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流动人口权益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

准备写一篇关于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方面的文章,求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网址,或者论文,我的邮箱:mizhipoyi@126.com
09-03-25  米脂婆姨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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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恐龙

      [摘要] 近年来, 学界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 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但缺乏对该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本研究试图在回顾该领域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系统的分析总结农村社会保障的本质、农村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以及财政介入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等等。学界在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政府应发挥主体责任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并且各界学者对未来农村社会保障的改革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工作, 引起我们更加关注未来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农村社会救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等问题, 并寻求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关键词] 农村社会保障 土地制度 财政 研究展望
      本文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计划、北京大学985 和211 项目资助。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实践工作和研究探索。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 试图通过建立农村养老、农村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各项制度,保障农民的公民权利, 加强政府的转移支付。但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区域差异大等问题。农村社会保障不能适应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目前, 各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实践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在理论上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概括而言, 这些文献研究的焦点问题包括: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农村社会保障的模式选择及其未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还包括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问题。很多文献还分别探讨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村社会保障形式的发展问题。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 学界主要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①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迈进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②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资金不足。从广大的农村来看, 许多农民的生产生活基本没有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及完善具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在当前提出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为时尚早。③目前, 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因此, 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建设中, 社会救助(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三大基本保障制度的建设是重点。④政府在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主体作用, 如财政投入、社会保障立法和保险资金监管等等。
      下面具体从几个方面来回顾学界的主要研究热点及研究进展, 评述研究缺陷, 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一、对“农村社会保障”本质的认识
      学者对农村社会保障范畴的界定不尽相同, 从最广泛的角度讲, 农村社会保障包括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应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这些保障项目构成了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亟待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学者还对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的定义、特点及其特殊性进行了探讨, 这种探讨主要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有学者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把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概括为小农户的社会保护政策, 通过对中国农村的事实观察发现,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就是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全面保护, 或者称之为可持续生计。农村的社会保障, 是对于以遭受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风险包括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为常态的农民的社会保护。由此, 它必然要求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全面保护(杨团, 2005)。还有学者认为, 现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实质上依然是一种以家庭保障为主的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保障, 如养老、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 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只占极小的比重。〔1〕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有了较大的发展, 如在农村推行医疗保健制度、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计划生育保险等等。但从严格意义上, 它们都不应该归属为社会保障, 而是社区保障。〔2〕这种社区保障的稳定性还是一种短期效应,它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过渡型保障供给形式, 最终将被其他的保障供给所替代。因此, 在建立社区保障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其今后的演变与发展趋势, 尤其是与国民保障体系的接轨。
      综上所述, 目前在农村实施的任何一种社会保障项目都不完全符合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农村医疗保健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是农村计划生育保险都是在一定社区范围内, 以本社区居民为保障对象的一种福利制度, 与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联。它们都不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实行,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保障制度, 也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 更不属于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进程缓慢, 对此学界已达成共识。有学者建议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由家庭保障制度向互助保障、社区保障制度转轨, 最终建立社会化保障制度。〔3〕社会保障金的来源也应考虑其社会性。在拓宽农村社会保障金渠道的前提下,农村社会保障不能完全依靠自愿, 要考虑其社会性,国家应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和资金投入力度, 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 对落后地区也要逐步推行。同时,在经费投入和政策制定上要与城市社会保障一视同仁, 特别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初期, 国家应该更多地反哺农村, 造福于农民。
      二、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学界主要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民被排除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等角度来论述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在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 许多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主流的观点是建议因地制宜地制定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据政府部门和学界的普遍共识,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包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社会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和老人福利) 和社会救济(贫民救助、灾民救助、长期病患农民救助、孤儿孤单老人救助)。〔4〕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迫切需要建立的三大主要保障制度, 〔5〕〔6〕〔7〕并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坚持因地制宜与地方自主发展为主的原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 在地区差距非常明显的情况下, 建立全国性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不现实, 但也不能否定已经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这些工作的积极努力。〔8〕例如, 在几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 他们往往是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 发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会化养老。如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通过对中国苏南地区保障状况的研究提出了“苏南模式”。苏南农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种多形式并存的局面, 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 社区保障为核心, 商业性保险为补充”(彭希哲等, 1996) , 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 集体有能力对社区成员的养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然而, 目前政府和学界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保障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 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是主张农村社会保障应当独自发展。政府和学界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目标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位, 没有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说明。这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目标模糊,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至今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既未形成整体的框架, 也没有渐进推进策略的根本原因。〔9〕此外, 重要的是, 有学者主张, 各项保障制度的实施应该有重点。I1 S1 Falk 和W ilbu r J 1 Cohen结合美国国情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对农民群体的保障最好建立一个覆盖所有工人的统一的保险计划, 并且以强大的救助计划为补充, 来提供社会保险未解决的特殊需要。〔10〕对我国而言, 在确立农村社会保障项目时, 要重点考虑当前农民面临的最无奈、最无助的核心问题。要依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分类设计, 制定和建构多层次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抓难点热点问题, 在部分农村, 当农民正常的生活难以保障、防病治病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 应当把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放在突出位置加以解决, 在保证农民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的基础上, 再来解决其他诸如养老保险等方面的问题。
      三、对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探讨
      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难点所在。社会保障的筹资问题涉及两个问题, 一个是资金的来源, 另一个是缴费的时间平衡。〔11〕社会保障费用应来自雇员和雇主的缴费。目前,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单一, 养老保险名为三方筹资, 实则农民一方出资, 社会保险有名无实, 形同个人储蓄。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 缺医少药的情况相当普遍。从总体上看, 家庭保障仍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模式, 社会保障功能比较脆弱。8 亿农民基本还是处于家庭保障而无社会保障的境况, 未来养老问题堪忧, 健康和基本生活问题不容忽视。〔12〕目前, 学界倡导的筹资渠道有: 财政资金、土地补偿收入、企业雇主缴费和农民个人缴费。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出发, 解决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途径主要有:
      第一, 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筹集资金要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化, 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参保农民本人三方, 但国家要明确三方的合理投资分配比例。同时, 要广开融资渠道, 可考虑将土地补偿费、土地使用费、农业税以及农业产业化经营所得的合理部分纳入法定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渠道。
      第二,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投入力度。要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 改变目前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 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 并明确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农村保障方面。要适当增加集体补助。通过政策扶持、加强管理、深化改革等途径, 增收节支, 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提高村集体对农民的补助能力, 并制定相应的办法规范村集体对农民的补助。
      第三, 要引导和鼓励农民自身积极投入参保。要完善补贴政策, 提高政府和集体对农民参保的补助比例, 通过政策激励, 吸引农民参保。建立农民个人账户, 将政府和集体的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账户上, 按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发放标准, 让农民有安全感和自主性, 充分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四、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以土地为中心的非正规保障, 特别是在那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来源中农业所占份额大的地区。〔13〕随着农村土地对农民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 在客观上要求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建设。这引起了学界对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关注。许多学者认为, 土地长期以来给予农民的生活保障功能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对社会保险的需求以及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也使得政府忽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 从而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严重滞后, 〔14〕〔15〕〔16〕而农村社会保障的名存实亡, 又迫使土地的保障功能被迫强化。〔17〕因此, 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发展途径, 必须首先正确处理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的关系。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主流观点认为, 应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并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 促进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化。这主要是因为土地保障只是一种过渡形式,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必然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的发展逐步向社会保障过渡。
      而这个“制度创新”主要是指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土地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是当前我国农村特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18〕也有学者认为, 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前提是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即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19〕通过土地保障功能的再造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逐步实现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 从而建立城乡一体的全国社会保障制度。〔20〕学界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失地农民的增多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但失地农民的权益并不能因此受到损害。学界一致认为, 解决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关键是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 当前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 对保护农民利益意义重大。具体而言, 可以用经济补偿的一部分或全部, 如利用土地补偿收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险, 即把土地征用或转让的补偿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化的资金来源, 是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种可以称之为“以土地换保障”的思路。
      综上所述, 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相辅相成, 如何使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 是解决三农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也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关键。由于我国农村特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制约, 这将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五、财政介入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
      概括而言, 财政介入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筹资模式、政府的主体责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问题。综观20 世纪90 年代,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筹资模式可以概括为: 农民自愿参保为主, 集体资助为辅, 政府政策扶持或少量资助。实践已证明,这样的筹资模式难以真正为农民建立生活风险保障。学界提出在农村社会保障筹资问题上政府并未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并建议加大政府资金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同时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用一部分财政资金资助社会保障, 是先进国家普遍做法和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财政资助将吸引农民增加个人缴费, 从而使农村社会保障的正常运行获得基本保证。〔21〕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 在其诞生之时, 均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在西方发达国家, 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充当着主导角色, 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各界学者一致建议, 我国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最主要的是要由政府推动和支持, 并由其承担主体责任。而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承担什么责任, 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紧密相关。就我国所实行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而言, 政府应当针对其不同的组成部分, 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22〕概括而言, 政府的主体责任包括以下内容: ①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构建适宜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和原则, 并进行积极地组织和引导; ②加强管理和监督,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 ③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 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④给予政策扶持和必要的财政支持, 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 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起覆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责任, 尤其是中央财政应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政府应该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的权责划分, 从而保证农村社会保障的正常运行和社保制度的完善。〔23〕政府部门尤其要处理好社会保障制度与其他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国家财政可以根据财力状况, 在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一方面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对农村的教育投入, 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 不断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际上, 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样, 政府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工作, 其本身就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
      此外, 一些学者提出, 政府在社会保障的相关领域同样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当高度关注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问题, 采取措施引导农民脱贫致富, 认真解决特困户、五保户等弱势群体的困难,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救济和农户互助制度。
      从根本上说, 要加强和推进农村社会保障, 必须不遗余力地促进农业生产, 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加快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把保障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落脚点。〔24〕
      六、现有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已经尝试了10 余年, 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无论制度模式还是相关政策, 各级政府都在不断努力, 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刚刚起步的局面呈现出一些良好的势头。然而, 我国的经济实力还远不如发达国家, 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总体而言还比较落后。在现有条件下, 为农民这类非雇佣的独立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一个较大的挑战。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中比较关键的有以下几个:
      1. 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模式
      许多研究者都提出应当在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时增加政府扶持的力度。但是, 这个“力度”多大比较合适, 既能充分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政府又能承担得起? 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 都缺乏明确的定量分析,甚至连定量分析的框架也没有, 这样“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便缺乏科学的指导, 难以落实。有学者对政府应承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责任进行了研究, 并对承担的程度做了初步的探讨。〔25〕但是, 仍然缺乏一定的定量分析。
      2. 调查、数据与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专项调查, 由于调查目的所限, 可用的数据比较分散。如2000 年的“中国城乡老龄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涉及到了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 但调查对象仅局限于老年人群体, 而且该调查是一项包括老年人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等内容的综合性调查, 有关社会保障的调查项目比较有限。再如1993 年、1998 年和2003 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对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然而这是一项针对“卫生服务”的调查,因此对其它社会保障项目没有涉及。数据的局限性也带来了研究方法的单一, 且仅限于定性分析。也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如温兴琦在湖北和湖南11 个市县区, 对农村生活保障和农业生产保障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查。问题涉及政府救助、农村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问题以及低保制度的执行情况等等, 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因此,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研究急需进行一些专项调查及典型调查, 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3. 农村社会救助问题研究
      社会救助包括贫民救助、灾民救助、长期病患农民救助和孤儿孤单老人救助等,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形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目前学界对贫困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而这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 深入研究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何确定合适的社会救助水平、救助对象和救助内容? 地方财政投入水平应达到多少? 中央财政应承担什么责任? 等等这些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4.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之一, 也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学界提出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对接的必要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具有包容性, 逐步把离开土地与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吸收进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目标模式应该是高度统一、社会化和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也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建立城乡有机衔接的“三维”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即“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和“附加保障”。〔29〕这是对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力探讨。但是, 各保障项目仍然缺少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 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问题上, 还需要进一步提出具体并且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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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曹冰玉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进程研究[J ]. 湖南大学学报, 20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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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陈姣娥 论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缴费责任[J ]. 人口与经济, 20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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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太郎日记

    流动人口与社会保障

    流动人口获得社会保障的意义

      从长期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是对我们经济社会有利的事情:

      第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整个21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建立在劳动廉价优势基础上的制造业外国投资不断上升,并向中国东部地区聚集,,如果我们能通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东部地区的渤海湾、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三个特大型都市圈,几十年以后其人口总量和制造业总量都将成为世界第一。因此,中国这一次新型工业化必将与城市化结合起来。

      而目前某些地方政府的观点是,在城市需要流动人口的时候,将他们吸引进来,利用他们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在本地参加建设和劳动,同时也让他们在城市积攒钱财,但将来最好是回到原籍生活,或者重新创业和就业,或者到农村养老。但是这样一种观点和做法显然是本位主义的,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悖的,也是与目前大量流动人口的自然选择相左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第二,从局部的利益来讲,从短期来看,在城市建立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似乎会提高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但是,从全局的观点来看,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建立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必要的,并且不仅仅是一项涉及社会公平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还是一项有效率的经济行为。

      如果我们在全国范围里要求所有的城市都建立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我国流动人口的总体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有一些影响,但我国总体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还是处于低位的,因此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不会太大。同时,由于我们要求全国所有的城市都这样做,那么就可以杜绝以牺牲流动人口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城市之间在吸引外资等方面的恶性竞争。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大大提高他们抵抗各类风险的能力,降低风险程度,进而降低他们的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这对于我们改变当前储蓄过度而造成的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具有积极意义。另外,如果从长远来讲,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将成为城里人,那么尽早建立他们的社会保障的个人账户对我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而且越早建立越好,越早建立对社会来讲其负担越小。相反,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拖下去的话,一是当前麻烦很多,碰到类似“非典”事件,将束手无策;二是给将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留下难以解决的包袱和隐患。

      青壮年流动人口改善养老体系收支缺口

      目前城市养老保险体系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养老保险帐户收支难以平衡,未来当城市居民中独生子女这一代人成为养老保险金的主要交纳者时,人口结构将会朝着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养老金帐户将面临更为严重的清偿危机。对此,我们目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试图通过个人帐户的设立和“做实”,并将做实以后的个人帐帐户基金进入资本市场保值增值来解决将来的问题。但是要完成养老保险体系这一转轨和个人帐户的做实,我们需要一笔数额巨大的转轨成本。由于当前转轨成本的不到位,我们现在只能继续地实行过去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即将当前就业人口的养老保险金交纳成为退休人员的给付,所谓的个人帐户处于“空帐”运作状态。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还需要为平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帐户投入大量的财政性资金。

      其实,在城市养老保险体系中有步骤地引入一定数量的目前还处于青壮年的流动人口,就可以改变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改变养老保险帐户收支缺口过大的问题,使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渡过困难。当然流动人口的加入,会增加今后的养老负担,但是可以在将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以后,中国经济实力相当强大以后再来解决这一问题。

      完善流动人口社保体系的方法

      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当前建立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障碍是流动人口的高度流动性。未来几年,将有大量的流动人口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城市居民,这是必然趋势。但是,就每一个流动人口来讲,成为哪个城市的居民,是否长期定居在某一个城市,还是一个未知数。由于流动性很大,因此流动人口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现存的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有一定的差异,一定要将他们交纳的社会保障金以个人帐户的形式存在。这些个人帐户基金在必要时可以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金统筹使用,但一旦当一个流动人口需要流动时,其个人帐户应该跟随他一起流动,带到另外的城市,如果他永久性地回到尚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原籍地时,可以一次性地提取现金。这种做法我们可将其称之为流动人口“个人帐户”的边际做实制度,即当某一流动人口事实上将长期留在其工作的城市时,“个人帐户”是否“做实”是不重要的,但是当他流动时,他的

      个人帐户必须是“实”的。通过这种将流动人口个人的社会保障帐户边际做实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解决因流动人口的高度流动性所带来的困难,因而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建立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可行的。

    09-04-13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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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鸟问问

    "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应当体现公平优先原则。医疗事业改革的完全市场化取向背离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应当遵循利益均衡性原则,要调整医疗、医药、医保、医患四个方面利益主体的关系。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应当推动诚信体系的建立,强化诚信管理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基础。

    关键词: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价值理念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最为艰难的部分。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正式公布了课题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煮成了“夹生饭”,即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是:“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1].笔者认为,我国的医疗保障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显著,令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众都不满意,问题结症在于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关键是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价值理念基础。社会价值理念的重要性在于为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确立方向,只有在正确的价值理念基础上才能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本文试就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谈一些看法。 内容来自飞迪论文网
      一、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应当体现公平优先原则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分配原则已经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社会保障属于社会再分配的范畴,因此,引入市场化机制,通过提高效率来缓解日益增大的社会保障压力,成为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力度更大,从各地正在推进的医疗保障改革方案来看,尽管改革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与过去相比个人的医疗保障责任在扩大,政府责任在缩小,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医疗保障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医疗机构市场化运作,优胜劣汰,导致城市大医院的技术水平、设备条件越来越好,而城市社区医院,尤其是农村乡镇医院维系艰难,逐步萎缩,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向大医院倾斜,加剧了这种分化的程度。目前,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结果是城市人往大医院跑,农村人往城市跑,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
      其二,我国连年对医疗机构投入减少和药品涨价的补偿机制缺乏,迫使医疗机构出现较强烈的逐利倾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逐步成为其主要的功能。由于医疗市场是一个特殊市场,医患信息不对称,市场竞争往往使价格升高。例如医疗机构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往往竞相购买高精尖设备,使我国本来就不足的医疗资源重复配置而浪费,设备购入后为尽快收回成本并获得利润,往往过度提供医疗服务。医疗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很容易形成市场垄断的地位,市场垄断条件下医疗费用持续上涨将不可避免。医疗保障费用与日俱增,政府、个人、企业都承受了巨大压力,占我国人口70%以上没有医疗保障的农村人口更是难以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 本文来自飞迪论文网
      因此,笔者认为,医疗事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虽然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但是却背离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平优先的理念下,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二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从以上两个方面的政府责任来看,中国的医疗保障所存在的问题,根源主要不在于缺少公共资金,而在于缺少公平优先的价值理念和有效的政府管理。
      政府如何在医疗保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贯彻公平优先的价值理念,构建公共保障体系,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呢?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但人口多、人均经济水平低、社会保障能力差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与生活水平相适应[2].因此,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要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中所用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 飞迪论文网
      即便部分医疗领域引入了市场机制,政府也要进行严格监管。发达国家的政府对所有引入市场机制的医疗领域,其监管极为细致和严格。我们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要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而不是只顾效率而不顾公平。为了保证公众获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药价虚高,让广大公众看得起病,也有责任为贫困人群设立平民医院,以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的问题。
      二、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应当遵循利益均衡性原则
      在公平优先的理念指导下,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保障提供制度安排,需要调整医疗、医药、医保、医患四个方面利益主体的关系,鉴于医疗、医药、医保、医患四个方面利益主体价值目标的差异,通过调整利益关系来整合主体价值目标,是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笔者认为,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应当遵循利益均衡性原则。医疗机构是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即使在适度市场化条件下,追求利润也是无可非议的。医患也就是病人,必然追求高质量的、充分的医疗保障,而不是“基本医疗保障”,更不会主动考虑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问题。医药企业,由于处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十分明确。医疗保障管理机构,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并确保收支平衡。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就是要在以上四个利益主体的不同价值目标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 首先,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要立足于调动各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整合各个主体利益。从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医疗机构与医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供需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3].在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中,“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需要通过医疗机构有效的工作来实现。这就是说,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一个主体要素与医患之间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一方的工作是为了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另一方的目标是得到基本医疗保障。医药企业则需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施顺利的前题下,才能获得稳定的药品市场和稳定的利润来源。医保机构管理也只有在医疗、医患、医药的价值目标都基本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最大限度地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实现医疗保障基金的收支平衡。因此,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要做到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是可能的其次,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要能够发挥制约各个利益主体行为的作用。我国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可避免地会诱导逐利行为,医患想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行业想获得更大的效益,医疗保障管理机构想投入经济。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供方诱导需求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诱导需求是指医疗服务提供者为了自身利益,利用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影响(诱导,甚至强制)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消费。供方过度服务的表现形式有大处方、抗生素滥用、大检查和手术滥用等。越来越多的卫生资源用于购买费用昂贵的城市医院服务,用于购买低廉社区医疗服务的经费很少,同时,也挤占了用于购买成本效益较优的公共卫生服务的经费,严重危害了我国的医疗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因此,优先保证基本的医疗保障的投入,同时采用低成本的医疗技术,从而使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大体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需求。
      再次,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要体现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主导作用。在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方面,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目前,我国城镇医疗保障采取个人、企业、政府三方面承担责任,通过个人自负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在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如果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就会利用公共权力缩小自己的责任,加大个人和企业的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医疗保障事业中各个利益主体关系的调整,政府只有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确保稳定的财政投入,承担无限责任,才能维持利益主体对社会保障事业的信心。当然,医疗保障领域实施适度的市场化改革,对于调动各利益主体积极性是有效的。但是这不包括基本医疗保障。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社会成员自己承担经济责任。政府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在这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应当体现在通过制度安排,提供激励措施,如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基本医疗保障以外的医疗保险事业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应当以基本医疗保障为核心,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起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内容来自飞迪论文网
      三、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应当推动诚信体系的建立
      诚信缺失是我国医疗保障体制运行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也是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中需要重点规范的问题。由于医疗保障制度安排中,诚信管理体制建设相对滞后,失信成本过低,以至医疗保障事业中的利益主体诚信缺失行为泛滥且屡禁不止。因此,强化诚信管理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基础。
      第一,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要平等公正地调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医疗保障的具体政策应体现平等公正的道义精神,并运用多种调节手段,通过利益补偿和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在公平优先的前提下,维持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在保护医疗、医药、医保、医患各利益主体合法权益的同时,统筹兼顾,抓住各方利益的契合点,扩展共同利益,推动共同利益的整合。医疗保障政策应体现“一碗水端平”的平等公正精神,加强政策导向力度,遏制医疗保障关系中强势方侵害弱势方合法权益的非诚信行为,要确保医疗保障关系的诚信互动性质,避免行为主体间,因权利义务分配显失公平而蜕变为各方以非诚信手段相互报复的尔虞我诈。政策愈能体现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便愈能为医疗保障诚信体系的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建立稳定的医疗保障诚信管理制度。管理体制上,建立公共信用诚信管理数据库,失信行为一旦被数据库记录,就会留下污点,并要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建立针对诚信活动的约束监控机制、防患纠错机制、评估奖惩机制和导向模塑机制,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力量,以法律法规形式赋予上述要求以权威性的普遍效力。在运行机制上,应该细化对各种不讲诚信行为的处理规定,加大对医疗保障事业中诚信缺失行为的惩罚性打击力度,让“失信成本”远远高于“守信成本”,让失信者得不偿失,不敢冒失信的风险。医疗保障诚信缺失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是否选择违约,关键在于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的预期效益超过守信活动所带来的收益时,主体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违约。目前,我们对不诚信的行为处罚只是补偿损失,显然起不到有效约束毁信者行为的作用。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要建立鼓励守信者、处罚毁信者的机制,让不讲诚信的个人和医疗服务机构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样,有利于我国医疗保障体制的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总体上不成功[J].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5(14)。
      [2] 贡森。如何看待我国卫生资源的供给状况[R/OL].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5-11-24].http://www.drc.gov.cn.
      [3] 胡惠安。医疗保险体系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及其违规行为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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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2-18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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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一意45

    农村人口城市迁移带来的城市化问题

    80年代以来,从不同学科研究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现。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 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 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 ,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 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 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 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 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 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 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 1994)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 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 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 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

    10-02-06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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