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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书法批判

当代中国书法批判
10-01-28  匿名提问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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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遍啊一千遍

    "  在当代欲望话语的喧嚣中,中国书法成为了一种最具意义缺失和价值漂移的技术符号。本来是一种古老文化的副产品,但在这个功利丛林横生和物化漫卷的时代,书法又符合了这种时代的负面要求,象破壳的蝴蝶冲出了沉潜在文本背后的功利挣扎,在时尚的舞台上开始了自己的炫技性表演。本来是一种处于边际效果的文化花边,也开始了抛弃价值与核心的谦卑,不惜以浓妆艳抹的身份在各种商业气浪中进行自我扭曲的、象“芙蓉姐姐”一样的舞蹈。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误读和价值偏离与思想的贫困合谋,以更加无知者无畏的姿态制造着虚空的语言暴力,新世纪之初更是形成了大众性文化的独特风暴。于是丹尼尔·贝尔感伤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文化言路断裂的时代”。而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是什么阻塞了思想的创造和飞翔,看一看书法技术的自我欢腾与全息式蔓延,除了书法还有什么使我们时代的文化风标如此扭曲,而书法正以一种新的商业规则实现着自身的即时性价值。

      一个连自身工具性价值也放弃的艺术形式,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口,它能否承袭传统的文化之脉,能否在秩序与和谐中重构“中华民族的美学基础”(林语堂谈书法),和“代替音乐成为一种表达”(宗白华谈书法),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思想觉悟者的质疑。书法正在它从未有过的喧闹中挖掘自己的坟墓,假若毕加索在世,他面对当今的浮躁之风绝不会再说:“假如我生在中国,一定是个书法家,而不是一个画家”这样的令中国书者激动不已的赞词。他肯定会说,书法,这全民性的技术膨胀,真是一种文化的罪过,是一种文化的误会。

      一、文化的误会

      有书者认为,书法是一种艺术的语言,是生命运动的感悟,是超越表象模拟而直抵心情的抒情达意的形式,或者认为是民族文化中一帜特殊的艺术形态。欧阳中石也认为“书法是中庸精神的最高产物”,连梁启超这样的学问大家也认为“一切图画中以写字为最高”,一生沉迷国粹的辜鸿铭甚至认为“毛笔代表中国人的理智。”这些对于书法的吹捧一是由于自身就是书者,有着极深的文化情结,可以不足信矣!另一方面,语话本身都有当时的语境条件,我们当今的书法家且不应以有这么多对书法的的恭维,而认为书法是文化的先锋,或书法就是文明的砥柱。

      其实,拨开种种的语言迷雾,书法远没有那么神秘,也更不是多么神圣的高深艺术,它只是一种工具性熟练使用的偶然结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文化的方向性误会。从殷墟甲骨,三代吉金,到西北汉简,晋唐经卷,宋、明尺牍,还是紫台宫阙,文人馆阁,或者民间嫁娶,节庆商贾,或者马嘶战书,金戈捷报,还是古刹萧村,蛮童启蒙,可以说只要涉及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符号,都要进行书写,而书写的目的和结果是表达和交流。不论是王羲之、颜鲁公、苏东坡、米元章,还是吴昌硕、于佑仁、毛泽东和齐白石,或者是邓石如和鲁迅,他们似乎都是把书写作为表达自己的一种工具和过程,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写字仅仅是完成目的表达的无奈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最终目的和结果。但由于他们胸中的广阔天地和纵横江山,使笔下的文字符号达到了被他人认为的一种艺术化效果,这本不是艺术的专门追求,而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孙过庭)。本来“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波鸟迹,以定文章”

      其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个展的喧闹和个人专集的印制。在这些表面繁荣掩盖之下的便是真正创造精神的缺失和个体独立的消解,由于个体功利在强大的利益牵动之下做出的身体转向,是一种更加可怕的艺术价值的颠覆。任何艺术的感悟和冲击靠的不是急于上阵的轻浮,而是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内功,所有急功近利的自我展示只能是将低劣的文字游戏给读者造成了强暴,最终由于自身的努力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但这似乎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清醒的。一种放弃了精神的终极追求,进行非文化主义的自我残杀行动甚嚣尘上,于是为了吸引关注,不惜利用商业主义规则各显其能。一夜之间各种怪书、脚书、口书、头书、大书、小书等成了街头杂耍,只要有人喝彩,即便倒立书写也成了一种追求。这种对于艺术的致命摧残完全是书者功利化倾向所致,一个本已精英化的艺术品种,目前正以一种低俗的献媚出现在大众的把玩之中,真不知这是艺术的裂变还是艺术的悲哀。可以说这是典型的物化时代狂躁综合症,也是胸无点墨、涵养亏空的表现,把一种严肃的高雅艺术混同于市井之擂,暴露了当代书者没有精神傲骨的普遍倾向,在新的价值冲突中无法固守自己的本真,这本身已与艺术的真髓无缘。

      另外,一些所谓专业书者在商业气浪的影响下,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在自吹自擂中明码标价。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万丈豪情,也有书为能知者留的文人情怀,不知从何时起,所谓的专业书家们把自己的作品完全混同于了商品。一种真正的艺术品是无法用金钱的尺度来衡量的,反之如能用金钱度量的作品不知还是不是艺术,如此把艺术物化成明码标价的商品,使人们再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认识着书者。人类的先哲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义务教育青年,并“有教无类”,为历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不朽的典范,使历代知识分子注重个人的修养、德行,而崇尚一种简单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与物质世界拉开距离的,只有在拉开距离后才能更好地审视这个充满矛盾的物质世界,而任何真正的艺术家又是对抗物欲横流的,只有如此,他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的爱戴,才能使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区别开来。

      但是,我们目前的书者,不知是完全出于功利之心,还是出于艺术之外的目的,已经把这种文化、艺术符号作为了一种商业的附庸,或者是政治的玩偶,而一些作品又成了另一种潜规则之下的交易媒介。书法,无疑在昭示着自己的 尴尬境遇,因为一些书者在用书法和艺术之外的规则包装和成就着自己,这是对书法价值社会认同的又一次毁灭性打击,因为在对艺术价值的悖逆中,伪书者们创造了自己的物欲满足,然而也成为了使其远离艺术神圣的直接原因,这也便是功利者最终付出的代价,然而功利的时代也将付出历史空缺艺术的代价,这是历史的残酷,其实也是历史的公平。 (汉·崔瑗《草书势》)。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也明确认为“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看来古人还是比我们诚实的多,他们说的多明白,写字就是为了表达心中所想,就是交流,就是记录怕自己遗忘之事。事情的本然面目往往很是简单,可是我们许多人必须要把本来那么简单、明白的事弄得玄之又玄,根源之因是一种自我神秘化的目的。不管一个人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多么狂热,对其评价和赞赏都不能超过理性的合理边界,否则只能在失去理性的狂热中把它摔得粉碎。就象一个人不管多么喜欢他收藏的奇石,或者这种奇石多么罕见和绝伦,你也不能告诉别人你的石头每到十五的夜晚就会唱一首动情的歌。  
     在当代欲望话语的喧嚣中,中国书法成为了一种最具意义缺失和价值漂移的技术符号。本来是一种古老文化的副产品,但在这个功利丛林横生和物化漫卷的时代,书法又符合了这种时代的负面要求,象破壳的蝴蝶冲出了沉潜在文本背后的功利挣扎,在时尚的舞台上开始了自己的炫技性表演。本来是一种处于边际效果的文化花边,也开始了抛弃价值与核心的谦卑,不惜以浓妆艳抹的身份在各种商业气浪中进行自我扭曲的、象“芙蓉姐姐”一样的舞蹈。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误读和价值偏离与思想的贫困合谋,以更加无知者无畏的姿态制造着虚空的语言暴力,新世纪之初更是形成了大众性文化的独特风暴。于是丹尼尔·贝尔感伤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文化言路断裂的时代”。而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是什么阻塞了思想的创造和飞翔,看一看书法技术的自我欢腾与全息式蔓延,除了书法还有什么使我们时代的文化风标如此扭曲,而书法正以一种新的商业规则实现着自身的即时性价值。

      一个连自身工具性价值也放弃的艺术形式,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口,它能否承袭传统的文化之脉,能否在秩序与和谐中重构“中华民族的美学基础”(林语堂谈书法),和“代替音乐成为一种表达”(宗白华谈书法),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思想觉悟者的质疑。书法正在它从未有过的喧闹中挖掘自己的坟墓,假若毕加索在世,他面对当今的浮躁之风绝不会再说:“假如我生在中国,一定是个书法家,而不是一个画家”这样的令中国书者激动不已的赞词。他肯定会说,书法,这全民性的技术膨胀,真是一种文化的罪过,是一种文化的误会。

      一、文化的误会

      有书者认为,书法是一种艺术的语言,是生命运动的感悟,是超越表象模拟而直抵心情的抒情达意的形式,或者认为是民族文化中一帜特殊的艺术形态。欧阳中石也认为“书法是中庸精神的最高产物”,连梁启超这样的学问大家也认为“一切图画中以写字为最高”,一生沉迷国粹的辜鸿铭甚至认为“毛笔代表中国人的理智。”这些对于书法的吹捧一是由于自身就是书者,有着极深的文化情结,可以不足信矣!另一方面,语话本身都有当时的语境条件,我们当今的书法家且不应以有这么多对书法的的恭维,而认为书法是文化的先锋,或书法就是文明的砥柱。

      其实,拨开种种的语言迷雾,书法远没有那么神秘,也更不是多么神圣的高深艺术,它只是一种工具性熟练使用的偶然结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文化的方向性误会。从殷墟甲骨,三代吉金,到西北汉简,晋唐经卷,宋、明尺牍,还是紫台宫阙,文人馆阁,或者民间嫁娶,节庆商贾,或者马嘶战书,金戈捷报,还是古刹萧村,蛮童启蒙,可以说只要涉及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符号,都要进行书写,而书写的目的和结果是表达和交流。不论是王羲之、颜鲁公、苏东坡、米元章,还是吴昌硕、于佑仁、毛泽东和齐白石,或者是邓石如和鲁迅,他们似乎都是把书写作为表达自己的一种工具和过程,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写字仅仅是完成目的表达的无奈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最终目的和结果。但由于他们胸中的广阔天地和纵横江山,使笔下的文字符号达到了被他人认为的一种艺术化效果,这本不是艺术的专门追求,而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孙过庭)。本来“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波鸟迹,以定文章”

      其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个展的喧闹和个人专集的印制。在这些表面繁荣掩盖之下的便是真正创造精神的缺失和个体独立的消解,由于个体功利在强大的利益牵动之下做出的身体转向,是一种更加可怕的艺术价值的颠覆。任何艺术的感悟和冲击靠的不是急于上阵的轻浮,而是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内功,所有急功近利的自我展示只能是将低劣的文字游戏给读者造成了强暴,最终由于自身的努力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但这似乎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清醒的。一种放弃了精神的终极追求,进行非文化主义的自我残杀行动甚嚣尘上,于是为了吸引关注,不惜利用商业主义规则各显其能。一夜之间各种怪书、脚书、口书、头书、大书、小书等成了街头杂耍,只要有人喝彩,即便倒立书写也成了一种追求。这种对于艺术的致命摧残完全是书者功利化倾向所致,一个本已精英化的艺术品种,目前正以一种低俗的献媚出现在大众的把玩之中,真不知这是艺术的裂变还是艺术的悲哀。可以说这是典型的物化时代狂躁综合症,也是胸无点墨、涵养亏空的表现,把一种严肃的高雅艺术混同于市井之擂,暴露了当代书者没有精神傲骨的普遍倾向,在新的价值冲突中无法固守自己的本真,这本身已与艺术的真髓无缘。

      另外,一些所谓专业书者在商业气浪的影响下,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在自吹自擂中明码标价。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万丈豪情,也有书为能知者留的文人情怀,不知从何时起,所谓的专业书家们把自己的作品完全混同于了商品。一种真正的艺术品是无法用金钱的尺度来衡量的,反之如能用金钱度量的作品不知还是不是艺术,如此把艺术物化成明码标价的商品,使人们再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认识着书者。人类的先哲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义务教育青年,并“有教无类”,为历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不朽的典范,使历代知识分子注重个人的修养、德行,而崇尚一种简单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与物质世界拉开距离的,只有在拉开距离后才能更好地审视这个充满矛盾的物质世界,而任何真正的艺术家又是对抗物欲横流的,只有如此,他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的爱戴,才能使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区别开来。

      但是,我们目前的书者,不知是完全出于功利之心,还是出于艺术之外的目的,已经把这种文化、艺术符号作为了一种商业的附庸,或者是政治的玩偶,而一些作品又成了另一种潜规则之下的交易媒介。书法,无疑在昭示着自己的 尴尬境遇,因为一些书者在用书法和艺术之外的规则包装和成就着自己,这是对书法价值社会认同的又一次毁灭性打击,因为在对艺术价值的悖逆中,伪书者们创造了自己的物欲满足,然而也成为了使其远离艺术神圣的直接原因,这也便是功利者最终付出的代价,然而功利的时代也将付出历史空缺艺术的代价,这是历史的残酷,其实也是历史的公平。 (汉·崔瑗《草书势》)。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也明确认为“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看来古人还是比我们诚实的多,他们说的多明白,写字就是为了表达心中所想,就是交流,就是记录怕自己遗忘之事。事情的本然面目往往很是简单,可是我们许多人必须要把本来那么简单、明白的事弄得玄之又玄,根源之因是一种自我神秘化的目的。不管一个人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多么狂热,对其评价和赞赏都不能超过理性的合理边界,否则只能在失去理性的狂热中把它摔得粉碎。就象一个人不管多么喜欢他收藏的奇石,或者这种奇石多么罕见和绝伦,你也不能告诉别人你的石头每到十五的夜晚就会唱一首动情的歌。  
     在当代欲望话语的喧嚣中,中国书法成为了一种最具意义缺失和价值漂移的技术符号。本来是一种古老文化的副产品,但在这个功利丛林横生和物化漫卷的时代,书法又符合了这种时代的负面要求,象破壳的蝴蝶冲出了沉潜在文本背后的功利挣扎,在时尚的舞台上开始了自己的炫技性表演。本来是一种处于边际效果的文化花边,也开始了抛弃价值与核心的谦卑,不惜以浓妆艳抹的身份在各种商业气浪中进行自我扭曲的、象“芙蓉姐姐”一样的舞蹈。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误读和价值偏离与思想的贫困合谋,以更加无知者无畏的姿态制造着虚空的语言暴力,新世纪之初更是形成了大众性文化的独特风暴。于是丹尼尔·贝尔感伤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文化言路断裂的时代”。而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是什么阻塞了思想的创造和飞翔,看一看书法技术的自我欢腾与全息式蔓延,除了书法还有什么使我们时代的文化风标如此扭曲,而书法正以一种新的商业规则实现着自身的即时性价值。

      一个连自身工具性价值也放弃的艺术形式,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口,它能否承袭传统的文化之脉,能否在秩序与和谐中重构“中华民族的美学基础”(林语堂谈书法),和“代替音乐成为一种表达”(宗白华谈书法),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思想觉悟者的质疑。书法正在它从未有过的喧闹中挖掘自己的坟墓,假若毕加索在世,他面对当今的浮躁之风绝不会再说:“假如我生在中国,一定是个书法家,而不是一个画家”这样的令中国书者激动不已的赞词。他肯定会说,书法,这全民性的技术膨胀,真是一种文化的罪过,是一种文化的误会。

      一、文化的误会

      有书者认为,书法是一种艺术的语言,是生命运动的感悟,是超越表象模拟而直抵心情的抒情达意的形式,或者认为是民族文化中一帜特殊的艺术形态。欧阳中石也认为“书法是中庸精神的最高产物”,连梁启超这样的学问大家也认为“一切图画中以写字为最高”,一生沉迷国粹的辜鸿铭甚至认为“毛笔代表中国人的理智。”这些对于书法的吹捧一是由于自身就是书者,有着极深的文化情结,可以不足信矣!另一方面,语话本身都有当时的语境条件,我们当今的书法家且不应以有这么多对书法的的恭维,而认为书法是文化的先锋,或书法就是文明的砥柱。

      其实,拨开种种的语言迷雾,书法远没有那么神秘,也更不是多么神圣的高深艺术,它只是一种工具性熟练使用的偶然结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文化的方向性误会。从殷墟甲骨,三代吉金,到西北汉简,晋唐经卷,宋、明尺牍,还是紫台宫阙,文人馆阁,或者民间嫁娶,节庆商贾,或者马嘶战书,金戈捷报,还是古刹萧村,蛮童启蒙,可以说只要涉及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符号,都要进行书写,而书写的目的和结果是表达和交流。不论是王羲之、颜鲁公、苏东坡、米元章,还是吴昌硕、于佑仁、毛泽东和齐白石,或者是邓石如和鲁迅,他们似乎都是把书写作为表达自己的一种工具和过程,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写字仅仅是完成目的表达的无奈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最终目的和结果。但由于他们胸中的广阔天地和纵横江山,使笔下的文字符号达到了被他人认为的一种艺术化效果,这本不是艺术的专门追求,而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孙过庭)。本来“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波鸟迹,以定文章”

      其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个展的喧闹和个人专集的印制。在这些表面繁荣掩盖之下的便是真正创造精神的缺失和个体独立的消解,由于个体功利在强大的利益牵动之下做出的身体转向,是一种更加可怕的艺术价值的颠覆。任何艺术的感悟和冲击靠的不是急于上阵的轻浮,而是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内功,所有急功近利的自我展示只能是将低劣的文字游戏给读者造成了强暴,最终由于自身的努力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但这似乎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清醒的。一种放弃了精神的终极追求,进行非文化主义的自我残杀行动甚嚣尘上,于是为了吸引关注,不惜利用商业主义规则各显其能。一夜之间各种怪书、脚书、口书、头书、大书、小书等成了街头杂耍,只要有人喝彩,即便倒立书写也成了一种追求。这种对于艺术的致命摧残完全是书者功利化倾向所致,一个本已精英化的艺术品种,目前正以一种低俗的献媚出现在大众的把玩之中,真不知这是艺术的裂变还是艺术的悲哀。可以说这是典型的物化时代狂躁综合症,也是胸无点墨、涵养亏空的表现,把一种严肃的高雅艺术混同于市井之擂,暴露了当代书者没有精神傲骨的普遍倾向,在新的价值冲突中无法固守自己的本真,这本身已与艺术的真髓无缘。

      另外,一些所谓专业书者在商业气浪的影响下,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在自吹自擂中明码标价。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万丈豪情,也有书为能知者留的文人情怀,不知从何时起,所谓的专业书家们把自己的作品完全混同于了商品。一种真正的艺术品是无法用金钱的尺度来衡量的,反之如能用金钱度量的作品不知还是不是艺术,如此把艺术物化成明码标价的商品,使人们再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认识着书者。人类的先哲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义务教育青年,并“有教无类”,为历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不朽的典范,使历代知识分子注重个人的修养、德行,而崇尚一种简单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与物质世界拉开距离的,只有在拉开距离后才能更好地审视这个充满矛盾的物质世界,而任何真正的艺术家又是对抗物欲横流的,只有如此,他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的爱戴,才能使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区别开来。

      但是,我们目前的书者,不知是完全出于功利之心,还是出于艺术之外的目的,已经把这种文化、艺术符号作为了一种商业的附庸,或者是政治的玩偶,而一些作品又成了另一种潜规则之下的交易媒介。书法,无疑在昭示着自己的 尴尬境遇,因为一些书者在用书法和艺术之外的规则包装和成就着自己,这是对书法价值社会认同的又一次毁灭性打击,因为在对艺术价值的悖逆中,伪书者们创造了自己的物欲满足,然而也成为了使其远离艺术神圣的直接原因,这也便是功利者最终付出的代价,然而功利的时代也将付出历史空缺艺术的代价,这是历史的残酷,其实也是历史的公平。 (汉·崔瑗《草书势》)。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也明确认为“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看来古人还是比我们诚实的多,他们说的多明白,写字就是为了表达心中所想,就是交流,就是记录怕自己遗忘之事。事情的本然面目往往很是简单,可是我们许多人必须要把本来那么简单、明白的事弄得玄之又玄,根源之因是一种自我神秘化的目的。不管一个人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多么狂热,对其评价和赞赏都不能超过理性的合理边界,否则只能在失去理性的狂热中把它摔得粉碎。就象一个人不管多么喜欢他收藏的奇石,或者这种奇石多么罕见和绝伦,你也不能告诉别人你的石头每到十五的夜晚就会唱一首动情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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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09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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