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文论]如何挽救被异化的西方自由?

  读托尼?朱特的《沉疴遍地》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近年来,特别是9.11之后的西方社会,会发觉他们的政府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不管是美国的布什还是英国的布莱尔,都毫不犹豫地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他们通过安装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窃听器,对民众的控制也在继续地扩大。而最近刚刚卸下帷幕的法国总统大选,社会党人奥朗德的胜出,更是令人有一种“深远的担忧”。这是否意味着一直占据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开始遭遇新一轮的挑战?
  事实上,作为“自由市场”坚定的反对者,左派知识分子也一直未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像这本《沉疴遍地》的作者托尼·朱特一样,就看到了自由市场的危机。他在这本几乎耗尽他最后心血的著作中指出,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极端的贫富差距,道德情操的腐化,人性的尊严正被贬低。而人们沉迷于对物质的贪婪追求,认为一切的繁荣和特权都会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地分散开来的观点,造成当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然而,可悲的是在面对这一切时,人们却失去了思考,失去了反抗。因此,托尼·朱特不无痛心地指出,当自由被异化成挣钱的自由时,我们事实上已经被套牢了。
  那么为何会导致这种异化呢?在作者看来,对私有化、私营部门过度迷信,以及对公共领域投入的缺失是造成这种恶果的主要原因。
  在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公共财物天生对私人购买者没有吸引力,所以政府往往以大打折扣的价格出售,而公众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承受损失。在趋利动机的作用下,这些购买低效率公共财产的私人投资者想到的就是搜刮盈利,然后把损失转嫁给国家,这显然还是很没有效率。就像08年那些“太大了以至于不能倒闭”的企业,由于他们身为关键的全国性服务而不允许倒闭,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冒险、挥霍和挪用资源,而且总是知道政府会来买单。
  以推行私有化最彻底的英国为例: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的机会来说,英国现在比20世纪20年代以来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拿回家的薪水中的不平等,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
  而一项调查也表明:精神病的发病率在英国也与收入密切相关,而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这两项指标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信任,亦即对我们的同胞的信任,也和收入差别呈负对应关系;1983到2001年之间,英国的不信任程度明显增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私有化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率,反而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此外,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转让给私人,还会造成政府放弃道德义务。可是,抛却责任和能力的政府就丧失了它的公共地位,因为它抛弃了现代国家的核心属性。结果,当人们寻求失业救济、医疗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时候,他们不再本能地寻找政府,而是通过许多私人中介“交付”。这样,社会互动和公共财产之间的粗网被削弱到最小限度,连接公民和国家的,只剩下了权威和服从。
  日常生活的“私有化”,以威胁每个人自由的方式分裂和隔离了社会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再也不会分享那些与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打交道的共同经历,因而没有机会发展共同的公民意识,这直接导致了政治冷漠。而其后果往往会向自由主义者不想看到的局面发展,形成一个过度强大的国家的毫无限制的权力。
  而一切都将整个西方社会的民众推向亚当·斯密曾极力批判的“道德情操的腐化”中。在斯密看来,这种对财富本身毫无批判的阿谀奉承,是现代商业经济一个潜在的毁灭性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特征会削弱资本主义那些在看来需要维持和滋养的素质。
  既然发现了病结,作者又开出什么药方呢?其实,在《沉疴遍地》一书的开头,托尼·朱特就开明宗义地提出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载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和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必将不无裨益。
  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用观念史的眼光检讨资本主义,他发现,国家干预市场曾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而非社会主义的专利,面对“二战”的苦难,美国人认为,这是国家强势的结果,凯恩斯看到的却是,个人自由太脆弱,如果国家不保护,那么就会被奴役。而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发达社会就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庇荫下,达成了“凯尔恩斯共识”,推行累进税、政府补贴穷人、提供社会服务和对极端不幸提供的保障等政府干预措施,整个社会都变得不再那么不平等了,现代民主也开始摆脱极端的富有和贫困。
  在这里,作者指出现如今恐怖主义的幽灵足以使稳定的民主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气候变化也将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人们将会被重新掷回仰仗国家资源的境地。他们会祈望他们的政治领袖和代表们的保护,开放社会将再次被迫自我关闭,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为此,人们将不再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国家中进行选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了。
  而在整个20世纪的进程中,最标榜“自由主义”的美国,在其立法和社会政策中很多最好的东西——亦即被催促着以效率和“小政府”名义加以摧毁的一切,在实践中却正好和欧洲人所称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呼应。所以,在作者看来,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做,而是如何去谈论它。如此看来,现代西方社会要走出资本主义腐化的泥潭,势必需要再次选择社会民主主义。
  然而鉴于60年代新左派们摈弃了他们前人的集体主义,将政治演变成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的总和,造成了自身的狭隘的教训。作者认为,必须以一种新的道德语言,重塑一个全新的公共对话空间,重新对我们自己的本能产生信心:如果一项政策、一个行动或者一种决定看起来有些不对,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词语说出来,将其归于社会问题的技术层面,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
  当然,这当中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改变当初为了追求自私和地方的目的而抛弃了理想的行为,需要再次学会如何跨过国界进行思考:一个志在平等或社会公正的激进政治运动,却对更广泛的伦理挑战和人道理想充耳不闻,这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
  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为止,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最好的国家是瑞典,虽然起保持着世界上最高的平均寿命,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国债、低婴儿死亡率和低生活费用,并据称拥有极高的经济增长。但依据瑞典工会同盟的资料显示,瑞典有多达20%的工作年龄人口依赖著社会救济过活,而且犯罪率自从1960年代以来持续攀升,过去十年甚至恶化的更为激烈,这使得今天的瑞典不得不面对完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其国内的运用的问题。
  为此,我们也必须认真思考:社会民主主义真的能救世界?显然作者对此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但我们应从历史中寻找智慧,虽然沉疴遍地,但也不要病急乱投医。
12-08-16  西木1984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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