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细胞生物学与情景教学?

什么是细胞生物学与情景教学?
09-12-07  匿名提问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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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是由膜包围着含有细胞核(或拟核)的原生质所组成, 是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也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细胞能够通过分裂而增殖,是生物体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的基础。细胞或是独立的作为生命单位, 或是多个细胞组成细胞群体或组织、或器官和机体;细胞还能够进行分裂和繁殖;细胞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并具有遗传的全能性。

    09-12-07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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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的东北亚历史研究之构想

    朴文一



    东北亚作为古代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具有其独一无二之特色,不仅创造了发达的东方古代文明,也为世界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今,东北亚各国为了响应全球化时代,在全面合作、建立伙伴关系上迈出了时代的步伐。

     在此形势下,回顾东北亚之历史,探寻其真实的历史源泉,对东北亚历史进行和谐的研究,这些成为新时代历史学者们要探寻的一个重要课题。





     东北亚三国即中国、朝鲜、日本,在历史上的接触和交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域交流迥然不同,其具有以下几方面鲜明的特点。

    第一,     交流的悠久性。根据有关考古资料记载,中日间的交流可追溯到远古的旧石器时代。中国最悠久的地理名著之《山海经》上就有“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的记载。

    第二,     交流的广泛性。接触和交流的领域十分广泛,从广义上来说便是文化交流,即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交流。

    第三,     交流的持续性。虽然由于各种事由,在特定的时期三国间的交流和接触的频度有所不同,各存差异,甚至是出现断交局势,但从总体来看,接触和交流依旧是主流,断交作为昙花一现的现象,并不能阻止三国传统的交流关系。

    第四,     交流的直接性。历史上的接触和交流可以分为直接性和间接性两个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三国间的主次关系有所变化,但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直接性的往来成为其主流。

    第五,     交流的多样性。其交流方式有官方的往来、民间的寺院、留学生交流、贸易上的“朝贡”等官方贸易、民间贸易、个人贸易等,其形式多种多样。

    第六,     交流规模的庞大性。作为官方贸易,众所周知“朝贡”和“回赐”的规模庞大。民间商行的规模也很大。《高丽史》上记载高丽文宗时期宋朝商人先后往来37次,其中24次是团体商行,最多时达71名,最少也有25名。文宗9年(1055年),为迎接寒食节,高丽朝廷宴请宋代商人,在娱宾馆设宴款待87人、迎宾馆105人、清河馆48人,总计240人。这在当时是规模盛大的一次宴请。

     上述情况是仅存在中、朝、日三国间的,在其他地域也实属罕见。

     历史上三国间的交流异常亲密,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便是交流圈中心的形成。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从唐代起便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韩国的古代及中朝日关系史研究的元老,著名的全海宗教授指出“中国人的中华主义并非单纯的民族优越感,是具有结合着文化优越感的特色的。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从公元前15世纪起开始发展,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直至秦汉的统一,其实现了相当高度的文化,不论是从国家水平上看,还是从文化的水平上看,比周边其他民族更为优越,这是有目共睹的史实”。历史上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先进的科学技术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三国志》中记载到“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这就是其强有力的历史证明。

    第二,     地理、风土环境的共同性也成为促进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中国与朝鲜主要有三条交通路线连接,即陆路、陆海兼路、海路(山东威海至朝鲜海州达360公里),与日本主要以海上交通为首,但也并非远程,自上海至长崎仅650公里。三国又同属同一季风地带,促使三国间的海上往来十分便利。古代海上贸易之王—张保皋也许正是乘此季风之助,而进行贸易往来的。

    第三,     文化圈的同质性也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三国历史上同属东亚汉文化圈和农耕文化圈。这对于持续性、广泛性的交流提供了保障。

    第四,     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上的接近性也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一个国家民族的对外交流的活力是受该国家基本的社会发展水平影响的,同时也必然受周边邻国的发展影响。历史上三国的发展水平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从多方面来看彼此接近,同时又各具特色。正因如此,三国社会发展的接近和优势成为相互间交流的推动力及可行条件。

    另外,历史上中朝日三国的交流史如实体现了世界人类文化交流史的法则性。所谓的法则性是指交流的必然性、互补性、创造性。以其必然性为首,现在简单地来看看其互补性及创造性。

    首先,互补性是指交流时的彼此影响。我们就有关朝鲜和日本在交流的过程中所受的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找到事实来证明朝鲜及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少。

    其次是创造性。虽说各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也有模仿式的接受,即全盘接受, 但是主要还是结合本身的国情,进行创造性地接受,这也正是高水平本国化的一个方面。





    从古代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过程来看,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环节上也是存在着强迫和逼迫的交流的。中国的历史封建统治者自诩为“天朝大国”,将中外关系定为“君臣”,用强迫的手段来进行原本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从而直接影响到正常的交流。

    古代亚洲除中朝日以外,还包括以越南为首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在此所谓的中心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上及地理位置上的中心-中国,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为此其他国家和地区就以此中心来建立关系,从而设定邻国及周边地区。有关周边地区,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以其天下观中华主义为基础的“华夷观”。这自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经历秦汉时期,在隋唐时期已成为确定的体系。由此在中原王朝的影响范围内,以血缘关系之有无、地政学关系之远近、文明程度之高低、军事能力之强弱、经济实力之大小、道德水平之优劣等等而划分的差异可理解成为“华”为中心,“尊贵”“正统”,“夷”为“卑下”和“周边”。

    以此为基础而来的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所谓的规范化外交秩序就是指“册封朝贡”体制。在东方的社会科学界,就此从很久以前便开始了深刻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共识。

    如上所述的古代东北亚的国际秩序应该如何还原,这依旧是如今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在迎来21世纪之际,形成和谐的东北亚历史研究氛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那么究竟该怎样来还原其历史真相呢?

    首先,对于“中心”和“周边”的理解来说,“中心”是根据其影响力的起源、广度、强度来决定的,“周边”可以说是指受其影响力影响的周边篱笆。即,实行其影响力的地方及受其影响力支配的地方间的关系。

    其次,“中心”和“周边”的关系中,应该以动态的视觉来对其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辨。使“中心”和“周边”的关系绝对化,其所有方面是不可能固定在静态的视觉上来分析的。自10世纪中叶起至13世纪初期,以辽金的鼎盛而统治了近千年的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秩序被破除,其中心向被称为“夷狄”的辽金转移,高丽在当时也在东北亚国际圈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再次,“册封朝贡”体制是古代东北亚中心之中国以其对外观为基础而形成的规范化的传统国际秩序。虽然这是由多个复杂的因素而导致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特定的历史对象上,还是存有逼迫和强迫的从属性质的。但其主要的性质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弱者为了维护自国的主权,确保自身的地位而采用的外交手段,也是在复杂紧张的国际关系中,为了回避自身所受的影响而采取的外交调节手段。高丽在一定时期内对宋、对辽进行二重朝贡正式很明显的两面外交手段。在此是找不到从属的依据的。

    同时此关系从种族和民族上来看,是不能绝对化的。秦汉以来至明清的2130余年间,在中国历史上无胡十六国、辽金元、明清共750余年间所谓的“四夷”占领了“中心”地位。事实上“四夷”概念也在变化。清朝时期则提出“四夷一家”的主张。





    如今世界仍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企盼和平,共谋发展,促进合作是时代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迎接21世纪,东北亚的历史使命日益艰巨,因此对于东北亚的历史研究也需要新的转机,同时需要面临严峻的挑战。该时代课题的答案需要各国历史学者共同合作,来促进和谐的东北亚历史研究。为此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必须坚持有关东北亚历史的主流意识、共创意识、多元复合意识。人类历史的发展,其整体的特定的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过程虽然存在着性质和程度的差异是必然的,但是应该伴随着冲突和融合的过程。虽然从东北亚古代历史来看,三国间有不少的摩擦和战争史,但是从整个交流史来看起冲突和矛盾并非主流。和平的友谊和交流才是历史的主流。同时,古代东亚文化圈子唐代形成后,朝鲜和日本接受其文化影响,并结下了丰硕的果实。即,中朝日三国共同的产物。“古代东亚世界的建立发展和繁荣决不是孤立实现的,是由东亚各国共同参与创立的。正是各个国家创造了东亚辉煌灿烂的文化的”。因此唐文化是百花齐放的多元复合文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长安城内百济、高丽的音乐余音尚存,它们成为一个世纪的宫廷乐。

    第二,       为了迎合全球化时代,必须定义东北亚区域史观。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概念渐渐地在地球村传播开来。同时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方法论—“全球化史观”,这不仅仅是世界历史研究新的契机,也对国史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前国际历史学会主席Juergen.Kocka指出“目前高涨的热潮是历史学者跨越民族,在世界历史和全球历史上得以开放”。孤立的国别史研究在今天已经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了。我们的国史研究应该跳出民族和国史这个狭隘的篱笆,从空间上的东亚,甚至是世界范围内,在文化的多元文化潮流中思考国史,充分的明确国史研究的立足点,定义东北亚区域共同历史意识,在其共同的关系中求同存异。这种东北亚各国的历史研究不是仅限于国史,是包括相互交流、协调、浸透、融合的历史研究。其中在具有相互密切关联的国家之间正呈现出“一史两用”的现象。一些学者认为“一史两用”不是学术,是折衷主义,事实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和规律性的表现,是和谐的史观。

    第三,     积极促进广范围的交流及共同研究。东北亚三国的发展犹如绞丝相缠,密不可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值得期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是必然的。围绕东北亚三国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一部分历史事件,不同的立场、措施及环境中其特定的理解也不为少数,对此应该彼此尊重理解,以彼此的信任为首,对于对方不同的见解不应马上还击,应该先接受,找到学术上不同的见解,具备专业的研究态度。当然历史歪曲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才是最迫待解决的问题。

    据最新消息透露,在今年10月底所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汉字会议”上,韩中日三国协议决定造出5000到6000个常用的标准汉字,这对于促进共同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早在1996年由中国的周一良教授与日本的中西进教授主编的包括历史篇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卷得以出版,这也为友好研究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东北亚各国间的交流和合作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的历史研究也应该紧随时代潮流的步伐,为此本人认为成立东北亚历史研究会是势在必行的。

    09-12-30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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