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讨论传统农业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讨论传统农业的形成和发展
2009-10-24  匿名提问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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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讨论传统农业的形成和发展


    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

    为我国人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山区,扩大适耕范围,缓解民食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棉

    花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推广,引起了衣着原料划时代的变革。花生和烟草是新引进

    的两种经济作物。甘蔗、茶叶、染料、蔬菜、果树、蚕桑、养鱼等生产均有发展。出现

    了一些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商品粮基地。若干地区间形成了某种分工和依存关系。这一

    时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书很多,大型综合性农书以《农政全书》、《授时通考》

    为代表,地方性农书如《补农书》、《知本提纲》等具有很高价值,代表了中国传统农

    业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

    二、“精耕细作”的内涵

       

    “精耕细作”这个词,人

    们在谈论中国农业和农业史时经常使用,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在古书中只有“深耕疾耨

    ”、“深耕熟耘”等提法,这虽是精耕细作内容之一,但并不等同于精耕细作。精耕细

    作一词出现于晩清。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概念日益广泛地被人们使用。所以,它是现

    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业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

    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的一系

    列技术措施,并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

    (1)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

       扩

    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

    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涂田

    、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但不晚于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认真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并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如战国初年李悝指出“勤谨

    治田”亩产可提高20%,他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发挥土地生产潜力,提高土地生

    产率。要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总产,就不能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农

    学家,无不强调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这种主张的产生不单纯因为人口增加,耕地紧缺

    和小农经济力量薄弱;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之粗放

    经营、广种
    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上述

    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农业

    的基础种植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我国传统种植制度的特

    点是多熟种植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

    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

    ,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至于在水土资源综合利用基

    础上多种生物共处和多层次配置的“立体农业”,对土地、资源和太阳能的利用就更为

    充分,而单位农用地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更为丰富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

    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

    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

    (2)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力的

    种种措施

    从农业的总体来分析,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适应和改善农

    业生物生产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

    系包括这两方面的技术措施。

    我国古代人民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天”和“

    地”两个方面。古人的所谓“天”,尤其是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天”主要是指气候,由

    于气候变化表现为一定的时序,所以又称为“天时”或“时”。 农业是人指导的自然

    过程,是以自然界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

    繁衍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主要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中

    国古代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尚书·尧典》说“食哉唯时”,表明人们很早就认

    识到把握农时对以食物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农业生产首先要与气候

    的年周期节律保持一致。中国古代,虽然在园艺和花卉的促成栽培上已经懂得创造和利

    用局部的人工小气候,但总的说来还不可能控制和改变大的气候环境,所以人们总是强

    调对它的自觉适应和充分利用,“不违农时”、“勿失农时”成为全民的共识。这些要

    求推动了历法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长期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过

    中国古代对农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考虑物候、天象、气象、节气等

    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指时体系;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与物候的结合相互补充最具特色。

    农业环境中“地”(土壤、地形等)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古代

    人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改造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在实践中形

    成很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建立在对各类不同土壤的特性以及

    土地与植物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按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土类和不同的

    地区特点来发展农业生产。“土脉论”把土壤看作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它可以追溯到西

    周晚期。中国传统农业关于土壤肥力可以变动和通过人工培肥可以使“地力常新壮”的

    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土宜论”和“土脉论”的指导下,人们综合运

    用耕作、施肥和灌溉等措施,不但给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且把大量条件

    差、产量低的土地改造成良田。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耕、

    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农田施肥起源很早,而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到了“惜粪如惜金”的

    地步。肥料来源除天然肥和绿肥以外,包括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可以利用的

    废弃物。《沈氏农书》说:“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

    统农业中的若干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农业又很重视发展农田灌溉,不同于古代欧洲收成

    取决于天气好坏。合理排灌也是改善土壤环境的重要措施,这方面有先秦的农田沟洫、

    战国以后的灌淤压碱,南方稻作的烤田技术等。用地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我国古代土地之所以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主要就是依

    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

    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有

    二,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

    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增产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

    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

    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有特色。

    又注意到外部形态与内部特性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农业在

    长期发展中培育和积累了丰富的作物与畜禽品种资源,成为最可宝贵的农业遗产之一。

    “因物制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原则之一。它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

    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

    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育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

    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

    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这些生物技术措施,比之土壤耕作措施

    ,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3)“三才”理论——精耕细作的

    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

    的范围,而是形成自己的农学理论。这种农学理论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

    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三才”理论是它的核心和总纲

    。“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

    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

    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

    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

    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

    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

    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

    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

    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

    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

    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

    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

    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

    这看作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

    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

    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重视人的劳动(“力”),更重视对自然规

    律的认识(“知”)。上文谈到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都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

    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

    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

    更为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

    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

    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总之,精耕细作是指以土地

    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内涵丰富的一个农业科学技术体系

    。天人相参、天人相协是它的灵魂和精髓。

    由于中国传统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

    积产量比较高。在精耕细作形成的战国时代,粮食亩产二石已有一定的普遍性,比西周

    亩产一石或一石多增长60~100%。西欧粮食收获量与播种量之比,据罗马时代《克路美

    拉农书》记载为4~5倍,据13世纪英国《亨利农书》记载为3倍。而从《齐民要术》看,

    我国6世纪粟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200~24倍,麦类则为200~44倍。据《补农书》记载,

    明末清初浙江嘉兴、湖州地区水稻最高产量可达4~5石,合今毎市亩910~1125斤,比二

    十世纪末美国加州的产量还高。我国古代农业的生产率,无疑达到了古代世界农业的最

    高水平。

    精耕细作技术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的,在大田生产和园艺生产中表现尤为

    突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精神也贯彻到农业生产的其他领域中。畜牧、蚕桑、养

    鱼、林木等生产各有特点,但集约经营、精细管理,通过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品

    质的途径、尽量增加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出量,则是一致的。至于园艺中分化出来的花卉

    、园林、盆景和观赏鱼培育等,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艺术化了。

    三、“精耕细作”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我

    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自然环境及人对自然环境的应对看精耕细作的

    形成和发展

    农业生产是以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它直接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

    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依以开展的地盘。农业伊始各地所驯养的动物和所培育的植

    物,显然是与各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关的。我国原始时代形成的北粟南稻的作物构成

    ,直至唐宋才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原始时代即已驯养的“六畜”,一直延续至今。农区

    和牧区分野的形成,也是与这些地区分别宜于农业和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另一方面,

    农业生产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生产,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再生产,以人类对生物自然再生

    产过程的干预为其特征。因此,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一要适应自然条件,二要能动地改

    造自然条件。当然,这种改造不能脱离原来的基础,不能超越自然条件所许可的限度。

    我们把这种对自然条件的适应与改造的统一称之为“应对”。应该指出的是,人类适应

    与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之发挥,并不以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前提。马克思曾经说过:“过于

    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发

    展成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因而妨碍人的发展。”[1]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相对不利的

    自然条件,反而更能激发人们适应与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才智。我国主要处于温帯,地大

    物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余地。但我国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并

    不总是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严峻的。例如黄河流域中下游雨量并不充沛,

    而且降雨集中在秋季,春旱多风,秋季又容易发生涝灾,旱涝频仍,在历史上还存在过

    相当严重的内涝盐渍化的问题;而精耕细作农业恰恰在这一地区首先发生。

    上文谈到

    ,精耕细作萌芽于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而沟洫农业正是我国古代人民在改造黄河流域

    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

    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

    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

    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古代人民用修建

    沟洫体系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沟洫系统从挖掘田间的排水沟——“畎”开始

    ,人们把沟土翻到田面上,形成长垄,称作“亩”。人们在这种畎亩农田上实行垄作,

    它为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我国中耕技术出现很早,商周时中耕就备受重视,当时出

    现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钱”和“镈”,它们由于广泛使用甚至发展为最早的金

    属铸币。是否实行中耕是中西传统农业重要的区别之一;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为

    “中耕农业”,而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中耕是以实行条播为前提的,而条播

    和中耕都是在垄作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垄作、条播和中耕技术的结合,加上适当的密

    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的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由无序变为有序,

    这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

    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应对”自然条件而产生的。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也是当地

    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

    耕细作农业区,在《尚书·禹贡》所反映的战国时代是“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的

    ,劳动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过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

    治田相结合的塘埔圩田系统,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才使这一地区的面貌彻底

    改变。我国农民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反映了

    我国人民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智慧。

       (2)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农业

    文化的交流与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从事不同类

    型的农业,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我国古代农业不是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

    发生在自然条件单一的一隅之地,而是发生在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

    有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地自然

    条件差异很大,形成大大小小有相对独立性的地理单元。活动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居民,

    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的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

    文化,往往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构

    成博大恢宏的多元交汇体系。在这样一个农业体系中,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

    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他们之

    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由于民

    族的交流和融合,在现今汉族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上

    许多民族的贡献在内;而少数民族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也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例如,现今汉族人民的主食稻和麦,在我国首先是百越族和西部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

    。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特殊贡献的大豆,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跃居为主要粮食,与

    从东北地区的山戎传进“戎菽”有关。棉花、甘蔗、茶树、漆树等重要经济作物和经济

    林木的栽培利用,也以少数民族为早。对古代农业起革命作用的生产工具是铁器,而春

    秋时代冶铁业最发达的是苗蛮系统的楚国。最初的水利灌溉,大概也是从楚越等地发展

    起来的。汉唐良种马身上流动着西域蒙古等少数民族良种马的血液,汉唐畜牧业的兴盛

    直接与少数民族传进良种良法和优良饲料有关。西域的葡萄、瓜果、蔬菜传入中原,丰

    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农业内容。而新疆灌溉农业则是汉族的屯丁和移民协同当地

    各族人民兴办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之所以首先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形成,与这里地

    处中原,便于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有关。例如,对北方精耕细作农业技

    术作了系统总结的《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许多少数民族首先培育或引种的作物或品种

    ,其中出于“胡”(当时中原人对北部和西部游牧民族的泛称)地、冠以“胡”名的就

    有十几个之多;周边地区和周边民族的农业技术、牲畜种类、畜牧技术、农副产品加工

    等技术,也都在《齐民要术》中留下了印记。我国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既以南

    方土著民族长期积累的水稻栽培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又与南迁的北方

    人带来的先进工具和技术有关,同样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农业文化交流和

    融汇的产物。正是这种交流与融汇,使精耕细作体系不断扩充它的地盘,不断丰富它的

    内容,使之成为覆盖宽广、影响深远,延续不断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精耕

    细作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

    3、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经济与精耕细作形成发展的关



    社会经济制度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我国古代每次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都是与社

    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调整分不开的。但农业生产并不单纯地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农

    业生产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或这种经济制度的调整提供了客

    观需要和物质基础,而这种经济制度建立和调整后,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形

    态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精耕细作与封建地主制的关系正是如此。

    精耕细作以“三

    才”理论为指导思想。“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对象(“稼”)、农业环境(

    “天”和“地”)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不但要求根据各地不

    同的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种植制度和生产内容,而且把精细的管理贯彻到从

    耕种到收获、保藏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具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较高的生产主动性的

    劳动者,是实行精耕细作的必要条件。精耕细作技术在沟洫农业中萌芽以后,产生了加

    强小农经济独立性的要求,它与西周以来“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田劳役制发生了

    深刻的矛盾,铁农具的逐步普及使这一矛盾更为尖锐。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制

    度的变革、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形成深层原因之一。井田制瓦解后在小农分化的基础上形

    成的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经营方式或剥削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使用奴隶,二是使用

    雇工,三是使用佃农。事实上战国以后奴隶制和雇工制都有所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占

    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租佃制开始时尽管并不显山露水,但却是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

    到了西汉中期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分租的形式使农业

    劳动者有独立经济和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比之奴隶制和雇工制更能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

    要求。

    封建地主制的建立,反过来大大推动了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精耕细作技术体

    系从此进入了它成型、成熟和持续发展的时期。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虽然与西欧中世

    纪农奴制下一样,农业生产主要是由个体农户经营的,但西欧中世纪农民是人身严格隶

    属于封建领主的农奴,份地比较固定,只有使用权,实行劳役地租,经营上受领主较多

    的干预和农村公社古老习惯的束缚。相比之下,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农民人身相对自由

    ,土地可以买卖,实行实物地租,经营比较自主,因此,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

    西欧中世纪农奴为高。但在多子继承、土地可以买卖和兼并盛行的条件下,他们的经营

    规模狭小,生产条件不稳定。这样,中国古代农民就有必要、有可能,而且也愿意用多

    投劳动、精耕细作的方法,争取在有限土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精耕细作农业技术

    体系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具有其特有的强大的自我调节

    能力和再生能力,从唐宋以迄明清,地主经济制度一再进行了自我调整。在赋税制度方

    面,中唐时“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代替了以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至明

    中叶和清初,相继实行“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基本上取消了严重影响农民正常

    生产秩序的徭役制。在租佃制度方面,唐宋时代契约性租佃关系基本上取代了以前的私

    属性租佃关系,明中叶以后,定额租逐渐代替分成租居于主导地位,又出现了使佃农的

    土地使用权相对独立并有较大处置权的押租制和永佃制。这些调整加强了小农经济的独

    立性,
    "

    2009-10-24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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