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司法审判的“制度黑暗”?

  发表时间:2011-08-12 04:57:54 阅读次数:471 所属分类:法理酌献


  我国的司法审判为何是“制度黑暗”的?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梁剑兵



  摘要:“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我国目前的司法审判远未达到法治文明所要求的最起码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就最主要的审判制度来看,无论是“证人不出庭”、秘密取证还是合议庭秘密评议、审委会会议的秘密性、司法长官签批案件的制度和程序等,基本上都是完全的、彻底的暗箱操作,这都算是一种“制度黑暗”。 这种制度变态和功能异化如果在秘密和制度黑暗的状态下进行,就更加加重了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对处于黑暗和神秘之中的司法权力的怀疑与不信任。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然地和当然地要依靠建立并运作现代陪审团制度、当庭宣判制度等现代司法文明制度予以克服和解决。

  关键词:司法公开 制度黑暗 司法民主化 陪审团 当庭宣判



  目前,为实现司法民主化、提高法院办案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从最高法院到地方各级法院都在强调“审判公开”、欢迎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然而,这种看上去很美好的政治宣传和民主化承诺其实都是停留在表面的,甚至是欺骗性的。因为我国的司法审判远未达到起码的公开和透明,起码就最主要的审判制度来看,基本上是完全的、彻底的暗箱操作,也算是一种“制度黑暗”。



  在最近举行的“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在其论文中坦率地承认,中国司法审判中的暗箱操作是一种制度现象,这种制度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案件的公正审判。这位法官指出,在决定着司法审判最重要的一些审判制度中,“合议庭评议、审判长联席会、审判委员会、内部审批程序的保密规定,导致大部分法院的审判公开停留在庭审公开层面上。合议庭评议过程秘密进行,少数人的意见不予公开,虽然有利于保护法官人身安全,但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官裁判蒙上了神秘色彩,另一方面,也导致法官缺乏压力和责任感,为法官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从而影响案件的公开审判。”



  事实上,在司法审判的领域中,因为这些“制度黑暗”的存在,已经极大的侵犯了当事人在法庭上所享有的权利。

  ——比如说,当事人提交了证据,但是法官并不当庭、公开的决定是否采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而是在庭审结束后暗箱操作,根据自己对案件的主观臆断、罪刑擅断或者领导指令随意取舍证据、任意歪曲被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凡是自己喜欢的证据就采纳,自己不喜欢的证据就不采纳。

  ——再比如说,在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对案外证人证言的取得完全是在侦查、检察机关或者审判机关的暗箱操作中完成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是否对证人进行过威胁和强迫是压根无从知晓的,这样一来,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就无从判定,往往无法进行合法、有效的质证。另外,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一般情形下,无论是案外证人还是办案警察,往往都是不出庭作证的,也不接受法庭以及控辩双方的提问——无论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的警方证人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公民证人,他们隐身在法庭之外的制度黑暗的角落或者黑幕之中的

  ——再比如说,法院的案卷分为正卷和副卷,正卷往往是可以对律师公开的,但是副卷则完全是秘密的,而决定当事人案件胜败、财产乃至性命等至关重要的审判信息都是藏身在案件副卷中,压根不可能被社会公众和舆论所了解的。

  ——至于合议庭评议案件、审委会讨论案件、庭长院长等司法长官签批司法文书,更是暗箱操作的主阵地,外人是无从知晓的。



  就拿审判委员会这种“制度黑暗”的主要表现形式来说,可谓是我国司法审判“制度黑暗”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审判委员会的最大弊端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委员会里的诸委员们对需要他们裁决的案件往往一无所知,只凭承办法官的随意汇报,即使汇报者汇报的事实和证据因为承办法官的个人原因遭到“真相扭曲”,委员会的诸委员们往往也是稀里糊涂、不明就里。这样一来,委员会里的“领导”说啥是啥,其他委员往往唯唯诺诺、顺水推舟地附和几句意见,给“领导”一个“面子”。于是,无数个不合法、不公正的决议——真正的判决——也就随之出笼了。



  在笔者曾经办理过的一起案件中,这种委员会的盲目性就被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将某项厂房及土地使用权依法公开拍卖出去,拍卖价款也全数收到法院账户中,但是,在该院正式裁定“拍卖有效”的情形下,该院审判委员会竟然认为卖价低了,遂“一致决议”、出尔反尔地要求买到该项财产的某公司“再拿出几百万”来,否则就不给买家移交财产,也不给买家办理财产过户手续。买家拒绝加付该院审委会要求的“几百万”,该院竟然扣押着已经卖出的财产拒绝移交,导致买家损失惨重并引发了工人上街的群体事件。最后,该院硬是从买家手中又多敲诈勒索出300万元人民币去。事后,买家气愤地说:法院做买卖连街头小贩都不如,街头小贩尚明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起码道理,但是,在最有权威、最有信誉的司法拍卖中,法院卖完东西就马上可以耍赖、就可以翻脸不认账。(关于该案的详细案情,请参看《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大连中院拍卖房产缘何未能一锤定音》,链接: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90727/993892.shtml)



  其实,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乃至一切政治活动中,“委员会的决定”往往成为个人逃避指责或者攻击的遁词乃至借口。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委员会里的负责人说:“很抱歉,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这是委员会的意思”。在中国的官场里,更加有特色的语言是“这是经过班子研究决定的,不是哪个领导的个人意思”。



  如果对上述的遁词或者借口进行深入的语义分析,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以下很有意思的“意思”:



  第一、这种以“委员会决定”充当遁词和借口的做法,具有相当普遍的和广泛的适用性,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哪个国家,我们总能看到各国的各种官员们拉大旗作虎皮,以委员会作为逃避责任的理由并且“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说一些抱歉之类的废话”。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的意思”几乎成为对某人或者人的集合体进行“合法伤害”的万能理由。



  第二、我发现,在这些共同的遁词中,其语句中隐藏的语义函项往往包括两个深远的法理“意思”:当某人对受到“合法伤害”的人说“这不是我的意思”的时候,他或者她实质上是在实施一种我称之为“政治风险转移和分摊”的策略,其目的是逃避被合法伤害者对他/她本人的报复。但是,这种风险转移的企图只有在出现另一个承受者的情形下才能实现,于是,委员会就成为了那只“替罪羊”。这是委员会的法理意思的首要方面。但是,合法伤害者对被合法伤害者进行报复的预防,不但要为政治风险转移设置渠道,还要为使潜在的报复行动无法找到具体的报复对象或者即使找到也无力报复的威慑。于是,委员会就成为了“高康大和庞大固埃”。也就算是一个法理学意义上的“利维坦”。至于国家,本来就是人类所发明的委员会的最高政治形态而已。或者换一句话说,受到以国家的名义、以某个委员会的名义实施的“合法”伤害后,被“合法”伤害的一方是无力对抽象的国家或者什么委员会进行报复的,起码你会因为找不到具体的报复对象而“无从下手”。



  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委员会和国家,在实质上都是一种无法被报复的虚拟人格。因为这种人格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总是对哪些少数的或者是个别的“被合法伤害者”(学者吴思在其著名的《潜规则》一书中使用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此处乃引申使用)占有绝对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所产生的“强势威慑”乃是一种法律或者公共决策得以有效实现并左右人们行为的真正秘诀。



  为实现集思广益语境下的民主集中制,委员会便需要投票或者表决(在中国,这种投票表决的委员会场景往往很少见,很多见的是属下对长官的随声附和)。但是,实际上,委员会的投票,只是一个仪式,具有某种政治捆绑的意思,将各个成员捆绑在一起,提案人与委员会召集人是此次捆绑的实施者,两者的合谋是实现捆绑的唯一途径。捆绑的最终目的是实行政治风险均摊。这样一来,往往政治决定的内容和价值考虑都变的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该项决定要被昭示成一个“利维坦”,并能够达成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征服。



  所以,投票这件事,在理论的常态上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在实际上却往往因为投票者的盲目性或者懒得搞懂投票对象的意义而成为变态,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的法律和政治决定往往是委员会里的多数成员盲目跟从少数成员的——这是一个背离委员会初衷的功能异化现象。



  另外,我必须说明的是,在实际的政治或法治生态中,无论是哪个国家,也无论是哪个法院,委员会之所以会在具象和微观的层面上遭受到公众的质疑和不信任,甚至直到宏观上的政府垮台和政治国家的崩溃,往往正是因为这种投票的变态和委员会功能异化现象所导致的。



  这种制度变态和功能异化如果在秘密和制度黑暗的状态下进行,就更加加重了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对处于黑暗和神秘之中的司法权力的怀疑与不信任。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来,最令人感到不信任和恐惧的事物往往是具有某种神秘性的事务。



  在我国,尽管我们的法律已经公开化了,但是,适用法律的过程却完全处于黑暗之中,这就是我国司法审判“制度黑暗”的最大特征所在。我们的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往往因为看不到许多隐身在这种“制度黑暗”之中的内幕交易和各种力量的博弈,因此便无法对司法审判进行有效的、合法的和正确的监督——我们往往只能看到司法审判的成品(司法裁判文书等),却压根对这种司法产品的生产过程一无所知,这其实是中国司法机关对中国当事人以及其他公民和社会舆论的信息知情权的一种侵犯。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我不无惊讶地看到,那种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的“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古老的、陈腐的“司法制度黑暗”在我们这个现代法治国家中依然顽固地和若无其事的存在着,这是极其不正常的!



  我国的司法民主化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民主进程一样,也必须逐次以“政治知晓”、“政治宽容”和“有序政治参与”为进阶,甚至三管齐下,齐头并进,首先从破除司法审判的制度黑暗入手进行司法改革。窃以为,对这个首要问题的解决,必然地和当然地要依靠建立并运作现代陪审团制度、当庭宣判制度等现代司法文明制度予以克服和解决。

  (2011年7月16日)
12-11-05  法家梁剑兵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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