集团会计电算化网络系统的建设;实施对下属单位会计信息的随时调用和跟踪监控;建立全集团财务分析系统,及时分析和掌握各单位的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

      (八)财务会计管理中心

      母公司财会管理部门具体负责集团财会管理体系的运行,包括业务管理、人员管理等工作,以保证集团财务与会计工作的规范和高效。主要工作包括:建立健全集团内部资本与财务管理办法;制定集团统一的会计制度和会计政策;检查监督集团内部各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统一管理集团财务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工作指导、业务考评、资格管理等;督促各下属单位及时提交各种会计资料,据此进行汇总,以及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二、企业集团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构建的机制保证

      为确保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能够有效运行,企业集团必须从财务组织机构、财务机制、财务制度等方面进行机制构建,制定并实施相关的保证措施。

      (一)尽快完善集团财务组织机构

      母公司财务部是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中心,实施对整个集团资金的筹集、运用、收回与分配等的战略决策和统一管理。为保证母公司财务“八个中心”的顺利和良性运行,实现对集团财务管理全过程的全面统一管理,必须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如分立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两职能。要特别注意财务与会计的交叉部分,避免管理和核算的盲区。在集权模式下,母公司应对子公司财务部门进行集中控制。对子公司财务机构如何设置,母公司财务部要拿出主导意见并拥有最终审批权。

      (二)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统一管理

      子公司财务属于经营者财务层次,其作为集团财务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必须受制于母公司财务。为更好地确保集团总体财务意图的实现,降低财务信息的不对称程度,规范和约束子公司的财务行为,有效地解决代理矛盾,母公司必须对子公司财务人员实施集中统一管理。委派财务人员的管理权在母公司财务部,具体管理财务人员的上岗资格、职务任免、业绩考核、后续教育、岗位轮换等事项。母公司财务部应加强对子公司财务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以确保子公司财务行为有利于集团整体财务目标的实现。

      (三)建立健全集团财务监控机制

      在集权模式下,母公司应该对子公司实施有效的财务监控的主体有:财务总监、母公司财务部、审计部。为保证监控的独立、公正和有效,母公司委派财务总监,其人事、工资关系落实在母公司,与子公司无任何利益关系。财务总监行使出资人授予的财务监督权,对子公司经营和财务活动实施全过程的监控;母公司财务部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财务检查,来实现对下属单位财务行为的监控;母公司审计部通过内部审计可以达到财务监控的目的;母公司财务部还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独立审计。

      (四)建设集团统一财务会计制度

      母公司应根据集团的实际情况和经营特点,制定统一的、操作性强的财务会计制度,规范子公司重要财务决策的审批程序和账务处理程序,实现对子公司的集权管理。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集团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统一集团会计核算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各子公司财务信息的高度可比,便于汇总和合并财务报告,缩短财务信息的呈报周期。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建立完善财务信息系统,实现数据系统化,为财务集权管理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
    10-03-03 管理 匿名
    1回答
  • 北魏的内河航运 

    0
    0
    北魏的内河航运 "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

      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 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1〕(《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1〕(《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1〕(《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1〕(《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 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2〕(《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二 航道的疏通

      北魏的内河航运得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得力于其境内有着便利的水运通道。但是并非所有的航道都是可以通船的,为了航运的便利,北魏中央政府对于一些可以通航,但航道并不畅通的河道进行了治理。这其中较为有代表的人物是孝文帝。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1〕(《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在举行修凿河道开工仪式的太和二十年九月“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显宗传》也载韩显宗上书云:“今因迁徙······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史称“高祖颇纳之。”可以这样认为,孝文帝修凿运渠的行动实际上与韩显宗的思想不谋而合。这种修凿渠道以通漕运的现象在北魏与南方作战中也曾运用。孝文帝进攻钟离未能占领,将于淮南修故城而设置镇戍,以安抚新附之民,向高闾征求意见,高闾对曰:“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1〕(《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这是高闾假设之语,其意是言若于淮南修建镇戍后患无穷。魏世宗时,崔亮为度支尚书,“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其目的正是为了漕运战略物资到东南前线。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魏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在外巡游时多次打算在黄河上经水路而至洛阳,有时还付诸实践。太和十九年,“高祖幸徐州,敕(成)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这可以说是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而亲临一线进行考察,孝文帝的话也道出了北魏迁都洛阳有物资供应便利方面的原因。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孝文帝巡游至长安,“己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这也反映了孝文帝多次走水路是为了探索水运通道。然而,孝文帝的探索水道之举并非人人理解,后高祖将自小平泛舟石济,穆亮劝谏曰:“臣闻垂堂之诲,振古成规,于安思危,著于《周易》。是以凭险弗防,没而不吊。匹夫之贱,犹不自轻,况万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处则深宫广厦,行则万骑千乘。昔汉帝欲乘舟渡渭,广德将以首血污车轮,帝乃感而就桥。夫一渡小水,犹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测之虑。且车乘由人,犹有奔逸致败之害,况水之缓急,非人所制,脱难出虑表,其如宗庙何!”也许穆亮是出于对孝文帝安全的考虑,才有此言。孝文帝也不得不说:“司空言是也。”〔1〕(《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附亮传》)而没有沿黄河探寻水路。
      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这由黄河两岸所留存下来的磨崖题刻即可得以证实。三门峡人门栈道人Ⅵ段T7:“景明四年三月十六日。”人Ⅵ段T8:“景明······”人Ⅵ段T10:“景□年三月廿六日。”〔3〕(P44)这段材料说明虽然北魏时期黄河水运通道的西部并未彻底畅通,但是仍有疏通河道的举措。

    三 内河航运的进行

      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是,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内河航运即达到一定的规模。太平真君七年,针对北魏向北方军镇运粮的艰阻情况,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费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陆路运输,耗时费力,且运量极小,有鉴于此,刁雍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费田。”刁雍的建议,因省时省力,而备受太武帝赞赏,因而下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费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1〕(《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由此段史料可知太武帝拓跋焘采纳了刁雍的建议,并且让统万镇派兵协助漕运粮食,令刁雍主持此事,北方军镇的粮荒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随着北魏势力的向南推进,彭城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尉元在天安元年与刘宋张永作战时,在吕梁东大破宋军,缴获其船车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尉元上表献文帝曰:“彭城仓廪虚罄,人有饥色,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致,可以救济新民。”显祖从之。〔1〕(《魏书》卷五十《尉元传》)这是利用敌方留存的船只进行漕运的例证。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太和十九年二月戊申,孝文帝沿淮河向东巡视,看到“民皆安堵,租运属路。”〔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曾有文描写黄河水运繁忙的景象,《初学记》卷六引后魏孝文帝《祭河文》云:“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克纂乾文,腾鸾淮方,旋鹢河濆,龙舲御渎,风旆乘云。泛泛棹舟,翾翾沂津,宴我皇游,光余夷滨。肇开水利,漕典载新,千舻桓桓,万艘斌斌。保我大仪,惟尔作神。”说明在孝文帝心目中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关键之所在。
      由于这一时期北魏的主战场在南方,因对江南的齐、梁用兵的需要,北魏政府往往漕运大量的军用物资到南方前线。迁都洛阳不久,孝文帝就计划对萧齐用兵,卢渊上表曰:“若大驾南巡,必左衽革面,闽越倒戈,其犹运山压卵,有征无战。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针对卢渊的说法,孝文帝下诏曰:“又水旱之运,未必由兵。”〔1〕(《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渊传》)意即无论是否对江南用兵,漕运粮食到江南前线都是必须的。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孝文帝至彭城,“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此诏的颁行完全是考虑到从事漕运船工的艰苦。随着此后战事的惨烈,漕运粮食到南方作战前线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世宗景明初卢昶上奏云:“然比年以来,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运丁转运。”〔1〕(《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昶传》)这反映了战争使服务于支援前线的漕运业发达。《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为了支援东南前线,北魏中央政府采取了在沿河设置转蕴仓的方法,当前线急需粮食时,可以立即调拨,减轻了长途漕运的耗费。
      水运通道除了漕运粮食以外,还作为运送兵士和达官贵人往来之用,宣武帝时“萧宝卷将陈伯之侵逼寿春,沿淮为寇。时司徒、彭城王勰,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台援不至,深以为忧。”在此情况下,宣武帝派遣傅永为统军,“领汝阴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总勒士卒,水陆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余里,牵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趋淮,下船便渡。”〔1〕(《魏书》卷七十《傅永传》)正因为北方的军队熟悉了水战,故能在作战中间掌握主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因洛阳城正在兴建,“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邺,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高道悦上表劝谏曰:“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冶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舻。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又欲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意。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孝文帝回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乘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此则卿之失辞矣。”〔1〕(《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可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奢靡之物的修造还是普遍的。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1〕(《魏书》卷九十一《术艺·徐謇传》)一日一夜可行数百里,足见水路的便捷。“(鹿) 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太师、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役,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 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 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返。”〔1〕(《魏书》卷七十九《鹿 传》)水路行走成了当时达官贵人乐于采用的方法。而有的商人则凭借着水路运行的便利从事长途贩运。宦官刘腾掌权后,“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1〕(《魏书》卷九十四《宦官·刘腾传》)洛阳因处于全国水陆交通的特殊地位,故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之说。〔4〕(卷三)温子升在《从驾幸金墉城诗》中描写北魏时洛阳城的水陆交通形势时写到:“御沟属清洛,驰道通丹屏。”〔5〕(卷二十四)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北魏作为由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汉族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使本民族迅速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从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内河航道的疏通以及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的漕运业的发展,充分说明北魏的内河航运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 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 ),男,河南灵宝人,历史学博士,副编审,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洛阳工学院学报》(社科版)副主编,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


    --------------------------------------------------------------------------------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M〕.中华书局,1974.
      〔2〕李延寿.北史〔M〕.中华书局,1974.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M〕.科学出版社,1959.
      〔4〕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中华书局.1963.
      〔5〕徐坚.初学记〔M〕.中华书局.1962.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

      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 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1〕(《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1〕(《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1〕(《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1〕(《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 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2〕(《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
    10-03-03 资讯 匿名
    1回答
  • 谈可持续性发展与财政政策 

    0
    0
    谈可持续性发展与财政政策 "谈可持续性发展与财政政策
    摘 要:目前,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消耗等,人们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涉及每个人的生活,涉及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因此,要保证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财政的大力支持,以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为此,就需要财政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即:财政总量的可持续发展和财政政策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资金筹措 财政政策取向

      一、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1.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和贫穷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要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2.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当前地方工业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及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面临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地区相当多的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从普遍情况看,我国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技术手段落后;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仍是结构性矛盾,“十五”计划也指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重点要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全面优化的结构调整。这构成当前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要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需要对其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有较清晰的认识。

      1.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具备诸多的有利条件。一是基础设施制约因素的缓解。曾经制约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已从不适应转变为基本适应,并在逐步完善;二是生产要素聚集作用增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技术瓶颈和市场瓶颈,完全可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三是主导产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目前,区域性支柱产业地位开始显现,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展,优势产业正在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吸收外商和民营资本,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也面临着以下制约因素。一是产业制约。地方经济竞争力的强弱,与该地区的产业聚集规模、产业链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各区域虽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诸如纺织服装、制鞋产业集群,但多数企业尚未形成分工与协作链,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运行效率低,运行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二是人才和技术制约。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导致企业技术创新力不强,高、尖、新技术企业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偏少,这已成为扩大开放、吸引国内外资金、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三是市场制约。发达国家工业化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而我国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面临着经济腹地狭小、拓展国内市场难度大以及技术层次低、拓展国际市场难度大的问题。同时,由于某些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的存在,也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拓展。

      因此,面对地方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财政政策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有所作为。

      二、地方工业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进一步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立足地方实际情况,理清思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大力实施“四大战略”。

      1.工业强省战略。工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和服务业就缺少拉动作用,就没有后劲,地方经济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对工业经济的认识,大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一是以农业产业化推进工业化。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大省必须立足实际,选准突破口,以农业产业化起步,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催生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催生一批涉农工业,壮大工业群体,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逐步实现工业化。二是以深化企业改革推进工业化。深化企业改革是发挥自身优势、充分挖掘老企业潜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措施。必须以明晰产权、转换机制为重点,立足企业实际,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加快国有工商企业改制步伐,改出活力,改出效益。三是以重点企业推进工业化。大的骨干企业在地方工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带动作用,是工业税收的主要来源,又是地方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必须给予支持和保护。

      2.生态立省战略。我国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是农业大省,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全力推进生态立省战略。发展生态经济是农业大省应对入世挑战、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出路,是现阶段解决农民生产生活质量不高、增收缓慢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代表着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抓住境内污染源较少、自然生态良好的有利条件,做生态文章,求民富省强。

      3.科教兴省战略。“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发展观,其基本思想内涵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经济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劳动者素质的高低是科技教育水平的客观反映,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要围绕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因此,实
      二、我国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取向

      1.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

      (1)总量平衡的财政政策。财政是影响总量平衡的一个重要变量,财政影响总量平衡,是通过财政发挥其自身的职能实现的。财政具有资源配置职能。财政可以通过自身的收支活动,引导资源的流向,进而改变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原有格局,形成新的总量平衡关系。例如,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改变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的比例,进而改变社会资源配置的状态;通过政府投资、税收和补贴,调节社会收支规模、投资方向,调节社会消费规模、消费方向,促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新的平衡。因此,应当建立健全以自动调控为主的财政运行机制:当社会总供给超过总需求时,财政可以实行扩张性政策,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或者两者并举,由此扩大总需求;当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或者两者并举,由此抑制总需求。同时,在解决需求不足时,必须注意防止财政风险。

      (2)产业结构的财政政策。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三农”问题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正、负外部性,例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具有正负外部性。大多数可以成为城市优秀的工人,这些农民工素质高,可以成为高素质的工人,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相反,极个别农民素质低,到城市中偷窃,生产不好的产品,从而造成一些社会问题,这是外部性负效应。“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只有从理论上充分认识“三农”的外部性,才能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科学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应当在统一城乡税制的前提下,对农业实现全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建立起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值税对大工业是一种先进的税制,但它不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进行增值税改革的同时,应当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实行较优惠的税收政策。

      (3)区域经济的财政政策。近几年来,我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不断增大,加入WTO后,由于各地区把握经济发展机遇的程度不同,以及资源、区位、政策等因素的作用,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在短期内将进一步扩大。乡镇财政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财政,除了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外,乡镇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农业收入。加入WTO后,农业受的冲击大,再加上国家计划用3~5年的时间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即使是一些工业比较发达的乡镇,乡镇工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也有向城市集中的可能。这样,乡镇财政收入就要减少,有些乡镇财政将陷入困境。为了调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中央财政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健全对落后地区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地方税的运行机制,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2.人类发展的财政政策。人口和资源、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作为实现发展的要素之一,其数量和质量必须和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系统相协调。从目前情况看,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这些,已经对资源环境产生了沉重压力。可持续发展要求控制人口增长,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平衡。为此,必须加大对控制人口规模的财政支持,建立起科学的管理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应当费改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实行人性化的税前扣除制度。

      3.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按照社会事业的不同类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基层财政和政权是国家财政与政权的基础,应当从制度方面解决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问题,完善地方税运行机制及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实行地方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财政应当加大对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支持;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更加自主、优惠的财政政策。鼓励和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社会事业发展,多渠道筹措社会发展资金,注意搞好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4.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工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主要因素,也是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把环境保护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其中,发展环保产业及其高新技术就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为此,需要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一是要把环保产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来重点加以扶持、引导和管理,逐步提高环保产业的整体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二是要建立环保科技进步投入机制,促进环保科技进步及其产业化。要按照有关法律要求,保证政府科技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支持,对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在建设和试制期间给予适当的财政贴息扶持,以降低有关企业和科研单位的投入风险,调动其开发研究高新技术的积极性。三是建立重点结构调整项目的补贴机制。对因技术落后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企业,强制淘汰设备或进行技术改造等,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如提供贷款贴息、社会保障和配套资金等。四是要建立、落实发展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机制。除了目前在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所得税等方面对环保产业给予支持外,还应在增值税、消费税等方面对环保产业的发展给予积极鼓励。

      5.科技进步的财政政策。为了体现对科技投资事业的鼓励,不仅应该对其采用消费型的增值税,而且还应该适当地调整增值税的税率设置。具体来说,就是对技术含量高、经确认为高新技术的产品,其生产与销售也应该按照低税率(13%)纳税,这样,就可以充分体现政府对高科技企业乃至风险投资事业的重视。还可以考虑对高新技术企业所缴纳增值税按适当比例返还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流转税是主要税源,为了解决科技企业设备价值量大、更新速度快、占用资金多的问题,可以考虑对高新技术企业或与技术开发有关的机器设备实行“税改投”政策,即将应征未征的增值税作为国家的资本金投入。这种税收优惠相对于其他优惠措施针对性强,更能刺激企业在购置科研设备方面投入资金,从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硬件水平。

      三、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

      1.引导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企业和私人对于可持续发展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捐款,允许在所得税税前100%的扣除,给予免征流转税的优惠;对风险投资项目实行税收优惠,引导民间资金向高科技项目流动,促进科技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国债资金应尽可能减少直接支出,而逐步提高采用财政参股、补贴、贴息以及风险投资等间接投资的比重,这样一方面可以吸收启动民间投资的相应跟入,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财务管理;积极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2.争取金融组织贷款。创造条件,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例如,一些公共设施明知要赔钱,“赔钱也要干”,这就是“政府行为”。此类资金在我国外债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的外债余额为1700亿美元,政府主权债务余额为496.8亿美元,占34.4%.由政府行为来主办的项目,当然就只能由政府财政出钱,财政没有钱就借债。据了解,亚行在今后10年内,每年提供10~15亿美元,用于西部地区修公路;世界银行在今后10年内,每年提供10~15亿美元,搞8~10个项目。按照世界银行的政策,我国农业部门能够利用的只有三项:生物多样化行动计划项目;农村能源项目、节水农业项目;农发基金项目。2001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承诺对华援助8590万美元,将向广西、山西、宁夏、新疆、甘肃、贵州、青海、安徽等省提供价值相当于5590万元美元的粮食援助和3000万美元的粮食用于学校供膳项目。对国内金融组织,应当对其在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贷款实行贴息政策。

      3.各地争取立项。各地应当根据联合国及我国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或者可持续发展项目规划,争取国际组织及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

      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财政支农资金、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使用中,要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逐年增加。银行对于生态环境建设贷款应根据生态环境建设的特殊性,适当延长偿还期限。积极运用债券和证券市场,发挥信贷政策的作用,鼓励商业银行在确保信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支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项目。稳妥地推进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税改革,研究对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产品征收环境税,或利用现有税种增强税收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宏观调控功能。完善有利于废物回收利用的优惠政策。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收费制度,合理确定收费标准,调动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全面征收城镇污水处理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和危险废物处置费,收费标准要逐步达到略有赢利的水平。开展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研究,利用市场机制降低控制污染治理成本和污染物排放总量。

      参考文献:摘 要:随着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和公共财政政策框架的逐步建立,财政支农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针对中国现行财政支农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国外财政支农的成功经验,对完善中国的财政支农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财政;财政支农;财政补贴;政策选择

      1 中国现行财政支农工作的主要问题分析

      1 1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不足,不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

      改革以来,尽管财政支农总量有所提高,但农业投入特别是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足,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78年、200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分别为1132.26亿元、13395.23亿元,增长了10.8倍,而国家同期财政农业投入分别为150.0亿元,1237.5亿元,只增长了7.2倍,财政收入增幅是财政农业投入增幅的1.5倍。从总量上看,国家财政农业投入不符合《农业法》中关于“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得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的要求。加入WTO后,中国农业面对的是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按照WTO《农业协议》,中国农业综合支持率可以达到农业生产总值的8.5%,而目前仅为3.3%,“绿箱”政策12项支出(其中10项农业补贴)内容中中国有6项空白。因此,财政农业投入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1 2 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各级政府更偏重于将财政资源投向投资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硬性”公共产品,而不愿投向期限长、具有战略意义的“软性”公共产品。在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中,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比重上升,且在农业事业费比重上升的同时,其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人员机构经费增长较快,业务经费增长缓慢,农业事业的发展面临资金的困扰。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保障能力明显不足。国民的基础教育是纯粹的公共产品,是国家财政应首先保障的支出,但是,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明显不足。以1998年为例,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达到1.23亿人,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65%,但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仅占全国基础教育投入的56%.农村基础教育的人均经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在投入渠道上,来自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投入仅占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量的34%,66%的教育投入是靠集资、收取学费和社会捐款解决的。

      1 3 财政支农方式不合理,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

      财政支农方式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农业补贴过多地用于流通环节。1996~2000年,每年用于粮、棉、油、糖流通的补贴在300亿~800亿元,占农业支持总量的30%左右,占国家政策性补贴支出的70%左右,年均增幅为27.16%.然而,如此巨额的补贴主要都是补在流通环节,补在价格上。根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专家分析:国家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的补贴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太小。

      1 4 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

      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涉农部门多,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实施效益不理想。从1997年到2000年的4a时间里,财政对农业生产性投入以每年7%的速度递增,而同期限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由1997年的4.6%分别下降为4.3%、3.8%、2.5%.

      2 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及启示 2 2 高度重视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较大,农业增长的科技贡献率为70%~80%,农业科技转化率达到80%~85%.中国农业科技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20a,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40%,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如果中国的农业科技储备增加,成果转化率提高,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而言,农业潜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2 3 注重财政补贴的运用,提高农业补贴水平

      财政补贴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据统计,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2001年的农业补贴为3000亿美元以上,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占农户收入的比重达31%.其中,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20%左右,欧盟为35%,日本、挪威、瑞士、韩国等高达60%以上。美国准备继续加大对农产品支持计划的资助力度,拟在今后10a内增加资金490亿美元,增幅高达63%.日本则规定,凡是农民集体和公共团体购买农用机械和设施所需费用,30%~40%由政府补助金承担。

      2 4 多种财政支农政策工具协调使用

      美国除了采用常规的农业直接补贴、价格支持、税收减免、优惠税率、出口补贴等微观政策工具扶持农业发展外,还非常重视财政投融资工具的使用,如联邦财政拨款建立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或资助其它农业信贷机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农业基础价格补贴、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农业经营者的收入补贴、出口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措施。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有些财政支农措施已经开始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产品质量控制等要求挂钩。

      3 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支农政策

      3 1 逐步加大国家财政支农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

      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农的界定是以市场是否失灵为依据,而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和农产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农业是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为此,应根据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适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 适当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遏制其占GDP、财政总支出、财政收入等比重的持续下滑,保持投入的稳定性与长期性;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中“黄箱政策”保留支持空间(8.5%)和“绿箱政策”条款对农业进行保护和补贴。

      3 2 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

      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推动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有关研究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因此,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显得尤为重要。根据WTO的规则和公共财政的要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可考虑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力争由现在的11%提高到本世纪末的15%,农业科技推广投入比重由目前的30%~40%提高至50%以上;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比重可提高到8%,基本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压缩农业事业费支出,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

      3 3 调整财政支农方式,灵活运用多种财政支农政策工具

      根据国际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取向,改进补贴方式,减少对中间环节的间接补贴,增加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提高财政政策效率;农业补贴同农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挂钩,鼓励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方式;注重对农业保险业务亏损的补贴,强化农业保险防灾补损职能,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展开。

      注重财政支农政策工具和方式的多样化和灵活性。除价格补贴保护外,利用财政贴息、投资补助等多种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业税收杠杆的利用,通过启动免征农业税政策和其它税收优惠政策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利用财政投资融资手段优化农业信贷体系,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于国安 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农业财政工作[J] 财政研究,2004,(5):18-20

      [2] 胡德仁,刘 亮 加入WTO后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目标定位及政策选择[J] 财政与税务,2002,(7):8-10

      [3] 朱海洋 “入世”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取向的思考[J] 财政与税务,2002,(9):69-74

      [4] 刘 斌,张兆钢,霍 功 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239-344

      [5] 高 峰,王学真,羊文辉 农业支持和补贴政策的国际比较[J] 经济纵横,2004,(6):48-52



      2 1 巨额的财政投入对国家的农业生产起到明显的支持作用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伴随一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各国政府普遍实施农业保护和农业支持政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农业财政支出相当于农业GDP的45%~95%;即使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也相当于农业GDP的10%.在20世纪,日本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实行农产品保护政策,韩国也于60年代末开始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中国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水平已大致相当于日、韩经济转型时期的水平,因此有必要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1.万莹。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税收政策取向。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1)

      2.杨灿明。我国“十五”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当代财经,2000(2)

      3.项怀诚。中国财政管理,2001

      4.于良春。政治经济学,2001


    "
    10-03-03 报告 匿名
    1回答
  • 对于唐五代占卜略论 

    0
    0
    对于唐五代占卜略论 "  占卜活动起源甚早,在历代社会生活特别是民间日常生活中一直起着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这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唐五代也不例外。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着眼于记录政治事件,因此很少将占卜事例写入书中。但是,为了说明某些政治家、军事家的与众不同,还是列举了一些占卜事例。
      例如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记道:“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1]“魁冈”是占卜术中阴阳家的术语。胡三省在此注曰:“阴阳家拘忌,有天冈、河魁。凡魁冈之月及所系之地,忌修造”。[2]温公在这里是为了说明唐德宗的不大信阴阳拘忌,为德宗在此之后观念的变化作铺垫。又如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九月条有云:“甲寅,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 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我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3]这其中的“往亡”也是阴阳家的说法。胡注曰:“阴阳家之说,八月以白露后十八日为往亡,九月以寒露后第二十七日为往亡”。[4]司马光这里是说李愬在战争中的不拘忌时日。
      以上所举二例虽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唐德宗和李愬的不拘泥于阴阳禁忌,但也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告诉我们当时在社会生活中占卜行为的普遍性。因此,研究唐五代占卜的状况、占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占卜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了。限于篇幅和水平,本文只能极粗略地谈一下唐五代占卜的概况,并试图总结出当时占卜活动的一些特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首先谈一下唐五代占卜的类型。由于占卜术种类繁杂,各种占卜术因时代不同又有一些兴衰变化,因此研究这一问题难度较大,分类也不容易准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沿袭《隋书·经籍志》,除天文、历算、兵书之外,将其他占卜术均归入“五行”。这种做法受到后人的批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就批评它是“凡涉于术数者,总以五行一门包之,殊欠分别”[5];但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将“五行”分了三十类,却又嫌太多。本文拟换一个角度,从当时的官方文献切入,看看唐五代的占卜大致有哪些种类。
      《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云:“(武德九年【626】九月)壬子,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这里将占卜分为龟卜、易占、五兆和杂占卜。《资治通鉴》卷192将这条诏文记作“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这就是说,在唐初,占卜可分为“卜筮正术”和“杂占卜”两类,前者包括龟、易、五兆。
      这种被称为“卜筮正术”的占卜一般由朝廷掌管,规定在法令中。《唐六典》卷14《太常寺太卜署》记太卜令的职掌云:“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动用之事;丞为之贰。一曰龟,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这里的“兆”,在《旧唐书》卷44《职官志》和《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中均记作“五兆”。我们若拿上述唐太宗的诏书与此对照的话,应以“五兆”为是。
      《唐六典》中涉及的四种占卜术,除唐太宗诏书中提到的之外又多了一种“式”。按“式”,在唐代有太一式、雷公式、六壬式三种。除六壬式“士庶通用之”[6]外,前两种自唐初就一直被禁止私人习用。《唐律疏议》卷9就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可能因为“式”一直被禁止,唐太宗的诏书中才没有提到“式”。这样,朝廷的“卜筮正术”中除龟、易、五兆外再加上“式”,于是就有了龟、易、五兆、式等四种类型了。
      上述《唐律疏议》所云与“式”并列的天文图书、七曜历等,实际也属于国家占卜的正术。《唐六典》卷10《秘书省太史局》说“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所谓“苟非其任,不得与焉”就是指“观生不得读占书”。那么,“占书”由谁读或曰由谁来进行占卜呢?同书同卷又云:“灵台郎掌观天文之变而占候之”。具体说就是“辨日月之缠次,正星辰之分野。凡占天文变异,日月薄蚀,五星陵犯,有石氏、甘氏、巫咸三家中外官占。凡瑞星、妖星、瑞气、妖气,有诸家杂占”。从这里我们知道,“占候”也应该是朝廷掌握的“卜筮正术”,更准确地说应是“占卜正术”。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占卜正术”里,唐太宗诏书中提到的龟易五兆,后来一直没有被禁止,而天文图书、太一雷公式等却一直禁止私人使用。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有《禁天文图谶诏》,所禁“私家并不合辄有”者,就是“玄象气局(器物?)、天文图书、谶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7]。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又有《禁习天文图纬诸书诏》,说:“自今后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记、七曜历、太乙雷公式法等,私家不得有及衷私传习”[8]。
      综合以上,可以说在唐五代,朝廷的“占卜正术”有天文占候、龟、易、五兆、式法等,其余则为杂占卜。
      那么“杂占卜”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在官方文献中记载不多,私人文献中则有一些。《柳氏家训·序》讲晚唐时的情况时说:“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我们就从这一记载入手,看看当时的“杂占卜”的情况。
      《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阴阳杂记”应是《阴阳书》之类。按《阴阳书》早在唐初即已流行。《旧唐书》卷79《吕才传》云:“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阴阳书》的内容比较杂,但主要是时日选择术。前述唐德宗修廊遇十月魁冈事,宋白就用“阴阳氏书”云云作注。敦煌文书中保留了许多唐五代的占卜文献,十分珍贵,其中唯一一件明确标有《阴阳书》的卷子,讲得也是“葬事”的时日选择[9]。例如说“十月”“壬寅日、金、平、地下壬申”,“此日葬及殡埋,神灵安宁,宜子孙,启殡发故大吉。角徵二姓用之,被劫贼,大凶”。《阴阳书》的这些内容后来大部被纳入“时日吉凶书”中去了。
      《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第二种占卜术是“占梦”。按《占梦书》或《解梦书》在唐五代也曾很流行。宋人编《太平广记》,用七卷的篇幅专辑“梦”的事例,其中就提到有《解梦书》。敦煌占卜文书中的《梦书》更多达15个卷号。[10]
    《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第三种占卜术是“相宅”。这里不知是指相阴宅还是相阳宅,要之是指《宅经》类著作。按《宅经》在唐初也已流行。前述《旧唐书·吕才传》记吕才对占卜术的看法,其中专有“叙宅经”一篇,并专门提到了《五姓宅经》。敦煌文书中《宅经》卷子也不少,其中提到名称的有《李淳风宅经》、《吕才宅经》等二十四家《宅经》,也包括有《五姓宅经》。
      《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第四种占卜术是“九宫”。按“九宫”本是占卜术的一种基础理论,可以用在不同占卜术上,这里可能是指占禄命的九宫术。《朝野佥载》卷1说:“开元二年(714),梁州道士梁虚州以九宫推算张鷟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就是用九宫推算禄命。敦煌占卜文书中的一些《推九宫行年法》之类的卷子,是九宫术的最珍贵的原始文献。
      除《柳氏家训·序》中所提到的这几种占卜类著作之外,当时的占卜书还有以下一些:例如有专推“禄命”的《禄命书》。前述《旧唐书·吕才传》记载了吕才“叙禄命”的观点,其中提到《禄命书》,说“宋高祖癸亥岁三月生。依此而推,禄之与命,并当空亡。依《禄命书》,法无官爵”云云。另外还有《葬书》。《旧唐书·吕才传》又说吕才“叙《葬书》”,指出“《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但这里的《禄命书》和《葬书》也可能都是《阴阳书》中的一种。最后还有《相书》。按《相书》在唐五代很是盛行,相关史料颇多,敦煌占卜文书中也有各种《相书》残卷多件。
      综上所述,“杂占卜”中的主要内容应该是:阴阳、占梦、相宅、九宫、禄命、葬术、相术等;若加上被列入官占的占候、龟卜、易占、五兆、式等,则唐五代的占卜术大约就有了十二种左右。到五代末期的后周时,这些占卜术被分为五类。例如在前引后周太祖广顺三年的诏书中,除天文占和太一雷公式二类之外,其他的占卜术被归为三类,即时日、占筮和五行。大约在这时候,阴阳等选择术都归入了“时日”;龟、易、五兆等归入“占筮”,其他相宅相面、葬术禄命就都归入“五行”了。而且这诏书还说:“其诸时日、五行、占筮之书,不在禁限”。这与唐初唐太宗的诏书中禁止“杂占卜”的旨趣就大不一样了。这是时代风气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占卜类型的变化。





      以上是从官方文献入手并结合史籍、敦煌文书对唐五代的占卜进行的极为粗略的分类。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占卜的情况怎么样呢?到底哪种占卜术用的更多一些呢?由于正史中有关史料极少,我们只能借助笔记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用说,这个回答也不可能是精确的。
      唐五代通过寻卦求卜问吉凶问命运的人很多,上自皇帝下至民庶,莫不如此。而占卜者,虽然也有亲友、部属等为人占卜的,但在街面上挂牌占卜的专业卜者则占大多数。这些人占卜要收费,高明的占卜师收费还很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看当时占卜的实况以及史籍记载的混乱。
      《太平广记》卷150“李泌”条记“天宝十四载(755),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驴归别墅,从者未至。路旁有车门,而驴径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将乘驴马群出之次。泌因相问,遂并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见妻子出罗拜。泌莫测之,疑是妖魅。问姓窦。潜令仆者问邻人,知实姓窦。泌问其由,答曰:窦廷芬。且请宿。续言之。势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惧。廷芬乃言曰:中桥有筮者胡芦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当有赤族之祸,须觅黄中君方免。问如何觅黄中君者?曰问鬼谷子。又问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觅之。不见,必籍死无疑。若见,但举家悉出哀祈,则必免矣。适全家方出访觅,而卒遇公,乃天济其举族命也”。后来安史乱发,李泌果然救了窦廷芬,而胡芦生已经死了。从这一记载中可知在唐玄宗开天年间,洛阳有一个占卜名家“胡芦生”,他是用“筮”为人占卜的,算的很准。这条记载出自《感定录》,时代离唐玄宗的年代不会很远。
      但是我们还能看到有关“胡芦生”的其他记载。《太平广记》卷153“李藩”条记:“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乃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芦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既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屯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这里我们看到,胡芦生被称为“善卜”但不是用“筮”来占卜,而是“闻人声,即知贵贱”。并且每次占卜收费三百文,收费是相当高的。这条史料出自《逸史》。按《逸史》的作者是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的人,因此这条关于胡芦生的记载传说的成分更多,与前述《感定录》的记载很不一样。
      然后,《太平广记》卷77“胡芦生”条对胡芦生又有记载。此条记载出自晚唐的《原化记》。文中记录了胡芦生的二件事。其中一件基本上是照抄《逸史》中有关“李藩”的事情,但在“李藩”事前又加了这么一件事:“刘闢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闢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闢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闢入奏,请益东川,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闢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闢曰:我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随。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闢闻之,即依阿唯喏。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闢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戮之”。从这条记载看,胡芦生是个盲人,用《周易》算卦,在唐宪宗时仍然活着。
    此外,《太平广记》卷155“李固言”条又记载说:“李固言初未第时,过洛。有胡芦先生者,知神灵间事。曾诣而问命。先生曰:纱笼中人,勿复相问”。这条记载出自《蒲录记传》。《蒲录记传》不知是何时的书。由于其记载中提到了“纱笼中人”,并且李固言于唐文宗末年始为相、晚于李藩,因此,此书或者应该晚于《逸史》。
      从以上四条记载,我们看到了笔记小说对同一人物或事件的记载有多么的不同。它大致按照时代的推移,越记越繁,符合“层累地制造历史”的原则。显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些记载,因为其中的漏洞是很多的。比如胡芦生不可能既死于唐玄宗时又活于唐宪宗世;胡芦生不会既“笑迎执手”又“双瞽”;李藩后来任张建封从事时也不是在扬州而是在徐州[11](详后);“纱笼中人”事不可能既发生在李藩身上又发生在李固言身上;如此等等。
      古人记事,口耳相传,对同一事情本来就会有许多不同说法[12],若涉及到神秘事物则更是如此。不过,这些记载中虽然有许多虚构的成份,但对当时社会大背景的描述应该还是可信的。因此,我们从这些记载中还是可以了解到当时有关占卜的一些具体情况的。比如我们知道了:第一、当时的洛阳,是一个占卜名家云集的地方。除胡芦生外,例如《太平广记》卷77“钱知微”条云:“唐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居天津桥卖卜,云:一卦帛十匹”。这钱知微也是一个占卜名家。第二、胡芦生名声很大,找他来占卜的人很多,其方法,可能主要是用“蓍”来占卜。前引《感定录》《原化记》的记载都说胡芦生是用“蓍”占卦。特别是《原化记》,虽然在后面照抄了《逸史》中有关“李藩”的部分,但却删掉了《逸史》中说胡芦生“闻人声,即知贵贱”的话。大概《原化记》的作者认为“闻人声知贵贱”太不可靠,于是选择了用“蓍”占卜的说法。第三、占卜是要收费的。像胡芦生的一卦三百文或“束素”已经很高了,而前引钱知微“一卦帛十匹”就近乎天价,因此“历旬,人皆不诣之”,即因为太贵所以找钱知微占卜的人非常少。通过笔记中其他有关占卜收费记载的统计,当时占卜名家一般占一卦要收费一匹绢或三百至五百文钱。第四、能交得起高价而前来找占卜名家卜卦的,多是想当官的士子们,比如李藩是“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刘闢是“初登第,诣卜者”“以质官禄”等。无钱的小民们是不会去花高价找占卜名家占卜的。也正因为如此,小民们占卜的事例在史籍中就比较少见。当然,实际上小民们的占卜事例应该也有许多。这是研究当时占卜情况时要加以注意的。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前引《逸史》“李藩”条,有胡芦生说李藩是“纱笼中人”的话。那么何谓“纱笼中人”呢?揭开这谜底的竟是一位新罗的僧人。《逸史》在前引记载之后又说:“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即李藩)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怏。因令于使院中,看郎官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原化记》照抄了这段记载。我们知道,扬州有许多新罗人;我们也知道,在僧人中间有许多人是精通数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位新罗僧人的相术是在国内就会的呢还是在唐朝学的。要之,由这段记载可看出,当时人愿意把神秘事物放在外国人身上,以增加它的神秘性。“纱笼中人”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以致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故了。
      以上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了解了唐代占卜实况的一斑,以及笔记小说在记载占卜事例时的特点,下面还想通过对笔记小说中占卜事例的统计,看一看占卜在当时社会中使用的情况,以及何种占卜最流行。
      笔者主要使用了《太平广记》。通过对《太平广记》卷71—75道术、76—80方士、81—86异人、91—98异僧、135—145徵应、146—160定数、215算术、216—217卜筮、218—220医、221—224相、276—282梦、283巫、284—287幻术、389—390冢墓、391—392铭记中有关占卜事例的统计(一条记载中提到多种占卜的按多条计算),全部291条事例中的分类情况如下:星占22条、禄命13条、九宫2条、卜筮39条、相术82条、式2条、日者6条[13]、梦52条、占宅、葬14条、阴阳选择13条、其他32条、不明14条。
      从中可知,除去“不明”和“其他”外,在唐五代的实际生活中,最流行的占卜术是相术,其次是梦[14],第三位是卜筮。然后依次是星占,宅、葬,禄命,阴阳选择,日者,九宫,式。这一结果与新、旧《唐书》中《经籍志》《艺文志》所载各类占卜书的多少并不符合,但它却是占卜术在实际应用时的真实反映。这一统计说明:简便快捷的相术、占梦在民间最有市场,而“卜筮”因其变化较多又是占卜正宗,也相当流行,前述胡芦生、钱知微等占卜名家就都是用“蓍”来占卦的。





      现在我们再来抽象一下,探讨探讨唐五代的占卜具有哪些总体特点,以及它在向宋代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也是一个复杂问题,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解决的。本文只能很简略地作一些探讨,有些只是一个提示而已,详细研究容待以后进行。
    首先从占卜术本身的演变看,唐五代的占卜术总的说来还比较粗糙,比较直观。比如占梦。由前述对《太平广记》占卜事例的统计中,可知占梦在唐五代比较流行,在全部事例中占第二位。同样,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占梦书》、《解梦书》,在全部占卜文书中仅次于卜筮、星命和选择,数量也是比较多的[15]。但是,由于唐五代的占梦术太简单、太直观,其占辞形式往往是:“梦见扫地者,有官事”、“梦见运土入宅,大吉”[16]之类,给占者解说的回旋余地太小,因此在唐五代以后就逐渐减少。到宋代,据洪迈《容斋随笔》论“古人占梦”条云:“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这也就是说,到了南宋,已经基本没有人用占梦来为人占命运吉凶了。占梦术的衰亡说明过于简单或过于直观的占卜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是会被淘汰的。
      唐代又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对前代学术的全面总结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比如“易学”,在唐代只出现了《周易正义》、《周易集解》这样总结性的著作。因此唐人在“易学”上就没有多少发明。但同时,正因为唐五代的过渡性,这时又萌芽了一些新的学术思想,为宋以后学术思想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在占卜术的发展上也是如此。比如大家熟知的算命术或称三命术、子平术,就萌于唐代。韩愈为李虚中作墓志铭,说他“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17]。因此后人多以李虚中为算命术的鼻祖。再比如星命术,即用七曜、五星、十二宫等来占人命运的占卜书,在唐五代也出现了。据考证,黄道十二宫在隋代已传入中国[18],后来被用于占卜。敦煌文书中有“推五星行度宫宿善恶”等的卷子,其中提到有“天秤宫”“双女宫”等,是当时星命术已开始流行的有力见证。这一事例还说明唐五代占卜术的特点之一是其中具有显著的外来因素。又比如风水术中的形势一派,其经典著作《撼龙经》、《疑龙经》、《辨龙经》等,作者据说是唐末五代的杨筠松。因而杨筠松也被后人尊为风水术的宗师。虽然我们不能确证上述三龙经就是杨筠松写的,但从敦煌文书中有关内容看,讲究地形地脉的文书已有很多,足证晚唐五代确是风水术中形势派的发韧期。萌芽于唐五代的三命术、星命术和风水术,到宋以后就发展的蔚为大观了。
      以上三命术、星命术、风水术的萌芽和发展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变化,即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注重个人命运吉凶的、新的占卜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占卜行为受国家的控制减弱了。当然,这与唐宋之际社会的平民化似乎也有一定关系。
      这一变化从唐初即已开始。唐人修《隋书·经籍志》,已经把“方技数术”视为“治身”的工具,这在以前是不曾看到的。这种看法可能影响了占卜个人吉凶的占卜术的发展。比如相术。我们在上述对《太平广记》占卜事例的统计中,可知相术所占比例最大。因为相术是直接判断一个人的吉凶命运的。加上相术本身不断从简单化直观化向复杂化抽象化发展,所以相术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强劲的占卜类型。从武则天时禁断相书(详后)到北宋初禁止私藏相术类著作,都可以反证相术的流行。上述李虚中创立的算命术(三命术)也主要以推算个人的寿夭命运为主,所以迅速流行开来,到北宋初,“三命”类著作也在禁止之列了。[19]
      反映占卜术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历日》或其他时日选择类占卜比起前代来更加丰富也更加流行。这是因为趋吉避凶的选择术与《历日》结合起来,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唐五代宋初《历日》,有38件之多,[20]超过了占卜文书的任何一类。而《历日》除了它的日历的作用外,在占卜上也有意义,那就是它逐日注明了行事的吉凶,比如后唐同光四年正月“一日己丑火建,拜官吉;二日庚寅木除,除足甲、葬吉;三日辛卯木满,剃头、裁衣吉”等。[21]
      在晚唐五代,一般民众使用的“生活百科”类手册中,也大量记载了这类内容。现存唯一一本这类手册,是韩鄂写的《四时纂要》。据统计,在这本书里按月列举的农家杂录,共698条,而其中的择吉等占卜类就有348条,几乎占了一半[22],例如在正月记有“出行日:凡春三月,不东行……又立春后七日为往亡,不可远行、移徙”,“丧葬:此月死者,妨寅、申、巳、亥人,不可临尸,凶”以及“嫁娶日”“架屋日”“起土”等等的吉凶。我们注意到,这其中的内容其实就是《阴阳书》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前面说《阴阳书》后来演变成了时日选择术。这一类日用百科的手册中记有如此多的择吉内容,这在以前的同类著作如《四民月令》中是看不到的。这也就是时代的变化在占卜术平民化方面的表现。而也正是由于它在民间的广泛流行,所以在前引后周广顺三年的诏书中,才会专门将“时日”列为占卜术的一个类型。
      反映这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占卜管理机构在中央官署中地位的下降。在唐代,中央设太常寺太卜署,有太卜令掌管占卜之事,《唐六典》中就详细规定了卜筮正术的内容和使用范围、使用方法。与占卜相关的官吏也设置了不少,例如有卜正二人、从九品下;卜师二十人、卜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卜筮生四十五人等。这些官吏靠占卜吃饭,若卜筮不灵还要受到处罚。这一切都说明唐代官方对占卜的控制。但是到了宋代,太常寺不再设太卜署。这就是说,政府不再设专门机构管理占卜了。这是占卜行为受国家制约弱化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不仅是占卜本身,也是中古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
    唐五代占卜的其他特点还能指出以下几点。
     "
    10-03-03 历史 匿名
    2回答
  • 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 

    0
    0
    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 "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  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二)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  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二)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
    10-03-03 政治 匿名
    1回答
  • 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0
    0
    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   论文系统考察了冯友兰“释古”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与王国维“证古”的关系,认为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问题,不能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主要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基本不同,王国维是在基本肯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历史旧说”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冯友兰“释古”的基本倾向还是疑古。因此,不能高估冯友兰“释古”说的意义。

    【关键词】冯友兰 释古 疑古 证古



    引言

    针对二三十年代学界流行的疑古思潮,冯友兰先生从1935年5月到1938年9月,多次撰文阐述了他的“释古”观[1]。其要点是:一、将中国当时研究古史的观点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二、以信古、疑古、释古为研究中国古史“态度”“进步”的“三个阶段”。三、认为释古“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释古便是”信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衷”[2],具体说,“‘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3]。四、认为“‘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了‘正’‘反’‘合’之辩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4]。

    冯氏之说,在当时学界影响颇大。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概述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进展,就引证了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的三分说,并对其释古的理论和实践发表了自己的评论[5]。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基本接受了“释古”说,认为“历史家之任务,本在研究具体之历史,既得真实之史料,自当据科学史观或整个历史过程学说以为概括之解释,此释古之说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终之以‘释古’,然后史家之能事尽矣”[6]。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史学界和哲学界在反思疑古学说和评价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时,都注意到并较高地评价了冯友兰的释古说[7]。这些评价,第一,认同了冯友兰的“释古”理论,认为冯友兰提出的“释古”说是对“信古”说和“疑古”说的超越,是“走出疑古时代”的滥觞;第二,肯定了冯友兰的“释古”实践,认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处理,是其“释古”方法运用的典范,代表了“合的阶段”;第三,将冯友兰的“释古”说上溯至王国维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其他导师,甚至认定“释古”是清华学派治学的特色和传统。

    这些分析大多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但笔者也有另外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见,考虑再三,还是发表出来与诸位师、友商榷。



    一、“释古”的实践

    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既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检验,也需从实践运用的效果上进行考察。冯友兰先生的“释古”,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些问题值得检讨。

    我们先来看冯友兰先生的“释古”实践。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诸文中,一再以分析《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孟子“井田”说、《庄子》《管子》《墨子》的真伪为例,说明“释古”方法的运用。客观地说,这是通达之论,以其代表当时学术研究的水平,应不为过。但是,应该指出,这并非是在“释古”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成果,而是冯先生借用当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来阐扬自己的“释古”理论。

    如《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自信古者之观点,以为此说出于《汉书》,其为可信,绝无问题。而在疑古者则以为《汉志》所说,纯系揣测之辞.一种学说之起,皆一时聪明才力之士所倡,以应当时社会之需要.战国诸子之兴,亦系如此,与‘王官’有何关系?”而“在释古者则以为在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原来为贵族所用之专家,流入民间。诸子之学,即由此流入民间之专家中出.故《汉志》之说,虽未可尽信,然其大概意思,则历史根据”[8]。冯先生以“释古者”所作的解释,实际吕思勉先生就曾说过:



    诸子之学之起源,旧说有二:(一),出《汉·志》,谓其原皆出于王官.(二),出《淮南·要略》,谓皆以救时之弊。予谓二说皆是也。何则?天下无无根之物;使诸子之学,前无所承,周秦之际;时势虽亟,何能发生如此高深之学术?且何解于诸子之学,各明一义,而其根本仍复相同邪?天下亦无无缘之事;使非周秦间之时势有以促成之,则古代浑而未分之哲学,何由推衍之于各方面,而成今诸子之学乎?[9]

    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向之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取禄秩者,至此盖多降为平民,而在官之学,遂一变而为私私家之学矣。世变既亟,贤君良相,竞求才智以自辅;仁人君子,思行道术以救世;;下焉者,亦思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社会之组织既变,平民之能从事于学问者亦日多,而诸子百家,遂如云蒸霞蔚矣[10]。

    吕思勉认为《汉书·艺文志》与《淮南子·要略》篇各举一端,本不相背。亦且相得益彰矣。前者言其因,后者言其缘。百家之兴起,远因是学在王官;近缘则是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世官世禄制度的破坏、王官失守和私人办学的兴起等等。认为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持《淮南子·要略》篇一端之说,“极诋《汉书·艺文志》之诬,未免一偏矣”[11]。吕说分别发表于1927年、1933年,可知冯说当从吕说化出。

    又如关于古书真伪的“释古”。冯先生说:“如《庄子》与《墨子》诸书,本来写明为庄周与墨翟所作,故亦无所谓假。古人以为著作之目的,在于表现真理,只求将真理传诸后世,至作者为谁,则认为无关重要(西洋中古时亦如是)。如《庄子》等书,最初皆为零碎之篇章.经汉人整理,始成为‘书’。刘向刘歆父子即为从事整理先秦之学术者。逮经整理后,讲庄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庄子》,讲墨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墨子》,并不以其书为系庄周墨翟所手著也。乃后来不察当时情形,误认为《庄子》即为庄周所手著,《墨子》即为墨翟所手著,因启疑古者之疑。若此种误会一经解释,则疑古者之说,亦不成立,所谓‘妄既不存,真亦不立’也”[12]。此说实际出自余嘉锡。余嘉锡先生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在辅仁大学中文系讲授目录学和古籍校读法,又在北京大学兼课。其讲义称为《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其卷一《案著录第一》有《古书不题撰人》节,说:



    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

    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汉·志》本之《七略》,上书某子,下注名某者,以其书有姓无名,明此所谓某氏某子者即某人耳,非谓其书皆所自撰也。今传刘向《叙录》,如《管子录》云:“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此特因其书名《管子》……而加以解释,以下即叙其平生事迹,于其书是否本人所作,或门弟子所记,不置一词[13]。



    可见冯先生的解释,甚至所举《管子》例,皆余嘉锡先生之说。

    至于冯先生的“井田”之“释”,虽然肯定孟子说“在当时制度上一定有相当的暗示”[14],但并不瞭解其自古代公社所有制发展而来,远未达到1920年胡汉民、廖仲愷、朱执信、吕思勉与胡适论战的水平[15],更遑论在先秦史的研究上有多大的意义。

    最能代表冯先生“释古”水平的工作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

    冯著《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明显的区别,就是孔、老先后的不同。胡著采用传统的看法,先写老子,再写孔子,把他们都放到了春秋末期。而冯著却先孔后老,把《老子》当成战国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呢?冯先生说得很明白:

     

    我认为,就整个形势看,孔丘是当时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所以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出现的人。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须证明老聃是晚出、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证据,对我有用。但如果单独看这些证据,也还是可以辩论的。有些证据好像两刃刀,可以两面割的。我认为像这样的问题,专靠哪一方面所举的理由都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必须把各方面的理由综合起来,搭成一个架子互相支援、才可以站得稳。我认为关于老聃晚出这个问题,是可以搭成这样一个架子的[16]。



    为了“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须证明老聃是晚出”,所以《老子》一书就成了战国时期的作品。这一观点,冯友兰先生从1929年至1990年11月逝世始终未变。但随着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出土,特别是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楚简本《老子》的出土,事情基本上可以论定:冯友兰先生和胡适的《老子》时代之争,冯友兰先生错了。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基本采用了司马迁《孔子世家》的成说,认为孔子曾删《诗》、《书》,正《礼》、《乐》,赞《易》,作《春秋》[17]。而冯友兰1927年作《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认为“孔子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他认为孔子不曾修《春秋》,《春秋》“与孔子无干”,“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又认为《易传·彖》、《象》、《系辞》“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天“不过是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义理之天’”,而“《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天,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个‘主宰’之天”,所以否定孔子与《易传》有关,认定“孔子只以人事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18]。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四章《孔子及儒家之初起》中,冯先生又重申了这一看法。

    冯先生不承认《孟子》、《史记》“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其实是不懂《春秋》有“不修《春秋》”和“已修《春秋》”之别。《左传》作者早已点出孔子修《春秋》的事实。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史记·晋世家》据此云: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周本纪》、《孔子世家》也有类似的话。互相比勘,足见孔子所“书”即今所传《春秋》,这是孔子修改鲁史的实例。《左传·成公十四年》又记载: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圣人”当指孔子。《公羊传·庄公七年》记载: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此 “君子”,也当指孔子。何休《公羊解诂》说:“不修《春秋》,谓史记也。”说明“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乃是旧史的原文,是孔子修订为“星霣如雨”[19]。从《孟子》到《左传》、《公羊传》、《史记》,孔子修过《春秋》,乃是不争的事实。冯先生以“不修《春秋》”(《鲁春秋》)的存在来否定孔子修《春秋》(已修《春秋》),应属败笔。

    孔子与《易传》有没有关系?今人已作过很多的讨论。冯先生的论证,包括张荫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以为是铁证如山[20],其实都是推论。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余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于《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系辞》。第三篇是《衷》,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系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后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于“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

    今本《系辞》的“子曰”,在宋以前,人们都公认为孔子语。但欧阳修则认为系“讲师之言” [21]。从帛书《要》篇看,欧阳修此说是难以成立的。今本《系辞》有“子曰”二字文句者共二十三条,而帛书《要》篇就有三条,只是“子曰”变成了“夫子曰” [22]。在其后的“老而好《易》”节里,“夫子”八见,“子曰”三见。“夫子”显系“子曰”之“子”。孔子著名弟子子赣(贡)在此“子”之前自称“弟子”。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皆称“孔子晚而喜《易》”,而《要》此节劈头就说“夫子老而好《易》”。老即晚,好即喜,夫子显然就是孔子。《要》篇的最后一节则直称“孔子(籀)《易》”。从《要》篇的“夫子老而好《易》”节和“孔子(籀)《易》”节来看,《要》篇的前几节也当为孔子易说的记载。所以,帛书《要》篇所载今本《系辞》的三条“子曰”,当系孔子语无疑。所谓“颜氏之子”,既然为孔子所赞,又有子赣为参照,说是颜渊,理据充分。由帛书《要》篇所载的这三条“子曰”类推,今本《系辞》的其余二十条“子曰”,旧说为孔子语,是难以推翻的。确认这一点,便知冯先生关于孔子与《易传》无关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冯先生关于“孔子只以人事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的观点也不能成立的。从帛书《要》篇“孔子《易》”节来看,孔子告诫门弟子:“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23]不能说除“人事”以外,其余“皆不注意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有楚简《孔子闲居》篇,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大致相同。其载子夏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孔子答以“奉‘三无私’以劳天下”,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时降雨,山川出云”之说,皆是借天道以明人事[24]。证明冯先生论证的大前提其实并不能成立。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古代哲学史》第五篇《孔门弟子》使用了《礼记·祭义》、《内则》、《礼运》、《坊记》、《乐记》、《哀公问》、《檀弓》和《大戴礼记·礼察》、《孝经》的记载,在胡适看来,这些显然是先秦的文献。但冯友兰先生把大小戴《礼记》和《孝经》的时代都往后推了一大段。冯著《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十四章《秦汉之际之儒家》使用的是《礼记·檀弓》、《礼运》、《坊记》、《曲礼》、《哀公问》、《礼器》、《乐记》、《郊特牲》、《祭义》、《祭法》、《杂记》、《昏义》、《曾子问》、《中庸》、《大学》诸篇和《大戴礼记》、《孝经》的材料,又详论《孝经》晚出、《大学》出《荀子》后、《中庸》“似秦汉时孟子一派儒者所作”。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礼记》各篇,特别是《礼运》、《乐记》、《中庸》、《大学》,都被列入了第三册汉代部分,居董仲舒之后、《淮南子》之前。从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内容来看,冯先生的这种处理显然是有问题的。郭店楚简有出于《坊记》、《表记》、《檀弓》、《曲礼》篇的文字,《性自命出》篇的文字出于《中庸》可以论定,又有较为完整的《缁衣》篇[25]。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有《礼记》的《缁衣》和《孔子闲居》篇,又有《大戴礼记》的《武王践阼》和《曾子立孝》篇[26]。这些楚简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其抄写的年代当在这以前,著作又当在抄写的年代之前。由此看,起码也是战国中期以前的作品。以出土楚简和今本大小戴《礼记》的各篇比较,冯先生无疑是把《大学》、《中庸》这样重要的文献的时代拉后了。可以说,由近年来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才逐渐明白的先秦秦汉哲学史排队的错误,是由胡适、顾颉刚发起,最后经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中国近代两种最权威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看,释古的冯友兰较之疑古的胡适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释古”的理论

    冯先生将“释古”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并视“释古”为“信古”、“疑古”的超越,理论形式上也是有问题的。

    所谓“信古”是指于中国上古史“尽信古书”; 所谓“疑古”是指于中国上古史“全然推翻古代传说”,认为古书的记载基本上不可信。因此“信古”也好,“疑古”也好,都是指对记载中国上古史的古书的认识。这种认识实质就是对作为中国上古史传统史料的古书的可靠性的认定。而“释古”虽然说是“信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衷”,认为“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 ‘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到底是“信”还是“疑”,总得有个说法。因此,“释古” 离不开“信”或“疑”,没有对古书的“信”或“疑”,“释古”就无从“释”起。比如《老子》一书的作者问题,“信古”者相信古书的记载,以其为春秋末期的老聃所作;“疑古”者不承认,以为系战国时人甚至秦汉时人的作品。而“释古”者无论怎么释,无论怎么“折衷”,都免不了对“历史旧说”的“信”或“疑”。 冯友兰先生为了“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须证明老聃是晚出”,他的“释古”事实上就采取了“疑古”的立场,从观点到论证,看不出与疑古派有什么不同。

    其次,“信古”或“疑古”的症结也并非在释古。葛兆光说得好:



    在“信古”立场看来,所有可信之古史均在应释之列,这并不成问题。从“疑古”立场看来,所有古史之可信均在应审之列,解释只能解释那些通过审查的资料,这也不成问题。可是“释古”究竟应该解释哪些“古”,是把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一起解释,还是只根据那些筛选过的资料解释,实在还是一个问题[27]。



    这是说无论“信古”还是“疑古”,“释古”并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是“释”哪些“古”,是根据哪些“古”来“释”。不回答这一问题而提出“释古”,实质是虚晃一枪,答非所问。可见冯友兰的“释古”说,并没有切中“信古”与“疑古”之争的要害,更谈不上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它超越了“信古”与“疑古”,较“信古”与“疑古”为优,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一层次上的同类问题,不具可比性。葛兆光认为“信古”、“疑古”是史料的甄别,“释古”是史料的使用[28],颇中肯綮。显然,“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是同类,也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对此,冯友兰先生也是承认的。他说: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历史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29]。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审查史料”,就是说“疑古”是“史料的甄别”。“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是说“释古”是“史料的使用”。冯先生明确指出这是“两阶段”,也就是说“释古”与“疑古”是不同类的问题。不同类的问题,一属“史料的甄别”,一属“史料的使用”,将它们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说它们是“研究史学的三个倾向,或是三个看法及态度”[30],这在逻辑分类上是很不妥当的。也就是说,“释古”和“疑古”、“信古”谈的不是一回事,不具可比性,将它们混为一谈,硬分高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第四,冯友兰“释古”说的要害是以主观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来取代客观的具体的鉴别工作。冯先生的“折衷”说、“未可尽信”“事出有因”说、“合”说只是冯先生主观的理想方法,以这种形式主义的辩证法来处理客观的具体的史料鉴别工作,好处是有限的。比如“折衷”,在“信古”与“疑古”两说中各打五十大板是不可能的,到底谁接近历史事实呢?“释古”不能没有倾向。其认为古书的记载基本可信,其“折衷”就倒向了信古,“未可尽信”的修正只是局部和枝节的。其认为古书的记载基本不可信,其“折衷”就倒向了疑古,“事出有因”只是从发生学上解释“伪”的来源。所以,在没有解决史料的真伪信疑问题之前,抽象地谈“折衷”说、谈“合”,与事无补。在解决史料的真伪信疑问题之后,再来谈“折衷”说、谈“合”,纯属蛇足。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地迷信理论的力量,总以为一掌握抽象的理论就可以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其实,具体的学术问题的解决,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具体工作。我们不敢说掌握了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数学家就能解决歌德巴赫猜想。但我们却肯定以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就能超越“信古”和“疑古”,解决中国上古史史料的鉴别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冯先生以黑格尔正反合辩证法为比的“释古”说,对于解决中国上古史史料真伪信疑问题的价值,就好像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对于数学家解决歌德巴赫猜想问题的价值一样。 因此,夸大“释古”说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只能说是理论上不成熟的表现。



    三、“释古”与“证古”

    一些论作评价冯友兰“释古”说的贡献时,喜欢上溯至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以“释古”说为“二重证据法”的同调,甚至认为“释古”为清华学派治学的特色和传统。这些认识表面上看似乎不无道理,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胡适作为近代疑古学派的导师,1920、1921年时就将疑古精神概括为:“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31],“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32],“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33]。对于这种唯疑古是从的学风,王国维并不苟同。1923年7月1日,王国维为商承祚撰《殷虚文字类编序》说:



    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34]。



    “屈旧以就新”当指“疑古”说,“绌新以从旧”当指“信古”说。王国维认为这两者都不“能得古人之真”,“其言”都不“可信于后世”。1926年8、9月间复容庚书更明确指出:



    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35]。



    认为“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是同样的荒谬,可视为对胡适“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说的直接驳斥。

    1925年9月王国维开始给清华研究院学生讲《古史新证》,其第一章《总论》更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古史观: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牒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6]。
    "
    10-03-03 文学 匿名
    1回答
  • 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述评 

    0
    0
    "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述评 ""本文主要考察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在其代表作《过程与实在》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或机体哲学的基本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所具有的深刻启示。过程哲学是超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实在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的新尝试,从而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之一。
    【关键词】有机体/过程/生成/过程哲学/怀特海


    【正文】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英国著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Whitehead,1861~1947)可谓是个兴趣广泛、思想独特,且在多种学科中颇有建树的大师级人物。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数学家的严密与哲学家的智慧天才地融为一体,同时又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方面造诣颇深,有资格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出评论,甚至提出不同的见解,从而把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半个科学家、科学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集于一身,这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中是极为少见的。因此,日本怀特海研究专家田中裕称之为“七张面孔的思想家”——数理逻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柏拉图主义者、形而上学家、过程神学的创始人、深邃的生态学家和持教育家立场的文明批评家。(注:[日]田中裕,2001年,第3页。)
    用今天的眼光看,怀特海一生尽管写了许多著作,然而毫不夸张地说,《过程与实在》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精华之集大成,是其名符其实的代表作。用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过程研究中心教授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的话说,这本著作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是历来最为复杂并最富创见的哲学论著之一”。(注: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1999年,《过程神学》,曲跃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77页。)
    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史,《过程与实在》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哲学著述之一,而且就整个西方哲学著述而言,该书绝对可以入围最佳哲学著作之列。尽管由于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和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公开宣扬“拒斥形而上学”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由于怀特海本人在这部论著中使用了大量晦涩难懂的新概念和新范畴来表述其新思想,从而使这部高扬形而上学的著作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百花园里似乎有点受人冷落,不少人对这部著作敬而远之,认为其中提出的思想似乎与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有些格格不入,然而“是金子迟早要发光的”。随着分析哲学的式微及其与人本主义哲学相融合的趋势,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或机体哲学思想,已经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方有识之士的青睐。该书自问世以来,围绕其所探讨的诸多问题,已经(借用过程哲学的术语来说)“生成”许多二手的研究性和阐释性著作,并在美国逐渐“生成”一个过程哲学学派或有机哲学学派,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过程研究中心”(设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该书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思想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特别是随着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宗教哲学研究在当代西方世界逐渐兴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有机体思想更加被人们所重视,从而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热门话题之一。
        一、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
    从基本内容和特征来看,《过程与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张扬形而上学思辨理性的哲学杰作,是一部独辟蹊径、磨砺辩证发展过程思想的别开洞天的哲学著述,也可以说是怀特海集数十年(这本书是他在66岁以后开始撰写的)数学、逻辑、历史、科学和哲学的潜心思考,为我们精心熬制的一道高蛋白、高浓度的哲学靓汤。
    《过程与实在》全书共分5编。第一编阐述了过程哲学的所谓方法问题,并且概要地阐述了过程哲学的基本范畴,以及过程哲学的宇宙论据以构成的观念图式。第二编则试图运用这些观念图式来揭示构成文明思想之复杂结构的诸观念和问题,如“事实与形式”、“自然秩序”、“机体与环境”、“主体性原则”、“符号参照系”、“命题”和“过程”等。为了获得与哲学问题有关的人类经验的合理说明,他还考察了一组属于17、18世纪的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儿、牛顿、洛克、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观点。他认为,这些哲学家中的任何人在阐述经验的基础时都是片面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所给出的一般陈述则支配着后继哲学的发展。第三和第四编则根据以上方法和观念构造出一种机体哲学或过程哲学的宇宙学图式,从而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空间、因果性和认识论诸问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用怀特海的话说,建构过程哲学的宇宙论图式的宗旨,是阐述一种严密的宇宙论观念,通过直面各种有关的经验话题发展这些宇宙论观念的意义,并且最后详细阐述所有具体话题都可据之而发现它们的相互联系的某种恰当的宇宙论。第五编则涉及到如何看待宇宙学难题的终极方法的最终解释问题,并试图回答“万物最终归结于什么?”这一问题。怀特海明确指出,这里的观点接近于布拉德雷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
    在学术界看来,虽然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总是以“机体哲学”来指称自己阐述的新哲学,并明确地指出该书致力于阐述的哲学理论叫做机体哲学,(注:参见怀特海,2003年,《过程与实在》,中文版,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作者前言”。)然而,用“过程哲学”来概括怀特海在该书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似乎更为确切。
    根据笔者的理解,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过程哲学明确地把自身设定为某种抽象的和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并认为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的经验和认识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使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明确地“拒斥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怀特海看来,“哲学是对抽象的说明,不是对具体的说明”。(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中译本,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3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形而上学范畴不是对显而易见的东西所作的独断性陈述,而是对各种终极性的普遍原理所作的试探性的系统陈述。”(第13页)对具体的经验现象的说明,是实证科学的任务,而对抽象和普遍的说明,才是形而上学的任务,因此,形而上学必然要创立一系列一般概念。形而上学创立一般概念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抽象的理性王国,而是要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和宇宙。用怀特海的话说,“通过提供一般概念,哲学应当使人们对潜藏在自然母腹中的那些尚未变为现实的无数具体实例的认知变得更容易。”(第29页)除此之外,形而上学所具有的现实目标之一,是精确地分析各种命题。不仅要分析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还要分析诸如“今天吃饭有牛排”和“苏格拉底是不朽的”这类极为普通的命题。尽管每一种哲学都会依次遭受被其他哲学所取代的命运,但是,由各种哲学体系所组成的总体,则表达了关于宇宙的各种各样的普遍真理,并期待着对各种有效性领域进行协调和分工。(参见第12、19页)
    怀特海还具体分析了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所要坚持的原则和手段。他说:“在恰当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当我们还没有精确地定义关于各种存在物的范畴图式时,哲学争论的每一个前提都是可以存疑的。”(第13页)因此,他特别推崇笛卡儿的怀疑方法,并以此为前提,首先精确地定义了其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图式(共27种范畴),以此为基础批判性地考察和分析了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各主要派别的基本思想。他还明确地指出,每一门科学都必定会设计自己的工具,而哲学所需要的工具是语言。(参见第18页)然而,哲学又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日常语言的原有用法,而是要赋予其特殊的涵义,使其成为哲学特有的专业语言。“哲学之所以使用自己的专业语言,表达了各种思想流派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意图,即它们都试图清晰地表达经验事实所预设的那些普遍观念。由此可以推知,形而上学学说的任何创新,都展示着与流行的哲学文献中所存在的那些事实陈述具有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标志着形而上学方面的分歧程度。”(第21页)
    通常认为,形而上学理论作为哲学中最抽象的基本理论,是远离人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然而怀特海则认为,形而上学与实践具有密切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在 ‘实践’中所发现的任何东西,必定都存在于形而上学的描述范围之内。当这种描述不能包含这种‘实践’时,这种形而上学就是不恰当的,需要进行修正……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对适合于全部实践细节的那些普遍性所作的描述而已。”(第21页)并且强调检验形而上学理论之真伪的标准是实践及其效用,当然,用他的话说, “任何形而上学体系都不能完全地期望满足这些诉诸实践的检验。这种体系充其量只是对所寻求的那些普遍真理的逼近。”(第22页)
    怀特海还明确地讲道,每一种哲学理论中都有一种基本原则。在过程哲学中,“这种基本原则叫做‘创造性’。”过程哲学“抛弃了思想的主词—谓词形式,迄今为止就其前提而言,这种形式是对事实的终极特征的直接体现。结果,那种‘实体—性质’概念被排除,并且以动力学过程描述代替了那种形态学描述”。(第11页)在这里,怀特海一方面坚持用创造性原则来说明宇宙及其过程,另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形而上学原理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流变和生成为基本特征的动力学方法,而不是静态的形态学描述方法。
    那么,如何论证形而上学理论的正确性呢?对此,怀特海清醒地认识到:“哲学的主要危险在于证据选择的狭隘性。”(第611 页)所以,怀特海尽力从各门自然科学(主要是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数学、逻辑、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学科中广泛地选择证据,尤其是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代表作就是其《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来说明和阐述其过程思想和机体哲学。
    在谈论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功能时,怀特海还涉及到西方哲学的一般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欧洲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学发展为一门抽象的普遍性科学所造成的。但是,在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哲学方法一直深受这种数学样板之害。数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哲学的主要方法是描述性的概括法。在数学的影响下,演绎法被强加给哲学,作为其标准方法……对哲学方法的这种误解,掩盖了哲学在提供一般观念方面的巨大功绩,而这种一般观念增加了我们对经验事实理解的清晰性。”(第17页)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深刻理解西方哲学方法论具有启发意义,其内在意蕴尚需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在本体论上,过程哲学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整个宇宙是由各种事件、各种实际存在物相互连接、相互包涵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自然、社会和思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不是所谓原初的物质或物质实体,而是由性质和关系所构成的“有机体”。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它表明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机体,因而整个宇宙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因此,怀特海有时也把自己的这种实在论叫做“有机实在论”,认为“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从唯物论向‘有机实在论’的这种转化——正如这种新的观点可以被称呼的那样——是用流动的能量概念取代静止的质料概念”。(第564页)
    怀特海明确地反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实体实在论观点,认为构成世界的最终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意义上的“第一实体”,也不是笛卡儿哲学意义上的“实体”,更不是什么绝对的“精神实体”。
    那么,什么是实际存在物呢?怀特海明确回答说:“实际存在物的本性惟一地在于,它是某种正在被摄入的事物。”(第73页)何谓摄入?他说,实际存在物与宇宙中的每一项都有某种完全而确定的联系。这种确定的联系,就是它对那一项的摄入。所谓摄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摄入,一种是消极的摄入。消极的摄入是把宇宙中的某一项从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确定地排除,而积极的摄入则是对进入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的那一项的确定的包含。这种积极的进入叫做对那一项的“感受”,其他存在物则被要求来表现任何一项是如何被感受到的。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实际存在物,相对于某种作为“主体”的既定实际存在物而言,必然要被那个主体“感受到 ”,尽管一般来说这种感受是模糊不清的。(参见第73页)
    有时,怀特海也从实际存在物与主体的关系角度来界定实际存在物。在《过程与实在》中他曾明确地讲道:“实际存在物既是从事经验活动的主体,又是其经验的超体。这就是主体—超体,而且这种描述中的任何一半都须臾不能离开我们的视野。当考察实际存在物自身的实在的内在构造时,在多数情况下将会使用‘主体’一词。但是‘主体’永远应当被理解为‘主体—超体’的缩写形式。”(第50页)有时,他又从实际存在物与事实的关系角度谈到,“终极事实就是实际存在物,一切概莫能外;并且这些实际存在物就是经验的沉淀物,既错综复杂又相互独立。”(第31页)
    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可以用无数方法来分析。把实际存在物分析为各种“摄入”,是一种展示实际存在物的本性中最具体的成分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可叫做“区分”。每一种摄入都能在其自身中再现实际存在物的各种普遍特征:它与外部世界是有关联的,因而它具有某种“矢量特征”,它涉及到情感、意图、评价和因果性。(第32页)
    与笛卡儿的二元论不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试图以某种单一类型的实际存在物为图式,对宇宙进行富有洞察力的哲学描述。(第33页)怀特海认为,实际存在物由于彼此摄入而相互关涉。实际存在物的这种共在事实叫做“联结”。“那些直接的现实经验的终极事实就是这些实际存在物、摄入和联结。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所有其他一切都是派生的抽象物。”(第33页)
    对于实际存在物,不仅可以作形态学的分析,还可以进行发生学的分析。正是在发生学意义上,怀特海明确地把实际存在物看作一个过程。在他看来,实际存在物是变动不居的,它处于不断流变的世界之中。根据过程哲学的观点,“实际存在物完成之日,就是它毁灭之时。”(第150页)这种创造物在不断地毁灭,因而成为不朽的。“这个过程从发生学上说可以被分析为一系列预设了它们的先行者的那些次状态。”(第281页)因此,实际存在物是一个过程,这里存在着从状态到状态的生长;存在着整合与再整合的过程。(第517页)这样一来,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由各种实际存在物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一条历史轨迹,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前后相承的。
    总之,从本体论角度看,过程哲学“试图把世界描述为那些个体的实际存在物的产生过程,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绝对的自我造就能力”。(第109页)整个宇宙就“是一种面向新颖性的创造性进展”,而不是一种稳定的形态学意义上的宇宙。(第407页)
    当然,关于实际存在物一直处于流动世界之中的观念,并不完全是他的首创。怀特海指出,早在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就有关于事物永远处于生成和消灭过程之中的思想,因而其提出的过程观念只不过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扩展而已。然而,他也批评道:“整个近代思想都在暗中预设了非进化的物质观。直到最近几年,惟一的选择还是:要么物质性的宇宙是永恒的,它一直保持现在这种类型的秩序;要么它根据耶和华的命令而诞生和走向灭亡。”(第174页)因此,他致力于根据近代科学成果来系统地和明确地阐述早在《蒂迈欧篇》中就已经包含的过程思想。需要强调的是,怀特海从本体论上把“过程”看做是实在,把实在看做是过程,这与传统的过程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怀特海还详细地考察和论证了宇宙的过程性,并把这种过程明确区分为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分别对其作了详细说明,这也是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怀特海明确指出:“过程有两种类型: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宏观过程是从已获得的现实性向获得之中的现实性的转化;而微观过程是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条件纯粹是实在的,已进入确定的现实性之中。前一过程造成了从‘现实的’向‘纯粹实在的’转化;后一过程造成了从实在的向现实的增长。前一过程是直接生效的,后一过程是目的论的。未来是纯粹实在的,没有成为现实;而过去是由诸现实性所组成的一个联结。诸现实性是由它们的实在的发生状态所构成的。现实是目的论的过程的直接性,实在是通过这种直接性而成为现实的。前一过程提供了那些实际上支配着获得的条件,而后一过程提供了现实地所获得的种种目的。‘ 有机体’概念以双重方式同‘过程’概念相结合。由种种现实事物构成的共同体是某种有机体。但是,它不是一种稳定的有机体。它是某种处于产生过程之中的未完成物。因此,就种种现实事物而言,宇宙的扩展是‘过程’的首要意义;而宇宙在其扩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是‘有机体’的首要意义。”(方哲学认为,在实际进行认识和取得知识之前,必须先有认识者。而怀特海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执行摄入功能者即主体是摄入活动的产物。用怀特海的话说,感受者 (feeler)是从自己的感觉活动中出现的统一体。同时,根据过程哲学的基本观点,怀特海指出,传统哲学中的“主体”一词容易引起误解,认为最好使用“ 超体”一词来表达有关的思想。因为“这种作为主体的超体正是产生那些感受的过程的目的。各种感受不能与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割裂;这种目的就是感受者。各种感受以感受者为目标,作为它们的目的因。各种感受就是其所是,以便使它们的主体可能是其所是”。(第406页)
    关于认识的客体,怀特海也不同意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即把认识客体当作外在于认识活动和认识者的自在对象。相反,怀特海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在主体身上能够唤起某种特定的活动,它就构成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说,客体也是在认识的过程中生成的,是与主体现实地发生关系的客观对象,或者说是主体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就主客体的关系来说,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在的经验场合都是一个主体,场合的主体性随场合的存在而存在。实际存在物从主观性上永远消失,在客观性上却是不朽的。消失中的现实性得到了客观性,同时却失去了其主观的直接性。打个比方说,我们那些死去的祖先,作为直接的主体他们无疑已经死去了,然而作为客体却始终存在,永垂不朽仍受到我们的理解,并对我们产生着现实的影响。因而怀特海写道,客体是自然中永远不会消逝的元素。
    如此看来,在认识过程现实地发生之前,根本无所谓主体和客体之分。主体和客体是在实际存在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明确地批评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出:“全部近代哲学都是围绕着如何根据主词和谓词、实体和性质、殊相和共相而描述世界的困难为转移的。其结果永远与我们的直接经验相抵触”。(第89页)他认为,这种传统哲学只能把我们引到某种孤立的实体之中,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而实际上,一种实际存在物被另一种实际存在物“摄入”或“感受到”,是一种完全的相互作用。而且主体的“意识是以经验为先决条件的,而不是经验以意识为先决条件”。(第95页)这同近代哲学所强调的认识主体必须具有自我意识为前提才能进行认识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他还强调,某物要成为现实的认识对象,就必定意味着所有现实事物都同样要成为客体,同时还意味着,全部现实物都要成为主体,每一个主体都要摄入它由此产生的宇宙。
    就身心关系而论,在怀特海看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难解难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同笛卡儿明确坚持的身心二元论及洛克的有关论点也大相径庭,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具有难以说清的偶然联系。(参见第594页)过程哲学则把物质和精神、身体和心灵看做是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要素,认为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深刻理解身心关系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在过程哲学中,知识被当做过程之中的中介状态,认识属于一种主观的形式,这种主观形式或者被客观内容吸收到满足的主体性之中的那种功能所承认,或者不被其承认。(参见第293页)对于 “感受”,过程哲学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它把“感受”归之于整个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主体的感受。怀特海指出,“感受”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1)所感受到的实际场合;(2)所感受到的永恒客体;(3)所感受到的各种感受;(4)它自身的主观的强度形式。在这种合生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感受会继续达到更宽广的整体感受的普遍性。(第386页)“从所有方面看,感受都是确定的,具有确定的主体、确定的原初材料、确定的否定性摄入、确定的客观材料和确定的主观形式。”(第405页)感受是主体内在地包含的一个方面,因此,“ 感受不能从包含着它的实际存在物中抽象出来。这种实际存在物叫做感受的‘主体’。正是借助于其主体,感受才成为一种事物。”(第406页)这方面的深刻蕴意,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怀特海还考察了语言、命题的本质及其作用。他说,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是一种经验博动,包含着经验范围内的现实世界。他认为,过程哲学中的判断理论既可以被很好地描述为一种符合论,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融贯论。而实际上它是一种符合论,因为它把判断描述为关于某种命题与客观化的联结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综合摄入的主观形式。(第347页)在怀特海看来,判断是主体在过程之中的某种感受。就这种主体而言,它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而命题则是对判断的分析。判断是一种综合感受,是感受的某种决定,而命题则是所感受的内容,而且只是被感受到的材料的一部分。(第351页)怀特海对判断和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和界定,也值得我们从认识论上进一步研究。
    怀特海还把过程哲学与康德的先验哲学作了对比。他认为,过程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颠倒。他说,《纯粹理性批判》描述了主观材料进入客观世界的现象之中的过程,而过程哲学则试图描述客观材料如何进入主观的满足之中,以及客观材料中的秩序如何提供主观满足之中的强度。在康德看来,世界是从主体中显现出来的;而在过程哲学看来,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是“超体”而不是“主体”。(第162页)对于“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这一观点,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分析。
    对于认识结果的检验问题,怀特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恰当的检验不是最终的检验,而是过程的检验。”(第24页)这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谓独树一帜。众所周知,科学理论的检验问题是现代西
    我们知道,人类思想中最宝贵、最重要、最有用的属性之一,是它有能力一般性地揭示并解释现实世界的构造。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是否完全同意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和承认,过程哲学是怀特海对现实世界的构造所提出的一种解释方式、一种概念图式、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尽管这种解释方式和概念图式不是最终的和绝对的,怀特海就明确反对把任何解释图式和方式看做是最终的和绝对的,并称之为独断式的教条,但必须承认,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和图式。这种解释方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解释方式。总体上说,以往的西方哲学家都是以某种实体为出发点去考察世界,因而要么把这种实体归结于某种物质实体,要么归结于某种精神实体。近些年来,又有人以“场”和“系统”等为视角来解释世界。其实,这些解释方式都是以实体思维方式为出发点的,因而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形式的静态的形态学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去看待世界。而过程哲学则完全是一种新视角和新范式,它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由此看来,不论是从物质实体、精神实体,还是从场和系统出发去解释世界,本质上都是一种静态的形态学分析,这种分析的结果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相反,若从过程角度来看,一切存在物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息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个体存在物还有一个衰退过程),这种过程性就是它们的本真状态。显然,这种过程实在论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具有明显的和本质的区别,它所蕴含的生成和发展理念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所蕴含的静止不变的理念是针锋"" "
    10-02-26 哲学 匿名
    2回答
  • 评关于科学进步的三种主要观点 

    0
    0
    评关于科学进步的三种主要观点 "当代科学哲学家在科学进步问题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模式,稍微细一些可分为逻辑经验主义的积累发展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试错法式的进步图式、库恩纯历史的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科学革命观、劳丹解决问题的历史标准、普特南等科学实在论者将客观真理与人的历史活动相结合的积累发展观,以及夏皮尔介于历史主义和实在论之间的科学进步模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关于科学进步的观点。总起来看,最有代表性的主要科学进步观有三个:一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的进步观点,二是历史主义的观点,三是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发展模式。本文试图分析、比较和评论这三种模式,并简略地讨论科学发展模式多元并存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进步观
    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是建立在证实主义基础上的积累发展观,在数十年内这种思想占了主导地位。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事实与解释之间的区别,把科学发展看作是在知识大厦中不断添加不依赖于理论而存在的新事实,旧理论不断地被更普遍、更广包的新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进步观描述的图景正是新的科学理论和思想不断地发展、修改、扩展、纠正和重新解释旧理论的持续过程。因此,这是一种渐进的、非革命的、改良的积累发展观。
    这种积累发展观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两种倾向。归纳主义者相信科学经过经验归纳从经验命题或原子命题而得出带普遍性的科学命题。而演绎主义者则认为科学是从普遍命题和事实命题或初始条件相结合而对科学理论提供的因果说明。与逻辑实证主义关系复杂的波普尔在1959年发表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提出过一种简单的演绎说明模型:“对一个事件作出因果说明意味着运用作为演绎前提的一个或多个普遍定律,并与某些单称陈述即初始条件相结合,演绎出一个描述该事件的命题。 ”([1],p.59)    
    这就是说,演绎主义者认为,一个经验命题可以从多个普遍定律和关于特定系统的事实而演绎出一个理论,以此对经验定律提供说明。运用于科学理论的进步,后起的科学理论与以前的理论相比,所描述和预测的事实、所提供的说明更为精确,所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因此先前的理论被包含在后起理论之中。此类科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牛顿力学与开普勒和伽利略定律的关系。牛顿在其力学著作中从自己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了开普勒和伽利略定律,并指出,用他的理论可使开普勒定律适用于简化的太阳系模型。但牛顿的理论表明,当采取非简化方式考虑行星间的引力时,开普勒定律就仅仅是一种近似。
    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物理学的这一典型例子证明了科学积累发展观的正确性,现代科学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至少表明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并不是科学发展的唯一模式。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只要加上某些限制条件,可以将一切科学进步均以统一的积累主义的方式加以分析。这是库恩提出科学革命模式后经验主义者所作出的一种回答。
    波普尔在后来提出自己的证伪主义科学观时,改变了上述早期演绎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此时他所提出的是以否定的方式出现的演绎主义。在他看来,科学发展遵循的不是归纳法,而是否定后件从而否定前件的特定的演绎法,即从一个普遍陈述(理论)推导出可观察的单称陈述,然后以经验证伪这个单称陈述,从而否定作为前提的普遍陈述。因此,科学发展是以试错法不断地提出问题、尝试性解决、消除错误、最后证伪理论的过程。波普尔承认科学必定发展和进步,连续性增长是科学知识的理性特征和经验特征的表现,但这种连续性并不是指观察的积累,而是指不断地推翻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或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即证伪理论。([2],pp.308-309)可见此时的波普尔放弃了前期演绎主义的观点。在讨论开普勒定律与牛顿理论的关系时,他不再以传统的演绎主义方式作出说明,而是认为牛顿理论可以解释开普勒定律,但却不能从开普勒定律演绎出来。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波普尔也改变了自己关于一般通过经验证伪既成理论而得出新理论的看法。因为开普勒定律并没有被经验证伪;牛顿是在试图解释天体和地面力学定律时得出自己的科学理论的。只是在提出了新的理论后,有关的观察检验才着手进行。([3],pp.191-205)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进步问题上,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都没有放弃实在论的前提。虽然逻辑经验主义者倾向于现象主义,对实在论等传统哲学立场未给予更多的注意,但在其科学积累发展观的背后仍隐涵着实在论的观点,特别是在谈到新理论比旧理论更为精确、更为近似时,这里仍然包含着理论与实在符合的实在论前提。当代逻辑经验主义者内格尔在1961年还讨论了理论将以前分散的现象统一起来考虑的问题([4],第11章)。他讨论了科学通过持续的逼近事实而取得进步的问题,讨论了如何将成功的诸理论统一起来,以消除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这对科学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他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也显示出了实在论的立场。当代另一位著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亨普尔也持有类似的实在论观点。他指出,对一个科学理论的规范阐述将使阐述者决定该理论的观察结果,如果持有这种关于理论结构的观点,那就难以说明科学家为何要引入理论术语。从前述有关开普勒定律与牛顿理论的关系的例子可得出简单的答案。首先,科学说明看起来不光是演绎。因为仅仅从开普勒定律与其他定律的关系来推导出开普勒定律,还不能构成对这些定律的真正说明。([5],p.273)况且,在接受了牛顿理论之后,人们看到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定律不够精确,而且运动学的定律也都不正确。亨普尔从这个例子看到了它与实在论的关系:“……在观察层次上形成的理论一般来说只是近似的并限于有限的范围;而从理论上诉诸人所熟知的表层之下的实体和事件,就可得到一个广包和精确得多的说明。”([6],p.77)这就是说,科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简单地解释可观察的自然规律,而且要得出对实体和事件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概括。而这正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实在论依据。
    波普尔则用逼真性概念来阐述理论进步的实在论前提。他多次强调科学的任务是探求真理,科学的进步即在于更符合事实,更接近真理。但按照可证伪性标准,科学进步总是意味着向更有趣、更不平凡、因而更不概然的理论的进步。波普尔似乎又回到了古希腊的色诺芬尼,试图把逼真性与概然性严格区分开来,强调逻辑概率体现了通过减少信息内容而逐步趋于逻辑确定性或重言式真理的观点,而逼真性则体现了趋于全面真理的观点。因此,逼真性把真理与内容结合起来,而逻辑概率则把真理与内容的匮乏结合起来。波普尔还对知识增长提出了三点要求:1.简单性,一个新理论应当从某种简单的、新的、强有力的统一观念出发,这种观念在迄今尚无联系的东西或事实中建立了某种联系。2.可独立地受到检验,即新理论必须具有可加以检验的新结论,必须引出一种对迄今还不曾观察到的现象的预测。3.要求理论应通过某种新的严峻的检验。([2],pp.344-346)在这些标准中,前两个基本上是先验的标准,第三个才是经验检验的标准。
    虽然波普尔不属于狭义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但我们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仍然可以看出波普尔与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也是我们把二者归入同一节加以论述的一个主要理由)。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都十分重视对理论结构的逻辑分析,坚持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的立场,以明确的逻辑推演关系来分析科学理论之间的异同和演变及其与经验事实的联系,因此这些都属于形式规范阐述的科学进步观。他们都默认了科学进步的实在论前提(特别是波普尔的逼真性概念更为突出),即认为科学理论与实在的近似性是不断提高的,同时又相信后继理论要比以前的理论更为精确,带有更多的经验内容,统一了更多的经验现象,可经受更严格的检验。此外,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早期波普尔都持有关于因果说明的演绎主义观点,波普尔只是到了后期才突出了试错法的证伪主义的跳跃式发展观,即通过经验证伪理论而放弃旧理论,提出新理论。因此波普尔最终要求理论不要太快地被驳倒。([2],P.353)即便如此,波普尔在某些场合仍然相信类似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进步观,相信科学持续积累发展的总体图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进步观的典型例子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与力学的关系,但在其他大量理论进步的例子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而更多地仍然属于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概括的那种积累进步观。这也是今天科学哲学家中逻辑经验主义观点仍然活跃的一个原因。
      库恩的科学革命观
    当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范式理论时,他实际上把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的理论逼真性的实在论问题搁置一边,不予考虑。科学发展在库恩那里是信奉、持有或主张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抛弃旧的常规科学、拥立新的科学理论的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是非积累性的发展,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被不相容的新范式所代替。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初版中,库恩看起来否定了进行合理判断的可能性,他认为,在理解科学发展时,传统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无用的、行不通的。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前后的理论及其范式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人们接受一个新范式,也没有多少理由可说。因为“范式之间的竞争不是一种可通过证明而解决的那种争论”([7],1962年初版,P.147),而更象是改变信仰,所发生的既不是标准的降低,也不是标准的提高,而是采取新范式时所要求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这就抛弃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积累发展观,连同强大的分析哲学传统。库恩开始时曾经认为自己的科学发展观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相类似(见[7],1970年版,P.146),但在后来,他又指出自己科学革命观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的重要区别。在谈到科学反常与证伪性实验结果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要么是没有一个科学理论遇到过反例,要么是所有这样的理论在所有时候都面对着反例。”([7],1970年版,P.80)库恩已经看到,一个理论与其预言或说明的经验概括之间的关系,要比一个经验概括与其事例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因此,他开始抛弃波普尔的一次性经验证伪的模式,采取了关于科学家行为的历史的和心理学的理论模式。然而,库恩在这样考察科学研究的环境时,仍然带有某些类似于波普尔的简单化倾向。他把常规科学看作是一个科学理论应用于自然的过程,并且认为科学家只有在常规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明显的失败之后才会面对发展新理论的难题,这时科学家才采用新的理论以解决一个现存科学理论与自然之间的反常。因此,库恩所考虑的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仅有一个科学理论应用于一组自然现象的模式。
    库恩的这种革命模式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其普适性问题。库恩本人总是试图把这个模式尽量推广,认为所有的科学革命都具有类似的结构,而且科学(至少是成熟科学)的进步基本上都遵循这种范式转换的革命模式。但问题正在于,是否一切重要的(在此且不论改进理论细节的一般进步)科学进步都具有库恩所总结的这种结构或遵循此革命模式?我们从前述波普尔和内格尔的观点中已经可以看出,有的理论进步并不是遵循革命模式的。比如,新的理论可以通过综合或统一现存的几种理论而产生,而不是完全抛弃一个旧理论,或是由于这个旧理论与自然现象的矛盾而导致理论革命。由此来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到的那些科学革命的例子,如哥白尼宣称解决了关于公历年的时间问题,牛顿将天体力学和地上物体的力学统一起来的问题,拉瓦锡解决了气体的识别和重量关系的问题,爱因斯坦使电动力学与修正了的运动学相容的问题,等等。([7],1970年版,P.153)这些例子中的问题在库恩看来都是使旧理论导致危机的问题。然而,象牛顿把伽利略定律与开普勒定律统一起来的问题就不是仅仅属于理论危机的问题,也不是个实验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几个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逻辑分析和推演。库恩几乎忽略掉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理论进步,而这正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强调的积累进步方式之一种。
    库恩的科学革命观的普适性问题还出在他建立有关新理论产生的一种统一模式的尝试上。他几乎没有注意两种重要的科学革命方式之间的区别。一种革命是对既成信念的摧毁,如哥白尼革命、推翻燃素说、光的波动说代替粒子说,这种革命的新理论否定旧理论的程度十分强烈。而另一种革命的积累性成分则多得多,如牛顿对伽利略和开普勒定律的综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狄拉克量子理论。库恩所论证的科学革命过多地集中于前一种,特别是哥白尼革命,即使是后来他对量子理论的讨论,也主要集中于量子理论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对经典物理学提出质疑的阶段,而不大重视其后的阶段,此时有关原子现象的新发现渐渐地溶进一个部分恢复到对自然现象统一描述的广包的理论框架之中。
    因此,库恩的科学革命观显得有点简单化,未能概括科学发展的全景。而且,他的范式不可通约理论把传统的科学客观性和进步概念都抛弃了,他否定了逻辑分析在评价科学进步时的意义,因而就自己放弃了用以比较前后相继理论的逻辑工具,也就忽视了新旧理论之间的诸多逻辑联系。正因如此,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被一些评论者指责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科学观,也使自己在科学哲学界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印象,库恩在70年代初对这些批评作答辩时称,他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进化的,可以设想科学专业发展的进化之树是由共同的根基(比如是从早期的自然哲学)往上生长的。另外,设想一条路线沿树上行,从树干基部到某条树枝的末稍而不再折回。发端于这条线路的任何两种理论彼此都是有亲缘关系的。库恩相信,只要设计一套标准(包括预言的最大精确度、专门化程度、解答具体问题的数目),就可以使观察者在不涉及两种理论中任何一种的情况下,知道哪一种理论是年长者,哪一种是后裔。因此,库恩认为,科学进化有如生物进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过程,这样就可以判别两种理论的好坏。库恩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科学进步观不是相对主义的。([8],PP.354-355)
    然而,库恩的这种以进化论作比喻的科学进步观并不很令人信服。因为这个科学进化论的基干并不很清楚和牢靠,无论是从早期自然哲学的根基,还是从理论出现的先后,都不能可靠地证明理论何以进步。这是由于在此缺乏一个可资比较的标准或基准。库恩只列举了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和发生的先后,但这只是时间的概念,而不是理论内涵进步的概念。而他所提出的预言的最大精确度等具体标准,都是对理论的先验检验和评估,与客观性、真理或经验无直接的联系。正是在真理问题上,库恩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仅仅强调真理的内在推理的用途方面,即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一致看法表现在一些共有理论的结论支持着对经验的检验,并因而就是真的。([8],PP.354-355)于是他把真理与共同体支持的经验检验紧密联系了起来,因而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每个理论在它那个时代都可以被认为是真的,尔后则被当作假的而抛弃掉。这就对科学真理采取了类似实用主义的主观立场,以共同体的主观信念和接受程度为唯一的标准。这也是库恩与波普尔的一个重要区别。库恩坚决反对把理论比作自然界的陈述,比作有关“什么是真实的”外在陈述的观点,这就使库恩的科学进步观带着纯粹的社会学、心理学的特征,而与客观真理无缘。
    比较库恩科学革命观与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的进步观,可以看出科学进步问题的复杂性,几乎不能以一个单一的简单化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单纯的科学进步观忽视了科学发展中的革命性变化等复杂问题,采用简单的逻辑模式来分析积累进步显然也会遇到困难。最明显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经典力学相比,的确不仅仅是综合或局部修改旧理论,而是在体系上具有新的结构,并因此而否定了旧的电磁学中的“以太”理论。积累发展观在此显得捉襟见肘。但库恩完全以革命观来对付科学进步,否定积累发展的可能性,并把科学看作不同共同体成员持有的信仰和主观信念,否定其客观内容,这又走向了另一个简单化的极端。看来多元进步观的并存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普特南科学实在论的进步观
    当代科学哲学在科学进步问题上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证伪主义、库恩革命观、劳丹解决问题的历史标准和夏皮尔介于历史主义与实在论中间的立场之后,又有一部分科学哲学家再度采取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其中最突出的是普特南。他对本世纪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的两大构想作出了颇为中肯的评论。这两种构想即前面总结的逻辑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普特南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构想认为“理性辩护”的方法是由某种排列表或标准型那样的东西给出的,希望“科学的逻辑学家们”有一天终会成功地写出这种排列表或标准型,它详尽地描述了科学的方法等等。在普特南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所允许的“证实”形式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习俗化了的形式。在实证主义者眼里,凡是能被“证实”的东西,就都能被证明为正确的,或证明为大致正确的,或成功率极高的科学。而公认的正确性、大致正确或“成功率极高的科学理论” 则确立、表明、赞美和巩固了以西方文化为依托的知识形象和合理规范。([9],PP.131-136)普特南对此评论道,假如真的有合理性这种东西,那么对于这种见解的论证便是一种自我否定:合理性与被文化习俗规范规定为合理性实例的东西是同一的,或本身包含在那种东西之中,因为仅仅按照这些规范,所有这样的论证都不可能保证是正确的或大致上是正确的。因此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没有哲学理性活动的余地。([9],PP.137-139)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观正是以这种形式化的合理性观念为依据的。在普特南看来,对科学发展合理性的论证不能仅仅用习俗约定的标准或证实概念,而其实质上是先验的论证。而且,合理性论证的实质是一种活动,“它预设了比证实概念更为宽泛的辩护概念,它也确实比习俗化的标准合理性更为宽泛。”([9],P.140)
    普特南所批评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另一个主要构想即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提出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普特南认为这个论题就象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意义和证实的论题一样,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论题,如果这种不可通约性命题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翻译另一种语言,甚至不可能翻译我们自己以前的语言了。按照此命题推论,属于其他文化的成员,包括17世纪的科学家们,就被我们理解为一些对刺激产生反应的动物了。“先告诉我们说伽利略具有‘不可通约的’概念,然后马上就详尽地描述这些概念,这种做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在特定的语境中某种译文没有“真正”抓住原文的意义,比如说名词A还可改译为“车轮” 更好,这实际上等于说,就这个译文可以信赖的程度而言,A指称车轮(这里指称的对象即是实在论者最重要的客观性基础)。而解释方案的可行性、解释的成功并不要求原文作者的信念最终与我们自己的信念相同。它只要求那些信念最终能为我们所理解。此乃一切解释上宽容性的准则的基础。“在这个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各自经历着快慢不一的变化着的历史的相互作用……我们能彼此解释各种信念、意愿及话语,使得人类经验总有某种意义。”([9],P.146)
    普特南还指出了这两种合理性构想的根源。其产生的原因一个是逻辑学的成功,导致逻辑实证主义产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归纳逻辑的革命。到1879年,弗莱格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则系统,即一种机械证明的方法,它包括今天的所谓标准“二阶逻辑”。这个方法对于演绎的初级逻辑是完备的。由此人们期望在所谓的“归纳逻辑”中也取得同样的成就,使科学方法也终将成为一个规则系统。于是演绎规则系统和即将诞生的归纳逻辑的规则系统,不仅有可能详尽无遗地或理性地重构科学的合理性,而且有可能这样来描述和重构一切名副其实的合理性。产生另一种合理性构想的来源是以相对主义掩饰的科学主义,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不会同意一切合理性的存在就是人们所处的本地文化所说的存在,但这个理论是此倾向的自然极限。此乃还原主义的理论。这样一来,由理想的计算机程序定义的合理性和由地域文化规范定义的合理性,一个是受到精确科学鼓舞的科学主义理论,一个是受到人类学鼓舞的科学主义理论。普特南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我们过多地拘泥于形式化,就会在这两种科学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摆脱这两种合理性构想的恰当方式是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富有人情味的关于理性活动范围的描述。([9],PP.155-158)普特南的合理性概念既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僵死原则,而是坚持合理性标准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也不同于反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是肯定合理性概念的合法地位。
    这种合理性概念与普特南对科学进步的论述直接有关。在具体阐述时,他再度强调了实在论说明的重要性,批评了库恩早期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倾向([10],讲演2)。普特南指出,如果电子也经历象燃素那样的境遇,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电子并不存在。假如继续将这些推广到其他一切,那我们就该得出科学理论所使用的术语都无所指称的结论。但这在普特南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成熟科学的理论典型地包含了它们所取代的那些旧理论。这些旧理论是近似的理论。这一事实可用来批评经验主义中的反实在论那一派的观点。按照典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家所期望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只是推导出该理论所预言的观察结果,尽管实证主义者经常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但普特南认为这并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观点。实证主义者强调的是观察作为建构和检验科学理论的基础,这意味着一个理论要显示自身的可接受性,就要与已知的事实相一致,这有可能通过相当不同的定律来解释这些事实,并涉及很不相同的机制。
    为了说明自己不同于实证主义者的实在论立场,普特南借用了波义德的一些重要的观点:“波义德试图以两个原则表明实在论是一种过度扭曲的经验假设:(1)成熟科学中的术语都典型地有所指称。(2)成熟科学的一个理论的诸定律是典型地近似真的。他在自己的论文中试图表明,科学家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相信(1)和(2),而他们的做法之所以奏效,则是因为(1)和(2)是真的。”([10],PP.20-21)普特南所引用的波义德的这段论述是在谈到科学方法论的广泛特征时说的,而普特南则是在论及科学的积累发展特征时引用的这段话,他还进一步论述道:
    “假设T1是物理学的某个核心分支中公认的理论,我是试图找到理论T2以代替T1的科学家。……如果我相信原则(1)和(2),那么我便知道T1的定律(或许)是近似真的。因此T2必须具有某种特征--当我们从T2的立场作判断时,这个特征即是指T1的定律是‘近似真的’--否则T2(也许)将没有成为确真的机会。由于我将只考虑具有这一特征的理论作为T2的候选者--这是些将T1的定律当作极限情况包含在其中的理论。”([10],P.21)
    普特南以此来说明理论进步的实在论意义,为此他用了“有一个成为确真的机会”这种表述。他引用波义德的两个原则是要说明真理和指称的概念在认识论上具有因果说明的作用,这两个原则是“解释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成功的前提”。([10],P.21)比较而言,实在论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主张科学的积累发展,强调这种发展的继承性,但普特南试图表明,实证主义者不能象实在论者那样对这种继承性提供恰当的说明。如前所述,一些实证主义者隐涵地承认实在论前提,当然也有一些实证主义者持有反实在论的倾向,而普特南则明确地以实在论的两个原则作为科学理论发展和成功的因果说明。
    普特南在科学进步问题上的确与实证主义者有所不同。虽然二者都承认科学发展的继承性,但实证主"
    10-02-26 论文 匿名
    2回答
  • 科学合理性的两种重要格局  

    0
    0
    科学合理性的两种重要格局 "科学合理性的两种重要格局 ""在当代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把最先由逻辑经验主义所确立的科学合理性理论认作一种标准的科学合理性理论。该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历史学派及社会结构论者的挑战,本文将他们的富有挑战性的科学合理性理论统称为超越标准的科学合理性。若以这种“二元对峙”为参照系,那么后来其他许多科学合理性观念都可归入由“后标准派”与“后无政府主义”所构成的多种对应体(前者由标准科学合理性派生而来,而后者是“超越标准的”科学合理性的后继观念),下面仅简要介绍这些对应体中的二种重要情形。
        1 批判的合理性与对话的合理性
    “批判”与“对话”分别成为波普与罗蒂对科学合理性理解的核心,他们分别成为后标准派与后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按波普,通过批判自己的信念及其他人的信念,可展示我们的合理性;相反,罗蒂认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全身心致力于对话就等于对理性的信奉。
    从根本上说要对合理性的态度给出一种合理的辩护是不可能的,合理性主义必然远离综合的或自我包含的合理性。“合乎理性就是倾听批判。”⑴波普的“批判”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对传统知识理论的批判和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波普认为,以前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合理性构想是证明的合理性,以理性的证明来达到绝对的知识。达到绝对的知识而使科学趋于终结固然令人生畏,但缺乏想象力、缺少从错误中学习的方法、缺少对启发性问题的发现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危险。科学作为一个过程,其合理性“并不在于它诉诸经验证据以支持其教条的习惯(占星术也是这样干的),而仅仅在于批判态度。”⑵ 就在于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的不断进步,所以,波普是以批判取代证明,以猜测性知识的增长或逼真性追求来取代绝对知识的获得而来实现知识论的合理构想的根本性转变。
    我们的合理性与其说是一种先天能力,不如说是与其他人相互作用而后天获得的一种态度。这种合理性态度不仅对我们研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具有重要性,而且对我们参与政治与经济生活来说也同样重要。波普认为,就象绝对知识的理想是获得人类知识的障碍一样,我们关于完美社会的乌托邦或绝对和谐的想象力同样是人类境况改良的障碍,前者必然导致怀疑论,对真实地认识实在性产生绝望;后者则最终导致暴力,对合情合理地调和冲突而产生绝望。在人间企图产生天堂就必然产生地狱。因此,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与对开放社会的辩护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批评与猜想来摧垮绝对论。但波普在专注于合理性的批判功能时,把真性容纳在合理性之中,却可能使创造性经受批判而使创造性置于合理性的范围之外。这可谓是波普的合理性构想的最大缺陷。
    就象杜威和海德格尔试图战胜黑格尔、康德的哲学传统一样,罗蒂也试图解构上述整个科学认识论传统(包括波普在内)。当波普试图说明什么是合理性时,罗蒂正极力表明象标准的及后标准观点一样的观点所限定的合理性的努力根本上是误导的,并总是无效的。然而在他的解构性批评中罗蒂也提供了关于合理性的一种正面特性。这种正面特性是柏拉图主义的倾向,即,合理性是依据人类的交谈来对录求本质这一倾向进行的一种浪漫的反应。进一步说,这种特性并不打算成为合理性的另一种说明,而是想成为破除试图定义理性本质这层伪装的一种合理性描述。
    罗蒂提出两种相互对立的合理性构想:(A)认识论的合理性:要成为合理的,要成为完全的人,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需能发现与其他人类的一致性。建构一种认识论就是要寻求同其他人类共同的最大限度说明。(B)解释学的合理性:要抛弃认识论合理性所宣称的这种共同根基。按罗蒂,他所说的解释学不是作为认识论的一门“后继学科”,而是要把认识论表述为一人类文化中无用的而且不应存在的东西。⑶无疑罗蒂将自己标榜为对(B)的维护者,而把后标准派划入(A)的拥有者。
    解释学的合理性实际上衍涵了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特征:“乐于同别人交谈,乐于聆听别人,乐于估量我们对其他人的活动的结果。”⑷这种合理性将苏格拉底的这些优点看作完全的美德(道德上的优点)。因此,在解释学意义上的合理性是一种对苏格拉底式对话的信奉,这种对话根植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指向它自身的延续。这意味着该合理性在文化上是有证据的,并且从真正参与这种文化的人的观点看也是有内在价值的。这种对话并非基于任何深入的形而上学基础,而是基于我们共有的文化遗产的生活方式。
    与波普坚持我们要接受他的合理性方案一样,罗蒂也敦促我们采取他的特殊的合理性构想,其理由是处于道德的考虑:只有当我们把合理性解释为对话,我们才以确保对个人尊重的方式构想合理性。罗蒂欣然承认,他为依据对话定义合理性提供一种“证据”,或者他清除了正确评价这种依据对话来定义合理性的某些障碍。
        2 目的论的合理性与道义论的合理性
    作为后标准派的观点,目的论的合理性(有时被称为手段-目的的合理性)拥有许多支持者,他们认为,科学合理性就在于方法论规则对实现科学目的的适应性,科学目标成为科学合理性的轴心。正如亨普尔所说:“某种程序的方式或制约这种程序的规则既可能具有合理性,也可能不具有合理性,这完全取决于该程序要达到的目的。就算方法论的确能够制定出一些规则和标准,这些标准也必须视为工具的标准;标准是否适当,只能用标准所属的科学探索的目标进行评价。”⑺
    目的论合理性主义者大都是通过改变波普[1]的方法或目的来阐述自己的科学合理性理论的,由此引发出了两种改革思路:一是通过对波普的科学目的(逼真性)的修正以达到对科学合理性的正确理解,譬如,科恩的“近律性”、威特金斯的“科学的最佳目标(optimum aim forscience)”⑽、哈瑞的“似然性”(Plausibility)⒀、亨普尔的“解释性的和预见性的世界观”或“连续不断综合的和精确的经验知识体系”⑾⑺等。他们认为科学的目的不仅要告诉我们真假而且要告诉我们如何行动,不仅是真理而且是知识,所面对的不仅是现实世界而且是可能世界。与上述某种共相性目的追求方式不同,劳丹则将科学目的定位在具体的层次上,“科学唯一一个最一般的认识目的是解决问题”。⑻后来他在1984年又系统地提出了科学的四个目标:获得预测性控制、获得操作性控制、增加参量的准确性、结合与简化各种世界图景的成份。⑿劳丹的作法在吉尔那里引起了共鸣:“当在不太普遍的层次上谈及目的的问题时,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有趣了。”⑹另一思路是改进波普的方法论,如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2]在对待证实法的态度上,波普采取简单的完全否定,而劳丹则将证实法作为与追求与境、启发法相并列的方法来看待,这一点充分展示了科学合理性思想在标准派与后标准派之间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继承性与创见性的有机统一。牛顿-史密斯通过展示方法论在带来进步时是可操作的而来寻求对方法论的辩护,为此他提出了关于科学方法的八个择优理论的特征:观察的构建、繁殖力、思路记载、内理论支持、圆滑性、内在一致性、与根植于好的形而上学信念的相容性、简单性。⑼
    目的论合理性主义曾一度在科学合理性论坛上扮演主角,但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为捍卫标准的科学合理性,西格尔指出目的论的合理性的缺陷就在于目的论的合理性恰恰没有考虑到科学目的本身的合理性。
    弗雷德·达戈斯蒂诺(Fred D'Agostino)从另外一种角度对目的论合理性提出批评,他说:“这种空谈理论的目的论是我所要抛弃的。我相信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对科学合理性有关问题的充分回答——一种广义上的道义论回答”。⒃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科学的无目的合理性”,他对该理论的论证是出色的、独特的。
    (1)选择道义论的理由
    许多年来,人们已认识到在伦理学论证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区分的证明构架。在广义的目的论构架中,如果某一活动者在某情形中从事某项活动是正确的,那么这一活动者在该情形中的行为从其结果及道德活动者应该努力实现的某个目标来说要比在该情形中的任何其他活动更好。所以使一项行为正确的特征是该行为与实现道德行为相关的某种独立确定的目标的结果(如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从广义的道义论构架中,如果某一活动者在某情形中从事某项活动是正确的,那么该活动者的行为就其内在质而言较任何其他在此情形中的行为更好地表达了作为道德活动者个人的承诺。因此,行为的正确性在于该行为表达了行为者的承诺,而不存于该行为所产生的好的或坏的结果。设想一个人可能或不可能给另一个人一笔钱。从道义论上说,如果他已许诺要给那个人钱,那么他给那个人钱就比不给更好表达了该行为者的承诺。因此,该行为者给钱的作法是正确的,这不是因为相关于某一目标的可能结果,而是因为其内在质(即给与行为)与部分地限定行为者境况的承诺之间的一种表达关系。面对这种差异,达戈斯蒂诺最终选择了道义论作为合理性的解释途径,而非目的论。理由有二:①达戈斯蒂诺认为,道义论证明对科学事业要作出大量实质性假设,道义论的论点不可能脱离假设,但要摆脱性质上空洞的假设(如科学“目的”),而它所依靠的假设却是“目的论者”必须作出的假设。有人认为,一种道义论所基于的一组假设是一种目的论点所基于的假设集合的一个适当的子集,因此,一种道义论论点(其他情况相同)要比一种目的论论点更不易受到抨击。②似乎可能在一个证明科学合理性的目的论构架中,论证体系总存有某“松懈”之外。在证明“遵循特定的规则有助于目标实现”时,目的(或目标)的详述越合乎情理,这种证明就越难,就越缺少结论性;这种证明越有结论性,目的的详述就越不合理。譬如,就波普的科学目的“逼真性”而言,逼真性并非是理论的一个可观察特性,或者逼真性这一概念并未告诉科学家们去做他们可能知道如何去做的任何事情。这样,我们必须选用某些其他术语来构造对科学研究活动来说有效的规则。设想科学家应该选择那些具有最高确信度的理论,这一规则肯定是有效的,因为确认度(波普的另一概念)是理论的“可观察的”特性。但是,任何这样的证明(即遵循确认度的规则确实有助于逼真性目标的实现)显然将是无结论性的,并且这种证明有赖于或仅仅根植于一些没有结论的辅助性假设。而我们把选择比竞争对手更高度被确认的理论作为科学的目标,就很容易有结论性地确立:该目标对于那些更喜欢选择竞争理论中最高确认度的理论的人们而言是有保证的。虽然联结作为规则的确认和作为目的的确认与联结作为规则的确认和作为目的的逼真性相比容易得多,可靠得多,但前者(第一种联结)却留下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不存在于后者之中),即,为何我们应尤其关注被确定目标的实现?为何我们应确实关切遵循规则是否有助于目标实现?对于确认同时为手段与目标的情形,目标又有何意义?对上述局面达戈斯蒂诺概括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达戈斯蒂诺认为,科学目的是上述“松懈”的一端,这是有待消去的。
    (2)方法论境况及其案例分析
    达戈斯蒂诺认为,我们之所以需要方法仅仅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愚钝的不透明的世界中。[3]我们不但需要科学方法,而且应在科学方法的概念(Concept) 与构想(Conception)之间作一区分。科学方法的概念在相竞争的科学方法构想中是中立的,而任何科学方法的特殊构想在为这样一个贯穿性概念(科学方法的概念)所详述的限制中是一个更细致的阐述。譬如,对争论问题的任何真正的科学革命都诉诸于对理论选择的有说服性理由,人们在什么构成一种对理论选择的有说服性理由上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就是关于对科学方法的适当构想的不一致。元方法论者大多从事辩护或批判某种特殊方法构想,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事业。但达戈斯蒂诺声称这不是他要从事的事业。他并不想非目的论地依照某种特殊的科学方法构想来证明在特定与境中程序的合理性,而是力图“更温和地”依照科学方法概念的某种贯穿性和抽象性概念的规则从道义论上展现在特定与境中程序的合理性。
    在关于元方法论的研究中他要思考的是某些境况 (circumstances),在这些境况中需要某种方法论基础来解决争论的问题。发现自己处于这些境况中的个体(科学家)被某些非目的论(non- teleological reason)的理由或规则所指导,而这些规则(详见下述)与一种贯通性方法概念相关,因此就这些非目的的理由而言,这些个体所做的事是合乎理性的。达戈斯蒂诺把这些理性活动者所处的境况称为“方法境况”(circumstances of method)。很富有表现力的是,科学家之所以遵循这些规则不是因为参与的任何好处(尽管这些可能产生),或参与的目的,而是因为对遵循这些规则起决定作用的内在质(即他们的信仰或承诺)。
    对于那些信奉实在论、可错论、理性论的人们,当他们遇到不一致性或决定在肯定与否定中哪个更好时,他们便发现自己处于方法境况中: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设计出一种方法,以便决定两种不相容的态度(肯定与否定)中他们应适当地采取哪一种。科学合理性如何以非目的论的方式被证明?那些发现自己处于方法境况中的人应当怎样做?达戈斯蒂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暗含在构成这些境况的信奉(或承诺)之中。因此,就这些信奉(或承诺)而言,从表达上而非从工具上说这些境况是合理性的。假定阿尔夫(Alf)肯定 P,贝思(Beth)否定了P,并且阿尔夫知道贝思否认P,贝思也知道阿尔夫肯定P,在这种情形中存在着态度上的不相容性,对此阿尔夫与贝思俩人都知道,并作出如下推理:未来5~15年是中国科学院实现“跨越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将会极大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农业、工业等的经济地位和国家安全,也为解决我们面临的人口与健康、环境与资源等诸多难题提供了技术基础。通过多次战略研讨,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制定完成了“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发展规划”,该规划将为中国科学院未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
     以国家需求谋划基地建设

     中科院党组在创新工程三期中,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提出了科技发展的“1+10”基地建设的战略布局。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负责“人口健康与医药创新基地”、“先进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基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

     将重点“落”在这三个基地上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人口与健康领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肿瘤、心血管疾病等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来自新发传染病和重大病毒感染性疾病的威胁时刻存在;我国制药业创新能力不够,以仿制为主,使我国进入WTO后面临严峻的挑战。

     工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不断创造新的生物合成途径,大幅度提高物质转化效率,以此发展工业生物技术有利于我国化工等行业摆脱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严重的困境,加快我国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建设“先进工业生物技术基地”,是中科院实施三期知识创新工程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将对我国工业生物技术的发展起到“思想引领、技术支撑、产业拉动”的作用。

     用现代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中国科学院是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部队,有四十多个涉农研究所,整合我院农业科技创新研究力量,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瞄准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及其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战略性和前沿性问题开展创新性研究,对确保21世纪16 亿人的食物安全、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经过二期知识创新工程,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在原来的基础上,科技水平和科研成果得到了新的飞跃,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与我国航天、计算机同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域。通过人口健康与医药创新基地、先进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基地和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和实施,将有助于组织争取国家各项科技任务,大力推进重大技术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提高中科院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

     战略生物资源是创新的物质源头

     除了三大基地建设外,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还完成了“国家战略生物资源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规划,并将其作为中科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支撑体系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物资源包括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微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面对21世纪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将是未来全球生物资源竞争的一个战略重点。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有效利用生物资源是发展生物经济的前提和保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实施知识创新三期工程的物质源头和支撑。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生物种类正在加速减少和消亡。我国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达40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占189种,为总数的1/4。据估计,目前我国的野生生物正以每天一个种的速度走向濒危甚至导致物种灭绝,还有部分生物物种通过各种途径流失海外。

     据调查,目前我国70%以上的野生稻生境已遭到破坏;已查明外来入侵物种283个,每年对我国造成的总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左右。这些对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我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

     为此,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提出了建设中国科学院生物遗传资源中心(CAS-BRC);建设国家植物园创新体系及数字化植物园,建立较为完善的中国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体系;完善国家标本馆网络化数字系统建设等建设目标,以期为国家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针对在人口健康、农业和工业生物技术领域的国家战略需求,通过多次反复,凝练了科学目标,提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方向。

     人口健康与医药科技创新基地瞄准重大疾病、人口控制、营养健康和脑与认知科学领域的国家重大需求,注重原始创新,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拟启动糖尿病致病机制的系统生物学研究、脑发育与老年性痴呆症的研究、艾滋病病毒致病机理与防治研究、创新药物研发与中药现代化和肿瘤的表观遗传网络五个重大研究项目。这些重大项目强调系统集成、顶层设计,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加强和发挥中科院多学科综合交叉和大科学平台集成优势,开展规模化、系统性研究。同时还选定了代谢与营养、脑功能与认知等多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以期作出具有重大影响和全局带动作用的重大创新成果。

     先进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基地提出了“从基因组到产品”为主线的思路,通过建立南北两个研发基地,以开放式技术平台为依托,发展工业生物技术核心技术,建立我国工业生物技术的原始创新体系,奠定我国工业经济向可再生物质过渡的技术和产品基础。拟定的重大研究计划包括:生物能源研发与产业化、生物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重大生物基化学品开发与产业化、生物绿色工艺及其应用等;重要研究方向包括了工业微生物及其基因资源、能源生物资源的改造与利用等。上述重大研究计划和重要研究方向的实施,将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有特色、有知识产权、有实施力度和有重大经济效益的贡献。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提出了把握上游、主导中游、联合下游的策略,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扩展与地方农业科技力量的合作,直接服务于农业。针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将组织开展水稻小麦品种分子设计、重大生物灾害的暴发机理、预警与控制等六个重大创新项目和一批重要方向性项目的研究。通过实施重大研究项目、建设创新技术平台和组建重要资源与信息等研究中心,中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将成为我国农业高技术研究战略基地、农业科技战略科学家和骨干人才培养基地,并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三性”贡献。

     整合优势力量 加强平台建设

     各项重大项目和方向项目都需要技术平台的支撑,平台的建设也因此成为三个基地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如脑、认知与行为科学的发展,适宜采用较高层面、较大规模的组织运行模式,集中合理配置资源,组织多学科交叉、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运用高精尖实验设备,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与国际上目前的跨学科、多层次和大团队研究的趋势相比,我国在脑、认知与行为科学领域内尚缺少多学科交叉的大规模研究基地和先进仪器设备集中的技术支撑平台以及在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因此有必要在院层面统一部署,进一步整合优势力量,加大投入,进行重点建设,建立中科院脑、认知与行为科学研究平台。在干细胞与组织工程平台方面,也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优势互补,信息、技术和设备资源共享的高质量平台,以促进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更大进步。 "
    10-02-26 论文 匿名
    1回答
  • 论爱因斯坦的综合科学实在论思想 

    0
    0
    论爱因斯坦的综合科学实在论思想 "本文全面概述了作为哲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的科学实在论。在分别考察了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思想诸方面以及它与理性论、约定论、经验论的有机统一之后,作者指出,爱因斯坦的科学实在论思想是以理性论的实在论为主线,以约定论的实在论和经验论的实在论为辅线,把实在论的实在观、真理观和科学观融合在一起的“综合体”。作者将之命名为“综合科学实在论”。

    有确凿而充分的证据表明,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理性论的实在论(rationa1istic realism) 和经验约定论(empirio-conventionalism)。不过,怀疑的经验论(skeptical empiricism)或批判的经验论(critical empiricism)在他早期的哲学思想中也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思想成分“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引导爱因斯坦谱写出“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狭义相对论 。在这一过程中,怀疑的经验论是破旧(破除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锐利武器,理性论的实在论是立新(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坚实基础,而经验约定论则是构筑新理论框架的有力的方法论工具。
    爱因斯坦是一位科学实在论者,这是显而易见的;理性论成分在他的实在论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理性论的实在论毕竟不能囊括和涵盖爱因斯坦科学实在论思想的全部,也不能洞见和揭示他的实在论思想的独特本性。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科学实在论是一种微妙新奇、兼收并蓄的思想,也许把它命名为“综合科学实在论”(synthetic scientific realism)(或简称“综合实在论”)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是集实在论的实在观、真理观和科学观于一体,熔实在论与理性论、约定论、经验论于一炉的综合物。由于爱因斯坦从来也没有有意识地以系统的方式阐述他的科学实在论思想,因此我们只能根据他本人分散的评论和有关事实重构它。

    一、爱因斯坦实在论思想的诸多方面
    在1915年之前,爱因斯坦几乎没有写过什么科学哲学文章。他的几篇零散的谈话表明,他同情马赫的实证论。在他发表的科学论文中所体现的对科学问题的态度,如在批判绝对时空观的问题上,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但在对待原子的实在性问题上,他也有实在论的迹象。据霍耳顿(G.Holton)的研究 ,1915年广义相对论的最终形成促使爱因斯坦重新审查他的哲学假定,这种重新审查把他导向理性论的实在论。从此以后,爱因斯坦经常深思熟虑地撰写有关科学方法论的评论文章,人们开始普遍地把他的哲学立场看作是一种丰富而精致的科学实在论。这种丰富性和精致性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1.关于本体论承诺的实在论思想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具有了朴素的实在论思想。他在晚年的“自述”中回顾说,在12岁那年,他由于阅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而突然中断了宗教信仰。于是,他转而沉思外在世界并迷恋科学:“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
    随着爱因斯坦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哲学思想的成熟,这种朴素的信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表现得更为明确、更为理智了。他不止一次地表明:“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物理学是从概念上掌握实在的一种努力,尽管实在被认为是独立于它被观察的。人们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谈论‘物理实在’的。”([5],292,36)针对量子论诠释中的主观主义和实证论的统治,他认为把自然界看成是客现实在的观点,并不是一种过时了的偏见。他说:“像物理体系的‘实在状态’这样的事是存在的,它不依赖于观察或度量而客观地存在着,并且原则上是可以用物理的表述方法来描述的。……这一关于实在的命题,由于它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所以不具有自明的命题所具有的那种意义;……如果人们放弃了这个从纯逻辑看来是任意的关于实在的命题,那就很难回避唯我论了。”([5],537)
    正如霍耳顿所指出的,爱因斯坦早年由于受到马赫的影响,认为各种感觉,也就是各种“事件”所提供的东西等同于实在,而不是把实在放在感觉经验之外或感觉经验之后的位置上。例如在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开头十几次出现的事件概念,几乎与马赫的基本“要素”(感觉)完全吻合。对于经验实在的承认,也出现在爱因斯坦后来的言论中。例如,在为《英国百科全书》(1929年版)所写的条目中,他这样写道:物质客体这个概念用来说明“某些经验复合群在时间上的持久性或者连续性”,它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们同原始感觉经验群的(直觉)联系”([5],246)。
    自从与马赫的实证论分道扬镳后,爱因斯坦觉得不能仅仅拘泥于经验实在,还必须更进一步深入到理论实在才行。他批判了马赫认为感觉材料是唯一的实在、甚至把它看成是建造实在世界的砖块的观点 (Ⅲ,394,475)。他深刻地揭示出,“实在”决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而是(作为一个谜)提示绐我们的。给予我们的只不过是我们的知觉材料。从知觉材料到达“实在”,到达理智,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直觉)的理智构造即概念构造的途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那些在物理学上要求描述实在的概念,而且有被如下的幻觉引入歧途的危险,那就是以为我们日常经验的“实在”是“真正存在的”,而物理学的某些概念只是“单纯的观念”,它们同 “实在”之间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分隔开。实际上,牛顿引进不变的质点等概念,就意味着向高度精炼的实在论进了一步。因此,断定“实在”是独立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这是理智构造的结果。我们恰巧相信这种构造,要超过我们的感觉所作的那些解释。同时,因为这些概念或构造同我们的感觉具有对应关系,我们对有关实在的想法才表示信赖或相信([5],512~513,519,476,466)。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是这样的: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外在的,客观的物理实在;我们希望去把握它——不是直接地在经验上或逻辑上,或者以最充分的确定性去把握它,而是由理性或直觉的飞跃去把握它,这种把握仅受制于全部可感知的“事实”经验。事件发生在“实在世界”中,感觉经验的空时世界、甚至多维连续区世界等概念构造都是“实在世界”的有用构想,但也仅此而已。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接近于普特南所谓的形而上学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 。形而上学实在论集中在外部世界的信念上,世界是一个确定的、独立于观察者的构造物,我们的科学理论借助于把理论和世界联系起来的符合关系或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 relation)日益趋近这个构造物。
    科学实在论的核心在于它的实在概念。除前面已涉及的外,爱因斯坦还认为物理实在概念是由诸多范畴组成的:物理实体范畴(如分子、原子、电子、电磁场等);物理事件范畴(如闵可夫斯基世界中两条特殊的世界线的交点);物理性质范畴(如用色、味道、气味、硬度、温度等);物理实体与事件之间空时关系范畴;物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范畴。其中前三种是一目了然的,我们仅对后两种加以说明。
    从狭义相对论的立场来看,空间和时间连续区是绝对的。在这里,“绝对的”不仅意味着物理上是实在的,而且也意味着在其物理性质上是独立的,它具有物理效应,但本身又不受物理条件的影响。在创立广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曾通过解决“空穴概念”的双重解问题发现,自己原先的错误在于把客观实在描述为坐标,并假定任何四个坐标在流形中决定一个客观实在的点。而他的新研究则认为坐标只不过是“物理学上无意义的参数”,其唯一的功能是方便“空时重合”即“世界线交点”的描述,这些世界线交点真正决定了流形的点,从而构成广义相对论旨在描述的唯一实在。他在1915年写信给石里克说:时间和空间“失去了物理实在的最后残余 ”。他赞同石里克的下述看法:时间和空间概念不能单独使用,只有它们进入事件的空时重合概念才能使用。只有在这种联合中,它们才表示某种实在的东西,否则就不表示实在的东西了。至于因果关系范畴,爱因斯坦即使在量子力学取得成功后也多次表白,他不愿意放弃严格的因果性,反对电子有自由意志的想法,无论如何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不过,他也清楚地意识到,量子物理学向我们显示了复杂的过程,为了适应这些过程,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和改善我们的因果性概念([5],302)。把因果性看成现在和将来之间时间上必然的序列,这样一种公式是太狭窄了。那只是因果律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在四维空间世界里,因果性只是两个间断 (breaks)之间的一种联系([7],383)。爱因斯坦关于因果性的本体论承诺可以称之为因果实在论(causal realism):物理实在因果地相互作用(或至少能够相互作用,从而与人相互作用,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使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意识成为可能的。
    关于物理实在的判据问题,爱因斯坦早就心中有数。1913年访问马赫时,他就提出了判定原子实在性的标准:如果证明了由假定原子的存在就有可能预测气体的一种性质—一这种性质不用原子假设就不能预测,而且这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性质,那么原子就是存在的([5],627~628)。这种标准与实体实在论 (realism about entities)者哈金关于实体实在的下述判据基本上是相通的:当科学家对假定的实体的因果性质的理解容许他们利用这样的实体作为工具研究自然的其他方面时,那么就有理由接受这样的实体作为真实的存在。后来在1935年,爱因斯坦在著名的EPR论文中提出了物理实在的更为精致的判据:要是对于一个体系没有干扰,我们能够确定地预测(即几率等于1)一个物理量的值,那么对应于这一物理量,必定存在着一个物理实在的元素。([5],329)这是对物理实在的对应(符合)型描述(corresponding type description),它要求理论实在要素和经验实在要素一一对应。EPR判据当然没有穷尽一切认识物理实在的可能办法,但是只要不把它作为实在的必要条件,而只看成是一个充足条件,那么该判据同古典的以及量子力学的实在概念都是符合的。
    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理论的本体论即理论实在(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或外在世界)是随物理学的进展面变化的,新的实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以便形成关于世界的更正确的理论。在牛顿力学中,物理实在是由空间、时间、质点和力(质点的相互作用)表征的。到世纪之交,电磁场概念作为一种终极实体己被普遍接受,物理实在是由连续的场代表的。后来物理实在又变为爱因斯坦场。爱因斯坦坚持认为,“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决不会是最终的”,任何概念系统“只有用于某一特殊领域,才会有效(也就是不存在康德意义下的终极范畴)”。为了以逻辑上最完善的方式来正确地处理所知觉到的事实,我们必须经常准备改变物理实在的概念。([5],292,343)很显然,爱因斯坦的这些看法,带有理论实在论(realism about theories)的色彩。
    2.关于真理概念的实在论思想
    科学实在论者的典型论题之一是“真理”或“近似真理”(approximate truth),近似真理有时也被说成“似真性”(plausibility)或“逼真”(verisimilitude);而且,实在论者的真理观大都是 “真理符合论”或曰“真理对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即真理是命题与“实在”或事实的符合(对应)。爱因斯坦的真理概念也具有这种实在论的特征。
    在谈到几何学命题的物理意义时,爱因斯坦说:“‘真’这一概念不适合于纯粹几何学的断言,因为‘真’这个词,习惯上我们归根结底总是指那种同‘实在’客体的对应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到不得不说几何学的命题是‘真的’,其原因不难理解。几何学观念所对应的是自然界里或多或少确定的客体,这些客体无疑是产生那些观念的唯一源泉。 ”([5],95)针对科学理论和概念的真理性问题,他还明确地指出:“理论之所以能够成立,其根据就在于它同大量的单个观察关联着,而理论的‘真理性’ 也正在此。”([5],115)不难看出,这样的真理概念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对应论。
    爱因斯坦有时也把真理视为命题与经验的对应,并把经验视为真理的检验标准。他说过:“唯有经验能够判定真理”(尽管他认为要这样做很不容易),理论的可检验性不仅涉及论断本身,而且也涉及“其中包含的概念同经验的对应关系”。([5],508,475)这种看法是与加德纳所谓的经验论的实在论(empirical realism)的下述主张一致:理论的经验合适性的证据是它的真理性的证据。
    爱因斯坦看到,一种理论永远不可能被证明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这不仅是因为新发现的事实随时会推翻它,而且还因为能说明同一证据的可供选择的理论总是可能的。除了归纳不确定性这个体谟的老问题外,我们还必须承认用证据证明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他不止一次地指出,牛顿的理论只是某种近似的真理:他也多次强调,相对论并不是终极的真理,试图用长矛和瘦马去保卫相对论是可笑的,是堂吉诃德式的。科学的现状不可能具有终极的意义,科学在每一个阶段发现的真理都是近似的、不充分的,而“自然规律的真理性是无限的”([5],523)。这种求助于近似真理概念来说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观点,往往被称为近似实在论(approximation-realism)。
    爱因斯坦的实在论的真理观是与他的实在观一致的,他的真理观是实在理的必然逻辑结果。他就实在本性同印度诗人和哲学家泰戈尔谈话时说: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是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我虽然不能证明科学真理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其正确性不以人为转移的真理,但是我毫不动摇地确信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要有离开人而独立的实在,那也就有同这个实在有关系的真理;而对前者的否定,同样就要引起对后者的否定 ([5],270~271)。
    传统的实在论的真理现虽然单纯、简明,但实行起来却并非轻而易举。长期的科学实践和哲学思考使爱因斯坦逐渐洞察到,“真理”概念是相当复杂、难以定义的,而“符合”也不是一目了然、唾手可得的。早在1929年,他就认识到:“‘科学真理’这个名词,即使要给它一个准确的意义也是困难的。‘真理’这个词的意义随着我们所讲的究竟是经验事实,是数学命题,还是科学理论而各不相同。”([5],244)这也许抓住了真理判断的某种指标的质(indexical quality),即真理判断在较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探究的前后关系的方式。爱因斯坦也意识到,要把科学理论与赤裸裸的实在或事实直接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因为实在的外部世界像一只密封的、不能打开外壳的钟表一样,其内部的机件在某种程度上永远向我们隐藏着。因此,人们永远也不能完全保证,他的理论化的世界图像是能够说明他的观察的唯一图像。更何况人们的观察和实验本身也是在某些先入之见和理论框架内进行的,根本没有什么中性观察和判决实验。即使理论与经验事实相矛盾,人们总可以用人为的辅助假设来使理论与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加之现代科学的理论前提距直接经验愈来愈远,愈来愈间接,要从中推出那些能够同经验相对照的结论,将需要艰苦的努力,也许还需要新的数学方法。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背景和现状,爱因斯坦修正了他的经典的实在论的真理符合论,而导向一种比较精致、比较现代的真理观。这种新的真理观体现了内在论(internalism) 和整体论(holism)的精神。
    以埃利斯(B. D. Ellis)为代表的内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者坚持内在论的真理观即真理评价论(evaluative theory of truth):真理是一个认识评价概念,是在认识上值得相信的东西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观点与此有契合之处。在爱因斯坦的双标尺中,其一是“外部的确认”(external confirmation),它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证实理论基础,其二是“内在的完美”(inner perfection),它涉及的是理论前提的“自然性”或“逻辑的简单性”。([5],10~11)。爱因斯坦的新真理观也集中地体现在内在的完美标准上。爱因斯坦看到,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把它确切地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而更是一种“不可通约的质的相互权衡” 问题。值得庆幸的是,“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在的完美时,他们之间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外部的确认和内在的完美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是和谐一致的,是在新旧真理观之间保持必要张力——二者的地位是不同的——的结果。从“符合”的角度看,前者是根本标准,后者是辅助标准,从“评价”的角度看,前者是最低标准(它是对理论的最起码的要求,它保证了理论的真或真实,即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后者是最高标准(它是对正确的理论的更进一步的要求,它保证了理论的完美)。因此,说爱因斯坦的两个标准是“矛盾的”,“是借强调‘内在的完备’来排斥和反对量子力学的‘外部的证实” ,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也许是对两个标准的地位和作用的误解所致,也许是不了解对应于同一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理论。
    其实,爱因斯坦“完全承认统计性的量子理论已经为理论物理学带来了极其重大的进展”([5],463),他多次肯定量子力学取得的“成功”和“伟大成就”,肯定它“标志着物理知识中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决定性的进步”。([5], 108, 415, 447)。他不满意的只是量子力学对实在事态并未做出完备的描述,即是说它不是一种完全的、完整的、圆满的理论。爱因斯坦指出,他对量子理论的反感不是针对它的定量的内容,面是针对人们现在认为这样处理物理学基础在本质上已是最后方式的这种信仰。([7],478)他设想:“这个理论很可能成为以后理论的一部分,就像几何光学现在合并在波动光学里面一样:相互关系仍然保持着,但其基础将被一个包罗得更广泛的基础所加深或代替。”([5],447)
    关于内在的完美即理论前提的逻辑简单性,爱因斯坦进而认为,一种理论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的应用范围越广,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而且,当基本概念和公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在的完美标准对于理论的选择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5],15,12)尤其是在数学上暂时还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理论的经验内涵的情况下,逻辑简单性就是衡量理论的价值的唯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并不充分的准则。([7],501)
    爱因斯坦的新真理观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的整体论精神。在爱因斯坦看来,“命题如果是在某一逻辑体系里按照公认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它就是正确的。体系所具有的真理内容取决于它同经验总和的对应可能性的可靠性和完备性。正确的命题是从它所属的体系的真理内容中取得其‘真理性’的。”“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经验材料的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论思维的真理性。 ”([5],6,523)在这里,爱因斯坦的整体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思维或理论体系必须与经验材料的全部总和相对应;其二是个别命题的真理取自或附属于整个理论体系,是体系真理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1951年11月4日,爱因斯坦用英文给坎迪多(S. Candido)写了封短笺,谈到了同一论题:“真理是我们归于命题的一种质(quality)。当我们把这个标签赋予一个命题时,我们为演绎而接受它。演绎和一般而言的推理过程是我们把结合(cohesion)引入感觉世界的工具。标签‘真的’以把这个意图作为最佳意图的方式被使用。”而且,爱因斯坦在别处还认为,“‘真的’(true)和被证实的(verified)的语言关联建立在固有的关系的基础上”。这再次表明:一个命题的真理无非表明它在观察上或经验上确证了的体系中的角色(作用)。爱因斯坦的渗透了内在论和整体论精神的新真理概念,与其说是对实在论真理观的背离,毋宁说是对它的发展:保留了实在论的某些合理的基本信条,又依据现代科学的实际状况给以修正、扩充和深化,从而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气质。
    3.关于科学目的和科学进步的实在论思想
    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科学理论描绘的是世界的真实图像。著名的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简要地概括了实在论者的这一基本主张(他把这视为任何科学实在论者都能接受的定义):“科学以其理论给我们一种字面上为真的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描述,接受一个理论包含着它为真的信念。” 加德纳把这种形式的实在论立场命名为意图实在论(purpose-realiem),爱因斯坦对科学目的的看法就大体持这种立场。
    爱因斯坦不赞成实怔论的科学观,即科学的唯一目的是建立各种经验事实的联系。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科学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地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使用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世界图像中尽可能地寻求逻辑的统一)。也就是说,科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经验相互协调,并且把它纳入一个逻辑体系”;或者说“把我们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同一种逻辑上贯彻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
    像任何一个实在论者一样,爱因斯坦坚持科学进步的观点。而且,他把直到量子力学之前的科学进步看作是实在论纲领的凯旋。这种凯旋并不是科学理论“相继地趋近于实在”,而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性的转移(请回忆前面关于实在概念的变化的论述)。在爱因斯坦看来,当科学沿着已经开辟的思想路线前进时,科学的发展是自然进化的,当实验事实与已有的理论发生剧烈的冲突时,尤其是当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协调时,科学就陷入危机之中,从而引发革命;不过,这种革命并没有中断科学的继承性,它不过是迈向新的统一性的阶梯,达到了更高的逻辑简单性;因此,原来的理论的真理内容并不会消失,它只不过是融入具有更大统一性和更少逻辑基础概念的体系之中。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有点接近博伊德(N. Boyd)的辩证实在论(dialectical realism) 。
    4.关于研究纲领的实在论思想
    关于爱因斯坦的作为研究纲领的实在论思想,法因(A. Fine)在他的精湛的、饶有兴味的研究论文(前巳引证,以下未注出处的爱因斯坦的言论均转引自该文)中作了独到的研究。的确,爱因斯坦不仅仅把实在论作为本体论承诺来看待,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研究纲领,即作为建构理论的方法论准则来对待的。他是通过使与“实在”有关的概念进入理论并拒绝进一步询问它们的意义(使询问转向整个理论的经验合适性)达到这一点的。例如,针对康德的“实在不是给予我们的,而是(以谜的方式)提示给我们的”言论,爱因斯坦评论道,这显然意味着,有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概念构造,其根据纯粹在于它的有效。这种概念构造确切地谈到了“实在”(通过定义),而关于“实在本性”的每一个进一步的询问都显得空无内容。([5],476)在他和英费尔德合著的一本书中,引用了一个笛卡儿的读者熟悉的故事,说明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多么像牛顿方法的精神绐我们以恢复物理实在和牛顿教导的最深刻的特征——严格因果性——之间的一致。”不用说,爱因斯坦也觉察到非决定论物理学的可能性,但他从未抛弃对理论的因果性要求。他说:“在放弃严格的因果性以后,合理的科学也能存在,这种情况本身就很有趣。此外,不能否认,放弃严格的因果性在理论物理学领域里获得了重要成就。但是,我应当承认,我的科学本能反对放弃严格的因果性。”“我仍然相信可能有一种实在的模型——那就是说,相信有这样一种理论,它所表示的是事物本身,而不仅是它们出现的几率。”([5],239,317~318)

    "
    10-02-26 风云人物 匿名
    3回答
  • 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0
    0
    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   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独工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根”。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普通的宗教文献探讨这类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文献同样也探讨这类问题。除此而外、还有各种世代相沿的口传智慧,它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获得书面定型。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世界上的这一或那一地区的丰富而漫长的人类生活经验中归纳筛选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定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知识被你为scientia,意为“知识”。当然,从语源学上讲,哲学的本义也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知”。
       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牛顿模式,认定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如同上帝一样,我们也能够达致确实性;既然万物共存于永恒的现在,因此我们不必区分过去和未来。第二个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它假定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看根本的差异。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曾于1663年为皇家学会草拟丁一份章程,他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这些章程业已体现出,认识方式分化成了斯诺C.P.Snow)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
       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水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亚历山大.柯伊雷在梳理了白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空词概念的转变后指出:
       新手宙论所设定的无限宇宙在空间广延和时间绵延两方面都是无限的,其间永恒的物质依照水垣而必然的法则无止境、无目标地运动着。这个无限宇宙秉承了神的一切本体论属性,不过也仅仅秉承了这样一些属性,其余的都被远遁的上帝随携而去了。
       自然,远遁的上帝的其他属性包括基督教世界所尊崇的种种道德价值,如爱、谦卑和仁慈。在此,柯伊雷对于取代它们的那些价值未置一言但我们知道,远遁的上帝所留下的并不完全是一个道德真空。如果说天空被推展列极限以外,人类的野心又何尝不是如此。进步成为一个操作性的语汇,它现在被赋子了一种新近获得的对于无限性的意识,并且随着物质成就的不断取得而大大强化了。
       柯伊雷所说的“世界”并不是指地球,而是指宇宙。的确,可以认为,在同一时朗,西方世界对于地球空间的感性认识正发生一个逆向的转折,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空间的有限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伴随着横越地球的探险航行,地球才逐渐地围绕着它的球形结构收拢。诚然,这个球体的圆周比哥仑布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然而它却是有限的。通过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并且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同一些探险航行还进一步开拓了商业通道,结果造成劳动分工的扩大,而在以后的岁月里.社会距离和时间距离都将随之而不断地缩小。
       然而,地球的这种有限性不是,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尽管无限进步的理想和景观要以时空的无限性作为支撑,但是.能否通过技术上的进展在人类事物中不断地臻于进步,那要取决于能否认识相探索世界.取决于是否在某些关键的方面(尤其是在认识论和地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有限性怀有信心。的确,按照当时的一般假定,我们若欲取得进步,就必得彻底消除我们作为发现者所受到的一切阻碍和限制,使自己能够自由地去揭示各种内在的秘密,发掘可触及的世界里的各种资源。迄至二十世纪,地球空间的有限性似乎主要地有助于推动西方人按照进步的要求去从事探险和开发活动.赋予他们的统治欲望以切实的可行性。在二十世纪,随着地球的空间炬离缩小到一个似乎带有束缚性的水平上,地球空间的有限性甚至可以用来提供一个新的刺激,促使人们把探索的触角日益广远地向上向外伸张,从而更进—步地扩大统治的范围。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栖身之所看上去与其说像一个根据地,倒不如说像一座发射场,从这里,我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男人(以及少数几个女性)可以拔地而起,在太空中翱翔,确立自己对越来越广大的宇宙一体性的支配地位。     进步和发现或许是此处的关键词,不过,为了获得一套完整的词汇,我们还需要另外再加进几个词,如科学、统一性、单纯性、支配甚至“宇宙“。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井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音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     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观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以前,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它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而开始着上一层等级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是如此: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地(而且经常是唯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
       科学,亦即自然科学的性质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相形之下,与之对应约那种知识形式就不那么明确了,人们甚至在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上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它有时被称为多文科(arts),有时被称为人文科学(humanities),有时被称为文学或美文学(belles—1ettres),有时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有时甚至被简单地称为“文化”,而在德文中则被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性,致使该领域的从业者无法就其学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辩解,更无法纪成统——的联盟,因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实际的”成果。围绕着何谓有效知识这—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其焦点不再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迄至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赢得了对这个领域的独占权),而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的知识。
       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了——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欧洲的思想家们也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体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波斯人?”),对其形态各异的待色应当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自十六世纪以来,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濒于消亡的机构,这是由于它原先与教会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结果)在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
       大学经历了一次复兴和改造。神学院变得无足轻重,有时甚至被完全取消了,或者被哲学院里的一个小小的宗教学系所取代。医学院保持了它原有的职能,继续成为一个特定专业的训练中心,而该专业现在已经完全被界定为一种应用型科学知识了。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亡也在法学宪里)确立起来的。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
       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自然科学早在大学复兴以前就已经确立了某种自律的制度形态,它之所以行动得较早,是因为它允诺能够创造出直接有用的实际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得到社会的和政治上的支持。在十七、十八世纪、各种皇家学院应运而生,拿破仑还设立了一些高等院校,这反映比当权者愿意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家或许根本不需要大学就可以从事自己的工作。
       因此.在整个十九吐纪,对大学的复兴贡献至巨者并非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古典学者和民族文学学者,他们将大学当作一种手段,以争取国家对其学术工作的支持。
       他们把自然科学家也吸引到发展迅速的大学结构中去,并从自然科学家积极的一面获益甚多。不过,由此却产生出这样一个后果:从那时起,大学就成了文科(人文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主要场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正是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文化巨变迫使人们去澄清这场争论。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并被赋予了一种合法性,光是提出一些有关社会生活的自然秩序的假设性理论,已经很难满足这种要求。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无疑他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把社会变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时,主权在“民”正迅速地成为一项通则,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
       另外一些人则更多地致力于为那些经历了社会解体或正面临类似威胁的国家重建社会一体性。他们将已有的民族历史叙述加以详尽的发挥,希望借此为新兴的或潜在的主权国家提供坚实的基础。不过,这些历史叙述的主人公不再是王公贵族,而是“民族”。历史被重新表述为geschichte,即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据认为,通过这种重新表述,历史就被赋予了一种完美的可信性。历史不再是为帝王作辩护的圣徒式传记,而是有关过去的真实故事,它解释现在,并为未来提供明智选择的基础。这种基于经验性档案研究的文学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反对“思辨”和“演绎”(据说只有纯粹的“哲学“才使用这类方法)。然而,正因为这种史学深切地关注民族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与任何其他的故事有着经验上的差异、因此它使对新兴“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所做的概括工作(即建立社会普通法则的工作)持一种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整个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互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们按照一种逐次递降的决定论排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它作为—种非经验的活动依附于数学),然后是对于形式艺术实践(包括文学、绘画和雕塑、音乐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时常接近于史学,如艺术史。   介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其中历史(研究个别事件的)接近于文学艺术,事实上,它经常都是后者的一部分,而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则接近于自然科学。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被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
       但是,上述种种均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科学已经战胜了(思辨)哲学,并在知识领域里逐渐地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奥古斯持·孔德曾经宣布科学和哲学已经离异,尽管实际上这种分裂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不是对哲学研究本身的拒斥。不过,提出的问题还是实在的:世界是否被决定论的法则所支配?(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还有地位和作用吗?这类思想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些假定的政治寓意。从政治上说,决定论法则的概念似乎有助于通过技术统治的手段对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变革运动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人在竭力地捍卫特殊的、不受决定论制约的、想象性的事物,因为从政治上说这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这批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借维护现存制度相传统的名义抗拒以技术官僚体制为取向的变革,另一类则在努力地争取种种更为自发、更为激进的可能性,欲使人的作用能够介入到社会一政治领域中去。这场争论持续不断,但却难免有失平衡,它在知识领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科学(物理学)到处都受到顶礼膜拜,而在许多国家,哲学则被挤到大学系统中的一个越来越小的角落。对此,某些哲学家最终作出的反应就是重新界定他们的活动,以更好地适应科学风尚(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者的分析哲学便是如此)。
       科学被宣布发现了客观实在,它所采用的方法能使我们走出心灵,而哲学家据说只会思想,并将他们的思想所得形诸笔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孔德和穆勒致力于确立分析社会世界的种种规则时,他们都毫不含糊地坚持了对科学和哲学的这种认识。孔德恢复了“社会物理学”这一概念,借机阐明了他的政治关怀。他想把西方世界从“系统性败坏”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他认为,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一直十分猖獗,由于这个缘故,“系统性败坏”业已“成为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照他看来,主张秩序的人坚持某些早已过时的教条(天主教的和封建的),而赞同变革的人则坚持某些源自新教的纯粹消极和毁灭性的理论。依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物理学将会导致秩序和进步的调和,因为它把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少数受过适当教育、有才智的精英”。这样,通过树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威,革命便会“终止”。新的社会物理学的技术统治基础和社会功能由此得以明确。
       在这种新型的知识结构中,哲学家将成为——用一个著名的套语来说——“研究普遍性的专家”。这意思是说.他们的任务是把天体力学(它在拉普拉斯对牛顿力学的发展中已经臻于完善)的逻辑应用于社会世界。实证科学代表着从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一切现实“解释”     模式中的彻底解放。“因此,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中,若要使我们的各项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地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原因或最终结果。”
       在英国,穆勒也与孔德持有相同的见解,他们两人有时还互相通信。穆勒不谈实证科学,而是大谈精确科学,但他所坚持的仍然是天体力学的模式:“(涉及到人的科学)远不具备天文学领域中业已实现的精确性标准。不过,它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象现在的潮汐学或以前的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当初天文学计算也只不过是掌握了主要的现象,而对各种摄动现象则无能为力。”
       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明确地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至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诚然,在1500至1850年期间,已经有一类文献涉及到许多今日归于社会科学名下的核心问题,如政治制度的运作、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关系准则以及有关欧洲以外的政治体制的描述。我们现在不仅能读到马尔萨斯、李嘉图、基佐、托克维尔、赫尔德、费希特等生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的论著,而且还能读到马基雅维里、博丹、配第、格劳秀斯、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启蒙主义者的论著。我们甚至还能在这—时期发现有关社会犯罪的讨论,如贝卡里亚就写有这方面的书。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完全符合今日所理解的社会科学概念,并且在这些学者中间,还没有哪—个人自认为是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的。
       在十九世纪,人们试图在经验发现(与“思辨”相对而言)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项一般性工作的—‘部分,其根本宗旨是要“认识”真理,而不是去创造它,直觉它。不过,这种知识活动的制度化进程并不那么简单,也绝非一帆风顺。首先,这种知识活动是应该成为—种单一的活动呢,抑或应该像后来那样划分成几个学科,对此人们在刚开始时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在刚开始时人们也不太清楚通往这种知识的最佳途径,不知道什么样的认识论是最富于成果或最具有正当性的。尢其不清楚的是,社会科学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成是“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如沃尔夫·莱彭尼斯后来所表述的那样。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从来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去注意实际作出的种种决定,或者绝大多数人所把持的流行观点。
       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一制度化进程发生于何处。在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我们至今仍在阅读的绝大多数十九世纪论著,也都是在这五个地区写就的。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众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然而,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围绕着少数几个名称已经有了广泛的趋同或共识,而其余的候选名称则或多或少被抛弃了。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名称主要有五个:历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在这份清单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东方学(在英语中称为Orientalism),尽管其本身并未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把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也包括进去,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解释。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实际上是历史学.诚然,许多文学家都坚决反对给他们的学科贴上社会科学的标签,有的人甚至直到今日也依然如此。不过,我们仍将文学家与其他几门社会科学之间的争端看成是社会科学内部的争端,这一点容后再加阐明。     文学当然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这个术语本身也很古老。对过去的叙述,尤其是对本民族过去的叙述、乃是知识领域里的一项人所熟知的活动,帝王传记式的历史一直都受到当权者的鼓励。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型历史“学科”的显著特点是.它严格地强调应该去探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即“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兰克Ranke的名言)。这种主张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那种讲述想象的或夸张的故事的做法,因为这些故事迎合读者的趣味,或服务于统治者和其他权势集团的当下目标。
       我们很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兰克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科学”在同“哲学”的较量中所利用的各种主题——对客观、可知的现实世界的存在的强调,对经验证据的强调,以及对学者的中立立场的强调。而且,史学家象自然科学家一样,不应该在先前的文字著述(图书馆、读书的地方)或他们自己的思想过程(书房,思考的地方)中寻找材料,而是应该在一个能够收集、存储、控制棚支配外在的客观数据的地方(实验室/档案馆,从事研究的地方)寻找材料。
       文学和科学在反对思辨哲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正因为如此.两者就都被纳入近代知识形态(与中世纪的知识形态相对)的范畴。另一方面.文学家之所以拒斥哲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哲学要求人们去探寻能够解释经验数据的一般构架;他们感到,对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规律”的探索只会使人重新陷入谬误。于是,对史学家而盲.其所秉持约拒斥哲学的立场就具有了双重意义.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他们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著述既反映出科学在欧洲人思想中所占据的新的霸权地位,同时又强烈地预示和倡导一种注重个别性的反理论化姿态。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坚持认为他们应归属于文学院,而对正在缓慢流行的社会科学这个新范畴则持谨慎的态度,避免与之相认同。
       诚然,十九世纪早期的史学家经常都把普遍历史的幻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而,史学家所秉持的反理论姿态,一旦同来自国家和有教养的公共舆论的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便推动他们主要地去写本民族的历史,而“民族”一词的果:尽管史学家们不愿再为国王进行辩护,但他们又不知不觉地在为“民族”进行辩护,而且经常是在为他们的新君王,即“人民”进行辩护。"
    10-02-26 历史 匿名
    1回答
  • 主导多元综合创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0
    0
    主导多元综合创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   〔内容提要〕 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20世纪以来,世界各种文化纷纷在中国亮相。中国文化先后出现了五种主要范式:“中体西用”范式,“全盘西化”范式,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专政论”范式,“综合创新”范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伊始,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呈现这种态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文化 发展态势 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舞台,五彩缤纷,世界各种文化竞相纷呈。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儒、道、释文化,无不登台亮相。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各种不同性质、色调的主义、理论、学说、思想和主张,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争夺和占领阵地,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什么?这不仅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想围绕这个中心命题,重点谈谈当代中国文化曾经出现的几种主要范式和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问题。由于水平所限,自己的看法是否得当,还希国内外专家、学者批评教正。  
    一  
        中国现代文化的起始,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迅速解体,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失败,敲响了封建主义文化的丧钟,同时也促使中国人民的觉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亡与图存成了全民族的头等大事。无数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在各个战线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前赴后继的顽强斗争。恩格斯在1857年就科学地预见到:“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  
        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五种文化范式。  
        一是中体西用范式。清末张之洞最早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所说的“体”是指原理原则,“用”则是指原理原则的应用。“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其实质是以封建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体”、为“本”,以西学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用”、为“末”,其目的在于维持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思维范式,反映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理论流派。  
        二是“全盘西化论”范式。系统提出这种主张的是陈序经(1903-1967)。他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如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 而创造新文化的唯一出路,则是“全盘西化”。如果不“全盘西化”,则必然为西洋文化所压迫,其结果则是“国家灭亡”,“连了种族也许灭亡”。 “全盘西化”论不时在我国以不同形态浮现出来,在一些提倡者和鼓吹者看来,中国的一切不如人,甚至连中国的月亮都没有西方的圆。在理论上则是不加分析和消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学说,成为十足的洋人的“传声筒”。  
        三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间接性。“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权威的思维模式。苏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概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文学原理”、“文艺学引论”等等,成了高等学府必修的教科书。但是无可否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教条主义倾向,并留有庸俗社会学的痕迹。这种思维模式自然要突出意识形态性。因此,文化的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思想性,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相反对各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规律的研究和论述就显得相对薄弱。在文艺领域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果,必然要排斥世界各民族文艺中出现的新理论流派。斯大林时代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主义一概斥之为反动颓废的文艺思潮就是重要佐证。前苏联文化领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范式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低估。  
        四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文化专政论”范式。这种范式的代表作是林彪委托江青炮制出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以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大批“人性论”、“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鼓吹“根本任务论”。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实质。因此“纪要”所代表的是一条形“左”实右的极“左”文艺路线,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直接成为毁灭文化的那场“大革命”的前奏曲。  
        五是“综合创新”范式。在我国较早倡导“综合创新论”的是张岱年、王元化先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张岱年先生就主张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解放后他又明确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他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王元化先生呼吁学术界应重视综合研究法,认为综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趋势,并提出应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 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进一步强调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应走综合创新之路,他认为不仅在观点上应综合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也应综合创新。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古今巨变、中外汇合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潮流纷至沓来,我们面临多种的机遇和选择。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以为我所用。学者有界别,真理没有界别,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表明前四种范式都不可取,而综合创新才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学术的发展,有益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范式。  
    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转瞬已成为历史。中国文化将以什么样的态势呈现于21世纪?未来学家在作着种种预测,浪漫主义诗人正在构思自己梦幻般的畅想曲,现实主义不忘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站在哪里,脚步又要迈向何方?站在新世纪伊始的门槛上,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考虑到时代挑战,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的机遇,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主导多元,综合创新。  
        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向。就全世界范围来讲,意识动态领域(包括文化艺术领域)出现多元化景观,很难说有哪一种哲学观、价值观、文化观、艺术观能够成为全世界的主导理论。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同意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中国现在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多元化呢?我认为这仅仅是说明了部分特征,不能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向。  
        主导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方向。历史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整体,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的理论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我们所说的主导,具体来讲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去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二是要求我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化现象,去从事理论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多元与多样是有区别的。多样是指同一种性质的文化体系中,可以有多种多样不同的表现形态。如同是儒家学说,既有孔孟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家学说,又有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还有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中,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心理学、马克思主义艺术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等不同形态。它们虽然研究的内容、表现的形态不同,但其理论基础则是共同的,都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形式。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基础上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文艺学来讲,我们看到的有: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英伽登的现象学的文学理论;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理论;弗洛伊德、荣格的文学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瑞恰兹和美英“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 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尧斯、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德里达及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及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等。这些不同文学理论派别的倡导者,他们的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美学观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学派的学者们,追求的学术目的又有其共同性,即在探讨和研究文学艺术活动的 特点与规律方面又可以走在一起,取得共识。  
        在一个多极化世界,某一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中,主导与多元能否统一,多元文化之间能否共存,国内外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Huntington) 教授在1993年发表在《外交》双月刊上的《文明的冲突 ? 》一文中说:后冷战时期的冲突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不同的文化。他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对于亨廷顿先生的观点,国际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按照亨廷顿教授的看法,由不同民族和宗教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必然是一个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地区。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林任君博士以新加坡文化发展的成功典型,有力地反驳了亨廷顿的观点。他说,新加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移民是我们的共同历史,世界各民族与各种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资产。由于新加坡是个多元的种族社会,又处于不同文化潮流的要冲,我们有幸继承了世界的四大文明:中国文明、马来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换句话说,“亨廷顿预言会发生冲突的那些文明正在新加坡并存。然而,文明在新加坡小岛范围内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导致冲突,也没有破坏我们国家的团结,相反地,却产生了美好的成果。” 耳闻为虚,眼见是实。1997年春本人经去新加坡实地观察和体验,我深深感受到新加坡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确处理和利用了多元文化的资源。新加坡文化发展和繁荣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现代化与传统相结合。新加坡人清醒地懂得,随着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多媒体的广泛应用和交通的革命,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借鉴和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制度经验。他们强调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不是全盘西化,反对盲目接受西方文化。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一度沦为日本殖民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独立后坚决摈弃了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平庸的、消极的、对青少年有害的成分,而借鉴和吸取了西方文化中有价值有成分,保持和发扬了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性和 独立性。因此,在新加坡出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融合的现象。竞争的观念、民主、自由的观念与透明的法律、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和民族文化传统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  
        第二,主导与多元统一。价值观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在新加坡并存的多元文化中,东方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共识,起着主导作用。政府力倡以群体利益为重的价值观,批判和抵制西方的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的街道上、地铁中、电视、报纸等媒体上和文学作品中,随时可见儒家的一些著名格言。1997年春节期间,新加坡与山东省联合举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动,孔子成了最受尊敬的中心人物。滨河湾广场在孔子的高大的站立塑像周围,还塑了五个小学生的像,他们分别代表了新加坡存在的五大 价值观。这组群雕具有审美的象征意义,它形象地蕴含着新加坡 文化的主导多元的基本特征。新加坡这种文化发展的模式,、综合创新不仅给我们以启迪,而且也给我们观察中国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中外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在一定时代某个国家存在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平衡的关系,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原因,不同文化之中,往往由于一、二种文化适用于当时社会的进步和人民大众的需要,而成为主要的或主导的文化。它之所以成为主导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某些人可以主观杜撰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对此说得很明确,他说:“每一时代,应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睽卦·象传》云:‘君子以同而异’ 。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 我们说在新的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这首先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从空间来讲,中国的主体即大陆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的台湾和香 港、澳门地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港、澳、台文化的多元性和体现不同性质、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化思想体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从时间来讲,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导多元的形态。事实也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体现不同价值趋向不同哲学基础和审美观点的文化理论著作纷纷介绍、翻译到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20世纪西方出现的种种 理论学派几乎都在中国文化舞台上亮了相。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打破了前苏联的僵化模式,清除了形“左”实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影响,开始真正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同时我们又兼容并包,广泛吸取和融合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允许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从一元走向多元,呈现主导多元的态势,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导多元与综合创新,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主导多元的文化形态,不是一种并行不悖、相互隔绝的静止形态,而是一种开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发展形态。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本身,即可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对此,英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学专家杜维明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说:  
         
        最近十年国内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显示,中国文化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是一种辐射性的文化,即从渭河流域、黄河流域,开始一点逐渐地向四方扩展开来。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多样性的、多源头的。有齐鲁的,有燕晋的,有荆楚的,有西秦的,这些文化慢慢地汇集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图腾时期,出现了最有象征意义的形象――龙。这个形象在自然物中是找不到的,它是由虎头、蛇身、鱼鳞、鹰爪、羊角等多种动物图腾、所集合起来的一个整合图形,是很多人的想象所汇集成的一个特殊的形象。一方面表明它的源头很多,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是整合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我们比较强调汉族在中国文化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实质上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集合体,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它特殊的价值,有它特殊的价值趋向。不可否认,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既是多源头、多侧面的,又是统一的整合体。  
         
        杜维明先生还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明中国文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多元的。在公元前六世纪,世界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产生的时代,中国文化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流派。以后在不同朝代,依据社会的需要,而往往以某一学派的思想为主导。大一统的秦代以法家思想为主;汉初出现了“黄老之术”,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玄学时代,则有老、庄、易各种不同的传统。后来,从印度传入佛教,从蒙古输进伊斯兰教,西藏带来喇嘛教,17世纪从西方传入了天主教。这些宗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大。“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趋向来看,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是各种思想互相撞击、融合的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走向综合的时代。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热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中写道:“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理论学派的思想体系,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尽可能地加以综合。在综合中分析,在分析中综合,只有在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综合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任何文化上的创新都不是空穴来风,总是有所继承,有所借鉴,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和发展。因此,综合不仅在内容上要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体系中的一切有益的成份,而且在方法上也要善于吸取不同文化中存在的那些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先进的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和创造新的科学范式,从而引起理论上的革命和文化事业的创新。  
        综合不是混合和凑合。“我们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并不是说对于中西文化可以东取一点、西取一点,勉强拼凑起来;综合的过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建设新文化体系的过程。” 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又反对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 理论依赖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综合创新,只有紧密结合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才能获得强大的动力,真正走上创新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不断的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种不同文化和各种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既有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一面。它们之间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只有那些适应时代要求和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而又被实践证明的合乎真理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那些背"
    10-02-26 文化 匿名
    1回答
  • 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 

    0
    0
    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 "古代人无法理解地球下面的人为什么不会掉下去,此困惑是由于以自己为参考系而产生的。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自由落体运动及天体的公转运动也是惯性运动,此困惑是由于以牛顿惯性为“参考系”而产生的。惯性的实质就是:物体通过某种运动状态来保持或主动改变某种运动状态来达到其内部的熵状态的一种属性。整体科学体系是研究自然整体的整体性质与功能、有序内部结构及其起源与演化过程的科学理论系统。

    本文主要是对我的前两文[1]与[2]的进一步说明。需要读者结合我的前两文来读此文。由于[1]文中用引力一词,需用[2]文与此文重新理解之。本文的例题可以增强对我观点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由于其进化性而带来的在习题解法上的取代性、新颖性、思路明晰性及简捷性。我的观点核心是“广义惯性与整体天体”,对这两个方面的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只知道用所学到的“知识”去思考世界,而不反省作为思维的基本要素——概念及各种概念、命题、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内在合理性问题,这是科学理论研究之大忌。如果现有的概念、命题与观念不能表达新的内容,就需要改变它们,或重新建立。
    一、惯性力学
    严格说来:牛是[2]文说
    *男,1949现为“胁强”),也就是爱因斯坦的物体的空间广延性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引出了物体的非刚性及其具有内部空间结构的抽象性质([4]第六章)。于是,“万事俱备”,只欠建立一个新的核心命题系统了。可以说,惯三律就是这个系统。广义惯性是由于把“重性”也归于同牛顿惯性一样的物体属性,所以,其革命意义也主要体现在“重力”方面。“引力”是对重力本质的错误认识。广义惯性与场概念把原来引力中的两个平权的物体分离开来:一个是仅表现广义惯性的一般(非整体)物体;另一个是具有产生重力场的特殊性的中心物体。一般物体与中心物体之间已经没有“力”的关系了。但通过重力场(原来引力场与自转惯性离心力合成的重力场涵义需要改变)有“能”的关系(见此文的“ρ空间与能”一节)。到此为止,广义惯性已经完成了其逻辑任务,即取消了引力及导出了中心物体的特殊性(当然也具有广义惯性的一般性)。这个特殊性的中心物体就是整体天体。于是,广义惯性与整体天体就构成了理论的内部逻辑性(也就是“自圆其说”)。广义惯性取消了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的区别。当然,更没有质量的第三个属性——产生引力场。说重力场是特殊的ρ空间,也有其对应的经验事实,即具有重力场的质量部分的天体,一般都具有密度及压强(也有温度及磁场因素)与中心距离近似反比分布(中聚度)的现象。同时,其现象也表明了这个天体(中心物体)的特殊性。中聚度现象已经是整体性的一种体现。
    路。马赫的功绩是看到了牛顿力学体系中有一个缺陷,就是物体的运动状态依参考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于是,作为判断牛顿惯性运动的前提也就成为不确定的了(相对性)。不得已,马赫把现象世界的远处的恒星当作其绝对参考系了。马赫的错误就是把牛顿惯性定律中的物体的属性(保持性)与其运动状态问题混在一起了。爱因斯坦受马赫哲学的启发,又发现了等效原理,但同时又继承了马赫的错误。被夸大为改变人们时空观念意义的四维时空,只不过是用“运动”(还是光运动)角度来规定空间的一种方法。规定有结构的空间可有各种方法,其各种方法是平权的。用什么方法来规定空间则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如果去掉了“光速”的弯曲时空还有力学意义的话,与牛顿引力定律正是互为补充的关系本体性的场的描述:一个是以广义惯性“运动”的角度的描述;一个是以广义惯性“力”的角度的描述。而牛顿引力势所包含的空间意义,正是中心结构的ρ非均匀空间(重力场)的经验性的描述。终究是“描述”,都不能代替核心命题性质的“表述”。没有明确的命题表述,其描述也就没有明确的理解前提。惯三律与广义相对论都以等效原理为其经验基础。只不过爱因斯坦又走上了光速的等效原理之路。而光速的等效原理是由“思维”实验得来的,且唯一能验证其理论的星光在太阳附近偏转现象,爱因斯坦在具体计算其偏转角度时,实际上是“非常谨慎地用惠更斯原理”([5]第23页)。而惯三律所依据的“低速“等效原理,连幼儿园里的儿童都可以感觉到坐滑梯时的加速度与坐汽车时的汽车加速度的区别,因其身体内有胁强的有否或大小之区别。战斗机飞行员已经体验了低速等效原理的所有内涵。所以,任何脱离与回避“低速”等效原理的力学理论,肯定是不会成功的理论,因为其现象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且与力学密切相关。爱因斯坦之所以对“光”情有独钟,也许是无意识的回避其理论中的一个内在矛盾:“产生”引力场的中心质量(中心物体)必须很大,而体现弯曲时空(引力场)作用的物体必须很小且产生与不产生引力场无关紧要,这与引力中的两个平权的物体涵义是矛盾的。而“光子”正好是最小的物体,也就回避了这个矛盾。只有“整体天体才产生重力场”的结论,才可以解决这个矛盾。
    引力波、黑洞与四种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的课题,来源于爱因斯坦。引力已经不存在了,当然“引力”波也不存在了;如果重力场有边界,重力场就与电磁场不同,当然引力“波”也不存在了。如果以光线在重力场中弯曲的角度而导出的“黑洞”,黑洞不存在,因为光线在重力场中弯曲的原理不是由于“引力”;如果是由于“弯曲时空”原理而导出的“黑洞”,黑洞也不存在,因为本来弯曲时空是由光线的弯曲(光子的广义惯性运动)而规定出来的,反过来又认为光线的弯曲是由弯曲时空所造成的,这是什么逻辑?如果光线在重力场中有红移效应,那么,由此原理而导出的黑洞,黑洞有可能存在。引力都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四种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的问题。目前的“大统一理论”仅剩下“引力”没有被统一进去,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二、ρ空间概念
    (一)场
    电磁波的发现,为物理学带来了场概念。仅作为数学意义的场,是具有结构的空间,而作为物理学意义的场,当然是具有物理意义的且具有结构的空间了。从逻辑学角度,由于场具有不依赖负荷者的存在与否的性质,所以,场是本体概念(不一定是物理学中的实体才叫本体)。场作为非质量因素的“物体”,没有力学中质量的物体的作用特征。场的作用性是:某种物理性的场使其场内的物体能够表现出相应的自身属性。“力场”是使其场内物体在体现其自身属性时,其物体对其他物体的力作用,而不是场本身在对物体有力的作用。重力场的作用涵义就是在物体相对场(参考物为中心物体)的平动状态或非“自由”加速运动状态情况下,该物体对其它物体的广义惯性力的作用。原来力的作用观的主动作用“力”与被动作用(物体)的关系是绝对的(虽然还说是相互的),而场的作用观则是场内物体由于自身属性对场有主动反映。这两种作用观是不相容的([6]第92页)。“引力场”概念本身就是这个“不相容”的混合体,从而造成了理论思维的混乱。没有这两种作用观及本体性场与关系本体性场的区别认识,则其理论思维是混乱的。只有本体性的场,才能逻辑定义关系本体性的场,才能有清晰的认识。
    对场本身不宜过多深究。之所以对场感觉玄,还要深究,其原因往往也是由于总想回到力作用观的理解下才觉得“塌实”的一种心理趋向。只要能测量及描述之就够了。重要的是,要深究场源物体产生场的物理机制与对场有反映的物体的物理属性及其物体在场内怎样表现其属性的内容。麦克斯韦方程、无线电台与收音机这三要素,就已经意味着深究了该特殊电磁场的所有方面。
    (二) ρ空间与能
    ρ场与势场都是标量场(本体性),是说明ρ场概念的内涵中还有“势”涵义。也就是说,物体与中心物体通过重力场有“能”的关系。在天文学领域,许多人在运用引力定律时,已经以中心天体为势场中心的角度来计算了。从熵的角度(不是狭义的热力学中的熵,而是耗散结构理论中的熵):ρ均匀空间(原来称为欧氏空间、牛顿绝对空间与平直时空)则是能量为零的熵空间;ρ非均匀空间是具有能量的负熵空间。也可以说,广义惯性就是物体通过某种运动状态来保持或主动改变某种运动状态来达到其内部熵状态的一种属性。所以,用熵与负熵角度来区别由广义惯性引出的两种空间,才是其区别的本质。通常说质量(仅指宏观物体质量)也具有能量,其真正的涵义应该是物体内部的负熵能量,质量是其负熵能量的“和”。物体内部的负熵状态,除了静止在重力场中的情况外,一般都是随机的及暂时的。而作为“恒定”的重力场(包括质量部分的整体天体)这一中心结构的负熵空间,正是有序结构空间,也正是整体性空间。当把重力场这一特殊的空间变为具有负熵意义的空间时,其内容将要与物理学分道扬镳了。物体内部负熵空间的产生原因,来自其外力或自身的动能或其外部负熵空间。而不能化为物体内部空间的重力场,其产生及维持的原因则是未知的。但整体天体产生重力场这一经验命题,毕竟大大地缩小了寻求其原因的范围。而“引力”的认识,反而以为不存在其原因了。在这里要强调一下,ρ场仅是力学中的抽象概念,ρ场包含物体内部的空间及重力场,重力场是特殊的ρ场。
    (三)作为基本概念的ρ空间
    为什么ρ空间姗姗来迟呢?就是由于从经验层次的现象(已经归纳的现象)再变为抽象层次的基本概念的过程,是人们最不习惯的过程,总不容易摆脱“具象”。之所以不习惯,其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人们先有了原来理论的抽象及已经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即使有了“具象”也看不到其抽象意义。而由抽象变为“具象”的过程,那可容易多了,但也往往“具象”出来客观世界不存在的东西。
    从逻辑学角度,基本概念是不能被其它概念来定义的概念,其内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ρ空间也是如此,只能用“感觉”到的物体质量部分的压强梯度现象来说明之,但又不是压强梯度本身。“真空”是具象空间,真空里照样存在“重力场”的ρ梯度值的有否,可用具象的压强梯度来检验之。但不能认为真空是ρ均匀空间。ρ空间与压强梯度的关系可类比铁粉末直观表现磁场结构的关系。摆脱不了具象,不能变为一个基本概念,也是爱因斯坦的“一无所有”的空间怎能分出两种空间的困惑原因之一,而用“运动”规定出来的弯曲时空又不能区分出是表述了物体的广义惯性还是表述了场的属性。特别强调的是:物体内部空间只能指物体质量部分所占据的空间,也是爱因斯坦晚年醒悟的“物体具有空间广延性”的涵义;而重力场空间不仅包含质量部分(整体天体)的空间,也包含没有质量部分的空间。这样就避免了变为“一无所有”的无边界的抽象参考系而带来的“相对”不清的问题。总的说来,ρ空间仅在数学形式上是标量场(其梯度为矢量场),但在物理意义上,则包含了表述广义惯性、可变为物体内部空间及重力场的本体性场、势、能、熵与质量部分的压强梯度等涵义。
    三、惯性力学及其例题
    在中学教材中,加速度可直接用一个字母来表示。ρ梯度与加速度一样,也可直接用一个字母来表示,设定其字母为P,其物理单位名称为“坦”。为了遵从现在教科书的习惯,力的物理单位仍用“牛顿”。那么,广义惯性力定律需要乘上量纲系数k,运动定律需要乘上k的倒数。在计算习题时,可设量纲系数为1。物体内外空间的ρ梯度,以下简称内P与外P。惯三律可以改写为以下形式:
    ①广义惯性定律:物体总保持其内部的ρ均匀空间时的运动状态。
    ②广义惯性力定律:F=kmP内
    ③广义惯性运动定律:P外-P内=1/k×a
    惯三律的运动定律:其三个矢量在同一条直线上,并且方向相同;如有一矢量方向相反,则变正负符号;如有一矢量不在其直线上,依习题具体情况有时可用矢量分解的角度化为其直线上的矢量。值得注意的是,P矢量的垂直方向,该P矢量为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设量纲系数为1,绝对值a有物理意义的双重性,有时表示P值,有时又表示物体的加速度值。原来牛顿力学中也隐含这双重性,但没有P物理量之前,其物理涵义是混乱、自相矛盾或是错误的。在做习题时,一定要依题意,来决定双重性的哪一方,比如当外P=g时,有时仅表示以单位为坦的重力场的强度值,有时仅表示以单位为加速度的自由落体运动的值,这时的g就不能再乘质量了。当物体内p=g时,表示物体处在相对重力场的静止及平动状态,仍需要以“坦”为单位来计算,表示物体处在非广义惯性运动状态,(准非广义惯性运动状态则是非g值的不自由落体加速运动状态)这时物体必有广义惯性力(重力)与其反作用的真正的外力存在。
    由于惯三律取代了牛二律的理论核心地位,当然,其解题思路及解法也具有取代性。惯三律与牛顿力学的解题思路及解法的区别的关键就在于:合外力的解法,在今后仍可继续运用。但在针对某一物体的受力分析过程中,该物体的质量与其内部的ρ梯度值的乘积值仅是该物体的广义惯性力的值,其力的反作用力,才是真正的合外力。牛顿惯性力、惯性离心力、科里奥利力与重力都是真实的该物体的广义惯性力。
    例题1:
    一辆装满水的车厢以恒加速度a1=10m/s2在水平轨道上运动,一个质量为m=2kg且运动方向(以车厢为参考系)的加速度为a2=8√2m/s2的小球从车厢上部落下(不接触车厢壁),求小球的阻力f及其与垂直线的夹角θ。(示意图略)
    解:地面重力场P1=10(坦)。
    (1) 水平方向的车厢外P1=0,其内P为P2,依运动定律,P1-P2=a1,即-P2=a1=10(坦)。(2)垂直方向的车厢内P3及车厢加速度a3,依运动定律,P1-P3=a3,因其相对地面平动,a3=0,即P1=P3=10(坦)。(3)车厢合内P42=P22+P32=102+102=200,即P4=10√2(坦);夹角由tgθ=p2:p3=10:10=1,得θ=450。(4)小球外P4,小球内P5,P4方向,依运动定律,P4-P5=a2,即P5=P4-a2=10√2-8√2=2√2(坦)。依广义惯性力定律,F=mP5=2×2√2=4√2,又依互为作用力定律,f=-F,即f=4√2(牛顿)。答:略。注:如把惯三律的一些特殊情况转化为一系列推论,直接用其推论,则解题步骤将很简单。
    例题2:
    一架质量为m=5000kg的飞机,在竖直环行轨道上以速度v=100m/s飞行,求:(a)环行轨道的可能的最大半径r;(b)在其环行轨道最低点处作用于飞机上的升力f。(示意图略)
    解:(a)在可能的最大半径的环行轨道的最高点处,飞机的内P=0,飞机的外P=g=10(坦),依运动定律,P外—P内=a,故P外=a =10(米/秒2),而a=v2/r,故P外=v2/r,r=v2/P外=1002/10=1000(米)。(b)在此轨道最低点处,依运动定律,P外-P内=-v2/r,故P内=P外+v2/r=10+1002/1000=200(坦),依广义惯性力定律,F=m P内 =5000×20=105,又依互为作用力定律,F=-f,得f=105(牛顿)。答:(略)。
    注:例题1中的车厢内有一半水的情况下,水面是斜面,其合内P4垂直其水面。而水中有压强梯度,则表象说明了车厢内的ρ空间。但合内P4不直接等于水的压强梯度,虽然其方向相同。这是抽象命题转化为经验命题的问题,其合内P4与其水的压强梯度之间有调整系数。车厢内如果是真空(或有空气阻力略)的情况下,车厢内只有P1,小球相对地面是自由落体运动,没有外力作用之(判别标准之一),小球内P为零。所以,此真空情况下的习题没有求阻力的问题,是纯运动学问题。如果小球有悬线系在车厢顶上,不论车厢内有水还是真空情况下,小球会相对车厢静止,小球质量部分的空间与车厢质量部分的空间是合为一体的空间,要计算此题,需要把重力场P1与车厢水平加速度a1共同“直接”转换为小球两内P,再计算其合内P,再求其广义惯性力及悬线张力。例题1是平动方面的解法,例题2是转动方面的解法。而转动方面的解法,有时也需要换作内P=v2/r,及也可内P=ω2/r、内P=2ωv、再用合内P方法来求解。读者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合内P的角度用高中数学来推导此环行轨道任意点的广义惯性力的公式。
    另外,教材中的机械能部分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势能公式中的g换为内P1,即E=Mp1h。如果不换,其实质涵义是质量为m的物体正在做自由落体运动,其公式仅表示物体变化的动能。惯三律的运动定律对距离的积分后再乘上质量的数学式,正是惯性力学的机械能守恒定律,然而这已是大学物理教材的内容了。由于广义惯性取代了牛顿惯性的理论核心地位,力学体系的结构也须重新调整。由于力概念分为作用方式力与属性力,力学体系的结构也应有这两部分相对独立的内容。属性力学仍然包含惯性力学、弹性力学、电磁力学。实际上有些应用力学,如爆炸力学等,也属于属性力学范畴。以往把引力定律作为牛顿力学的核心命题来运用则是错误的,因为引力定律仅是经验公式。当然,引力定律在惯性力学这里也是经验性质的命题,仅具有特殊例题的地位;
    四、引力与重力场
    (一)惯三律与引力定律
    在惯三律这里,引力定律的运用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物体的内P=0,物体的加速度a≠0,其外P=kM0/r2(k为引力常数,M0为重力场的中心物体的质量)的情况,也就是物体在重力场中正处于广义惯性运动状态的情况,其外P=kM0/r2的涵义是表示重力场强度及其强度的分布状态。在以往,外P=kM0/r2这一公式是由引力定律和所谓的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相等的角度得来的;另一种是在物体的加速度a=0,物体的内P≠0,其外P=kM0/r2的情况,也就是物体在重力场中正处于非广义惯性运动状态的情况。由此种情况再利用惯三律就导出了引力定律。由于天体的运动一般都是广义惯性运动,所以引力定律在天文学中的运用,仅适合于第一种情况。然而遗憾的是,以牛顿三定律与引力定律为出发点的天体力学,虽然在实际应用方面,有部分内容已经按第一种情况来计算了,但仍然是引力涵义的理解。还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按第二种情况来计算的。按引力涵义理解的第二种情况而得出的一些天文学的结论则是错的,比如:两个天体绕公共质心旋转问题,这是只有在ρ均匀空间的前提下才成立的问题,而在ρ非均匀空间(重力场)的前提下,此问题不成立。有的天体演化假说竟可以说公转的天体能被中心天体的引力吸出个包来,岂不可笑。可以说,以相互作用力的角度而运用引力定律的天文学的许多结论,几乎都要成问题。
    当说到平稳地落在金星地表面上的探测器是由于其巨大的大气压而压“扁”的时候(由此理不能压扁),实质是由于金星地表面的ρ梯度值非常大,以至在探测器的质量部分的内部形成了巨大的胁强,从而就象地球的地面上的“面团”变扁的原因一样,而变扁了。这说明了金星表面重力值大大地超过了地球表面重力值。而金星质量小于地球质量,可见引力定律适用的近似性、局限性及经验性,说明了引力的理解也是错的,也说明了重力场的强度不依赖中心物体的“质量”。如果说有无大气层则标志了其星体的表面重力值的差别,为月球直径三分之一的天王星卫星有大气层,如果其表面重力值大于月球表面重力值,那也说明了重力场与中心物体的质量因素无关。牛顿引力定律的中心质量仅具有重力场“势”的初始量的意义,而不完全代表实际的中心天体的质量。从重力场强度分布角度,其平方反比律仅在某一空间范围内成立,在接近重力场中心处及其边缘处,也可能是立方反比律,究竟以什么“律”分布,这由实践探测来决定。目前流行的所谓引力常数随宇宙时间变化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从天体演化角度,随着重力场与整体天体起源演化过程,其重力场强度当然是要变化了,不仅有长期的变化,还有随机的小的变化。但这随机的小的变化,就足以使某些整体天体发生地质的地震或火山喷发等现象的发生。然而这已不是物理学的事了。
    (二)重力场有边界的证明
    最近哈勃望远镜观测到一颗恒星的外围有一光环,其光环外边缘呈辐射状,其光环内边缘完整,内边缘与中心发光恒星之间区域是黑色空间(此照片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个结构可以说是重力场有边界的证明,边界就在其光环内边缘处,这也说明光环“静止”在空间中。如果这颗恒星的重力场没有边界,那么,光环中的物质必有公转运动,于是,光环的外边缘就不会是辐射状。土星光环的外边缘就没有
    辐射状,就是因为它有公转运动,也说明它处在土星的重力场的范围内。
    五、整体科学体系
    (一)整体自然观的本体论
    说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好像就是这个整体自然观,然而,这是笼统的认识。更准确的认识应该是:自然界是由不同层次的与同层次的不同的整体所组成的。宇观世界(宇观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前也被当成了宏观世界)是由某些整体性的卫星、行星、行星系、恒星、恒星系、宇宙中的各种星系所组成;宏观生命世界由DNA、细胞、生命个体与群体、人类社会所组成;微观世界由分子 、原子、某些整体性的基本粒子所组成。
    由于这三个世界的整体不同,其属性也有所不同,所以,这三个世界的分界线应该是:微观在分子空间尺度之内;宏观在分子空间与近似月球的空间尺度之间;宇观在近似月球空间尺度以上。
    这些整体有其内部的有序结构,性质与功能,有其起源与演化过程。这三个世界有其演化的同步性。当然,自然界中还有各种非整体,但也一定属于某个整体,是其组成要素及局部。只有自然界的整体,才有起源与演化问题。而非整体则没有起源与演化问题。
    (二)整体科学体系与物理科学体系
    整体自然观为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体系(整体科学体系)框架与背景。整体科学体系是研究自然整体的整体性质与功能、有序内部结构及其起源与演化过程的科学理论系统。由经典物理学发展到今天的现代物理学,物理学已成为无所不包的科学,简直成了自然科学的代名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物理学的原则、观念、概念、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也带到了整个自然科学,也带到了自然界,从而,忽视了与抹杀了对整体性方面的认识。这两种科学体系在观念上、思维方式及思维方法等方面都截然不同。
    (1) 本体论问题
    在物理学的物体观中,物体没有内部有序结构、有可分割性及没有起源演化性;在整体自然观中,自然整体物体有内部有序结构、有整体属性的不可分割性及有起源演化性。物理学是非整体观下的科学。物理学本身没有错,错误就在于把整体的客体也看成了非整体,还把分子与原子当作力学的粒子,天体还被认为是物理学中的一般物体。在此,还有必要澄清一个认识问题:非整体与整体是矛盾关系,但还有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自然整体仍然有物理学的一般性,只不过多了一个整体性。比如:凡是具有质量的物体(不管是整体与非整体)都有惯性;而重力场仅是整体天体所具有的;当我们说起源演化性的时候,也仅是自然整体所具有的。另外,还要澄清一个认识问题:抛开“本体”,单独说属性与关系也有起源演化问题,是不妥的,属性与关系必有其自然物为其载体。某物有起源演化过程,其整体的属性与关系也自然随之出现。某物没有起源演化问题,其属性与关系也自然没有之。说惯性与引力也有起源问题,其错误之一,惯性与引力是属性与关系,没有与其载体一起说明,其错误之二,惯性与引力的载体是一般性的物体,没有起源问题,当然惯性与引力也就没有起源问题。况且,引力本来就是人为虚构的东西……。
    (2)方法论问题
    物理学是对自然界的单一因素的研究,而整体科学注意的是(前提是整体)多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说“物理学是对自然界分析的科学”的说法不太准确。当把物理学体系的知识运用到自然客体上时,而产生的相应的所谓交叉学科本身,如地质力学、电生物学、地磁学、太阳系物理学等等学科,才是对自然“整体”的分析(非整体要素)的认识。相对未来的整体科学理论来说,这种交叉学科的内容一般仅具有感性认识(现象层次)的性质。整体科学研究具有复杂性原则,是一因多果、一果多因、互为因果、多因多果的因果论。而物理学研究则具有简单性原则,探求一个终极原因的因果论。而当涉及到许多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认识时,则需要整体哲学。当地球物理学家对地球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东一下西一下的无章法的论述而痛苦不堪时,最有体验需要一种不同于物理学思维方法的哲学。
    "
    10-02-26 论文 匿名
    2回答
意见反馈 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