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古斯汉欣位移

什么是古斯汉欣位移
09-10-11  匿名提问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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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11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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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除怎么办

    摘 要: 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 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4     论功能翻译理论



    论功能翻译理论
    摘 要: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只有宏观的论述,缺乏方法论,操作性不强。本文简述了功能翻译理论,详细地探讨了该理论的理论基础,并用关联理论予以论证,丰富了它的内容。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基础理论;阐释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consists only of translation principles without concrete methodology and it can not be applied to practical translating.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account to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probes into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makes convincing exposition of it by using relevance theory so that it enriches its content.

    Key words: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basic theory; exposition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文本:原语文本、译者的图式文本和译语文本。对于原语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生理想的图式文本的关键。而正确把握原文的认知图式又是正确理解原文修辞功能的基础。理想的图式文本来自原文的认知图式,来自对原文作者的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在这个图式文本的基础上,产生怎样的译语文本,除了修辞功能等值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一、 功能翻译理论简述

    (一)、 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

    根据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学术报告和出版的专著,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简述如下:

    1、 分析概念段(conceptual paragraph,具有明确主题意义一个或多个自然段)和句子的修辞功能,使修辞功能的形式重现,从形式的等同中求得功能的等值,意义的等值,这种翻译叫做功能翻译。翻译应该是在修辞功能等值的前提下,遵守“信、达、X”规范;文体不同,翻译的目的不一样,X不一样。(张梅岗,《中国科技翻译》,1994,(3);刘重德,《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周笃宝,《中国翻译》,2000,(2))

    2、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修辞形式等同和功能等值的一致性,修辞是手段,是形式;功能是修辞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是内容的总和。修辞包括概念段内和句内的修辞,即语言语境的修辞,也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用语境的修辞。(《科技英语修辞》,1998)换句话说,在概念段和句子中,语义、语法和语用三者合为一体表达修辞功能。

    3、 功能是靠结构(structures)来体现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四种符号元素(词、词标识、词序和语调)构成。语言结构(constructions)的认知图式与其他认知领域的认知图式类似,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构成语言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主题链,或称因果键。这条因果键是命题或语言事件构成的,也是它们的概念化的参考点。(《中国翻译》,1998,(5)此文已被美国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 Culture收录,网上转载。)

    4、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认知图式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作用,各种普遍结构和特殊结构的认知图式越具体、越丰富,对翻译研究和实践的能力就越强,是译者形成图式文本的基础。

    5、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是个斡旋推理过程,因果链是逻辑推理的基本结构,利用已知信息,对非语言要素(如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修辞功能进行判断,产生正确的推时结论。(《英汉功能翻译》,1999)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方法论

    我们用修辞功能等值的原则来看待翻译和翻译研究,自然有正确理解原文、翻译表达的一整套与此相应的方法论。这是功能翻译理论最突出的地方。由于功能翻译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因此本文只能概括一些基本的、主要的方法加以研究。

    1、概念段的主题认知法

    首先,把原文文本划分成概念段,研究概念段的主题思想,找出连接标志,抓住概念段的因果链(《科技英语修辞》),把握语言的功能取向和对概念段整体内容的正确理解。

    2、功能分类法

    根据功能分类语言学(Functional Typological Linguistics)把英语分为五大类修辞功能:描述功能、陈述功能、定义功能、分类功能和指令功能,每大类功能又划分出若干小功能,然后与汉语进行分类功能对比研究,探索译的规律。例如,英语陈述功能(陈述部分)总是放在句首,而汉语则置于句末。(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2000,(5);《中国科技翻译》,1998,(1、4))

    3、图式研究法

    根据图式理论,研究和比较原语和目标语的各种结构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例如,英语的SVO句、SvoO句、SVOC句和被动句等各种句子的结构图式。与目标语的结构图式比较,研究发现它们的翻译规律和方法。(张梅岗:《中国翻译》,1994,(1、5);《英汉功能翻译》1999)值得指出的是,用认知理论去研究结构图式尤为重要。请看下面两句:

    (1) The policeman caused Mary to die.

    (2) The policeman forced Mary to die.

    这两句的结构完全是一样,只有动词的语义不同,而第一句是符合逻辑的,是正确的,第二句不符合逻辑,因而不正确。从这种SVOC结构的认知图式看,主语总是表示原因的,OC表示结果,V主要起连接作用,使之构成符合语法的句子。Force是“逼迫”之义;既然policeman已经成为“Mary to die”的原因,何需再加“逼迫”。根据认知图式理论,必须对结构的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等的内部结构和语义,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正确把握句子的功能。

    4、积木切分法

    形象地说,语言是由积木块和子句构成(张梅岗,1994;William Croft,1998),运用语言就是摆弄“积木”,因为子句一般而言离不开积木。积木包括名词、合成名词、名词性词组、名词化结构等。除了专有名词和具体名词,积木一般都有内部结构,而且,它们的内部结构都是句子。一个句子成分的表层,表示一个句子意义的深层内容,这对翻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译出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即内在意义。

    5、事件切分法

    语言是由事件构成的因果网络,根据认知的基本规律和语义原则,必须把事件从因果网

    络中切分出来,使之概念化。切分的基本方法是研究事件的内部结构,即时间结构和因果结构。必须分析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相互的因果作用。(《中国翻译》,1998,(5))事件的切分非常复杂,是翻译过程理解和表达的关键。

    6、逻辑推理法

    逻辑学的研究有助于译者对所译段落真正意义的确定。一切句子的存在都有其先决条件,在句子模糊不清的地方,译者不得不确定其先决条件是什么。(纽马克)

    语言是个因果网络,句子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任何一个句子都具有背景信息(已知信息)。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求得未知信息,并符合逻辑地用目标语言表达。(《中国翻译》,1995,(6);1996,(1);《上海科技翻译》,1993,(1);《英汉功能翻译》1999)

    7、概念转换法

    原语言表达的概念转换成目标语言表达的概念,是翻译的概念化过程,这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一般而言,翻译不只是概念的正确转换,还必须涉及原语的修辞环境,作者的修辞意图,即修辞功能。但是作者的意图,或语用意义是在句子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受修辞的语言环境的影响。因此,翻译还必须考虑话语的动态意义。翻译单位的择定与所译的文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原语的语码的概念意义,能表达充分的语境效果,即修辞功能,“积木”则成为概念的主要载体,一般目标语言有对等语,自然成为理想的翻译转换为单位,常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原语的语码意义不能充分表达语境效果,则必须考虑整个概念段的语言环境和修辞意图,以句子或称小句(罗选民)为翻译单位,一般用意译法。

    8、直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原则下,语码的语义意义能产生等值的语境效果时,应“直说还它直说,比喻还它比喻,在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保留了言语上的差异。”(冯世刚,《翻译通讯》,1982,(2)保存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特色,“不妄解原文的字句”。即用符合译语规范和习惯和对等语再现原文的全部意义。有时,归宿语言中没有的,而表达功能所必需的,即使生搬硬套出发语的词语和句型也视为正法。例如:

    (1) He walked at the head of the funeral procession, and every now and then wiped away his crocodile tears with a big handkerchief.

    他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还不时用一条大手绢抹去他那鳄鱼泪。

    这句译文把原文作者的修辞所要达到的目的,即“猫哭老鼠”,体现得淋离尽致。

    (2) 你不明白,给你说也是“对牛弹琴”。

    You can’t comprehend it, If I explain it, that is “to play the harp to a bull”.

    虽然英语中“throw pearls before swine”也有“对牛弹琴”之义,但它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达不到原语的修辞功能。

    9、意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前提下,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没有保存言语上的特色,例如不保存原文的修辞形式和民族特色,词有增减、重复、词性和句型有转换、语序有颠倒、句子有拆、有合、正说和反说互变等译法,应该视为意译。我们把改换法(省略、借用等)、变通法(意译、意译加直译、全不译等)都归为意译。因为这些方法的本质是共同的,过细区分,实用性不大,没有必要。例如:

    (1) Her mother’s pride in the girl’s appearance led her to step back.

    她母亲看看她女儿,非常得意,所以特地倒退了几步。(张谷若译)

    (2) 他又说,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农业科学研究、教育和技术推广、人才培训和智力开发。

    The money in foreign currency, he added, should be used mainly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agricultur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10、 传统继承法

    中国的翻译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算起,有一千七百多年。第一篇论翻译的文章是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悠久的翻译文化传统值得继承。怎样继承,值得研究。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从宏观上作了比较详细的探索,归根结底是围绕“信、达、雅”做文章。对翻译的论述,大多是文艺翻译家们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不乏真知灼见。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成为后人奉为译事的楷模,视为金科玉律。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和功能分类语言学等对翻译理论产生根本性质的影响。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在翻译的文字表达上的论述非常精辟,而且有理论依据,即建立在对比语言学基础上。由于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传统翻译理论的许多翻译表达方法如增译、省译、重译、反译、拆句、合句等都是实用的。翻译包括两方面,“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傅雷)“领悟”更重要。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理解原语言的方法和理论没有系统地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在继承的同时,必须对传统翻译理论加以检讨,才能建立符合翻译规律的理论体系。(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周笃宝;2000,(2);《上海科技翻译》2000,(2))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笔者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功能翻译理论建立在现代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分类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和逻辑思维学的基础上。

    理论,是指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某个知识领域里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成为体系。它是在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形成,随实践而发展。功能翻译理论是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一)、 功能翻译理论的认知

    什么是功能?“功能就是意义”(胡壮麟《外国语》1998,(3))。意义是什么呢?根据系统语义学观点和概念语义学,意义就是命题的内容。词表达最基础的概念,词构成子句,子句表示命题。命题的集合,构成了话语,成为因果链(T.Givon,1998,美国俄勒冈大学)。由此可见,功能就是命题的内容,就是意义,就是修辞产生的目的;命题是形式,是手段。换句话说,功能是命题手段所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功能是由形式来体现的,“形式指事物内在要素的结构和组织”。

    “内容指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内在要素的全部意义”。李奇(G. leech)教授在《语义学》(semantics)(1983年第二版)第5章论述了翻译等值的概念,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完整地表达原文的交际值(communicative value),在第2章描述了译文和原文交际值等值的七个方面的意义: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含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感情意义(affective meaning)、附带意义(reflected meaning)、词的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第2-第6又叫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

    翻译,做到这七个方面的等值,就是理想的译文。意义上等值的翻译,也就是功能等值的翻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辈王宗炎教授早在1981年就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在作用上最适当的译法,也就是在意义上最适当的译法,”“在功能上与原文不对路,从整体看来,就不见得忠实”。(王宗炎,1981)

    “形式等同”、“功能等值”,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内容总是某种形式的内容,形式总是某种内容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体现不同的内容”。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形式是由修辞功能、修辞技巧、句型结构等构成的。其中决定因素是修辞功能,因为修辞功能决定修辞技巧、句型和句子结构,甚至许多语法现象也只能从修辞功能上才能得到解释。”(《论EST的功能翻译》,1994)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功能翻译理论把概念段的语义、语法和修辞紧密结合,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突出修辞功能的重要性,功能靠形式体现,靠结构体现。功能等值的翻译首先必须突出考虑概念段内的语言语境,然后从修辞功能的角度研究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因为修辞功能受词义、句子的语法结构和语用意义的支配。句子里每个词的义值由本句的上下文所决定。根据Van Dijk的宏观理论,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意义对概念段的功能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阐释

    功能等值的翻译理论,我们用关联理论也可以得到正确的阐明和解释。建立在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基础上的关联理论是一种认知语用学理论,是从语用学相关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发展的。下面我们再用关联理论来论证功能翻译理论的正确性。

    关联理论的定义:关联是命题(proposition)同语境(context)集合Cl-Cn之间的关系,关联是命题的基本特征,是命题对语境的关系。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定义有两层意思:第一,“语境的集合”就是指有明确主题的概念段,关联就是这个概念段的一条意链;第二,命题本身具有关联性,是这条意链上的一小段。这一思想与功能翻译理论关于具有明确主题意义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段为概念段,且有一条主题链的思想吻合。

    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强调,任何一个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最佳关联。“交际行为”是什么?就是一个语言事件在时间结构上按内部时间展开,在因果结构上扫因果逻辑展开。我们可以说,事件具有最佳的关联性。而且功能翻译思想阐述了“积木”理论,认为“积木”是组装了的语言单位,即“积木”的内容结构是个子句,关联性最佳。

    关联理论还认为,关联性之间与语境蕴含意义(context implication)相关联,认为语境蕴含意义不是命题本身的产物,而是命题与语境集合相结合而产生的含义。我们的“修辞功能等值”认为,交际功能涉及语义和语,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双方交际的参考事件是语义的范畴。交际双方根据语境情景调整各自的语言,符合语用意义。就书面语言而言,根据写作目的的要求,使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描述语言事件,达到预期写作意图,实现修辞功能。翻译让原文和译文在“修辞功能”上等值,除了语言语境之外,自然还必须考虑原语言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

    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进行的特殊交际形式,只要交际一方的意图为另一方所认识和理解,这就是翻译。关联理论下的翻译的“交际效度”的权重最大,其次是“信度”等其他要素。那么,“交际效度”是什么?就是交际功能,即修辞功能等值的权重最大。“因此,句法意义、修辞意义、句子的联想意义和语义学方面的意义都得服从修辞的功能意义。修辞功能的等值是最高的等值。”(《英汉功能翻译》,55页)

    关联理论认为,关联与推理(inference)有着密切的关系,指出话语理解过程主要是个推理过程,其中关联判断(judgment of relevance)对于推理结论的形式起着重要作用。功能翻译理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并论证:语言是个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因果主题链。阐明怎样抓住这条链,进行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参见《因果链的研究与翻译》,《中国翻译》1998,(5);《科技英语修辞》,1998)








    5      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新理念



    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新理念
    摘 要: 本文介绍了2001年全国暑期英汉翻译高级研讨讲习班的盛况,从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角度讨论了本次讲习班带给翻译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新理念,并对学员反馈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讨;中国译界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ummer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in Beijing and the topics discussed at the symposium, which include the new approach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It also discuss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eaching; Symposium; Chinese translation circle

    盛夏时节,来自全国翻译界和教育界的约170名莘莘学子与24位名闻遐迩的翻译家和教育家汇聚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进行了一场几近军事化的学术对垒和教学切磋。在短暂的十天时间里,学员们蓄势待发,情绪高涨,教员们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与传统的学术研讨和教学模式大相径庭的新路向,给中国翻译和教学界注入了一种新的理念。

    一、关于翻译研究

    翻译的学术研究之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 Nature of 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写的社会各阶层强加给学术的悲哀在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学术要关注什么?学术研究要引领何种潮流?学术如何突破世俗樊篱修成正果?这是真正钟情于学术的人们所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次讲习班的过程中,被中国译界的同仁们作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诠释。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一直就是中国译界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关于翻译教学的讲题在此次讲习班课程中覆盖了1/5。内容涵括了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教学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绍的“香港浸会大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与内地的翻译教学相比有很大区别。香港的翻译课程设计针对性很强,比较注重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学中的理论渗透,也依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论教育。课程设置已进入系统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励“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这种模式,为一向崇尚“以教师为中心”的内地教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另外,从来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蕴德的交替演示和来自广外大的冯之林的Powerpoint软件包的演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参加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共约170人,其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占大多数,另有少数各行各业的外事翻译和在校博士、硕士生。反馈回来的有效调查表为125张。虽不是100%的准确,但这一反馈数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现象。

    从统计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仍以笔译教学为主,口译仍未达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师素质而言,50%的人从教时间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从未参加过翻译教学培训,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问题已成当务之急。翻译的课程设置失衡,课时偏少,每周4小时以下、6小时和8小时的比例为4:2:4。在翻译教学手段上仍显落后,虽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学中逐渐引入了磁带、录像带、VCD、powerpoint或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从未使用过电教设备。在问到“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您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有九成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现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口译教程》等市场出售的教材和自编教材,两者使用的比例为2:1。这一情况,与1996年南京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反映的问题相吻合。这说明,五年来,中国翻译界和教学界仍未把教材建设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种不正常的“执著”引起了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的高度注意,他们正在酝酿在不久的将来物色得力的专家编撰崭新的教材,给中国学界填补这一空缺。相信热情的学术界会同心协力,共助这一力作早日铸成。

    这次讲习班的帷幕在军科院的军号声中隆重开启,又在军号声中徐徐降落。对于精心策划的组织者——《中国翻译》编辑部来说,他们又在琢磨新的培训将如何更加切实有效、更加周到细致。而对于学员们来说,讲习班的丰富和精彩、紧凑和有序、务实和高效,带给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回忆。来自湖南的印晓红认为,此次学习,就犹如“站在一个巨人肩上,俯瞰译界众多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大讨论”。广州的蔡若蘅用十分感性的语言说:“味道好极了!有‘恨晚’和‘胜十年’之感。以后若有机会,当然还想来!”而来自合肥的任静生更把这次“高品位”、“大容量”有荟萃比做一道“精美的精神大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意要做“中国翻译的合格嫁衣”的《中国翻译》编辑部,一定会把这件嫁衣越织越美。就像学员们送给带病坚持战斗的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中国结”,新的培训班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岁月的变迁,织入更新更浓更美的中国情结。






    6     论原作之隐形




    论原作之隐形
    摘要: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或“译作之不忠”现象一直是中国译界研究的敏感区域。本文作者试图以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来分析这一隐形现象存在的必然性,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隐形与译者地位、隐形与翻译学科建设以及隐形与翻译评介的关系。

    关键词:隐形;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文学;关系

    Abstract: The author’s invisibility, or the unfaithfulnes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Why is the translator dissatisfied with the “formal equivalence” between word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ill the author of the source text be invisibl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invisibility and the translator’s visibility?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how does the notion of invisibilit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pursui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author attempts to fin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by employ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Andre Lefevere’s views on the influence of poetics, ideology and patronage on the produc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author’s invisibility; poetics; ideology; patronage; translated literature; 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 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 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 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 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 Isles of 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胡适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胡适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 was even twy light when he entred the cittie of Antium, and many people met him in the streets, but no man knew him. So he went directly to Tullus Aufidius house, and when he came thither, he got him up straight to the chimney harthe, and sat him downe, and spake not a worde to any man, his face all muffled over. 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 wondered what he should be, and yet they durst not byd him rise. For, ill-favoredly muffled up and disguised as he was, yet there appeared a certaine majestie in his countenance, and in his silence: Whereupon they went to Tullus who was at supper, to tell him of the straunge disguising of this 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 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 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 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 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 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性爱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裸体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 me dido ten cheira, tes sathes age.”直译:If he doesn’t give his hand, take him by the 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 If any do not give his hand, lead him by the nose (By William J. Hickie 1902).

    ② If they don’t give a hand, a leg will do. (By A.S. Way 1934)

    ③ If hands are refused, conduct them by the handle. (By Douglass Parker 1964)

    ④ But if they won’t give you their hands, take them and tow them politely, by their…life-lines. (By Patrick Dickenson 1970)

    ⑤ Take them by the hand, women/or by anything else if they seem unwilling. (By Dudley Fitts 1954) (Lefevere, 1992a: 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 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 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田汉、夏衍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田汉、夏衍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田汉、夏衍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 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 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 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推翻,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 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 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 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 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 J. 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 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 stage of continued life) (Benjamin, 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Lefevere, 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 or 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 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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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重新认识翻译理论的作用—对奈达翻译思想转变的反
    摘要:奈达的译学思想在中国翻译界一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他本人最近宣布“我的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奈达学术观点的这一变化无疑会给我们目前译学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将着重从翻译理论的作用、翻译标准及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三个角度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转变加以分析;重新阐述理论在译学框架中的地位及作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及翻译理论的意义。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研究

    Abstract: Nida’s ideas on trans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His recent statement-”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will sure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reasons for Nida’s change of views on translation. It will also give a re-evaluation of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ion practice; descriptive study

    一、 奈达思想的转变及对我国译界的影响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著,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2、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 (周仪、罗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科学的旗号;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分析,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二、 奈达思想转变的原因

    1. 对翻译理论作用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目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分析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00)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陈德鸿、张南峰,2000:126)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等同于应用理论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应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作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00)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另外,“奈达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新观点时,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技巧问题,而较多的涉及翻译中的语言学、风格学和修辞学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翻译的普遍原理作进一步的探索”。(谭载喜,1991:79)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因此他现在过多的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

    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2. 屡次强调单一的翻译准则

    奈达最初的研究认为,翻译研究应“采用描写性而不是规范性方法”(谭载喜,1983:51)。通过描写得出的原则本身就应是开放性的。而非规范性。但在《笔谈中,奈达却一再认为别人所说的准则都是规范性的,如他说“……大多数专业译者屡屡违反理论家们定下的许多规矩……”、“……非严格遵守不可的规矩。”显然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翻译准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翻译标准本身的描写性质也注定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描写现象范围的限制,用描写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奈达描写的现象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文本,而《圣经》是用来教育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注重的是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的效果,所遵循的原则是“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为达到这一目的,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是符合其原则的。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谭载喜,1991:273)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因此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正坤),“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奎因,参见郭建中,2000:90-98)。杨晓荣教授主张的“条件论”就是通过对翻译标准不定性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她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文章翻译标准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每一条标准都应有其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况。目前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其实如果将各自所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许多争论就会不攻自破。

    3. 过多强调和依赖语言学的作用

    《笔谈》中他讲道,“要想翻译好就得多学语言学,其实不然。”首先笔者不清楚奈达先生说的“翻译好”指的是“翻译理论好”还是“翻译实践好”。不过不管是指哪一种,我们都要首先认识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单凭语言学知识去搞翻译研究是不行的。“我国一位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翻译与语言除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还有毫无关系的一面,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译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语言学理论难以驾驭翻译的全过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郭建中,2000:107)奈达从描写语言学研究转到交际理论,再到社会符号学研究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他本人也是意识到了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局限性,所以变换了研究的角度。但在《笔谈》中他仍认为其他人从事翻译理论研究非常依赖于语言学知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提出的阐释学、目的论、结构主义及多元系统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做出了较为科学、客观地分析。这足以证明人们研究翻译理论不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

    三、 重新认识翻译理论

    1. 正确认识翻译学的结构框架及翻译理论在其中的位置

    众多研究翻译学的学者几乎都谈过对其框架结构的构想。如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个部分;金堤提出的翻译学分为翻译学基础理论、翻译学本体理论、翻译学专项研究和翻译技巧研究;杨自俭主张的翻译学包含翻译工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刘宓庆的译学构想框架中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部分。范守义认为翻译学可由“基本理论”、“应用技巧”和“多视角研究”构成。威尔斯提出译学应由“普通翻译学、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描写翻译学和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翻译学”构成。(谭载喜,1991:283)再加上霍姆斯的“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位学者在构想译学框架时,虽然用的术语不一致,但无一例外地将理论与应用部分划分开来。在他们看来,理论是整个结构的核心部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远离实践部分;而具体指导实践活动的属于应用部分(或是应用翻译学、翻译工程、外部系统、应用技巧、应用翻译理论)。杨自俭(2000)说过,“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应用界限模糊,常常有人将理论与应用混淆起来,看不到理论的作用,进而引出“理论无用论”的说法。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理论的抽象概括还差得很多。霍姆斯也说过,“翻译研究各分支之间缺少一个清晰的界线是阻碍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Weissbrod,1998)杨自俭(2000)说,“理论核心抽象度高,独立性强,是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为早日建成翻译学,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描写与研究。

    2.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为形象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先画一个简图:

    翻译实践部分

    应用翻

    译理论

    翻译理论






    8    译语的异化与优化




    译语的异化与优化
    摘要:翻译界有一种习惯的误解,认为译本应该“读起来不像译本”、“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因而译作的语言应是规范的汉语文学语言。实际上,译语是汉语的异化。译语异化是普遍存在于译本中的语言行为和文化现象。本文揭示了译语与译语文化的相互影响问题,指出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好的翻译是译语的优化,即保持异化适度。译语的优化将是我国新世纪翻译文学的新的诗学潮流。

    关键词:译语;异化;译语文化;优化

    Abstract: A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ranslation is that translation should not read like a translation but should read like a work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original writer. For this reason, the language used in translating, i.e., the target language, in our case, Chinese, should be standard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 In actual fact, however, the target language is a kind of dissimilated Chinese. Dissimilation is a linguistic behaviour and a cultural phenomenon common in translation work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its culture, and points out that dissimil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may be considered a confront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wo languages and two cultures. A good translation provides palatable dissimilation and thus achieves optim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Optim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will be the new trend of translation in the new age in China.

    Key words: target language; dissimilation; translation language culture; optimization

    引言

    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这三种情况都与译语的异化与优化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译语变异现象的剖析来窥探译语的形态,以便正确识别与其有关的理论问题。

    一、 翻译即异化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把翻译看作译语对原作的同化过程,所以在确立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时,把求同作为基点,追求同而排斥异,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译论家天真地认为译语应该与原语对等,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翻译理论。

    求同的翻译,讲究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视语言为传达意义的工具的语言本质观。

    20世纪西方兴起的语言学美学,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的西方美学界破除了语言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这一观念,转向了语言创造并构成意义的新立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的变化,引发了语言学若干认知模式和方法论的变动,从而导致一些相关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在这种诗学潮流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审美原则。在西方诸多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中,在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把翻译的本质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意义的可译性问题,或者从翻译理论的高度来看待语言的本质问题。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而文本的意义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中产生。解构主义学者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者(读者)决定的。有趣的是,在解构主义学者那里,忠实性原则变得可有可无,译者用不着担心有人责怪他的译文不忠实,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责怪原作对译本不够忠实。如此看来,博尔赫斯(J.L.Borges)的幽默(指他责怪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不无道理。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沃尔特·本亚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认为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本来就无“忠实”可言。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在解构主义学者看来,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文本的再生(afterlife)。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作内容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他们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来解释译作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从而把译者置于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德里达以“延异”(difference,是德里达自己创造的词汇,有区分、延搁、播散三重含义,有的学者译为“分延”)的概念来表示意义的不确定性,显现翻译的异化过程。他认为,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就是在“同”与“异”的纠结之中正确地表现“异”。人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认识不同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因此,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通顺程度,而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

    我们认为,西方解构主义学者如此旗帜鲜明地标举译语的异化,并不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的揭示。

    其实,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翻译的异化功能。《法句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当时的译论家已注意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

    实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指出译语在翻译过程的异化。道安论翻译的“五失本”,第一条就指出“胡语尽倒”,强调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鸠摩罗什曾指出汉语与胡语在文体上的差异,批语直译派的作品“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赞宁把翻译比作将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译语与原语的差异。

    我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翻译中的差异现象,说明翻译的异化是客观存在。

    我国现当代学者也很重视翻译中的异化问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实际上是倡导异化。钱钟书标举化境,提醒译者不要因为中外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是针对异化而采取的对策,许渊冲针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提出“优势竞赛论”,也涉及翻译的异化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翻译活动是译者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的艺术地把握,翻译离不开异化,翻译本身就是异化。

    二、 异化与译语文化

    如上文所述,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翻译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异化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学者们的提倡或者反对。而西方学者提倡在译文中保留语文习惯的差异,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提出来的,即以“异”为美。

    “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我国文坛也流行过异化(欧化)之风,亦即以异化为美的文风。不少人主张“欧化的白话文”、“欧化的国语文学”。诗人何其芳曾回忆说:“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学过汉语语法,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不大了解汉语句法的一些特点,常常以外国语的某些观念来讲求汉语句法的完整变化。这样就产生了语言上有些不恰当的欧化。”尽管当时提倡汉语欧化的作家们后来也克服了洋腔洋调的毛病,但译语对汉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汉语的欧化(异化)主要来自翻译文学的影响,而相对于原作来说,译语的异化实际上是对原作语文习惯的同化,即传统翻译理论所谓的“直译”。译语的异化主要来自西方语言习惯的影响,同时,异化与译者所处时代的翻译审美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王后:他们拿走茶具的时候,为什么你告诉他们还留下这些椅子呢?

    (Why did you tell them to leave the chairs when they took away the tea?)

    马格纳斯:我要在这里接见内阁。

    (I shall receive the cabinet here.)

    王后:这里!为什么?

    (Here! Why?)

    马格纳斯:那,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和斜阳会给他们一点安神的效果。在这里他们对我“讲演”,不能像在屋里那么容易。

    (Well, I think the open air and the evening light will have a quieting effect on them. They cannot make speeches at me so easily as in a room.)

    王后:准是那样吗?罗伯特问过布讷计斯,在哪儿学的,能讲演得那么漂亮,他说“在亥德公园”。

    (Are you sure? When Robert asked Boanerges where he learnt to speak so beautifully, he said ”In Hyde Park”.)

    马格纳斯:是;可是那里有听众刺激他。

    (Yes; but with a crowd to stimulate him.)

    王后:罗伯特说你已经驯服了布讷计斯。

    (Robert says you have tamed Boanerges.)

    马格纳斯:(略)

    王后:你不会因此得到感激。他们以为你只是戏弄他们呢。

    (You get no thanks for it. They think you are only humbugging them.)

    这是老舍先生1956年翻译的肖伯纳的剧本《苹果车》里的一段。老舍是我国当代最具有艺术表现力的作家之一,他的英语水平也超过一般译者,按照常理,他的译语应该和他的创作语言一样,传神,生动,凝练,读起来琅琅上口。但从上面这段译文来看,我们很难相信它出自老舍先生的手笔。对照英文译文,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的译语在造句时尽量靠近原文。正是因为要和原文贴切,他才把Why did you tell按照原文的词序译作“为什么你告诉”;在“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一句里,除了“斜阳”在字面上与原文略有出入之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能与原文相对应;其他句子也尽量保持与原文的一致,因而显得有些不自然,不大合乎汉语口语的习惯。第一句话,如果译作“他们刚才来收拾茶具,你为什么要他们还把椅子留下?”不是更简练一些吗?最后一句You get no thanks for it译作“没有人会因此感激你”,似乎更符合汉语口语习惯。

    老舍是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熟知戏剧语言的特点,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汉语文学语言的要求,把肖伯纳的这个剧本译得更符合汉语习惯呢?朱光潜先生读过老舍先生这部译作,认为老舍是耍惯了大刀耍不开匕首。果真如此吗?

    我们认为,老舍之所以放弃生动活泼的汉语戏剧语言,而采用上文所展示的那种苍白无力的译文,是受了“求同”观念的影响。就翻译的哲学而言,以“信”为本是中国翻译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产生于汉代以后的译经活动,因为译的是“天书天语”,译者的态度自然格外的虔诚。所以“信”字当头,不信则为异端,其中委屈不由分说。长期以来,求信求同,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忠实”与“创造性”之间,人们更看重的是“忠实”。久而久之,形成中国特有的译语与译语文化。

    译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翻译诗学的潮流。在中国,译语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这里所说的译语文化(有学者把目的语所在地的文化称为译语文化,与我们所说的译语文化是不同的概念),是指我国自有翻译活动以来所形成的与译语有关的审美观念和译学风气,它包括一定时代的审美标准、欣赏习惯、表达方式等等。译语文化对译者及其译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定时代所流行的审美观念、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对译者的译风的影响。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译学风气中从事翻译,鲁迅和老舍也不例外。译学风气影响到译者的审美标准和表达方式。其实,老舍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是认真负责的、富有才华的译者,他们的译语与他们的创作语言之间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受了译语文化的影响,是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诗学潮流中的必然表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处处忠实于原作,其主体意识处于压抑状态,较少考虑如何使译语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我们这里所指出的译语文化对译语的影响,实际上

    是文化语境与译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把影响译语的生成、同时又反过来为译语所影响的总的社会历史性的语言情境称为译语文化语境。译者在一定的译语文化语境中从事翻译活动,他受到文学翻译的审美惯例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过去或当时的有关文学翻译的审美规范(其中包括文学翻译的审美理想、艺术法则、表达方式等),同时受到翻译活动内部的矛盾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使用本民族的文学语言表达外语的内容和形式时,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汉语的习惯去遣词造句,这就产生了译语。译语是译者在原作语言的土壤之上,在同原作对话的艺术氛围和文化语境里创造的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译语带有原作语言的某些色彩,但又与原作的语言形式有很大差异。译语在母语中生存,既受到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又受译语文化的影响。

    译语文化对翻译观的影响直接在翻译效果上显现出来。就翻译观来说,大致可分为译而不作、译而作、译即作三种。译者在这三种状态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由压抑到自由,但始终没有摆脱译语文化的影响。罗新璋先生《释译作》一文对这三种情况做了透彻的分析,指出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对译作效果的影响。这里借用两个译例来看看翻译观对译语异化的影响:

    译例1:

    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创伤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国去。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的教育的狭隘和她幼年生活的诸习惯。这样的就是这位女人的历史,她生于世界之中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她生来是为的很辉煌地做妻子和母亲,可是她既无丈夫,更无子女,又无家族。

    (穆木天译)

    译例2:

    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子女,又无家庭。

    (傅雷译)

    穆木天是个诗人,其使用汉语文学语言创作的能力不在傅雷之下。但是,从以上译例看出,翻译观左右着译者的翻译方式。穆木天译而不作,把翻译视被动的模仿,认为“译者永远地是感到像一个小孩子跟着巨人赛跑一样,”所以他在翻译中故意压抑自我,从而最大限度地张扬原作者的灵性,其译语相对于规范的汉语便发生较大程度的异化,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读汉语,倒像读外国小学生学习汉语的作业。相比之下,傅雷的译文要灵活自由得多。傅雷的翻译观重神似不重形似,译中有作,其译语最大限度地接近汉语的语文习惯,异化的程度较轻。

    译语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传统势力,它像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左右着每一个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译者要摆脱传统观念,就需要理论上的照亮和创新意识的指引。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发展,正在迫使我们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译语的异化是异国语言和文化对汉语的侵蚀,我国固有的语文习惯在外语语文习惯的冲击之下不断地相机破例,作出妥协,所以,一开始,译语与汉语语文习惯的某些差异可能会给读者的感官造成审美障碍。这种障碍久而久之又被人们所习惯,变成新的审美趋势。人们在阅读外国翻译作品时,那种由译语的异化造成的情调给人以美感。

    三、 异化与优化

    我们认为,译语的异化是艺术传达上的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审美的需要。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看待译本与原作的关系时,注重译本对原作模仿的逼真程度。其审美观念近似于文艺学里的“模仿说”,所以,“信”、“忠实”便成为一种审美原则。我们在上文所列举的老舍和穆木天的译文,就是这种审美原则的具体体现。可是,翻译毕竟离不开原作,译者的创造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原作的创造,是借体寄生的创作,超出了翻译活动的范畴。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化和变形是有限度的。状变而实无别,躯壳换了一个,但精神韵致依然故我。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在译作里把“燕山雪花大如席”异化为“梅山雨点细如丝”,恐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能算是好的翻译。

    译语的异化,有程度的分别。西方语言(如英语和法语)之间在句法结构、文化内涵上差异不很大。如果按照苇奴蒂(Lawrence Venuti)的“异化”翻译观,在译作中尽可能地保留外语的语文习惯,以表现不同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译文带有异国情调,这种做法在西方也许是行得通的。可是在我国,汉语与英、法、德、俄等语言之间在语文习惯和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就大得多,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在翻译中尽量异化,那么语文习惯的差异和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译作在汉语表达上的梗阻和文化上的“错位”,出现严复所说的“虽译犹不译”的现象。

    译语的异化,有层次的高低。就审美理想而言,中外翻译家都强调译语与原语之间的透明,不露翻译的痕迹。果戈理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应该像玻璃似的透明;奈达认为,“好的翻译听起来不像是译品”(The best translation does not sound like a translation);钱钟书指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这些审美观念表明人们对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中外语言与文化相通而又相异,相通为翻译提供了可能性,产生可译性,相异使得翻译出现困难,产生对抗性,产生译语的异化。上文所指出的原语的语文习惯对译者的约束,迫使译者在“异”与“同”之间寻求平衡,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保留原语表达方式上的某些特点。所以,好的翻译不可能听起来不像是译品,译作与原作之间不可能像玻璃那样透明,而译本读起来也不可能不像译本。这就是说,译语不可能不异化,不可能不变形。基于此,我们在确立译语生成的艺术法则时,提出“和谐性”原则,就是考虑到“和”中包含着“异”,而“同”中无“异”。

    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译者把一部作品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其译语可以是浅陋的,带着浓重的翻译腔,读来佶屈聱牙,也可以是优美的、亲切的母语中带着淡淡的异国情调,像扑面的晨风给人以清新的愉悦。关键在于译者是否具有科学的翻译观和相当的艺术表现力。许渊冲先生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发现汉语与英、法等西方语言在修辞和审美效果上具有各自的优势,提出扬长避短、发挥译语优势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势竞赛论”,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模式。我们从许渊冲先生“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理论模式中借用一个“优”字,来把握译语的异化过程,避免译语浅化,争取译语的优化。

    译语优化的过程,是译者在原作句子结构的束缚之下,因难见巧,在信与美、神与形、化与讹的对立中寻求和谐的过程。译者努力消除两种语言之间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可能露出的生硬牵强的痕迹,使译语的生成尽可能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优化不是归化,而是异化,是适度的异化,或者叫做“美的”异化。

    优化的对面是浅化,或者称为囫囵吞枣的异化。浅化往往是被动的译者所为。译者在翻译中缺乏创造性,俯首甘为原作者的奴仆,亦步亦趋地跟在原作后面爬行。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晰:

    Then there were sighs, the deeper for suppression

    And stolen glances sweeter for the theft,

    And burning blushes, though for no transgression.

    译文1: 何况还叹息,越压抑越深,

    还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还有莫名其妙的火热会脸红。 (穆旦译)

    译文2: 叹息越压抑越沉痛,

    秋波越暗送越甜蜜,

    不犯清规也会脸红。 (许渊冲译)

    同是译语,译文1的浅化显而易见。译者只是用汉语的词语传达了原语的浅表意义,并且译者缺少创新意识。这样翻译只能造成译语的浅化。而译文2的译者显然有整体和谐观念,在译语的文化语境里把握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发挥汉语的优势,追求“和而不同”的审美效果。译语在译者的艺术再创造中得到优化。

    优化是一种再创造。而经过译者再创造的译文往往给人以“不忠实”的感觉。这就出现了译语对原语超越的问题(这也是翻译理论深层次的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指出,“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也。”优化的译语,与原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审美形态上超然于原语之上,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失真,实质上是真与美的统一,达到了较高层次的优化。著名旅美翻译家思果(蔡濯堂,Frederic. C Tsai)在阐述他的“信达贴”原则时曾举以下例句,也可以说明译语异化的层次。张教授与李教授两位老先生约好时间在一家餐馆会面,临走时张教授说了一句:

    “Well, I’ll be there…”

    译文1:“好了,我会在那里。”

    译文2:“好了,到时我在那里等你。”

    译文3:“就这么说吧,我到时在那里恭候。”

    从以上三种译文可以看出,译语发生了不同层次的异化。译文1是典型的忠实译文,字当句对,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懈可击,但从审美效果来看,只是浅化的译文。译文2明白晓畅,是等化的译文。译文3同原文拉开了一定距离,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忠实,实际上达到了信达贴的效果,显然是译语的优化。

    以上译例说明,译作与原文之间,不是简单的忠实与不忠实的关系,而是一种整体的和谐关系。“和”包含着译者的忠实的态度,也包含着适度的优美的“异”。“异”就是译者的创新。译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表现原作者的原意,译语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化。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具有不确定性。诗无达诂,字无定诠。西方人说,词无定义,义由人生 (words do not have meanings, people have meanings for words),译文里加入了译者的理解和再创造,译语只能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融通和对抗中寻求和谐。译语的表达既带有译者的主观情绪,也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色彩。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译语的异化是普遍存在于译本中的语言行为和文化现象。我们研究译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澄清“信”与“美”、“同”与“异”的关系问题,以便在此基础上革新翻译观念。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忠实”,在一些当代学者的解读中被误解了,以为“忠实”可以代替一切。其实,忠实仅仅是再创造的基础,忠实的译文并不等于完美的译文。“忠实”是译者的态度,或者是一种愿望。翻译和创作一样,不但需要态度和愿望,更重要的是需要审美力和创造力。我们认为,翻译作为文学文本生成的一种形式,不是对原作的刻意模仿或严格再现,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甚或有意识的)变形和异化。富有创造能力的译者,应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超越的气势,同原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创造美的译文。





    9   《呼啸山庄》人物关系结构





    呼啸山庄》人物关系结构

    Title:
    Catherine's dilemma between love and marriage in Wuthering Heights
    ——The Psychoanalysis of love triangle relationship with Freud’s theory of personality

    Abstract:
    Wuthering Heights tells a story of superhuman love and revenge enacted on the English moors. In this thesis, an attempt is made to analyze the love triangle relationship which leads to Catherine's dilemma between love and marriage in Wuthering Heights by virtue of Freud’s theory of personality.

    Key words:
    Wuthering Heights   Freud’s theory of personality   love triangle relationship

    In Catherine's heart she knows what is right, but chooses what is wrong. It is her wrong decision that pushes her into the inextricable [LunWenJia.Com]dilemma between her love and marriage; it is her wrong choice that plunges the two families into chaos. In the mind, she is truly out of her way.

    According to Sigmund Freud(1856—1939), the structure of the mind or personality consists three portions: the id, the ego, and the superego.“The id, which is the reservoir of biological impulses, constitutes the entire personality of the infant at birth. Its principle of operation, to guard the person from painful tension, is terme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evitable frustrations of the id, together with what the child learns from his encounters with external reality, generate the ego, which is essentially a mechanism to minimize frustrations of the biological drives in the long run. It operates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principle … [LunWenNet.Com]The superego comprises the conscience, a partly conscious system of introjected moral inhibitions, and the ego-ideal, the source of the individual's standards for his own behavior. Like external reality, from which it derives, the superego often presents obstacles to the satisfaction of biological drives.”“In the mentally healthy person, these three systems form a unified and harmon
    ious organization. Conversely, when the three systems of personality are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 the person is said to be maladjusted.” Here Catherine's tragic psychological process may be well illustrated by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I cannot express it; but surely you and everybody have a notion that there is, or should be, an existence of yours beyond you. What were the use of my creation, if I were entirely contained here?” Catherine's strange words reflect that the intelligent Emily Bronte had been earlier pondering over a same question in her work. What on earth is“the existence of Catherine's beyond Catherine”?

    Here we may believe that Heathcliff stands for Catherine's instinctual nature and the strongest desire—her “id” in the depths of her soul; Edgar, her ideal “superego”, represents another part of her personality: the well-bred gracefulness and the superiority of a wealthy family; and she, herself is the “ego” tortured by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the disharmonious situation.

    In the light of Freud's theory of personality, “the superego is the representation i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ideals of society as they are handed down from parents to children.”  Catherine's choice of Edgar as her husband is to satisfy her ideal “superego” to get wealth and high social position, which are the symbol of her class, on the basis of the education by her family and reality from her early childhood. She is a Miss of a noble family with a long history of about three hundred years. Only the marriage well-matched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could be a satisfaction for all: her family, the society and even her practical self. “It would degrade me to many Heathcliff now ... if Heathcliff and I married, we should be beggars?” This is her actual worry for her future. Catherine yields to the pressure from her brother, and alike, in truth, she is yielding to the moral rules of society, without the approval and identification of which, she could not live a better life or even exist i
    n it at all.

    However, Catherine underestimates what her other more intrinsic self would have effect on her. The most remarkable claim by Catherine herself may be the best convincing evidence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roles of Heathcliff and Edgar—her “id” and her “superego”:

    “My great miseries in this world have been Heathcliff's miseries, and I watched and felt each from the beginning: my great thought in living is himself. If all else perished, and he remained, I should still continue to be; and if all else perished, and he was annihilated, the universe would turn to a mighty stranger: I should not seem a part of it. My love for Linton is like foliage in the woods: time will change it. I'm well aware, as winter changes the trees. My love for Heathcliff resembles the eternal rocks beneath: a source of little visible delight, but necessary. Nelly, I'm Heathcliff! He's always, always in my mind: not as a pleasure and more than I am always a pleasure to me, but as my own being. So don't talk of our separation again: it is impracticable.”

    It was a happy thought to make her love the kind, wealthy, weak, elegant Edgar, yet in submission to her superego to oppose against her id, she would fall into a loss of the self. Since the id is the most primitive basis of personality, and the ego is formed out of the id, Catherine's life depends wholly on Heathcliff, as the whole connotation and truth of her life in the cosmic world, for its existence and further more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her existence. Heathcliff is the most necessary part of her being. She marries Edgar, but Heathcliff still clutches her soul in his passionate embrace. Although she is a bit ashamed of her early playmate, she loves him with a passionate abandonment that sets culture, education, the world at defiance. Catherine's wrong choice for marriage violates her inner desires. The choice is a victory for self-indulgence—a sacrifice of  primary to secondary things. And she pays for it.

    On one hand, Catherine doesn't find the heavenly happiness she was longing for. Though as a girl “full of ambition”and “to be the greatest woman of the neighborhood” would be her pride, the enviable marriage could only flatter her vanity for a second. After her marriage, the comfortable and peaceful life in the Grange was just a monotonous and lifeless confinement of her soul. She feels chocked by the artificial and unnatural conditions in the closed Thrushcross Grange— a world in which the mind has hardened and become unalterable.“If I were in heaven, Nelly, I should be extremely miserable. ” Catherine eventually knows that the Lintons' heaven is not her ideal heaven. She and Heathcliff really possess their common heaven. Just as Catherine says,“Whatever our souls are made of, his and mine are the same; and Linton's is as different as a moonbeam from lightning, or frost from fire.”

    Catherine doesn't want to live in the Lintons' heaven; on the other hand, she has lost her own paradise that she ever had with Heathcliff on the bare hard moor in their childhood. The deepest bent of her nature announces her destiny—a wanderer between the two worlds. When she is alive, she occupies a position midway between the two. She belongs in a sense to both and is constantly drawn first in Heathcliff's direction, then in Edgar's, and then in Heathcliff's again and at last she loses herself completely. Her childish illusion to use her husband's money to aid Heatllcliff to rise out of her brother's power has vanished in thin air. And her constant struggle to reconcile two irreconcilable ways of life is in vain too, which only caused more disorder in the two worlds and in herself as well.

    In Freudian principles, should the ego continually fail in its task of satisfying the demands of the id, these three factors together—the painful repression of the id's instinctual desires, the guilt conscience of revolt against the superego's wishes, and the frustration of failure in finding outlets in the external world- would contribute to ever-increasing anxiety. The anxiety piles up and finally overwhelms the person. When this happens, the person is said to leave hallucinatory wish-fulfillment, then a nervous radical breakdown, and in the end may finish the person off. Catherine is destroyed into psychic fragmentation by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 two. At the height of her Edgan-Heathcliff torment, Catherine lies delirious on the floor at the Grange. She dreams that she is back in her own old bed at Wuthering Heights “enclosed in the oak-paneled bed at home, and my heart ached with some great grief…my misery arose from the separation that Hindley had ordered between me and Heathcliff.”Still dreaming, she t
    ries to push back the panels of the oak bed, only to find herself touching the table and the carpet at the Grange:“My late anguish was swallowed in a paroxysm of despair. I cannot say why I was so wildly wretched ... and my all in all, as Heathcliff was at that time, and been converted at a stroke into Mrs. Linton...the wife of a stranger: an exile, and outcast.” She attempts to forget the lengthy days of years of life without her soul even in her temporary derangement.“Most strangely, the whole last seven years of my life grew a blank! I did not recall that they had been at all.” Her mental and physical decay rapidly leads to the body's mortal end. She dies and seems to have none into perfect peace.

    But even after her death, she is still a wandering ghost. In Chapter 3, Lockwood, the lodger in Catherine's oak-paneled bed at Wuthering Heights dreams about the little wailing ghost:

    “The intense horror of nightmare came over me: I tried to draw back my arm, but the hand clung to it, and a most melancholy voice sobbed, ‘Let me in-Let me in’.‘ Who are you?’…‘Catherine Linton’, it replied, shiveringly…‘I'm come home: I'd lost my way on the moor!’…Terror made me cruel; and finding it useless to attempt shaking the creature off, I pulled its wrist on to the broken pane, and rubbed it to and fro till then blood ran down and soaked the bedclothes: still it wailed, ‘Let me in!’…it is twenty years, twenty years. I've been a waif for twenty years!”

    Catherine aspires to be back in her heaven even being a spirit. But leer self-deceptive decision has made her fall from her and Heathcliff's heaven full of demonic love and her never docile or submissive nature has drawn her out of her and Edgar's heaven filled with civilized emptiness in the meantime. She pushes herself into her tragedy, the endless dilemma between her love and marriage, which won't end up with her death.

    Bibliography:
    1.Bronte Emily,Wuthering Height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Freud Sigmund,Interpretation of Dream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3.Travis Trysh,Heathcliff and Cathy,the Dysfunctional Couple,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Washington,2001
    4.Steinitz Rebecca,Diaries and Displacement in Wuthering Heights,Studies in the Novel,Denton,2000
    5.方平译,《呼啸山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6.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8.陆扬,《精神分析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9.扬静远译,《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10 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人性”与“神性”的抗争
    [摘要]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在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压制下,爱情每每带有悲剧色彩。在西方文学作品关于神职人员的爱情的描写中,便有了“人性”与“神性”的抗争。本文试从三部作品诠释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
    [关键词]  爱情;人性;神性;抗争;悲剧
      爱情,永远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爱情与“谈爱色变”的禁欲主义一直在作着努力的抗争,即“人性”与“神性”的抗争。尽管这种碰撞都带有悲剧色彩。本文试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中笼罩在宗教统治下的爱情悲剧。

    一、扭曲、变态的爱情———人性悲剧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作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1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克洛德作为社会的一员,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念念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
          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人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消灭集中表现在他本身处境中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但是带着十字架的副主教既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觉悟。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他极力把这双重的憎恨搅合在一起,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于是在他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处在“人性”与“神性”双重压迫下的克洛德,最终也在自己布下的宗教网中毁灭了。雨果曾宣称:“人是生来善良、纯洁、公正和诚实的,如果他的心变得冰冷,那是因为有人熄灭了他的火焰……”正是教会势力的“非人性”,才决定了克洛德的畸形可怕爱情观,才有了他为人性而丧失人性的追求。


    二、内疚、自责的爱情———处境悲剧
         与克洛德的悲剧不同的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中则描写了海丝特·白兰与神职人员亚瑟·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可谓处境艰难,举步维艰。作品以严酷的清教政权统治下的北美洲殖民地时期为背景,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由于犯了通奸罪,坚决不交待同犯,被清教徒政权关进监狱,终生戴上耻辱的红A字示众(A字是英语通奸Adultely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作为劝诫世人的活标本,受到人们的鄙视和摒弃。海丝特是年青、美貌的女郎,却嫁了一个年纪衰老、体态畸形的丈夫,她感受不到爱情,在她丈夫失踪以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闯进她孤独的生活,她爱上了牧师。追求纯真的爱情,渴望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活的女人的生活权利和合理要求,可是,她却遭到清教政权的惩罚,终生戴着红字示众。丁梅斯代尔是一个博学多识,前途无量的教师,很早地就立下了献身宗教的志向。但是,清苦的教会生活,呆板的教条,虽然一时禁锢了丁梅斯代尔这样虔诚教徒的内心,但一看见“身体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乌黑丰茂的头发那么光泽,闪耀出阳光的颜色,她的面孔,除去润泽的肤色与端正美丽的五官之外,还有清秀的眉宇和深黑的眼睛”的海丝特时,他的“人性”就复活了,并且最终战胜了“神性”,与海丝特发生了关系,但是,宗教精神象雅片一样毒害着他的心灵,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早已扼杀了他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他把自己与海丝特的爱情关系看成是“冒犯了一条神圣的法律”。他把自看成一个罪人,应该受到惩罚,但又不敢公开承担自己的罪责。他既害怕和海丝特一起戴红字示众,又怕上帝不饶恕他。为了悔罪,他在密室中用血淋淋的鞭子抽打自己,不断折磨自己,他的良心丝毫得不到安宁,“可怜的牧师一面受着肉体疾病的痛苦,一面受着灵魂极度烦恼的折磨,同时又听凭他的死对头任意摆布”。“而在这时,他在他的神圣职务上,却获得了灿烂的声誉”,更使他陷入无边痛苦深渊之中,他几乎丧失了理智,他的精神一直处在罪恶的痛苦和徒然的悔恨之中,心灵备受折磨,终于心力交瘁,成了宗教毒害的牺牲品。

    透过这两个人物的处境,让我们看到了两颗破碎的心灵怎样在痛苦中呻吟,在绝望中挣扎,丁梅斯代尔在自己的头顶的一片天空上,又掀起了他自己无法平息的风暴,海丝特内心的迷惘、猜疑和疯狂则也搅暗了她自己头顶的天空,内心世界处境和外部环境的处境的艰难,注定了他们悲剧的结局。
    三、执着、偷猎的爱情———结局悲剧
          正如黑格尔说:“情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具有原始本能的特性,情欲是能动的,躁动不安的,本质上讲是不安于现状的。”1977年,澳大利亚女作家科林·麦考洛在美国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荆棘鸟》,这篇小说一经出世即引起轰动,被誉为一部“澳大利亚的《飘》”。男主人公拉尔夫同样无法摆脱禁欲主义的束缚,但作为一个情感丰富的男人,他不能灭绝情欲,不能不爱梅吉,他的灵魂长期处于“神性”与“人性”的尖锐对立之中,他曾想“既不作一个男人,也不作一个教士,只作一个兼存二者的人。”同丁梅斯代尔一样,他也无法摆脱强烈的权利欲望和爱情需求,当富翁玛丽·卡森死后,把财产留给了罗马天主教会,其条件是“教会必须赏识拉尔夫神父的价值和才干”时,在他身上展开了上帝与情欲、权力与爱情的激烈搏斗,占有他整个身心的是“神性”与“人性”的厮杀,对他来说,两方面都是无法割舍的,放弃任何一方都是痛苦或毁灭……最终,“神性”战胜了“人性”,他摒弃了梅吉,虽然他爱她。在小说中,梅吉的形象最富魅力最激动人心之处,是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与海丝特·白兰一样,爱情给她带来太多的痛苦,但她仍然爱得执着,她说过:“我生来就是为他的,只为他”,她苦苦思念,久久等待。从青春妙龄到白发苍苍,痴情不改,无怨无悔。为此,她无畏地闯入宗教禁区,与上帝争夺拉尔夫。值得一提的是,与前面两例爱情不同的是,拉尔夫与梅吉毕竟有过刻铭心的两天。深秋的麦特带克岛是旅游的淡季,在友人的帮助下,拉尔夫来看望在这里独自休养身心的梅吉,这时候的拉尔夫为了保持灵魂完美而进行的令人苦恼的斗争、意志对愿望的长期压抑,全都不要了,一辈子的努力在倾刻间冰消瓦解,于是在这20世纪的伊甸园中,亚当偷吃了禁果,结果则是他否定了上帝,他认为“上帝不过是一个骗局,一个幽灵,一个小丑。”两天的欢愉也使梅吉“从上帝那里偷到了拉尔夫”,尽管天主教会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上帝是那么的威严神圣,她却以傲然的力量与之抗争,并从心底喊出“我能战胜上帝!”
         《荆棘岛》之所以引起轰动,还在于其“人性”与“神性”冲突的最终结局上,尽管梅吉从上帝那里偷到了拉尔夫———有了他的孩子,但作家最后还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坏了给读者看,那就是戴恩的死。梅吉一直瞒着拉尔夫有了两个人的结晶———戴恩,戴恩长大后,无比优秀,出于对拉尔失的崇拜,也要献身于上帝,作一个教士,梅吉答应了儿子,并给拉尔夫写信要他照顾他,“我偷来什么,就归还什么”。戴恩在神学院毕业后,在希腊由于救两个溺水的女孩而丧身。梅吉来到罗马要拉尔夫想办法运回戴恩的尸体,并告诉了拉尔夫:戴恩是他的儿子,拉尔夫失声痛哭,“从椅子上向前跌落在地上。”失掉了情人,又失掉了儿子,他感到出卖了自己,他为上帝付出了高昂的精神代价,到头来一无所有,埋葬儿子后,极度的痛苦使他麻木了,他倒在梅吉的怀里,喊着:“梅吉,梅吉……”合上双眼而死去。宗教以禁欲主义为工具,残害了法国中世纪的克洛德,又钳制了19世纪美国殖民地上的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在20世纪同样践踏了澳大利亚土地上的梅吉与拉尔夫。
          《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三篇小说都写到了神职人员的爱情,写出了“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其中一个重在写追求“人性”的过程中对“人性”的扭曲,一个写内心处境与外在处境的抗争中的毁灭,另一个则写险些抗争胜利后结局的失败,但在充满悲剧的追求中所表现的无所顾忌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必然令人振奋,使人的形象变得崇高伟大起来,从而赋予了宗教下的爱情悲剧美的内涵。这正是我要写作这篇文章的主旨所在。




    12     DICKINSONS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DICKINSONS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Abstract:Analyzes the poem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by Emily Dickinson. The use of remembered images of the past to clarify infinite conception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the known and the unknown; The viewpoint of eternity;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omprehensible; The stages of existence.


    DICKINSON'S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In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J712), Emily Dickinson uses remembered images of the past to clarify infinite conception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the known and the unknown.[1] By viewing this relationship holistically and hierarchically ordering the stages of life to include death and eternity, Dickinson suggests the interconnected and mutually determined nature of the finite and infinite.[2]
    From the viewpoint of eternity, the speaker recalls experiences that happened on earth centuries ago. In her recollection, she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eternal world by its relationship to temporal standards, as she states that "Centuries" (21) in eternity are "shorter than the [earthly] day" (22). Likewise, by anthropomorphizing Death as a kind and civil gentleman, the speaker particularizes Death's characteristics with favorable connotations. [3] Similarly, the finite and infinite are amalgamated in the fourth stanza:
    The Dews drew quivering and chill-- For only Gossamer, my Gown--My Tippett--only Tulle--(14-16)
    In these lines the speaker's temporal existence, which allows her to quiver as she is chilled by the "Dew," merges with the spiritual universe, as the speaker is attired in a "Gown" and cape or "Tippet," made respectively of "Gossamer," a cobweb, and "Tulle," a kind of thin, open net-temporal coverings that suggest transparent, spiritual qualities.
    Understanding the incomprehensible often depends on an appreciation of the progression of the stages of existence. By recalling specific stages of life on earth, the speaker not only settles her temporal past but also views these happenings from a higher awareness, both 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 In a literal sense, for example, as the carriage gains altitude to make its heavenly approach, a house seems as "A Swelling of the Ground" (18). Figuratively the poem may symbolize the three stages of lif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9) may represent childhood; "Fields of Gazing Grain" (11), maturity; and "Setting Sun" (12) old age. Viewing the progression of these stages-life, to death, to eternity-as a continuum invests these isolated, often incomprehensible events with meaning.[4] From her eternal perspective, the speaker comprehends that life, like the "Horses Heads" (23), leads "toward Eternity" (24).[5]
    Through her boundless amalgamation and progressive ordering of the temporal world with the spiritual universe, Dickinson dialectically shapes meaning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life, allowing the reader momentarily to glimpse a universe in which the seemingly distinct and discontinuous stages of existence are holistically implicated and purposed.
    NOTES
    [1.] Others who have written on Emily Dickinson's responses to death include Ruth Miller (The Poetry of Emily Dickinson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 P, 1968]); Robert Weisbuch Emily Dickinson's Poetry [Chicago, 111.: U of Chicago P, 1975]); Carol Anne Taylor ("Kierkegaard and the Ironic Voices of Emily Dickinson ,"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 Philology 77 [1978]: 569-81); Charles Anderson ( Emily Dickinson's Poetry: Stairway of Surprise [New York: Holt, Reinhart, 1960]); Sharon Cameron (Lyric Tim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 P, 1979]); Brita Lindberg-Seyersted (The Voice of the Poet: Aspects of Style in the Poetry of Emily Dickinson [Cambridge: Harvard U P, 1968]).  
    2.]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spects of this argument rests in part on the philosophies of such men as Immanuel Kant, who represents the notion of the boundary of human experience as a belt of mediation: "The sensuous world is nothing but a chain of appearances connected according to universal laws; it has therefore no subsistence by itself; it is not the thing in itself and consequently must point to that which contains the basis of this experience, to beings which cannot be cognised merely as phenomena, but as things in themselves"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rans. and ed. Paul Carus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02] 124).
    [3.] In The Long Shadow, Clark Griffith grounds this poem in secular traditions, as he points out that Death's stopping for the Lady-Poet reflects a "tradi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courtly love' " (129), an interpretation which allows the reader to evaluate "Death as either kind or malevolent" (130) and "Eternity" (131) as a "pleasant" place or realm of "nothingness" (132).
    [4.] In The Rhetoric of American Roma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 P 1984), Evan Carton says, "To approach God, for Dickinson, is generally to shape a more satisfying . . .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elf and the universe . . ." (270).
    [5.] Jane D. Eberwein, in Dickinson: Strategies of Limitation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85). argues that Death does not "launch the persona of this poem into another world" but rather leaves the persona in a "House"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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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


    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
    摘要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 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 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 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专长及时间,在此仅以英美文学研究为限,着重在文学与计算机科技间的挂勾与纠葛。
    二、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技的萌芽期: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 。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三、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发展: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图书馆员James 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书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中,F.W. Lancaster勾画出电子图书馆的模型。而后二十年的网络发展,更让图书馆走入历史,走入网络。现今网络服务已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而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取得方式也跟着改变。透过远程的期刊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学者可以轻易取得所修数据不必远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论图书馆是否经营更加有效率,这种取得信息的方法,势必改变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习惯。此方面的主要的影响有二:一是电子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阅读可否取代文本阅读。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 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 (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 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 Miall 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
    The availability of academic discourse at all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 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1412)
         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传统的文本以纸本印制为主,讲求的是书中的文字张力;而超文本,除了加入不同的呈现媒体外(如图像、声音等),更是以所谓的超级链接(hypterlinks)当成其阅读途径,超文本阅读认为其阅读行为突破传统的线性阅读,采取跳跃或是断裂的阅读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阅读空间。当超文本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文本的概念被打散了。任何媒体所呈现的讯息都可以成为文本,也呼应了自Roland Barthes以来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学者对文本的颠覆与诠释。网络的文本颠覆确实丰富了文本研究的空间,也让英美文学研究者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研究文学与电影改编、文学与电玩、文学与图像、文学与多媒体的互动等。从作品(work),到文本(text),而后进入所谓的discourse,也正点出英美文学研究的重心移转。

    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 non-European countries, 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forms of rhetorical 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 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 (页7)。当为教育学者,
    ... we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 (12).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 studies is a 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 (260). 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 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 ethnography, popular music, and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literature,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261). 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
    had a strong 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 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aesthetic values.
         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

    (四)Cyberspace的主题研究
         
    延续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内涵,文学研究在网络世界里,利用理论的建构,开始进入网络文化的研究领域里。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网络文化中,共有三股力量,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及文学研究者,这些学者各以其专长及训练,进入虚拟的社群中寻找自己的主体性。而文学研究者,在网络文化中,发现网络之跨国界、跨性别、跨地域、跨阶级、跨现实等特性,着重在文化议题上的主题研究,最典型的主题与方式,就是以网络世界为文学文本,讨论其族群、主体、性别、阶级、情欲或性文化、或是(反)全球化等议题。Lisa Nakamura于2002年所出版的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尽管网络的文化研究正延续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Shakespeare的美学研究是否已丧失了其文学研究市场或是价值?这些问题在文学研究与其它学科整合时,更加凸显。

    (五)跨学科整合(文学与社会科学)
         
    文学与科技结合的研究,从早期的意识型态的对立,到役使计算机软件成为文学处理或是文学计算的工具,到现今以网络为数据的来源或是以网络当成研究的主题,俨然将文学研究带入与其它学科接触的场景中。在网络时代及文化研究中,更是如此。社会学、历史研究、传播理论、甚至于程序撰写的架构都可以是网络文化或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研究的主题性在哪?亦或是主体性的省思,反而限制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或者一开始便没有文学研究,所有的研究,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一种学科整合研究。其实这种学科整合是非常古典的,从希腊开始,学问的分类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经济,都是和在一起讨论的。我们阅读Matthew Arnold的散文,也要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纳入考量,读Jane Austen的小说,对于当时的婚姻与财产法,也会有相当程度的讨论。文学与其它学门的分割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大学设立科系开始,各学科的研究者占据其学科领域,开始划地为王。

    网络时代的来临,其实看到文学研究回归古典操作的契机。文学研究是多重研究的一环,应该与各项学科建立互动的关系,或是整合成其主要的焦点。下一波的文学研究将一方面导入世界文学的面向,纳入不同媒体的运作,也将发觉文学研究的位移(dislocation),就诚如我们今天在这场文学与信息科技会议中所见的多元面貌。


    四、结语:前景与盲点

    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传统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丧失了其正当性,文本与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验批评者的美学观,到底有无所谓的文学价值(values)或是文学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同时挑战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学研究,而是一种外缘研究,文学本身是否在这种外缘研究中,受到重视呢?还是被边缘化了?虚空间的跨时间与空间研究,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主体认同等主体,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网络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学研究、主题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主战场;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对于建立论述权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沈迷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类化及术语中,也同时忽略了文学中的异质性、主观性(或感性与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处。
         总之,拥抱科技或置身网络,如果是文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宿命,如何短暂的脱离与批判,也正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务。让我们与科技共生,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诚如〈骇客任务〉中的Neon一样,”进入虚拟、掌控虚拟,回到现实、体验原始。”

    引用书目

    Martin, Biddy. “Introduction: 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 PMLA 112 (1997): 7-25.
    Miall, David S. “The Library versus the Internet: Literary Studies under Siege?” PMLA 116 (2001): 1405-1414.
    Miller, J. Hillis. “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 Diacritics 31 (2001): 57-68.
    Nakamura, Lisa.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f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otter, Rosanne 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 Retrospective on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66-1990.”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5 (1991): 401-29.
    陈超明。〈文学与科技的交锋──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国科会科技与人文论坛。台北: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华民国八十六(1997)年七月十五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http://www.nsc.gov.tw/scripts/
    陈超明。〈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政大研究通讯》1 (1993): 135-40.

    09-10-11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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