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介绍哪有?

司马迁与《史记》介绍哪有?
09-08-06  中原师89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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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 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 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 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 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 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 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 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 从立言 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 临黄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 ),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 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 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 134)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 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 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 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 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 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 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 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 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 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 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 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 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 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 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 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 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 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 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 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 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 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 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 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 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 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 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 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 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 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 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 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 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 秦王的具体情节,朱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 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 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 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 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 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 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 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 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 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 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 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 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 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 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 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 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 记》。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 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 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 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 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 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 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 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 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 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 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 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 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 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 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 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 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第二节 《史记》的叙事艺术

     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因果关系 的探索展示 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 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 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 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 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 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 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 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 条。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由五 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 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 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 貌。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 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 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 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 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 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 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 、《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 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 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 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 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 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 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 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 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 (《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 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 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 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 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 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 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 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 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 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 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 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 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 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 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 《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 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 《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 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 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 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 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 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 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 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 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 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 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 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 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 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 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 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 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三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

     闾巷之人的入传 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 笔法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 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 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 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 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 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伯夷、 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 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 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他在《游侠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在司马迁看来, 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 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 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 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 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 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 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 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 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 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 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 《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 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 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 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 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 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 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 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 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 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 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 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 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 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 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 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 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 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 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 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 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 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苏 秦列传》)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三百,唯独萧 何送给刘邦五百钱。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 钱的恩惠。(《萧相国世家》)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 日,韩信封楚王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淮阴侯列传》)魏无知 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 赐。(《陈丞相世家》)王陵对张苍有不杀之恩,“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 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张丞相列传》) 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 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 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 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无辜杀害,伍子胥奔亡吴国, 借吴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 胥列传》)李广免官时与俱,至军而斩之。”(《李将军列传》)主父偃为齐相, 到达齐地之后,向昆弟宾客散发五百金,从此和他们断绝关系,不许再入家门, 用以报复他在贫困时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传》)知恩图报和以怨报 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苏秦对于借给自 己百钱的人以百金相偿,而对在危困时几次要离开自己的随从则一文不赏。(《 苏秦列传》)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 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 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范雎蔡泽列传》)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 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 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 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 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 《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 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项羽在焚烧秦都咸阳后一心想 东归?

    09-08-06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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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鲨鱼118

    司马迁与《史记》介绍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对中国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史记》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国西汉时候,它记载了从中国上古开始到西汉时期,长达300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

    《史记》-内容简介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 《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

    《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史记10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
    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史记》-《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侵泄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史记》-史记的影响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09-08-07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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