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能提前两年预测三种全会改革内容——对三中全会《决定》背后思想

  我为什么能提前两年预测三种全会改革内容——对三中全会《决定》背后思想的解读



  李晓鹏



  一、两年前的预测

  我在两年前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一年前(2012年8月,十八大之前)将其出版,书名为《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书中最后一部分为改革前景,里面的建议大部分被写入三中全会决定或者在十八大之后就已经成为现实。在对三中全会《决定》进行解读之前,先简单列举一下。



  1.“对大型企业法人的金融违规行为,处罚必须到个人。严刑峻法,乃是遏制金融掠夺所必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于金融行业基于其货币掠夺而产生的暴利,只能用极严厉的处罚予以威慑。”(《分析》335页第2段)

  ——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升任中纪委书记,立即掀起金融行业的严打风暴,债券领域成为重灾区。一大批金融高管落马,被除以严厉的刑罚。



  2.“建议将对法院的管理权限上收到省级司法主观部门统一管理,人事安排由省政法委、省高院决定……目前来看,省一级政权在经济管理上的权利相对比较薄弱——中央政府负责进行宏观调控,城市地方政府负责土地管理和政策执行。这样,增加省一级政权在司法管理方面的权限,可以更好的实现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分工。”(《分析》350页第3、4段)

  ——三种全会《决定》:“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注:由于省级纪委书记的人事权力原本就属于中央,乡镇纪检部门领导人事权力也属于上级纪委和组织部,因此这一条改革带来的主要变化就是把市县一级的纪委人事权力收到省一级。)”



  3.“对生产性行业全面取消产业进入门槛限制,进一步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在中央政府层面,除了因为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原因而制定的产业发展限制政策外,应在所有生产性领域全面取消所有产业的市场准入限制……项目审批的权限,应该更多的下放到县市级地方政府,或者更多的交给市场。”(《分析》第336页,第1、2段)

  ——十八大以后,新政府迅速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同时将大量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三中全会《决定》:“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4.“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实现小微企业零税负。对高营业额的网络卖家开征营业税,以规模大小而不是网络和非网络来作为减税标准。”(《分析》第336页)

  ——2013年8月1日,营业税改增值税全国推行,中小企业名义税负降低了15%左右(实际税负取决于各地实际情况,总体是降低的,但也有部分增加了)。同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月度营业额在2万以下的小微企业暂停增收营业税和增值税。至于对网络卖家征税,还没有施行,但内部消息是快了。



  5.“不管是地方政府卖地,还是房地产商建房,肯定就是把房子越建越多,不会越建越少,如果货币供给一定,更多的供给只会让房价下跌而不是上涨。……不是要打击开发商,而是……让开发商有足够的动力去把房子建好,建好之后制定合理的价格尽快卖出去。(《分析》342页第4段,)”

  ——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提出“盘活存量”(李克强)和“千方百计增加住房供给”(习近平)的概念,而中央不再出台新的调控措施,反而放松了开发商的融资渠道,力图通过增加供给来稳定房价。(三种全会《决议》提到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分析》中也有论述。这个大家都在说,没什么新意,不必细说。)



  6.“对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率高几个百分点低几个百分点,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管是需求还是就业,最终都是由企业家创造的,不是由货币创造的……凡是由货币创造出来的财富或者就业机会,都是虚假的、靠不住的……(应该)全面禁止在非生产性领域使用金融杠杆。”(《分析》第330页)

  ——习近平多次讲话:宁可把经济增速降下来一些,也要推动结构调整。

  过去一年多货币政策相对以前总体偏紧。但力度离《分析》所主张的尚有距离。6月份的“钱荒”事件表明决策层一度倾向于如《分析》所主张的那样对虚拟经济大力去杠杆化,但金融市场反应极为激烈,最终采取了更为缓和的措施。这说明经济对货币杠杆的依赖已经很严重,力度过大的调整可能带来严重问题,因此只能采取稍微偏紧的政策逐步推动结构调整。



  7.“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做实’而不是‘做虚’……如果简单的搞私有化,无法真正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关键是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的合理权利划分。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土地的使用享有决策权,承包者享有受益权。即无论土地用于何种用途,承包者都要依照其土地在整体中所占份额获得回报,不能搞一次性补偿式的征用。同时,承包者在决策过程中亦享有相对应的投票权。”(《分析》第352页第4段)

  ——三中全会《决定》:“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8.“我们评价一个政治家的基本标准,绝不是他怎么说,而是他怎么做。西方国家那种‘公开竞选+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政治家说和表演的能力在决定其政治前途的过程中起的作用太大……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既能说又能干,当然最好,但如果两种才能不能正巧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我们的制度设计就应该让能干而不是能说的人在竞争中胜出。”(《分析》第353页第5-7段)

  ——三种全会《决定》:“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用好各年龄段干部,真正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

  (这段话看起来和《分析》的论证对接的不如前面几段紧密,但其实意思完全一致。因为人事问题比事权财权更敏感,所以说法也更委婉。我仔细分析一下:

  首先,“改进”而不是发展完善,就说明这个制度虽然不需要根本否定,但问题也不少。“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和“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被中央认为存在问题。主要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广泛采用公开竞聘选拔干部、年龄一刀切培养后备年轻干部,年龄到了再能干也提拔不起来,有时候甚至为了满足干部年轻化的要求,统一以十年整数为界限比如70后或者80后,突击提拔一批干部,69年或者79年生的就倒霉了,再能干也上不去。这些问题中央已经明确指出了,高层在这方面的讲话几个月前就已经内部传达。选拔干部的核心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清正廉洁”,也就是我说的首先是“能干”,而不是年轻或者能说会道。所以要“用好各年龄段的干部”,而不是以前经常强调的大力培养年轻干部、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等等。

  总之,公开竞聘和培养年轻干部都是可以的,但不能搞一阵风,谁不跟风谁就落后,所以用词是需要“改进”。但是,“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的制度被很严厉的否定了,用的是“坚决纠正”这个词。

  “唯票取人”的制度是我所一直坚决反对的。什么叫“唯票取人”,就是有些地方领导被西方的票选制度迷惑了,虽然不搞全民公开投票,但是要搞干部集体投票,比如某科级干部是不是要提拔为副县长,就所有县级、副县级和科级干部内部投票。看起来很民主,但促成了私底下拉票的作风,让人缘好、不得罪人、善于钻营的干部最容易被提拔,而埋头苦干、严肃刻板、不善言辞的干部没有了出头机会。选拔干部看他在干部中的风评,而不是他为人民做了哪些实事,因此必须坚决纠正。

  “唯分取人”一是公务员考试,分考得高不一定就很有能力,关键还是能干;第二是干部内部打分制度,这个和唯票取人的问题一样。

  那么,新的制度将会强调什么呢?《决定》里面说的是“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所谓“激励机制”除了待遇外,就是增加在艰苦、基层、一线岗位上被提拔上来的机会。通过实践结果考核干部,把它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去掉或削弱演讲、拉票、考试、年轻这些因素,这和《分析》的思想完全一致。)



  二、对三种全会《决定》基本理念的解读

  前面引用的我的书中的文字,书在各大网上书店都有。我的博士论文也可以去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认为我是“马后炮”的同学可以考证一下。

  我在两年前写的政策分析,在经济、金融、司法、农村土地制度、干部任用机制等诸多方面与三中全会决定不谋而合,我想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在《分析》全书开头的第一句里面:

  “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表现,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值得骄傲。但有些方面,问题却很突出。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很愤怒。”

  中国过去十年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金融杠杆滥用与房地产投机结合,导致的经济泡沫化和贫富差距扩大。这里面也隐藏了许多基于土地和金融的腐败问题,在群众中间引起了深刻的不满。

  所以,我这本书的主标题叫《这个国家会好吗?》。一个有良知有才能的人,如果希望把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同时又正好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那么他做出的决策,一定会围绕着解决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来展开。因此对金融投机的打击、经济的去杠杆化,以及掀起反腐风暴、改革干部任用制度等等便都是题中之义。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我们没有身居高位,但只要报实事求是的态度,真正为国家人民利益着想,和身居高位的人心往一处想其实并不太难。



  不过,如果仅仅是盯着问题表面来做文章,虽然看法可能与高层偶合,认识程度仍然会十分肤浅。三中全会决定这样的战略决策,背后是需要有很深刻的思想认识做支撑的。

  这种决策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

  有人概括为“政左经右”,就是在政治领域加强中央集权和党的领导,在经济领域更加强调市场的力量。大家如果注意以下我前面列举的《分析》内容与三中全会《决定》一致的内容,会很明显的发现这些内容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当我说到严厉打击金融投机,左派很支持;但说到中央全面放开审批,给企业减税,又成了右派的主张;做实集体经济的主张是“左”的,做实承包权的主张是“右”的;放开房地产市场调控是“右”的,坚决反对引入西式票选制度来改革干部任用机制又是很“左”的。而有关司法权力集中到省一级和加强结构调整则比较中性。但不管是左中右,都正好与三中全会《决定》契合。这是一种巧合吗?

  “政左经右”的提法其实非常肤浅。背后真正的逻辑我在书中用了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在论证,虽然最后给中央的政策建议只有十三条,但其中八条直接“命中目标”,而且命中的都是很核心的改革内容。支撑这种“巧合”背后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状客观深入的洞察,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调整”。

  如果简单点说,可以不太准确的概括为“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小组副组长张高丽在讲解《决定》的讲话稿里面,第一个大标题叫做“充分认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重要意义”,第二个大标题是“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对这种关系,张高丽的讲话中做了如下总结:

  “无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要搞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调配合。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张高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

  这段话和我在《分析》全书结尾时候的一段话意思完全一样,基本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政府和企业,都只是人类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不存在谁天生是低效的或谁天生是高效的;政治制度与市场机制的运行,都是需要成本的,在某些地方,政治制度的运行成本更低,在某些地方,市场机制的运行成本更低。最好的方法是,政府和企业的效率共同提高,政治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成本同步降低,双方按照其实际的运行效率各自占据其最能发挥长处的领域,密切协作,才能实现经济社会运行效率的最大化。片面的说政府越大越好或者越小越好,都是错误的,关键在于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下。对此只能做结构化的判断,而不能简单做总量的判断。”(《分析》第358页第4段)

  希望深刻理解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人,应该认真反复读一下前面这两段话。理解三中全会决定,只有从这个角度入手,才能把握好本轮改革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各方面的改革建议能够提前两年与三种全会《决定》保持一致的最重要原因。



  三、三中全会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解读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虽然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包含了很复杂的经济学思考。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政治学、经济学界已经至少打了两百多年的官司,无数殿堂级的思想家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这里我不想去回顾这些争论(估计写出来也没人愿意看),只从几个简单的常识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常识: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学习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微观经济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是理性人假设,第二是完全信息假设。这两个假设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石。西方经济学家们口口声声说这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假设,为了便于数学推理,不影响分析结论。但这是错误的,这两个假设方便是方便,但严重破坏了推理结论。

  第二个常识:政府运行也是有成本的,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支持计划经济的人虽然发现了市场存在严重缺陷,但是同时却忘了,政府运行也有成本。当政府把什么都管理起来以后,特权、腐败和低效的问题就会变得很严重。

  这两个常识应该是很简单明白的,但总会有人时不时的忘掉其中一个——或者说,因为自己的利益或价值立场而片面强调其中一个、忽略另外一个。当我们把两个方面的考量结合起来之后,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就都很好理解了。

  比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为什么要“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壮大集体经济”,同时又要赋予农民在土地上的各种权利?

  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看来,“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是虚的,只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说一下,重点在于把各种权利划到个人头上,自由买卖,就算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了。“集体土地所有制”这个帽子早晚是要扔掉的。这就是在肤浅的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一个事情: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向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提改革建议,说国有企业改革有阻力,保守派势力很大,可以把国有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处分权都界定给个人,但继续保留全民所有制的名义,这样就可以正确处理改革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种说法就很幼稚。这样的“改革”是自由市场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表现了他们对自己理论的过度自信——不屑于去深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其一概视之为“意识形态”,所以认为只要给这些维护意识形态的人一顶空头的大帽子就能解决问题了。中国领导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意见,不会干这种掩耳盗铃的事,那个属于小孩过家家的政治水平。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土地公有制,有非常实在的经济意义。人类的历史证明了,由于人与人之间在智力程度、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如果所有人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的交易,最后的结果就是财富迅速向少数聪明的、具有更好的政治经济背景的人手里集中。比如以前拆迁补偿,给了农民一大笔钱,农民高兴得很,但不久就因为赌博吸毒被骗等方式迅速沦为贫困,土地也没有了。从西方经济学来看,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手里掌握了一大笔钱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是什么呢?但它就是发生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生产资料是一切生活资料之源泉,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将不可避免为了维持生存而接受掌握大量生产资料的人的“剥削”。公有制的存在,限制了部分人的选择自由(这个土地名义上你有一份,种田的收成归你,但是土地你不能买卖),但是作为一个联合体又能更好的抵抗生产资料的过度集中,从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平等。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也有利于联合修建公共基础设施等等。

  但是,公有制在克服私有制缺陷(市场机制的成本)的同时,立即就产生了新的缺陷,也就是政府组织的成本。对公有财产如何使用、经营、利润如何分配等等,都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政府的组织结构来决定。这个组织结构的运行也需要成本。这个成本也有可能造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压迫和剥削。

  所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复杂,绝非一个公有私有能说清楚,更不是像张五常这样给对方一个空头帽子就能糊弄过去的。

  这些抽象理论要运用到实践中来(用政治话语来说,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实践者就必须打破公有私有的思维框架,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细致安排做出实事求是的调整。回答一些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哪些事情由集体经济组织来决定是更有效的?哪些权利由农民自己来决定是最有效的?土地增值的利益,是全部归农民个人所有,还有保留一些到集体共同使用,比例多少合适?要不要建立转移支付机制,让位置好价格高的土地利益转移一部分给占有的土地位置偏的其他农民?

  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构架,在山区用什么构架最合适?在平原地区什么组织构架最合适?在富裕地区如何组织?在贫困地区如何组织?在河网交织无须水利设施的地区如何组织?在干旱缺水需要集中力量修建水库农渠的又该如何组织?……

  所有这些,简单的左还是右,都回答不了。必须先深入了解本地区的实际,然后才能做出判断。核心方法,就是通过具体细致的权利划分(或者说制度安排),搞清楚具体条件下,哪些是集体管理比较好的,那就集体决策,哪些是个人管理比较好的,就划归个人,最终实现农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促进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如果脑子里面先存了一个“凡是市场就是好的,尽量量化到个人是改革方向”;或者“量化到人就是在搞私有化,要坚决抵制”,都不对。

  人类对政治经济制度探索永无止境,《决定》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决定,有些内容将来可能会根据实践结果进行调整,不会一层不变。但未来十年的大思路已经明确:就是不要争论政府和市场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政府要在该管好的地方加强管理服务监督,绝不放松,同时在市场能更好调节的领域大幅度放开政府干预。那么,到底哪些才是政府擅长的,哪些才是市场擅长的呢?这个问题,《决定》其实只回答了一小部分,剩下的很多东西,就需要各个地方政府以及其它参与主体去探索,真正做好的,就可能会很快变成中央决策被推广施行。

  在此过程中,实践结果将会被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左右两派之间比谁嗓门大谁的粉丝多,试图以此来左右国家前途的情况将会受到更严厉的遏制。


13-11-25  冉重光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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