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经济落后的原因有哪些?

非洲经济落后的原因有哪些?
09-03-21  xun_baby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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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uzia

    在国内非洲学研究中,文化与发展问题尚属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领域。由于这个问题很大,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所以在展开之前,需要对该选题作出几点限定和说明。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非洲国家独立后在发展问题上的曲折经历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文化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第二,文化与发展关系问题,在非洲,实际上亦可以归结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由于文化和现代化所包容的内容都十分广泛,本文偏重于从宏观视角谈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文化特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便为日后具象地解析传统价值观念对非洲现代化过程的影响做一铺垫。其四,鉴于国内学界对非洲文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着重介绍非洲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最后需要申明的是:非洲国家众多,各国国情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亦各异;但鉴于非洲国家存在着诸多共性,同时也是出于行文方便,笔者在文中将非洲视为一个整体。
       
       一、关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文化的重要性及其与发展的密切联系,无论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发展与文化的关系及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三个角度来谈。
       1.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在学术发展史上,文化一直是最复杂的术语之一;有关文化概念的定义亦不胜枚举。这盖因文化所包容的含义即宽泛而又狭窄所致。在狭义上,即站在观念论的视角,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文化囿于观念或精神层面。在广义上,特别是从人本身作为历史主体发展过程的视角出发,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的某个部分、领域和层面,而是涵盖了人的全部社会活动:它既包括人类物质形态的活动和精神形态的活动。
       正是鉴于文化是渗透、贯穿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现象,因此,文化必然与发展问题发生联系。 非洲著名思想家、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认为,“文化不仅是社会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的细胞、躯壳和纽带,甚至是社会存在的理由”;因为“如果人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文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始与终,而且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内涵与外延,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始与终”;因此,只有文化发展了才能带动其他一切方面的发展,即实现“真正的发展”。 成形于70年代的蒙博托“真实性”学说也是围绕着文化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蒙博托看来,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而且文化构成了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强调和突出这一观点,蒙博托甚至将文化的作用拔到绝对的高度,提出文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唯一道路”;“文化既是发展的理由,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
       桑戈尔和蒙博托的上述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其一,文化环境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二,“发展的维度”已超出了时下流行的政治经济等狭隘的物质或权益的范畴,而拓展到文化、精神等人道领域,并且后者已成为发展的趋向和特征。是故,扎伊尔(今民主刚果)学者、“真实性”学说的理论权威萨孔比•伊农戈在诠释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时将文化抬升到哲学和价值论的高度,强调文化问题是非洲国家所面临解决的首要问题,非洲国家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选择。
       2.发展与文化的关系
       如同文化并不局限于观念领域一样,发展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上文已经谈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亦可以归结为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之所以与文化发生联系,系由现代化的内涵所决定。
       现代化运动发韧于西方。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也纷纷掀起了现代化浪潮。60年代以来,联合国主持的“两个发展十年”(1960—1980)计划的实施,使现代化运动进一步国际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现代化”理论不断发展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诸如:现代化是起源于西方工业化的全球现象;现代化的性质是从传统社会转化为法理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现代化的内容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文化价值观念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等等。简而言之,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并不是某些现代性因素的简单集合,而是整个社会机体的全面现代化;确切地说,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等在内的复杂过程。
       由此可见,文化变迁也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就非洲而言,其现代化大致经历如下历程:首先是迫于外部的压力或在外力的刺激下,从物质层面启动现代化;由于物质技术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于是现代化进程又推进到制度层面;然而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制度的变革,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因而现代化必然要深入到文化层面。这样一来,发展问题,或者说现代化问题就与文化发生了碰撞。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政治体制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及至全部课程内容等等,这在非洲国家并不罕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肯尼亚文化人类学家奥萨加•奥达克(Osaga Odak)在《让历史服务于未来》一文中认为,为了使人类健全的发展,换言之,“欲使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必须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在内,全部纳入其中。” 塞内加尔学者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1974—1987)亦认为,随着国际社会,包括非洲人自己对发展、发展的途径和目标的理解的逐渐扩大和加深,人们已不再把发展与经济的简单线性增长等量齐观;而将之视为一个复杂得多、全面得多、而且包罗万象的过程。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中外学者已有大量的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
       3.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
       尽管每一个国家都面临如何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非洲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尖锐。这盖因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所致。许多事例表明,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亦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与西方国家相比,首先是现代化的起点不同。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大多起步于资本积累和政治变革,并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从而为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非洲社会(不是全部)的现代化则起始于现代国家生成之前的殖民时期,可谓是“白手起家”。其二是现代化的导因不同。就现代化的原初动力而言,西方国家(特别是被称之为列强的欧洲殖民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是内生的和逐步培育起来的。而非洲堪称是由外力刺激而引发现代化的极端例证:在非洲,不仅现代性的“中心地带”最初是由殖民列强所建立的,甚至非洲社会的“现代性”阶层也是由外力培植的。其三,现代化的主体和推进方式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社会长期积蓄而成的,其推进方式一般是自下而上的。非洲的情况则相反,由于非洲的现代化因素是“外植的”,缺乏内驱力,因而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一般是通过“自上而下”来进行的: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和殖民当局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在独立后,这一角色则主要由非洲国家的政府来担负。但是,由于非洲国家大都缺乏自主发展所必需的手段,加之,西方国家的范示作用,使得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从容有序。在过渡性的社会环境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同时存在并相互冲突;这无疑是造成非洲国家文化与发展问题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并注定了其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二、非洲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
       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主要讲三点内容:其一是“非洲现代化理论”的由来与流派;其二是非洲人自己对文化与发展问题的认识过程;其三是文化特性及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非洲现代化理论”历史回顾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问题,应当说,“非洲现代化理论”萌发于殖民时期。诚然,非洲与异域文明的接触可以追溯到7世纪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但是,正如尼日利亚学者博邓林所言,真正对非洲传统价值观念构成挑战并对非洲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非洲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伴随殖民化而起步的。 尽管这种文化接触是在非洲处于完全被迫和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它对非洲社会的影响则是广泛而持久的。从那时开始,非洲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非洲知识分子所必须回应的问题。事实上,所谓“非洲现代化理论”系指在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知识精英”对待非洲社会未来发展的理念与设计。他们对待上述问题的态度、抉择和价值取向对早期和日后“非洲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具有颇大的影响力。虽然在广大民众之中,这些知识“精英”居于少数,但是他们是掌握了现代知识的一代并在思想领域处于时代的前沿;因而,无论其价值取向如何,他们无疑是其所处的那个时代非洲社会最具生气、活力和革命性的群体,“非洲民族主义”思想也是从这些“少数人”中孕生的。据此,笔者将他们在处理非洲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现代思想这对矛盾时的不同反应及其价值取向,视为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不同流派。
       就整个非洲大陆而言,非洲人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态度始终存在歧议,这种争论几乎贯穿非洲的近、现代史,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非洲现代化理论”,就价值取向而言,大致可归纳为文化“西化”、文化“非洲化”、文化融合或文化“混血”等。由于本文容量有限,笔者对上述几种非洲现代化理论不做展开叙述,但有几点需要作出说明:其一,上述几种“非洲现代化理论”并不存在严格的时序界限:其中有的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有些则是同时并存,难分伯仲。其二,上述几种理论有的在非洲具有普遍性,有的则带有地域或国别的局限性。其三,某特定一理论的倡导者的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不少人兼有两种或数种观点。这一方面与非洲特殊的历史遭遇及非洲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盖因非洲国家众多,情况不尽相同所致,同时也受到了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世界现代化理论及各国现代化实践等因素的影响。
       2.非洲人对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
       传统文化对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非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越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早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塞内加尔学者卡内便以哲人特有的敏感发出了警世之言。 不过,非洲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为此付出了不匪的代价。
       诚然,非洲老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也论及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学说更多的是出于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并旨在为非洲文化正名及为黑人恢复名誉。纵观19世纪以来盛行于非大陆的各种文化、政治思潮,无不带有浓厚的“真实性”即民族性或特殊性色彩。 在相当长时期内,非洲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文化与发展问题的关注基本上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和囿于文化领域;至多是辐射到政治层面,关注得更多的是捍卫非洲文化特性及其对非洲社会,特别是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并没有真正与经济发展问题相联系。可以说,“真实性”构成了近现代非洲思想的主旋律。遗憾的是,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正是被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所抵消。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非洲老一代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和学说大多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或是基于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需要(有些人甚至完全是出于维系个人统治的需要),而没有处理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特别是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的有识之士,如桑戈尔就提出了文化与发展,特别是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并认为“非洲政治家过去存在着忽视文化作用的倾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并在非洲未引起共鸣。 后来被非洲学术界广泛引证的《非洲经济心理学》一书于1970年问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未在非洲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事例亦可印证这一点。
       在非洲,关于发展问题的新一轮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确切地说是伴随非洲经济结构调整遭受挫折而展开的。 在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社会负效应日渐凸显, 并在几乎穷尽了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和不利因素之后, 非洲经济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才真正开始关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通过文化途径,即从非洲传统文化中来寻求解析经济不发展的症结所在。
       1986年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会议上,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巴巴卡尔•恩迪亚耶郑重提出了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文化问题。 此后,有关文化对非洲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论著不断问世。 埃塞俄比亚社会学家泽尼比沃克•塔德斯在《非洲:来自非洲内部的新看法》一文中,将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称为“传统发展理论的危机”。马里学者阿米纳塔•特拉奥雷在《沉默的文化》一文中认为,导致这种“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发展”一词在非洲的地方语言中没有对应词,它主要是一种进口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对发展缺乏真正的了解。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感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对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非洲进一步被边缘化的担忧,非洲的有识之士再度敲响了“非洲文化危机”的警钟,并由此将“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争鸣推向高潮。刚果社会学家约瑟夫•东达对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热衷于外部的发展理论而非植根于非洲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发展的动力而深感不安。但他同时也不讳言,非洲的传统价值观念确给现代人带来了的沉重负担 非洲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主席塞尔波提出了“发展的文化模式”(modèle culturel de développement)问题。因为“文化不仅仅是既得的经验和记忆,而且也是非洲人民改变其自身命运和创造未来的内驱力。因此,如果我们忽视文化因素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那将一事无成。” 科特迪瓦学者阿尔方斯•蒂埃鲁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在论及文化对发展的作用时亦指出,文化不是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真正动力。因此,如果忽视文化,如果将文化排斥在发展思想的核心之外,文化因素就可能会摇身变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世界银行非洲地区机构发展和管理处处长,塞内加尔经济学家马马杜•迪亚则比较具象地分析了非洲传统价值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较之以往关于“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争鸣,80年代以来的争鸣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其一,参与者的身份有所不同。如果说“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主体在早期即在独立前主要是由“社会精英”构成,中期即独立至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政治精英”构成的话;那末,“非洲现代化理论”的新一轮争鸣则首先并且主要是由“经济精英”发起的。其二,争鸣的主题虽然依旧是老话题,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侧重点发生了变化:由于时过境迁的原因,即在经历了经济调整(自由化),政治变革(民主化)之后,并有感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压力,非洲人更关注传统文化自身的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三,在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与以往的那种或是突出文化特性或是强调发展需要的偏颇做法相比;现时的主流观点更倾向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3.文化特性及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所固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属性,使得它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参与并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然而,一般而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是一种悖论关系。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在1992年出版的《现代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在今天世界的许多地方,经济现代化与忠于信仰之间存在着公开的抗争;因而,只要现代化和特性被如此视为是矛盾对立的,发展变无从谈起。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中也专门谈到了现代化的“文化抗拒的主题”。
       传统文化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反映在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实体性”影响;其二是的观念性影响。就后者而言,由于传统价值观念一直沿袭至今并广泛地作用于非洲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因此如何处理文化特性与发展的关系,始终是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学者关注的问题。出于对非洲会因现代化而失去自身个性的担忧,非洲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处理文化特性与发展的关系时,往往将两者对立起来或侧重于强调捍卫非洲文化特性的重要性。许多领导人都表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发展的模式因文化特性的不同而各异。“发展的维度”不应超出其“文化特性的半径”,并将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归咎于一味地效仿他人。非洲老一代政治家的担忧及其对非洲传统偏爱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它与非洲特殊的历史遭遇及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是不无关系的。
       不过,非洲人也不必为此过分担心。诚如非洲著名学者谢克•安塔•迪奥普在80年代初发表的《形成文化特性的因素》一文中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同它的历史、语言和心理三大因素分不开的”,但由于心理因素在其间起着主要作用,因而,“每一种文化在对待思想观念的问题上都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它的特定性,也可以说这是得到本民族独特的心理壁垒保护的一个方面,是只有从内部才能理解的一个方面;并且构成了整个现有文化和整个文明的核心、源泉和灵魂。第二个方面是它的普遍性,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一般思想观念,在这一方面,一种文明能够影响另一种文明。” 而且,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抗拒”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悖论关系。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那种将现代化等同于“全盘西化”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后现代主义”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探讨现代化问题,反对将任何文化传统绝对化并强加于人,主张异质文化之间应彼此宽容、相互沟通;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各国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依据自身的文化选择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事实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并未因现代化而失去其固有的文化特性,政治民主在非洲所发生的变异亦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亦如是,因为对非洲而言,问题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而只是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置于全球化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尽管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国家体系之上进行的,代表了一种超越空间和边界的联系,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一体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只要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取向定位得当,“非洲个性”依然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存续与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非洲人必须具有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文化的“源”与“流”、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关系。塞内加尔学者姆博认为,“肯定和捍卫文化特性,不等于倒退到一成不变、闭关自守的过去,恰恰相反,而是要培育出一个生动的、具有创造性、不断更新的综合体。” 我国学者罗荣渠先生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时指出:“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动力。”
       在这方面,非洲新生代知识分子的视野要比其前辈宽广的多。喀麦隆经济学家芒古埃尔可谓是他们之中的代表。这位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型企业家不仅有渊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视野,而且有着敏锐的目光。他所提出的“文化结构调整”即“文化重建”并非要摧毁非洲文化,而是希冀通过对非洲文化的“会诊”,在继承非洲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以开放的胸襟有选择地吸纳世界先进的文化,并经过改造,化为非洲的“新文化”,以此转变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芒古埃尔认为,非洲人只有通过文化自救,非洲国家方能摆脱边缘化的厄运,非洲人方可获得新生;反之,无异于自甘堕落。芒古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盲目地陶醉于对古老的非洲文明的怀旧情怀,当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学者潜心于描述非洲淳朴而奇异的传统文化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时,芒古埃尔勇敢地触及了非洲文化的缺陷并大声疾呼,如果非洲人还不警醒,还不自觉地进行“文化自救”并藉此改变非洲人的精神面貌,就难逃脱美洲印地安人的厄运。 或许也正因为如是,在《非洲是否需要进行一次文化结构调整?》一书发表后,芒古埃尔并未受到非洲同行的责难。
       诚然,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并非孤立、僵化之物,它也可以为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丰富、所修正。而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起到引擎的作用。因为,商品经济绝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它还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会逐步淡化;与此同时,自主、平等、竞争、开放、效率、秩序、创新等意识会逐步为其所认同,进而全面推动非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诚如马克思所言:“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我们从中国自身的变化中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这一点。当然也应该注意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传统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到近代的启蒙运动大约经历了400年。在中国,始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也仍在继续。同样,非洲的文化变迁,鉴于其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文刊载于《西亚非洲》2001年第5期。

    09-03-21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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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iaoysy

    民族混乱

    09-03-21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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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k

    在国内非洲学研究中,文化与发展问题尚属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领域。由于这个问题很大,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所以在展开之前,需要对该选题作出几点限定和说明。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非洲国家独立后在发展问题上的曲折经历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文化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第二,文化与发展关系问题,在非洲,实际上亦可以归结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由于文化和现代化所包容的内容都十分广泛,本文偏重于从宏观视角谈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文化特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便为日后具象地解析传统价值观念对非洲现代化过程的影响做一铺垫。其四,鉴于国内学界对非洲文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着重介绍非洲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最后需要申明的是:非洲国家众多,各国国情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亦各异;但鉴于非洲国家存在着诸多共性,同时也是出于行文方便,笔者在文中将非洲视为一个整体。
       
       一、关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文化的重要性及其与发展的密切联系,无论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发展与文化的关系及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三个角度来谈。
       1.文化与发展的关系
       在学术发展史上,文化一直是最复杂的术语之一;有关文化概念的定义亦不胜枚举。这盖因文化所包容的含义即宽泛而又狭窄所致。在狭义上,即站在观念论的视角,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文化囿于观念或精神层面。在广义上,特别是从人本身作为历史主体发展过程的视角出发,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的某个部分、领域和层面,而是涵盖了人的全部社会活动:它既包括人类物质形态的活动和精神形态的活动。
       正是鉴于文化是渗透、贯穿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现象,因此,文化必然与发展问题发生联系。 非洲著名思想家、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认为,“文化不仅是社会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的细胞、躯壳和纽带,甚至是社会存在的理由”;因为“如果人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文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始与终,而且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内涵与外延,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始与终”;因此,只有文化发展了才能带动其他一切方面的发展,即实现“真正的发展”。 成形于70年代的蒙博托“真实性”学说也是围绕着文化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蒙博托看来,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而且文化构成了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强调和突出这一观点,蒙博托甚至将文化的作用拔到绝对的高度,提出文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唯一道路”;“文化既是发展的理由,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
       桑戈尔和蒙博托的上述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其一,文化环境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二,“发展的维度”已超出了时下流行的政治经济等狭隘的物质或权益的范畴,而拓展到文化、精神等人道领域,并且后者已成为发展的趋向和特征。是故,扎伊尔(今民主刚果)学者、“真实性”学说的理论权威萨孔比•伊农戈在诠释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时将文化抬升到哲学和价值论的高度,强调文化问题是非洲国家所面临解决的首要问题,非洲国家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选择。
       2.发展与文化的关系
       如同文化并不局限于观念领域一样,发展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上文已经谈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亦可以归结为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之所以与文化发生联系,系由现代化的内涵所决定。
       现代化运动发韧于西方。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也纷纷掀起了现代化浪潮。60年代以来,联合国主持的“两个发展十年”(1960—1980)计划的实施,使现代化运动进一步国际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现代化”理论不断发展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诸如:现代化是起源于西方工业化的全球现象;现代化的性质是从传统社会转化为法理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现代化的内容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文化价值观念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等等。简而言之,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并不是某些现代性因素的简单集合,而是整个社会机体的全面现代化;确切地说,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等在内的复杂过程。
       由此可见,文化变迁也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就非洲而言,其现代化大致经历如下历程:首先是迫于外部的压力或在外力的刺激下,从物质层面启动现代化;由于物质技术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于是现代化进程又推进到制度层面;然而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制度的变革,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因而现代化必然要深入到文化层面。这样一来,发展问题,或者说现代化问题就与文化发生了碰撞。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政治体制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及至全部课程内容等等,这在非洲国家并不罕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肯尼亚文化人类学家奥萨加•奥达克(Osaga Odak)在《让历史服务于未来》一文中认为,为了使人类健全的发展,换言之,“欲使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必须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在内,全部纳入其中。” 塞内加尔学者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1974—1987)亦认为,随着国际社会,包括非洲人自己对发展、发展的途径和目标的理解的逐渐扩大和加深,人们已不再把发展与经济的简单线性增长等量齐观;而将之视为一个复杂得多、全面得多、而且包罗万象的过程。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中外学者已有大量的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
       3.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
       尽管每一个国家都面临如何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非洲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尖锐。这盖因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所致。许多事例表明,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亦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与西方国家相比,首先是现代化的起点不同。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大多起步于资本积累和政治变革,并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从而为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非洲社会(不是全部)的现代化则起始于现代国家生成之前的殖民时期,可谓是“白手起家”。其二是现代化的导因不同。就现代化的原初动力而言,西方国家(特别是被称之为列强的欧洲殖民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是内生的和逐步培育起来的。而非洲堪称是由外力刺激而引发现代化的极端例证:在非洲,不仅现代性的“中心地带”最初是由殖民列强所建立的,甚至非洲社会的“现代性”阶层也是由外力培植的。其三,现代化的主体和推进方式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社会长期积蓄而成的,其推进方式一般是自下而上的。非洲的情况则相反,由于非洲的现代化因素是“外植的”,缺乏内驱力,因而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一般是通过“自上而下”来进行的: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和殖民当局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在独立后,这一角色则主要由非洲国家的政府来担负。但是,由于非洲国家大都缺乏自主发展所必需的手段,加之,西方国家的范示作用,使得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从容有序。在过渡性的社会环境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同时存在并相互冲突;这无疑是造成非洲国家文化与发展问题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并注定了其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二、非洲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
       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主要讲三点内容:其一是“非洲现代化理论”的由来与流派;其二是非洲人自己对文化与发展问题的认识过程;其三是文化特性及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非洲现代化理论”历史回顾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问题,应当说,“非洲现代化理论”萌发于殖民时期。诚然,非洲与异域文明的接触可以追溯到7世纪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但是,正如尼日利亚学者博邓林所言,真正对非洲传统价值观念构成挑战并对非洲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非洲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伴随殖民化而起步的。 尽管这种文化接触是在非洲处于完全被迫和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它对非洲社会的影响则是广泛而持久的。从那时开始,非洲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非洲知识分子所必须回应的问题。事实上,所谓“非洲现代化理论”系指在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知识精英”对待非洲社会未来发展的理念与设计。他们对待上述问题的态度、抉择和价值取向对早期和日后“非洲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具有颇大的影响力。虽然在广大民众之中,这些知识“精英”居于少数,但是他们是掌握了现代知识的一代并在思想领域处于时代的前沿;因而,无论其价值取向如何,他们无疑是其所处的那个时代非洲社会最具生气、活力和革命性的群体,“非洲民族主义”思想也是从这些“少数人”中孕生的。据此,笔者将他们在处理非洲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现代思想这对矛盾时的不同反应及其价值取向,视为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不同流派。
       就整个非洲大陆而言,非洲人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态度始终存在歧议,这种争论几乎贯穿非洲的近、现代史,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非洲现代化理论”,就价值取向而言,大致可归纳为文化“西化”、文化“非洲化”、文化融合或文化“混血”等。由于本文容量有限,笔者对上述几种非洲现代化理论不做展开叙述,但有几点需要作出说明:其一,上述几种“非洲现代化理论”并不存在严格的时序界限:其中有的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有些则是同时并存,难分伯仲。其二,上述几种理论有的在非洲具有普遍性,有的则带有地域或国别的局限性。其三,某特定一理论的倡导者的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不少人兼有两种或数种观点。这一方面与非洲特殊的历史遭遇及非洲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盖因非洲国家众多,情况不尽相同所致,同时也受到了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世界现代化理论及各国现代化实践等因素的影响。
       2.非洲人对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
       传统文化对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非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越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早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塞内加尔学者卡内便以哲人特有的敏感发出了警世之言。 不过,非洲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为此付出了不匪的代价。
       诚然,非洲老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也论及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学说更多的是出于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并旨在为非洲文化正名及为黑人恢复名誉。纵观19世纪以来盛行于非大陆的各种文化、政治思潮,无不带有浓厚的“真实性”即民族性或特殊性色彩。 在相当长时期内,非洲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文化与发展问题的关注基本上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和囿于文化领域;至多是辐射到政治层面,关注得更多的是捍卫非洲文化特性及其对非洲社会,特别是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并没有真正与经济发展问题相联系。可以说,“真实性”构成了近现代非洲思想的主旋律。遗憾的是,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正是被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所抵消。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非洲老一代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和学说大多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或是基于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需要(有些人甚至完全是出于维系个人统治的需要),而没有处理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特别是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的有识之士,如桑戈尔就提出了文化与发展,特别是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并认为“非洲政治家过去存在着忽视文化作用的倾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并在非洲未引起共鸣。 后来被非洲学术界广泛引证的《非洲经济心理学》一书于1970年问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未在非洲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事例亦可印证这一点。
       在非洲,关于发展问题的新一轮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确切地说是伴随非洲经济结构调整遭受挫折而展开的。 在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社会负效应日渐凸显, 并在几乎穷尽了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和不利因素之后, 非洲经济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才真正开始关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通过文化途径,即从非洲传统文化中来寻求解析经济不发展的症结所在。
       1986年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会议上,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巴巴卡尔•恩迪亚耶郑重提出了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文化问题。 此后,有关文化对非洲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论著不断问世。 埃塞俄比亚社会学家泽尼比沃克•塔德斯在《非洲:来自非洲内部的新看法》一文中,将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称为“传统发展理论的危机”。马里学者阿米纳塔•特拉奥雷在《沉默的文化》一文中认为,导致这种“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发展”一词在非洲的地方语言中没有对应词,它主要是一种进口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对发展缺乏真正的了解。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感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对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非洲进一步被边缘化的担忧,非洲的有识之士再度敲响了“非洲文化危机”的警钟,并由此将“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争鸣推向高潮。刚果社会学家约瑟夫•东达对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热衷于外部的发展理论而非植根于非洲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发展的动力而深感不安。但他同时也不讳言,非洲的传统价值观念确给现代人带来了的沉重负担 非洲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主席塞尔波提出了“发展的文化模式”(modèle culturel de développement)问题。因为“文化不仅仅是既得的经验和记忆,而且也是非洲人民改变其自身命运和创造未来的内驱力。因此,如果我们忽视文化因素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那将一事无成。” 科特迪瓦学者阿尔方斯•蒂埃鲁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在论及文化对发展的作用时亦指出,文化不是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真正动力。因此,如果忽视文化,如果将文化排斥在发展思想的核心之外,文化因素就可能会摇身变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世界银行非洲地区机构发展和管理处处长,塞内加尔经济学家马马杜•迪亚则比较具象地分析了非洲传统价值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较之以往关于“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争鸣,80年代以来的争鸣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其一,参与者的身份有所不同。如果说“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主体在早期即在独立前主要是由“社会精英”构成,中期即独立至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政治精英”构成的话;那末,“非洲现代化理论”的新一轮争鸣则首先并且主要是由“经济精英”发起的。其二,争鸣的主题虽然依旧是老话题,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侧重点发生了变化:由于时过境迁的原因,即在经历了经济调整(自由化),政治变革(民主化)之后,并有感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压力,非洲人更关注传统文化自身的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三,在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与以往的那种或是突出文化特性或是强调发展需要的偏颇做法相比;现时的主流观点更倾向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3.文化特性及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所固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属性,使得它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参与并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然而,一般而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是一种悖论关系。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在1992年出版的《现代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在今天世界的许多地方,经济现代化与忠于信仰之间存在着公开的抗争;因而,只要现代化和特性被如此视为是矛盾对立的,发展变无从谈起。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中也专门谈到了现代化的“文化抗拒的主题”。
       传统文化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反映在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实体性”影响;其二是的观念性影响。就后者而言,由于传统价值观念一直沿袭至今并广泛地作用于非洲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因此如何处理文化特性与发展的关系,始终是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学者关注的问题。出于对非洲会因现代化而失去自身个性的担忧,非洲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处理文化特性与发展的关系时,往往将两者对立起来或侧重于强调捍卫非洲文化特性的重要性。许多领导人都表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发展的模式因文化特性的不同而各异。“发展的维度”不应超出其“文化特性的半径”,并将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归咎于一味地效仿他人。非洲老一代政治家的担忧及其对非洲传统偏爱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它与非洲特殊的历史遭遇及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是不无关系的。
       不过,非洲人也不必为此过分担心。诚如非洲著名学者谢克•安塔•迪奥普在80年代初发表的《形成文化特性的因素》一文中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同它的历史、语言和心理三大因素分不开的”,但由于心理因素在其间起着主要作用,因而,“每一种文化在对待思想观念的问题上都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它的特定性,也可以说这是得到本民族独特的心理壁垒保护的一个方面,是只有从内部才能理解的一个方面;并且构成了整个现有文化和整个文明的核心、源泉和灵魂。第二个方面是它的普遍性,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一般思想观念,在这一方面,一种文明能够影响另一种文明。” 而且,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抗拒”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悖论关系。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那种将现代化等同于“全盘西化”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后现代主义”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探讨现代化问题,反对将任何文化传统绝对化并强加于人,主张异质文化之间应彼此宽容、相互沟通;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各国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依据自身的文化选择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事实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并未因现代化而失去其固有的文化特性,政治民主在非洲所发生的变异亦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亦如是,因为对非洲而言,问题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而只是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置于全球化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尽管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国家体系之上进行的,代表了一种超越空间和边界的联系,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一体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只要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取向定位得当,“非洲个性”依然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存续与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非洲人必须具有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文化的“源”与“流”、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关系。塞内加尔学者姆博认为,“肯定和捍卫文化特性,不等于倒退到一成不变、闭关自守的过去,恰恰相反,而是要培育出一个生动的、具有创造性、不断更新的综合体。” 我国学者罗荣渠先生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时指出:“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动力。”
       在这方面,非洲新生代知识分子的视野要比其前辈宽广的多。喀麦隆经济学家芒古埃尔可谓是他们之中的代表。这位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型企业家不仅有渊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视野,而且有着敏锐的目光。他所提出的“文化结构调整”即“文化重建”并非要摧毁非洲文化,而是希冀通过对非洲文化的“会诊”,在继承非洲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以开放的胸襟有选择地吸纳世界先进的文化,并经过改造,化为非洲的“新文化”,以此转变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芒古埃尔认为,非洲人只有通过文化自救,非洲国家方能摆脱边缘化的厄运,非洲人方可获得新生;反之,无异于自甘堕落。芒古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盲目地陶醉于对古老的非洲文明的怀旧情怀,当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学者潜心于描述非洲淳朴而奇异的传统文化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时,芒古埃尔勇敢地触及了非洲文化的缺陷并大声疾呼,如果非洲人还不警醒,还不自觉地进行“文化自救”并藉此改变非洲人的精神面貌,就难逃脱美洲印地安人的厄运。 或许也正因为如是,在《非洲是否需要进行一次文化结构调整?》一书发表后,芒古埃尔并未受到非洲同行的责难。
       诚然,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并非孤立、僵化之物,它也可以为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丰富、所修正。而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起到引擎的作用。因为,商品经济绝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它还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会逐步淡化;与此同时,自主、平等、竞争、开放、效率、秩序、创新等意识会逐步为其所认同,进而全面推动非洲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诚如马克思所言:“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我们从中国自身的变化中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这一点。当然也应该注意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传统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到近代的启蒙运动大约经历了400年。在中国,始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也仍在继续。同样,非洲的文化变迁,鉴于其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文刊载于《西亚非洲》2001年第5期。

    09-03-21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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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新

    开发的晚,又受外来殖民统治多年。

    09-03-21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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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zch

    不能自立自强

    09-03-21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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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fdddcc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收到了明显实效,积累了丰富经验。认真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成效和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搞好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 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 成效 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适应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先后进行六次重大改革。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管道路曲折,但在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法制建设、政府的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初步形成了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认真总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搞好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回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适应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先后进行六次重大改革。

      第一次是1982年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进行的行政改革。这次改革改变了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行政权与生产经营权的分离。同时,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和精简,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加强了综合、调节、监督、法制部门,进行了后勤社会化的试点,并结合机构改革推行了干部年轻化,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了干部离退休制度。这一阶段的改革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铺平了道路,为此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次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机构林立、职能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

      第二次是1988年改革。这次改革明确提出以转变政府的职能为关键,要求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把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转移出去,把直接管钱、管物的职能放下去,把决策、咨询、调节、监督和信息等职能加强起来,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逐步转向间接管理为主。同时,对国务院机构进行了改革,强化综合部门、经济调节部门、监督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适当弱化专业管理部门。这一阶段的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立条件。然而,由于这次改革是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要求进行的,因而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第三次是1993改革。按照党的十四大的要求,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为宗旨,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为核心,改革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企分开。同时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全面推进机关、事业、企业人事制度的改革,并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探索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这一阶段的改革由侧重下放权力转向制度创新,由改革旧体制转向建立新体制。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第四次是1998年的改革。与前三次相比,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力度最大、机构变化和人员调整最大的一次。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上述目标要求,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首先是精简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人事权、财权和决策权;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把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作为机构改革的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还进行了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政税收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这次改革仍是过渡性的。

      第五次是2003年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在于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机构改革涉及七个方面: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第六次是今年开始的改革。今年3月15日,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我国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这次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立和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与和谐社会要求、职能转变到位、政府规模适度、组织结构优化、人员素质优良、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切实建立一个以人为本、施政为民的服务政治,权责明晰、监督到位的责任政府,法律完备、行为规范的法治政府,清正透明、精干有力的廉洁和高效政府。[1]围绕着这一总体目标,当前和今后一段行政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搞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完善行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强政府重大事项决策机制建设,加快政府管理法制体系建设。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管每次改革的背景与任务不同,过程有难易,效果有大下,但历次改革都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成效是显著的,基本上革除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旧的行政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初步形成了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效有:

      (一) 政府机构改革成效明显,政府职能转变迈出重要步伐。政府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府包揽一切,是改革开放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重大弊端。这些弊端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精兵简政、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就成了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82年开始,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总体原则,我国不断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这些改革,强化了政府从事经济调节监管、社会管理服务的机构,减少部门间的职责交叉,精简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数量,有效地推进了政府只能的转变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仅就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就由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精简1/4,人员编制减少一半。[3]经过数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各部门从1982年的100个减少为27个。与此相适应,政府职能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根本改变了以计划为龙头,由综合部门管理专业部门,专业部门管理专业局,专业局管理国有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二是撤销了直接管理企业的绝大部门,原来的综个合部门也改成宏观调控部门,初步建立了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并先后组建了市场、质量和金融管理等一批机构,形成了市场经济新的管理格局;三是政企分开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特别是2003年机构改革成立了国资委,完成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职能分开的功史性任努。层管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体制还不完善,但应当说,以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任务己基本完成。[4]

      (二)行政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政府行为日益规范。鉴于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法规基本空白,行政指令主宰一切的状况,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约束政府行为,依法行政,就成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进程中,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目标任务,党和国家对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不断强化依法行政的要求。为此,大力加强了落实依法行政要求的法律制度建设。上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相继制定并颁布施行,对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规范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对中国各级政府落实依法行政要求,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繁荣发展市场经济,产生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1999年11月和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规范性文件。这些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既为政府施政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又有效地规范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和行政行为,又为全面依法行政和从严治政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政府的民主化、科学化决策取得重大进展,行政管理方式不断创新。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对此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1.建立健全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即各级政府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的 重大决策,必须以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广泛听取个方面意见,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坚决杜绝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领导者个人独断专行。对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要实行社会公示和听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同时要规范专家学者的咨询行为,保障咨询意见的客观公正、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界限的基础上,推行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决策失误引咎辞职和处罚制度;同时建立纠错机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决策失误。2.推行政务公开。继1998年6月中央决定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2005年3月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把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提高到新的水平。公开的原则是:除涉及国家机密、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其他行政事项能公开的一律向社会公开。公开的重点是:政府工作中容易产生不正之风、滋生腐败的环节和事项;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部门要前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向群众公开服务承诺,学校、医院等单位必须公开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接受群众的监督。3.推动电子政务建设。实施政府上网工程建设、推进电子政务,是今年来各级政府管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999年1月,由中国电信和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联合40多家部委办局信息主管部门共同倡议发起的“政府上网工程”正式启动。2002年7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专项规划》、《归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这些文件和措施,对于推进各级政府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更快捷、经济地履行有关职能,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改进行政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截止目前,中央人民政府和73%以上的地方政府(省、地、市)拥有了门户网站,93%以上的国家部委建立了部门网站。北京、上海、青岛市等政府门户网站达到了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

      (四)干部素质发生变化,行政能力有效堤高。行改人员的素质、特别是行政领导干部的素质,不仅直接关系到行政行为的合理程度,也决定着行政能力和效率的层次水平。多管齐下推进行政人员队伍建设和提升素质,成为这些年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是建立严格的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录用机制。除特殊情况外,进入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考试,这种凡进必考的机制有效提升了行政人员的准入门槛。二是建立科学的行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通过逐步探索,形成了“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竞争上岗、适当范围内投票表决、辞职解聘”等一系到制度。三是建立规范行政领导干部定期轮训和持续学习的制度。通过专门机构定期对各层次的行政人员和的行政领导干部进行脱产培训,同时,建立健全科学的学习考核与激励机制,推动领异干部结合工作实践不断加强理沦学习,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围绕行政人员的素质、特别是行政领导干部的素质的提高,相关的法制建设不断加强,而200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成为公务员队伍建没和管理走向法制化轨道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成效是显著的。这是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之所以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安定团结、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总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取得的重要成效,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经验有:

      第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采取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的渐进改革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项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由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没事业中的地位、作用和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性质所决定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没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代替它。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行政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有利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保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改革是对各种利益和权力的重大调整,必然会引起权益格局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也必然会遇到许多矛盾和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必须审慎从事,“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和力度以及这些措施堆进的速度,都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我国在推进行政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分步实施的做法,自上而下地逐步推行,使改革取得明显的效果。

      第二.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齐步走。一个国家行政体制是由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决定的。只有从国情出发,才能保证行政改革取得成功。中国人口多、内地人口十二三亿,占世界人口的22%左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还比较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府承担着公有制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等,这决定了我国政府的职能比西方国家要广泛、要复杂得多,决定了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否则,再好的改革设想,也是空中楼阁,没有实用价值。此外,还要看到,我国地域辽阔,物质文化基础千差万别,各地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其发展水平由沿海到内陆到西部呈梯次状态,且每个地区、每个县市之间的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客观上的差异性要求在把握行政改革总目标和实行改革时,必须注意照顾各地的特殊情况,使具体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我国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坚持了统一设计、总体规划,同时又十分注意从各地实际出发,在组织机构、管理模式、行政构架成乃至改政府层级的设置上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在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方面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齐步走。

      第三,坚持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统一于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在这个总体布局中,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归根到底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发展生产力服务,需要经由经济基础这个环节,所以它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同步、配合。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改革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经济建设事业进行,无论是机构的精简,还是人员的调整,都服从发展经济运行的需要。同时,把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企分开,使企业拥有真正的自主权摆在突出位置,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不断深化。实践证明,这是我国行政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改革和发展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实践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30年来,我国政府在推进行政改革过程中,十分注意从整体上把握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持改革、发展、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特别是机构精简、人员分流等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上,始终注意采取经济稳妥的方针,既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妥善安置富余人员,在保持政府工作连续性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使改革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经验及我国传统的行政精华,但决不能照抄照搬。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的行政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和不需要批判地继承和借鉴西方行政文明的积极成果和中国传统行政的精华。世界各国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创立的某些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行政历史为当今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因此,我们在行政改革中既坚持对外开放,注意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学习发达国家科学管理的方式方法,以丰富我国的行政改革内容,也十分注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促进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但我们吸收和借鉴是有分析、有批判的,不简单模仿、全盘照搬。这既使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又充分利用了传统和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改革和建设的成功经验。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袁曙宏:《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 宋德福主编:《中国政府管理与改革》[M],第346—378,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3] 王一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J],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三期

      [4] 范恒山:《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J],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

      [5] 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

    10-01-03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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