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人对农业作出贡献

有哪些人对农业作出贡献
09-09-17  匿名提问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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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512

    一、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

    1、农业中的所谓“三才”理论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见“三才”理论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更浓厚些。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三宜”原则也开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之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2、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与中国古代国情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思想,有的直到今天还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说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观点一经形成后就世代相传沿袭下来而成为农业经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的高度。

    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就

    1、灌溉渠系工程

    开渠道满足作物的水分需要,开水沟排除农田多余的水,是农田水利的主要任务。所以沟渠工程是最普遍的一种型式。商、周时期农田中的沟洫分别起着向农田引水、输水、配水、灌水以及排水的作用。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为达到富国强兵目的,水利事业倍受重视,大型渠系建设迅速兴起。魏国西门豹在今河北临漳一带主持兴建漳水十二渠,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自西汉以下数百年间,本地区一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区域。公元前三世纪,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至今历时二千多年而不废,效益有增无减。都江堰建于岷江冲积扇地形上,为无坝引水渠系。渠道工程主要由鱼咀、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整个工程规划布局合理,设计构思巧妙,管理运用科学,施工维修经济,为中国古代灌溉渠系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工程。建成后,四川平原遂“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关中平原上的郑国渠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渠系工程,由水工郑国主持修建。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干渠全长三百余里,计划灌溉面积达四万顷。司马迁评价郑国渠在秦统一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说:“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西汉时,灌溉渠系工程继续有发展,关中地区建成了白渠、六辅渠、成国渠、蒙茏渠、灵轵渠等;在今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皆引河及川谷(水)以溉田”;新疆古轮台(今轮台县)、渠犁(今库勒尔县)、伊循(今若羌县一带)、车师、楼兰(今罗布泊北岸一带)和伊吾(今哈密附近)等地也多有灌溉工程。西汉以后,灌溉渠系工程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是在少数地方略有兴建而已。

    2、陂塘工程

    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二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已有利用陂池灌溉农田的记载:“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芍陂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陂有五门,吐纳川流”。直径大约百里,周围约三百多里,灌注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肥水之间四万顷田地。今天的安丰塘就是其残存部分。汉代,陂塘兴筑已很普遍,东汉以后,陂塘水利加速发展。陂塘水利适建于丘陵地区,起始于淮河流域,汝南、汉中地区也颇发达。从云南、四川出土的东汉陶陂池模型,可看出当时已在陂池中养鱼,进行综合利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关于陂塘灌溉面积数量的计算:“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中小型陂塘适于小农经济的农户修筑,南方地区雨季蓄水以备干旱时用,修筑尤多。元代王桢《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说:“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明代仅江西一地就有陂塘数万个。总之,古代遍布各地的陂塘,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不可低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

    隋、唐、宋时期,水利建设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规模兴修尤为突出。古代太湖地区劳动人民在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取土筑堤围垦辟田,筑堤取土之处,必然出现沟洫。为了解决积水问题,又把这类堤岸、沟洫加以扩展,于是逐渐变成了塘浦。当发展到横塘纵浦紧密相接,设置闸门控制排灌时,就演变成为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1043年)中描述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闸门,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形成于唐代中叶以后。五代时吴越国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强管理护养制度,设立“都水营田使”官职,把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对塘浦圩田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良好作用。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废而不治,中期又着手修治。南宋时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围田置闸之类的工程。

    4、海塘工程

    自汉、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为防御潮水灾害而开始修建江海堤防。海塘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海塘从局部到连成一线,从土塘演变为石塘,建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五代吴越国钱镠在位时,曾在杭州候潮门和通江门外筑塘防潮,所用“石囤木桩法”以木栅为格,格内填进砖石,经涨沙充淤后,就成为远比土塘坚固的土石塘。可以说这是从土塘到石塘的过渡。北宋时,石塘技术上的一次改革就是采用了“坡坨法”,即海塘为斜坡石级式,塘身稳定性优于壁立式海塘,坡阶又起消力作用。明、清时,海塘工程更受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以及技术上的进步都超过其他历史时期。

    5、井灌

    这是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工程型式。中国井的起源很早。据考古资料,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出了井。北方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故重视发展井灌。战国以来,北方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明、清时,在今陕西关中,山西汾水下游,河北、河南平原地区形成了井灌区。方承观《棉花图》中说:“植棉必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坎儿井,是新疆地区利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上积雪融化的雪水经过山麓渗漏入砾石层的伏流或潜水而灌溉的一种独特形式。坎儿井在西汉时就有了。人们根据当地雨量稀少,气候炎热,风沙大的特点,在地下水流相通的地带开凿成列的竖井,其下有横渠(暗渠),然后通过明渠(灌溉渠道)把水送到农田里。这样水行地下,可减少蒸发。清代,林则徐曾在吐鲁番一带大力推广,对炎热干旱的吐鲁番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农业生产工具

    农业生产工具自春秋战国以来称之为“田器”、“农器”和“农具”。制造农具的原料,最早是石、骨、蚌、角等。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有锛、臿、斧、斨、镈、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铁的冶铸技术发明至迟始于春秋。春秋战国之际,冶铁技术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炼钢和生铁柔化三项技术,使铁器成为更富有广阔前途的锐利工具,加快了铁农具代替木、石、青铜制农具的历史进程。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能清除大片森林,使之变为耕地、牧场,也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使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农具按功用可分为下列几类:

    1、高效的取水设备和机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设法把低处的水引向高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过不少灵巧的发明。人们熟悉的水车,也叫“翻车”、“龙骨车”、“水蜈蚣”。它出现于东汉、三国之际,最初只用来浇灌园地,后来被水田区的农民广泛采用,将近二千年来,在生产上一直起着较大的作用。筒车,今天在许多地方还可见到,大约有千年以上历史。这是把一个大的转轮,周围系上许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边,转轮一部分没在水中,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里。元代王桢《农书》里记载的水转翻车、牛转翻车、驴转翻车、高转筒车,构造比较复杂,效率比较高,都是从翻车和筒车变化出来的。高转筒车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为了把水引向远处,则有连筒和架槽的发明。连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里面的节,一根根连接起来,下面随地势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涧谷,把水引到很远的地方。架槽的设计基本上同连筒一样,只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这类器具,正如王桢所说:“大可下润于千顷,高可飞流于百尺,架之则远达,穴之则潜通,世间无不救之四,地上有可兴之雨。”反映出中国古代这方面的创造发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实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

    耒耜是犁普遍使用前的主要耕具。它类似现代还使用的铁铲、铁锹,也有叫臿的。使用耕畜牵引的耕犁,中国从春秋战国才开始逐渐在一些地区普及使用。甘肃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的木牛犁模型说明汉代耕犁已基本定型。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二牛三人耕”的耦犁,有犁辕、犁梢(犁柄)、犁底(犁床)、犁衡、犁箭等部件。犁壁(又叫犁镜或犁碗)在汉代已广泛使用。汉代的犁是直辕长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经过不断改进,到唐代创制了新的曲辕犁,又叫作“江东犁”。当时陆龟蒙《耒耜经》中详细记述了它的部件、尺寸和作用。这种犁由铁制的犁镵、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

    犁盘等十一个部件组成。整个耕犁相当完备、先进,是中国耕犁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典型。中国犁又被称作框形犁,是因为犁体由床、柱、柄、辕等部分构成,呈框形的原故。比起地中海勾辕犁、日耳曼方形犁、俄罗斯对犁、印度犁、马来犁等,它的优点是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调整耕深、耕幅,且轻巧柔便,利于回转周旋,适于在小面积地块上耕作。另外,使用曲面犁壁,不仅可以更好地碎土,还可起垡作垄,进行条播,利于田间操作和管理。宋代发明了踏犁和犁刀,明代又发明了几种人力犁,但都应用范围不广。除犁以外的翻土工具还有钁和铁搭等。农田耕翻后,须经过碎土和平整。平整的农具最早有耰(椎),以后有挞、劳(耱)、耙、碌碡等。甘肃嘉峪关市发现的魏晋墓室壁画中有耙和耱的形象。广东连县西晋墓中出土的陶水田犁耙模型,犁和耙都用牛牵引。水田操作使用的耖,魏晋时南方也已较普遍地使用了。

    3、播种农具

    最重要的创造发明是耧车,为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的新农具之一。据东汉崔寔《政论》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三犁”即三个耧脚。山西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室壁画上有一人在挽耧下种,其耧车正是三脚耧。用耧车播种,一牛牵引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与空心的耧脚相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

    4、中耕除草农具

    一类是钱、铲和铫,构造大同小异,实质是同一种农具。古代文献往往用来相互注释,《说文解字》十四:“钱,铫也,古农器。”这类农具需运用手腕力量贴地平铲以除草松土,也可用来翻土。另一类是耨、镈和锄,就构造说也大同小异,都是向后用力以间苗、除草和松土的农具,比钱、铲、铫要进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着。春秋战国时已有了铁锄;汉代以后的铁锄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耘是水田用的除草、松土农具。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钱镈门》中有耘图。宋、元之际的《种莳直说》中第一次记载了耧锄。这是一种用畜力牵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农具。

    5、收获农具

    新石器时代已有石制或蚌壳制的割取谷物穗子及藁秆的铚与镰。金属出现后,则有青铜和铁制的铚和镰。几千年来,铚和镰的形制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宋以前,还出现了拨镰、艾、翳镰、推镰、钩镰等收获农具。王桢《农书·农器图谱》中记载的由麦钐、麦绰等组成的芟麦器,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收获小麦的农具。谷物收割脱粒后,利用比重和风力把秕壳与籽粒分开的办法很早就使用了。从《诗经》中可以找到证明:“维南有箕(箕斗,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扬。”1973年河南济源县泗涧沟汉墓出土的陶风车模型,说明至迟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风车把叶片转动生风和籽粒重则沉、糠秕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在同一机械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

    四、选种育种成就

    1、农作物的育种成就

    中国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荞麦;豆类有大豆、毛黄豆;蔬菜有白菜、萝卜;果树有桃、杏、李、梨、柑桔、荔枝等。

    当远古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需有所选择,这就是农作物出现的开始。所以选种的历史和农业发生的历史同样悠久。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很多,品种更多,现今水稻品种有四万多个,粟有一万五千多个。这都是经过无数世代的农民广泛采用存优汰劣的留种和选种技术创造出来的。

    2、家畜家禽的育种成就

    中国各地的优良家畜家禽种类之多,品种资源之丰富,过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视。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中国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饲养了。中国是最早饲养猪、鸡、鸭、马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的国家。

    3、蚕桑方面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种桑、缫丝最早的国家。当二千多年前中国丝绸传入欧洲时,欧洲人对那美丽、轻盈的丝绸是如何织造的,竟一无所知。

    09-09-17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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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hy121

    元朝的最大历史功绩是统一了中国,中央设省,其所设岭北省,包括今蒙古全部和前苏联西伯利亚中部一带;辽阳省包括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同时负责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

    1、蒙古统一中国北部,形成了新的北方强势国家。

    2、中国军事技术先进,火器发达,蒙古军队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军队。

    3、元朝实现了中国再一次的大统一,各民族再一次实现大融合。

    4、在地方创立行省制度,被沿用至今。

    5、元朝时期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6、纸币成为流通货币,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7、开通海运。

    8、八思巴创蒙古文字

    9、马端临著《文献通考》

    10、赵孟珧书画,对后世影响深远。

    11、王祯著《农书》

    12、黄道婆的改进棉纺织技术,

    13、景德镇青花瓷、景泰蓝等手工业发达

    14、元朝杂剧成就辉煌。

    15、《大元通志》成为具有法典性质具权威的官方政书

    16、修正宋史、辽史、金史

    17、画坛“元四家”为后世留下不少传世杰作。

    09-09-17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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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rkuwcdnp

    我国封建社会里,官马不仅与民马一样是一种社会性的物质财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属于一般政务活动的必要设施——工作条件的配备,更是军队装备的必要内容。因此,官马的多寡往往被认为是衡量国力强弱的某种标志,并有所谓“马政即国政”之称。明太祖朱元璋统兵占领江南,定都金陵之初(吴王元年),下令在各路军队屯驻之处,对官马主要是军马实行集中放牧,于首都南京设典牧所,总辖其事,明朝马政之雏形初具。洪武六年(1373)开始实行官牧。朝廷于滁州设立太仆寺(后移往南京),作为马政的最高领导机构。下设牧监、牧群等部门,分别督理国家马匹牧养与使用事宜。太仆寺的马政长官为卿,副职为少卿。其次有寺丞、知事、主薄等职官。牧监的负责人为监正、监副,并置有录事等官员。各牧群设有群长,专职负责1。洪武七年(1374)时设有5个牧监,下辖98群马。二十三年(1390)增加到14个牧监,分别于滁阳、当涂、仪真、香泉、六合、天长、大兴、永安、江都、定远、长淮、舒城等各处成立衙署。所辖120个牧群分布于清化、神泉、长泰、丹阳、繁昌、寿安、广阳、金坛、黄塘、长宁、崇宁、梅山、永胜、柘皋、历阳、保安、仁丰、乐善、青陵、凤台、龙泽各地。各牧群分别由各群长带领牧夫,具体管理,因时放养。并于滁州、汤泉等处划定范围,建立草场,供牧监牧群使用2。又随处设立公厩,选定牧夫,集中牧放与饲养。牧夫是由牧监派当地乡民充任,令其于所在地方的牧马衙门之督饬下工作。同时也令一部分官军牧养官马。如史书记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令五军都督府、锦衣旗手、虎贲左右、兴武、鹰扬、金吾、前后羽林、左右龙骧、豹韬、天策、神策、府军左右前后等卫,各置草场于江北汤泉、滁州等处,牧放马匹。二十五年罢民间岁纳马草,凡军官马,令自养,军士马令管马官择水草丰茂之所屯营牧放。”3以上所述,是明初官办畜牧业主要是牧马业(当时也有官牛牧养活动)的基本内容,牧养活动所需的基本设备公厩、草场(牧地)、长槽、仓囷等皆是政府置办,归政府所有。所有马匹——种马及额征马驹皆为官马,全属国家财产,经营官马业的全过程,都属于政府行为或衙门事宜。尽管那时应天府、太平府、扬州府、镇江府、凤阳府、庐州府、滁州直隶州等处的民户曾参与官马牧养活动,但只属于一种例征徭役性质,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协作,并不办理养马的全部事宜。牧马,乃集中放养,集中管理,即接受官牧机构的组织和指挥,没有分散到民间放养。负责官马牧养的督导与组织之各部门,是一个地道的官僚系统,从太仆寺卿到群长都有官衔,通过行政手段层层节制,无疑,当时的马政成了国政的一部分。即就整个官马牧养督导活动的组织结构而言,纯属于封建主义的管理体制,衙门活动与经营活动混为一起,马匹牧养的专业性未能占据应有的独立地位。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朝政府推行官马民牧,取消牧监,它收制度暂时停止4。
      时隔不久,到洪武三十年(1397),朝廷扩大牧马范围,搞起了所谓边地马政。即于南京太仆寺之外,又分别于辽东、北平、山西、陕西、甘肃各处设5个行太仆寺,其衙署组织结构与太仆寺相同。行太仆寺各自管理着本地的官马牧养业,按例使用国家划定的专项牧地,督饬所属卫所军士养马。换言之,由各行太仆寺主持和负责的畜牧活动,乃为官牧,与内地民牧并立存在。其时最主要、最基本的官牧设备就是牧地,十分广阔。史称:洪武三十年(1397),“定北边牧马草场,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5在此偌大的草场境内,虽有不少荒闲“光秃”之区,但有更多水草丰茂之所,是当时官牧业赖以生存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洪武后期,内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尤其是南直隶一带,人多田少,农耕空间严重不足,牧马草场的存在和发展十分困难。建立边地马政,开辟北部边疆草场是大势所趋,是适时之举。它充分地利用了人地比例相对较大的边塞地方的田土资源,较成功地开辟了新的官牧基地。如此则可相应地减轻民牧之压力,减轻百姓负担。
      到明成祖时,将北平行太仆寺改为北京行太仆寺。后又改称北京太仆寺,与南京太仆寺平行,这样在官牧的基础上兼管民牧。其余各行太仆令相沿未改,仍掌管官牧。其中,辽东行太仆寺衙署设在辽东城内,执掌辽东都司地界的马政,下辖海州卫、盖州卫等民卫;山西行太仆寺建于太原府城,执掌山西都司范围的马政,下辖太原左卫、镇西卫等10卫及沁州千户所、马邑千户所等;陕西行太仆寺设在平凉府城东,主持陕西都司范围的马政,下辖平凉卫、庆阳卫等4卫;甘肃行太仆寺设在甘州城,主持甘肃行都司范围的马政,下辖甘州左卫、庄浪卫等12卫。同时,明成祖还于永乐三年至四年(1405—1406),建立起北平、陕西、甘肃、辽东4个苑马寺,以为官牧业之中心。每个苑马寺定例统辖6监,每监辖领4个苑。苑马寺设卿、少卿、寺丞等官职,各(牧)监设监正、监副等官员,每苑又设有圉长。各级衙署官员,各负其责,共同督理马政6。北平苑马寺及下属6监24苑,于永乐十八年(1420)罢除,将其所管马匹改归北京太仆寺,散发到民间牧养,其它3个苑马寺依旧存在。其中,辽东苑马寺辖领永宁监及清河苑、深河苑;陕西苑马寺辖领长乐监、武灵监等5监25苑;甘肃苑马寺辖领春泉监、祁连监等6监24苑。苑马寺按地域广狭分为上中下3等,上苑牧马1万匹,中苑为7000匹,下苑4000匹。苑马寺与各行太仆寺一样,皆实行军牧。如国家规定:“在外属各行太仆寺、苑马寺及都司委官提督,每卫委指挥一员,所千百户一员,专管孳牧,其搭配骒驹起解比较等项,悉照民间事例”7。行大仆寺所辖卫所养马者,有守边兵卒、军户余丁及屯田军户。沈阳、定边等处守边官兵,每卫养马10匹,大同、东胜等处官兵,每卫各养马5匹。其军舍余丁,承洪武时定例,每5户养马1匹。而屯田军户养马较多,基本上是每户牧养官马1匹,也有少数有田而缺丁者不养马。永乐十四年(1416),朝廷批准北京行太仆寺卿杨砥建议,令“蓟州以东至山海诸卫”各屯田军士也每人养种马一匹8。苑马寺下辖之“恩军”或“队军”,乃是特设之专门牧马军,驻于水草丰茂处。它与各行太仆寺的卫军之区别在于:卫军的任务是戍防兼行牧马,而“恩军”、“队军”(包括改编军和抽发军)则是专职养马的,故前者牧马少,后者牧马多。苑马寺各监各苑,每人牧马10匹,每50匹设圉长一人统领,大范围大规模地集中放养9。这是明朝政府在参考唐、宋养马法的基础上,根据边地驻防形势与自然条件而实行的一种新型养马法。其特点是点、面兼顾,轻重结合,即于普遍养马中突出重点养马,以重点性促进普遍性,以广泛性支持重点性。陕、甘、辽等处苑马寺及下属各监各苑,乃是官军养马的中心基地,独立养马十几万匹,外围各卫所牧马也颇有成效,常达数万匹,对苑马寺活动产生较大的辅助作用。如此轻重结合、点面兼顾的牧养方式无疑是适宜可行的。
      当然,那时的军牧还不仅限于边地,内地驻军如南直隶、北直隶及河南等处官兵,也参照行太仆寺的标准养马。不过,其牧养活动就近分别归于南京太仆寺和北京太仆寺管理。虽然由于内地卫所养马较少,往往被后来学者所忽略,但它却是军队养马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在此不能不提及明代的马匹官牧或军牧是对前代养马方法的承袭,“是唐人四十八监、宋人之十八监之遗制也”10,并在其中又作了修改(增入点面结合的新内容),此种制度被泛称为外厩制,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内厩制,则属于朝廷用马的牧养活动范围,归御马监管理。御马监,与太仆寺、苑马寺平行,专管御用马匹的牧养与使用事宜,在郑村等处置有草场,于坝上建立马房,令腾骧等4卫官兵负责饲秣。备优良马匹以供朝廷立仗、乘舆之用,并设乳马以供皇室膳用。初由先朝遗留马驹充作御马监之种马。到永乐年间,令从陕西茶马司和兵部各行太仆寺随时选取马匹,以补给其老疾倒毙之缺额。天顺时每年选送御马监种马(骒马)500匹,成化时减为100匹11。该监24马房初养马数千匹,后到弘治时,所养马、牛、驴数万匹,每年“用料二十四五万,草八百万”12,万历时每年由户部拨给经费银12万余两13。虽由官牧,实乃民供经费。御马监活动虽未象太仆寺、苑马寺那样规模庞大,未成为官牧之主体,但它却是当时官牧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和作用虽不及行太仆寺和苑马寺,但其地位不可忽视,有关内务始终受到朝廷的关注,甚至连皇帝也往往予以过问。即由于它自身的内侍或御用性质决定了它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也决定了它长期的稳定发展趋势,被时人认为是马政中的嫡亲部分。
      草场是官牧之最基本最重要的设备,自洪武三十年(1397)划定北部边地草场之后,永乐年间,又于河套、河西增置了不少军牧之草场。如在庆阳、安定、会宁、永昌等处设立陕西苑马寺草场,地广千里,水草丰茂;又于西宁、大通、庄浪卫之武武胜、甘州卫(张掖)之古城、洪水、红崖、肃州卫(酒泉)之清水、黑城各处,设立甘肃苑马寺草场14,幅员数百里。另外,“永乐中,又置草场于畿甸。寻以顺圣川至桑干河百三十余里水草美,以太仆寺千骑,令怀来卫卒百人分牧,后增至万二千匹”15。这些草场的添置颇为必要,很有意义。因为草场是官牧之根本,为马政之所赖。它的存在和扩展,为马政活动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洪武时的各牧监以及永乐后的行太仆寺、苑马寺所牧养之种马,主要来源于各少数民族进贡(西域人贡者较多)和西北茶马司拨送,以及各牧监、各寺各苑自身繁殖。明代前中期,有叶儿羌、维吾尔、藏族、蒙族不定时地来朝廷贡马,明后期万历年间又有西藏索南嘉措“向明朝贡马匹、方物等”16。这些贡马既不定时,又不定量,难以保障对明政府的足量供应。鉴此,明朝统治者自洪武年间开始,于洮州、河州、西宁各处设立茶马司,以特控之官茶与蒙、藏等少数民族易马17,每年平均易马3000—4000匹。又于永乐以后逐渐于辽东开设开原马市、女真马市、抚顺马市、达达马市18,与女真(满族)及蒙古的俺答、瓦剌各部交易,后来又于隆庆、万历时在张家口、延绥、宁夏清水营等各处开设马市,以茶叶等物换取蒙、回、藏等民族的马匹。前后所易之马,除选送九边各军镇外,有相当数量的马匹被拨往各牧监、各苑马寺和行太仆寺留作种马用。当然外来贡马和“市马”还不能完全满足官牧业的需要,还必须用各牧监、各行太仆寺和苑马寺孳生的一定数目的马驹来补给种马的缺额或不足。由此可知,各类官牧场的种马来自多方面,它既靠本身的建设,又靠外界的协作。事实表明,明朝官牧业尤其是牧马业,并不是单纯地存在和发展的,它是与边地民族关系正常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当时各民族间经济交流活动的支持。
      当时的军队牧马,形态不一,性质各异。首先,苑马寺恩军是一个专门牧马的兵种,恩军养马是军办牧业之举,乃为军事之附庸,属于后勤建设的自给性军需生产活动。而各卫所官军和军舍余丁养马,则是兵部和行太仆寺加强给兵卒的一项附加差役,是一种额外负担。屯军作为生产粮食的专业兵种养马,是以免除田赋(农业税)为代价的19,是变相的国家财政支出之行为。换言之,屯军养马,含有以政府津贴补助官军养马之意,是一种半雇募(半佣工)性质的军人兼职行为,可视为一种封建主义的农、牧建设一起抓的军需经济的综合性措施。
      军队养马是一种官牧性质的责任制,或称之为承包制基础上的官办牧马业。洪武、永乐时,军养种马,要求膘肥体壮,一旦嬴弱病瘦,则受谴责,如遇伤残死亡,便要追赔。成化七年(1471)又明确规定,“天下卫所孳牧马匹,有埋没者,俱照原额买补(赔偿),令军余朋合领养”20。军养马匹,按牡(公)牝(母)搭配,牡马不纳驹,牝马则有纳驹指标。永乐时规定,每养牝马一匹,两年中要交纳马驹一匹,不能完纳者认赔。成化元年(1465)和十六年又申令:凡“军卫有司拖欠孳生马驹者,查算折买”21。要求牧养人员承担养马过程中的全部既定责任,并承当其经济风险。这是不以牧者意志为转移的政府之强行规定,属于专制主义的政令行使范畴,是一种严酷的岗位制度意义上的管理形式,不含有如今意义上的契约制经营因素和协议性内容。并且,此种牧养责任制又是具有较强监督性的责任制,较少自主性,不属于大包干。各卫所牧马,从洪武到万历年间,一贯依照例定章程办理,从备草、煮料、饮水、出牧、医病、疗伤、保驹、防盗都有详细规定,各遵条文从事。还申明军民禁令:“不许纵放鸡鹅等在马槽马草内作践,亦不许梳篦头发,马误食了生病。其骒马先须吃草,后方可饮水,不许喂养麦秸黍穰杂粮并淘米泔,并一应污水喂养……”22。同时对管马官员也实行责任制,依定例考核其督理事迹和所管马政之效果。朝廷每3年一次派官员点阅辽东、陕西、甘肃各行太仆寺和苑马寺之马匹,详细了解其饲养、放牧、孳生等情况,逐一登记在册,待兵部查核。嘉靖三十一年(1552)规定,陕西苑马寺的牧养活动,责成巡茶御史总体督理,每年举行一次全面性的巡查。辽东马政则由辽东巡抚和都御史共同督理,每三年巡查一次。如发现各行太仆寺、苑马寺倒毙马匹、亏欠马驹事件严重,则将其寺卿、寺丞和各监、苑官员参劾查办。“隆庆元年议准:陕西各院(苑)马,如孳生亏欠五分,倒失又多过一分者,照买补例,分等罚俸、提问。其孳生多而亏欠少者,虽未买补,亦酌量免罚,孳生少而倒失亏欠多者,虽已买补,亦加究治,寺监官吏亦准通算究治”23,分别处以罚俸、降调以至杖责。从而欲驱使马政官员尽职尽责和自上而下地共同努力。既严肃处理牧养者,又处理管理者;既问直接责任,又讲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推行全部门、全兵种的责任制,采取了大范围的全国性的行政监督机制。可是,除了如此极端而单纯的“治人”措施外,没有多少符合畜牧业经济规律的指导性办法。

    09-10-11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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