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文化怎么解决问题(2)

  再来看看中国文化对“暴民问题”的处理方法。虽然原则上说,西方人的模式也可以处理一部分冲突,但西方人的处理方式秉承了他们一惯的偏执与暴力,他们谋求的依然是合法抢劫,依靠的依然是暴力,唯一的进步只在于将暴力公共化了。“暴民问题”本质上不过是个经济问题,其实解决好了经济问题就啥问题都没有了,抢劫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被合法化。在如今的现实下,这一问题其实表现为贫富差距的问题,每当贫富差距一加大,并且加大的表现最终还是落实在经济上,就必然会出现左派右派相互斗争的局面。右派们的诉求无非是穷鬼们的死活跟有钱人没有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进行转移支付,而左派们的诉求无非是,穷鬼们的境遇是有钱人造成的,有钱人必须负责,必须掏钱出来,并且无条件。税收就是从有钱人那里无条件地抢劫,虽然被美化成了“转移支付”。西方人的政治斗争无非就是一方不让抢,一方非要抢,实在没有多少新鲜玩意。而所谓的理论家则无非是为抢劫或不许抢劫找理由,所谓政治也就在这抢劫与反抢劫之间展开。政治斗争的确就是争论哪一派观点正确,左派右派由此形成派系。但看一下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就可以知道,无论西方哪一个国家,对这类经济问题的解决从来不是靠政治争论来解决的,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最终也不可能通过一个政治上相当“纯洁”的法律,坚定地站在某一方,最终都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妥协。从中咱们就可以看出,抢劫还是反抢劫这类政治争论毫无意义,完全是一群吃饱了撑了的知识分子在那里玩些老掉牙的阴谋诡计。象童作家这一类小儿科的把戏,他一翘屁股咱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了,一点新鲜的都没有。

  咱介绍过,中国文化是厌恶政治争论而着眼于解决问题的。有了对中国文化的特点的了解,一眼就可以看出某些问题就是“政治化”的问题,一眼就可以看出童作家之流的实质。对“民主”了的西方来说,虽说他们最终会达成妥协,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仍然带有其思维方式的特点。原则上说,西方人最终达成的妥协不过就是抢多抢少的问题,现实情况已经使得“抢劫”、也就是有钱人掏钱出来成为不可避免,那么剩下的就是抢多少的问题。西方比较务实的经济学家就会认真研究抢劫的最优化问题,收多少税可以解决问题?让有钱人出多少血可以搞定?而中国的鸟毛经济学家们却更加热衷于政治批判,一个个经济学家居然大谈起了“民粹”的政治问题,这属于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家。无论抢劫如何最优化,其借助政府暴力抢人钱财的实质没有变化。

  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伦理文化首先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才更为重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一群中国人看到另一群中国人在遭受苦难时,中国人不会无动于衷,不会心中涌起无限崇高的“自由”,口中念着“风进、雨进、国王不能进”的咒语。另一群中国人的困境与这一群没有受困的中国人是相关的,中国人想到的不是首先撇清跟自己的关系,而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他人考虑。比如说上回汶川地震,四川那里死了好多人,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救助,四川人就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饿死?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救助,必然会产生骚乱,饥民们组织起来抢钱、抢粮应该没啥可奇怪的。中国人这时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是赶紧搞“宪政”捍卫自己的财产?假如那时中国真有一人一票的话,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就会一人一票将四川人要求征点税救助一下他们的要求忽略掉?显然不会。那时中国政府的行动还算可圈可点,但即便政府不作为,中国的老百姓们也不会坐视,咱们已经看到了有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援助四川人。

  同样道理,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了,在优秀政府的捣鼓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中国的老百姓肯定也不会坐视,肯定也会自发组织起来相互帮助、共渡时坚。当然,中国人肯定不会象西方人那样,因为自己穷,所以就觉着拿有钱人的钱财就是合理合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地接受别人的馈赠,都知道礼尚往来的道理。别人帮助了你,你该怎么做?当然是回报那个帮助了你的人。因而如果真的遭遇了饥荒,中国文化熏陶过的有钱人肯定会首先想到帮助别人解决实际问题。有钱人凭什么就会有这么高的觉悟呢?这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报恩”机制。中国人不会凭白无故要别人的东西,别人帮助了你,你就应该回报。正是由于“报恩”机制的存在,有钱人帮助了别人并不会吃亏,反而在将来还可能成为财富的来源。比如说你没饭吃的时候,一家粮店老板给了你一袋米,帮你渡过了难关,在你可以自食其力挣到钱之后,你买米会买哪家的米?你当然应该感谢那家粮店老板,你首先应该将过去的一袋米钱还给人家,而后再买米就认准了他这一家,再大力宣传粮店老板的好人好事,鼓动你所认识的人都买他的米。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就是靠这种互动建立的。

  行文至此很多人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对问题的解决方法似乎没政府什么事,人与人之间相当和谐,有问题自己解决,政府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嘛。然而,大家应该知道,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状态只是一种可能的状态,现实中还有很多可能性,比如现实中还有侧评爷爷之流的人存在,这些人不会跟你互动。这时,政府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中国文化的政府不是西方文化那样的政府,西方文化的政府最终不得不以正义拥有者的身份自居,无论是“民主”的政府还是“非民主”的政府,他们都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理合法的,即便政府出面抢劫也是合理合法的。中国文化的政府维护的不是真理,而是伦理。提供帮助是“伦理”,回报报恩也是“伦理”。因而面对饥荒、面对贫富差距时,中国文化的政府是通过鼓励有钱人帮助他人来解决问题,并且这种鼓励还是以约束受助者的回报为前提。大家显然都知道中国文化中的报恩文化,都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俗语,不要以为这就是一俗语,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处理社会问题的一种机制。一般来说,中国文化对报恩的约束采用道德约束,老百姓中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贬低、疏远忘恩负义之徒的氛围。但其实中国的传统法律里也体现出了这种文化,对于忘恩负义之徒的处罚相应地更加严厉,而这点就是政府介入社会事务的方法,就是伦理文化管理社会的方法之一。很多事情只靠民间是解决不了的,比如侧评爷爷之流,好好跟他说他们不听,好言相劝他们不理,那么最终只有政府出面搞定他们。当然,面对侧评爷爷之流,不是说政府代替暴民去抢劫,政府主导的抢劫就象如今的收税,到底是为了公平正义、转移支付,还是为了提高公务员吸引力,那是相当地说不清楚的事。一个有道德的政府,不会自己去抢劫,也不会捣鼓出点正义而后以合法的名义去抢劫,而是任由事态发展,当侧评爷爷非要搞到天怒人怨、让潘东子们活不下去的时候,那么中国老百姓也不是吃素的,打砸抢从来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无论哪里的人民饿肚子的时候不教都会。这就象毛泽东当年一样,天下大乱他不怕,贪官污吏们既然敢做,那么承担后果就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当然,一个有道德的政府也不会完全任由事态发展,抢完了,解决了问题之后,侧评爷爷的合理利益还是要维护,穷鬼们渡过难关、以后挣了钱之后,政府还是应当保证那些人至少把抢过的粮食还给人家。

  上述解决问题的方法里还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富人、有钱人的钱是清清白白自己挣来的,象炒作土地、高价卖地这样不干不净、不清不楚捞来的钞票,那么抢了就是活该了。其实无论是外国潘东子还是中国潘东子,之所以敢于说自己的抢劫合理,绝大部分都是由于那些地主老财们的财产、粮食来路不正当。如果是靠自己双手、靠给别人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而后要挟挣来的钱,那么没有几个人会觉着这种财富来路不正当,没有几个人会无缘无故想到要抢这些人的钱。比如说,袁隆平也比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富有,但一个有点良心的中国人会想到随便找个理由抢他的财产吗?实际上,财富到了袁隆平的手上,他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这创造的财富还惠及众人。其实无论中外的老百姓,仇恨的都不是别人的富有,而通常是财富的取得或使用的不正当。如果一个有钱人挣的钱来路正当,并且他的财富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坑害别人、甚至还能给别人带来益处,那么这样的有钱人一般都不用担心自己的财产会被别人抢劫,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就该维护这些人的财富。财富的来路要正当,很多人都能接受,而财富的使用也要正当,有些人就会不接受了,特别是那些标榜所谓“自由”的人,在这些人的观念里,钱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管别人屁事?很容易看出,这种言论同样也是一种极端化的言论,其所要求的也是一种无条件的自由。财富使用是否正当并不是一个多么奇怪的问题,比如说,你作为老板,员工工资一般是签好合同,不能随便自由的,但奖金却由老板自己决定,那么对于老板来说,你以员工工作是否勤奋作为发奖金的标准就是正当的,而以员工或员工老婆是否跟你上床作为奖金的前提则是非正当的。再比如,过去土地私有导致了土地集中在少部分地主老财手上,地主老财靠土地要挟贫雇农,那么这种使用就是不正当的。再比如,后来土地公有了,公有了就该大家所有,管理者要做的就该是帮助大家用好土地,让需要且必要的人能够得到土地,而不是借公有名头玩私有的实质,居然把别人的东西再卖给别人,这同样也是使用的不正当。

  大家看一下那些担心别人抢他财产的,一般来说这些人都心怀鬼胎,通常都干过点见不得人的事。这些人之所以热衷于“宪政”,就在于想通过西方人的那种缺心眼的社会体制使得他们不要脸的行径不被追究。童作家似乎还是个小老板,咱对他不了解,不知道他这个鸟毛老板是否对女员工干过坏事,姑且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当他没干过啥坏事吧。然而,既然他没干过坏事,那么为什么还如此担心老百姓会无缘无故地抢他的东西?相当地莫名其妙。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只要心中坦荡,自然就不会将别人都看成饿鬼。中国的老百姓招惹童作家了?中国的老百姓仇恨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侵害了童作家的利益?大家可以看出,童作家似乎仍然生活在反共高潮的年代,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一蛊惑,自然而然落入那种相互对立的思维定势了。《论语》中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小人为何“长戚戚”?无非是成天担心丑事被人揭露,丑行被人曝光而已。心中有鬼的这些小人,必然会将自己与他人对立起来,大街上随便走过的普通人,在这些人眼中就会成为潜在的暴民。由这点大家就可以明白西方文化为何喜欢搞阶级斗争,左派与右派所以会对立,就在于他们相互将对方看成了潜在的威胁,始终想着如何把对方彻底搞死掉。西方人例来喜欢搞正义与邪恶对立的那一套,甚至文学艺术作品里也充满着相互对立的矛盾,他们还管这愚蠢的对立状态叫“张力”。西方人将“张力”看成了美,所以“美”就在于正义总能战胜邪恶,而是个人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正义一方,于是因为有希望将对方搞死掉,心里自然就“美”了。由这种“美”大家也就可以理解文革为什么搞“黑五类”、“红五类”,以及童作家为什么喜欢搞他那不代表老百姓的代表了,这些都是“张力”的一部分,没有黑五类哪来的红五类?没有童作家眼中的暴民哪来童作家的代表?童作家的代表们其实就是新时代的“红五类”,而老百姓则成了新一代“黑五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般看不到“张力”,水墨山水里有“张力”吗?仕女图里有“矛盾”吗?即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老夫子也没有想到要把有钱人统统搞死掉、共了他们的产,充其量指责他们为富不仁,财产使用不当。咱原来谈到过,西方世界里例来将他人看成地狱,对西方人来说他人始终是对个人自由的潜在威胁。而在中国文化里,他人则是自由的参与者、实现者,良好的人际关系才是自由的真正保证。正是在这种观念下,坦荡荡的君子才不会成天担心别人成为自己利益的威胁者。

  再举个例子,前些年有段时间对所谓“赦免原罪”谈得相当热烈。用咱介绍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讨论的猫腻,很明显,“赦免原罪”处理的就是赦免原罪对不对、应该不应该之类的两相对立的问题,也容易看出来,这些人将一个现实问题转换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对那些年的中国情况知道一点的人都会明白这一讨论的背景,其实就是在中国公知们那时的自由理念的捣鼓下,中国的有钱人已经干了相当多的不要脸的事,所谓“原罪”其实就是他们在积累、掠夺财富的过程中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行为。抛出赦免原罪的命题,目的何在?无非就是想与权力勾结,在政治层面上保证不追究他们的丑行。不追究导致的是什么后果呢?自然就是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推给了中国老百姓,让老百姓来承担这所谓“改革”的代价而已。可想而知,热衷于赦免原罪的会是些什么人?自然是些心怀鬼胎、不干不净的人。这一例子是想让大家明白,两相对立的命题背后通常都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些政客们通常都会指示他们的御用的知识分子在适当的时刻抛出这一类的命题。这一类命题很容易形成对立的两个群体,而只要老百姓跟着这些政客们的思路对立起来,那么政客们就可以上下其手,玩出种种无耻的手腕了。比如咱们现在讨论的潘东子抢劫问题,学术化的讨论其实就是“转移支付”是否合理、是否应该的问题。潘东子抢劫比较通俗,讨论的面会更广,圈进来的人会更多。但这种讨论明显是一种政治化的讨论,而且容易看出来,这种讨论必然会导致两个对立的人群。讨论者往往会顺着知识分子们的思路进入到抽象化的命题,讨论起“私产权是否应该大于人权”,“人权是否与私产权一致”之类的问题。但那些政客们关心的其实是现在社会的现实问题,关心的是他们代表的那群人的实际利益。直白点说,就是税收会不会收到自己头上,过去干的丑事能不能洗白等。老百姓们在人权、产权这类问题上总搞不过知识分子,很多事情如果仅从抽象层面看,其实黑的白的都能说,关键是看切入的技巧与辩论的水平。比如说,你能说人权就一定大于产权吗?你能接受某些职业盲流随便到你家抢东西,说是为了生存、为了维护他的人权吗?反过来,你也一定可以找到产权大于人权不合理的例子。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就喜欢在这类鸡生蛋、蛋生鸡之类的问题上搞,他们认为这是在寻求真理,但往往就被中外知识分子们利用成为掩盖丑行的手段。

  人权、产权这类的思辨永远不可能有结果,因为这两者之间原本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大小关系,不同的情况自然会有不同的结论。其实“转移支付”是否合理也要看具体的情况,不是说穷鬼多了,贫富差距大了转移支付就合理,而是要看从哪些人那里转移,转移过程中被政府盘剥了多少,最终又转给了什么人。比如说,从那些“原罪”们身上转移,就比较有合理性,而从那些清清白白挣钱的人身上转移,就比较无耻。因而“转移支付”合理与否与转移的对象完全相关,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答案,但西方人就是喜欢在这类问题上搞“真理”,非要给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大家可以看出,西方人的思维特点使得西方人就喜欢干一刀切的活,他们建立起了转移支付的合理性,于是就不管对象,不管有没有原罪,统统转移了。因而,如果通过某种政治技巧使得中国老百姓认同了赦免原罪,那么最终导致的就是姑息养奸,就是让那一群不要脸的人逃脱了惩罚。西方人也许会认为这种结果也算合理,但从中国文化看这却是不道德的政府行为。中国文化是讲道德而不是讲真理的文化,“道德”与“真理”差别何在?就在于能否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让符合伦理的人得到褒奖,而让违反伦理的人得到处罚。童作家之流所以会上了那些政客们的当,其实也在于咱们现在的社会比较没有道德,处理问题采用的就是法制化的一刀切。令童作家恐惧的其实是,如果让潘东子们的抢劫合理化,也即确立了“转移支付”的合理地位,那么政府这个利维坦必然就会借机大捞一把,从所有人头上都捞,从而最终侵害到童作家这个无辜(暂定)的人头上。童作家为了保护他的那一点点在太子、衙内们眼中不够塞牙缝的小钱,居然想出了借开会之机搞“宪政”的点馊主意。虽然童作家的心态可以理解,但其被人利用的事实还是相当明显,因为他没有搞明白真正应该反对谁,他不去反对没有道德的政府,反而将矛头对准了同样无辜的老百姓。其实即便从所谓“宪政”的角度看,“宪政”主要也应该对付政府这个利维坦的,“民主”即便确立了“转移支付”的合理地位,一个清明的西方式的政府也不会肆无忌惮地抢劫,虽说无条件地从有钱人身上抢了点东西,但渡过危机还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因而即便从西方人偏执思维的角度来“宪”,该“宪”的也是政府,该做的也是立法保证一个清明、高效的政府。当然,法律能否保证会产生这样一个政府,那是相当两说的,如果仅靠公民立法就可以凭空造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那么这世界实在是太美妙了。大家可以看出,某些知识分子们的确就是持这样一种小儿科的乐观心态,他们把“法”看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保证。

  总结一下中国文化处理“转移支付”这类问题的方法。中国文化显然不会去愚蠢地讨论“转移支付”合理不合理之类的问题,无论凭借什么名义,不管是真理还是人权,抢人钱财给自己用、或象绿林道响马一样主要给自己也散一部分给老百姓,都是无耻的行径,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中国文化的政府不应该干这类貌似合理的不要脸行为。那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很简单,就是形成一种机制,当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使得富有的人可以拿出自己的钱财救济那些一时困难的百姓,帮助这些百姓渡过难关之后,再保证这些百姓给富人合理的回报,让做好事的人最终不会吃亏。形成了这样一种机制,那么咱们就根本不需要任何合理化抢劫的理由,知识分子的理论大师们想出的馊主意再怎么牛也不管用了。在这种机制之下,富人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财产被无缘无故侵占,穷人也不用担心一时的困难会难倒自己,只要自己有勤劳的双手,那么穷人也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不亏欠别人,清清白白、安安心心使用自己的财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那些比较正宗而不是象童作家这样半吊子的自由主义爱好者,他们所担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政府的滥权,就是政府的权力过大,那些人反对“转移支付”的一种重要理由就是“转移支付”扩大了政府权力,使得“国王”能进他们的破屋子来搜括财产,这些人想到的就是杜绝一切可能的对私人财产的侵害,因而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转移支付”,即便被“宪”过了的政府也不能让他们放心。真说起来,这些人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靠几条法律就能限制住权力拥有者的行为,实在太过天真。但这类自由主义者愚蠢的一点就在于,他们不致力于解决问题,而只顾打着他们自己的那点小九九。政府这个利维坦虽然有害,但经济问题不解决同样有害。现在大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给出的解决方法其实就是兼顾两者的方案,让政府来“转移支付”,转移到哪里是相当说不清的。特别是中国的利维坦,这个大抽水机的抽水能力相当惊人,只要放开了口子,最终的结局一般是富人穷人都倒霉,而那些裸着的抽水机们则护照都有好多本。如何即提防了利维坦、又解决问题呢?这里的方法就是答案。当然这种方法要求富人穷人都能以中国伦理文化的方式行为,富人应当做到富且仁,穷人应当自己更加努力且知恩报恩。

  比较一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处理问题的方法,哪一种方法更有利于保护私产,也即保护自由主义者心心念念的“自由”?哪一种方法更有利于保护同样也是自由主义者心心念念的“人权”?大家可以看出,同样是对问题的解决,西方人的文化总是喜欢走向对抗的道路,他们总追求偏执而绝对化的行动,总喜欢相互将对方丑化,一方是“暴民”,另一方是“黄世仁”,一方就是要收你的税,另一方就是不让收,相互找理由、相互攻击,最终只能靠所谓的“民主”投票来解决。咱们还看到了,外国人的这种半吊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传到中国,居然被中国的臭知识分子们改造成了代表来表决,并且这代表还不代表老百姓的意愿,而只代表代表们的意愿,大家瞅瞅,这类破烂知识分子活着是否就是在浪费粮食?西方人的投票表决方法的确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可想而知的是,这类表决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西方人只不过依靠暴力强行剥夺了表决失败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已。大家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了解了中国文化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之后,必定就会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愚昧与落后,西方人所谓的自由、民主,实在是相当小儿科的玩意,他们其实理解不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是什么。

  最后强调一点的是,中国文化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成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富人的财富应该来路正当,也就是合于伦理。只有当富人的财富是合伦理取得时,富人们才不会将其他人都看成潜在的抢劫者,才不会成天琢磨着搞点法条来限制他人。当富而有仁时,别人有困难就会去帮助他人,那么就很少会有人打富人财产的主意,偶尔有那么几个抢劫犯、小偷小摸之流,就属于犯罪问题,法律自然会处理。这时候就不存在抢劫富人是否合理的政治问题,臭知识分子也可以歇菜回家、不用听他们没完没了的辩论了。当然,就咱们现在的社会来说,情况只怕是相反的,富而不仁者众多,一个个心理变态时刻提防着别人的人众多,从根源上说,这是执政思路的问题,如今的政府也象如今的知识分子一样,是非不分、好歹不知,干了坏事往往自己还不知道,还自以为自己手握正义,十分地变态,十分地不道德。当然,这一切也都是由于五四以来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完全不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完全不理解中国文化处理问题的方法了。

  希望未来的改变能从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做起,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真正理解中国文化。
13-01-07  northk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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