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伟标:如何去考究中国的纠错机制?

  如何去考究中国的纠错机制?

  殷伟标

  世上只有神仙不会犯错误,是人就会犯错误,再伟大的人,也有这样那样避免不了的错误。伟大的思想家,避免不了历史和环境造成的局限性,生产力水平,资讯和个人的阅历等等都会使意识不可能那么绝对客观。政治家也是如此,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一定总能保持政治正确。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政府等等也同样如此,不可避免地会犯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错误。谁能保证永远不犯错误呢?犯了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认识到,认识到了又不能改正。当然,这里是说,对错误有同样认知标准的人而言的。那种别有用心就是要犯某些错误的人,则另当别论了。

  不过,这里也有个问题: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是什么?这正是人类意识形态各种思想、理论和左中右思潮纷争不断的原因之所在。考察中国的纠错机制,至少要遇到两大类型的问题:如何判断中国社会大的错误与问题;然后就是如果达成广泛共识,普遍认为这是大概率性质的错误。二是该如何有效地去纠正,进一步说,有无钢性制度安排,去强制或其他有效办法纠正?

  之所以要考察中国的纠错机制,是因为个人观察所得,有很严重的失灵的地方。所以,无论是否伪命题,均只代表个人观点。

  明显感到中国的纠错机制有问题,不那么正常和正规,不灵便和不能与时俱进,程序化不彰显,没有更广泛的操作性,正确与错误的确定性机制不够民主,也不能日常化。获得广泛共识的错误,不能通过一个健康有序而又有效的机制去纠正。权力与某些大的失误或错误结合后,就形成了所谓“强势态度”,且不可更改,给人造成“权力即正确”的强烈而又不合理的印象。

  错误有大有小,但毫无疑问的是:职责越大,权力越大,社会影响越大,与某个错误相结合后,错误的性质越严重,危害程度与范围也就越大。同时,权力是权力,职责是职责,影响是影响,错误是错误,你不能说前三者大了,就把错误也掩盖或代替了。毛泽东再伟大,几几开暂不论,但错误总是掩盖不了的,后人也总是要评说的,丰功伟绩是丰功伟绩,错误是错误,由错误造成的这样那样的损失是物质社会里的事实。无论从左中右的各方观点看,均是如此。譬如:拿两个极端来说,我们可以按左派的观点和愿景,来接着追问,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建立一套有效机制,防止所谓“封、资、修”的“复辟”?同理,我们可以按右派的观点和愿景,来接着追问……其实不用说,话在那摆着,都“泛滥成灾”了。至于,两种极端观点对不对,属中间的也在那摆着,有《决议》为证,正统主流观点为证。总而言之,是人就会犯错误,而且,权力越大,所犯错误的影响也就越大。如果谁都避免不了,那对社会最为负责任的态度和理性精神,就是要推崇社会有效的纠错机制。也就是说,社会的纠错机制越完善,越发达,越有效,越及时,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越有益。综观发达国家,凡那些属于现代社会制度完善的,必然是有一个很优秀的纠错机制在起作用。甚至夸张地说,有的国家都不怕犯错误,更像在试错,但没关系,知错就改,而且试错、纠错,全体国民都能和平有序的达成。如小布什在外交上犯的失误,由奥巴马来纠正。

  况且,社会人站队,分左、中、右,是免不了的,政党如此,政府亦如此,就是一党制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下的政府,随时政变化和在职者的不同,偏左偏右也是常情。

  更进一步说,想来我们大家,更不会赞同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只要我有更高更大的权力,一切都是正确的,是没有错误的,即使大家知道我的做法不对,我也知道大家不赞成这么做,但我偏要这么做,我有权力,权力就是正确的,错误的也要坚持下去。戏言道:错与不错一个样,我是权力的化身,我怕谁?我在意谁?你们的意见再大,提意见的人再多,意见再正确,呼声再大,都白扯。

  历史反复证明: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人,这件事上正确,不代表那件事上也能正确,一时正确,不代表一世都正确。正如绝对的权力,能带来绝对的腐败一样,绝对的正确,绝对的危险。

  权力与错误的结合,绝对权力与错误的结合,是绝对巨大的错误,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物质上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那个所谓“中国十大社会问题”,基本浓缩了社会普遍的意见和现实状况。真实与否?确有其严重性与否?恕在此暂不赘述。这里要强调另一个现象,就是绝对权力与绝对错误相结合,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危害,即精神上的危害。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完善,好的道德风尚的形成,此项是具有摧毁之功用的。如果在一切以权力说事的社会中,如果绝对权力与绝对错误相结合,产生的示范效应,将是深入到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个毛孔和细胞之中。语言上构建社会道德价值观,使出吃奶的劲,也不如一件权力与错误相结合造成的力道大。删繁就简地说,只有权力与正确相结合,才是社会核心道德价值观建设的根本和最终解决之道。即最大的伤害由此产生,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也全赖于此,别无他谋。

  精神文明建设是这样的,当社会横行错误与权力相结合的种种可恶行径时,尤其是当绝对错误与绝对权力相结合时,普罗大众是拿你没着,喊破了天,也是干瞪眼,白扯的时候,他们会产生普遍的厌弃感,由此而厌恶。这时你呈现的光天化日下的错误,还在作秀大谈提倡某些伦理道德要求,是不是一件让人作呕的事情?谁会听?当然道德是个人精神品质的问题,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即如康德所说每个人心中自有道德律在起作用。正是这种作用,才产生恶心感,你说一套,实际另做一套,人家有法眼,能看出。但问题是,权力与错误相结合产生出来的东西,属于社会公共范畴,大家共同参与或被参与的东西,故而对人们的精神伤害是极其恶劣的,对公共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其危害是具有摧毁和颠覆性质的。

  如何判断正确与错误

  纠错纠错,先要判断什么是错误的。即在社会公共产品中,如何判断正确与错误?这是个问题,但同时,另一个问题接着产生了:在类似于附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公共产品的大问题上,直接判断正确与错误本身,是否就是个错误,就是个错误的提法或无法证伪的假命题。何以故?因为,它只是个博弈的结果,无好坏之分,此一时,彼一时,人不是铁打的,冷酷到严丝合缝,无情绪波动,不会吧?即使如此,还有个经验认识问题。“纠错”就变成了力量的博弈,错也不错,无“错”可“纠”了?

  改革开放,始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结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看来,也对也不完全或许只说了一半。关键是如何判断实践是否符合真理?而且是个什么真理?这个真理由谁来定?你认为是真理,别人不这么认为,怎么办?怎么衡量?你只单纯GDP解决所谓就业,别人还想活得更好偏要绿色GDP怎么样?有人测算,即使现有财富和生产能力,已足够让全民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而你却只强调效率和做大蛋糕,不惜将子孙后代的资源贱卖枯竭了,怎么论?为了发展,调动、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就必然贫富悬殊巨大吗?

  有些错误,可以根据日常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小偷小摸、抢劫流氓、贪污腐化,各种类型的欺诈、刑事和社会治安犯罪等等,属于世界普遍法律规定所不容许的。也就是说,一般性问题、错误、犯罪等等,基本不列在“纠错机制”的视域内。这里主要涉及国家大的方针政策和主要领导人的正确与错误,甚至都谈不上对否,而仅仅是一种选择上的优劣和民主民意精神上和机制程式上的对错。

  在此类问题上,尤其是沾边意识形态的大问题上,如果真的按古代著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无穷追问的思辨方法,问下去,很难说谁就真的代表了真理。除了很大的历史错误外,如纳粹时期德国的法西斯,作为正常的现代社会的多样性选择,一来存在各种各样的群体标准;二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不能推倒重来。另外,说那个人,那些人就绝对代表了绝对真理或正确的东西,作为现代意识,是不能马上和完全认可的。

  反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这还真是个社会复杂而又反讽的悖论困境。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社会文明进程的现代化先行国家,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以不被任何形式胁迫的自由意志的大多数原则去决定。而且,不是一次就一劳永逸。什么意思呢?就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正与反、正确与错误、两者以上的选项等的抉择判断,随时或定期交由全体国民来尽可能真实、有效和完善的去民主决定。

  从意见范畴考察正确与错误,虽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符合常识理性的做法,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否则就会犯关乎全体国民的大失误,十年,三十年,都不可想象。因为,任何一个大的国家错误,在当时,由国家权力影响下,前提和初衷,都是所谓绝对正确的、绝对真理和绝对的统一意志,而过后看,又是这个民族灾难性或毁灭性的大错误。

  所以,这里暂时不得不无奈做出如此结论,凡涉及所谓国家级别的“正确与错误”,要由全体国民来作主,来判断,来裁定,来制定标准。如此,才最安全靠谱,别无它法,与之相比,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更重要的是,实在不能再相信,所谓“社会真理”被少数人所“掌握”了。所有的人类社会灾难史表明,真的不能也不敢相信了,凡铸成大错的,无不以超级正确的面孔出现的。丘吉尔可能参透了历史某些真相,在这点上还算真挚的他,老道地说:“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最不坏的选择。”

  如果有良好,稳定有序而又规范化权威的纠错机制,多数人的错误,甚至少数握有权柄人的错误,都可以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及时可行的修正。因此,两者配合,才是完整的。

  中国的纠错机制失灵了吗?

  从这个意义上,去考察研究中国的纠错机制,可能会发现一些带有逻辑原理的问题,现实的感受,只有上升到理论去思考,可能会看得更明白。

  客观公正地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发展,尤其是一个健康机体必备的纠错机制的建立和长足的进步。基本形成在四会一办:即人大、政协、党代会和政治局会议,一办是国务院办公会议。还有其他的方式,但这五样,基本决定了中国的大政方针。并废除了终身制,和实行了中央集体领导等,作为政治文明,确实朝现代文明社会迈了一大步。不能不说,这些制度安排,在实际生活中,确实都在发挥着,各自应有的纠错机制的作用。但也不能不说,还有许多待完善健全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明显失灵的方面。

  在现实问题中,集中举两个例子;贪腐和悬殊。中央对腐败,例来是坚决打击和查处,决不纵容和手软,但问题是,众所周知,为什么越反,腐败现象越来越多,而且贪腐数额越来越创新高。是因为查处打击力度提高了之后,才让人感到这样吗?不完全如此吧!那个产生腐败的制度缺陷,是不是被有效地纠错呢?

  再就是,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是逐年扩大,已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是那里出了问题?肯定不会是有意要这么做的吧?当然不会,也不希望如此,但为什么没有确实有效的办法呢?甚至是否可以这么说,主观意愿非如此,但所采取的大决策,无意地客观上形成这样,每年都是“最困难的一年”,不得矣而如此?难道就没有更智慧的“共同富裕”的办法了吗?在此更佳的解决之道,就不能被“纠错”地选择吗?

  怎么说,一国之事,总该是大多数人高兴的事情,而不是少数人高兴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只看总量,不看实际真正的平均水平,尤其是不看社会最不利阶层的水平,即大多数的真实状况,还真的不行。这样明显的困境,我们的“纠错机制”到底是那出了问题?两会议案不少,却做不到根本改观。别人可以说,是执政某方面具体方式有缺憾和不足,那为什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下去,而没有个抓手去纠正一把呢?

  就像《人民日报》一小文所说的,要科学的民主,这不是把问题搞扭了吗?你可以叫“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民主就是民主,科学就是科学,民主的方式可以用更科学的方式去实现,但民主本身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民主本身,甚至也不讲科学理性,只讲权利。真正的民主,是会犯错误的,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有更有效的纠错机制在前方盯着,所以不怕犯错,甚至有时还偏要去试一把,即试错。而且,即使错了,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自由权利下的民主选择。况且还有机会去纠正,民主的关键功能之一,恐怕就是纠错机制的有效性,甚至可以叫有效的选择性,和自我修复能力。

  扯远了,综观上述议论,中国的纠错机制,确有失灵的地方。这不是下下狠心,强调强调,抓一抓,落实落实,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事。抓事,不抓根本,可能会好几年,但保不齐一懈怠,按下葫芦浮起瓢,又重新泛滥。还是那句老话,在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狠下功夫,不要总是满地鸡毛蒜皮,就事论事。不完全照搬西方,但有些好经验,泊来就用,也未尝不可,数数现代社会的家底,有多少不是泊来的呢?恐怕连马克思主义也是泊来品吧!管它呢!只要对全体国民有好处,试试又何妨?

  (以上纯属个人拙见,文责自负,难免有失偏颇,还望朋友批评指正)

  2012年5月20日星期日于北京丰台
12-08-28  殷伟标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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